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機制研究

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機制研究

（包立春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

摘要：本文根據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監督的現有的國情，借鑒外國的普遍做法和好的經驗，嘗試著如何完善現有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制約機制的建議。

關鍵詞：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

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享有偵查權，其偵查權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沒本質區別。但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不同在于，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沒有外部監督，我國目前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監督只是內部監督，通過將內部的偵查部門與審查逮捕，起訴部門的分設來實行內部監督。

一、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內部監督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程序的監督缺乏立法上的依據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其他相關的司法解釋都沒有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監督作出規定，這一方面降低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監督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給這種監督的真正有效實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礙。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這樣偵查對象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非法侵犯的時候，就很難找到適當的救濟程序，不利于被偵查對象的人權保障。

（二）我國職務犯罪的偵查內部監督的局限性

現代刑事訴訟模式呈現出控、辯、審三方的三角制約結構的原因是職能的分立更有利于公正審判的實現，更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

1職能的分離之首要要求就是職能的獨立，同一主體不應該同時承擔兩項相對應的職能，不然職能分離的目的就很難實現。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對可能侵犯當事人權益的程序進行監督。要想實現監督的有效性，就必須實現監督的獨立性。這是我國檢察機關獨立自主地行使法律監督權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監督中卻出現了例外。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領域的這種內部的監督很難確保監督的有效性。

二、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監督機制的完善

（一）從檢察機關自身入手，確保偵查監督職能的履行

1.從根本上，突出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

檢察機關的根本任務是依法對全部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偵破案件不應是檢察機關的主要工作。但是，目前檢察機關承擔了大量的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任務，使之無法全面行使監督職能。要強化法律監督效能，就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監督方面來，將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部門從檢察院分離出來，以便檢察機關集中力量從事法律監督工作。

2.權宜之法，將職務犯罪的監督職能由上級檢察機關來行使

通過將職務犯罪的審查逮捕權上移可以使監督權的有效性增強，從而解決目前的自己監督自己的邏輯尷尬和內部制約失靈問題。

(二)從職務犯罪的對象上，確保偵查監督職能的履行

賦予犯罪嫌疑人廣泛的權利，提高犯罪嫌疑人在審前程序中的訴訟地位“以權利制約權力”，是西方法治國家對偵查實行監督的重要途徑。在刑事訴訟中被追訴方作為公民個人，無論是在經濟實力、法律知識還是訴訟經驗上都無法與作為國家執法機關的偵查機關相比。偵查機關處于優勢地

位，而辯護方處于劣勢地位。要實現控辯之間的實質平等，就必須加強對被追訴方權利的保護，適當加重偵查機關的訴訟職責，從而對偵查權力的行使進行一定的抑制。只有在平等對抗的訴訟結構中，公共權力的濫用才能杜絕。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強化辯護方的劣勢地位：

l.賦予被追訴方沉默權

如果規定刑事訴訟中偵控方有權強制被追訴人供認有罪，實際上是認可相互爭斗的一方有權強制對方提供對自己不利的武器，這是極不合理且違背訴訟的基本規律的。因為賦予被追訴人以沉默權實際上是承認被追訴方有權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與國家展開理性的抗爭，承認被追訴人的個人利益有獨立于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內在價值；而否認被追訴人享有沉默權，實際上是承認偵控機關有權對被追訴方進行支配和控制，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淪為證據方法，導致自我歸罪。而刑事訴訟過程一旦允許偵控機關有權對被追訴方進行支配和控制，那么控辯雙方之間將毫無平等可言，最終決定案件裁判結果的將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控辯之間權力(權利)的對比，這是違反訴訟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理性方式所應具有的公正品質的。因而賦予被追訴人以沉默權應是改革我國偵查監督機制的必然選擇。

2.賦予被追訴方調查取證的權利

雖然各國法律都要求偵控機關既要注意收集不利于被追訴人的事實和證據，也要注意收集有利于被追訴人的事實和證據，但作為行使控訴權的一方，偵控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更注重收集對被追訴人不利的事實和證據。正是基于此，現代西方各國普遍賦予被追訴方以一定的調查取證的權利。我國法律上應該明確規定，在不損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被追訴方擁

有任意性調查措施，如詢問證人、收集物證、書證，委托鑒定，在公共場所拍照、錄音等。

3.賦予被追訴人同步錄音錄像確認權

為了保障被追訴人的權利特別是在初查中（因為在初查中偵查機關往往在自己的機關內來獲取口供）賦予被追訴人同步錄音錄像確認權。當然這項確認權是在首先保證對追訴人采取同步錄音錄像的措施的。

4.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

在第一次訊問時，犯罪嫌疑人通常心理最為脆弱，最需要法律幫助，偵查人員通常也是在第一次訊問時最容易濫用權力，甚至刑訊逼供。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該增加偵查人員在第一次訊問時有義務告知被追訴人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以了解自己在此時的權利。

5.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享有的訴訟權利的范圍

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不具有辯護人資格，享有的訴訟權利極其有限。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賦予律師各國被追訴方律師在偵查階段通常都享有的權利，如閱卷權，與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通信的權利，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的權利，調查取證和申請證據保全的權利等。

6、賦予被追訴方提起訴訟的權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只有規定嫌疑人申訴和抗辯權，才能保證嫌疑人的人身權利。現代各國在賦予偵查機關以必要的強制性偵查權力的同時，又賦予被追訴方以廣泛的異議和救濟權，即對偵查機關實施的涉及對被追訴人的權利和自由進行限制或剝奪的訴訟手段，被追訴方有權向法院表示

異議，要求法院對偵查機關實施的訴訟措施，特別是強制性訴訟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和裁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應規定對偵查機關超過最長羈押期限羈押嫌疑人的，嫌疑人及近親屬或者嫌疑人委托的律師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

(三)明確法官對偵查的事后監督權

針對偵查程序違法，西方各國建立了專門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那些有程序性違法行為的偵查機關或人員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英美法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得偵查機關違法所得的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大陸法國家大都采取了訴訟行為無效制度，使得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經過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可以由法官宣告為無效行為，從而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有違法必有制裁，一部法律如果要樹立權威并在現實中得到實施，就必須建立專門的法律責任制度，使違反該法律規定的人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明確法官對偵查的事后監督權對于保障司法對偵查活動的事后監督具有重要作用。

（四）通過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完善促進檢察機關執法作風的轉變 人民監督員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來監督評議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可以增強自偵案件的辦案透明度，促使辦案人員轉變執法觀念，更加注重依法辦案、文明辦案，可以進一步強化 “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的觀念，并使執法作風進一步好轉，防止和減少了辦案中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人民監督員制度的目標價值，就在于其從外部對檢察機關制約的剛性。要是人民監督員制度取得廣泛的認可就必須解決“自己請人監督自己”的困惑與窘境，才能使人民監督員制度的運行體現“體外監督”的剛性特質，才能使

制度具有更強的權威性，更強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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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的重構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機制

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機制的重構

張兆松

【摘要】現行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對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其缺陷主要表現在：監督法律規范的欠缺性、監督范圍的狹窄性、監督效果的有限性、上級監督的形式性和外部監督的軟弱性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的目標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監督機制包括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和外部制約監督機制。外部監督制約機制包括：

1、審判機關的權力制約機制，檢察機關自偵案件逮捕批準權應由法院行使。

2、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權利監督制約機制。以律師法的實施為契機切實保障偵查階段辯護權的實現，建立訊問律師在場制度，建立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權利救濟機制。

3、人民監督員的權利監督制約。完善人民監督員的選任，提高人民監督員表決意見的效力，完善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方式，擴展人民監督員的監督范圍，完善人民監督員的監督保障措施。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包括：

1、強化內部縱向制約監督機制。完善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備案審查制度，堅持和完善撤銷案件、不起訴的報批制度，建立復議制度。

2、完善同級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完善檢委會制度，強化檢務督察制度。

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在司法職權的優化配置過程中，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積極構建職能明確、分工合理、制約有效的司法權運行機制是當前司法改革中要重點研究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國檢察權的憲法定位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權的權力體系主要包括職務犯罪偵查權、公訴權和訴訟監督權三大部分。隨著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檢察機關面臨著不少人提出的“誰來監督監督者”的詰問，尤其是職務犯罪偵查中存在的權力濫用、侵犯人權以及辦案質量不高等問題，給人以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沒有“監督制約”的印象。因此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約束機制，更好地防止權力濫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現行檢察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制約機制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職務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偵查。多年來，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對于打擊犯罪，促進廉政建設，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質疑和加強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制約的呼聲，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著手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機制的建立。加強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機制的構建始終是檢察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2005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更是明確提出，今后三年檢察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完善檢察機關接受監督和內部制約的制度，保障檢察權的正確行使。”現行檢察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制約機制主要表現在：

(一)內部監督制約機制：

1、偵、捕、訴分工制約機制。人民檢察院對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犯罪案件的受理、立案偵查、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工作由不同內設機構承擔，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審查逮捕部門承擔對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決定逮捕的審查工作，公訴部門承擔對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訴。同時實行不同的分管檢察長負責制，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分管偵查工作的檢察長不得同時分管偵查監督和公訴工作。

2、控告申訴部門的制約。案件線索由舉報中心接受和處理，并移送偵查部門。舉報中心統一受理、管理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線索，對舉報線索決定不予初查或者初查后決定不予立案的，偵查部門應當回復舉報中心。立案由偵查部門經過初查后決定，不論是否決定立案都應將案件處理情況和初查案卷移送舉報中心。

3、監所檢察部門的制約。偵查部門應當將決定、變更、撤銷逮捕措施的情況書面通知本院監所檢察部門。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對是否超期羈押的審查，對偵查部門在辦案中違反法定羈押期限的情況，有權提出糾正意見。

4、上級檢察機關的制約監督。省級以下檢察院對直接受理偵查案件決定立案或者逮捕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報上一級檢察院備案審查。省級以下檢察院對職務犯罪案件擬作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的，應當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此外，內部制約監督機制還包括本院財務部門的制約及紀檢、監察部門的制約監督等。

(二)外部監督制約機制：

1、審判機關的監督制約。審判機關的制約是指人民法院通過審理案件對職務犯罪偵查過程中形成的證據進行實體和程序審查，對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或者

對其他非法證據要求補強，或者宣告無罪，以督促偵查人員嚴格執法，文明辦案。

2、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的監督制約。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享有聘請、會見律師，申請取保候審、要求解除強制措施等權利。對偵查人員侵害犯罪嫌疑人權利的行為，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訴或控告。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

3、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制約。為了維護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檢察院從2003年9月開始，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人民監督員由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基層組織經民主推薦、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確認。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實施監督，監督的重點是“三類案件”和“五種情形”。[1]這一制度是檢察機關在探索接受人民群眾參與檢察工作、監督檢察工作、維護司法公正、提高辦案質量的一個重要舉措。

由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檢察機關內部對職務犯罪偵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制約規范，近年來，職務犯罪偵查人員違法違紀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職務犯罪偵查水平和辦案質量都有明顯提高。2004年，全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隊伍中的違法違紀案件比上年下降20%，2005年同比下降26%，2006年又下降1.2%。[2]近5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尚未終結的以外，在上述涉案人員中，已被判決有罪的達到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了30.7%，2007年有罪判決數與立案數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個百分點。2003年以來，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的撤案率、不起訴率持續下降，2007年的撤案率、不起訴率分別比2003年下降了3.4和8.4個百分點。[3]

二、現行檢察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機制的缺陷

現行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總體來說對職務犯罪偵查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但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現行職務犯罪偵查監督制約機制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1、監督法律規范的欠缺性。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雖在刑事訴訟法原則中規定了“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并專節規定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制度，但在僅有的5個法條中根本沒有提及自偵案件的監督問題，相關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對自偵部門的偵查活動進行偵查監督。現行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制約機制主要是依靠檢察機關自身制定的司法解釋及司法性文件予以創制的，這就存在著制約監督規范制定過程不科學、內容不合理以及規范內容效力低等問題。這也是多年來導致民眾對檢察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監督機制質疑之聲不斷的主要原因。

2、監督范圍的狹窄性。在偵查階段，自偵部門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提請偵監部門批準外，其它涉及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強制性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凍結、查詢等，都未納入到偵查監督范圍。許多內容還是偵查部門自己決定自己執行，沒有實行決策者與執行者相分離的原則。針對立案監督，刑事訴訟法僅把公安機關列為立案監督的對象，而把檢察院自偵案件的立案排除在外。

3.監督效果的有限性。高檢院制定的刑事訴訟規則中規定，檢察機關內部發現自偵部門偵查活動中有違法行為時，可以提出糾正意見，而對于“糾正意見”提出的方式和效力均無規定，也未明確自偵部門拒不糾正錯誤時的法律后果。再說，自偵案件的立案、提請逮捕均由同一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審查批準。這些因素的存在，造成此種內部監督的效果非常有限。

4、上級監督的形式性。盡管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對備案審查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但事實上，上級檢察院的備案審查作用不大。不少領導對備查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備案審查制度的法律地位認識不明確，備查職能作用發揮不足，使備查工作基本上流于形式。

5、外部監督的軟弱性。外部監督的軟弱性主要表現在：(1)刑事辯護權難以形成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有效制約。雖然法律上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各種權利，但是在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和辯護律師的權利沒有得到有效保障，突出表現在會見難、調查取證難、閱卷難、自身執業保障難和申請取保候審難等方面。(2)人民監督員的監督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從實效看，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工作在不少地方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三、檢察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制約機制的重構

現代法治國家的特征之一，就是立法者每授予一項權力，必須同時設置相應的權力制約機制，以保障權力與權力或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制約與平衡，防止權力的濫用。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并強調“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改革和完善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的目標應當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即立足于我國憲政和基本國情，創建既具有中國特色，又符合世界司法發展規律的，科學、公正、高效的現代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

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制約監督機制包括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和外部制約監督機制。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包括同級檢察院的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和上下檢察院之間的縱向制約監督機制。外部監督制約機制主要包括外部權力監督和權利監督兩個方面。外部權力制約監督在法律層面上包括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以及人民法院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制約;[4]在權利監督制約層面，則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防御性權利和救濟性權利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制約以及人民監督員的社會權利監督。

(一)職務犯罪偵查權外部監督制約機制

1、審判機關的權力制約機制

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權。沒有合理分權，就無所謂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審判機關的制約機制主要是要建立司法審查機制。筆者認為，在所有刑事偵查措施中，逮捕是最嚴厲的一種強制措施。所以，對偵查權的監督制約，首先必須解決對逮捕的監督制約。逮捕制度的核心問題是逮捕的批準、決定權。關于該問題，學者提出了以下幾種方案：[5]第一種方案是，由法院來批準或決定逮捕，即對逮捕及羈押實行司法審查，由處于“中立和超然”的第三方，采用嚴格審查的方式決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第二種方案是，保留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管轄案件的批捕權，但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批捕權由上一

級人民檢察院來行使。第三種方案是，保留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管轄案件的批捕權，但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批捕權由法院來行使。

筆者贊同第三種方案，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批準權應由法院行使。理由是：(1)目前，我國理論界通常認為中國審前羈押中缺乏中立司法機構參與，因而導致審前羈押處于失控狀態。客觀上說，這種觀點有其合理性，但失之偏頗。因為這種觀點是完全按照西方三權分立憲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標準來審視我國現行審前羈押程序的。不可否認，我國審前羈押的司法審查制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們不能否認或無視我國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之一，以法律監督地位參與審前羈押司法審查活動的客觀存在。保留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的批準逮捕權是符合我國目前司法體制和權力制約原理的。(2)自偵案件逮捕批準權由法院行使符合憲法精神。有的學者認為，從逮捕構造的合理性看“由中立的司法機關即人民法院行使審查批準逮捕的權力，應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從我國現在的情況看，由于憲法關于逮捕權有明確規定，取消人民檢察院批準、決定逮捕的權力是違反憲法規定的。”[6]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憲法第37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從上述規定看，人民檢察院具有逮捕的批準權和決定權，而人民法院也享有逮捕決定權。因此，保留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管轄案件的批捕權，而將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逮捕決定權由法院行使，并不違背憲法精神。在不違背憲法原則的前提下，我們完全可以對某些問題在現行憲法規定的基礎上作一些拓展性的改革。(3)由法院行使自偵案件的批捕權有利于實現權力制約。職務犯罪案件由檢察機關自己決定逮捕和起訴，缺少了一個中立的專門機關負責審查批捕不符合“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基本原則。而將自偵案件的批捕權由法院行使，就使法院與檢察機關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的法律關系，有利于體現“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權力制約原理。(4)由法院行使自偵案件的批捕權更有利于實現程序正義和訴訟目的。法官在刑事訴訟中對控辯雙方保持中立態度，這種態度更有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權的運作，既可以有效的防止將無辜的公民納入到刑事訴訟中來，又可以最

大限度地防止偵查機關濫用國家權力的現象發生。在實際操作中，法院由于沒有利害關系而更傾向于嚴格把握逮捕條件，從而更有利于實現控制犯罪與保護人權的雙重訴訟使命。

2、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權利監督制約機制

為了防止職務犯罪偵查人員濫用權力，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應當賦予偵查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更多的訴訟權利和權利救濟途徑。

(1)以律師法的實施為契機，切實保障偵查階段辯護權的實現

2007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師法的修訂，為解決律師執業中長期存在的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等問題，規定了一些新的措施：第一、律師在偵查階段取得了會見犯罪嫌疑人的主動權。第二、律師在偵查階段取得了與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的權利。第三、律師在偵查階段取得了調查取證權。第四、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具有查閱、復制案卷材料權。律師法的修改，為律師在刑事訴訟領域依法執業更好地發揮職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證，同時也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從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律師法修改的積極意義。從律師法的實施角度來看，關于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等規定都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有沖突。如果法律效力高于律師法的刑事訴訟法仍保持原狀，那么新律師法的這些規定都將無法充分實現。所以，一方面，要抓緊修訂刑事訴訟法，以保證刑事訴訟法與新修訂的律師法在相關規定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即使刑事訴訟法修改了，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的貫徹落實也還需要進一步制定有關實施細則，以強化權利的可操作性。比如在落實會見權方面，需要進一步明確以下內容：一是什么時間會見(律師在檢察機關訊問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后多長時間可會見);二是會見手續辦理，如到看守所會見，除了出示“三證”，是否還需要出示辦案單位的證明文件等;三是律師會見多長時間及會見次數;四是偵查訊問與律師會見時間沖突的解決等。

(2)建立訊問律師在場制度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聘請律師，但是沒有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必須在場，新的律師法也對此沒有作出規定。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現象和冤假錯案的發生，有必要建立偵查審訊時律師在場制度。律師在場制度是指在偵查機關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賦予律師在場權，以增加偵查活動的透明度，保證偵查程序的正當性。在場律師享有以下各項權力：第一，了解案情權。即在場律師享有旁聽訊問，查閱文書，從而全面了解案件情況的權利;第二，審訊監督權。即監督偵查人員審訊行為是否合法的權利，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權利;第三，提出意見權。即律師發現偵查人員在訊問過程中有違法違規行為，影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可以當場向訊問人員提出;對其它不當行為，不需要當場提出的，可以在訊問結束后向偵查部門負責人或分管檢察長提出;第四，閱讀簽名權。律師有權閱讀訊問筆錄，如果認為審訊程序合法，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實自愿，對審訊程序沒有異議，有權在筆錄上簽名。實踐中犯罪嫌疑人經過律師在場訊問后，很少出現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翻供的現象，提高了訴訟效率，達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如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檢察院從2005開始在反貪部門嘗試推行訊問律師在場制度，經過實踐，已取得良好效果。

(3)建立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權利救濟機制

在基本的權利救濟機制都沒有建立的情況下，繼續擴大犯罪嫌疑人、律師辯護權利的外延和范圍，最多只是在法律上列舉更多“權利條款”的效果，而不會給犯罪嫌疑人、律師帶來辯護環境和辯護效果的實質性改善。律師法的修訂，關于律師權利的保護方面體現的仍然是在進一步地增設權利，而不是建立權利救濟機制。鑒此，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應當從法律后果以及權利救濟途徑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權利的行使。法律后果包括程序性后果和實體性后果兩方面內容。前者是指對案件程序的影響，比如是否導致程序無效等;后者是指對案件實體的影響，如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等。刑事訴訟法應設專條規定，對所有強制性偵查措施，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都有權向法院申訴，要求法院對這些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并對那些已被確定為違反法律規定的強制性偵查措施采取程序性制裁措施。

3、人民監督員的權利監督制約

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建立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內部規定建立起來的，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人民監督員制度不是檢察院的“內部”制度，應當由全國人大統一進行立法，使其規范化、制度化。通過修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增加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內容。只有在相關法律中規定人民監督員的產生方式、監督范圍和職責，人民監督員制度才能成為法定的檢察體制的一部分;只有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人民監督員的工作方式和相關程序，人民監督員工作才能形成新的訴訟機制，進而為保障司法公正發揮更好的作用。

(1)完善人民監督員的選任。拓寬人民監督員的選任范圍、明確規定人民監督員業務素質的標準、改革人民監督員的選任程序。人民監督員選任時要兼顧專業性和代表性，既必須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識能夠勝任監督工作，又必須有較豐富的社會經驗和較高的社會威望。在人民監督員的選任方式上，目前，有的由侯選人所在單位確認后檢察機關認可;有的由檢察機關考察確認;有的由檢察機關與推薦單位協商確定;有的由當地黨委組織部門考察推薦，由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有的是檢察院與推薦單位商定后報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根據現行規定，人民監督員最終由檢察長頒發人民監督員證書。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檢察機關可以選擇人民監督員。讓被監督者擁有選擇監督者的權力難免會影響到監督者的監督力度。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應由國家立法機關來統籌安排。具體而言，人民監督員的選任程序可從確定人民監督員的審查部門、建立人民監督員身份公示制度、實行選舉任命和建立人民監督員罷免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人民監督員的產生可以采取個人申報和人大選舉相結合的形式。任何符合人民監督員條件的公民都可以申報人民監督員，由人大法工委進行資格審查，并征求檢察機關的意見，然后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一定數量的人民監督員，由人大頒發證書。由此提高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地位，切實地履行職責。

(2)提高人民監督員表決意見的效力。人民監督員表決意見最終決定權仍然在檢察機關，監督實效難以保證，并會引起打擊人民監督員監督積極性的消極后果。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地減少對人民監督員表

決意見的再議環節，通過檢察機關的內部程序將表決意見轉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或在檢察委員會的決議與表決意見不一致時，由檢察長遞交當地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以賦予人民監督員表決意見的強制性效力。

(3)完善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方式。目前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方式采取是事中監督與事后監督的結合。如對逮捕屬于事后監督，對撤銷案件、不起訴案件的監督屬于事中監督。同步監督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人民監督員進入檢察機關做出司法決定的過程，必然會侵犯檢察權的獨立行使;二是對擬撤銷案件的監督，其審查的期限最長可以是一個月，如果確屬應該撤銷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會受到侵害，特別是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不應有的羈押。筆者認為，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方式宜采取統一事后監督的方式。這樣既可以避免人民監督員與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的法律規定相沖突，也可以及時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事后的監督渠道同樣能夠達到制約、監督檢察機關司法決定的效果。

(4)擴展人民監督員的監督范圍。目前，人民監督員監督對象只限于檢察機關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中的立案、撤案、逮捕和不起訴決定等，監督的案件范圍較小。人民監督員監督的案件范圍過小，就難以實現對職務犯罪偵查權行使的有效監督和制約，也難以體現檢察機關接受社會監督的決心和誠意;如果監督過寬，則不符合效率原則和程序經濟原則。在我國目前法治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筆者認為，至少應將所有偵查強制措施納入人民監督員的監督范圍。

(5)完善人民監督員的監督保障措施。當人民監督員辦事機構受理監督事項后，檢察機關的職能部門必須擔負起如實報告的義務，并提供相關的法律文書、卷宗材料、咨詢等，否則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人民監督員辦事機構逾期不予辦理，或有瞞報情形的，應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同時，進一步規范和細化監督的程序，使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更具操作性、規范性。

(二)職務犯罪偵查權內部監督制約機制

1、強化內部縱向制約監督機制

(1)完善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備案審查制度。2005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案件立案、逮捕實行備案審查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備案規定》”)。該《備案規定》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案件立案實行備案審查的有關內容。從備案審查實踐看，有很多具體環節難以操作，如上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備案材料過程中，通過什么渠道向下級人民檢察院了解案件事實、證據和適用法律等問題?對于除“應立未立”、“立案錯誤”這兩種情況之外的其他問題，如涉及定性、管轄、適用法律等問題應如何處理?等均無規定。完善備案審查制度，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擴大備案的范圍，所有的案件，不管反貪污賄賂案件還是瀆職侵權案件，也不論是否為大案要案，都應向上級檢察機關備案;二擴大備案的內容，除了現行的立案偵查、偵查終結、處理結果備案外，線索受理和初查以及所有偵查強制措施的適用都要報上級院備案。三明確備案的期限，對于不立案、立案、采取強制措施、結案每個環節的決定一旦作出，應當在法定期限內報告上一級檢察院。四明確上級檢察院備案審查的責任。上級檢察院應當在法定期限內審查，并作出是否同意下級檢察機關的決定，逾期不予審查或因審查工作不到位造成后果的，應根據相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

(2)堅持和完善撤銷案件、不起訴的報批制度。2005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偵查案件作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的規定(試行)》。根據這一規定，省級以下檢察院對職務犯罪案件擬作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的，應當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有助于加強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辦理自偵案件工作的領導和監督。對當前報批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上級檢察院對報批案件應作出什么形式的批復?批準或者不批準的具體標準如何把握?在報批過程中下級檢察院應享有哪些義務和權利?等等)可以通過進一步完善內部規定予以解決。

(2)建立復議制度。《備案規定》中規定，對于發現的應立未立、立案錯誤這兩種情況應以“書面通知下級人民檢察院糾正，或者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直接做出相關決定，通知下級人民檢察院執行。”“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執行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決定，并在收到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書面通知或者決定之日起五日以內，將執行情況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報告。下級人民檢察院對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在執行的同時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報告。”但并未具體規定如果基層院與上級院認識存在分歧，下級院對上級院的相關決定存在異議的情況應該怎樣處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偵查案件作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的規定(試行)》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提升自偵案件的質量，也為了使下級院更有效地執行上級檢察院的決定，建議增加規定：“如果下級院不服上級院的相關決定，可以在7日內提請復議，上級檢察院經復議認為確有錯誤的，應當及時糾正。”

2、完善同級內部制約監督機制

(1)完善檢委會制度。檢察委員會是檢察機關內部的最高議事機構和最高決策機構。目前，檢委會成員除了正、副檢察長，黨組成員以及部分業務部門負責人組成外，許多長期不辦案、不熟悉檢察業務的綜合部門領導也成為檢委會委員，參與重大案件的討論和決策，直接導致檢委會議事質量不高，成為體現資歷和待遇的行政化部門。2003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一直在積極探索檢察委員會改革。為了提高檢委會議事能力，曾經提出了三條路徑，第一條是建立檢委會辦公室。這一思路已經在全國推廣實施，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也受制于人才、編制等因素，難以解決根本問題;第二條是建立“檢察官咨詢委員會”，服務對象主要是主訴檢察官。但由于主訴檢察官制度沒有發展到預期的階段，這一改革設想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礎;第三條是設立專業委員會，如刑事專業委員會和民事行政專業委員會，但是它與檢察機關目前的工作格局不對稱，也與有關檢委會的現行法律存在一定的沖突。[7]筆者認為，就改革方向來說，檢委會應當是一個能夠充分承擔檢察業務研討和決策職能，具有專業性、權威性、規范性的內部機構。但在現行檢委會結構難以進行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實行“小檢委會制度”(檢委會專家咨詢小組)具有現實意義。即在檢委會的領導下，從業務部門中通過嚴格考核選拔出若干名業務骨干組成的一個兼職性專業咨詢機構，由檢委會專職委員主持或者擔任組長，受檢委會領導，向其負責。該專業咨詢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對擬提交檢察委員會研究的重大案件提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的參考性意見，對擬決定討論的涉及檢察業務建設方面的重大議題進行論證，提出建設性意見，為檢委會的正確決策提供服務。

(2)完善檢務督察制度。2005年高檢院制定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明確提出了建立檢務督察工作制度的要求。2007年10月出臺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務督察工作暫行規定》，對檢務督察的原則、職責、權限、督察的主要內容、方式等作出了明確規定。檢務督察制度，是檢察機關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完善對檢察權行使的監督制約的一項重要舉措，其核心在于規范檢察機關的執法行為。在檢務督察中，采取明察、暗訪等多種形式進行監督檢查、能夠及早發現、糾正和解決依靠其他辦法、其他模式難以發現和解決的問題，起到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是檢察機關內部監督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這一制度具有動態性和警示性，強化了檢察機關內部監督的剛性和力度。在推行檢務督察中，要建立高效率的執法投訴、復議機制，檢察機關接到當事人和其他公民、組織針對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過程中的違法行為提出的投訴后，必須在規定期限內迅速處理，并向投訴人書面告知處理結果。投訴人不服投訴處理的，可以向作出處理投訴決定的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請復議。

第三篇：試論檢察機關配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合理性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反思與重構

張慧

（江西科技師范學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我國進入經濟和社會轉軌時期以來，職務犯罪已經成為一項多發性犯罪，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權鞏固。因此，懲治職務犯罪，刻不容緩。我國現有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在獨立性、統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為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職務犯罪，應從多方面完善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

【關鍵詞】：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反思重構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合理配置與運作與否，不僅關系到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強化和檢察工作的科學發展，更關系到國家權力配置模式和運行方式的完善。但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偵查體制，我國現有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在獨立性、統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試對目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和探討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使其更合理、更科學、更能整合偵查資源，提高偵查水平，從而更能體現職務犯罪偵查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保障國家法律的貫徹和實施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一、職務犯罪偵查的含義及特點

所謂職務犯罪偵查，是指職務犯罪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了查明案情、收集證據、揭露職務犯罪和職務犯罪人，享有的依照法律進行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有關強制性措施的一項活動。職務犯罪偵查的具有以下特點：

1、偵查程序倒置。與普通刑事案件“由案及人”的偵查過程不同，職務犯罪的偵查一般是“由人及案”的偵查過程。職務犯罪的偵查，往往一開始就會有明確的犯罪嫌疑人，而對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該嫌疑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怎樣實施犯罪行為并不確定。偵查部門必須圍繞確定的嫌疑人，通過調查取證，首先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然后再查證是否為犯罪嫌疑人所實施。這是“由人及案”的偵查過程。而普通刑事案件偵查程序的啟動，是以一定的犯罪信息為前提的，圍繞發案的犯罪事實追查作案人，一旦作案人被查明，案件就視為偵破，這一偵查過程常被稱之為“由案及人”。

2、主動發現案件難。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在實施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活動中往往與國家權力結合在一起，并有合法的身份和形式作掩護，作案手段詭秘，又不直接涉及公民個人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屬于“隱性犯罪”，不容易被揭發，主動發現案件的難度很大。目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來源絕大多數是靠群眾舉報。

3、偵查取證難。職務犯罪是一種掌握權力的人的犯罪，這些人大多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權勢，具有較高的素質、較深的社會閱歷、較廣的社會關系，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們在案發時或案發中通常會動用各種政治權力資源對抗偵查活動，甚至采取威脅恐嚇等手段進行反偵查活動。由于其主觀上有反偵查愿望，客觀上具有反偵查條件和能力，因此偵查活動中的干擾多，阻力大，取證非常困難。

4、保密性強。職務犯罪的偵查，由于其“由人到事”的特性，決定了對保密性的要求更高。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犯罪嫌疑人固定明確，具體的犯罪事實卻需要通過偵查逐步查證核實。如果出現泄密情況，犯罪嫌疑人在覺察到自己成為偵查對象或知曉偵查部門的偵查方向后，必然會采取行動，設法阻止偵查部門接觸、獲取有關證據。另外，實踐中還常常會伴有各種各樣的說情、阻礙，這在初查過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最終的結果或困難重重、或一無所獲、1或停止調查。因此，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保守案件秘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外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之簡介

從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來看，可以說，當今世界各國對官吏的職務犯罪案件很多是由檢察機關偵查的，或者是由檢察官指揮警察偵查的。

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

在俄羅斯，2001年《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由檢察院的偵查員進行偵查的案件包括濫用職權、受賄、玩忽職守、違反公正審判的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

在韓國，檢察廳法規定，在大檢察廳及地方檢察廳內設置不正腐敗事犯特別搜查本部和特別搜查部（班），負責受理、偵查、起訴特別重大的公務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

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

由此可見，檢察機關擁有偵查權幾乎成為世界各國的通例，檢察官指揮偵查并提起公訴指控犯罪這也是各國的通例。

三、檢察機關配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憲政基礎

1、我國根本政治制度決定檢察機關必然成為獨立的法律監督機關。中國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前提下，國家設立了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從憲政層次上看，我國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實行國家權力機關的憲法監督與檢察機關的專門法律監督相結合的機制，在這種憲政結構下，相對于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等具有強大的實體性處分權的權能而言，檢察權只是一種程序性權力，相對而言最為柔弱，賦予其監督其他國家機關的權力，既可以保持權力之間的平衡，防止行政權、審判權的濫用，又不會導致檢察權的過分膨脹。

職務犯罪偵查權是檢察機關實現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這一憲政職能的主要方式，如果解除了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等于否定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也等于直接否定了作為我國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2、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和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質的同一性。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依法立案偵查和進行追訴，正是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體現。檢察機關對這類犯罪案件偵查，促使其嚴格執法、廉政勤政，是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行為，是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法制權的過程，帶有監督執法和司法彈劾的性質，這正是我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所要解決的問題。可見，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偵查，無論從偵查對象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來看，還是從這類犯罪案件所具有的“職務性”特點來看，都具有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是否依法行使權力進行監督的性質，與法律監督的主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與公安機關對社會上一般刑事案件所進行的偵查具有本質區別。檢察機關通過懲治職務犯罪，保障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保持法律監督的威懾力，增強制度的約束力和教育的說服力。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不僅不是邊緣化和可有可無的權力，而且還是法律監督的重點，是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關鍵。

法律監督關系只能是一種基于訴訟法產生，并由訴訟法調整的法律關系。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執法活動的監督就是以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作保障，以刑事偵查法律關系為依托的。脫離了刑事訴訟法律關系，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行為就無從監

督，檢察制度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就無從實現。同時，監督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查究活動。檢察機關對其獲得的職務犯罪的線索和材料必須進行審查和調查，才能了解和確認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是否犯罪。如果檢察機關自己不能積極主動地去調查，而必須依靠其他機關的審查、調查和偵查活動，那么，作為法律監督主體的檢察機關就不能決定是否啟動監督程序，就難以實行切實有效的監督，法律監督工作就會處于被動的局面，甚至喪失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基礎。

四、檢察機關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勢分析

1、領導體制上的優勢。國家憲法和檢察院組織法都明文規定，上級檢察院領導下級檢察院的工作，由于這種領導體制而導致全國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上形成一體化工作格局。在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案要案上，可以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統一協調指揮，統一調配偵查力量，密切開展區域間的偵查協作，進一步提高查辦案件的反應速度，進一步增加大要案的突破能力，這是在以往的工作實踐中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而這種優勢是其他部門所不具備的。

2、獨立行使職能上的優勢。國家憲法規定，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履行檢察權，不受任何組織、機關和個人的干擾。但在現實司法活動中，由于執法環境不夠理想，地方保護主義對檢察機關執法活動特別是查辦職務犯罪大案要案工作進行了嚴重的干預和影響，這種干預和影響始終困擾著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深入開展。由于檢察機關依法享有執法獨立性，其抗干擾能力比較強，這一點是任何其他部門所無法比擬的。

3、偵控合力上的優勢。檢察機關擁有審查批捕權、審查起訴權，這兩種權力一方面是對偵查工作進行監督，另一方面是鞏固偵查成果并將其納入訴訟活動中的審判環節。由于職務犯罪的特殊性所決定，其偵查所獲取的證據大都是比較單一，一比一的證據較多，偵查工作的方向常常決定辦案的成敗，而檢察機關實行內部辦案協作機制，對于有影響、有震動的大要案，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提前介入案件偵查，一方面使監督工作前置，增強偵查監督的實效性，另一方面按照逮捕和起訴的證據規格，對偵查部門的調查取證和甄別證據給予一定的客觀性引導和指導，把握收集證據的方向，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偵控合力。有人提出職務犯罪的偵、訴權同為檢察機關所有，基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可能會影響監督的效果，其實這種擔心是片面的，也是多余的。

4、偵查隊伍素質上的優勢。有人提出，目前檢察官素質不高、專業化程度偏低不能適應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需要。持這種觀點的既不客觀，也不實際。由于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其業務的內容和性質要求廣大檢察官不斷強化自身業務素質。檢察官們所具有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較其他部門工作人員要高上一籌，特別是反貪部門的廣大干警多年與腐敗分子周旋、較量，了解和掌握了職務犯罪分子的心態和反偵查手段，積累了豐富的辦案經驗。而且多年處在腐蝕與反腐蝕的前沿，擔負著職務犯罪偵查重任的檢察官們早已在靈魂上、思想上形成了抗體，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這些業務和思想上的素質優勢，是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要案的致勝關鍵所在。

綜上，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憲政體制下，結合我國現有的技術偵查水平，由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第四篇：職務犯罪偵查權之結構調整

關于檢察權中偵查功能的更新問題，筆者的設計思路是：（1）以支撐訴訟監督功能為必要并保障支撐的充分有效；（2）對訴訟監督功能和一體化的公訴功能沒有直接貢獻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按照最有利于偵查的原則劃歸公安機關或監察機關；（3）擁有一定限度的機動偵查權，對民事、行政公訴過程中發現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或直接立案偵查或指揮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應對形勢變化產生的新型犯罪，填補偵查權主體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區。

（一）剝離與訴訟監督無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199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范圍的規定》具體規定的職務犯罪大致有55種，即貪污賄賂犯罪12種，瀆職犯罪34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犯罪7種。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職務犯罪類型與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權沒有必然的聯系，應當進行分離并歸位。為此，筆者對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設計了以下分配方案：

1、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應當歸屬公安機關統一偵查。理由是：（1）市場和社會對平等主體的要求，尤其是世貿規則無差別待遇的要求，排斥單純以身份和財產所有權區分的法律適用不平等。試想，當相鄰的兩家國有和非國有銀行發生同樣的收銀員侵吞存款或者信貸員收受貸款客戶賄賂的案件，盡管最終判決結果從罪名和量刑上進行區別可以用侵犯的客體復雜性不同來解釋，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們憑什幺法理可以對其中屬于“國有”的員工適用“12小時傳喚”和“14天刑拘”，而對“非國有”的員工卻適用“48小時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機關的偵查力量與偵查水平在對付此類犯罪時存在比較優勢，譬如專門設立了經偵大隊。那幺，出于對擔心破案能力的反對意見顯然不攻自破。（3）除非全面推行“檢警一體化”偵查模式，否則以檢察機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對此類犯罪進行全面的有效打擊。（4）斷絕檢察機關與企業等利益集團之間的權錢交易可能，將有助于保障檢察權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檢察機關內部的腐敗，進而有助于檢察機關與檢察官權威的重塑。盡管交給公安機關偵查同樣存在這種可能，但由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總比檢察機關自我監督奏效得多。

2、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中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的公務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以及其它國家工作人員在協助上述人員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過程中實施的職務犯罪，仍由檢察機關負責偵查。理由是：（1）上述偵查管轄范圍與法律明確授權的訴訟監督對象范圍一致，包括了審判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看守所、勞動改造機關、勞動教養機關和狹義的司法行政機關，并沒有放棄法定的監督職責。（2）根據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結合《刑事訴訟法》關于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的有關內容，對行政執法機關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為中存在的職務犯罪進行查處，是對立案監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撐。同時，也對民事、行政公訴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活動的職權主體身份和職權行為進行的雙重管轄劃分，突出了法治對司法、執法主體與從事其它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操守要求上的區別。從人和事兩方面，為檢察機關全面正確履行對最具國家強制力和作為解決利益沖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權與行政執法權進行監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雙重管轄劃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偵查對象所在單位相對固定，而司法和行政執法的職權范圍也容易確定；另一方面，從刑法分則中的許多相關罪名本身就明確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執法行為可以直接區別管轄，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針對與訴訟監督權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將使得檢察權中的監督功能與偵查功能實現最大程度的互惠，即從監督活動中發現職務犯罪線索，通過職務犯罪偵查增強監督效力。（6）管轄案件各類在量上的減少將帶來質上的提高，保證將有限的檢察資源集中投入到應當且最適宜由檢察機關承擔的偵查任務中，強化偵查功能進而強化檢察權的整體功能。

3、前兩類以外的其它職務犯罪由監察機關進行偵查。理由是：（1）監察機關設立的目的和任務原本就是查糾公務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在國家機關體系中具有廉政監督地位。（2）監察機關事實上參與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復雜的職務犯罪，在能力與經驗上可以勝任偵查職責。（3）監察機關身居政府之中，具備偵控以行政管理人員和行政管理行為為主要偵查對象的特定職務犯罪的信息優勢。（4）將針對違法違紀的監察權升格為針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與職務犯罪從違法違紀形態發展為犯罪形態的一般規律相符，打擊與預防效果與檢察機關負責偵查時相比將呈現增強趨勢。（5）賦予監察機關一定范圍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以取代“兩規”，“兩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決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又能促進法制化與民主化。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監督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檢察機關進行偵查。自然公正或正義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當然也不會允許自查自糾的偵查行為。因此交叉偵查勢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級之間互相偵查，或者有“官官相護”之嫌，或者有分庭對抗之憂。由高位階的對方上級掌握制約機制也許是最佳選擇。

5、檢察機關在與公安機關、監察機關之間出現職務犯罪案件管轄糾紛時具有偵查優先權。因為偵查活動是訴訟活動的啟動和起始階段，而檢察機關擁有訴訟監督權。但應當賦予公安機關和監督機關向上級檢察機關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力。對于因為犯罪競合、數罪或共同犯罪出現的共同管轄案件，檢察機關立案后，認為由公安機關或監督機關偵查更適合的，可以移送管轄。

6、職務犯罪中單位犯罪的管轄參照上述劃分。原本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一分為三，不可避免將出現一些協調上的困難甚至權力主體之間的沖突。具體的問題有待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解決。畢竟從理論上進行設計和論證的結果只能是“相對合理”。

（二）增補在訴訟監督過程中發現的妨害訴訟行為的犯罪偵查權基于健全和完善訴訟監督權功能的考慮，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不應局限于職務犯罪的范疇，應當包括對妨害訴訟活動的非職務犯罪。在增補偵查權之前，有必要借鑒一下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在英國，檢察機關僅行使部分刑事偵查權，即根據1987年的《嚴重欺詐局法》有權直接立案偵查涉嫌500萬英鎊以上的重大復雜欺詐案件。嚴重欺詐局設在檢察機關內，有權要求任何與商業欺詐案件有關的公民或企業提供相關信息、文件和資料，也有權進入相關機構調查等。繼英國之后，新西蘭、挪威、烏干達、南非等國也仿效英國成立了由總檢察長領導的嚴重欺詐局。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在韓國，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復雜犯罪和嚴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員（四級以上公務員）利用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環境污染犯罪、有組織犯罪、偷稅以及警察濫用職權犯罪等。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可見，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權以職務犯罪為主但并非只針對職務犯罪，也可以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具體設定完全根據實際需要。有鑒于此，根據訴訟監督功能的需要，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對下列案件應當行使偵查權：

1、刑法分則中規定的妨害司法類罪劃歸檢察機關管轄。有利于在監督司法權行使主體及其職權行為的基礎上，對其它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經驗表明，訴訟參與人的妨害司法行為往往與司法人員職務犯罪相關聯。在偵查其中一類犯罪的過程中可能發現重要的其它犯罪線索，對兩類犯罪的偵查都有促進作用。如從偽證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職務犯罪。從法理上說，也只有通過對訴訟參與人的整體監督，才能將三大訴訟法中關于檢察機關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落到實處，維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員或行政執法人員為犯罪對象的人身傷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的犯罪案件。因為對司法人員與行政執法人員的依法保護也是對司法和行政執法正常秩序的維護，是對訴訟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與訴訟監督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也能從偵查過程中發現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職務犯罪線索。當然，如果確實與身份或職權無關，也可以交由公安機關偵查。如果被害人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為了回避應當交由公安機關偵查。

3、職業律師利用律師職便實施的犯罪案件。這與第一類妨害司法罪存在競合，但律師利用職便實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訴訟活動或司法活動。隨著“法曹一元化”在我國的發展，尤其是統一司法資格考試的全面推行，律師將成為法官和檢察官隊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資源。換句話說，律師作為司法工作者，其職務行為雖不屬于公務，但與法官和檢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律師的職業操守對訴訟的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對于律師在訴訟代理或非訴代理活動中的詐騙、敲詐勒索、受賄、侵占等犯罪行為，由負責訴訟監督的檢察機關進行偵查，有助于維護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職業的廉潔與高尚。

（三）擴充機動偵查權我國檢察機關現有的機動偵查權同樣受限于“身份”與“職權”。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經過以上的重組后，檢察機關的機動偵查權應當作適當的調整和擴充：

1、在民事、行政公訴案件的調查、審查中發現的非屬檢察機關固定管轄的犯罪案件。如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豆腐渣”工程進行公訴時，直接偵查其中牽涉的非法招投標等犯罪。這樣一來，有助于公訴權的統一行使。

2、新出現的犯罪類型。如針對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批捕和起訴。筆者認為從訴訟監督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對此類新概念犯罪自行偵查更為妥當。

3、基于集體回避的代位偵查。不宜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不限于職務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監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如公安機關領導的家屬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偵查程序的合法和結果的公正。如果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親屬實施的檢察機關管轄范圍內的職務犯罪，同理應當由監察機關替代偵查。

4、基于嚴重不作為的代位偵查。立案監督中，對公安機關拒不說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書后拒不立案，以及雖然立案但擱置不予偵查的案件，經向公安機關正式提出書面糾正違法意見并經上級檢察機關向上級公安機關通報后，仍然不予立案或偵查的，經省級檢察機關審批同意，取代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同樣，針對監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參照以上辦法執行。

5、基于嚴重違法偵查的代位偵查。對于公安機關和監察機關偵查人員由于刑訊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訴、報復陷害等違法偵查行為構成職務犯罪的原案，即被違法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有權對原偵查結論予以撤銷并自行組織重新偵查。

6、將原機動偵查的范圍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縮小為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重新配置相協調。上述結構調整思路在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歸口過程中可以得到適當的體現。傳統反貪污賄賂部門、瀆職侵權檢察部門的合并不應停留于機構改革的精簡之義，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統一和完整要求在檢察機關內部實行檢警一體化，即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從屬性決定了司法警察必須在履行訴訟監督職權的檢察官指揮和監督下開展偵查。具體模式上應當借鑒國外通行的“主辦搭檔制”，建立由主辦檢察官負責下配備相對固定的檢察官助手和司法警察的辦案組，具體偵查任務由司法警察進行，檢察官行使偵查指揮權與偵查監督權。

第五篇：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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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自深圳設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后，關于職務犯罪偵查局的地位與作用，或者更深層次地說是關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化問題成為關注焦點。筆者曾在碩士學位論文中探討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功能更新，大致構想如下：

一、關于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爭論的誤區

在我國反腐敗結構功能體系中，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理想功能相當強大，不僅對包括村干部在內的所有公務人員的職務犯罪行使偵查權，對職務犯罪中牽涉的部分非公務人員犯罪如行賄罪及與利用職便的公務人員共同犯罪行使偵查權，還對部分公務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機動偵查權。但是，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出現了功能弱化現象，尤其是出現了非功能與反功能。筆者認為，根本原因還是立法設計的理想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功能的弱化已經引起了反腐敗各職能部門之間分力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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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學界在研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歸屬和替代問題時，陷入一個絕對化的誤區或者說對象錯誤。即始終將職務犯罪偵查權作為一個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來研究，忽略了現行法對職務犯罪范圍的設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關于職務犯罪的人為界定范圍之內是否具有基于偵查便利的管轄劃分必要這兩個基礎性前提。盡管有學者指出了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之間偵查案件管轄范圍的劃分標準的不科學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價值，但卻沒有提出建設性的調整意見。同時，上述的觀點或者將偵查權對監督權的支撐功能混同于偵查權的監督功能，或者將偵查功能與監督功能絕對地對立起來，沒有從作為子功能系統的偵查權對整個檢察權功能體系的貢獻以及與訴訟監督功能和公訴功能之間的互惠性角度對檢察機關的偵查權進行反思與重構。

二、職務犯罪偵查權功能更新

關于檢察權中偵查功能的更新問題，筆者的設計思路是：（1）以支撐訴訟監督功能為必要并保障支撐的充分有效；（2）對訴訟監督功能和一體化的公訴功能沒有直接貢獻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按照最有利于偵查的原則劃歸公安機關或監察機關；（3）擁有一定限度的機動偵查權，對民事、行政公訴過程中發現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或直接立案偵查或指揮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應對形勢變化產生的新型犯罪，填補偵查權主體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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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剝離與訴訟監督無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

199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范圍的規定》具體規定的職務犯罪大致有55種，即貪污賄賂犯罪12種，瀆職犯罪34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犯罪7種。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職務犯罪類型與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權沒有必然的聯系，應當進行分離并歸位。為此，筆者對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設計了以下分配方案：

1、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應當歸屬公安機關統一偵查。理由是：（1）市場和社會對平等主體的要求，尤其是世貿規則無差別待遇的要求，排斥單純以身份和財產所有權區分的法律適用不平等。試想，當相鄰的兩家國有和非國有銀行發生同樣的收銀員侵吞存款或者信貸員收受貸款客戶賄賂的案件，盡管最終判決結果從罪名和量刑上進行區別可以用侵犯的客體復雜性不同來解釋，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們憑什幺法理可以對其中屬于“國有”的員工適用“12小時傳喚”和“14天刑拘”，而對“非國有”的員工卻適用“48小時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機關的偵查力量與偵查水平在對付此類犯罪時存在比較優勢，譬如專門設立了經偵大隊。那幺，出于對擔心破案能力的反對意見顯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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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全面推行“檢警一體化”偵查模式，否則以檢察機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對此類犯罪進行全面的有效打擊。（4）斷絕檢察機關與企業等利益集團之間的權錢交易可能，將有助于保障檢察權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檢察機關內部的腐敗，進而有助于檢察機關與檢察官權威的重塑。盡管交給公安機關偵查同樣存在這種可能，但由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總比檢察機關自我監督奏效得多。

2、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中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的公務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以及其它國家工作人員在協助上述人員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過程中實施的職務犯罪，仍由檢察機關負責偵查。理由是：（1）上述偵查管轄范圍與法律明確授權的訴訟監督對象范圍一致，包括了審判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看守所、勞動改造機關、勞動教養機關和狹義的司法行政機關，并沒有放棄法定的監督職責。（2）根據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結合《刑事訴訟法》關于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的有關內容，對行政執法機關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為中存在的職務犯罪進行查處，是對立案監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撐。同時，也對民事、行政公訴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活動的職權主體身份和職權行為進行的雙重管轄劃分，突出了法治對司法、執法主體與從事其它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操守要求上的區別。從人和事兩方面，為檢察機關全面正確履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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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國家強制力和作為解決利益沖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權與行政執法權進行監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雙重管轄劃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偵查對象所在單位相對固定，而司法和行政執法的職權范圍也容易確定；另一方面，從刑法分則中的許多相關罪名本身就明確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執法行為可以直接區別管轄，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針對與訴訟監督權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將使得檢察權中的監督功能與偵查功能實現最大程度的互惠，即從監督活動中發現職務犯罪線索，通過職務犯罪偵查增強監督效力。（6）管轄案件各類在量上的減少將帶來質上的提高，保證將有限的檢察資源集中投入到應當且最適宜由檢察機關承擔的偵查任務中，強化偵查功能進而強化檢察權的整體功能。

3、前兩類以外的其它職務犯罪由監察機關進行偵查。理由是：（1）監察機關設立的目的和任務原本就是查糾公務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在國家機關體系中具有廉政監督地位。（2）監察機關事實上參與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復雜的職務犯罪，在能力與經驗上可以勝任偵查職責。（3）監察機關身居政府之中，具備偵控以行政管理人員和行政管理行為為主要偵查對象的特定職務犯罪的信息優勢。（4）將針對違法違紀的監察權升格為針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與職務犯罪從違法違紀形態發展為犯罪形態的一般規律相符，打擊與預防效果與檢察機關負責偵查時相比將呈現增強趨勢。（5）賦予監察機關一定范圍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以取代“兩規”，“兩指”等政治手段，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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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又能促進法制化與民主化。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監督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檢察機關進行偵查。自然公正或正義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當然也不會允許自查自糾的偵查行為。

因此交叉偵查勢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級之間互相偵查，或者有“官官相護”之嫌，或者有分庭對抗之憂。由高位階的對方上級掌握制約機制也許是最佳選擇。

5、檢察機關在與公安機關、監察機關之間出現職務犯罪案件管轄糾紛時具有偵查優先權。因為偵查活動是訴訟活動的啟動和起始階段，而檢察機關擁有訴訟監督權。但應當賦予公安機關和監督機關向上級檢察機關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力。對于因為犯罪競合、數罪或共同犯罪出現的共同管轄案件，檢察機關立案后，認為由公安機關或監督機關偵查更適合的，可以移送管轄。

6、職務犯罪中單位犯罪的管轄參照上述劃分。

原本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一分為三，不可避免將出現一些協調上的困難甚至權力主體之間的沖突。具體的問題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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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解決。畢竟從理論上進行設計和論證的結果只能是“相對合理”。

（二）增補在訴訟監督過程中發現的妨害訴訟犯罪偵查權

基于健全和完善訴訟監督權功能的考慮，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不應局限于職務犯罪的范疇，應當包括對妨害訴訟活動的非職務犯罪。在增補偵查權之前，有必要借鑒一下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

在英國，檢察機關僅行使部分刑事偵查權，即根據1987年的《嚴重欺詐局法》有權直接立案偵查涉嫌500萬英鎊以上的重大復雜欺詐案件。嚴重欺詐局設在檢察機關內，有權要求任何與商業欺詐案件有關的公民或企業提供相關信息、文件和資料，也有權進入相關機構調查等。繼英國之后，新西蘭、挪威、烏干達、南非等國也仿效英國成立了由總檢察長領導的嚴重欺詐局。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在韓國，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復雜犯罪和嚴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員（四級以上公務員）利用職務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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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環境污染犯罪、有組織犯罪、偷稅以及警察濫用職權犯罪等。

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可見，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權以職務犯罪為主但并非只針對職務犯罪，也可以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具體設定完全根據實際需要。

有鑒于此，根據訴訟監督功能的需要，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對下列案件應當行使偵查權：

1、刑法分則中規定的妨害司法類罪劃歸檢察機關管轄。有利于在監督司法權行使主體及其職權行為的基礎上，對其它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經驗表明，訴訟參與人的妨害司法行為往往與司法人員職務犯罪相關聯。在偵查其中一類犯罪的過程中可能發現重要的其它犯罪線索，對兩類犯罪的偵查都有促進作用。如從偽證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職務犯罪。從法理上說，也只有通過對訴訟參與人的整體監督，才能將三大訴訟法中關于檢察機關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落到實處，維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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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以司法人員或行政執法人員為犯罪對象的人身傷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的犯罪案件。因為對司法人員與行政執法人員的依法保護也是對司法和行政執法正常秩序的維護，是對訴訟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與訴訟監督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也能從偵查過程中發現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職務犯罪線索。當然，如果確實與身份或職權無關，也可以交由公安機關偵查。如果被害人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為了回避應當交由公安機關偵查。

3、職業律師利用律師職便實施的犯罪案件。這與第一類妨害司法罪存在競合，但律師利用職便實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訴訟活動或司法活動。隨著“法曹一元化”在我國的發展，尤其是統一司法資格考試的全面推行，律師將成為法官和檢察官隊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資源。換句話說，律師作為司法工作者，其職務行為雖不屬于公務，但與法官和檢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律師的職業操守對訴訟的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對于律師在訴訟代理或非訴代理活動中的詐騙、敲詐勒索、受賄、侵占等犯罪行為，由負責訴訟監督的檢察機關進行偵查，有助于維護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職業的廉潔與高尚。

（三）擴充機動偵查權

我國檢察機關現有的機動偵查權同樣受限于“身份”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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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經過以上的重組后，檢察機關的機動偵查權應當作適當的調整和擴充：

1、在民事、行政公訴案件的調查、審查中發現的非屬檢察機關固定管轄的犯罪案件。如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豆腐渣”工程進行公訴時，直接偵查其中牽涉的非法招投標等犯罪。這樣一來，有助于公訴權的統一行使。

2、新出現的犯罪類型。如針對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批捕和起訴。筆者認為從訴訟監督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對此類新概念犯罪自行偵查更為妥當。

3、基于回避的代位偵查。不宜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不限于職務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監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如公安機關領導的家屬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偵查程序的合法和結果的公正。如果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親屬實施的檢察機關管轄范圍內的職務犯罪，同理應當由監察機關替代偵查。

4、基于不作為的代位偵查。立案監督中，對公安機關拒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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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書后拒不立案，以及雖然立案但擱置不予偵查的案件，經向公安機關正式提出書面糾正違法意見并經上級檢察機關向上級公安機關通報后，仍然不予立案或偵查的，經省級檢察機關審批同意，取代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同樣，針對監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參照以上辦法執行。

5、基于違法偵查的代位偵查。對于公安機關和監察機關偵查人員由于刑訊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訴、報復陷害等違法偵查行為構成職務犯罪的原案，即被違法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有權對原偵查結論予以撤銷并自行組織重新偵查。

6、將原機動偵查的范圍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縮小為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重新配置相協調。

參考文獻

1、謝志強、王紅兵：《機動偵查權淺議》，《檢察日報》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國檢察院體制應予取消》，《法學》1997年第7期。

3、田雙鄂、余立進：《“國家工作人員”范圍辨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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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報》2002年5月7日。

4、對于現行檢察權中以身份區別管轄權的平等價值判斷，屬于偵查權的微觀功能研究范疇。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關于“遺毒”的指控，筆者認為應當一分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從身份到契約”（〔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7頁）的前進方向，也可以用來批判亞里士多德“正義即不義，不義即正義”正義觀，（亞氏的正義觀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是不同的人應該享有不等的權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觀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不正義基礎上的正義。參見李龍主編，前引書，第44頁）但由于忽視基于某些職權而形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忽視對特殊犯罪區別偵查所體現的權責統一或權利義務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視公務人員非職務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與非公務人員適用同一偵查程序的事實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構成對職務犯罪偵查權平等價值的完全否定，但卻足以構成部分否定。因為它至少可以引發關于職務犯罪偵查中12小時最長連續傳喚期限與其它犯罪偵查中48小時最長連續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機關偵查的刑事犯罪最長刑事拘留期限為37天而檢察機關偵查的卻只有14天的比較反思。

5、參見張雪妲，前引文，第153頁。該文認為公安機難以勝任偵破“白領犯罪”對偵查人員謀略和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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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將國企人員和單位犯罪歸屬檢察機關管轄，在檢察經費依靠“皇糧”明顯不足的現實條件下，已經成為了反功能，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計劃財務裝備局承擔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機制研究》重點課題組調查研究顯示：在檢察系統開展教育整頓前的1997年，全系統經費支出85.57億元中，各種形式的外單位贊助13.9億元，在發案單位報銷4.78億元。參見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編：《檢察理論研究成果薈萃》，第129頁。在接受了這些維持檢察機關“生計”的“雜糧”之后，檢察機關能否保證鐵面無私遭到了合理的懷疑，這也是啟動隊伍教育整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質的檢察隊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環境，并非搞幾次運動可以解決的問題。

6、參見梁國慶主編：《國際反貪污賄賂理論與司法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頁。

7、張培田：《檢察制度本源芻探》，孫謙、劉立憲主編：《檢察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頁。

8、劉立憲、吳孟栓：《國際檢察制度發展趨勢的把握和分析》，《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9、劉兆興：《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比較》，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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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法評譯》1995年第3期；龍宗智：《論檢察官偵查的特點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頁。

10、李倫：《國外和港澳臺地區檢察機關偵查權比較研究》，《國外法制信息》1998年第12期。

11、高克強：《大韓民國檢察制度概況》，《國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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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審

應

具

備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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