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關于官員不作為的感想

七，官員不作為

1“從嚴治政”是朱镕基一貫遵循的從政原則。他平時言談舉止從容不迫，辦事果斷，雷厲風行。他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衙門作風和官員的“不作為”行為，尤其對一切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對此，他在日常工作中會隨時不留情面地嚴厲批評，甚至加以呵斥。

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

要恪盡職守，敢于說真話。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不要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這樣想是不行的。首先，你們可以得罪我。我這個人氣量不大，很容易發脾氣，你要跟我辯論，我可能當場就會面紅耳赤。所以，我記住了這句話：“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你沒有貪欲，你就剛強，什么也不怕。這是我的座右銘。雖然我的氣量不大，但是我從不整人，從不記仇，這是事實可以證明的。相反的，對于那些敢于提意見的人，敢于當面反對、使我下不來臺的人，我會重用他。當然，也不是對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沒有能力，我還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絕對不會記仇。

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總理。3月24日，他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并發表了上述講話。此講話在《朱镕基講話實錄》一書中的題目為《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這件事情值得關注的不僅是民眾表達呼聲的獨特方式，更有官員對民眾呼聲的忽略，他們已經昏聵到了對送來的錦旗，不看內容，不問理由就照單全收，對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無感知的程度。

2近日，有一段沈陽市民贈送給遼寧省沈陽市鐵西區中國家具城工商所“不作為”錦旗的視頻，收到錦旗的所長居然非常淡定地表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此事迅即成為熱點新聞，視頻中的主人公――劉新所長就此接受采訪時表示，當時，他的“頭腦相當清楚，只是未看到錦旗上‘不’字，只看了消費者的落款。”

之所以送這錦旗，是因為今年5月，沈陽一市民在該所管轄的一家大型超市購買到假冒偽劣食品，并向工商所進行了舉報。然而，時間過去了3個月，該工商所未給消費者任何答復。此后，消費者認為，該所工作態度不好，行政執法不作為，便制作并贈送了“行政執法，不作為獎”的錦旗，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鬧劇。

雖然事后這位所長解釋說，對消費者舉報的假冒偽劣食品，該所早已查處，但該案件不是由他主管所以未作通報。但這件事情值得關注的不僅是民眾表達呼聲的獨特方式，更有官員對民眾呼聲的忽略，他們已經昏聵到了對送來的錦旗，不看內容，不問理由就照單全收，對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無感知的程度。有如此心態的官員，拿到錦旗的那一刻可能還在想：干嗎送錦旗？還不如送個紅包來得實惠！錦旗這個曾經承載了群眾心聲和情感的方式，早被他們看淡，看輕了，這也是為什么故宮被盜案告破時，故宮在給公安干警制作錦旗時，可以容許那么滑稽的錯字出現。不是沒把錦旗當回事，而是沒把民聲當回事，更進一步說，如果不是以錦旗的方式，這樣的批評之聲是否能有出頭之日？再換個角度想，對待錦旗的這種粗心態度，肯定不會出現在應對領導檢查的時候，那些迎接領導時的大幅標語中的文字，一定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

接受和處理群眾的反饋是官員的本職工作之一，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得是否稱職，不是怎么能在每年向上級述職時寫得天花亂墜，怎么能憑借這些可以寫在紙上的業績受到上級的嘉獎，更重要的是怎么能讓民眾滿意，所謂“金杯銀杯不如群眾的口碑”就是這個意思。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辦公室中錦旗懸掛的數量，可以看出一個官員受群眾的擁躉程度，錦旗是百姓賦予他們的榮譽，現在，為什么接受錦旗的人輕視錦旗，送錦旗的人給錦旗賦予了反面用途呢？

第一，官員溝通渠道如此遲鈍的原因在官，不在民。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民反映信息很及時，而且是多次反映，并且是實名舉報，添寫了各項個人信息。可遺憾的是，舉報的事情處理了沒，處理得怎么樣，三個多月過去了，官沒有向民有任何的回應。這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是誰不和諧了，是官。

第二，斗大的字看不見，鮮明體現了個別地方官員的遲鈍、昏庸。劉新你沒看清，如果是大中午喝酒喝醉了，那說明你是一個貪官，至少是在其位不謀其職，問一個瀆職罪；可你強調沒喝，很清醒，那只能說明你的遲鈍、昏庸，你還在采訪中反復強調你們所工作出色，看這樣子，全國不排名倒數第一就幸運了。我不想說：沒有最遲鈍、最昏庸，只有更遲鈍、更昏庸，可我說了

第三，“不作為獎”錦旗體現了一種局部的民進官退。廣大人民群眾的智商和行為能力在不斷增強，可某些地方官員，還在以幾十年前的手段在管理，在這種局部的民進官退上，這些個別的官員就顯得特別的遲鈍、昏庸、無能和粗暴，甚至導致最終的群體性事件、暴力執法。

第四，地方相關政府機關的真正不作為。沈陽樂購鐵西店長期大量違法銷售過期與不合格食品，長達3個多月的時間，為什么不聞不問。說我不作為，瀆職是輕的，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結的現象。

不作為錦旗”表達了民眾對政府服務意識的呼喚，對政府部門是一種警示和鞭策，但說到底，它并不是一種強制性的手段，即使某些部門收了“不作為錦旗”還是不辦事，民眾也只能徒呼奈何。只有在制度上保障民眾知情、監督的權利，為民眾創造更多批評、問責的機會，對漠視民意的部門和個人予以懲處，政府部門才不敢對民眾的合理訴求置之不理、敷衍塞責。直抒胸臆的機會多了，民意表達的渠道暢通了，民眾也就沒必要再挖空心思拐彎抹角地送“不作為錦旗”了。

4有網民對他用這種方式來維權表示無奈：“難道真的要等到鬧大了，有關部門才會重視么？”“老百姓能有什么方式表達自己的的意見，自己的訴求？真是悲哀、悲涼、悲痛！”同時也有人擔心，侯的行為會“得罪某些人”，希望“政府能保護他的安全，重視民意”。搜狐網網友則對公安部門不虛心接受批評的態度表示不滿，稱“都喜歡聽奉承話，不肯接受群眾的批評！”“憑什么只收褒獎的錦旗，面對批評就驅趕！這什么態度？”

5誠然，“作為”與“不作為”是兩個抽象的概念，甚至于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作為”與否，就會得到不同的評判結果。但是，保障群眾的法定權利、履行管理部門的職責，則是機關單位有所作為的基本要求。那些涉及到“不作為錦旗”事件的機關單位，值得反思一下：到底有沒有在常規工作中維護好群眾的權利、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而當事機關單位的上級部門，也應該從這些事件中窺探到督促下屬機關積極、有效履職的契機，從根本上拿出改革、敦促下級履職盡責的方案。

第二篇：治理官員不作為心得體會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態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經濟態勢走向了穩增長、調結構、抓創新、促開放的新常態，另一方面政治態勢走向了反腐敗、講規矩、履責任、重法治的新格局，為當代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塑造了新型動力機制，開創了新型活力源，贏得了國內民眾的高度贊譽和國際社會的廣泛矚目。

與此同時，在官場，諸如不貪不占，啥也不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要不出事就行占著位置不干事，拿著工資不出力等懶政庸政怠政之類的官員不作為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媒體在報道此現象時，簡單地將反腐敗與官員不作為現象聯系在一起，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經濟發展遲滯的板子打到整體官員隊伍身上。故，分層分類地認清官員不作為現象的實質，厘清造成認識混亂、藥方亂開現象的根源，對癥下藥，是尋求治本之策的有效路徑。

認清官員不作為的成因及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服務型政府理念逐漸落到實處。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對公務員基本角色與責任缺乏有效的定位，對政府與市場邊界缺乏有效的劃分，對高度集中統一的權力體制缺乏有效的分權與監督，對官員政績考核缺乏科學的激勵機制，導致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既造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又引發了一些不規范的權力運作、畸形的政商關系以及人心不足的官場心態等現象。

官員不作為的成因和表現是多樣的，需要分層分類區別對待。據我觀察，主要有四種官員不作為現象。

1、官員角色定位不明或錯位而引發的官員不作為現象

在當代中國的權力結構體系中，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和以政府為核心的政權體系，由于所處的地位和方位不同，其承擔的角色與功能自然不一。

如，在地方層級，地方黨委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決策與執行的關系，地方政府又是其組成部門的決策機關。而基層各黨組織承擔執行角色，不再具有決策功能。從縱向層面看，地方黨委與地方政府既是各自上一級組織體系的執行體系，又是下一級組織體系的決策體系，分別兼具執行與決策之角色與功能。在黨組織體系中，各級常委會承擔著決策的角色與功能;在政府組織體系中，作為行政首長的政府負責人承擔著最終的決策角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規定，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肩負著決策的角色與功能，擔任非領導職務的公務員承擔著執行的角色與功能。

因此，分析官員不作為現象，一定要分清楚主要承擔決策與主要承擔執行的組織與官員在角色與功能上的差別，分清楚因履行職責程度好壞而引發的責任程度的輕重差別，防止因角色定位不明與錯位而亂打板子，或者在追責時找不到責任主體等現象的發生。

2、程序、流程與規則不透明而引發的官員不作為現象

現代政府的運作形態有行政服務、運作項目與管制政策三大類。無論是行政服務、運作項目，還是行政審批、管制政策，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管理程序和運作流程，實行相應的時效性與透明性規定。在實際工作中，由于程序、流程與規則不透明，缺乏剛性約束，而且因為資源有限，那些選擇性強、運作空間大、自由裁量權高的項目，容易導致吃拿卡要式亂作為等消極腐敗現象的經常性發生。如今因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等高壓式反腐做法，導致部分官員的亂作為行為有所收斂，但并不意味著可以成為官員不作為的借口，更要防止用程序、流程與規則的不透明變相為不作為預設擋箭牌和遮風板。

3、工作飽和度測評與績效評價失當而引發的官員不作為現象

長期以來，對于公務員的崗位職責，盡管強調要有科學的職能分解、職位說明、職責評價，并做好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工作，但由于缺乏對工作飽和度的科學測評，以及缺乏標準化與流程化管理，導致很多官員整天看上去很忙碌，實際上卻是在干無用功，甚至用忙碌的無用功去推卸應該履行的職責和該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對于普通公務員的五項績效考評標準德、能、勤、績、廉，在實踐中要么用軟性的評價標準德來概括，要么用硬性的評價標準能來一俊遮百丑;對于領導干部，則多是以片面的GDP增長率來作為主要考察和提拔標準，從而導致對工作崗位職責與績效測評失當，無以發揮真作為的指揮棒引導與規約作用。甚至在實踐中被一部分別有用心者利用，采取與上級領導套近乎的方式，以謀取個人最大的私利。

4、矯枉亂作為導致心理恐懼而引發的官員不作為現象

自從中央推出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等高壓式反腐做法以來，官場上各種亂作為現象得到極大的遏制，原本被扭曲的行政行為得到矯正，但對于如何有效地激勵公務員正常作為、有效作為、積極作為的機制與制度并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尤其是對事不對人的理性精神遠未建構起來。

在一些單位和地區，對于明顯與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相悖的行為，缺乏旗幟鮮明的批評和懲處，不敢碰硬;對于大公無私、敢作敢為，卻可能因為處事風格、做事方法而存在各種爭議的干部，不敢公開面對質疑，做出應有的澄清、褒揚和重用，以致干好干壞一個樣上面沒有人，干死都不行這樣反常識反績效反公平的觀念充斥官場，其直接后果是公務員得到一種心理暗示，越多做事，就越有可能出錯乃至出事，越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與其這樣，還不如奉行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不出事為最高原則。在各地逐漸加大對官員不作為問責的同時，對原有的基于特定情形而設定的諸如維穩等一票否決制的評價壓力，如果缺乏與時俱進的有效清理，就可能讓部分領導干部與公務員心有余悸，不敢冒尖，不敢出頭，奉行不出事邏輯為上。

治理官員不作為現象的基本原則

確立對黨和國家事業第一忠誠的根本原則。以飽滿的精神狀態，為黨和國家事業無私勤奮地工作，保持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第一忠誠地位，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和公務員必須樹立的根本價值觀。

堅持主要領導干部的示范引領作用最關鍵的基本準則。領導干部行不行，公務員跟不跟，群眾信不信，關鍵在作為領頭人的關鍵少數主要領導干部的示范引領作用。

重建普通公務員的職業化倫理規范。實施精細化管理的前提，是在專業化機構里聘用專業化人員，在專業化管理領域里張揚專業主義精神，高質量滿負荷規范化地工作，徹底重建普通公務員的日常職業化倫理規范。

推進公共管理體系、公共預算體系、公共評價體系三位一體建設工作。要取得官員敢作為有效作為的突破性進展，就必須改變僅局限于行政服務水平提升的公共評價體系建設，綜合推進以民主法治為導向的公共管理體系、以廉潔惠民為導向的公共預算體系、以績效公正為導向的公共評價體系三位一體建設工作。

推進用人、花錢、辦事有機聯動。改變用人與辦事、花錢與辦事、用人與花錢兩兩脫節問題，推動用人花錢辦事的有機聯動與一體化建設。

治理官員不作為現象的有效對策

針對官員不作為的不同成因和表現，需采取多種對策，對癥下藥，力求治本。

首先，以權力清單為基礎，以責任制建構為導向，根據組織與官員承擔的角色不同，推動決策權與執行權的適度分離，分別建構決策失誤追究制和執行不力問責制。圍繞組織與官員該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辦三大問題，在評估與清理政府該做什么的基礎上，推動決策權與執行權的適度分離，把權力清單與責任清單建設有機統一;同時，加大對各類組織的問責力度，適時推動民主集中制向民主集中負責制的轉型。

其次，制定明確、詳細、透明與可執行的服務流程與項目運行績效圖。任何一項服務與項目，都必須有清晰的服務流程與完成期限、明確的目標及依據、足夠的人手及資源、用以顯示績效的評估標準;各政府部門必須準確地確定需要完成的工作，測定工作飽和度，設定工作完成時限，并建立起工作質量標準，寫進績效工作說明書中;設計各類項目運行指南，推動項目信息公開，提供各類項目運行的規范要求和績效評估標準。

再次，強化團隊與領導人執行力建設，推動機關單位行政文化生態再造工作。對于適用委任制和聘任制的公務員，強調在日常公務活動中按照法律法規要求，削減自由裁量權空間，履行服從與執行義務，發揮專業主義精神，高質量地完成本職工作;對于適用選任制的領導干部，除了強調主動變革與適時創新的戰略引領與統籌規劃作用外，可根據執行力建設的內在要求，開展在特定范圍內允許提名與挑選黨政搭檔、主要副手以及重要規劃與執行部門負責人的試點工作，并賦予對專業技術性強的部門負責人的特定提名與組閣權利。

與此同時，旗幟鮮明地對在民主法治框架下敢作為的干部予以積極評價和提拔重用，對于消極無為、混日子的干部依法依規予以處置;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適時調整公務員工資福利水平，為官員隊伍創設心有所系心有所安的行政文化生態環境。

最后，加快政府項目運作與公共服務提供等領域的公私伙伴關系構建歷程。以民眾需求為導向，以結果為依據，鼓勵各類市場組織、社會組織、公民積極參與政府項目運作、公共服務的生產活動，建構公共服務提供的公私伙伴關系，全面推進政府職能、政府角色、政府治理方式與政府行政體制的深度轉型。

第三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中）

實際上，出了問題，怕的是群眾不找黨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話，那就危險了事實上,作為“非常態”的執政樣本,河南已經不是第一次試圖通過這種官員與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觸來破解執政難題。河南省委前兩任書記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規模“下訪”、“駐村”等執政方式試圖求解河南的難題。《瞭望東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續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駐村工作隊。3年駐村，河南省、市、縣(區)3級機關從正廳級到副科級干部，甚至普通黨員，幾乎有一半人參加了駐村工作。范圍之大，涉及面之廣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眾上訪的成因在于體制不順，而能夠動員如此眾多的官員下訪，實際上是依托體制性的優勢來化解體制性的劣勢。此種模式在理論和現實層面都有爭論，但不爭的事實是，部分上訪者多年不能解決的問題得以解決。而深層次的問題是，這種模式可以持續多久，而“上訪”這一中國特有的現象何時才能消失?“幸運者”9.6萬元。一分不少。胡平看著這堆錢有些發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數了一下午,好像做夢一樣。一個月以來,和胡民一樣沉浸在巨大喜悅中的還有遂平縣石寨鋪鄉五個村的66戶村民。2004年2月7日春節前，鄉郵政所的儲蓄代辦員魏秋生失蹤了，和他一起失蹤的，還有全鄉5個村66戶村民的68萬元儲蓄款。這一年春節，石寨鋪鄉五個村的66戶村民是在煎熬中度過的。有一位老人聞聽自己的養老錢被代辦員“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半年后，縣公安局經過網上追逃，終于將魏秋生捉拿歸案。然而，68萬元已被其揮霍一空。胡平被騙走9.6萬元，轉瞬間成為貧困戶，而當地郵局卻以沒有錢為由推脫。悲傷過后，66戶村民推選出4名代表，開始了上訪之路。很快，在工作組的協調下，駐馬店兩級郵政機構作為賠償主體，給予了足額的賠付。“實際上，俺們就到縣里去找了一次，縣領導和下訪工作組倒是來了村里好幾次。”胡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廳正廳級巡視員、省駐南陽工作組組長魯獻啟帶領省直機關下訪工作組到南陽的第三天，就自帶干糧冒著小雨到了南召縣云陽鎮陳溝村七里灣村。魯獻啟想看看這個村71歲的上訪戶張國俊。之前，魯獻啟聽說“老張頭”竟然一個人騎著自行車，風餐露宿21天，帶兩包老鼠藥到北京上訪。“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驅使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騎20多天的自行車跑到北京?”令魯獻啟難過的是，71歲雙耳失聰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飯吃。老人一生未娶,極其貧寒。4年前,他在失去勞動能力后,要求南召縣云陽鎮政府五保供養。但該鎮聲稱財政困難,致使張國俊老人五保供養的要求未能及時解決。為此，4年來，張國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別到縣、市、省和北京上訪，要求落實五保待遇。因張國俊老人聽不見，魯獻啟就打著手勢或寫紙條，詢問老人上訪的情況和要求，臨走時，魯獻啟把隨身帶的500元錢全給了老人。經過魯獻啟的協調，3天之后，下訪工作組和鎮政府又來到張國俊老人家里，與他簽訂了五保供養協議，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滿足”胡平們和張國俊是千千萬萬不幸的上訪者中的“幸運者”,因為前者是集體上訪,能夠迅速受到重視,后者則是遇到了魯獻啟,他們最大的幸運是趕上了官員下訪行動。類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員大規模下訪中還有很多。不少官員對一個屬于中國的“傳統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中國的老百姓很容易滿足。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長期上訪的楊君儉、任秀枝、劉秀珍等6人第二次來到洛陽賓館。他們這次不是來訴說“冤情”，而是給洛陽下訪工作組組長、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楊柏林送錦旗:楊檢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愛楊檢。楊柏林和下訪聯絡員李劍偉堅決不收，楊君儉就拿出了“纏訪”的功夫，不收錦旗就不離開工作組一步。“我們知道,送錦旗是老百姓表達對官員感激的一種方式。但這面旗我們不能收。其實,這幾個人反映的問題當時并沒有解決,我不過是認真聽了一下他們反映的情況,向他們做了一些政策解釋工作而已。”令楊柏林震驚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滿足。他們有時候，要的就是一個理兒，就是一句暖心的話。我們的老百姓絕大多數還是通情達理的。”此后，楊柏林所在的洛陽下訪工作組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不管給群眾解決多少問題，能不能解決問題，下訪干部必須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聽:給群眾一個說話的機會。“我們接待過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再去上訪。”洛陽下訪組聯絡員李劍偉說。檢討為政之心“面對這樣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對他們好?”魯獻啟感嘆。“一個70多歲的老人，又喪失勞動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錢。但干部寧可花大錢，不想花小錢;寧可花上千元甚至上萬元到北京到省城領上訪戶，也不愿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花了多少‘大錢’?這實質上是對農民的感情問題，更是干部作風問題!”他尖銳地批評道。一個事實是，因對交通事故處理結果不滿而成為赴京老上訪戶的寶豐縣上訪人王某，其戶口所在地的黨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萬多元，縣里因她去北京上訪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評。遂平縣信訪局局長馬世發算了一筆賬，無論從經濟成本還是從政治風險，抑或從人心賬上來分析，干部下訪解決上訪群眾問題的成本付出，都要遠遜于群眾進省進京上訪后再處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魯獻啟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和記者反復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基層群眾上訪問題為什么解決不了?我們到底還缺什么?”“我從下去那天起，腦子里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缺什么?缺財力嗎?每年全省各市縣區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訪的錢算來應該不是一個小

數目;缺人力嗎?很多縣市從領導到普通干部全員抓信訪，這次更是組織了4萬多干部下去督查問題;缺時間嗎?缺監督嗎?也不缺，各市、縣委都有4大班子，市縣常委就十幾個，除了龐大的政府機構在運作，還有人大、政協的監督;缺考核機制嗎?信訪問題已經納入公務員績效考核體系之中。”“缺什么?我認為，缺的是一些干部對人民群眾深厚的感情和寬容的愛心。有的干部對上不講真話，對下不辦實事，欺上瞞下，這才是最大的危險。”魯獻啟直言不諱地批評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風。2005年新年，河南省會鄭州的數家傳媒熱烈討論的另一命題是“中部崛起──河南應該怎么辦?”“這次下訪，決不僅僅是如何解決老百姓的上訪難題，實際上對官員群體來說，這更是一次檢討。檢討的是為政之心。東北在振興，西部在開發，東部在騰飛，河南應該怎么辦?確切地說，河南的官員應該怎么辦?”河南省聯席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河南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個樣本“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目前，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危險。”魯獻啟說。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認為，“凡是‘最大優勢’發揮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就會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險’不斷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體上訪、越級上訪就會不斷上升。而河南官員下訪的過程正是試圖通過‘最大優勢’來化解‘最大危險’。這種方法就是在短時間內調集大批官員，集中時間和精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這種動員能力則是傳統體制的一大優勢。可以說，河南省委將“干部駐村、“官員下訪”這種傳統體制派生出的辦法的優勢作了創造性的發揮。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書記支樹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層宣布，“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抽調機關干部開展‘聯縣駐村幫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個艾滋病防治幫扶工作隊的基礎上，再選擇73個省直單位和11個中央駐豫單位，抽調210名干部組成84個工作隊，派駐到37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5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縣，進駐84個特殊困難村幫助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河南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個樣本。河南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說。在中國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國企改制后遺癥、下崗失業者數量增加、農村發展投入不足、農村中的弱勢群體得不到應有保護等問題，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朱孟洲介紹，在下訪工作第一階段總結時，河南省委聯席會議主要討論的也是這一類問題“我說過‘上訪’不是河南的特產，但河南的上訪量近幾年來一直排在全國的前10位也是事實。河南在改革開放25年來所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遺憾與恥辱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 李新華說。如果說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傳統體制的劣勢不適應社會轉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顯然試圖用傳統體制的優勢破除傳統體制的劣勢。然而,有不少問題,卻不是僅靠下訪或下訪能解決的。“危險傾向”與長效機制在《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過程中，河南省聯席辦官員也表示，“一些案件處理起來難度很大。”實際上，更多的下訪工作隊員是在處理種種繁冗復雜的上訪問題時體味到“走下去”的苦澀和不安的。而最關鍵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則是“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群眾負責”的矛盾。劉國明認為，在下訪與上訪不同主體的利益權衡中，“對上級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的關系如果擺不正，下訪干部和地方領導中一樣會出現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匆匆結案的做法。這更會在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一道看不見摸不著的墻，嚴重破壞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造成上訪量的增加。“這更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劉國明說。官員下訪與百姓上訪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矛盾關系。一方面群眾看到中央、省里重視社會穩定、下大力氣抓信訪了，主觀上便會認為，時機終于到了，問題應該解決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種種原因，有相當一部分問題目前無法解決。“而群眾一旦發現他們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下訪干部也解決不了，希望隨之破滅，意見就會更大，上訪就會更多，反映問題就會更加激烈。”劉國明說。這也是河南4萬干部下訪還沒有結束,當地卻出現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訪現象的原因。“我認為，中國的信訪問題要解決至少還要20年，這需要整個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單就信訪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從源頭抓起，整頓信訪秩序，暢通信訪渠道，建立長效信訪機制，變集中下訪為經常性下訪。”李新華表示。“實際上,出了問題,怕的是群眾不找黨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話,那就危險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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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下）

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新條例頒布后,關于取消信訪機構還是加強信訪機構職能的爭論和交鋒也暫告一段落,但是,爭論不會停止。其實，河南4萬官員在下訪過程中，就帶著一個探討如何建立信訪長效機制的任務。”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無疑，在新信訪條例頒布之前的爭論之聲,不只來自北京,在全國

信訪工作領域,這種爭論早已經存在,而“取消信訪機構”的意見最終沒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實。“解決信訪問題,不僅是擴大還是削弱信訪機構權力的問題,而且是信訪之外的權力運作、權力模式、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有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可以說,問題似乎發生在信訪領域,而問題的解決則在信訪之外。”一位接受采訪的權威人士是如是說，他還認為，“討論還將繼續下去。”向實務邁出了大步從事信訪工作20年的李新華稱，“新頒布的條例有幾點進步。一是對信訪主、客體雙方的規范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二是對信訪問題的責任追究以及受理、監督都有了規范，而過去，信訪權力說大大得不得了，說小小得一點沒有;第三個進步是在制度化建設上有了新的規定。”令李新華振奮的是，新頒布的《信訪條例(修訂草案)》采納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議。如，建立政府信訪信息網絡，暢通民眾信訪渠道;向社會公布信訪機構的通訊地址、電子郵箱、投訴電話、傳真和信訪接待時間等;推進依法信訪進程等。《瞭望東方周刊》在河南采訪時接觸到的持實務態度的官員，大多和李新華有著相同和類似的觀點，無疑，高層在做信訪問題的最后決策時，這些基層官員的聲音是不能忽視的。“1993年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信訪洪峰,信訪量連續11年呈持續上升趨勢,這10多年,各級信訪部門只起了一個‘緩沖帶’的作用,有些具體問題沒能得到解決。”李新華這樣認為。信訪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引起了高層重視。過去一年多來，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訪協調制度，解決群眾的實質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法辦事，維護社會穩定。《瞭望東方周刊》從國家信訪局了解到，根據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對信訪工作的批示，國家信訪局抓緊了研討信訪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國信訪工作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在講話中強調，要牢固樹立信訪工作一盤棋的思想，加強部門與部門之間、部門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搞好配合與協作，逐步形成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的大信訪工作格局。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從2004年8月起，國務院法制辦、國家信訪局就著手研究《信訪條例》的修訂工作。形成了修訂草案后，曾先后兩次征求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土資源部、建設部等中央有關部門和全國31個省、區、市的意見，聽取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并赴遼寧省沈陽市、遼陽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個基層單位的意見。李新華認為,國家信訪局提出構建“大信訪”工作格局,以及《信訪條例》的修訂,有助于改變信訪部門“無為”的狀態。“現行的信訪局機構職能太弱，權力太小;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這就逼著我們建立另外一種工作方式，嘗試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可以派干部去駐村扶貧，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決信訪問題呢，這其實也是一種行政救助的手段。”僅有《信訪條例》是不夠的不久前,李新華根據自己多年來從事信訪工作的經驗寫就了《現階段中國信訪制度創新的爭議與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層提交了對現行信訪制度改革的建議和看法。“面對連續11年持續上升的信訪洪峰，條例本身還存在著局限，還擺脫不了‘小馬拉大車’的局面。信訪問題，還是一個深層次的長效機制尚不健全的問題。”李新華說。“新修訂的《信訪條例(修改草案)》凸現了法治化的趨向。”從事了13年信訪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辦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新條例第一次明確了縣級以上政府信訪機構的性質和職責范圍(第六條),但確立信訪職權并非單純賦權,只是政府責任更為加重，這與本屆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標相吻合。”依法信訪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體現，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當前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僅有一部《信訪條例》顯然是不夠的;信訪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訪人依法信訪觀念淡薄，信訪工作人員法律素質不高等因素，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此，在此次大規模干部下訪工作中，河南省直機關抽調的723人中公、檢、法系統中的干部占了絕大多數，僅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抽調了110名干部。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參加了國家信訪局就修改《信訪條例》組織邀請的3次專家討論會，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個多月前。“新條例變化還是有的，也有很大進步。但

第五篇：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這次大規模官員下訪，客觀上來說還是一種應急之舉。要徹底解決信訪難題，還要從源頭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學的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后，返回鄭州的當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來，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樣迫切:一件“難纏”的上訪案件正等著他和下訪工作組解決。49歲的XXX是XX省委宣傳部的正處級干部，目前，他還有另一重身份

:平頂山市下訪工作組小組長。和他同時成為下訪隊員的還有XX省直機關的723位干部。事實上，不僅僅是省直機關的官員要下訪，2004年9月15日，XX省、市、縣3級下訪干部共42664人走出機關，下到鄉村、工廠、社區，逐門逐戶排查矛盾和問題。“工作組”──這個多少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名詞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續成為XX省各級官員和老百姓口中的熱詞，同樣成為熱詞的還有“下訪”二字。和2004年初高調下派工作組進駐艾滋病村不同的是，這場涉及XX省、市、縣3級干部、4萬多名官員的“下訪”工作，媒體鮮有報道。4萬多下訪官員身負3項重任:一是調查處理尚未解決的信訪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訪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訪工作長效機制。當地政府部門人士是這么介紹的:此次大規模下訪使XX官員群體真實地體會到了上訪者的訴求與痛苦,并深刻反思了問題的癥結,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東方周刊》獲悉XX4萬官員下訪第一階段工作暫告一段落，即飛赴鄭州采訪。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出在哪兒“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總體要求只有這一句話。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國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召開4天后,前省委書記李克強便作出批示,要在解決突出問題方面有切實舉措,力爭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顯成效。9月5日，有關實施方案獲得通過;9月10日省委作出動員;9月15日，4萬多官員全部到位，奔赴下訪地。“從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開常委會，從決定組織3級官員下訪，到9月15日，4萬多下訪官員下到農村、廠礦，僅用12天時間。”XX省政府副秘書長、XX省解決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省聯席辦)副主任朱孟洲,向記者介紹了4萬官員下訪決策的出臺過程。因此，XX組織4萬官員下訪的決定，是在中央高層下決心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在省信訪局副局長這個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華說，這10年，可能是全國所有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從全國來看,從總理到省委書記都在親自批閱群眾來信，從中央到省委對信訪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體、批評之嚴厲、責任追究之堅決也應該說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盡管我們下了這么大的力氣，全國的信訪總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我們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到底出在哪兒?這也是促使省委決策4萬官員走下去，把矛盾解決在基層的動因之一。”李新華認為，信訪絕不是XX的特產。國家信訪局公布的全國信訪總量的連年遞增是現實的。XX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確實存在大量改革“欠賬”，而類似的問題每年都在積累，這是XX信訪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實上，作出4萬官員下訪的決策對XX省委、省政府來說是一次挑戰，省委面臨的壓力也是巨大的。因為，官員下訪很可能造成信訪量的繼續上升和反彈。”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決策過程中,前省委書記李克強請常委們首先討論,能不能組織下去?會不會產生什么反應?當時便有常委表示，下訪，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好，會帶來更多的難題。李新華說，“特別是在省、市、縣這3級，很可能會‘按下葫蘆起了瓢’。省委常委會在討論時，對此也有過爭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評價。”2004年12月，新任省委書記徐光春一到XX，就聽取了省聯席會議的工作匯報，并對官員下訪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3個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書記支樹平為省直機關700多名下訪干部做了出發總動員。“今年(2004)7月以來，全省信訪量持續攀升，省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40.8萬件(人)次，上升25.9，這么多的信訪案件，反映了這么多的問題，涉及這么多的人，不抽調大批干部下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嗎?”“一些地方官僚主義形形色色，關系網重重疊疊，群眾反映問題常有阻力和困難，不組織上級機關干部下去明察暗訪、督辦督查，能打得開局面嗎?”支樹平對參加動員會的官員發問，“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多數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這些問題大都是基層應該解決也有能力解決的，但是，為什么群眾常常為一個問題反復上訪呢?”這也是4萬下訪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為什么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