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偵查需引入污點證人制度

職務犯罪偵查需引入污點證人制度

36分鐘前

在職務犯罪中,污點證人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行受賄案件中,行賄人往往充當著“污點證人”的角色。我國并未確立“污點證人”刑事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實踐中早已經常運用,“坦白從寬”的政策就經常作為處理“污點證人”的依據。在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證人出庭制度后,職務犯罪偵查將面臨更多的新問題、新挑...

第二篇：關于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必要性思考

證人是指當事人以外知道案件事實情況的人。與一般證人不同，污點證人是實施有犯罪行為的證人，污點證人所作的證言既是指控他人犯罪的證據，也是對自己犯罪行為的交代。由于污點證人是以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來指證他人犯罪的，因而其證言更加客觀、真實，證明力更強。同時，由于污點證人的證言是對自己罪行的交代，與其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因而獲取的難度

也更大。為解決這一司法難題，不少國家都設立有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即國家為了追訴、懲治更為嚴重的犯罪，以放棄對污點證人所交代罪行的追訴為交換來獲取其證言，用以鼓勵污點證人積極作證，指控犯罪。這一制度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懲治嚴重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前，我國正醞釀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筆者試就在賄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作幾點思考。

一、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解決賄賂犯罪案件取證難、定罪難的有效途徑。

賄賂犯罪行為發生在行受賄人之間，且多是私下秘密進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缺少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知情的其他證人也很少。這給受賄犯罪案件的偵查帶來很大的困難。作為重要的知情人，行賄人的證言對于受賄案件的偵破和定罪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由于行賄人本身涉及行賄犯罪，其所作證言會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因而大多數行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愿作為證人指證犯罪。這就進一步加大了揭露受賄犯罪、懲治腐敗的難度。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賄人的利益共同體格局，通過對行賄人罪行的豁免來打消其顧慮，鼓勵其積極作證，指控犯罪，從而有效解決受賄犯罪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

第二，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降低司法成本，實現司法資源合理配置，提高案件質量和訴訟效率的有效舉措。

由于賄賂犯罪的隱蔽性強，加之現行偵查手段相對落后，賄賂案件的偵查往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不僅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一些有嚴重受賄犯罪嫌疑的人由于無法獲取直接有力的證據，只能依照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或者數額較小的受賄犯罪結案，影響打擊腐敗犯罪的成效。更關鍵的是，由于受賄犯罪案件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少，言詞證據往往是定罪的關鍵。有些偵查人員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采取連續拘傳、變相羈押，甚至刑訊逼供等一些違法措施。這不僅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還使得偵查人員自身走向違法犯罪。如果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就可以合法地鼓勵行賄人主動交代行賄犯罪事實，并為收集其他證據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這不僅可以提高訴訟效率和案件質量，還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防止違法偵查活動的發生。

第三，在賄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還是從源頭上預防腐敗的重要措施。

賄賂犯罪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隱蔽性強，發現難、定罪難，犯罪人有很強的僥幸心理。早在兩百多年前，貝卡利亞就指出，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不可擺脫性。預防腐敗犯罪的關鍵不在于加大懲罰的嚴厲性，而是不斷提高賄賂犯罪案件的偵破率，消除犯罪人的僥幸心理。在賄賂犯罪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賄人的利益依存狀態，提高賄賂犯罪的偵破率，使受賄人失去“安全感”，對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懾，從而減少腐敗犯罪的發生。

二、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1.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符合現代司法的方向。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與公民享有的不自證其罪權利密切相關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是現代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是指公民享有不被強迫作可能使自己陷于刑事追究的證言的權利。我國已于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第七項規定:“公民有權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雖然目前我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實供述的義務，但是從現代法治的發展來看，在立法上確立公民不被自證其罪的權利將是一種趨勢。如此，偵查人員要求公民供述犯罪事實將是一種違法行為。要想在保護公民權利的前提下有效偵破案件，提高訴訟效率，就必須彌補傳統偵查模式的不足，而設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以交換證人對不自證其罪權利的放棄就是一項重要的司法策略。

2.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有實體法依據，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國刑法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的，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但這只是對行為人的減免處罰，而非豁免，這類減免處罰情節一般在法院審理階段才能體現，對行賄人的激勵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當前實踐中存在一些對行賄人以“不追訴承諾”來換取其證言的做法，雖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其合法性值得商榷。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司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是為了有效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

諧因素。在賄賂犯罪案件中設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對于罪行較輕、真誠悔罪的犯罪人通過實體和程序兩方面體現司法的從寬處理，不但可以使實踐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有效措施合法化，也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具體體現，是構建社會和諧的需要。

三、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基本構造

第一，在立法上明確規定污點證人制度。污點證

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還不是一個法定的主體。沒有污點證人的合法前提，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就沒有存在的依據。在立法上明確污點證人的法律地位，是鼓勵行賄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指控犯罪的前提條件。

第二，建立污點證人保護制度。賄賂犯罪往往是“一對一”的犯罪，行賄人的證言是稀缺的、關鍵的證據，他們的反戈對于受賄人也是致命的，更易受到打擊報復，這也是行賄人作證的擔心所在。盡管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對證人保護作了相關規定，但是過于原則、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這些保護的規定主要是在證人受到侵害后的司法救濟，缺乏具體的保護和補償措施，不能起到對污點證人的有效保護。因此，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在立法上明確污點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制度。其保護的階段應擴大到訴訟中和訴訟結束以后，明確保護的責任主體和具體措施，此外，還應建立相應的證人補償制度，對遭受打擊報復的證人，國家要給以經濟上的補償。

第三，明確是否轉為污點證人是證人的權利而非義務，司法機關不能強迫行賄人轉為污點證人。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轉為控方證人享受刑事豁免是證人的權利而非義務，污點證人的豁免以證人自愿為前提。司法機關應告知其所享有的權利，如行賄人愿意轉為控方證人，司法機關應當依法對該請求進行審查，如同意，應作出相應承諾并記錄在案。

第四，明確污點證人豁免的形式。在國際上，污點證人刑事豁免分為罪行豁免與證據使用豁免兩種。罪行豁免是指國家追訴機關“不得對豁免的證人在其提供的證言中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實進行起訴”;而證據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證人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信息不得在隨后的刑事訴訟中用作不利于該證人的證據，即證人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信息不得作為指控他的證據，政府如果根據其他來源掌握了足夠證據，仍可以對其加以追訴。

考慮到賄賂犯罪的特殊性，為提高行賄人作證的積極性和保證司法公平，在我國可以建立以罪行豁免為原則，輔之以證據使用豁免的制度。對于一般的行賄人采用罪行豁免制度，只要其在偵查或者起訴中積極提供證言指控犯罪，司法機關即不再對其證言中涉及的行賄犯罪進行追訴;對于多次行賄、行賄造成嚴重后果的嚴重犯罪人，則可以適用證據使用豁免，其所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證據不作為指控他的證據，司法機關根據其他來源掌握了足夠證據，仍可以對其加以追訴，但應依法減輕或免除處罰。

第三篇：職務犯罪偵查總結

職務犯罪偵查

職務犯罪偵查：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為收集證據、查清案件事實、查獲犯罪人，而依法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1）職務犯罪偵查的主體是 人民檢察院

（2）客體是職務犯罪案件

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受賄，非法謀取經濟利益，或者在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過程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破壞國家的社會、組織管理職能，依照刑法應當受到處罰的犯罪行為。

偵查對象具體包括四類：一是貪污賄賂犯罪

二是瀆職犯罪

三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證、刑訊逼供、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專門的調查工作

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4）任務

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 職務犯罪偵查的特點：1 偵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對象明顯，犯罪事實屬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質清楚，但是具體的犯罪數額、結果、危害程度不明確，所以這些需要認真調查，依法收集證據加以支持）

案件線索難暴露（首先，職務犯罪的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文化素質較高，通曉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為隱蔽；其次，多數沒有確定的被害人；再次，這類案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往往在短時間內難以表現出來，不易被人察覺，群眾對案件的舉報、控告也缺乏積極性）這一特點要求偵查工作要積極主動去發現、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強（一是自身的素質決定了反偵查能力強，二是犯罪主體易利用職權，地位編織關系網、制造保護層；三是與其他參與人、利害關系人之間訂立攻守同盟，共同毀滅證據、轉移贓款、逃跑等）言詞證據突出，收集、固定證據難（首先，這類案件大多沒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現場和痕跡，往往也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關物證，主要通過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證據來證明。其次，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時間間隔較大、犯罪事實發生的時就和被發現的時間間隔也較大，所以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原始證據較少；間接證據、傳聞證據較多，時過境遷，證據很難被取得、固定）

5職務犯罪往往與其他犯罪相關，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偽證、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從偷稅、虛報注冊資本等犯罪入手；而瀆職類犯罪案件的偵查，涉及到“原案”——一種是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種原案是認定該類犯罪重要的事實和證據，如放縱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就要先查清是否構成了“銷售偽劣商品罪”）這特點加大了偵查的工作量，而對于“原案”的取證更難。

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來源：

（1）單位和個人的報案、舉報

（2）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線索（自偵部門的“以案帶案”；相關業務部門發現的線索；偵查人員自行摸排的線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機關都應接受，對不與屬于自己管轄的，移送，對于不屬于自己管轄又必須采取緊急措施的，先采取緊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關部門移送的線索（海關、紀檢、審計、稅務等）（6）新聞媒體的披露

（7）領導機關交辦的線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黨委、人大交辦）線索的審查、處理（主體：舉報中心、職務犯罪偵查部門）

舉報中心：基本職能是接受自首、控告、舉報、報案，審查確定管轄并管理案件線索

基本方式是 書面審查

一般不進行初查，但遇到性質不明、難以歸口，情況緊急的除外

線索審查后，7日內分情況處理：（不屬于管轄的，移送；屬于的，訊送分流，移交有關部門；屬于下級、其他的，移送）

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圍繞“是否屬于職務案件線索、是否具備可查性”展開。

線索審查后，不屬于管轄的，返回舉報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條件不成熟的，由專人保管、待時機成熟后再調查

認為可查性較大的，依法進行初查。

初查：檢查機關在獲取相關犯罪線索后，為進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偵查，而對現有材料進行分析、鑒別、做必要的調查活動。

任務：1 審查是否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收集有利于辦案工作的各種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應秘密進行

2一般不接觸查對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

4書面審查與適度調查想結合 貪污犯罪案件的偵查：

貪污犯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務財務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特點：1犯罪人為國家工作人員

2犯罪手段復雜多樣

3犯罪事實一般有書證可查（原始單據、記賬憑證等會計資料；白條、小金庫等書證）

4贓款贓物是重要證據

（有書證可查，有贓款贓物可追）

主要偵查手段：

（一）查賬

（二）綜合運用偵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證據，其中，搜查、扣押強調突擊性和保密性。2查詢、凍結存款匯款，加強與金融機構的溝通。3追繳贓款贓物 一是綜合運用多種偵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贓工作長效機制，加強部門合作、建立信息通報制度等。三是加強國際合作，研究處理境外追逃追贓的途徑和辦法。）

查賬

是貪污案件偵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環節

查賬的步驟：做好查賬前的準備

掌握被查單位的性質、業務范圍、財產管理狀況、會計核算方法等

控制會計資料，防止被涂改、銷毀、隱匿

查賬的重點：合理性、合法性、真實性 主要查賬方法：現金賬

銀行存款帳

往來賬

物質帳

賄賂犯罪案件的偵查

賄賂案件包括受賄、行賄、介紹賄賂 案件特點：

1犯罪手段日趨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

二以“期權化”規避制裁，在職為人辦事，退休后再收錢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經濟活動為掩護 顧問費、咨詢費等

四 “跨國化” 打入境外賬戶，作案后潛逃境外 五 “現金化”）犯罪多發、高發領域向權力熱點部位集中

（林業、國資、稅務、工商）資金密集、壟斷程度高、競爭激烈的行業

這與我國市場經濟發育不完善，行政執法運行不規范、行政權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證據難獲取，間接證據作用突出

（首先，行賄方、受賄方，包括介紹賄賂方是利益共同體，相互利用，一損俱損，在利益同盟沒有被打破的情況下案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直接證據獲取也難

其次，受賄主體反偵查意識較強，一般最大限度地減少知情面，非現金不收、第三人在場不收等，使得獲取直接證據很困難

因此，間接證據在突破案件、認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窩案”、“串案”突出（親友勾結 親、情、友

上下級勾結）

偵查重點：圍繞犯罪構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職務上便利的證據（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職權行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

實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的證據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證據

偵查途徑1 從行賄人入手2從被索賄人入手3從介紹賄賂的人入手4 從共同受賄犯罪嫌疑人入手調查5 從受賄犯罪嫌疑人的其他違法犯罪問題入手 以收集 間接證據 為重點突破賄賂案件

1.對線索進行經營，對嫌疑人進行監控，伺機獲取相關間接證據

2.利用再生證據突破

3.從行賄款物的來源和出處收集間接證據（這對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義，注意調查行賄方近期銀行匯款記錄、會計賬目等）

再生證據：是指在犯罪行為實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關系人為了掩蓋犯罪事實，逃避法律制裁而進行串供、毀證等反偵查活動中派生出來的，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證明原始證據、直接證據存在或證明反偵查活動存在的一切事實材料。

法律規定，再生證據并不能直接作為訴訟證據使用，而是要進行必要的轉化然后加以運用。而且有的再生證據并不能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只能證明反偵查互動的存在，還需進一步運用偵查措施獲取證據。

一方面要從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活動中發現并獲取再生證據。（一是監控法，二是扣押、搜查獲取書證物證，三是獲取其他參與人的證言。）另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調動犯罪嫌疑人進行反偵查活動，使其自我暴露，從而獲取再生證據。

瀆職犯罪案件偵查： 瀆職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致使國家與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濫用職權類、玩忽職守類、具有徇私舞弊情節的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類）

特點：1涉案環節多，責任分散（涉及多個部門，甚至多個工作環節，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比較復雜，導致責任人難以確定）犯罪行為隱蔽性強，且常與其他犯罪交織（其一，被正常職務行為所掩蓋，甚至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誤所掩蓋；其二，往往有深層次的利益驅動，往往與重大責任事故、詐騙、賄賂等犯罪交織在一起）偵查面臨干擾阻力和公開說情（一方面，過失犯罪較多，涉及部門環節多，涉案人員多，涉案人員不論責任大小，極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貪利性不明顯，是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門保護、地方保護。）犯罪損失嚴重，偵查啟動具有較好的輿論支持（都是結果犯罪，社會影響較大）偵查的重點：

一 查明損害結果（查明物質性損害結果、非物質性損害結果、確定直損和間損、要有明確的群人標準和有效的確認文件，如物價局作價、權威機構鑒定等。

損害結果的表現形式：1人身傷亡、2經濟損失 包括直損、間損<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的利益，為恢復正常的管理活動、挽回經濟損失所支付的開支費用>3重大影響）

二查明行為人的職責范圍（由法律規定或國家機關授權，所在單位的制度或崗位的明文規定 其中，崗位職責證據是重點。

首先要查明行為人的身份、職務和崗位，其次要查明擔任某項職務的制度規范、工作流程等職責要求，對于臨時職務還要查明授權、會議記錄、決定和任命等）

三確定瀆職行為（1應當正確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規范要求2實際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行為3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偵查步驟：

一找出損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從原因中查出瀆職行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瀆職行為，可能是直接導致，也可能只是損害結果的形成條件，還有可能是環節多，個人員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確定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導致，多數情況是間接、偶然導致，但不能否認這種因果關系）

四確定相關責任人（分清直接責任人和間接責任人、主要責任人和次要責任人、直接負責的領導和具體實施人員的責任）侵權犯罪案件偵查

侵權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侵權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為 基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侵權犯罪的被害人往往與犯罪嫌疑人有較長時間的接觸（能夠詳細陳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過程）直接取證較難（現場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沒有證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經環節和周圍環境中尋找證人，如御醫、看守、同監犯、鄰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據具體分工及實施情況確定責任大小）

偵查方法：

1從詢問被害人入手，開展偵查 從詢問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入手，開展偵查 3 提高現場勘驗、檢查的發現率、提取率、利用率，發現固定證據（要搶時間、及時 從實施暴力的場所、被害人身體等尋找）以證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訊問，注意策略）

從硬審訊法到軟審訊法

硬刑訊——肉體折磨，刑訊逼供

軟刑訊——精神折磨，疲勞審訊法、水板審訊法 軟審訊法 不等于軟刑訊

軟審訊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學和行為分析基礎上的審訊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過語言或其他人體行為來說服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創立者：美國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約翰。雷德

這種審訊法包含“哄騙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會受到良心上的沖擊；不會導致虛假供述”,成功的審訊往往需要審訊人員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騙策略。

雷德審訊技術：第一環節 事實分析階段

第二環節 詢問嫌疑人 也可稱為“行為分析詢問”通過無關話題談話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訊問中，作為評斷其陳述真偽的參照標準。

可以從共同興趣或愛好作為話題，審訊人員使用的問題需要精心設計，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實陳述和說謊時可能出現的語言特征、準語言特征和非語言行為特征。

第三環節 正式訊問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著基本相同的心理變化程式：否認——辯解或反駁——沉默——模糊的承認——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時是審訊人員進行說服的最佳時機。

雷德九步審訊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訴被審訊人，他已被視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觀察其反應 第二步，審訊者說出自己對實施該犯罪行為的原因推測，從而給有罪的被審訊人提供一個可以在道德上為自己開脫的理由

第三步，打斷無罪辯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題上

第四步，打斷被審訊人關于該犯罪原因的辯解 第五步，抓住被審訊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強目光接觸

第七步，使用選擇疑問句讓被審訊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認該犯罪行為 第八步，讓其講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細節

第九步，讓被審訊人講出全部犯罪事實并制作書面供述 軟審訊法的原理和運用：

審訊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產生心理壓力

理想的審訊室應該是空間比較狹小的，室內擺設盡量簡單

“單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產生被人監視和觀察的不舒適感，也可以讓其他偵查人員和律師觀看和監控審訊的過程。

設法減輕嫌疑人對說真話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對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軟”，不要輕易談及有關刑罰。但也不能隨意許諾。

第四篇：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研究

呂德贊

職務犯罪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種國家公職人員或其他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履行職務、不正確履行職務、濫用職權或逾越職權，嚴重危害國家機關正常運作的犯罪行為。職務犯罪的外表現形式為貪污、受賄、瀆職等，其本質是公權力的腐敗、異化。職務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國政權的核心，導致某一政權的覆亡（或現代所謂的執政黨更替）。我國政府歷來都嚴厲打擊職務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這期間，打擊職務犯罪沒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運動來打擊職務犯罪。1979年，我國頒布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行為，并確定由檢察機關負責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我國打擊職務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軌道。

檢察機關通過對職務犯罪的偵查，嚴厲地打擊了職務犯罪，而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索、發展，我國也初步完善了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雖然在打擊職務犯罪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是在政治、經濟體制急劇轉軌時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存在各種缺陷，跟不上時代轉軌的步伐，特別是跟不上我國法制、法治發展的步伐，導致打擊職務犯罪出現不太理想的情況，還不能有效遏制職務犯罪的發生。通過多年的職務犯罪偵查實踐及理論研究，筆者認為我國現行職務犯罪偵查機制存在如下問題：

1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規則日漸完善，而法律所規定的職務犯罪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卻依然很落后、有限，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約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我國于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證據規則規定都比較簡單，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從無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限制、規范偵查機關取證手段、取證方法的訴訟規則、證據規則。而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及保護人權觀念的不斷強化，一些尚未被規則、法理觀念也被用于指導司法實踐，如沉默權規則、毒樹之果規則等，也漸漸被融入司法實踐中。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些規則推動了我國法治的發展，促進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對于訴訟規則、證據規則的不斷發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賦予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訴訟法》相比，并沒有任何的發展。我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社會、經濟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犯罪的表現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趨復雜化，職務犯罪發案就更隱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會各方面都已得到發展，特別是證據規則日漸完善的情況下，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卻沒有同步，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不利于打擊職務犯罪。

2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朝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和完善辯護制度的方向發展，進一步制約了偵查權，職務犯罪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在沒有獲得同步發展的情況下，制約偵查權有可能會變成制約打擊職務犯罪。據有關學者透露，我國刑事訴訟法新一輪的修改已正式啟動，而修改刑事訴訟法實質是一項刑事司（1）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在學界和司法實踐中，對于《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是否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是存在爭議的，但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后，主流的觀點都認為這一規定是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

法改革，而改革偵查程序的兩條主線已經勾勒出來，一是通過強化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及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訴訟職能，制約偵查權；二是強化法官或檢

（2）察官對偵查活動的司法審查權或法律監督權，制約偵查權。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及完善辯護制度的確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國法治水平的標志，保護被害人及社會公共也同樣重要，嚴格依法打擊犯罪也是保護人權。因此，在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的情況下，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權利，如訊問犯罪疑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埸、連續訊問不得超過一定時限等，如果我們還固守原來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那么在偵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證據。職務犯罪的隱蔽性特點在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情況下會顯得更突出，取證工作的難度會更大。出現這種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而其根源是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沒有獲得同步發展。在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沒有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在查辦復雜的職務犯罪時，難以以現有合法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取證時，可能會陷入是兩難的困境，要么放棄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來獲取證據。這兩種選擇都是有害的。

3偵查職務犯罪的保密性要求與現行落后的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現行職務犯罪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難以實現偵查職務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礙了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職務犯罪與其他類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較，具有隱蔽性、作案現場不留證據、犯罪證據由犯罪嫌疑人或與其有利害關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與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關系等，犯罪嫌疑人在獲知偵查機關對其犯罪進行調查時，往往出現串供、銷毀證據、指使證人作偽證等情況，嚴重妨礙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在以現有合法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對職務犯罪進行初查、偵查時，檢察機關往往要通過向有關的單位、機構、個人調取證據，這就很難以使案件的偵查情況，特別是案件初查線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舉報某局長受賄、巨型財產來源不明的線索后，除調查權錢交易可能的基礎性事實外，還要調查被舉報人的財產關況，向有關知情人收集被舉報人受賄的證據等，以現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術、方法作上述調查、偵查，必須交由其他單位、機構的人員協助經辦，非偵查機關的其他人員就會接觸到有關案件事實，導致每個環節都有泄密的可能。

4現行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的落后加劇了本來已非常嚴重的口供主義偵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權規則呼聲日漸高漲，而犯罪嫌疑人拒絕供認犯罪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往往束手無策，難以有效地取得職務犯罪的證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證據規則，但是現行的偵查機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卻以引導，甚至把偵查機關推向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偵查方向。在職務犯罪偵查的司法實踐，偵查機關把偵查的重點放在訊問犯罪

嫌疑人，以訊問犯罪嫌疑人作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連續訊問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時間限制，碰到拒絕供認犯罪事實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往往面臨放棄與否的困境，放棄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網，繼續訊問下去，則違法了。因此，現行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及口供主義偵查模式（2）

（3）郝宏奎：《偵查訊問改革與發展構想》，《法學》2004年第10期。在廣東省法官協會、廣東省檢察學會、廣東省警察學會、廣東省律師協會于2004年16、17日舉辦的“刑事訴訟中當事人合法權益保護問題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陳瑞華認為，我國現行的偵查體制、證明標準使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最重要的偵查任務，是導致刑訊逼供的根源。

已使職務犯罪偵查走入了一條死胡同，遲早無路可走，不改進現行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將無所作為。

5職務犯罪與從其衍生出來的犯罪案件管轄權的割裂，難以保障職務犯罪偵查機關順利、高效地偵查取證，不利于有效打擊職務犯罪。職務犯罪一般不會單獨發生的，伴隨職務犯罪的往往還還有其他犯罪行為，這些犯罪行為主要是為了掩蔽職務犯罪行為、轉移職務犯罪所得贓款贓物等。如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會自己或指使他人銷毀會計憑證、資料；受賄犯罪嫌疑人也會自己或通過他人轉移贓款贓物等，這些行為也構成犯罪，但這些案件的偵查由公安負責管轄而非由負責偵查職務犯罪的檢察機關負責管轄。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如果發現職務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員有銷毀會計資料憑證、轉移贓款等涉嫌犯罪的行為，雖可以移交公安機關立案或通過法律程序監督公安機關立案，但所有偵查取證工作實際上由檢察機關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機關對這些相關案件的偵查既影響檢察機關對有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檢察機關對整個案件情況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過去幾年偵查的中保公司開平支公司經理勞某等貪污案、開平市社保局原局長梁某等人貪污案、開平市康源醫藥公司原經理方某等人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將會計資料銷毀的情況，但公安機關都沒有對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進行立案偵查。正是由于這種管轄權安排的不當，一方面導致了對銷毀會計資料等與職務犯罪有關的犯罪行為打擊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礙了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

6對妨礙職務犯罪偵查取證行為缺乏合法的臨時行政處置措施，導致偵查機關面對這些行為時束手無策，妨礙了偵查取證工作的順利進行。筆者在偵查工作中，碰到過犯罪嫌疑人撕毀筆錄、案件知情人拒絕作證并拒絕交出有關證據的情況，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往往對這些行為無可奈何，這只會助長犯罪嫌疑人的囂張氣焰，不利于打擊職務犯罪。

7對負有提供證據義務的機構及個人拒不履行或延遲履行義務時的法律責任的缺位，也妨礙了職務犯罪偵查取證工作。《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雖然偵查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也規定了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毀滅證據要負法律責任，但應負何種具體責任，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在偵查工作中，膽敢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毀滅證據的情況極少出現，但是借故延遲履行提供證據義務或提供證據的過程中向有關人員泄露案情的情況卻時有發生，對這些行為缺乏規制，會嚴重影響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

除上述問題外，我國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體制還存在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要向地方黨委政法委匯報案情、職務犯罪偵查機關所具有法定強制措施權力不完整、沒有通緝權、沒有偵查實驗權等等不利于對職務犯罪進行有效偵查的問題。總的來說，我國現行職務犯罪偵查體制既不利有效保護人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也不適應打擊職務犯罪、建設廉潔社會的時代要求。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因為正是這種有缺陷的偵查構造，才導致偵查機構失去提高偵查人員素質、改善偵查裝備和改進偵查技術的動機，而將犯罪嫌疑的口供視為收集有罪證據的最佳途徑；也正是這種偵查構造，才使得那種有罪推定、口供主義的傳

（4）統法律觀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國在修改刑事訴訟法過程中，有

必要借鑒西方國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敗制度，改革現行職務犯罪偵查體制，建立能有效打擊職務犯罪的偵查體制。（4）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頁。

我國未來應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模式

筆者認為，保護人權和確保偵查機關能合法有效地對犯罪進行偵查取證是我國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主線，這二者的共同內容是要杜絕刑訊逼供、杜絕冤假錯案。要有效打擊職務犯罪、防范刑訊逼供、防止出現冤假錯案，應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機制進行下改革：

1建立職務犯罪特別偵查制度，允許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各種現代偵查技術。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為受“文革”**的影響，我國立法機關對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抱有戒心，擔心這些技術偵查措施會不當運用，會影響黨的團結，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沒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如彭真就主張“黨內一律不準搞偵聽、搞技術偵查。這是黨中央決定的，是黨中央多年來堅持的規定。在這個問題上，敵我、內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許在黨內使用此類偵查手段，此例一開，影響所及，勢必損害同志關系，損害黨內民主團結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并且會被陰謀家、野心家和幫派分子用來為非作歹，這對共產主義

（5）事業是很不利的。”這種觀念混淆了政治活動與司法活動的界限，甚至把這兩

種不同性質的行為混為一體，把打擊職務犯罪視同政治斗爭的工具，這種觀念是非常有害。在這種觀念指引下，不僅不利于我國打擊職務犯罪、懲治腐敗，也不利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職務犯罪等腐敗犯罪不斷腐蝕著黨的執政基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約，可能使職務犯罪由小疾變成大患，終究可能危害全社會。因此，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出現了各種新問題、新情況，職務犯罪朝復雜性、隱蔽性、多樣性發展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拋棄過時的、不合時宜的觀念，建立職務犯罪特別偵查制度，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種現代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

特別偵查制度應包括在西方國家廣泛應用的誘惑偵查制度、臥底偵查制度等，現代技術偵查措施應包括竊聽、電子監控、秘密錄音錄像等。職務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的隱蔽性特別強，以偵查普通犯罪的技術、方法、措施來偵查這類案件是很取證破案的。西方國家、我國的香港地區就常用誘惑偵查制度、臥底偵查及使用竊聽、電子監控、秘密錄音錄的手段偵查貪污賄賂犯罪，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芝加哥開展的“銀鍬行動”就是通過派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的手段，共錄下1100合錄音錄像作為證據，把六名市議員、十二名官員送

（6）進行監獄。香港廉政公署在偵查香港房屋署總屋宇裝備工程師陳裘大受賄一案中，廉署搜集證據時，曾跟蹤監視陳裘大達9個月，秘密在陳裘大的辦公室安裝偷拍儀器，偷拍得陳在辦公室“數銀紙”，成功指控陳裘大受賄三百萬港幣，陳最

（7）終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國家和香港，所有影響巨大的貪污賄賂案件都是通過派

臥底、使用誘惑偵查及秘密錄音錄像來破案的，更有媒體報導，香港廉政公署反

（8）貪臥底專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見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

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國職務犯罪的現狀是職務犯罪還是較為嚴重，特別是賄賂犯罪較為突出，社會各界對賄賂犯罪反映十分強烈，但我國檢察機關所偵破的職務犯罪中，賄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這顯然同職務犯罪的發案現狀不相稱的。檢察機關對會賄（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載《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

（6）樊弓：《銀鍬行動 －－美國反腐敗見聞》。

（7）《香港商報》(2004年1月16日)。

（8）《環球時報》〔20040102 第12版〕。

賂犯罪的手段也相當有限，在行賄人和受賄人都拒絕供認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往往束手無策。檢察機關陷入這種被動局面是由于檢察機關所擁有的偵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有力打擊賄賂等職務犯罪，賦予檢察機關使用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檢察機關有了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嚴禁刑訊逼供、完善辯護制度等證據規則、訴訟規則再也不是什么有爭議的東西，而沉默權、嚴禁刑訊逼供證據規則也不會成為檢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的拌腳石。使用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偵查手段，也使偵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強，檢察機關偵查工作的重心也會由訊問犯罪嫌疑人轉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證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的效率將會得到很大的提高。當然，使用特別偵查制度和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都應受嚴密監督，否則會出現不當使用的情況，甚至會出現 “縱虎驅狼”的情況。因此，必須加大對偵查機關的監督力度，特別是加強司法審查的力度和公眾媒體人監督，防范偵查機關濫用特別偵查制度和使用技術偵查措施。

2改革現行的案件管轄制度，將一切職務犯罪及從職務犯罪衍生出來的犯罪的偵查工作都交由檢察機關管轄。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是在社會、經濟急速轉軌過程中制定出來的，不僅出臺時機佳，立法指導思想仍然受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修正刑事訴訟法并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缺陷較多，其中之一是按發案單位所有制的不同人為貪污受賄和職務侵占、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等；其二是把職務犯罪與從職務犯罪衍生出來的其他犯罪的偵查管轄人為割裂，分別由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負責管轄。這種管轄制度按排，不利于檢察機關完整收集職務犯罪的所有證據，不利于檢察機關提高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效率。因為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往往是貪污受賄等犯罪的后續動作，這些行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還是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證據。既然檢察機關負責偵查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作為重要證據的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管轄是沒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機關負責管轄。對于這種由其他犯罪衍生出來的犯罪，應按其主罪來確定管轄，如果是因為貪污受賄而從事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的，那么，這些犯罪應由檢察機關管轄；如果是由商業欺詐類犯罪、偷稅類犯罪、毒品類犯罪而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那么，這些犯罪應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只有實施這種靈活的管轄制度，才能高效地打擊犯罪。

3建立負有提供證據義務、為職務犯罪偵查機構提供協助義務的機構及個人法律責任制度，包括應如實提供證據的義務、保密的義務等，拒不履行這些義務則應承擔刑事責任。偵查職務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職務犯罪的證據，無法收集證據就是無打擊犯罪。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必須由相關機構和個人提供協助、證據，包括發案單位及該單位有關人員的協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偵破的陳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獲得發案單位香港房屋署的協助，經房屋署署長苗學禮的“同意”后，在陳裘大的辦公室安裝秘密錄像設備，拍錄得陳裘大受賄的證據。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沒有房屋署的協助、房屋署署長苗學禮等人不履行保密義務，就很偵破陳裘大一案。要有力打擊職務犯罪，我國很有必要借鑒香港這一偵查制度。

4賦予檢察機關處理妨礙職務偵查工作行為的行政處置權及拘留、逮捕執行權和通緝權等，雖然這些權力對偵查職務犯罪工作影響不大，但還是很有必要的，它們實際上是完整職務犯罪偵查權中的必要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緝屬于偵

查行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既然檢察機關負責偵查職務犯罪，又為何不賦予檢察機關拘留、逮捕權和通緝權呢？為何還要假手公安機關執行拘留、逮捕權和通緝呢？這于理于法都是講不通的。賦予檢察機關處理妨礙職務偵查工作行為的行政處置權，有利于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靈活處理一些妨礙偵查工作的違法行為，有利于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還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加強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監督等，在此無需多作論述。總的來說，我國將來要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體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權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擊職務犯罪，建立清廉社會的的要求。

第五篇：職務犯罪偵查力度質量

職務犯罪偵查力度質量“雙提升”

2013年前11個月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犯罪案件36195件49579人 提起公訴40669人

戴佳

“錄音錄像是辦案工作的‘第三只眼’，通過探索建立對錄音錄像與筆錄一致性進行審查的新機制，一年多來，我院所辦職務犯罪案件無一翻供。”日前，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檢察院檢察長陳飛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反貪、反瀆部門積極適應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新要求，在辦案實踐中不斷轉變執法理念、強化人權意識，進一步規范了執法行為，提升了偵查能力，提高了辦案質量。

同步錄音錄像有效規范取證活動

對訊問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將偵查訊問置于鏡頭監控之下，偵查人員訊問時的一言一行都必須按照規范的要求進行。

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瀆職侵權檢察廳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均表示，修改后刑訴法規定了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制度，有效地規范了偵查人員的取證活動，反貪、反瀆部門辦案人員嚴格規范文明公正執法的自覺性不斷提高。

上海、江蘇等地檢察機關制定相關工作辦法，細化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操作流程和具體要求。吉林等一些省份檢察機關建立內部協作配合機制，技術部門派員隨案24小時提供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等技術保障。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推行“訊問忌語”，建立和完善公示、舉報、監督、查究等相關配套制度，助力規范文明辦案。

樹立以證據為中心的偵查理念

修改后刑訴法確立了“不得強迫自證有罪”、律師偵查階段介入、非法證據排除等原則和制度，促使反貪、反瀆部門必須摒棄以口供為中心的傳統偵查思維，樹立以證據為中心的偵查理念。

高檢院反貪污賄賂總局、瀆職侵權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修改后刑訴法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檢察機關辦案能力、辦案效率和辦案質量的提高。

2013年1月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同比分別上升6.8%和6.3%，提起公訴31188人;立案偵查瀆職侵權犯罪案件8959件12672人，同比分別上升14.4%和12%，提起公訴9481人。

高檢院瀆職侵權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說，修改后刑訴法延長了拘傳、拘留時限，增加了證據種類，細化了證人作證和保護制度，明確了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相關證據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反瀆工作長期存在的發現難、立案難、查證難、處理難問題，為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在反貪辦案方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促使辦案人員更加注重綜合運用策略、技巧和方法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線的能力。高檢院反貪污賄賂總局負責人說，各級反貪部門積極探索運用各種信息化手段獲取證據、突破案件，實現“由供到證、以證印供”到“以證促供、供證互動”的轉變。強化犯罪嫌疑人人權保障和律師執業保障

實施修改后刑訴法一年間，“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執法理念在檢察機關反貪、反瀆部門深入人心。以寧夏為例，自治區檢察院制定了反貪辦案訊問、詢問工作規定，要求嚴格遵守傳喚、拘傳一般不得超過12個小時的規定，嚴禁以連續傳喚、拘傳等方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高檢院反貪污賄賂總局有關負責人說，高檢院高度重視保障辯護律

師依法執業的權利，明確要求各級檢察機關依法配合律師執業活動，并在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檢察機關執法工作基本規范》中專門作出規定，細化了律師會見、閱卷以及申請檢察機關收集、調取證據的具體程序和工作要求，為律師依法執業提供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