第一篇：紅十字會信任危機探究

紅十字會信任危機探究

摘要

：信任危機這個詞近幾年頻繁出現，指一定社會或群體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不被人們所遵守，人與人之間缺乏一種道德的

聯系和約束，彼此都無法相信對方的真誠和忠誠，因此不敢委以對方以重任的現象（來源：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辭典）。目前大

眾對紅十字會的信任程度達到了最低點，本文寫作目的是要通過對案例事件的分析以及參考相關研究結果運用文獻分析、比較

研究、歸納總結法進行分析研究。本文的主要結論就是要提升紅十字會的信任度，不僅要有完善的內部制度和嚴格的外部監督，更重要的是其工作人員要有為社會服務的精神、良好地道德素養和職業操守。關鍵詞：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發生原因

1、引言

近幾年，信任危機這個詞頻繁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導致了信任危機的出現呢？對此我先不作出回答。

現在我先說發生在我身邊的一件小事，今年五一回家過節，一天和母親去商場買十字繡，我比較喜歡繡字的，圖冊上有三幅字樣，分別是“大展鴻圖”、“天道酬勤”和“厚德載物”，我在后兩幅間猶豫不決，打電話詢問父親后，最終一致決定要“厚德載物”那副，詢問店主后，得到只有另外兩幅有現貨，“厚德載物”需要提前預定，還得看廠家有沒有印。店主阿姨還說就這幅沒有什么顧客買，其他兩幅都賣的很好。后來店主又說這個社會就是太缺少對道德的認識了，還告訴我有些食品千萬不要吃，因為不信任其安全。原來，信任危機早已存在于我們身邊。下面進入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問題——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

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1904 年，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最具有影響力的非營利組織，建會以后從事救助難民、救護傷兵和賑濟災民活動,為減輕遭受戰亂和自然災害侵襲的民眾的痛苦積極工作，并參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活動。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組織，近年來卻危機頻發。

2011年6月20日，微博昵稱“郭美美baby”的一名90后女孩在網上公然炫耀其奢華生活，并稱自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而引起軒然大波。此后，“郭美美事件”就如導火線，波及整個慈善界。無論是而后又相繼爆出的中華慈善總會額外捐款換發票、巨款捐贈無故消失等丑聞，還是追溯到08年汶川地震時發生的“詐捐門”事件都引爆了全社會對慈善組織體系的集體質疑，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在一次又一次的丑聞下變得日益脆弱。陷于輿論失控中的中國紅十字會，除了應該快速做出危機處理方案，也應該對產生這種危機的原因作出分析。今天，我們就主要從危機的致因角度來分析一下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并提出一些相關的應對措施。

2、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根源

造成企業危機的原因多種多樣,危機的種類不同,原因各異,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造成紅十字會信任危機是其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信任危機發生的內部原因原因

（1）紅十字會管理體制的嚴重錯位

紅十字會本質上是一個社團組織．具有社會性、公益性和民間性，因此紅十字會的管理理應體現出社會力量和民眾的廣泛參與和監督．在陽光下公開透明地運行。但現實中，這樣一個具有久遠傳承和深厚歷史積淀的社團長期存在著管理體制嚴重錯位的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完滿解決。

1950 年改組后的紅十字會成為“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人民衛生救護團體”，隸屬衛生部，成為其下轄的一個業務機構。這使得即使經過近二十年的體制沿革，紅十字會仍舊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擁有許多民間性質組織所不具備的特征。一方面，政策上給予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組織大量優先權利；另一方面，針對民間慈善組織則設置諸多準入門檻。例如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等舉國動員的慈善行動中，官方媒介僅公布中國紅十字會和中華慈善總會的募款賬號；各級財政系統受令按年度給予相應級別紅十字會進行財政撥款；稅務機關則只認定向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的捐款行為屬于企業的應納稅額抵扣范圍等。這就導致了慈善組織內部的兩極分化，使得官強民弱的對比更加明顯，本就稀缺的慈善資源大量地集中在官營慈善組織手中，而很多針對性、專業性較強的民間組織則是苦苦掙扎，是謂中國式的慈善壟斷。

（2）捐款不透明，善款去向不明

紅十字會在受理善款和善款贈與上都應該有一個完善系 統的機制，讓公眾能夠查到相對具體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數 額，并且還要讓捐款人知道自己的善款幫助到了哪些需要幫 助的人或一個群體，然而現在上中國紅十字會網站上幾乎查 不到相關內容，即使有相關內容也是相當模糊不清的，讓公 眾還是無法清楚的了解到中國紅十字會的運行方式和體系，特別是愛心人士捐贈善款的具體用途和數額。這就讓關注紅 十字會的公眾不得不懷疑善款的用處。

（二）以公益目的謀取私人和組織自身利益

紅十字會是一個國際性的慈善組織，其宗旨是保護人的 生命和健康，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促進和平進步，中國紅十 字會還要履行備災救災、衛生救護等職責。紅十字會的大部 分資金都是各界組織和個人捐助的善款，其目的是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然而善款中的一部分卻被僅作為管理者的紅十字 會的工作人員濫用或挪用為私有。例如2008 年汶川大地震 時，中國紅十字會募得大量捐款，有民眾引述中國紅十字會 職員對中央電視臺表示需款一千多萬元買一千頂帳篷，懷 疑善款被貪污；2011 年4 月15 日，新浪微博流傳出一張付 款單位為“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的餐飲發票照片金額高 達9859 元；再例如轟動一時的郭美美炫富事件，這些案例都 充分說明紅十字會在處理善款時是存在濫用或私自挪用善款 的情況。

（三）回應質疑不誠懇

雖然現在新聞媒體在進步，網絡在不斷發展，能夠讓許 多“隱秘”的事件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下，但是只是曝光而 無法解決又使得事件處理無法進行下去，公眾無法得到公正 合理的解釋。負面新聞的當事人或組織總是找各種理由來推 負面新聞的當事人或組織總是找各種理由來推

卸責任或者不正面回答此類問題，更或者是完全無視這些問 題閉口不提，這就使得公眾即使知道了這樣的事件但是又看 不到事件得以合理解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三)工作效率低下造成能力公信力弱化

紅會領導層均由政府任免，雖然在能力上毋庸置疑，但與下級 紅會組織及民眾接觸過少，提出的決策缺乏實效性，無法真正滿足 民意，決策失誤或者滯后現象在紅會救援過程中屢見不鮮；另外。由于紅十字志愿者的申請門檻不高因此吸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參 與，這一方面保證了志愿者隊伍的龐大，但也造成志愿者素質能力 層次不齊、人員冗雜、難于管理的問題。可見，中紅會內部存在著嚴 重的人員配置不合理問題，提高紅會領導層及會員的決策和行動 能力是中紅會目前解決能力公信力問題的著力點，也是長期目標。

(四)慈善丑聞頻發造成形象公信力弱化 處于轉軌期的中國社會，脫離了傳統差序格局社會時期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社會關系，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逐漸異化，社會利益分配的失衡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不信任。各種傳播媒介無時不刻地影響著普通民眾的看法與行為，尤其是大量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負面新聞的披露，使得整個社會深陷信任危機，處在這種大環境下的中紅會正不斷經歷著社會輿論的抨擊與考驗。

1、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影響

2011年沸沸揚揚的“郭美美事件”把中國

紅十字會推上了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在公眾的質疑聲浪 中。紅十字會遭遇到了近年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郭美美 事件”挫傷了包括紅十字會在內的慈善組織的公信力．使其 募捐救助工作遭遇嚴重fIj境，據統計。“郭美美事件”后，6 —8月公眾通過慈善組織進行的捐贈總額為8．4億元，比3 —5月的62．6億元下降86．6％。?雖然“郭美美事件”表面 上看已經塵埃落定，但留給我們的思考卻剛剛開始。對于 大多數民眾面言。對于危機事件中紅十字會的現實認知，更多的是出于感性和情緒，而較少有理性的思索和關懷。對于一個飽經歷史滄桑，具有國際性特征而又身處社會轉 型加速期的人道救助團體而言，剖析其信任危機背后的深 層次原因絕非易事。本文試圖從管理體制的視角，對此略 作管窺．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危機發生后企業往往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受害者的指責、媒介的圍攻、上級部門的 追查及社會公眾的關注等等。企業應采取有效的措施，隔離危機，不讓事態繼續蔓延，并 迅速找出危機發生的原因，對癥下藥，進行化解處理。

#“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使企業面對危機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核心。危機處理小組是 危機處理的領導部門和辦事機構，由企業最高管理層領導，以企業各職能部門負責人為 主，兼收一部分基層員工介入，最好還應有外聘的高級公關顧問。根據事件的情況，可設 領導小組和辦公室，還可設專人或專門小組負責事故調查、處理及接待工作。機構人員應 是善于觀察、長于溝通、勇于創新和敢于承擔責任的人。他們必須能夠在第一時間了解事 件真相及原委，密切監控事態發展，了解事件相關公眾信息包括新聞媒介反映、受害公眾、社會團體、政府公眾反映、內部員工情緒等；將上述信息整理分析，形成處理方案，實事求 是、及時準確地上報給企業管理核心，并將經過決策層認定的處理方案迅速付諸實施；作 為整個危機事件的首要信息源匯總，處理并發布相關信息，對不實、有害的傳聞進行糾正，控制輿論導向。

$” 齊心協力，共渡難關。當危機發生后，一個門衛的無心之言可能成為外界捕風捉影 的依據。因此務必要坦誠而及時通知內部員工，以穩定陣腳，使全體員工齊心協力地對付 危機事件。在危機面前，如果能使全體員工形成一體，團結一致，則不但有助于解決危機，還有可能因禍得福，使企業的凝聚力得以提升。當然，這并不是說要將所有的，尤其是尚 未確證的消息都公布于眾。危機發生后，企業應盡快制定針對內部員工的對策：一是在穩 定情緒、穩定秩序的基礎上向職工告知事故真相和企業采取的措施，使員工同心協力，共 渡難關，贏得員工的信任與支持；二是收集和了解職工的建議和意見，做好說明解釋工作； 三是做好企業內部公關，統一信息傳播的口徑，協調各職能部門的正常運作。

%“ 對危機進行調查，為制定危機處理對策提供依據。企業出現危機事件后，應及時組 織人員，深入公眾，了解危機事件的各個方面，收集關于危機事件的綜合信息，并形成基本 的調查報告，為處理危機提供基本依據。危機調查要求有關證據、數字和記錄準確無誤，對事故有關各方面要進行全面、深入地調查，不得疏忽大意，對事態的發展和處理后果應 及時地進行跟蹤調查。危機事件的專案人員在全面收集危機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應認 真分析，形成危機事件調查報告，提交企業有關部門，作為制定危機處理對策的依據。&” 針對不同公眾，確定相應對策。對危機事件進行調查、提交了調查報告后，企業應 及時會同有關部門，進行分析、決策，針對不同公眾確定相應的對策，制定消除危機影響的 處理方案。__ 首先是針對受害者的對策。企業一定要及時而真誠地與受害者進行溝通，給他們以

安慰，傾聽他們的意見并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一是設專人與受害者接觸；二是確定關于 責任方面的承諾內容與方式；三是制定損失賠償方案，包括補償方法與標準；四是制定善 后工作方案，不合格產品引起的惡性事故，要立即收回不合格產品，組織檢修或檢查，停止 銷售并追查原因、改進工作；五是確定向公眾致歉、安慰公眾心理的方式、方法。其次是針 對新聞媒體的對策。危機發生之后，企業要保持與媒體的有效溝通，爭取新聞界的理解與 合作。

再次是針對上級有關部門的對策。危機發生后，企業要與上級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

系以求得指導和幫助。企業要及時地、實事求是地匯報情況，不隱瞞、不歪曲事實真相，隨 時匯報事態發展情況，事件處理后詳細報告事件經過、處理措施、解決辦法和防范措施。最后是針對其他公眾的對策。企業應根據具體情況，對兄弟單位、社區公眾、社會機構、政 府部門通報危機事件和處理危機事件的措施等情況，并制定出相應的方案，全面消除危機 事件的影響。

!" 做好總結、善后工作。危機過去之后留下的是利益的減少、設施的損壞、賠償的支

付、人才的耗損、企業聲譽和良好形象的惡化等損失。企業在平息危機事件后，一方面，要 注意從社會效應、經濟效應、心理效應和形象效應諸方面，評估消除危機的有關措施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并實事求是地撰寫出詳盡的事故處理報告，為以后處理類似的危機事件提 供參照性文獻依據；另一方面，要認真分析危機事件發生的深刻原因，切實改進工作，從根 本上杜絕此類危機事件的再次發生。

總之，雖然危機時刻游蕩在我們周圍，雖然危機的爆發是讓人措手不及的，但只要企 業從思想上重視危機，從行動上積極地預防和正確地處理危機，就可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就可以使危機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程度，就可以平穩地度過危機期，使自己更加持久而成 功地在商界縱橫。

參考文獻：

非營利組織的公眾信任度研究——以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為例 楊旸

作者單位： 渤海大學 管理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刊名： 青年與社會

英文刊名： Young&World 年，卷(期)： 2013(3)& 慈善事業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葛平修，劉書青 作者單位： 山東威海市民政局 刊名： 社會福利

英文刊名： China Social Welfare 年，卷(期)： 2011(10)企業危機的預防和處理

作者： 顏幫全

作者單位： 重慶三峽學院,經貿系,四川,重慶,404000 刊名： 學術交流

英文刊名： ACADEMIC EXCHANGE 年，卷(期)： 2004(10)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背后的管理體制根源

楊紅星。，鄭紅艷b(北方民族大學a．社科部；b．生科院，銀川750021)社會與政治2012 新形勢下紅十字會公信力建設研究

李宏良史玉方

(中共泰興市委黨校)百家爭鳴

從體制層面觀察中國慈善事業信任危機

作者： 錢愷

作者單位： 中南民族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4 刊名： 管理觀察

英文刊名： Management Observer 年，卷(期)： 2013(5)

第二篇：紅十字會信任危機

論中國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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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來, 在慈善事業一片繁榮的背后, 紅十字會丑聞層出不窮;而由慈善丑聞所帶來的社會公眾普遍的不信任更是對慈善致命的打擊。站在社會學的視角下, 我國的慈善事業為何丑聞不斷? 面對一再打折的慈善公信力, 我們又該如何提升呢? 這些都是筆者試圖在本文中加以探討的。

關鍵詞：慈善丑聞;郭美美;公信力;宰制;集體行動的邏輯;對策。

On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prosperity in the charity behind the charity scandal after another;the public generally do not trust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rity scandal charity fatal blow.Standing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ina's philanthropy is why scandals? Face repeatedly discounted charitable credibility should we how to improve? These are the author trying to be explored in this article.Key words：Charity scandal;GUO Mei-Mei;credibility;domination;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ountermeasures.一、信任危機的概念

1.1信任危機的含義

信任對于慈善事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以說就是其生命力, 而丑聞便是一種破壞慈善信任的病毒。但是目前不斷曝光的慈善丑聞對我國慈善事業的公信力一再打折, 因此如何挽回慈善事業的生命力便成了當務之急。本文試圖從公共政策的視角揭露慈善丑聞不斷的原因, 以及針對如何重新樹立慈善事業在公眾心目的形象, 提升其公信力提出相應的對策。

1.2、信任危機的影響

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由于其組織性質的特殊性，已經給中國各個方面的慈善事業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全國各的血庫紛紛告急就發生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各種調查都將矛頭直指紅十字會。可以說郭美美事件將本身透明度不高的中國紅十字總會推上了風口浪尖，面對各方質疑，紅十字會方面不應僅僅就事件本身做出所謂的解釋，而應該對其官僚作風濃重的體制進行深刻的總結反思必要的時候應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想到紅十字會，第一個想到的詞往往是“慈善”。這是一個溫馨而美好的詞語，在很多發達國家甚至是發展中國家，做慈善事業都是讓人敬佩和陽光的，但是在中國，尤其是郭美美事件曝光后人們對慈善事業的信心降至冰點。

二、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發生

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的微博引發的大批網友的關注。

2.1郭美美事件的引動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其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其真實身份也眾說紛紜，有網友稱她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女兒，由此引發很多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的非議。次日上午，記者撥通了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電話。一聽記者提起微博上“郭美美”的名字，郭長江不禁笑出聲來，“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兒，我壓根就沒有女兒。”

針對新浪微博網友“@郭美美baby”炫富事件，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在官方網站發出聲明，以下為聲明全文： 一名為“郭美美baby”的網友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在網絡炫耀其奢華的生活方式，引發網友熱議甚至炒作。我會對有關信息調查、核實后，特作如下說明：

一、中國紅十字會沒有“紅十字商會”的機構，也未設有“商業總經理”的職位，更沒有“郭美美”其人。

二、為維護紅十字標志的嚴肅性，我國《紅十字會法》、《商標法》及相關法規，均嚴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紅十字”的標志與名稱。我會保留進一步追究有關方面相關責任的權利。

三、我會一貫反對那些企圖通過制造虛假信息達到對個人進行炒作的行為方式，也希望社會各界以平和心態看待此類問題，不被利用。

最后，感謝社會各界長期以來對紅十字事業的支持，希望繼續對紅十字會工作進行監督。但是，對于紅十字會的說明，在聯合早報網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還會給紅十字會捐款嗎”為題，開展了一項讀者投票，截止昨日，調查共獲19萬5645個有效投票，當中有高達77.67%的讀者表示不會再捐款，會選擇其他渠道，有10.75%選擇“視情況而定”，僅11.58%的讀者表示“依然信任紅十字會”。

這結果充分的說明了群眾對紅十字會的不信任。

2.2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表現

民政部最新統計數據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

其中，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民政部財務司有關人士表示，上述數據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為去年上半年我國發生旱災、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捐贈熱潮，而今年則較為平靜。但是，記者從民政部的統計數據中發現，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而7月為5億元，減少了5.2億元，降幅接近51%。而這一變化，正是發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發慈善信任風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民政部最新統計數據表示，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從中國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到中華慈善總會的“尚德詐捐門”，再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風暴愈演愈烈，慈善組織成為“眾矢之的”。據北京市紅十字會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北京市紅十字會共接受社會捐款28筆，總計15.44萬元。其中個人捐款8筆共7495元，較往年大為減少。而北京市紅十字會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124萬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220萬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756萬元，兩相比較，差距巨大。

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紅十字會，還有深圳市紅十字會。述兩家紅十字會有關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贈額銳減和“郭美美事件”不無關系。

三、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原因分析

從法律的高度來講，紅十字會本身屬于國家機關，在我國現有國情下，缺少相應的監督，管理。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等問題。

3.1法規不健全，運行不規范

在中國，有專門針對紅十字會的單獨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香港地區則有《香港紅十字會條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而且該法中并未明確提及對紅十字會的監督辦法。從而在法律的高度有著先天的缺失。相對于大陸，香港特區的紅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體系具有相當的公信力，透明的財務支出讓捐贈人知道自己所捐贈款項的去處。[1]

而在中國2008年汶川地震過后，人民發現全國各地給災區捐款絕大部分進入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慈善捐款和財政收入之間被人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對慈善捐款的過分掌控，讓民間慈善組織

難以找到發展空間。以現在國內情況來看，如何定位慈善組織和政府的關系確實是一個難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提出，我國的慈善組織往往因為和政府的關系親疏遠近不同而獲得的發展機會不同。離政府越近，往往資源越多，發展越好；離政府越遠，往往得不到支持，資源匱乏，舉步維艱。

她認為，政府應該把主導慈善變為輔導慈善，給民間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替代民間社會，不僅會破壞慈善市場的資源原則，還會釀成政府和民間社會爭利，甚至導致慈善事業被腐敗的官員所利用。”民間公益組織的正常發育，需要《捐贈法》、《慈善法》等制度為保障。這等制度固然制約民間慈善事業的“從業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約行政與司法權力，明確公權對民眾的責任，以保障民間公益組織的合法地位與權益。中國紅十字會有專門的法律，即《中國紅十字會法》，據該法律規定，紅十字會經費的來源和使用情況每年要向紅十字會理事會報告，同時接受人民政府的檢查監督。這樣的監督機制看似嚴密，卻并不能讓公眾滿意。[2]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我國目前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監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對公益機構的檢查報告，發揮的作用很有限，難以建立信心和引導公眾捐款。[3]

而從國外經驗來看，更多的是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來發揮引導的作用。美國有多家慈善評級機構，為超過5300家慈善機構評級，級別從無星到四星不等，同時提供不同標準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負面排行，比如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劣等機構CEO薪水排行等。鄧國勝說：“目前中國純民間的評估機構還沒出現，有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多是些民政部門發起或以民政部門主導的，帶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預，所以還是希望有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能出現。”

3.2監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

對公眾而言，中國紅十字會一直是一個龐大的神秘組織。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億元補貼，其架構包括31個省級分會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會、333個地級分會、2860個縣級分會，還擁有港澳紅十字會和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鐵路系統紅十字會。除了這些與政府相似的行政設置之外，紅十字會總會之下還包括基金會這一系統，由紅十字基金會、紅十字傳播基金以及掛靠的多個基金組成。這兩條脈絡揭示出中國紅十字會的雙重身份。[4]作為普通民眾當然會產生諸多疑問，為什么中國紅十字會的架構如此獨特？它究竟應該是個官方慈善組織，還是個獨立的民間組織？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屬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單位，中國紅會從中央到縣鄉一級，層層與政府體系接駁。其名譽會長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會長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兼任。各級紅會的負責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紅會接受財政撥款近3億元（2007年數據），與其接受捐贈收入相當。各級紅十字會的經費收支情況只需向理事會負責。

雖然不能說中國的慈善機構完全沒有獨立性，但中國的慈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主導和控制，中國因此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這樣的體制安排很容易使慈善機構沾染政府官僚習氣，容易偏離慈善宗旨，效率低下，即使慈善機構想要銳意進取，但處處受到政府制肘，活力難以完全釋放。此外，政府財政和慈善機構財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公眾無法將兩者分開而分別監督。如果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就一定會牽涉政府財政，公眾只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而不涉及政府財政顯然不現實。同時，政府也不可能對慈善機構進行強有力的監督，因為對慈善機構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自己的監督，這種監督的成效可想而知。政府對慈善事業插手過多或者直接把部分慈善機構以行政權力政府化，本身對慈善事業的發展非常不利。救災是政府的法定職責，救災款項應該來源于財政撥款，即來源于國家稅收。如今政府救災既用財政撥款，又用公眾捐款，那么兩者之間必然混淆，公眾無從知道財政撥款是否到位，無從監督政府是否在利用民間力量之外盡到了政府自己的職責。政府吸收捐款導致政府和民間相混淆，政府界線不清。在歐美發達國家，各國之所以支持民間慈善機構的活動，是因為政府非常清楚，政府資助不可能覆蓋所有需要幫困的人群，總有一些“看不見的窮人”被遺漏。但民間慈善機構的觸角卻可以無處不伸，其活動的廣泛性、針對性、靈活性、及時性以及低成本運作，都是官辦活動所不能及的。

當然，發達國家對慈善機構的這種認識，也是經歷過反復的。比如，二戰后的英國，曾經歷過將慈善機構“國有化”嘗試，將原來很多慈善公益服務接管成為政府公共服務，慈善組織的功能被弱化。之后，這種“官辦模式”被證明相對低效。從當前各國慈善機構的發展歷程看，慈善事業的主導權回歸民間是大勢所趨，政府應變管理為監督、變主辦為合作、變參與為引導。

官商勾結形成宰制, 導致監管不力根據沃爾澤的宰制理論, 社會是多元的, 有不同的領域, 而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物品;這些特殊領域物品的分配原則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公平正義標準和分配原則。而且每個領域的優勢一般是不能向另一個領域轉化的, 否則形成宰制。一旦形成宰制就會破壞原有領域的游戲規則和公平正義標準, 從而帶來社會負效應。

四、應對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公關思考

縱觀整個事件可以說紅十字會的危機公關是失敗的，不及時的信息披露，再加上并不透明的運行機制，把不明真相的群眾自然的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4.1及時、坦誠召開新聞發布會

在中國，像紅十字會這樣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機構，吸納了全國90%以上的慈善資金，這么多錢流向哪里，對公眾來說是很重要的。據了解，以汶川地震為例，紅十字會一年善款額達199億元人民幣。而政府的賑災款項與慈善機構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這樣就很難分清鴿子的的流向和最終受益人。事實上，商紅會就像是在商業系統里培育出的一個基層的紅十字會，如果運行良好，可在籌款和發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質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來，紅十字會與商紅會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擺脫現實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種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保證商業運作獲得的資金用于慈善事業本身，而非進入個人腰包[5]。

集體行動的困境及信息不對稱加劇了第三方監管難度由于集體行動邏輯的存在, 使得有相同利益的人群難以有效地團結起來, 集體行動難以實現。此外,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 捐贈者、大眾與受捐的慈善機構是處于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態勢, 后者在信息的掌握上處于優勢。善款善物一旦捐贈完成, 捐贈者想要了解包括受捐對象、財務運行等等情況一般都要通過后者。所以捐贈者主觀試圖對善款善物監督, 也受到信息有限的制約, 由此二者形成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 使得一些捐贈者想監督也無法全面的監督。針對捐贈者、大眾與慈善組織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問題, 有必要改變二者博弈態勢, 增加慈善的透明度,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機制及完善第三方監督。卡耐基基金會主席曾說過: 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而我國的慈善事業正缺少這樣透明的口袋。由此慈善組織, 尤其是接受捐助的大型社會公益或者慈善機構必須定期(如月報、年報等)向捐款人公開資金管理和使用的情況, 或者邀請捐助者、有聲譽的社會中介組織對善款進行全程監督;同時利用網絡技術, 建立網絡數據庫, 將機構和基金的運作情況向社會公開, 接受捐款人和社會的監督。

4.2開展內部整改，規范化運作

改革還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做好公關，加強與各個環節和相關方的交流和溝通，當然，這中間也包括紅十字會跟政府的溝通。二是加強市場駕馭能力，當你和這么多企業合作的時候，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想要干什么，與紅十字會的宗旨是否吻合，它的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是不是具有這樣的能力，最后再來判斷，這個企業能否加入到使用紅十字會品牌的隊伍中來。[6]第三個就是學會和媒體打交道，學會利用媒體的力量說話，接受媒體對我們的監督，也請媒體幫助我們答疑解惑，在關鍵時刻辟謠。這其中除了跟傳統媒體合作，還要學會運用新媒體，比如微博。最后就是學會和公民溝通。究竟大家在民生救援、救助中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重大災害的時候真正需要的物資和幫助是什么，我們今后還要開展這方面的調查工作。

丑聞不失為慈善改革的新契機從全球角度看，發達國家的慈善機構發展經歷了漫長歷史，也都經歷過各種慈善丑聞，但慈善界的丑聞往往成為政府強化對慈善制度監管的新契機，推動各國對慈善機構的透明和監督狠下工夫，積累了豐富經驗，較好地塑造了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形象。9 2年，美國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聯合慈善基金會爆出丑聞，基金會主席阿爾莫尼挪用60萬

美元善款用于個人度假、購房以及包養情人，還安排兒子和朋友占據要職、享受高薪。這起慈善丑聞讓美國民眾的慈善熱情很受傷，美國由此陷入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公眾募捐低潮，阿爾莫尼后來被判7年徒刑。這次丑聞**后，美國政府強化了對慈善機構的管理，要求慈善機構每年填報報表，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查閱報表，確保捐款用途。[7]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機構——腎臟基金會（NKF）主席杜萊被爆連衛生間的水龍頭都鍍金，最終被迫辭職。

對這起丑聞，新加坡政府一直窮追不舍，除了堅決追查、公布NKF詳細捐款賬目之外，還健全了對慈善機構的監管，于2007年11月推出對慈善機構的監管守則，而且更嚴厲監管慈善機構職責與薪金的監管守則，也已于2011年4月生效。有統計顯示，全美國70%以上的家庭都對慈善事業有某種程度的捐贈，平均每個美國家庭將3%-4%的年收入捐出來做慈善。慈善事業的發展依賴于慈善機構的公信力。歐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機構之所以能建百年基業，關鍵在于慈善機制的透明。“任何一個國家的公益組織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聞，不能一件丑聞而完全喪失對公益慈善機構的信心。”鄧國勝表示，中國的慈善事業還得繼續向前，前進的力量，來自社會的理性和熱情。目前網絡對公益慈善組織的監督作用越來越大，但大家不應因少數不良個案喪失對慈善的信心，把慈善機 構一棒子打死，而是繼續給予支持，積極參與，推動慈善事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8]

4.3加強監管，信息公開

在調研中發現，紅十字會每年接收幾百萬筆的捐款，最高的上千萬，最低的幾元錢，如何做到資金的來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預算過程科學、執行過程公正、監督過程透明？這就需要我們對每一個環節都嚴格把控。根據多元正義理論, 每個具體領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標準所設置的絕對公正, 總有一些人會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現有的分配標準。但是, 由于每個人都必然涉及多種不同領域, 所以, 只要嚴格保持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 不讓一個領域中的優勢轉化為其他領域中的優勢, 那么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受損, 而在另一些領域中受惠, 以形成一種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終取得復合平等的結果。行政和慈善本來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從接受捐助起，這筆捐助的去向，要經過哪些程序，以至于最終到達捐助人群或者捐助項目，這一條運作渠道必須要有制度保障來建成陽光通道；慈善資金的使用標準與實際需要是否相符，在劃撥與使用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監管無法涉及的漏洞，是否造成“愛心挪用”與“愛心浪費”，這些都必須得到切實的制度保障和實際有效的監管。慈善事業傷不起，大眾絕不能接受慈善也被利用成為個別人獲取不義之財的殘酷現實。慈善事業是人道主義事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絕不能走商業化的純粹道路，讓需要幫助的人群感受到陽光的救助，這應該是所有慈善都一樣的歸宿。

參考文獻:

[1] 肖華東金姬.慈善, 拒絕秘密[ N ].新民周刊.2004-06-07.[2] 楊團.公民社會是中國未來的走向.三聯生活周刊.2011-1-14.[3]鄧國勝.公益應更重視善款有效使用 捐時間比捐錢更重要.搜狐網.http:///Newsoneshow.asp?id=88.2011-04-15.[4] 中國時刻.“中國特色”的紅十字會身份尷尬.http:///news/china/201107/0815193208.shtm l.2011-07-08.[5] 張弦.重塑慈善公信力[N].看天下.2011-07-16.[6] 金實青.來惠民.公共關系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4-08.[7] 北京晚報.發達國家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2011-07-06.[8] 張梁.鄭元春.中國慈善：陣痛過后將拐向何方.財經.2011-06-16

第三篇：信任危機

一、中國紅十字會沒有“紅十字商會”的機構，也未設有“商業總經理” 的職位，更沒有“郭美美”其人。

二、為維護紅十字標志的嚴肅性，我國《紅十字會法》、《商標法》及相關法規，均嚴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紅十字”的標志與名稱。我會保留進一步追究有關方面相關責任的權利。

三、我會一貫反對那些企圖通過制造虛假信息達到對個人進行炒作的行為方式，也希望社會各界以平和心態看待此類問題，不被利用。最后，感謝社會各界長期以來對紅十字事業的支持，希望繼續對紅十字會工作進行監督。但是，對于紅十字會的說明，在聯合早報網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還會給紅十字會捐款嗎”為題，開展了一項讀者投票，截止昨日，調查共獲19萬5645個有效投票，當中有高達77.67%的讀者表示不會再捐款，會選擇其他渠道，有10.75%選擇“視情況而定”，僅11.58%的讀者表示“依然信任紅十字會”。這結果充分的說明了群眾對紅十字會的不信任。2.2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表現政部最新統計數據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

其中，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民政部財務司有關人士表示，上述數據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為去年上半年我國發生旱災、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捐贈熱潮，而今年則較為平靜。但是，記者從民政部的統計數據中發現，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而7月為5億元，減少了5.2億元，降幅接近51%。而這一變化，正是發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發慈善信任風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民政部最新統計數據表示，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從中國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到中華慈善總會的“尚德詐捐門”，再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風暴愈演愈烈，慈善組織成為“眾矢之的”。據北京市紅十字會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北京市紅十字會共接受社會捐款28筆，總計15.44萬元。其中個人捐款8筆共7495元，較往年大為減少。而北京市紅十字會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124萬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220萬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756萬元，兩相比較，差距巨大。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紅十字會，還有深圳市紅十字會。述兩家紅十字會有關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贈額銳減和“郭美美事件”不無關系。

三、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原因分析 從法律的高度來講，紅十字會本身屬于國家機關，在我國現有國情下，缺少相應的監督，管理。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等問題。3.1法規不健全，運行不規范 在中國，有專門針對紅十字會的單獨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香港地區則有《香港紅十字會條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而且該法中并未明確提及對紅十字會的監督辦法。從而在法律的高度有著先天的缺失。相對于大陸，香港特區的紅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體系具有相當的公信力，透明的財務支出讓捐贈人知道自己所捐贈款項的去處。[1] 而在中國2008年汶川地震過后，人民發現全國各地給災區捐款絕大部分進入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慈善捐款和財政收入之間被人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對慈善捐款的過分掌控，讓民間慈善組織難以找到發展空間。以現在國內情況來看，如何定位慈善組織和政府的關系確實是一個難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提出，我國的慈善組織往往因為和政府的關系親疏遠近不同而獲得的發展機會不同。離政府越近，往往資源越多，發展越好；離政府越遠，往往得不到支持，資源匱乏，舉步維艱。她認為，政府應該把主導慈善變為輔導慈善，給民間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替代民間社會，不僅會破壞慈善市場的資源原則，還會釀成政府和民間社會爭利，甚至導致慈善事業被腐敗的官員所利用。”民間公益組織的正常發育，需要《捐贈法》《慈善法》等制度為保障。這等制度固然制約民間慈善事業的“從業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約行政與司法權力，明確公權對民眾的責任，以保障民間公益組織的合法地位與權益。中國紅十字會有專門的法律，即《中國紅十字會法》，據該法律規定，紅十字會經費的來源和使用情況每年要向紅十字會理事會報告，同時接受人民政府的檢查監督。這樣的監督機制看似嚴密，卻并不能讓公眾滿意。[2]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我國目前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監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對公益機構的檢查報告，發揮的作用很有限，難以建立信心和引導公眾捐款。[3] 而從國外經驗來看，更多的是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來發揮引導的作用。美國有多家慈善評級機構，為超過5300家慈善機構評級，級別從無星到四星不等，同時提供不同標準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負面排行，比如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劣等機構CEO薪水排行等。鄧國勝說：“目前中國純民間的評估機構還沒出現，有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多是些民政部門發起或以民政部門主導的，帶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預，所以還是希望有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能出現。3.2監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對公眾而言，中國紅十字會一直是一個龐大的神秘組織。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億元補貼，其架構包括31個省級分會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會、333個地級分會、2860個縣級分會，還擁有港澳紅十字會和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鐵路系統紅十字會。除了這些與政府相似的行政設置之外，紅十字會總會之下還包括基金會這一系統，由紅十字基金會、紅十字傳播基金以及掛靠的多個基金組成。這兩條脈絡揭示出中國紅十字會的雙重身份。[4]作為普通民眾當然會產生諸多疑問，為什么中國紅十字會的架構如此獨特？它究竟應該是個官方慈善組織，還是個獨立的民間組織？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屬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單位，中國紅會從中央到縣鄉一級，層層與政府體系接駁。其名譽會長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會長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兼任。各級紅會的負責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紅會接受財政撥款近3億元（2007年數據），與其接受捐贈收入相當。各級紅十字會的經費收支情況只需向理事會負責。雖然不能說中國的慈善機構完全沒有獨立性，但中國的慈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主導和控制，中國因此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這樣的體制安排很容易使慈善機構沾染政府官僚習氣，容易偏離慈善宗旨，效率低下，即使慈善機構想要銳意進取，但處處受到政府制肘，活力難以完全釋放。此外，政府財政和慈善機構財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公眾無法將兩者分開而分別監督。如果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就一定會牽涉政府財政，公眾只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而不涉及政府財政顯然不現實。同時，政府也不可能對慈善機構進行強有力的監督，因為對慈善機構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自己的監督，這種監督的成效可想而知。政府對慈善事業插手過多或者直接把部分慈善機構以行政權力政府化，本身對慈善事業的發展非常不利。救災是政府的法定職責，救災款項應該來源于財政撥款，即來源于國家稅收。如今政府救災既用財政撥款，又用公眾捐款，那么兩者之間必然混淆，公眾無從知道財政撥款是否到位，無從監督政府是否在利用民間力量之外盡到了政府自己的職責。政府吸收捐款導致政府和民間相混淆，政府界線不清。在歐美發達國家，各國之所以支持民間慈善機構的活動，是因為政府非常清楚，政府資助不可能覆蓋所有需要幫困的人群，總有一些“看不見的窮人”被遺漏。但民間慈善機構的觸角卻可以無處不伸，其活動的廣泛性、針對性、靈活性、及時性以及低成本運作，都是官辦活動所不能及的。當然，發達國家對慈善機構的這種認識，也是經歷過反復的。比如，二戰后的英國，曾經歷過將慈善機構“國有化”嘗試，將原來很多慈善公益服務接管成為政府公共服務，慈善組織的功能被弱化。之后，這種“官辦模式”被證明相對低效。從當前各國慈善機構的發展歷程看，慈善事業的主導權回歸民間是大勢所趨，政府應變管理為監督、變主辦為合作、變參與為導。商勾結形成宰制導致監管不力根據沃爾澤的宰制理論, 社會是多元的, 有不同的領域, 而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物品;這些特殊領域物品的分配原則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公平正義標準和分配原則。而且每個領域的優勢一般是不能向另一個領域轉化的, 否則形成宰制。一旦形成宰制就會破壞原有領域的游戲規則和公平正義標準, 從而帶來社會負效應。

四、應對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公關思考縱觀整個事件可以說紅十字會的危機公關是失敗的，不及時的信息披露，再加上并不透明的運行機制，把不明真相的群眾自然的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4.1及時、坦誠召開新聞發布會在中國，像紅十字會這樣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機構，吸納了全國90%以上的慈善資金，這么多錢流向哪里，對公眾來說是很重要的。據了解，以汶川地震為例，紅十字會一年善款額達199億元人民幣。而政府的賑災款項與慈善機構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這樣就很難分清鴿子的的流向和最終受益人。事實上，商紅會就像是在商業系統里培育出的一個基層的紅十字會，如果運行良好，可在籌款和發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質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來，紅十字會與商紅會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擺脫現實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種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保證商業運作獲得的資金用于慈善事業本身，而非進入個人腰包[5]。集體行動的困境及信息不對稱加劇了第三方監管難度由于集體行動邏輯的存在，使得有相同利益的人群難以有效地團結起來, 集體行動難以實現。此外,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 捐贈者、大眾與受捐的慈善機構是處于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態勢，后者在信息的掌握上處于優勢。善款善物一旦捐贈完成, 捐贈者想要了解包括受捐對象、財務運行等等情況一般都要通過后者。所以捐贈者主觀試圖對善款善物監督, 也受到信息有限的制約, 由此二者形成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 使一些捐贈者想監督也無法全面的監督。針對捐贈者、大眾與慈善組織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問題, 有必要改變二者博弈態勢, 增加慈善的透明度,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機制及完善第三方監督。卡耐基基金會主席曾說過: 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而我國的慈善事業正缺少這樣透明的口袋。由此慈善組織, 尤其是接受捐助的大型社會公益或者慈善機構必須定期(如月報、年報等)向捐款人公開資金管理和使用的情況, 或者邀請捐助者、有聲譽的社會中介組織對善款進行全程監督;同時利用網絡技術, 建立網絡數據庫, 將機構和基金的運作情況向社會公開, 接受捐款人和社會的監督。4.2開展內部整改，規范化運作改革還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做好公關，加強與各個環節和相關方的交流和溝通，當然，這中間也包括紅十字會跟政府的溝通。二是加強市場駕馭能力，當你和這么多企業合作的時候，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想要干什么，與紅十字會的宗旨是否吻合，它的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是不是具有這樣的能力，最后再來判斷，這個企業能否加入到使用紅十字會品牌的隊伍中來。[6]第三個就是學會和媒體打交道，學會利用媒體的力量說話，接受媒體對我們的監督，也請媒體幫助我們答疑解惑，在關鍵時刻辟謠。這其中除了跟傳統媒體合作，還要學會運用新媒體，比如微博。最后就是學會和公民溝通。究竟大家在民生救援、救助中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重大災害的時候真正需要的物資和幫助是什么，我們今后還要開展這方面的調查工作。丑聞不失為慈善改革的新契機從全球角度看，發達國家的慈善機構發展經歷了漫長歷史，也都經歷過各種慈善丑聞，但慈善界的丑聞往往成為政府強化對慈善制度監管的新契機，推動各國對慈善機構的透明和監督狠下工夫，積累了豐富經驗，較好地塑造了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形象。19 9 2年，美國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聯合慈善基金會爆出丑聞，基金會主席阿爾莫尼挪用60萬 美元善款用于個人度假、購房以及包養情人，還安排兒子和朋友占據要職、享受高薪。這起慈善丑聞讓美國民眾的慈善熱情很受傷，美國由此陷入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公眾募捐低潮，阿爾莫尼后來被判7年徒刑。這次丑聞**后，美國政府強化了對慈善機構的管理，要求慈善機構每年填報報表，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查閱報表，確保捐款用途。[7]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機構——腎臟基金會（NKF）主席杜萊被爆連衛生間的水龍頭都鍍金，最終被迫辭職。對這起丑聞，新加坡政府一直窮追不舍，除了堅決追查、公布NKF詳細捐款賬目之外，還健全了對慈善機構的監管，于2007年11月推出對慈善機構的監管守則，而且更嚴厲監管慈善機構職責與薪金的監管守則，也已于2011年4月生效。有統計顯示，全美國70%以上的家庭都對慈善事業有某種程度的捐贈，平均每個美國家庭將3%-4%的年收入捐出來做慈善。慈善事業的發展依賴于慈善機構的公信力。歐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機構之所以能建百年基業，關鍵在于慈善機制的透明。“任何一個國家的公益組織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聞，不能一件丑聞而完全喪失對公益慈善機構的信心。鄧國勝表示，中國的慈善事業還得繼續向前，前進的力量，來自社會的理性和熱情。目前網絡對公益慈善組織的監督作用越來越大，但大家不應因少數不良個案喪失對慈善的信心，把慈善機構一棒子打死，而是繼續給予支持，積極參與，推動慈善事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8] 4.3加強監管，信息公開 在調研中發現，紅十字會每年接收幾百萬筆的捐款，最高的上千萬，最低的幾元錢，如何做到資金的來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預算過程科學、執行過程公正、監督過程透明？這就需要我們對每一個環節都嚴格把控。根據多元正義理論, 每個具體領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標準所設置的絕對公正, 總有一些人會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現有的分配標準。但是, 由于每個人都必然涉及多種不同領域, 所以, 只要嚴格保持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 不讓一個領域中的優勢轉化為其他領域中的優勢, 那么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受損, 而在另一些領域中受惠, 以形成一種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終取得復合平等的結果。行政和慈善本來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從接受捐助起，這筆捐助的去向，要經過哪些程序，以至于最終到達捐助人群或者捐助項目，這一條運作渠道必須要有制度保障來建成陽光通道；慈善資金的使用標準與實際需要是否相符，在劃撥與使用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監管無法涉及的漏洞，是否造成“愛心挪用”與“愛心浪費”，這些都必須得到切實的制度保障和實際有效的監管。慈善事業傷不起，大眾絕不能接受慈善也被利用成為個別人獲取不義之財的殘酷現實。慈善事業是人道主義事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絕不能走商業化的純粹道路，讓需要幫助的人群感受到陽光的救助，這應該是所有慈善都一樣的歸宿

第四篇：慈善信任危機

中國慈善事業遭遇空前信任危機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長徐永光用“五個看不見”來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見，災區群眾看不見，災區政府看不見，災區慈善組織看不見，捐贈落實看不見。徐永光認為，社會監督是慈善組織最好的保護繩，公益慈善組織一定要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以透明度贏得公眾的信任。

最近，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的巨型雕像受到社會廣泛質疑。合作方說雕像是宋慶齡，基金會卻說是“黃河女兒”，連雕像是誰都不愿說清，更別說是資金來源、錢用在何處等關鍵問題了。因不公開、不透明，從中國紅十字會到中國慈善總會、宋慶齡基金會……國內慈善組織遭遇一系列的信任危機。郭美美事件所引發的問號，豈止是紅十字會一家之痛，而是整個公益慈善事業之憂。

慈善組織應公開什么？

讓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系統在網上查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實到什么項目

玉樹地震之后，東南亞華僑施乃康不顧身體和年齡，親自駕車48小時前往玉樹。他想實地考察一下，親眼看著捐出去的錢變成一所學校。

郭美美事件后，有網上調查表明，80%以上的網民表示不會再捐款給紅十字會。慈善組織的公開透明，離公眾的期望值還有距離。而民政部《2010年全國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現狀報告》顯示，全國有42%的慈善組織沒有專門的信息披露辦法，37%的慈善組織沒有專人負責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眾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長徐永光用“五個看不見”來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見，災區群眾看不見，災區政府看不見，災區慈善組織看不見，捐贈落實看不見。

兩面透明的玻璃合在一起，像個長方形的透明口袋，中間夾著中華慈善總會2010年的審計報告，共24頁。中華慈善總會日前終于通過“玻璃口袋”的造型，向公眾曬賬本。

紅十字總會捐款管理信息平臺今年7月底上線。首先公布青海玉樹捐款的來源、去向等所有信息，供公眾查詢，此后陸續將捐款信息放上。此舉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個公開透明的網絡平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系統在網上查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實到什么項目。

新上任的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指出，公開透明就是對資金管理的科學化和透明化。社會捐贈嚴格按照捐贈人的意向實行定向捐贈，做到預算科學、執行公正、監督公開。

國務院法制辦處長朱衛國說，公信力和透明度對于慈善事業來講非常重要。非政府組織沒有權力也沒有錢，靠的是公信力。公信力是慈善組織最寶貴的軟實力，同時也是最脆弱的“軟組織”。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說，社會組織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錢不是重要問題，在公共服務領域里，錢是最小的問題，花錢是大問題，所謂花錢就是怎樣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如何公開透明。

徐永光認為，社會監督是慈善組織最好的保護繩，公益慈善組織一定要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以透明度贏得公眾的信任。

民政部公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在未來5年全面推行慈善信息公開透明制度，將建立和完善以慈善業務年審為主要手段的監管制度，重點加強對公益慈善類組織的信息披露、財務報表和重大活動的監管。

慈善業能不能放開？

一個好的慈善生態環境，不能容忍慈善資源被壟斷，也不能庇護落后、帶病運行的慈善組織

上海三葉草兒童康復訓練中心，是一家專為自閉癥兒童進行康復訓練的民間慈善機構。去年5月，該中心搬到上海市閔行區一座帶花園的別墅。然而，搬進去沒幾天，相鄰別墅的一對夫妻便多次上門抗議，認為孩子們的聲音太大，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生活。當地居委會以“三葉草”非法經營辦學為由，要求其立即撤出小區。

根據規定，在民政部門登記的有三類組織，分別是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介紹說，像壹基金這樣，是民間公益組織，在民政部登記注冊，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按照規定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目前已有2000多家。這三類組織的管理則是以“雙重管理體制”為原則，還必須要有一個業務主管單位。業務主管單位一般為政府部門，也可以是政府部門認定的團體組織。只有經過業務主管單位確認之后，才能夠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

“三葉草”等民間公益組織，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注冊，成了“黑戶”。民間慈善組織缺乏公益身份，難以獲得資助，面臨生存困境，發展受到限制。

據民政部統計，2010年底，全國各類社會組織數量43.9萬個，其中基金會2168家，社會團體達到24.3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達到19.5萬個，尤其是非公募基金會的增幅較大，已經與公募基金會數量基本相當。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認為，慈善事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體到底是誰？是民間社會還是政府？慈善事業是依法由民間組織自行選擇和具體實施，還是由政府主導、政府干預和直接管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清晰的共識。

徐永光認為，現在民間公益組織登記注冊的制度設計，基本上把沒有政府背景的民間公益組織都排除在外了。慈善資源的行政化壟斷抑制了公眾的慈善熱情，窒息了民間慈善的活力，這是得不償失的。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等三類社會組織將可直接登記。這一新規定改變了之前的雙重管理門檻，意味著民間慈善團體告別“掛靠時代”。

楊團認為，從根本上講，改變這三類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的確是政府在厘清政社關系，讓民間組織自主的重要進步，但還需要在立法層面得到徹底的落實。

徐永光指出，一個好的慈善生態環境，不能容忍慈善資源被壟斷，也不能庇護落后、帶病運行的慈善組織。所有慈善組織都應該在平等競爭的條件下實行優勝劣汰，以保證慈善行業機體的健康和活力。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長徐永光用“五個看不見”來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見，災區群眾看不見，災區政府看不見，災區慈善組織看不見，捐贈落實看不見。徐永光認為，社會監督是慈善組織最好的保護繩，公益慈善組織一定要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以透明度贏得公眾的信任。

慈善立法還缺些什么？

推動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組織，厘清政府責任與民間慈善、慈善與商業之間的關系

郭美美事件與紅十字會扯上關系，是因為她自稱有“紅十字會商會總經理”的頭銜。無論紅十字會的各地組織，還是紅十字醫院、紅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稱中含有紅十字的機構，不管和紅十字會有沒有關系，出了事都會算在紅十字會的賬上。

紅十字會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尷尬，從一個方面暴露了我國慈善事業立法方面的困境。隨著社會轉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現行的慈善法規已不能適應現實要求，慈善法律缺位阻礙著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據了解，我國涉及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是全國人大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企業所得稅法、紅十字會法，國務院發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個人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以及民政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等部門制定的有關規章。

紅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等機構都屬于一種特殊的社會團體，即免予登記的團體。紅十字會擁有屬于自己的《紅十字會法》，此法律在效力上大于《社團管理條例》。而《基金會管理條例》也不適用于紅十字會。

沒有慈善法，中國慈善業就不可能高效、透明、富有生命力地運作。事實上，慈善立法在我國已歷經數年，慈善法第一稿早在2005年就已經完成，后來幾經修改，至今仍有許多根本性問題尚未形成共識。

從去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把完善慈善法規和政策作為工作重點，鼓勵和支持慈善事業發展。江蘇、湖南等地的慈善立法進展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慈善事業法》的立法工作正在進行中。

慈善發乎人的內心，源于人的自愿。立法要把慈善引向何處？金錦萍認為，慈善法要為內在的“慈”轉化為外在的“善”提供通道，確保外在的“善”能夠始終忠實于內在的“慈”，鍛造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組織，厘清政府責任和民間慈善之關系，厘清慈善與商業之關系。

“我們都對慈善法抱以熱切的期望。但應看到，所有的法律都是雙刃劍。”金錦萍說，在對不當行為進行規制的同時，也得警惕法律的負面作用，那就是避免讓慈善組織承受很大的負擔。慈善法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權衡。慈善立法若想成為真正的“善法”，立法者任重道遠。

據悉，《慈善事業法》已列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2011年立法計劃。國務院法制辦正抓緊修改《慈善事業法(草案)》，研究代表議案提出的建議，盡快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慈善組織能搞經營嗎？

允許商業運作，并獲取贏利，賺的錢不能自己分，只能用于公益事業

郭美美事件發生后，她的一條微博解釋說：“我所在的公司是與紅十字會有合作關系，簡稱紅十字商會。”正是郭美美說的這種合作模式，讓公眾的疑問進一步升級。是否有人在利用慈善牟利，為個人獲取巨額的財富？

趙白鴿指出，賺錢和紅十字會精神相悖。要賺錢的人，請遠離紅十字會。紅十字會的人要把人道、博愛、奉獻的精神放在首位。

由于公益事業是一項道德要求很高的事業，在公眾眼里，公益必須純潔，行善必須干凈。因此，一旦商業模式進入公益領域，就會被詬病。金錦萍認為，民眾質疑有其合理之處。慈善組織應以慈善事業為己任，如果慈善組織如同商業組織一般在商海中拼殺博弈，就會讓人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感覺，甚至對慈善組織的“非營利性”產生懷疑。

能否打著慈善的名義賺錢？王振耀強調，隨著越來越多現代捐贈模式的出現，尤其是大額捐贈增加，為了解決現有的資金保值、增值，也為了保證捐款的來源，可以允許商業運作，并獲取贏利。這在發達國家也是通行的，但賺的錢不能自己分，只能用于公益事業。

在國際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國際人道組織——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曾頒布《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企業界伙伴關系政策》，倡導和鼓勵運動的成員與企業界建立伙伴關系，其核心基礎就是以公開的紅十字形象關聯作為回報，獲取企業界對紅十字運動某一具體活動、項目或工程的資金支持。

哈佛商學院的管理學大師邁克·波特認為，公益慈善活動應該向商業活動學習，只有將“投資”、“風險慈善”、“市場導向”等概念引入公益慈善，公益慈善才會變得更為有效。

2008年，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發起一項創新型籌款項目“中國紅行動”，組織動員海內外著名企業，設計生產含有紅色元素的慈善產品，產品銷售的部分利潤捐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用于公益項目的實施。“中國紅行動”啟動后，得到了格蘭仕、國美電器等企業的積極響應。今年6月18日，上汽通用五菱捐贈500萬元加盟“中國紅行動”。

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王汝鵬認為，市場化運作的公益項目要實現三方共贏：讓需要幫助的群體得到免費服務或無償資助；讓公益慈善組織獲得公益資源，不花錢辦好事；最后是要讓承辦企業有一定的回報，保證可持續性。但這種回報應是通過所提供的社會服務間接獲得，而不是從慈善組織或受助方中獲取。公益慈善組織在這當中要做的就是加強監管，通過嚴格規范的制度建設和運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尋租空間，防止“好菜”變味，真正把好事辦好，把實事辦實。

公益慈善與商業的合作面臨著潛在的風險。在與商業合作的過程中，公益慈善組織如何規避風險、保護自身品牌的公信力？如何確保合作的走向不背離宗旨？這就需要賦予公益慈善商業模式以規范健康的機制。

王汝鵬認為，坐等捐款上門、沒有服務意識、沒有營銷意識、沒有管理創新的公益慈善組織，不可能成為有影響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實力的公益慈善組織。公益項目如何通過市場化運作注入“活水”，這是公益慈善組織正在積極探索的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媒體稱民間公益因慈善機構信任危機正加速發展 41歲時，管敏正決定“用腳投票”。

他和朋友們打了個賭：如果他在崇明島上走完50公里，他們就要依照賭約，每人為西南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捐一定數量的雞蛋。

就在幾個月前，這名上海律師還和大多數人一樣站在慈善的起點。大災大難時“跟著捐款”，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錢捐到哪里，感覺那與自己“很遙遠”。

直到他在媒體上看到了“郭美美”這個名字。生氣之后，管敏正把目光投向了民間公益組織。

在媒體評論中，這一年，慈善機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此同時，民間公益組織卻被認為得到了發展機會。意在匯聚每個人微小善意的微公益，正在加速快跑。這些善意可以是管敏正腳下的50公里，也可以是每天捐贈5元為貧困地區學童提供的一份免費午餐，甚至是為癌癥病人制作假發而剪下的幾縷長發。

它們并非看上去那樣微不足道。

即使和這些孩子相隔千里，幫助他們也并非“遙不可及”

管敏正第一次參與“暴走”，是在今年4月的蘇州太湖邊。那次，他只是抱著“鍛煉身體”的心態，沒想什么雞蛋的事情。

“一個雞蛋的暴走”，是上海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為了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每天能吃到一個雞蛋而舉辦的一個募款項目。每個雞蛋8毛錢，176元就可以讓一個孩子吃上一學年的雞蛋。“為他們的世界加點料，無需太多，只要每天一個雞蛋。”

61人被這個簡單的愿望打動了。按照“游戲”規則，出發前，他們向各自的朋友發了一封郵件：“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決定參加?一個雞蛋的暴走行動?……對于一把年紀而且身為微路癡的我，說沒有問題那簡直就是騙人的……所以，為了讓我走得更有動力和意義如果，我能夠順利完成50公里大暴走的行動，你是否愿意捐點雞蛋？”

張帆就意外地收到這樣一封郵件。她欣然應下了這個賭局，只是她沒“押注”，而是直接作為行走者參與進來。最初，她對結果并不抱太大期望，因為只有5個人回復了她發出去的郵件。這個在公益組織工作的年輕人很清楚，要想從個人口袋里“拿出錢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管敏正和張帆站在同一個起點。實際上，對于大多數參與者來說，走完前20公里很輕松。除了趕路，他們還能顧得上拍照、發微博，甚至和好奇的路人閑聊。

30公里過后，隊友們的距離拉遠了，閑聊的聲音也聽不見了。張帆覺得自己身上就好像“背著雞蛋一樣”。每個人只是顧著低頭走路，腳底板火辣辣地疼，管敏正的腳底磨出了水泡。

他們最終沒能堅持到終點。張帆把標注著“36公里”的催款郵件發了出去，管敏正索性自己捐了5000元。不久之后，他們可以在活動網站上的一段視頻里看到，一個系著紅領巾的小男孩一手拉著媽媽，另一只手的食指點著嘴唇，靦腆地對回訪志愿者說：“好吃！”

在張帆看來，即使和這些孩子相隔千里，幫助他們也并非“遙不可及”。

在千億慈善捐款面前，一只8毛錢的雞蛋幾乎不值得一提。但經過管敏正和張帆們的努力，4434名小朋友可以在接下來的一學年里，每天實實在在地吃上一個白煮蛋。

政府不該用大機構來統領社會，應給公民自己行動的機會

6個月后，管敏正又參加了上海崇明島暴走。這次，共有1000多名白領青年參加。盡管最終募集到的67萬元算不上多大數額，但77%來自于公眾募捐的這個數字卻讓組織者高興不已。就國內而言，慈善捐款目前的主要來源還是企業和機構公民社會尚不成熟，面向公眾募款比面向企業要困難許多。

這種困難在今年6月過后，顯得更加明顯。曾有媒體記錄了這樣一個小細節：一家基金會恰好在街頭進行“月捐”宣傳，本想通過公眾持續、小額地參與，幫助弱勢群體脫貧。然而，志愿者在街頭勸募時，路人卻以“冷眼”相對，有人甚至直接問，郭美美與這個有沒有關系？

“看起來官方慈善機構遭受到了來自社會的重創，其實社會本身才是遭受傷害最大的群體。”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傳進說。在一次公開演講時，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前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經過幾個月的質疑，中國社會現在急需一場新的慈善運動。

而在天涯社區公益總監梁樹新看來，“郭美美事件”反倒給了微公益一個機會。“這是微公益的升級年。”他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則肯定地表示，慈善亂象和微公益將被同時寫進今年的《慈善藍皮書》。

“微公益大多是非正式組織，但反而透明度高，和群眾互動性強。對傳統慈善是很大的挑戰。普通老百姓以獨立人格、自己判斷是否參與，這基本就是群眾自治和群眾互助的形式。”楊團說。

實際上，早在2009年，“多背一公斤”發起人安豬就在講座中提到微公益這個概念。在他的理解中，區別于“獻身”、“捐巨款”的大公益，微公益強調大量普通人參與并讓社會產生真正的改變。

梁樹新就曾發起過“鉛筆換校舍”的活動，他用廣西貧困小學的一支鉛筆在微博上成功換到了價值12萬元的物品，這些物品競拍后，重建了學校的圍墻、廁所還有操場。

第一個參與交換的，是個名叫“路人甲”的網友，他的交換物品也很路人，一塊明治巧克力。接下來，巧克力變成了電飯鍋，電飯鍋又變成了打印機……一周內，梁樹新就超額完成了目標。

梁樹新覺得，慈善就是填一張匯款單的時代應該過去了。“以前，慈善無非就是兩種形式：要么體制至上，靠政府動員；要么精英至上，靠富有的社會上層，像時尚晚宴、名人拍賣，這種形式老百姓根本參與不了。但是現在的微公益改變了以前傳統的慈善模式，借助互聯網平臺，它幾乎做到了零門檻。而且并不強調一定要捐款捐物，哪怕轉發一條求助信息，也是非常好的微公益行為。”他說。

動動手指就可以做公益，這樣的事如今已經有了一個特別的名字，“懶漢行動主義者”，他們信奉“少即多”的理念。一個被人津津樂道的“懶漢”故事是，一家國外網絡游戲企業設計了一個頁面，邀請玩家回答問題。每答對一題，網站都將為聯合國糧食計劃署捐贈10粒米。兩年后，懶漢們“捐”出了2200萬碗糧食給饑荒人群。

受此啟發，一家國內游戲企業仿效了這個模式。還有人打算設計用游戲積分來換大米的募款方式。甚至多余的“體重”都可以用來做募捐。在一個公益減肥項目的設想中，每位會員減去的體重都將自動換算成同等重量的大米，捐給貧困地區學校作為午餐主食。

慈善也可以是請客吃飯。就在慈善機構遭遇信任危機時，梁樹新和同伴們繼續在貴州山區進行免費午餐項目。在淘寶商店里，只需點擊“立即購買”和支付5元，就可向貧困地區學生提供一份午餐，包括一份米飯、一個水煮蛋、一份湯菜，每星期還有兩頓肉。

梁樹新樂觀地認為，每個人其實都心存善意，關鍵是如何找到激發他的點。5元操作起來比較容易，而且不會讓人感到太大的壓力。

“每一個公民的細小慈善行為是未來發展的方向。這種公益可能不是100萬、1000萬元，而只是舉手之勞。”陶傳進說。在他看來，政府不應該用大機構來統領社會，而是應該給公民自己行動的機會，讓人們自主選擇認為可信的慈善組織，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慈善的主人，在細小行為中獲得幸福感。

只是抱怨別人的人，自己也該想想，我是不是該做點什么

在陶傳進的觀察中，慈善機構爆發信任危機后，社會上兩種人同時出現了。

由于全國登記注冊的基金會在今年又增加了300多家，很多對傳統慈善機構不信任的人，扭頭自己單干。“當基金會的數量逐漸多了，社會選擇才有了基礎。大家不再把錢聚集在少數幾家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機構手中了。”他說。

一個為盲人錄制有聲讀物的圖書室，一家線上低價售賣二手服裝的公益組織，都可能成為人們釋放善意的平臺。

2006年，幾個來京務工的青年在北京城鄉接合部皮村創辦了這樣一個空間，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這家商店接受社會捐贈衣物，略有不同之處是，他們將衣服出售，每件只需幾元。扣除必要開支，再把收入用于其他公益項目。他們甚至為商店創作了一首歌，四四拍，不過上來就是句大白話，“這里有一件件傳遞的衣服……”

公益商店的創辦者是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孫恒等人。這個藝術團在北京小有名氣后，他們開始接收到一些機構捐贈的大批衣物。起初，他們把二手衣服直接拉到工地上發給工友，沒想到現場一片混亂。有人不管衣服是否合適就拼命搶；也有人冷冷地站在一旁，覺得這種施舍有辱尊嚴。

于是，他們想到了公益商店的模式。5年過后，皮村附近已有10家分店，并在北京擁有6個代收點。

晚上6點過后，工友們大多下班了，這是商店里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時候。賣得最好的一直是男褲，6元至10元一條，總是供不應求。每周4天，商店工作人員都得開著面包車，在北京上門收舊衣服。和幾年前相比，如今的捐贈量已經翻了幾番。

不過，陶傳進也注意到另一種人的活躍。“我不信任別人，我自己也不做，還要罵人。只是，抱怨別人的人自己也該想想，我是不是該做點什么。”

大多數時候，善意并非無處安放。它可能就在一雙小小的二手童鞋中。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北京一位普通捐贈者的手機上，突然收到這樣一條短信：“您是紫萱小朋友的家長嗎？我非常感謝你們。我們在一個公益機構得到一件寫有紫萱名字的衣服和鞋子幾雙，我女兒穿上就不愿意脫下，她沒穿過這么好看的鞋子。我們是外來打工的，每月除了開銷沒有多余的錢給她們姐倆買漂亮的鞋子。看著一臉幸福的女兒我很感動。紫萱一定非常漂亮，我從她的鞋和衣服中看到了。”

這位媽媽興奮地把電話打到同心互惠商店。她沒有想到，受助人竟然沿著衣服里的蛛絲馬跡找到了他們，那本是女兒幼兒園老師要求寫在衣服上的標識。她更沒有想到，自己這份小小的善意，竟為另一個陌生的女孩，點燃了一盞幸福的燈。

袁莉代言紅十字會惹爭議 明星慈善信任危機蔓延

郭美美和盧俊卿事件不僅令慈善捐款大幅度下降，還讓明星受到牽連。近日，地鐵里一組袁莉代言紅十字會的廣告引發網友口水戰，面對網友的質疑，袁莉憤怒地澄清自己分文未取，同時也強硬地表態“慈善是社會非常好的互動行為，一定會做下去！”

中新網9月20日電 郭美美和盧俊卿事件不僅令慈善捐款大幅度下降，還讓明星受到牽連。近日，地鐵里一組袁莉代言紅十字會的廣告引發網友口水戰，面對網友的質疑，袁莉憤怒地澄清自己分文未取，同時也強硬地表態“慈善是社會非常好的互動行為，一定會做下去！” 民政部近期公布了“郭美美事件”之后全國社會捐贈統計數據，慈善組織受捐額劇降九成：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之后善捐銳減數億。慈善組織6到8月降幅更是達到86.6%。仿佛一夜之間，“慈善”成了騙錢的代名詞。明星慈善的信任危機，袁莉不是第一個受害者，在她之前還有章子怡、楊瀾、汪小菲等；不過明星們也紛紛表態，不論遇到怎樣的質疑，都會把慈善進行到底。遭質疑迅速表態

袁莉：如果飯里吃出一粒沙子，你們今后就不吃飯了？

昨日，科幻作家韓松在微博上寫道“中國紅十字會最近在地鐵里大做廣告，要大家捐錢，還找了一個電影明星做代言人”，同時放上的圖正是袁莉拿著手機呼吁民眾捐款，隨即引發了網友的炮轟，名為“年糕象”的博友更斥說“袁莉瘋了吧！”

對此，袁莉迅速作出回應，再三強調該廣告是“去年拍攝，無一分錢費用”，雖然倍受質疑，但她仍堅定對慈善的態度，“如果飯里吃出一粒沙子，你們今后就不吃飯了？慈善是社會非常好的互動行為，一定會做下去！”

不過袁莉也暗示可能不會繼續與紅十字會合作，她說：“中國有很多慈善機構，你和我今后會選擇透明度高，認真做慈善的機構繼續良好的社會互動，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群！” 楊瀾：接受公眾監督是應該的，做慈善不應氣餒止步

楊瀾今年應算深陷“慈善危機”，先后因紅十字會、達芬奇家具和中非希望工程被卷入“口水戰”。

針對公眾對明星做慈善產生的信任危機，楊瀾一度通過微博解釋，14年前，希望工程曾說服她捐款做海外推廣，但如果事發在今天，她寧愿讓項目另請制片人和主持人，以示避嫌。“作為公眾人物，接受公眾監督是應該的，對此我虛心接受，并將更謹慎自處。雖然有時被卷入是非感到無奈，但微博時代社會透明度更高對社會進步有好處。”

在8月31日汶川大地震孤殘兒童救助專項基金支持的兒童康復中心的掛牌儀式上，楊瀾再度闡明了自己對慈善的看法，她認為公眾的質疑“對推動慈善事業走向透明化、專業化是有積極時代意義的。與此同時，有志于做慈善的人們不應氣餒止步，而應以更腳踏實地的工作，共同探索中國公益慈善之路。”

汪小菲：本想默默地捐出，做一點點貢獻

大S和汪小菲3月在海南高調結婚，兩人承諾將全數禮金捐助日本大地震，由于遲遲未有下文，4月有網友在北京俏江南門店打出“求大汪婚禮禮金捐款發票”的橫幅。汪小菲起初并不愿回應此事，并表示很無聊，但最后還是在個人的微博上曬出了兩張共計三百萬的發票，并留文表示：“所有的捐款都是我倆的一點心意，不是偷來，搶來的，我們只是想默默的捐出，做一點點貢獻。”并言辭無奈的表示：“把發票拿出來并不是我們的初衷，本想默默的把事做了，達到捐贈做慈善的目的，但還是有一些朋友做出了一些過激的行為，逼著我們拿出發票。” 給明星慈善支招 趙本山：社會都懷疑捐款去向，不如直接發到手里

今年中秋，趙本山與家人以及本山傳媒旗下的藝人，與青海玉樹災區的部分學生齊聚一堂，談到這一公益行動，趙本山說：“社會上方方面面需要用錢的地方多了，但這些孩子可能會對這個中秋節留下深刻記憶，因為他們需要。把錢捐給需要的人，他們才會把這個錢當錢花。其實社會、政府給這些孩子的已經很多，而這種直接的支持，會讓他們得到快樂。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捐出來的錢哪去了，我們也不知道，所以這次包括給他們獎學金也好，買的東西也好，都是實物，孩子們能真切地得到，這么做很直接。”

對于目前社會上對一些慈善機構的質疑，趙本山也有同樣的困惑：“我覺得現在把錢捐出來吧，社會都在懷疑捐款的去向，還不如哪需要什么，就給買什么，真正能發到他們手里，增加他們的信任感。只要你是用心的，是真心的，慈善事業里不分什么有錢人和沒錢人，一塊錢也能給別人帶來幫助。”

章子怡：我會義無反顧地堅持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章子怡去年的“詐捐門”堪稱明星“慈善信任危機”的初始，對于汶川地震100萬捐款、戛納電影節捐款和章子怡基金的三大質疑，讓“國際章”的公信力跌落到谷底。

今年5月，章子怡在接受《南都娛樂周刊》的訪問時，大方談到“詐捐門”，她感嘆人生的大起大落，“生命中最寶貴的是這些事情，而不是你在最高處手捧鮮花的時候，那些是過眼煙云。在你低谷的時候，人就不一樣了，你會去思考，這些經歷都在為你的人生旅途鋪墊。但我相信人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我是一個忘性很強的人，我的世界里，只愿意留下那些美好的事，我不悲觀，我也不會責怪其他，但我從中吸取教訓。”

這一年來，章子怡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慈善活動，她坦言現在很多明星都不愿碰慈善，怕捅出簍子，“但我會義無反顧地堅持我認為正確的事情。我覺得這些經歷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讓我重新閉上眼睛去沉思，讓自己閉關一陣子。當你再次放眼這個世界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高度和不一樣的角度，這是非常非常寶貴的人生財富”，章子怡充滿信心地說。馮小剛（微博）：誰規定做慈善就得低調？

四月，陳光標高調慈善招致諸多爭議，馮小剛連發6條微博力挺，“行善的人，接二連三被肆意攻擊，被審查被逼著曬發票，捐了錢卻像是干了傷天害理的事，真是比竇娥還冤。” 在馮小剛看來，陳光標高調做慈善并沒有錯：“高調慈善怎么了？誰規定必須低調呀？做慈善又不是做賊，見不得人？”同時馮小剛還大嘆人心不古：“原來文藝界一說捐款一呼百應，現在誰也不抻頭，都怕捐了錢還挨罵。捐少了說你摳門，捐多了說你顯擺作秀。”

馮小剛還說：“這不是陳光標一個人的問題，現在是你不捐錢不慈善，什么事也沒有，一捐錢做慈善就挨罵遭質疑。有人說陳光標是用捐款為他的企業做廣告，為揚名。我想說，如果全國的企業都如此，廣告費別砸電視臺黃金檔都當善款，捐給窮人好了，那可真是中國弱勢群體的福音了。”

官辦慈善陷信任危機 中國式慈善遭遇制度藩籬

帶著2000頭豬、1000只羊和113臺農用機具，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在貴州畢節市開了一場另類的個唱會。陳光標在慈善事業上屢有驚人之舉，已被公眾所熟知，贊賞和批評者各執一詞。支持者認為陳光標捐出真金白銀，無論形式如何干的是“實在事”。而反對者則對陳光標嗤之以鼻，指其作秀，有傷社會風氣，甚至質疑其借慈善之名經商斂財。

和陳光標個人慈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辦慈善機構在一系列丑聞后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民間慈善機構舉步維艱的生存境地。業內人士認為，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規范化應該是慈善機構今后發展遵循的原則，也將是民間慈善事業最終的發展方向。

陳光標式高調慈善越挫越勇

9月25日晚，貴州省畢節市政府門前廣場，一身白衣體型偏胖的中年男子在舞臺上深情款款地演唱著《我的中國心》，臺下是近萬名前來捧場的當地群眾，演唱者不是香港歌手張明敏，而是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舞臺背景上“一路慈善一路歌———陳光標走進畢節新慈善聯歡會”的字樣表明了此次演出的目的。

當天晚上，陳光標宣布捐贈給畢節老百姓2000頭豬、1000只羊和113臺農用機具，這些物資全部到達了演唱會現場，并戴上了紅色的絲帶。對為何到畢節進行捐贈，陳光標表示，兩年前因捐贈500臺教學電腦和兩部商務車，成為畢節市的榮譽市民。但兩年間感覺沒有為畢節做太多的貢獻，于是，就在8月初作出了“在畢節辦慈善個唱”的決定。

“人類已經無法阻止陳光標了！”有網友這樣調侃陳光標此次開個唱捐豬、羊和農用機具的行為。而之前陳光標曾因給災民發放現金引起爭議，這次他的解釋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一對公豬母豬現在值兩千多元，農民朋友領回家養上10個月，生了小豬就能收入幾萬塊，他希望能幫農民朋友脫貧致富。

作為“中國首善”，陳光標生于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天崗湖鄉，一個貧困之地。兒時，他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先后因家庭貧困死于饑餓，饑餓給陳光標留下了恐懼的記憶，也激發了他改變命運，脫貧致富的想法。和中國第一代成功企業家一樣，陳光標在市場經濟中幾經成敗歷練，風雨波折，最終打造了屬于自己的事業和財富。

如今，作為江蘇黃埔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掌舵人的陳光標，因熱心慈善已成為明星企業家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記者發現，在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官網底部的友情鏈接中，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光彩基金會、中國愛心公益網、江蘇省紅十字會赫然在列，這是其它企業網站所罕見的。

在慈善事業上，陳光標一路走來，榮譽隨捐贈額度一同增加。“2008中國慈善排行榜”，陳光標因在2007年全年共捐出1.81億人民幣居首，獲得“中國首善”的稱號；“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陳光標率領其公司組織的救援隊伍積極參與救災，累計向災區捐贈款物合計2130萬元；時間相隔不到兩年的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震，陳光標在西寧購得21臺吊機、推土機及挖掘機等救援設備后，第一時間抵達玉樹縣開展救援行動。

陳光標的行善半徑已延伸至臺灣地區甚至鄰國日本。今年1月27日，陳光標到臺灣捐獻5億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134億元)救濟臺灣低收入家庭及弱勢族群；3月11日，日本發生里氏9.0級大地震，陳光標在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后，當晚乘飛機轉道香港飛赴日本，參與相關救災工作。求援和行善途中，陳光標不但給當地居民發放口罩等救災物資，還從廢墟中救出了一名婦女。

在陳光標高調行善時，他也曾表示，很多企業家在做慈善時有“三怕”：一怕捐款之后稅務部門查賬；二怕當地政府部門“化緣”；三怕各種各樣的上門求助者。

熱心慈善的壯舉為陳光標帶來了稱贊和掌聲，“中國首善”的榮譽光環更是讓這位企業家成為輿論的焦點和媒體追逐的對象。在網上，有人戲稱陳光標為“民間民政部長”。

但同時，陳光標高調行善的方式卻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和質疑。2010年1月，陳光標因為西部貧困地區募集善款，將3300萬元人民幣砌成一道錢墻引起爭議；在臺灣派發5億新臺幣紅包，引來受助者下跪致謝被指責；在日本救援時帶攝影團隊拍照被指作秀。近日，更是因為帶頭倡導低碳綠色出行親手砸掉一輛大排量奔馳車引發網友圍觀，不少人指其作秀、沽名釣譽。更有甚者，一位網友得知陳光標的弟弟在當保安，妹妹在飯店洗碗時，引用蘇洵《辯奸論》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向陳光標發難。而陳光標式的高調慈善被相關人士稱為暴力慈善，傷害個體尊嚴和權利，與慈善本質相違背。

對于公眾的質疑和指責，陳光標同樣高調地予以回應“面對國家突發災難，我在做什么？指責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夠捫心自問。”陳光標曾以形象的語言描述他的財富觀：財富如水。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獨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條河，就要學會與他人分享。更有官方媒體稱，對陳光標這樣的行善之人，不妨多份理解，“高調行善”不應該比“低調不行善”更受到質疑，慈善事業的制度缺陷不應該由個人“買單”。

一樣的慈善 不一樣方式和效果

美國人卡耐基曾有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2010年6月，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起了一項名為“捐款誓言”的認捐倡議，并得到美國40個超級富豪家庭的支持，并承諾在有生之年或身后把至少一半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以回報社會。其中，簽名者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門人大衛·洛克菲勒、花旗集團前董事長桑迪·韋爾、酒店業巨頭希爾頓等人。但此項承諾并不具備法律效應，即便承諾方屆時反悔，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履行承諾，也不需承擔法律責任。

隨后，兩人前往中國，于當年9月29日在北京昌平拉斐特城堡莊園舉辦了一場慈善晚宴，至少邀請了50位中國富豪參加。由于擔心被勸捐，盡管請柬上已經寫明嘉賓無需做出捐款承諾、且不會有媒體參與報道，仍有少數人拒絕了出席晚宴的邀請。

作為受邀嘉賓之一，陳光標則用一份“厚禮”回應了蓋茨和巴菲特的這次中國慈善之旅。他在致蓋茨和巴菲特的一封公開信中稱“將做第一個響應并支持你們行動的中國企業家。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這也是我給你們兩位先生中國之行的見面禮。”

對于中國富豪慈善積極性不高的原因，陳光標曾表示，一是許多富豪是第一代創業者，剛剛從貧困中走出來，還沒有形成很強的做慈善的自覺意識。二是對慈善事業的宣傳和傳播不夠，有不少人做了大量慈善工作，但社會上未必知道；三是也有一些富豪捐了款后，不愿意宣傳，害怕帶來更多的麻煩，比如稅務檢查、被要求捐款等。

而此次陳光標高調宣布“裸捐”又觸動民眾敏感神經，再次被推倒輿論的風口浪尖，招致很多人的質疑和謾罵。有人稱其“別有用心”。原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解“我們對得起陳光標嗎？我們對得起陳發樹嗎？每當有人站出來捐獻，媒體和民間總是充滿了對這個人道德質疑的聲音。只有善意的壓力才會促進慈善，這種惡意的揣測只會打壓慈善心。”

盡管從事慈善的最終目標相同，但陳光標和蓋茨、巴菲特的行善方式卻大不相同。巴菲特通過捐贈蓋茨成立的蓋茨基金會這一非政府公益組織，為相關公益慈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與政府無關，與微軟公司無關，公益性彰顯。同時，蓋茨基金會由專業工作人員運行，并由會計事務所畢馬威審計的財務報表和活動報告，運行規范并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蓋茨基金會得以良好運行的原因除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制度規范外，成熟的社會慈善文化也是重要原因。

比較而言，陳光標從事慈善主要是通過動用公司的財力和人力直接向被捐助對象捐贈現金或實物，捐助對象具有隨意性且捐贈財物數量難以統計。同時，由于其慈善行為和政商聯系緊密，成為遭受外界詬病的理由之一。曾有媒體質疑其“詐捐”和借慈善名目經商斂財。

當陳光標的高調慈善行為刺激公眾眼球的同時，一個叫做“郭美美”的女孩讓中國紅十字會美不起來。今年6月20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因為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其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中國紅十字會自此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批評和質疑迅速涌來。

盡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隨后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郭美美”與紅十字會無關，但其中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利益糾葛造成的負面影響使中國紅十字會的正面形象遭到巨大削弱。無獨有偶，其后接連發生的慈善總會“尚德詐捐門”、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更是透支著公益慈善機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以及民眾對其的信任。對于慈善機構爆發的一連串丑聞，公眾不禁要問，他們的捐款是變成災民手中的面包，還是郭美美的瑪莎拉蒂？對此，有分析人士稱，陳光標高調直接捐贈現金和實物的方式正是對于有關公益慈善機構的不信任。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國捐贈數據監測顯示，3～5月，慈善組織接受捐贈總額62.6億元，而6～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地產大鱷潘石屹在微博中感慨：中國的慈善基金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如果有大災大難發生，這樣的信任危機，受苦的就是災區的人們了。國家要痛下決心，馬上進行慈善體制的改革，再不能等了。

體制障礙制約民間慈善發展

目前在中國，市場經濟作為首次分配的主導機制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也導致了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現象。而以財政收入為基礎的二次分配，不能完全承擔所有公民應享有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障體系亟待進一步完善。因此，慈善機構等社會團體應當承擔起應有的職責和作用，慈善事業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不僅事關崇高的人道主義事業能否發揚光大，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但由于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原因，民間慈善機構的發展壯大一直受到限制和發展瓶頸。

根據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基金會分為面向公眾募捐的公募基金會，和不得面向公眾募捐非公募基金會。據了解，公募慈善基金會一般都有政府背景，例如：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非公募慈善基金會都是民間慈善基金會，多以企業捐款和特殊組織捐款為主，如李連杰創立的壹基金等。

在慈善基金的設立上，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原始基金不低于800萬，地方性公募基金不低于400萬，而非公募基金會不低于200萬。在原始資金合格的情況下，需尋找同意其掛靠的業務主管單位，并向業務主管單位申請設立，然后再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設立登記，其中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登記管理機關為民政部，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對應的是地方民政部門。最終經過登記管理機關出具準予設立登記的批文并抄送業務主管單位，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布公告。

以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為代表的公募基金由于特有的政府背景和可以向全社會招募的體制優勢，成為中國慈善事業有力推動者，其在民間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和政府存在天然的聯系，許多慈善組織存在行政化和官僚化等弊端。有學者指出，政府在慈善組織的管理、資金募集、人員組成等方面掌握主導權。例如，中華慈善總會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是從團中央分化出來的;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脫胎于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等。

同時，一些公募慈善基金因運行成本高、效率低下和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屢遭社會詬病，而這些問題也在民間的私募慈善基金上也不同程度得存在。可以說，“郭美美”事件爆發，是公眾對慈善基金郁積已久不滿情緒的集中釋放。對此，國務院領導和民政部領導都曾明確表態，要提高慈善機構的透明度，要完善報送制度，建立公共信息平臺。

而國外慈善基金由于成立時間較早，運行成熟，在輔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已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公益組織。以蓋茨慈善基金為例，在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及時披露資金的運行情況，各種慈善項目進展報告和財務報告需向社會公開。中國的民間慈善基金卻由于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等原因，從發展到壯大，一路走來，步履蹣跚。

2007年4月19日，“李連杰壹基金計劃”在北京正式啟動，其后，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云南大旱、舟曲泥石流災害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較有影響力的慈善組織。按規定，成立民間慈善基金會必須先找到“掛靠單位”才能獲批，壹基金最終掛靠中國紅十字會名下，借助中國紅十字會的名義向社會公開募捐，但沒有自己獨立的公章和獨立賬戶，籌得的所有善款都進入中國紅十字總會下屬的銀行賬戶，經專門管理委員會審批才能劃撥善款。

2010年9月12日，在參加《面對面》節目接受主持人柴靜的專訪時，李連杰曾表示，壹基金是一個已經生了的孩子，但是沒有身份證，身份和法律結構模糊，在遭受公眾質疑的同時，甚至面臨夭折的可能。早在壹基金成立之初，李連杰和中國紅十字會有三年之約，期限至2010年年底。后來，經多方努力和相關配套制度改革，李連杰壹基金已經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冊為公募基金會，成為首個民間公募慈善基金，也為其他有轉型需求的基金和非公募基金會提供了借鑒意義。

有分析人士認為，像壹基金這樣的民間慈善組織身份的困境源于政府與民間角色的錯位，政府的大包大攬不僅壟斷了民間社會的職能，也增加了慈善的成本。

在民間慈善基金的成立和運行中，慈善基金本身和掛靠主管單位之間存在合作關系的同時，也存在著各種利益糾葛，甚至矛盾。民間慈善基金害怕掛靠主管單位行政監管過度，喪失獨立性；掛靠單位顧忌到慈善基金的“民間性”，萬一出現政治風險和貪污腐敗，會容易激起公憤，引火燒身“麻稈打狼兩頭怕”，兩者之間的關系可見一斑。

同時，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公募慈善基金與非公募基金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競爭格局之中。因為向公募組織捐款可以免稅，而向非公募組織捐款則需要繳納很高的稅金，這無疑是一種稅收制度上的歧視。

8月26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表示，民政部計劃將公益慈善類組織，統一從社會組織中拿出，單獨由慈善司負責，開展單獨的行業監管。公益慈善類組織將首先改變先找“業務主管單位”，再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雙頭管理局面。這也意味著持續了多年的“雙頭管理體制”邁出實質性的改革之步。

對于慈善事業的未來之路，業內人士認為，官辦慈善機構應該在不斷去行政化的過程中增強自身獨立性。而民間慈善組織必須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在降低民間慈善組織注冊登記門檻時，給予其獨立的公募資格，并通過保護慈善組織及捐贈人的合法權益，完善稅收減免政策。而民間慈善機構應該自覺接受政府和媒體的監督，建立起規范的慈善項目運行機制而和信息披露制度。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規范化是民間慈善今后發展應遵循的原則，也將是民間慈善事業最終的發展方向。

第五篇：論信任危機

論當今時代信任危機

內容提要：在大力倡導助人為樂、弘揚傳統美德的今天，過去的彭宇案、小悅悅事件等與之顯得格格不入，似乎與國人傳統秉性不符。然而就是這些事件，觸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引發了公眾極大的關注和討論，公眾把這些事件歸結于道德滑坡。事件的癥結到底在哪？每當類似事件或現象見諸媒體報端之際，不僅需要我們關注和同情，更需要我們追問和反思。

關鍵詞：信任危機中國社會政府

生活在當今中國的很多人都已經感受到了當下的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彌散在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僅存在于不同人群、階層和行業之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個社會細胞內部。不過，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社會信任危機并是一個當代獨有的問題。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就認為，雖然中華帝國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禮制和帝國法律控制下，但中國人對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卻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對金錢和利益追逐更是要遠遠超過對禮法的尊崇。實際上，直到當代，儒家社會一般被認為是缺乏社會信任的社會。

當代中國的社會信任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并不是因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說，社會信任在傳統中國和改革前的中國社會沒有被“問題化”，并不是因為那些時代有比現在更成熟的信任機制，而是因為在那種社會結構下“信任”還沒有被充分資本化和“社會化”。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大變局不可能沒有延續的一面，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很大程度也是因為我們有意無意地繼承了傳統社會的許多機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機制，而這些機制明顯是和時代發展脫節了。當代中國的社會信任危機有兩個方面的根源：一個是作為現代轉型期普遍現象的社會信任體制尚未健全，另一個也許更重要的，就是中國社會結構一些特點所造成的社會不信任。分析這后一方面的社會信任問題，就要了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歷史軌跡，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一、中國社會大轉型：“信任”的國家化和市場化

隨著過去一百年中國社會結構的劇變，尤其是革命和改革，傳統的社會迅速解體，中國社會信任經歷了一次大轉型。建國之初，國家通過各種社會運動和基層政權建設，完成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編戶齊民”，從而基本消滅了“家國體系”以外的社會勢力，例如江湖社會的活動空間。隨著經濟建設和社會轉型的全面展開，國家具備了組織社會的能力，同時掌握了足夠的經濟資源，通過執行各項政策和“事業”的方式與社會進行“互動”。隨著現代國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議程。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質和制度的公共品供應不足，年輕人的剝奪感就尤為強烈。家庭，這個中國社會信任的核心單元和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單位，在國家化時代還能正常運轉，現在又處于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壓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種危機當中。所以說，國家化和市場化的齊頭并進不僅僅是中國當今收入分配和經濟結構惡化的起源，也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信任危機的根源之一。

市場化和國家化的更深層次結果，就是本應該開始非人格化和社會化的國家信用和社會1

信任，反而開始出現私人化和非社會化的跡象，這一趨勢和大多數發達社會所經歷的信任“社會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資源事實上被置于少數私人和小集團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積的權力腐敗和尋租行為。另一個與傳統社會頗為相似的結果就是與社會生活相應的“非制度化”和社會信任的解體。權力對于經濟利益和社會組織的壟斷，反過來又壓縮了社會的生存空間，提高了社會信用的成本，削減了合法經營的利潤；而金錢和市場對傳統意識形態和基層組織的取代，以及國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會化，又進一步降低了一般社會成員“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這兩方面的變化，最后導致各種“江湖（潛）”規則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大面積復活。

二、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信任

在國家與社會日益市場化和貨幣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隱性社會契約所規定的那樣，為人民提供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計劃。事實上，只要民眾勞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夠通過市場獲得比較合理的回報，即是政府對社會契約的充分履行。但這一點往往難以做到，這從只占GDP大約10%~20%，并且逐年減少的勞動者收入份額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國家壟斷，當然是最重要的長期結構性因素，但絕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壞一般民眾對政府信任的，還是一些政府官員的短期行為。

一種最常見的破壞“社會契約”的短期行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資。在現行的投資體系下，政府經濟類的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很容易博得政治資本，而民生等相關的社會投資則缺乏動力。如果民眾對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長期無法兌現，自然會影響社會契約的履行問題。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強社會投資，老百姓也不會真正當真。無形之中，許多中產階層依賴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減了，最后只想“用腳投票”，或者考慮移民，或者千方百計重回體制中去，成為食利階層的一員。

另一種短期行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廣義的腐敗問題。一般來講，“暗箱操作”常見于經濟和人事領域，特別是指在招標、采購、錄用和審批過程中以權謀私的權力尋租行為。久而久之，老百姓對此心知肚明，習以為常。最后，一般民眾對反腐敗和規制化就產生了“改革疲勞癥”，不再信任把這些法律和紀檢公共制度看成是“我們的”，而把政府官員列入“他們的”行列，甚至發展成一種“仇官”心態。

最后一種短期行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員和政府工作人員私人的跋扈行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鄧玉嬌案”和2010年的“李剛案”、“錢云會案”。這些事件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導致官民虛擬空間的對立，以及一種“你如何解釋我都不信”的狀態，究其根本，還是在于民生和腐敗這些長期因素，已經深刻破壞了官民信任的基礎。

三、市場利益主體之間的信任

市場利益主體之間的信任是我們這個社會討論最多的話題。以“毒奶粉”為例，現在中國每年都有好幾起全國性的食品藥品安全事故，而且“無良奸商”似乎是越壓越起，防不勝防。于是，出現了一方面國內消費不足，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出國掃貨”的滑稽現象。除此

之外，還有大量的商業欺詐、信用欺詐、就業陷阱和傳銷組織，無論政府如何努力查處，似乎永遠處于無法取締的狀態。

如果說政府和民眾間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權力缺乏有效的內外制衡，那么商業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對稱和監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對稱性是任何一個傳統社會從農業向工商業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在經歷了現代化考驗的國家，這種結構性社會問題催生出強大的中介組織和復雜的法律規范。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的市場信任問題也有自身的特殊性，這要從社會激勵機制入手來解析。

四、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

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問題涉及面極廣，即包括不同階層和地區的人之間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單位和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內部人”信任。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在很多方面類似于西方工業化后由禮俗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對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個基本表現就是，建立在親緣和地緣基礎上的傳統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經式微，但卻未找到合適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職業群體的信任問題也日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根據十年來的社會調查，醫生、教師、政府官員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會聲望和職業信任度下降最為迅速。無獨有偶，這些領域不僅是現代西方社會聲望最高的行業，恰好也是當代中國潛規則和職業道德滑坡極其嚴重的幾個領域。

信任危機甚至已經發展到普通人之間。南京“彭宇案”就體現了最基本的道德義務所面臨的困局：一方主動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響，后來發生了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攙扶以至死亡的慘劇。更令人唏噓的是湖北荊州船主對見義勇為者“挾尸要價”的態度：只要錢沒湊齊就不能把尸體交出去，而且絕不賒賬。這類例子足以說明當代最基本的社會信任所面臨的道德困境：要維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雙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線，但如果一方認為基本道德底線相對于貨幣化的經濟利益不劃算，那么陌生人之間信任的基礎也就徹底沒有了。

五、重建社會信任

最根本的改革在經濟方面。這包括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增加社會對國家經濟政策的參與，支持銀行和金融業的社會化，允許私人企業更多的自由空間，保護私人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從而根本改變社會在信用生產中的尷尬地位。在社會活動空間大大拓寬的前提下，國家也就能夠引入更獨立的司法體系和社會組織來參與經濟監管。這樣就會有助于市場主體之間信任機制的形成。事實上，淘寶等網絡商業平臺的成功，已經成為社會成員通過平等參與建立商業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領域，重新界定國家與社會的契約是加強國家和社會之間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國家應該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本著公平參與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醫療、養老和教育，明確家庭、社會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責任和義務，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護。此外，在社會組織方面，國家應該逐漸放開對社會組織的壟斷，賦予各社會階層利益

相關者（stake holders）利益表達和參與政治的權利。

對于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社會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開放社會都能自發形成的一種秩序，國家只是一個次要的參與者。當代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種“貨幣本位”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動搖了許多人的道德底線，扭曲了正常的價值體系，破壞了國家與社會、市場利益各方以及社會成員間信任的基礎。但事實上，健全社會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續貨幣體系應該是相輔相成。只有實現了社會信任（信用）的“社會化”，讓貨幣和權力服從社會要求，社會自身才能擺脫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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