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下）

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新條例頒布后,關于取消信訪機構還是加強信訪機構職能的爭論和交鋒也暫告一段落,但是,爭論不會停止。其實，河南4萬官員在下訪過程中，就帶著一個探討如何建立信訪長效機制的任務。”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無疑，在新信訪條例頒布之前的爭論之聲,不只來自北京,在全國

信訪工作領域,這種爭論早已經存在,而“取消信訪機構”的意見最終沒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實。“解決信訪問題,不僅是擴大還是削弱信訪機構權力的問題,而且是信訪之外的權力運作、權力模式、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有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可以說,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一位接受采訪的權威人士是如是說，他還認為，“討論還將繼續下去。”向實務邁出了大步從事信訪工作20年的李新華稱，“新頒布的條例有幾點進步。一是對信訪主、客體雙方的規范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二是對信訪問題的責任追究以及受理、監督都有了規范，而過去，信訪權力說大大得不得了，說小小得一點沒有;第三個進步是在制度化建設上有了新的規定。”令李新華振奮的是，新頒布的《信訪條例(修訂草案)》采納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議。如，建立政府信訪信息網絡，暢通民眾信訪渠道;向社會公布信訪機構的通訊地址、電子郵箱、投訴電話、傳真和信訪接待時間等;推進依法信訪進程等。《瞭望東方周刊》在河南采訪時接觸到的持實務態度的官員，大多和李新華有著相同和類似的觀點，無疑，高層在做信訪問題的最后決策時，這些基層官員的聲音是不能忽視的。“1993年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信訪洪峰,信訪量連續11年呈持續上升趨勢,這10多年,各級信訪部門只起了一個‘緩沖帶’的作用,有些具體問題沒能得到解決。”李新華這樣認為。信訪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引起了高層重視。過去一年多來，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訪協調制度，解決群眾的實質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法辦事，維護社會穩定。《瞭望東方周刊》從國家信訪局了解到，根據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對信訪工作的批示，國家信訪局抓緊了研討信訪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國信訪工作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在講話中強調，要牢固樹立信訪工作一盤棋的思想，加強部門與部門之間、部門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搞好配合與協作，逐步形成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的大信訪工作格局。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從2004年8月起，國務院法制辦、國家信訪局就著手研究《信訪條例》的修訂工作。形成了修訂草案后，曾先后兩次征求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土資源部、建設部等中央有關部門和全國31個省、區、市的意見，聽取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并赴遼寧省沈陽市、遼陽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個基層單位的意見。李新華認為,國家信訪局提出構建“大信訪”工作格局,以及《信訪條例》的修訂,有助于改變信訪部門“無為”的狀態。“現行的信訪局機構職能太弱，權力太小;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這就逼著我們建立另外一種工作方式，嘗試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可以派干部去駐村扶貧，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決信訪問題呢，這其實也是一種行政救助的手段。”僅有《信訪條例》是不夠的不久前,李新華根據自己多年來從事信訪工作的經驗寫就了《現階段中國信訪制度創新的爭議與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層提交了對現行信訪制度改革的建議和看法。“面對連續11年持續上升的信訪洪峰，條例本身還存在著局限，還擺脫不了‘小馬拉大車’的局面。信訪問題，還是一個深層次的長效機制尚不健全的問題。”李新華說。“新修訂的《信訪條例(修改草案)》凸現了法治化的趨向。”從事了13年信訪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辦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新條例第一次明確了縣級以上政府信訪機構的性質和職責范圍(第六條),但確立信訪職權并非單純賦權,只是政府責任更為加重，這與本屆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標相吻合。”依法信訪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體現，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當前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僅有一部《信訪條例》顯然是不夠的;信訪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訪人依法信訪觀念淡薄，信訪工作人員法律素質不高等因素，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此，在此次大規模干部下訪工作中，河南省直機關抽調的723人中公、檢、法系統中的干部占了絕大多數，僅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抽調了110名干部。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參加了國家信訪局就修改《信訪條例》組織邀請的3次專家討論會，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個多月前。“新條例變化還是有的，也有很大進步。但

第二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下）

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新條例頒布后,關于取消信訪機構還是加強信訪機構職能的爭論和交鋒也暫告一段落,但是,爭論不會停止。其實，河南4萬官員在下訪過程中，就帶著一個探討如何建立信訪長效機制的任務。”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無疑，在新信訪條例頒布之前的爭論之聲,不只來自北京,在全國信訪工作領域,這種爭論早已經存在,而“取消信訪機構”的意見最終沒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實。“解決信訪問題,不僅是擴大還是削弱信訪機構權力的問題,而且是信訪之外的權力運作、權力模式、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有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可以說,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一位接受采訪的權威人士是如是說，他還認為，“討論還將繼續下去。”向實務邁出了大步從事信訪工作20年的李新華稱，“新頒布的條例有幾點進步。一是對信訪主、客體雙方的規范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二是對信訪問題的責任追究以及受理、監督都有了規范，而過去，信訪權力說大大得不得了，說小小得一點沒有;第三個進步是在制度化建設上有了新的規定。”令李新華振奮的是，新頒布的《信訪條例(修訂草案)》采納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議。如，建立政府信訪信息網絡，暢通民眾信訪渠道;向社會公布信訪機構的通訊地址、電子郵箱、投訴電話、傳真和信訪接待時間等;推進依法信訪進程等。《瞭望東方周刊》在河南采訪時接觸到的持實務態度的官員，大多和李新華有著相同和類似的觀點，無疑，高層在做信訪問題的最后決策時，這些基層官員的聲音是不能忽視的。“1993年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信訪洪峰,信訪量連續11年呈持續上升趨勢,這10多年,各級信訪部門只起了一個‘緩沖帶’的作用,有些具體問題沒能得到解決。”李新華這樣認為。信訪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引起了高層重視。過去一年多來，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訪協調制度，解決群眾的實質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法辦事，維護社會穩定。《瞭望東方周刊》從國家信訪局了解到，根據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對信訪工作的批示，國家信訪局抓緊了研討信訪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國信訪工作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央辦公廳主任～在講話中強調，要牢固樹立信訪工作一盤棋的思想，加強部門與部門之間、部門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搞好配合與協作，逐步形成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的大信訪工作格局。xx法制辦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從2004年8月起，xx法制辦、國家信訪局就著手研究《信訪條例》的修訂工作。形成了修訂草案后，曾先后兩次征求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土資源部、建設部等中央有關部門和全國31個省、區、市的意見，聽取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并赴遼寧省沈陽市、遼陽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個基層單位的意見。李新華認為,國家信訪局提出構建“大信訪”工作格局,以及《信訪條例》的修訂,有助于改變信訪部門“無為”的狀態。“現行的信訪局機構職能太弱，權力太小;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這就逼著我們建立另外一種工作方式，嘗試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可以派干部去駐村扶貧，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決信訪問題呢，這其實也是一種行政救助的手段。”僅有《信訪條例》是不夠的不久前,李新華根據自己多年來從事信訪工作的經驗寫就了《現階段中國信訪制度創新的爭議與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層提交了對現行信訪制度改革的建議和看法。“面對連續11年持續上升的信訪洪峰，條例本身還存在著局限，還擺脫不了‘小馬拉大車’的局面。信訪問題，還是一個深層次的長效機制尚不健全的問題。”李新華說。“新修訂的《信訪條例(修改草案)》凸現了法治化的趨向。”從事了13年信訪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辦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新條例第一次明確了縣級以上政府信訪機構的性質和職責范圍(第六條),但確立信訪職權并非單純賦權,只是政府責任更為加重，這與本屆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標相吻合。”依法信訪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體現，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當前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僅有一部《信訪條例》顯然是不夠的;信訪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訪人依法信訪觀念淡薄，信訪工作人員法律素質不高等因素，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此，在此次大規模干部下訪工作中，河南省直機關抽調的723人中公、檢、法系統中的干部占了絕大多數，僅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抽調了110名干部。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參加了國家信訪局就修改《信訪條例》組織邀請的3次專家討論會，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個多月前。“新條例變化還是有的，也有很大進步。但仔細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權力，解決問題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訪部門還是轉辦、交辦、催辦、督辦，仍未擺脫‘無力’狀態，這與信訪部門的法律地位沒被確認有關。”討論還將繼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非常關心信訪條例的修訂。實際上，于建嶸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xx審議《信訪條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xx法制辦副主任汪永清約見了于建嶸，就《信訪條例(修改草案)》的一些問題交流了意見。1月23日，于建嶸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新條例的第3條、第40條、第46條特別提到了關于信訪人合法信訪權益的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信訪人的信訪權利必須得到憲法的保障。根據于建嶸所在的課題組調查，到京上訪告狀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訪過程中受到打擊～的問題。”于建嶸認為，信訪制度改革事關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需要智慧和勇氣，更要有舉重若輕的境界;關于信訪的討論并不會因為《信訪條例》的修訂而停止。李新華表示，取消信訪機構還是加強信訪機構職能的爭論，其核心問題依然停留在對信訪組織形式層面的討論上。他認為，只有通過劃分中央和地

方各級信訪機構之間的權力和責任界限，增強各種信訪組織之間的協調和溝通能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央提出的統一領導、部門協調、統籌兼顧、標本兼治、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大信訪”格局。

第三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中）

實際上，出了問題，怕的是群眾不找黨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話，那就危險了事實上,作為“非常態”的執政樣本,河南已經不是第一次試圖通過這種官員與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觸來破解執政難題。河南省委前兩任書記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規模“下訪”、“駐村”等執政方式試圖求解河南的難題。《瞭望東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續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駐村工作隊。3年駐村，河南省、市、縣(區)3級機關從正廳級到副科級干部，甚至普通黨員，幾乎有一半人參加了駐村工作。范圍之大，涉及面之廣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眾上訪的成因在于體制不順，而能夠動員如此眾多的官員下訪，實際上是依托體制性的優勢來化解體制性的劣勢。此種模式在理論和現實層面都有爭論，但不爭的事實是，部分上訪者多年不能解決的問題得以解決。而深層次的問題是，這種模式可以持續多久，而“上訪”這一中國特有的現象何時才能消失?“幸運者”9.6萬元。一分不少。胡平看著這堆錢有些發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數了一下午,好像做夢一樣。一個月以來,和胡民一樣沉浸在巨大喜悅中的還有遂平縣石寨鋪鄉五個村的66戶村民。2004年2月7日春節前，鄉郵政所的儲蓄代辦員魏秋生失蹤了，和他一起失蹤的，還有全鄉5個村66戶村民的68萬元儲蓄款。這一年春節，石寨鋪鄉五個村的66戶村民是在煎熬中度過的。有一位老人聞聽自己的養老錢被代辦員“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半年后，縣公安局經過網上追逃，終于將魏秋生捉拿歸案。然而，68萬元已被其揮霍一空。胡平被騙走9.6萬元，轉瞬間成為貧困戶，而當地郵局卻以沒有錢為由推脫。悲傷過后，66戶村民推選出4名代表，開始了上訪之路。很快，在工作組的協調下，駐馬店兩級郵政機構作為賠償主體，給予了足額的賠付。“實際上，俺們就到縣里去找了一次，縣領導和下訪工作組倒是來了村里好幾次。”胡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廳正廳級巡視員、省駐南陽工作組組長魯獻啟帶領省直機關下訪工作組到南陽的第三天，就自帶干糧冒著小雨到了南召縣云陽鎮陳溝村七里灣村。魯獻啟想看看這個村71歲的上訪戶張國俊。之前，魯獻啟聽說“老張頭”竟然一個人騎著自行車，風餐露宿21天，帶兩包老鼠藥到北京上訪。“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驅使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騎20多天的自行車跑到北京?”令魯獻啟難過的是，71歲雙耳失聰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飯吃。老人一生未娶,極其貧寒。4年前,他在失去勞動能力后,要求南召縣云陽鎮政府五保供養。但該鎮聲稱財政困難,致使張國俊老人五保供養的要求未能及時解決。為此，4年來，張國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別到縣、市、省和北京上訪，要求落實五保待遇。因張國俊老人聽不見，魯獻啟就打著手勢或寫紙條，詢問老人上訪的情況和要求，臨走時，魯獻啟把隨身帶的500元錢全給了老人。經過魯獻啟的協調，3天之后，下訪工作組和鎮政府又來到張國俊老人家里，與他簽訂了五保供養協議，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滿足”胡平們和張國俊是千千萬萬不幸的上訪者中的“幸運者”,因為前者是集體上訪,能夠迅速受到重視,后者則是遇到了魯獻啟,他們最大的幸運是趕上了官員下訪行動。類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員大規模下訪中還有很多。不少官員對一個屬于中國的“傳統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中國的老百姓很容易滿足。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長期上訪的楊君儉、任秀枝、劉秀珍等6人第二次來到洛陽賓館。他們這次不是來訴說“冤情”，而是給洛陽下訪工作組組長、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楊柏林送錦旗:楊檢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愛楊檢。楊柏林和下訪聯絡員李劍偉堅決不收，楊君儉就拿出了“纏訪”的功夫，不收錦旗就不離開工作組一步。“我們知道,送錦旗是老百姓表達對官員感激的一種方式。但這面旗我們不能收。其實,這幾個人反映的問題當時并沒有解決,我不過是認真聽了一下他們反映的情況,向他們做了一些政策解釋工作而已。”令楊柏林震驚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滿足。他們有時候，要的就是一個理兒，就是一句暖心的話。我們的老百姓絕大多數還是通情達理的。”此后，楊柏林所在的洛陽下訪工作組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不管給群眾解決多少問題，能不能解決問題，下訪干部必須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聽:給群眾一個說話的機會。“我們接待過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再去上訪。”洛陽下訪組聯絡員李劍偉說。檢討為政之心“面對這樣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對他們好?”魯獻啟感嘆。“一個70多歲的老人，又喪失勞動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錢。但干部寧可花大錢，不想花小錢;寧可花上千元甚至上萬元到北京到省城領上訪戶，也不愿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花了多少‘大錢’?這實質上是對農民的感情問題，更是干部作風問題!”他尖銳地批評道。一個事實是，因對交通事故處理結果不滿而成為赴京老上訪戶的寶豐縣上訪人王某，其戶口所在地的黨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萬多元，縣里因她去北京上訪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評。遂平縣信訪局局長馬世發算了一筆賬，無論從經濟成本還是從政治風險，抑或從人心賬上來分析，干部下訪解決上訪群眾問題的成本付出，都要遠遜于群眾進省進京上訪后再處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魯獻啟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和記者反復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基層群眾上訪問題為什么解決不了?我們到底還缺什么?”“我從下去那天起，腦子里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缺什么?缺財力嗎?每年全省各市縣區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訪的錢算來應該不是一個小

數目;缺人力嗎?很多縣市從領導到普通干部全員抓信訪，這次更是組織了4萬多干部下去督查問題;缺時間嗎?缺監督嗎?也不缺，各市、縣委都有4大班子，市縣常委就十幾個，除了龐大的政府機構在運作，還有人大、政協的監督;缺考核機制嗎?信訪問題已經納入公務員績效考核體系之中。”“缺什么?我認為，缺的是一些干部對人民群眾深厚的感情和寬容的愛心。有的干部對上不講真話，對下不辦實事，欺上瞞下，這才是最大的危險。”魯獻啟直言不諱地批評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風。2005年新年，河南省會鄭州的數家傳媒熱烈討論的另一命題是“中部崛起──河南應該怎么辦?”“這次下訪，決不僅僅是如何解決老百姓的上訪難題，實際上對官員群體來說，這更是一次檢討。檢討的是為政之心。東北在振興，西部在開發，東部在騰飛，河南應該怎么辦?確切地說，河南的官員應該怎么辦?”河南省聯席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河南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個樣本“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目前，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危險。”魯獻啟說。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認為，“凡是‘最大優勢’發揮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就會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險’不斷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體上訪、越級上訪就會不斷上升。而河南官員下訪的過程正是試圖通過‘最大優勢’來化解‘最大危險’。這種方法就是在短時間內調集大批官員，集中時間和精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這種動員能力則是傳統體制的一大優勢。可以說，河南省委將“干部駐村、“官員下訪”這種傳統體制派生出的辦法的優勢作了創造性的發揮。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書記支樹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層宣布，“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抽調機關干部開展‘聯縣駐村幫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個艾滋病防治幫扶工作隊的基礎上，再選擇73個省直單位和11個中央駐豫單位，抽調210名干部組成84個工作隊，派駐到37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5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縣，進駐84個特殊困難村幫助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河南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個樣本。河南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說。在中國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國企改制后遺癥、下崗失業者數量增加、農村發展投入不足、農村中的弱勢群體得不到應有保護等問題，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朱孟洲介紹，在下訪工作第一階段總結時，河南省委聯席會議主要討論的也是這一類問題“我說過‘上訪’不是河南的特產，但河南的上訪量近幾年來一直排在全國的前10位也是事實。河南在改革開放25年來所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遺憾與恥辱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 李新華說。如果說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傳統體制的劣勢不適應社會轉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顯然試圖用傳統體制的優勢破除傳統體制的劣勢。然而,有不少問題,卻不是僅靠下訪或下訪能解決的。“危險傾向”與長效機制在《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過程中，河南省聯席辦官員也表示，“一些案件處理起來難度很大。”實際上，更多的下訪工作隊員是在處理種種繁冗復雜的上訪問題時體味到“走下去”的苦澀和不安的。而最關鍵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則是“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群眾負責”的矛盾。劉國明認為，在下訪與上訪不同主體的利益權衡中，“對上級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的關系如果擺不正，下訪干部和地方領導中一樣會出現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匆匆結案的做法。這更會在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一道看不見摸不著的墻，嚴重破壞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造成上訪量的增加。“這更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劉國明說。官員下訪與百姓上訪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矛盾關系。一方面群眾看到中央、省里重視社會穩定、下大力氣抓信訪了，主觀上便會認為，時機終于到了，問題應該解決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種種原因，有相當一部分問題目前無法解決。“而群眾一旦發現他們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下訪干部也解決不了，希望隨之破滅，意見就會更大，上訪就會更多，反映問題就會更加激烈。”劉國明說。這也是河南4萬干部下訪還沒有結束,當地卻出現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訪現象的原因。“我認為，中國的信訪問題要解決至少還要20年，這需要整個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單就信訪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從源頭抓起，整頓信訪秩序，暢通信訪渠道，建立長效信訪機制，變集中下訪為經常性下訪。”李新華表示。“實際上,出了問題,怕的是群眾不找黨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話,那就危險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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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這次大規模官員下訪，客觀上來說還是一種應急之舉。要徹底解決信訪難題，還要從源頭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學的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后，返回鄭州的當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來，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樣迫切:一件“難纏”的上訪案件正等著他和下訪工作組解決。49歲的XXX是XX省委宣傳部的正處級干部，目前，他還有另一重身份

:平頂山市下訪工作組小組長。和他同時成為下訪隊員的還有XX省直機關的723位干部。事實上，不僅僅是省直機關的官員要下訪，2004年9月15日，XX省、市、縣3級下訪干部共42664人走出機關，下到鄉村、工廠、社區，逐門逐戶排查矛盾和問題。“工作組”──這個多少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名詞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續成為XX省各級官員和老百姓口中的熱詞，同樣成為熱詞的還有“下訪”二字。和2004年初高調下派工作組進駐艾滋病村不同的是，這場涉及XX省、市、縣3級干部、4萬多名官員的“下訪”工作，媒體鮮有報道。4萬多下訪官員身負3項重任:一是調查處理尚未解決的信訪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訪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訪工作長效機制。當地政府部門人士是這么介紹的:此次大規模下訪使XX官員群體真實地體會到了上訪者的訴求與痛苦,并深刻反思了問題的癥結,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東方周刊》獲悉XX4萬官員下訪第一階段工作暫告一段落，即飛赴鄭州采訪。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出在哪兒“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總體要求只有這一句話。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國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召開4天后,前省委書記李克強便作出批示,要在解決突出問題方面有切實舉措,力爭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顯成效。9月5日，有關實施方案獲得通過;9月10日省委作出動員;9月15日，4萬多官員全部到位，奔赴下訪地。“從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開常委會，從決定組織3級官員下訪，到9月15日，4萬多下訪官員下到農村、廠礦，僅用12天時間。”XX省政府副秘書長、XX省解決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省聯席辦)副主任朱孟洲,向記者介紹了4萬官員下訪決策的出臺過程。因此，XX組織4萬官員下訪的決定，是在中央高層下決心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在省信訪局副局長這個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華說，這10年，可能是全國所有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從全國來看,從總理到省委書記都在親自批閱群眾來信，從中央到省委對信訪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體、批評之嚴厲、責任追究之堅決也應該說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盡管我們下了這么大的力氣，全國的信訪總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我們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到底出在哪兒?這也是促使省委決策4萬官員走下去，把矛盾解決在基層的動因之一。”李新華認為，信訪絕不是XX的特產。國家信訪局公布的全國信訪總量的連年遞增是現實的。XX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確實存在大量改革“欠賬”，而類似的問題每年都在積累，這是XX信訪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實上，作出4萬官員下訪的決策對XX省委、省政府來說是一次挑戰，省委面臨的壓力也是巨大的。因為，官員下訪很可能造成信訪量的繼續上升和反彈。”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決策過程中,前省委書記李克強請常委們首先討論,能不能組織下去?會不會產生什么反應?當時便有常委表示，下訪，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好，會帶來更多的難題。李新華說，“特別是在省、市、縣這3級，很可能會‘按下葫蘆起了瓢’。省委常委會在討論時，對此也有過爭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評價。”2004年12月，新任省委書記徐光春一到XX，就聽取了省聯席會議的工作匯報，并對官員下訪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3個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書記支樹平為省直機關700多名下訪干部做了出發總動員。“今年(2004)7月以來，全省信訪量持續攀升，省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40.8萬件(人)次，上升25.9，這么多的信訪案件，反映了這么多的問題，涉及這么多的人，不抽調大批干部下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嗎?”“一些地方官僚主義形形色色，關系網重重疊疊，群眾反映問題常有阻力和困難，不組織上級機關干部下去明察暗訪、督辦督查，能打得開局面嗎?”支樹平對參加動員會的官員發問，“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多數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這些問題大都是基層應該解決也有能力解決的，但是，為什么群眾常常為一個問題反復上訪呢?”這也是4萬下訪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為什么群眾

第五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這次大規模官員下訪，客觀上來說還是一種應急之舉。要徹底解決信訪難題，還要從源頭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學的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后，返回鄭州的當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來，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樣迫切:一件“難纏”的上訪案件正等著他和下訪工作組解決。49歲的XXX是XX省委宣傳部的正處級干部，目前，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平頂山市下訪工作組小組長。和他同時成為下訪隊員的還有XX省直機關的723位干部。事實上，不僅僅是省直機關的官員要下訪，2004年9月15日，XX省、市、縣3級下訪干部共42664人走出機關，下到鄉村、工廠、社區，逐門逐戶排查矛盾和問題。“工作組”──這個多少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名詞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續成為XX省各級官員和老百姓口中的熱詞，同樣成為熱詞的還有“下訪”二字。和2004年初高調下派工作組進駐艾滋病村不同的是，這場涉及XX省、市、縣3級干部、4萬多名官員的“下訪”工作，媒體鮮有報道。4萬多下訪官員身負3項重任:一是調查處理尚未解決的信訪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訪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訪工作長效機制。當地政府部門人士是這么介紹的:此次大規模下訪使XX官員群體真實地體會到了上訪者的訴求與痛苦,并深刻反思了問題的癥結,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東方周刊》獲悉XX4萬官員下訪第一階段工作暫告一段落，即飛赴鄭州采訪。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出在哪兒“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總體要求只有這一句話。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國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召開4天后,前省委書記李克強便作出批示,要在解決突出問題方面有切實舉措,力爭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顯成效。9月5日，有關實施方案獲得通過;9月10日省委作出動員;9月15日，4萬多官員全部到位，奔赴下訪地。“從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開常委會，從決定組織3級官員下訪，到9月15日，4萬多下訪官員下到農村、廠礦，僅用12天時間。”XX省政府副秘書長、XX省解決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省聯席辦)副主任朱孟洲,向記者介紹了4萬官員下訪決策的出臺過程。因此，XX組織4萬官員下訪的決定，是在中央高層下決心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在省信訪局副局長這個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華說，這10年，可能是全國所有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從全國來看,從總理到省委書記都在親自批閱群眾來信，從中央到省委對信訪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體、批評之嚴厲、責任追究之堅決也應該說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盡管我們下了這么大的力氣，全國的信訪總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我們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到底出在哪兒?這也是促使省委決策4萬官員走下去，把矛盾解決在基層的動因之一。”李新華認為，信訪絕不是XX的特產。國家信訪局公布的全國信訪總量的連年遞增是現實的。XX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確實存在大量改革“欠賬”，而類似的問題每年都在積累，這是XX信訪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實上，作出4萬官員下訪的決策對XX省委、省政府來說是一次挑戰，省委面臨的壓力也是巨大的。因為，官員下訪很可能造成信訪量的繼續上升和反彈。”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決策過程中,前省委書記李克強請常委們首先討論,能不能組織下去?會不會產生什么反應?當時便有常委表示，下訪，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好，會帶來更多的難題。李新華說，“特別是在省、市、縣這3級，很可能會‘按下葫蘆起了瓢’。省委常委會在討論時，對此也有過爭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評價。”2004年12月，新任省委書記徐光春一到XX，就聽取了省聯席會議的工作匯報，并對官員下訪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3個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書記支樹平為省直機關700多名下訪干部做了出發總動員。“今年(2004)7月以來，全省信訪量持續攀升，省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40.8萬件(人)次，上升25.9%，這么多的信訪案件，反映了這么多的問題，涉及這么多的人，不抽調大批干部下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嗎?”“一些地方官僚主義形形色色，關系網重重疊疊，群眾反映問題常有阻力和困難，不組織上級機關干部下去明察暗訪、督辦督查，能打得開局面嗎?”支樹平對參加動員會的官員發問，“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多數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這些問題大都是基層應該解決也有能力解決的，但是，為什么群眾常常為一個問題反復上訪呢?”這也是4萬下訪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為什么群眾要向上反映呢?這是因為我們的一些干部沒有負起責任來。老百姓有了問題，鄉里解決不了，當然他就會把希望寄托在縣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安東在駐馬店市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作出如此表述。在這次下訪行動中，安東擔任駐馬店下訪工作大組的組長。1月12日中午，安東在省城開完第一階段下訪總結會，立即趕回駐馬店市研究督辦沒有辦結的4件上訪案件。安東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截至目前，省聯席辦向駐馬店市下訪工作組交辦的赴京到省上訪案件131件，已經～辦結了127件。“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這次就能解決問題呢?解決上訪的關鍵是什么?是每一級官員都要負起責任!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安東正在思考撰寫一篇論文,主題是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他說,制約是一種機制,就像一輪扣一輪的齒輪,你動,他也動;影響群眾解決問題的原因,實質上是官員的權力制約和監督的空間太大,可松可緊。“我們確有愧對百姓的地方”XX省高院副院長安東的腰扭傷了。“確切地說，安副院長的腰是在給老百姓鞠躬時，一下子彎得太猛了，就扭傷了。”駐馬店市下訪工作組聯絡員荊偉告訴記者。“什么是下訪?一要下去，二要見到當事人。不是簡單地對案件下結論。關鍵在有沒有查清事實～。”安東不留情

面地批評干部。安東坦言，老百姓的淳樸情懷令他感動。“我要給老百姓鞠這個躬，我們確有愧對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機關辦案時發現抓錯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還去送錦旗，去感謝，我們的干部也還收下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事實上應該做的是檢討，不是收錦旗。”從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駐馬店市擔任下訪工作組組長，3個多月來，安東過問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辦的案件。他在聽匯報時常常出其不意地提問題，他擔心自己會被騙。“事不解決，人不能回去。”安東在審簽報結案件時，要求“暫緩結案、進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原籍XX新蔡縣、現居新疆的王會臣1957年因為砍了自家墳地里的4棵樹,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會臣被改判無罪后,開始上訪要求給予經濟補償。但按照當時國家的有關規定,王不屬于國家經濟賠償對象。下訪組在未與王見面的情況下,認為其為無理訴訟,準備報簽結案。安東在審簽時提出，處理這個案子，不能簡單地拘泥于以前的規定和結論，而是要考慮到王會臣確實被錯判并服刑，并為此背井離鄉這一事實。他幾次到新蔡縣與縣委縣政府領導協商，要求縣有關部門一定派人到新疆與王見面，并從實際出發給王適當的補助。在安東的督促下，新蔡縣籌集資金派人千里迢迢趕赴新疆，給王會臣做解釋工作，送去了5000元補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給其正名，還其清白。70多歲的王會臣為“爭一口氣”上訪幾十年，當新蔡縣領導奔波千里代表當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來救助金時，他老淚縱橫，表示以后決不再上訪。安東對此評價:下訪工作組督辦案件，解決問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一點一滴地重樹黨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過程。“上訪農民不是洪水猛獸”XX省委宣傳部法規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頂山市下訪工作小組組長XXX是一個認真的人。在汝州市處理一起案件時，他要見當事人，鄉里勸他不要見，見了就會出不來，會被圍上。XXX堅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負”的保證后，鄉里卻給他安排了一個假當事人見面。談了不到5分鐘，XXX將其當場拆穿。汝州市委書記聞聽后公開點名批評了這位鄉領導，第二天，村干部陪著XXX終于見到了上訪戶孫寶金。“我們完全沒必要把上訪農民想成洪水猛獸，實際上他們是講理的，有時就為了二厘地、幾塊磚，甚至鄰里孩子打架上訪，但如果沒人理，可能會造成流血沖突。各級官員常常把農民反映的事當成‘小事’，可是為了這些‘小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費了多少人力、財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問題也就解決了。”XXX說。洛陽下訪工作大組組長、XX省人民檢察院常務副院長楊柏林已經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楊柏林曾在XX新鄉市輝縣市高莊鄉火叉村駐村扶貧一年。“9月15日工作組到洛陽。一周后，就有群眾找上門了。很多人點名要見楊柏林副檢察長。”洛陽市下訪工作組聯絡員李劍偉告訴記者。有人對組長接訪提出異議。楊柏林表示,上訪者更多的時候,是沒有人聽他說話,我們的干部已經習慣了聽領導做報告，現在，是老百姓給我們“做報告”，必須聽。洛陽市孟津縣的王秀蘭，因為宅基地問題上訪多年，楊柏林靜靜地聽她講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規，逐條給她解釋:哪兒占理，哪些要求沒理。王秀蘭聽完痛哭流涕:“我上訪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沒聽我好好講過5分鐘，更沒有人給我解釋法律，不是推就是攆。沒想到你這么大的官還能這樣聽老百姓說心里話，要是干部都像您這樣，我早就不上訪了!”“楊檢在洛陽下訪期間，發過3次火。都是因為干部推諉拖沓扯皮，不解決問題，‘踢皮球’。”聯絡員李劍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經濟賬和政治賬歷史上“汝人善訴”，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訪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