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析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如何應對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修改

試析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如何應對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修改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苗繼元編輯：studa121

1論文摘要 修改后刑訴法對律師辯護制度進行了完善，基本實現和律師法的銜接。相關規定在實施過程中必將給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必須通過改善現有的偵查工作機制，加強與各部門的溝通協調，找到一條應對之路。

論文關鍵詞 修改后刑訴法 職務犯罪 辯護權

修改后刑訴法對于辯護和代理制度進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即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強化了律師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這些制度的出臺，進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現了近年來我國法治進步的成果，對于推進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這些規定也給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帶來了新的沖擊和挑戰。

一、修改后刑訴法對辯護制度修改情況簡述

僅就刑事訴訟偵查階段而言，與1996年刑訴法相比，修改后刑訴法在律師辯護權方面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辯護人”介入時間提前

修改后刑訴法第3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這條規定，將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審查起訴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進一步保證了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有效的獲取律師幫助的權利。

（二）會見程序改變

修改后刑訴法第37條第2款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這也就意味著辯護律師可直接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經過辦案機關的批準、安排，這項規定為辯護律師和犯罪嫌疑人會見提供了極大地便利條件。

（三）律師權利擴大

修改后刑訴法第37第4款條規定：“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項規定意味著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偵查機關將不再有權派員在場，也不能對律師會見的時間和次數進行不必要的批準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訴法第37條第1款取消了辯護律師同犯罪嫌疑人會見通信的階段限制，即律師在偵查階段除可與犯罪嫌疑人會見之外，還可與其進行通信，這也是律師權利的一項重要擴充。

（四）明確規定三類案件可以限制律師會見

修改后刑訴法第37條第三款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這項規定從正面賦予偵查機關限制律師會見權力的同時，其實從反面也保障了律師的會見權，即只要不是上述三類案件，或者偵查機關沒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師即可不經批準直接會見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與轉變，被理論和實務界一致認為可以有效改變現階段刑事案件“會見難”“辯護難”等基本問題，對于律師充分行使辯護權提供了極大地便利條件。但就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而言，因為現階段的偵查工作特點，這些轉變卻給今后的偵查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二、辯護制度的修改給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帶來新挑戰

當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運行過程中存在著偵查手段較為單一，案件突破嚴重依賴口供，偵查工作缺乏現代技偵手段等特點，具體體現為：職務犯罪查辦以“秘密性”為原則；職務犯罪查辦依賴口供；職務犯罪偵查依賴強制措施的運用；職務犯罪偵查的技術偵查措施嚴重缺乏。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現狀是適應原有刑訴法而形成的辦案模式而產生的，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為職務犯罪偵查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沖擊：

（一）口供的獲取和固定難度加大

貪污、受賄案件具有其證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觀犯罪構成的證明往往決定了案件的定性。禮尚往來、借貸關系、公務消費、小金庫等均可以成為逃避刑事處的關鍵理由。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則成為能否定罪的關鍵性證據。律師以辯護人身份出現在偵查階段給審訊工作帶來的不可控因素必然會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現象將頻發。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律師之間由于權力和權利的“此消彼長”導致的“博弈”將更激烈，獲取口供難度將更加困難。

（二）證據的獲取和固定難度加大

在案件偵查過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由于不了解偵查機關對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獲取了哪些證據，因而不敢輕易翻供、毀證。而修改后刑訴法賦予了律師更充分的辯護權利，使得律師可以運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和專業知識，在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告知其如何準備供述，并將獲悉的案件情況帶出，對關鍵案件證據進行掩飾或銷毀。這對于一直以來都以口供獲取證據的辦案機關來說，無疑是一個獲取和固定案件證據材料的巨大沖擊。

（三）可能導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線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辦案人員對案件的控制難度將增大。可能帶來的具體問題包括：（1）律師可能將通過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閱卷獲悉的信息提供給證人或被調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關聯的窩案、串案中。律師將獲悉的其他共犯或關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辯解提供給與這一供述或辯解存在利害關系的某個共犯或者其他關聯人，從而使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認識與表述；（3）在正在偵查的案件中，律師通過會見犯罪嫌疑人可能獲悉尚未辦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無意地提供給相關聯的人。

（四）拓展線索，深挖串案的難度加大

線索深挖和擴大是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來源的重要途徑，它可以使小案發展成大案，使單個案件發展成窩案、串案。線索深挖有時需要從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發現蛛絲馬跡，然后乘勝追擊獲取更多的線索資料。而律師通過有關權利的行使，不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讓口供和證人證言變化的風險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從而給偵查中深挖線索，擴大戰果增加困難。

三、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如何應對辯護制度修改帶來的挑戰

作為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面對刑事訴訟法關于辯護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積極適應刑訴法的修正，從觀念上轉變偵查思路和偵查理念，努力提高職務犯罪偵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過偵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轉變，強化和完善職務犯罪偵查措施。

（一）偵查觀念要轉變

1.轉變律師提前介入影響辦案的觀念。刑訴法修改后律師介入時間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從表面上確實對案件的辦理帶來了壓力和挑戰，但從本質上看，也是我國是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正確處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重要一步。辯護律師作為訴訟參與人，是刑事訴訟法建立控辯審三方架構的結果，是與公訴人、偵查人員承擔不同職責的刑事訴訟過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權利應當與公訴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職責不同。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必須轉變觀念，建立于律師之間的有效溝通、協調，才能將案件辦扎實、辦成鐵案。

2.轉變“保險立案”觀念，樹立“風險立案”理念。實踐中，由于貪污賄賂案件查辦對象往往具備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為了保險起見，檢察機關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證據后才決定立案偵查，而對于尚未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盡快拿到口供。隨著刑事訴訟法對于律師介入時間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職務犯罪案件必將更加難以辦理，其間遇到的困難和阻力也會更大。這就要求自偵部門在辦案過程中，應當摒棄“保險辦案”的理念，樹立“風險立案”的作風，敢于迎難而上，加大辦案力度，實現辦案數量和質量的有機統一。

3.從“倚重初查”獲取口供，轉變為“初查偵查并重”全面收集證據。從近年來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流程來看，由于偵查措施較少，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往往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初查上，偵查階段則多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偵查”的格局。刑訴法修訂后，查辦職務犯罪雖然有了一些沖擊，但在偵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補充，初查和偵查之間的關系必將由倚重初查獲取口供，轉向初查偵查并重且為全面收集證據。

（二）偵查策略、手段要轉變

1.要進一步提高審訊水平，加強預審突破能力。首先，在審訊前要做足準備工作。修改后刑訴法要求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不能輕易接觸被調查人，反之一旦接觸就要做足充分的準備。這就要求預審人員對審訊對象的自然情況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對嫌疑人的個性和特性形成判斷，結合已掌握的證據，形成充足的預判。此外，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介入導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審訊預案時要爭取窮盡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沒有遺漏。其次，審訊過程要注意證據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訴法給予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和空間相對寬松和自由。因此，在訊問中審訊人員要更為注意證據的出示環節和時機，打破嫌疑人的僥幸心理，甚至可以選擇在律師會見后再出示證據，出其不意的打亂嫌疑人心理防線，從而突破案件。

再次，審訊過程要高度關注。實際訊問中，審訊人員要比以往更為關注審訊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及時把握嫌疑人的細微變化，根據訊問變化調整訊問策略，追問到底。最重要的是摒棄以往那種長期作戰、拘留逮捕后再獲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爭在第一次訊問時就達成訊問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審訊中要更要注重偵查謀略的選擇和使用。辯護制度的修改對第一次審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說案子能否獲取有罪供述都依賴于第一次訊問的成敗。這樣，我們在訊問中就要更加注重偵查謀略的選擇。在實踐中，偵查人員要將政策攻心、情感催化，雙管齊下、一箭雙雕，循序漸進、順藤摸瓜，抓住關鍵、重點突破等訊問謀略巧妙結合運用，力爭迅速打開局面，為今后的立案偵查打下堅實的基礎。

2.立案后加強證據收集工作，迅速強化固定證據。刑訴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職務犯罪偵查

部門查辦案件必須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偵查資源，集中力量作戰，提高辦案效率。針對律師介入偵查環節出現的新情況，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現象，鞏固偵查成果。對于即將接受律師會見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預防針”，告知其違反法律妨害司法的嚴重后果。而對于已經接受律師會見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及時進行突審，鞏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還應加強偵捕、偵訴配合，隨時掌握案件的動態情況，及時發現所取證據細節缺失等取證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補強，鞏固取證成果，健全證據體系，保證辦案質量。

3.充分運用技術偵查手段，逐步實現“由證到供”的轉變。

從實際辦案需要來看，筆者認為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術偵查手段是測謊技術和通訊監聽技術。職務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較高，反偵查能力較強，一般不可能積極主動地交代問題，使用測謊技術可及時獲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偽，對順利開展偵查工作極為有利。實踐中由于測謊儀器較為經濟，且操作極便，因而應當廣泛推廣使用。此外，職務犯罪中利用通訊技術作案的情況也越來越多，因而，在職務犯罪偵查中使用通訊監聽技術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強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主動性，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案件線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監聽人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極強的隱蔽性，直接獲得第一手資料。

4.充分利用監視居住這樣強制措施。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對于監視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種強制措施中最大的。從內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監視居住的條件、場所、方式、檢察機關監督等多項內容，從性質上看，監視居住被界定為一種介乎取保候審和逮捕之間的強制措施，是羈押的一項替代性措施。實踐中一些案件由于種種原因可能無法及時獲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繼續偵查調取主要犯罪證據，這樣就無法對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強制措施。為防止律師提前介入可能導致的一些不良情況的發生，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可以嘗試運用監視居住這一手段。這樣既可以將逮捕后的偵查時間兩個月轉為監視居住后的六個月偵查時間，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關人員接觸從而串供、毀證。

5.合理利用法律條文，讓法律規定為辦案所用。刑訴法的修改也不僅僅是對職務犯罪偵查的約束和限制，其中也規定了例外情況。這些例外情況的規定，順應了偵查辦案的實際規律，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案件辦理提供了便利條件。職務犯罪偵查機關在學習運用新《刑事訴訟法》的同時，要深入研究法律規定，爭取在合法辦案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法律條文，為辦案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上實現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標。

6.加強律師隊伍的監督管理，實現由“對立到合作”的轉變。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機關應加強與律師協會的協作、溝通，進一步要求律師協會約束其會員的行為，規范律師合理行使會見權。可以嘗試對于辯護律師給予書面提示，在會見前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對于不應采取的行為給予提醒，使辯護律師能夠自覺遵守相關法律的規定。相應的，自偵部門應對行使律師行使辯護權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保障律師能夠有效與犯罪嫌疑人溝通，促進案件的順利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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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刑訴法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影響及應對

新刑訴法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影響及應對

時間：2012-07-16作者：姜濤 王偉

來源：正義網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又一重大成就,對我國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方略具有重大意義。新刑訴法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產生重大影響,既有助于加大職務犯罪查辦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發揮法律監督和懲治貪污腐敗的職能,同時還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訴法有利于推進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開展

(一)進一步完善了職務犯罪偵查程序。新刑訴法對偵查程序的規定更加明確詳細,有利于降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辦案風險。刑訴法著重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賦予了檢察機關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其主要內容為:根據偵查取證工作的實際需要,增加規定了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適當延長了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增加規定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完善人身檢查的程序,在查詢、凍結的范圍中增加規定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并根據偵查犯罪的實際需要,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是新刑訴法對職務犯罪偵查的補強。

(二)明確賦予了偵查機關技術偵查權。新刑訴法賦予偵查機關技術偵查權,使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對職務犯罪的偵查力度和偵查水平大大提升。技術偵查權是目前制約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順利開展的一個巨大瓶頸。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職務犯罪案件亦不斷呈現出智能化、復雜性和隱蔽化特點,在現階段缺乏有效技術偵查手段的境況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必將受到一定阻礙。如當前社會網上銀行的普遍運用,犯罪嫌疑人通過電腦或者手機就可以把涉案款轉移或者隱藏,甚至通過網上銀行的轉賬和支付就可完成貪污賄賂犯罪的全部過程。而檢察機關通過查詢銀行傳票的老辦法去查詢涉案款項,就很難獲取案件線索并取得相應證據。在被賦予技術偵查權的情況下,辦案部門自然可以運用先進的科技手段獲取電子數據證據,相關調查取證難題迎刃而解。因此技術偵查權的賦予,既進一步豐富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手段,又提升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效率。

(三)明確了訊問全過程錄音錄像相關規定。對訊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像的規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況的出現,又有利于保證職務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還有利于降低職務犯罪偵查人員辦案風險。職務犯罪案件訊問過程中,存在諸多安全隱患,甚至有時會出現被訊問犯罪嫌疑人自殺、自殘的情況,這樣的情況往往會使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訊問工作及偵查人員陷入極大的被動,而訊問全程的同步錄音錄像可以真實記錄并還原審訊全過程,進而降低職務犯罪偵查人員的辦案風險。同步錄音錄像,同時也是對職務犯罪案件合法辦案過程的有效監督,對防止偵查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出現違法、違紀情況,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預防作用。同時,訊問全過程的錄音錄像也是對犯罪嫌疑人言辭證據的固定,有利于確定犯罪事實,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審過程中翻供情況的出現和非法證據的排出。

二、新刑訴法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面臨偵查階段律師可以不需要偵查機關的批準而隨時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新問題。自案件立案偵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后,律師可以隨時會見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偵查機關的批準。犯罪嫌疑人不再是與世隔絕的孤立的面對反貪審訊人員,而是也可以面對自身利益的維護者——律師,這樣很可能會增加職務犯罪偵查審訊工作的難度。當然,筆者相信絕大多數律師能夠恪守職業道德,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極少數律師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會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給犯罪嫌疑人出謀劃策,應對偵查訊問,甚至不惜幫助犯罪嫌疑人隱匿犯罪證據,為犯罪嫌疑人開脫罪責。如何正確處理好與律師的關系,怎樣使律師介入后對案件的辦理趨利避害,是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面臨的嶄新問題。

(二)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程序更加嚴格復雜。當前有許多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習慣于先掌握少量證據,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后,在獲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獲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證落實。這種傳統的辦案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的自偵辦案工作要求,必將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辯解和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在偵查階段偵查部門具有調查取證權,律師也有調查取證權,雙方所調查獲取的證據很可能存在差別,并影響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數額的認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詞證據存在太多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新刑訴法對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都做了詳細的補充規定,對有關程序性的違反,不僅會造成偵查工作的失敗,還有可能追究相關工作人員的違法責任。

(三)技術偵查權的賦予以及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實施,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人員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術偵查手段的準確合理運用和對案件審訊過程的全程錄音錄像的實施,要求職務犯罪偵查人員要具備先進的科技偵查技能和錄音錄像設備的運用能力。這無疑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帶來了新的工作內容,這要求偵查人員不僅具備固有的偵查能力和素質,還要掌握先進的科技裝備知識,與日新月異的科技相接軌。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科技技術含量,同時也增加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的難度和強度,傳統偵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訴法的重大考驗。

三、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應對新刑訴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轉變執法觀念,樹立規范執法、保障人權的理念。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工作人員要從思想上正確認識刑訴法修改,牢固樹立證據意識和人權保護意識,要“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本次刑訴法的修改邁出了新的步伐,理念進一步更新,有許多新的程序、規定,從中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法律日益與國際接軌,不斷的重視保護人權。作為一部關涉公民基本人權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過程序正義限制公權,強化人權保障,凸顯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證據制度、刑事強制措施、辯護制度等都指向了這一明確的立法目的。刑訴法既有秩序維持的功能,也有人權保障的功能,雖然,我國現階段正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帶來大量的社會問題,但應看到絕大多數犯罪是非暴力的較輕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因為少數的嚴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視了刑訴法的秩序維持的功能,而偏離了正確的修改目的與方向,因此,作為法律監督部門的職位犯罪偵查人員,尤其要轉變執法觀念,樹立規范執法、保障人權理念。

(二)要堅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開展職務犯罪偵查活動。辦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權和案件順利辦理的重要保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一是要嚴格遵守提審訊問制度,規范辦案工作區及看守所錄音錄像硬件配備及人員配置,對訊問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嚴格遵守看審分離和審錄分離等規定;二是要大膽、靈活、合法的運用強制措施,不斷提高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效率。對于發現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隱匿、滅失的犯罪證據要及時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證據。三是要敢于、善于運用新刑訴法賦予偵查機關的強制措施手段,對于發現偵查對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膽的及時的采取拘留等強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視初查階段的調查取證工作。由于偵查程序的嚴格及偵查期限的限制,職務犯罪案件初查階段調查取證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變過去在初查過程中只注重對線索本身的分析和評估的傳統模式,要以線索為突破口,積極開展全面、系統的初查活動;二是要改變過去在常規調查結束后,就草率立案,將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偵查觀念,確保在初查階段就開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證據,全力突破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賴性,逐步形成職務犯罪案件“零口供”偵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對相關案件線索的策略性處置。要避免對線索的過于急躁的處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態,避免急于接觸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經營,以全面收集和掌握與案件有關的一切材料和信息,為立案和預審做好充分準備。

(四)要充分運用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權。技術偵查權是新刑訴法賦予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以確保偵查機關能夠有效應對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職位犯罪。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是要認真用心學習先進科技偵查手段,不斷更新必要的偵查技術設備,要積極加強與相關技術領域技術部門的溝通聯系,切實加強技術偵查技能的培訓和學習,確保偵查人員能夠熟練掌握技術偵查技能,使技術偵查權得到充分合理的運用,并逐步將技術偵查手段作為今后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普遍運用的有效途徑;二是要嚴格遵守技術偵查權運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規范。要嚴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確保依靠技術偵查手段收集的證據的合法性和證明力。在使用先進的電子設備收集證據上,要確保電子數據的準確性,確保調取的電子數據程序合法,確保數據內容的真實性,確保相關數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性,并全力確保通過技術偵查權獲取的證據不出現非法證據排除情形;三是要在偵查過程中充分利用先進的技術偵查手段,調取新刑訴法規定的各種電子證據,做到對電子證據等新證據形式全面掌握、準確運用,進而服務自偵辦案工作。

(五)要正確對待并積極應對律師介入。律師辯護制度是刑訴法對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保障的途徑之一,針對新刑訴法的規定,自偵部門必須以正確的態度,積極應對律師對案件的介入,確保偵查工作質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與律師關系的處理。要將律師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辦理方向去引導。在律師介入后,盡可能的積極聽取律師對于案件辦理提出的合理意見和建議。對律師提交的相關案件證據要認真對待、全面分析,試圖從中找出案件辦理過程中是否存在缺陷與不足;二是對律師執業行為進行合法有效的監督。對于律師有意幫助犯罪嫌疑人開脫罪責的行徑,要堅決予以制止;對于律師幫助犯罪嫌疑人偽造、毀滅證據、妨害證人作證、串通他人作偽證等違法犯罪行為要堅決予以打擊;對于律師教唆犯罪嫌疑人對抗檢察機關的訊問等違反職業規范的行為要堅決向律師主管部門反應;三是要切實加強與律師的溝通與交流,善于借助律師的作用。職務犯罪案件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審訊,有可能會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無論偵查人員如何做說服教育工作,都無濟于事,但是律師與偵查人員不同,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慮,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這一點,犯罪嫌疑人與偵查部門的對抗或者認罪態度差,不會給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響,但卻會嚴重影響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是否能夠主動交代犯罪事實、是否有悔罪表現等對量刑有一定影響,因此可以借助律師會見,通過律師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說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訴求的正面引導,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認罪態度的好轉,并對案件的偵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進效果。

(作者單位: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人民檢察院)

第三篇：基層反貪工作如何應對刑訴法修改

基層反貪工作如何應對刑訴法修改

來源：本 網

發布時間：2012-9-19 16:32:58

在今年3月14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的刑訴法將于2013年1月1日起實施。這是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自1996年修訂以來，再次進行的一次重大修改，涉及條文較多，修改面較大。這次修改對于新時期下的檢察工作，尤其是反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時有機遇也有挑戰，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在新形式、新規定下更好的完成辦案工作，將成為我們亟待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次修改，既提出了新刑訴法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則方面的更高要求，又體現了訴訟參與人在參與整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更為深入細致的權利與義務。

對于新刑訴法的修改條文，我有一些淺顯的認識。下面，我就將基層院的反貪工作如何應對刑訴法修改，與各位領導和同志們共同學習探討。

一、新刑訴法對反貪工作帶來的影響

這次刑訴法的修改，對反貪偵查工作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約24條左右，總的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把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寫進了新刑訴法。

新刑訴法把舊刑訴法原條文第四十三條改為第五十條，并對其進行了修改。補充添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增加此規定，我們普遍認為這是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的偵查人員不能強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證據，這也就進一步要求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能力要加強，不能過于依賴從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偵查信息，此規定也促進反貪偵查人員對長期依賴口供的習慣進行改變。

第二、對于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排除進一步明確。

在這次修改中，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明確寫進了新刑訴法，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此規定強調偵查部門收集證據的程序、方法必須合法，否則將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罪的依據。此規定有利于防止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但同時，也對我們反貪干警的偵查取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新刑訴法將傳喚、拘傳時間有條件的延長至二十四小時。

原刑事訴訟法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新刑訴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條新增加的規定對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實踐中，不少職務犯罪案件案情復雜或證據一時難以獲取，在十二小時以內無法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相應的強制措施，新刑法將一些類型的案件傳喚、拘傳時間延長至二十四小時，為偵查機關查明事實、審查證據和作出決定給予了更多的空間。

第四、確立了技偵手段，完善了證據制度。

新刑訴法第二章第八節規定了技術偵查措施，進一步確立了技術偵查是在偵查階段中的一種重要手段。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條也規定經由技偵手段獲取的材料可作為證據使用。這些規定對采取科技手段迅速獲取定案的證據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與此同時，第四十八條對于“電子數據”、“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等也都列入“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并且在第五十二條中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以上規定擴大了偵查部門對證據獲取的來源和渠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對檢察機關加大反貪查案力度、保證辦案質量，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第五、進一步將辯護權擴大延伸。

辯護權的修改，被各界法律人士普遍認為這是新刑訴法修改的一個最大亮點。新刑訴法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此規定明確把辯護人進入刑事訴訟的時間點提前到偵查階段，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和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新刑訴法三十七條還規定，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辯護律師持“三證”，無需其他任何批準，四十八小時內就能會見犯罪嫌疑人，且會見時不被監聽。辯護權的擴張和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入，是強化人權保障的體現，也是司法進步的結果。但從另外角度看，辯護律師在介入偵查以后，勢必會按照法律規定為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質和后果進行分析，在不被監聽的情況下，不排除有些辯護律師會違反職業道德，甚至違反法律為犯罪嫌疑人提供翻供的心理暗示、語言點撥，從而加強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懲罰的僥幸心理，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風險，訊問破案的難度也會大大增加。

第六、新刑訴法中明確規定了同步錄音錄像制度。

新刑訴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以前根據最高檢對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有關要求，在我院反貪工作中已經施行，現在新刑訴法的修改給同步錄音錄像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要求，施行同步錄音錄像制度，有利于日后當事人提出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的控訴時，通過查詢錄音錄像還原事實、說明情況，于此同時，也對我們的偵查人員獲取言詞證據的規范化提出了嚴要求。

二、刑訴法修改后反貪部門采取的應對方法

上述新刑訴法的修改，對反貪工作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挑戰的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將對常規的反貪偵查工作方式產生重要影響。我們通過認真研究、深入思考并結合我院反貪實務工作現狀，現將新時期下的反貪工作對新刑訴法修改的應對方法，作以下簡要分析：

（一）高度重視初查工作，客觀全面的搜集各類犯罪證據。

自案件立案偵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律師可以隨時會見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這就要求我們在立案前期的初查工作要高度重視，對案件的查處，不能操之過急，接觸犯罪嫌疑人的時間點要審慎選擇，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辦案意圖，毀證滅據或者串供。要更加秘密且全面的收集和掌握與案件有關的一切客觀證據和信息。加大初查力度，放寬初查時間，為立案和預審做好充分準備，在初查中也要盡可能多地調取新刑訴法規定的各種類型的證據，對電子數據等新的證據形式要進一步熟悉、掌握。

（二）轉變固有的偵查策略，樹立全新的偵查模式。

首先，過去我們傳統的辦案模式主要是“以人立案”，如今在新刑訴法的框架下已不太適應，“以事立案”的偵查模式是我們以后需要轉變的偵查策略。以事立案能夠在與犯罪嫌疑人不直接接觸的情況下，使查案工作及時進入偵查程序，可以防止律師過早介入而帶來的干擾，有利于偵查人員依法及時地使用偵查手段獲取犯罪證據，從客觀上可以減少調查取證過程中遇到的阻擾。其次是在提高我們

“零口供”定案能力的同時，要把舊刑訴法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供述”的義務進行轉化，在新刑訴法下的偵查策略下，把犯罪嫌疑人主動的“如實供述”作為其減輕處罰的條件加以重點說明。

（三）強化技術力量，充分利用各種技術偵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這是一項查辦貪污賄賂職務犯罪案件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種偵查手段。隨著科技水平的快速發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職務犯罪日益呈現出技術化、高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隱蔽，犯罪分子反偵查的能力也越來越強。本次刑訴法修改增加了很多關于保障人權的規定，客觀來講，傳統的辦案取證模式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在將來的辦案工作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各種技偵措施，包括各種監聽、監控、密攝、檢查等等，增強獲取客觀證據的能力，減少對口供的依賴，為案件順利偵破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四）嚴格貫徹執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

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我們認為，在新時期下想要挑戰更嚴峻的辦案形勢，那么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作為在辦案工作中的“第三只眼”，不管是處于“監督者”的身份還是站在“敘述者”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必要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案卷資料中的。而且我們應當在辦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訊問中都要嚴格執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對一些重要的證人也可以采取同步錄音錄像固定言詞證據。對于錄音錄像資料的技術數據標準，必須要按照上級檢察院下發的有關技術標準規定嚴格實施。要進一步完善錄音錄像的錄制、管理、保存制度，由專門的技術人員負責操作和維護，要使設備始終處于良好的運行狀態，保證關鍵時刻不出任何技術差錯。

（五）提高偵查人員綜合素質，打造業務精良的反貪隊伍。

目前，離新刑訴法正式實施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段寶貴的時間里，我們必須要全面透徹地學習新刑訴法的條文內容以及精神實質，做到吃準吃透、爛熟于心、融會貫通。通過個人學習、座談交流、聆聽講座等各種有效途徑，全面牢固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司法理念。要樹立取證工作中耐心細致的工作作風，杜絕瑕疵證據，杜絕刑訊逼供。對每一起貪賄案件都要緊緊圍繞犯罪構成要件，全面客觀收集各類證據，提前研判，不斷優化取證方案。作為一名優秀的偵查員，首先要提高調查取證能力。嚴把證據質量關，特別是對證據來源、證據形式、取證過程、證明力等方面作為重點審查內容，及時補強瑕疵證據，對于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證據，在偵查環節就要予以排除。其次是要提高偵查員將客觀事實轉化為法律事實的能力。既要善于綜合運用多種證據，包括新型的電子數據類證據，也要具備在24小時內突破口供的能力，積極適應新執法環境下對反貪偵查工作的需求，切實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準確打擊犯罪，推動新時期下反貪工作不斷前進。

第四篇：淺談對職務犯罪偵查專業化的思考

一、加強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重要性

加強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是依法治國的需要，是反腐敗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權的需要。當下中國社會處于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全面轉型時期，一方面是貧富差距拉大和群體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道德規范乏力和精神信仰缺失。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道德水準的下滑。構建和諧

社會的主要基礎是精神文明，衡量精神文明的基本標準是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而執政黨官員的道德修養是影響社會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嚴格查辦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對于提升官員群體道德水平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職務犯罪偵查職能的專業化

專業化是人類社會職能分工的發展趨勢，也符合犯罪偵查工作的發展規律。職務犯罪偵查職能專業化發展有兩個階段：其一是從業余到專業；其二是從通才到專才。

在世界各國，職務犯罪偵查職能的專業化有三種模式：（1）警察職能模式，如英國、法國、德國等；（2）檢察職能模式，如俄羅斯、瑞典、韓國、日本、美國等；（3）獨立職能模式，如印度的中央調查局、新加坡的賄賂調查局、泰國的反貪污委員會、香港地區的廉政公署等。在這三種模式中，警察職能模式的專業化程度較低；獨立職能模式的專業化程度較高；檢察職能模式的專業化程度居中。一般來說，在那些預防職務犯罪的制度比較健全而且職務犯罪不太嚴重的國家中，職務犯罪偵查職能的專業化程度較低；在那些職務犯罪的預防制度不太健全或不太有效因而職務犯罪相當嚴重的國家中，職務犯罪偵查職能的專業化程度則較高。

中國應該采取哪一種模式：是警察職能模式，是獨立職能模式，還是現行的檢察職能模式？我認為，維持現行的檢察職能模式既符合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也適合中國司法體制的基本框架。不過，我們也要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完善，努力實現職務犯罪偵查職權的優化配置，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資源，減少阻力，排除干擾，達致系統的良性運轉，真正實現職務犯罪偵查的“一體化”。

三、職務犯罪偵查人員的專業化

職務犯罪偵查人員專業化的必要性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社會法治的發展提高了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要求和標準，只有專業化人員才能夠勝任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其次，職務犯罪活動的復雜化、多樣化、智能化、隱秘化增加了偵查工作的難度，只有專業化人員才能保證辦案質量。

職務犯罪偵查人才專業化的形成有兩條基本路徑：其一是自然形成，即偵查人員在工作中通過自主學習和積累經驗而成為專家。這可能是由不同地區發生的職務犯罪案件種類的差異性所形成的；也可能是由偵查人員對某類職務犯罪案件的個人興趣所形成的。其二是培養形成，即偵查機關根據需要而通過學習培訓和辦案實踐等方式養成的各種專家。職務犯罪偵查的專家主要有三類：熟悉某些領域職務犯罪偵查規律和特點的專家，如礦難事故中瀆職犯罪案件的偵查專家等；熟悉某些偵查方法的專家，如審訊專家等；熟悉某些偵查技術的專家，如測謊專家等。

四、職務犯罪偵查方法的專業化

職務犯罪偵查方法的專業化包括人證調查方法的科學化；物證調查方法的常規化；秘密偵查方法的規范化。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提高人證調查能力，包括提高詢問、訊問等調查取證的能力；提高審查評斷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的能力。

訊問的法治化和訊問的文明化要求訊問方法的轉變和訊問能力的提高。于是，訊問方法由硬審訊法轉向軟審訊法。所謂“軟審訊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學和行為分析基礎之上的審訊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審訊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點的基礎上，通過語言或其他人體行為來說服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其與“硬審訊法”的主要區別在于，它不使用強迫的方法讓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著”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軟”的方式說服嫌疑人，讓其自愿供述。

軟審訊法的“三軟”：審訊人員對待嫌疑人的態度要“軟”，要表現出友善、理解乃至同情，以便讓嫌疑人感覺受到了較好的待遇，從而獲得嫌疑人的信任。審訊人員在談及犯罪行為時使用的語言要“軟”，例如，使用“收了錢”的說法而不是“收賄”的說法；使用“打人”的說法而不是“刑訊逼供”的說法。審訊人員對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軟”，一般不要輕易談及有罪判決的嚴厲刑罰，而要說“本來的后果可能更為嚴重，現在還不錯”。對于成功的審訊來說，給犯罪嫌疑人形成的心理壓力并非越大越好。這種壓力既要足以使有罪的嫌疑人供認自己的罪行，又不能迫使無罪的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這種壓力既要促使有罪的嫌疑人承認有罪，又不能恐嚇有罪的嫌疑人承認自己有罪。在這個問題上，軟審訊法優于硬審訊法。美國的“雷德審訊技術”（九步審訊法）是“軟審訊法”的代表。

審查人證的方法也是人證調查

方法的重要組成內容。無論在案件偵查的哪個環節，偵查人員都要對獲取的證據進行審查。實際上，每個案件的偵查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獲取證據和不斷審查證據的過程。誠然，審查人證之真實可靠性的方法，與我們日常生活中判斷他人陳述之真假的方法有相似之處，而且經驗法則確實也是審查人證的重要依據，但是犯罪偵查活動中對人證的審查畢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陳述判

斷，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因而也應該具有更高的科學化要求。

例如，審查證言真實性時可以采用“五問法”：（1）證人與當事人或案件結果有無利害關系？（2）證人有無受到威脅、利誘的情況？（3）證人感知案情時的主、客觀條件中有無造成誤差的影響？（4）證言內容是否符合常理與邏輯？（5）證人品格中有無可能影響證言真實性的因素（如不誠實、愛吹牛等）？審查證言真實性要注意兩個方面：其一是證言來源的可靠性，包括證人的能力與知識，證人的身份與動機；其二是證言內容的可信度，包括證言內容的可能性，證言內容的一致性，證言內容的合理性，證言內容的詳細性。

在審查證人證言等人證的真實可靠性時，提高識別謊言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識別謊言是犯罪偵查人員和司法人員的一項基本技能，包括使用心理測試技術或俗稱的“測謊技術”。雖然測謊結論會出現錯誤，但是其并非最不可靠的證據形式，而且其作為審查人證的方法確實具有很高價值。當然，測謊儀器自己并不能識別謊言，只有掌握在合格的專業人員手中才能發揮科學審查人證的作用，而這也恰恰體現了職務犯罪偵查人員專業化的要求。

綜上所述，職務犯罪偵查專業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在當下中國，我們需要專業化的職務犯罪偵查。然而，隨著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會法治環境的改善，中國的職務犯罪一定會大大減少。也許到那時，我國就不再需要如此專業化的職務犯罪偵查了。

第五篇：刑訴法修改對公訴工作影響及對策范文

刑訴法修改對公訴工作影響及對策

作者：黃鴻遠

時間：2012-05-08

正義網

此次刑訴法修改，對公訴而言，新刑訴法恢復了卷宗移送制度，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設了庭前預備會議，設立了關鍵證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對簡易程序進行了重大修改。權力的本質是責任，機遇總是與挑戰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對執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戰。新刑訴法對檢察機關更新執法理念、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能力、強化自身監督制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為行使國家追訴權的公訴機關，在新形勢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新的挑戰，正確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維護司法公正，是我們每一名公訴干警應當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一、此次刑訴法修改涉及公訴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充分體現

此次刑訴法修改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以下四條已經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質和內核：一是新刑訴法第四十九條明確規定了舉證責任：“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二是第五十條規定了“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同時明確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確立了不得自證其罪的權利。三是第五十三條規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具體標準，即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四是繼續保留了“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集中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成分。

（二）律師閱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訴法修改對于律師閱卷問題，在第三十八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其對1996年刑訴法的修改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閱卷的范圍從以往的部分材料擴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訴法規定，無論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辯護律師都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上述案卷材料。此外，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條還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這就可以使辯護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

（三）對公訴案件的庭審細化了要求

在公訴案件庭審方面，對于檢察機關具有影響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條增加了證人、警察和鑒定人出庭的規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條增加了專家證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條在完善一審程序時增加了“量刑”內容，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四是第二百零八條、二百一十條擴大了簡易程序案件的適用范圍規定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庭支持公訴，取消了簡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員出庭的規定。

二、刑訴法修訂對公訴工作的影響

（一）證據制度的修改對公訴人素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新刑訴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實踐中，如何正確運用調查核實權，如何妥善處理與公安機關之間的關系，都對公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訴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就需要公訴人進一步研究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方法。

而在證人、鑒定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方面，雖然新刑訴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了證人、鑒定人和專家證人出庭作證的條件以及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但是對于公訴人而言，在當前的現實情況下證人出庭作證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難度，尤其是當證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詢問和質證的壓力時，如何實現良好的庭審效果對公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鑒定人和專家證人都是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特殊群體，因此，在詢問鑒定人和專家證人時，公訴人也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的學習和訓練，在工作中逐步實現公訴隊伍的知識化和專業化。

（二）律師辦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辦案的難度

此次刑訴法在律師辦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實施的新律師法的精神，在律師會見權、律師自行調查權、律師閱卷權等方面，較現行的刑訴法有突破性規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意味著，控辯雙方的關系將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然而這對檢察機關公訴工作則意味著一次全新的挑戰，而對公訴工作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證明的難度。新刑訴法中涉及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條的規定，從總體上看，是擴大了辯護方的權利，從而限制了控訴方的權力。在新刑訴法實施前公訴機關尚可以以刑訴法為上位法、律師法為下位法為由拒絕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訴法實施后這個“擋箭牌”將不復存在，也使偵查、公訴機關所掌握的證據材料，從現有刑訴法所規定的“半公開”狀態變為“全面公開”狀態。而隨著辯護方權利的擴大，控訴方和辯護方的力量對抗也就從表面上的平等向實際上的平等邁出堅實的一步，進而使控辯雙方的對抗性進一步增強。新刑訴法第四十九條還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這也就意味著辯護方不承擔相關的責任，這樣必然增加控方證明的難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證據的難度。在案件偵查和審查起訴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由于不了解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對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獲取了哪些證據，因而不敢輕易翻供翻證。而新刑訴法賦予了律師更充分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和閱卷權，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證據及全案的證據弱點、薄弱環節。同時，律師還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關證人的證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這樣一來，為律師在犯罪嫌疑人和證人之間、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間進行串供提供了條件。通過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翻供，從而給公訴機關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麻煩。少數素質不高的律師如果對犯罪嫌疑人、證人稍加“點撥”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證人就有可能翻供變證，造成言詞證據的穩定性減弱。職務犯罪特別是行受賄這種對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詞證據定案，言詞證據本就穩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證人如果翻供變證，必然增加固定證據的難度。

（三）簡易程序全部出庭將大量增加公訴人的工作量

新刑訴法在某種程度上將現行的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普通程序案件簡化審程序加以合并，這樣做將有利于提高庭審效率，同時也有利于彌補檢察機關對于適用簡易程序案件庭審活動監督缺失等問題。但是，它給基層檢察機關帶來的難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樣提高訴訟效率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對基層院而言，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案件占到絕大多數，如果每個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三、公訴機關的應對措施

（一）轉變執法理念

刑訴法的修訂是我國法治建設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特別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以及對保障律師執業權利、保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等一系列明文規定，對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以及社會公平正義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檢察機關應當積極適應，更新執法觀念，認真執行法律規定，迎接挑戰。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義。在追求實體公正的同時，更要重視程序正義。但長期以來一些執法人員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觀念在辦案中還是存在。程序正義要求公訴人嚴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們訴訟于法律不但要求結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義。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權保障。人權保障的理念要求我們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公訴機關在審查起訴時，不僅要仔細審查那些導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證據，更要仔細審查那些將導致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全面、客觀、公正地審查全部證據。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師工作。一個國家法治建設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律師參與訴訟的程度和實際效果來體現的。檢察機關應當為律師行使職責提供方便，相信律師的職業道德和執業水平，加強與律師的溝通和交流，贏得律師對檢察工作的理解與配合。公訴人確保律師權利的實現，就是對律師工作的尊重，就是對刑訴法的遵守，就是對國家法治建設的推動。

（二）苦練內功，提高公訴人業務素質

一方面全面學習刑訴法修正案的相關法條，深入探究法條的學理解釋，正確把握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認真領會立法意圖，通過公訴實踐逐步實現公訴理念的轉變。另一方面，積極開展針對公訴人的實戰培訓，提高庭審交叉詢問技能，妥善處理庭審調查中證人證言、證據發生的各種變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審局面的能力。

（三）加強與偵查機關配合，強化證據意識

刑訴法的修改對偵查、公訴機關收集、整理和審查證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也使審判前偵查結論的不確定性增加，需要通過繼續偵查隨時提供指控犯罪應有的證據。這就要求偵查和起訴方進一步協調關系，形成合力，尤其是偵查必須圍繞起訴指控的需要進行，偵查機關必須準確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證據。因此，要以刑訴法的修改為契機，加強與偵查機關的聯系，及時互通情況信息；對重大復雜案件，公訴機關要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指導偵查機關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各種證據；強化證據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證，及時發現并堵死證據中的空隙、漏洞，提示偵查機關補強完善證據；強化案件動態監控，注意收集串供、轉贓等再生證據，發現并掌握律師介入后出現的翻供翻證及其他不正常情況，提高辦案人員審查、分析、判斷和運用證據的能力；加強偵訴協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訴、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時，公訴機關要切實改進目前的證據結構，逐步降低言詞證據的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提高實物證據的比重和地位，通過降低言詞證據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負面影響自然降低。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偵查機關更高的偵查水平以及偵訴機關之間更強的協調能力。

（四）完善相關制度和工作機制建設

一是針對第五十四條至五十八條，建議“兩高”及時出臺司法解釋，對“非法方法”進行列舉，對“嚴重影響司法公正”進行詮釋；對形式非法、陳述內容自愿真實的言詞證據如何處理進行判定；公訴方要求偵查人員進行合法性說明，如何進行，是否與非法證據排除的司法解釋接軌；以及對有權要求偵查機關提供其他證據證實偵查行為合法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二是證人保護制度在檢察機關如何實現，什么條件下依申請而保護，什么條件下實現主動保護，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措施在實踐中如何操作，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進一步更為明確的規范。三是針對簡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況，建議區分情況采取出庭支持公訴和出庭旁聽庭審兩種形式，或者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允許檢察機關派一人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