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益探索

西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益探索

西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益探索

——遵義市余慶縣“四在農家”創建的調查與思考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極大地激發了各地干部群眾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和創建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難點在于西部農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后，西部

農村如何向更高層次發展，向現代文明邁進，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一個重大課題。遵義市余慶縣從實際出發，在農村開展“四在農家”創建活動，對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實踐，也為西部地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思路。

創建思路的形成余慶縣位于貴州省遵義市東南部，是遵義、黔南、黔東南、銅仁四地州市的結合部，全縣幅員面積1623.7平方公里。2001年，全縣農村實現了整體脫貧，但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和落后的習俗成為阻礙建設新農村的瓶頸。為解決這一問題，余慶縣委、縣政府在2001年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中，派出百余名干部深入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白泥鎮滿溪村羅家坡村民組、小腮鎮哨溪村大屯村民組，這些干部看到，農民成規模地種植紅金橘增收致富，硬化庭院和連戶路、改水、改灶、改廁，村容村貌和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余慶縣委把羅家坡和大屯的經驗概括為“富在農家、學在農家、樂在農家、美在農家”，并在全縣選點示范。他們制訂了每戶找準一條致富路，建一幢寬敞的房子，有一套好的家具、家用電器，掌握一門以上實用技術，養成一種良好的生活習慣等“八個一工程”，以及通電、通路、通水、通電話、通廣播電視和改廁、改灶、改環境、建文化廣播室、建體育娛樂場所等細化指標。羅家坡、大屯、橋底、后坪等試點村寨，在黨政干部的積極引導下，用農民的雙手和智慧使一家一戶、一村一寨改變了面貌，農村文明程度得到明顯提高。

余慶縣“四在農家”創建思路的形成，有著現實必然性和重要意義。

這種發展思路適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余慶縣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實現了農村家居環境面貌基本改變、農民精神面貌基本轉變。

這種發展思路是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奮斗目標的重要舉措。余慶縣28萬人口中，農村人口占80％。在整體脫貧后，農戶雖然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收入增長緩慢，多數農戶還沒有達到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生產生活條件較差。在我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階段后，余慶縣把發展重點放在了農村，“四在農家”創建就是該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舉措。

這種發展思路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實踐載體。余慶縣委和縣政府在醞釀出臺“四在農家”建設方案時，明確提出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提高農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村黨支部建設為核心。在實踐中，依托村黨支部建設，把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有機統一起來，使這一活動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要的載體。

創建的主要特點

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文明由實踐創造并展現一種社會素質，說到底是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的本質的展現，人們不同的實踐活動創造著不同的文明。余慶縣有400余年建縣史，一座座山寨，傳統文明留存較多，而且慣性很強。如何實現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容回避的問題。余慶縣實施的“四在農家”創建活動，就是推動這一轉型的主動抉擇。這一舉措與其他輔助性措施相互配合、交融演進，正在播灑一團團現代文明的火種。“五通三改三建”雖然側重的是物質文明建設，但其中滲透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從啟動到展開都以思想道德建設為精神動力，以教育科學文化建設為智力支持。“四在農家”既包括農村物質文明建設的目標與要求，也包括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與要求，而且也契合我國農村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目標與要求。

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一是農業基礎設施發生了變化。村組道路和通信手段的改善、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及改水、改電等，既促進了生產，又方便了生活。二是農業生產方式與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大烏江鎮的農民長期以手工勞動和自給自足為主，自然經濟與半自然經濟的比重較大，這使得農民收入的增長極為緩慢。在建設中，他們大力發展庭園經濟，改善農業生產方式，優化農村經濟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目前，余慶縣180個示范點的耕地經營結構調整面達60％以上，庭園經濟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率達70％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0％以上。三是農業產業化經營有了突破性進展。他們創造條件搞多種經營，不斷提高產業化水平，特色種植業、畜牧業、農產品深加

第二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農村的有益探索（范文模版）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農村的有益探索

——賀州市建設五保村的實踐

發布時間：2009年08月17日 17:19作者：李達球

五保戶是農村的一個龐大的特殊困難群體，關心并改善他們的生活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近年來，我們賀州市委、市政府把興建五保村，對農村五保老人實行集中統一供養作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農村的一個有效載體，在全市范圍內狠抓五保村建設，取得了顯著效果，得到自治區黨委、政府和國家民政部的充分肯定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擁護。

２００２年７月初，我市所轄三縣一區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一些五保戶的住房也受到損壞。在抗災救災過程中，我市鐘山縣在受災嚴重、五保老人較為集中的地方興建了６個五保村，對分散供養的五保戶實行就地集中供養。這些五保村以自我管理為主，村委會協管，村民幫助，民政引導。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區民政廳有關領導在對五保村的調研中深刻認識到，這一新的供養模式，使入住老人“離家不離村、離土不離鄉”，居有其屋、食有其源、樂有其所，既符合風俗民情習慣，也便于照顧和管理。

為了把這項“民心工程”抓緊抓實抓出成效，市委從實際出發，多次進行專題調研，反復進行討論，確定了全市五保村建設的總目標，即用兩年的時間，興建７２１個五保村，使全市農村１．８萬多名五保老人都住進五保村，全面實行集中供養。五保村建設是一項公益事業，公益事業就要依靠全社會的力量來共同完成。為切實抓好五保村建設，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加強領導和規劃，根據行政村、自然村的分布情況和五保老人的現狀，精心編制了賀州市五保村兩年建設發展的規劃圖，要求市、縣（區）相關部門明確職責，密切配合，齊抓共建；另一方面，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資金的落實，是五保村建設工程順利推進的關鍵。在這方面，我們既堅持發揮政府資金主渠道的作用，把五保村建設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又充分依靠社會的力量，形成了市縣財政出一點兒、爭取自治區民政廳資助一點兒、掛村單位幫扶一點兒、社會募捐一點兒的合力，使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

典型引路是我們黨開展工作的成功經驗。我們抓住自治區民政廳在鐘山縣召開“全區五保村建設現場交流會”的契機，大力推廣他們建設五保村的經

驗。同時，要求各縣（區）都抓好１—２個示范鄉鎮，每個鄉鎮抓好２—３個示范村，通過抓示范、樹樣板，實行“點”、“面”結合，整體聯動、整體推進。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目前全市已動工興建五保村６１１個，占規劃建設總數的８５％，其中已建成５７３個，入住５３０個，安置９６３５人，大大推進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通過五保村建設，村級黨組織建設得到明顯加強，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村務工作上了新臺階，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加強；廣大農民的尊老、敬老、愛老意識不斷增強，社會風氣進一步好轉；新型生育觀念、生活觀念逐漸形成，農民素質得到進一步提高，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委書記）

第三篇：有益的探索

有益的探索

——對循環大課堂的一點思考

葉嘉風

接觸高效課堂模式一說，非自去北門中學觀摩現場課始，而是在全國（荊州）新課改經驗交流暨高效課堂現場觀摩會上。在這次會議上，聽取了山東昌樂二中校長趙豐平的報告《高效課堂——素質教育的新突破》；兗州一中校長杜金山的報告《循環大課堂模式介紹》；杜郎口中學副校長張代英的報告《杜郎口中學的學校管理與評價機制及“三三六自主學習”高效課堂模式的具體操作》。觀摩了一節“271模式”現場英語課，一節“循環大課堂模式”語文現場課。說實話，當我看到會議目標赫然寫著：“高效課堂——知識的超市、生命的狂歡”時，我是有疑慮的。再者，我對時下流行的模式說，一直不以為然，因為世界多元多變，復雜的精神活動豈可以所謂“模式”范之？終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不過，兩天下來，我有了耳目一新之感，有了躍躍一試的沖動。北門中學敢為荊州先，有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棄毛筆用鋼筆一樣，從改變傳統的課堂教學形式入手，實行“循環大課堂模式”，課改力度之大令人刮目。我兩次去北門中學觀摩學習，看到的是生動活潑的課堂，相比傳統的做法，那真是另一番“風景”。表面上看，教師的作用似乎淡化了，實則不然：如何依據認知規律編制學案，如何有效地組織課堂，如何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都離不開老師的引領，從而對老師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課堂教學的改革，是教育教學改革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這是因為：再好的理念，再好的教材，都要通過課堂這個形式去體現其價值。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于教師教，學生學，也特別關注老師的“教”，我們推舉或組織觀摩了那么多的優質課，不都是在研究怎么“教”嗎？至于學生怎么學，當然也有研究，還不乏很有價值的研究，然而，終是以“教”為出發點來研究“學”的，課改陷于了兩難的境地。新課改的先驅者們，依據心理學、教育學和管理學的基本原理，放眼于宏觀，著手于微觀，重新審視課堂，以“學”為出發點去研究“教”，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革！由此，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模式。雖然提法各異，其主旨卻是一致的，這就是真正把學生當作學習的主體，真正步入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這才是以人為本呀！

我們不妨看看昌樂二中“271”模式的構成：學習內容上：20%自己學會；70%合作學會；10%老師教會；學生組成上：20%特優生；70%優秀生；10%待優生；學習時間上：預習、展示、反饋（依次“271”）。試想，有了這樣的課堂，“解放了”的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性、精彩性、深刻性，就可以預期了，說它是高效課堂就不是一句空話了。

這樣的課堂改革，既是勇者的探索，也是有益的探索，成功與否，需要決策者的勇氣，需要廣大教師的努力，更需要在實踐中完善。

第四篇：西部貧困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幾點思考

西部貧困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幾點思考

xx縣位于甘肅省中部，是國家扶貧重點縣之一，農業人口占93%以上，由于自然條件嚴酷、經濟基礎薄弱、農民收入偏低、基礎設施落后，新農村建設的任務格外艱巨。因此，要在像xx縣這樣的西部貧困地區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必須要從當地農村實際、農民現狀出發，準確把握新農村建設的科學內涵，充分調動和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利用好一切有利于農村發展的機遇，改善農村基礎條件，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有序、穩步推進。

一、切實把握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科學內涵

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這一要求重點突出，目標明確，內容豐富，內涵深刻。貧困地區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必須要緊緊圍繞這一要求，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這一要求的科學內涵，既注重發展農村生產力，又注重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既注重農村經濟建設，又注重農村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做到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相統一、外在形象與內在素質相融合。就通渭來說，實現這一要求，一是要抓住“生產發展”這個核心，夯實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立足全縣農業和農村發展實際，圍繞馬鈴薯、草畜、小雜糧等優勢產業，優化農業生產布局，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建設現代農業，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二是要抓住“生活

寬裕”這個根本，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壯大勞務經濟等綜合性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從政策措施和工作機制上為農民增收創造更多有利條件，使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改善農民消費結構，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三是要抓住“鄉風文明”這個重點，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著眼于培養新型農民，加強農村社會事業建設，倡導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破除封建迷信、賭博、不講衛生等不健康文化與不良習氣，在農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學、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四是要抓住“村容整潔”這個關鍵，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公路、電網、通訊、廣播電視、教育、醫療衛生和安全飲水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農村面貌。五是要抓住“管理民主”這個保障，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和基層組織建設。加強農村黨組織建設，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和主體地位。加強農村法制建設，教育農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保障廣大農民的知情權、決策權、管理權、參與權、監督權，創造和諧的發展環境。

二、切實發揮好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的文化素質、技術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關系著新農村建設的成敗。農民素質不高、勞動技能和創業能力不強，一直是西部貧困地區制約農民增收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西部貧困地區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必

須要加快發展農村教育和文化事業，加強農民勞動技能培訓，培養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增強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參與發展決策的能力、對農村公共品需求的表達能力和爭取相對有利的政策地位的能力，調動和發揮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一是要加大宣傳和投入力度，認真制定實施農民教育培訓計劃。要加大農民教育培訓的宣傳力度，使農民認識其重要性，積極主動地接受教育培訓。要把農民教育培訓作為發展農村經濟、幫助農民致富的希望工程，納入結構調整的內容之中，爭取并加大經費投入，制定培訓計劃，整合黨校、農廣校、職校等教育資源，采取基地培訓、政府資助、企業訂單、市場運作等方式，認真實施農民教育培訓工作，使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制度化、規范化。二是要著力鞏固和普及農村義務教育，培養農村未來新型農民。要搶抓國家在扶貧重點縣率先實行“兩免一補”政策的機遇，努力整合優化農村教育資源，改善農村辦學條件，提高農村教育質量，為農村孩子提供相對公平的教育環境，從而不斷提高農村適齡孩子小學、初中入學率、鞏固率和畢業率，使農村未來農民都能夠接受基礎教育。三是要實施“科教興農”戰略，加強對農村現有勞動力的技能培訓。要把農村現有勞動力的培訓作為一件大事、一項“民心工程”來抓，加強組織領導，創新培訓機制，提高綜合培訓效果。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強對從事農業生產農民的現代農業適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促進科學種田、科學養殖，切實把農業發展轉

入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上來。圍繞農村勞動力組織輸出和轉移就業，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規模，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場、多元辦學的培訓機制，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就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增強農民轉移就業的能力。同時，要加大勞務輸出力度，發展壯大勞務經濟，積極利用農民工流動和進城就業對農民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示范帶動作用，使農民在打工掙錢的過程中學習先進性技術、增強勞動技能。四是要建立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要在繼續增強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實力和服務功能、發揮基層經濟技術服務部門作用的同時，鼓勵、引導和支持農村發展各種新型的社會化服務組織，引導農民自主開展農村公益性設施建設和推動農村基層志愿服務活動。要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引導、鼓勵和扶持農民組建專業合作組織，為廣大農民提供有關農業政策、科技知識、市場信息和產前、產中、產后的全程服務，增強農民適應市場、駕馭市場的能力，發揮農民在結構調整中的主觀能動性。

三、切實利用好國家實施新農村建設的大好機遇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和難得機遇。西部貧困地區要抓住國家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大對農村公共事業投入的大好機遇，積極爭取各類建設項目和資金，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一是要著眼于解決農村坡耕地多、生態環境

差等問題，切實加強農田水利和生態建設。繼續加大梯田建設力度，改造中低產田，提高農田產出率。推廣良種良法，加快發展農業機械化，加強農業標準化作業，改善農業技術裝備條件，提高農業生產的優質化、專業化和現代化水平。切實抓好小型灌區節水改造、集雨節灌、淤泥壩等為重點的小型農田水利工程，搞好病險水庫除險加固，擴大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繼續實施退耕還林、“三北”防護林、天然林保護等重點生態工程，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穩步推進封山禁牧，優化農村生態環境。二是要著眼于解決行路難、飲水難等問題，切實加強農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人畜飲水解困工程取得的成果，加快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解決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加快農村能源建設步伐，積極推廣沼氣、秸稈氣化、太陽能、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技術，特別大力爭取實施生態家園富民工程，加快普及農村沼氣，以沼氣建設帶動農村改圈、改廁、改廚。進一步加強農村公路建設，大力爭取實施通鄉油路、通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等道路建設項目，改善農村交通條件。繼續完善農村電網，推進農村信息化建設，通過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和農村遠程教育信息工程，強化面向農村的廣播電視電信等信息服務。三是要著眼于解決看病難、文化生活欠缺等問題，切實加強農村社會事業建設。積極爭取實施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項目，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加強鄉鎮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文化信息資源共享農村基層服務點，構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貧困地區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實施，典型示范、分步推進的原則，科學編制新農村建設規劃。要結合當地農村實際，從基礎條件、產業發展、村班子建設等多方面考慮，選好新農村試點，把新農村試點放在那些發展條件好的村和那些已經建設的小康示范村。

四、切實解決好貧困村和貧困戶脫貧致富等重點難點問題 西部貧困地區要特別注意幫助落后村、貧困村解決發展難題。要繼續爭取實施整村推進扶貧項目，加大力度改善貧困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抓好貧困村的勞動力轉移培訓，扶持龍頭企業帶動貧困村調整產業結構，拓寬貧困農戶的增收渠道。要擴大扶貧工作的覆蓋面，既要幫助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又要最大限度地涵蓋沒有穩定解決溫飽的低收入人口，幫助他們克服脆弱性，實現解決和鞏固溫飽的雙重目標。特別要注意幫助農村貧困群體，對貧困農戶建檔立卡，逐戶落實幫扶措施。要在繼續加大財政扶貧力度的同時，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充分發揮信貸資金作用，動員貧困地區干部群眾以投勞、投資等多種形式，參與扶貧開發。要積極爭取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及生態移民、扶貧移民等項目，將那些因條件受限難以脫貧致富且居住相對分散的農戶，采取整體搬遷的方式，逐年向小城鎮或發達地區遷移，減少農村貧困人口。

第五篇：社會主義農村建設調研報告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這一問題是政府關心的重點，是學者研究的焦點。中國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農”，中國未來的成敗，也必將取決于“三農”，這是顯而易見的。泱泱大國，農為根本，只有“根本”的問題解決好，才是最徹底的，最有價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國家發改委下達了關于開展農村經濟重大問題調研的指令，按照國家發改委下達的調研課題，筆者有針對性的深入湘潭縣農村開展調研，并運用湘潭縣縣委基層辦、縣委政研室和湘潭縣政府經研室的相關調研成果，形成了綜合性調研報告。

調查結果表明：村級集體經濟薄弱、農民增收乏力，村莊建設規劃滯后和尚未建立長期投入機制，成為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面臨的四大難題。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原因是與“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相悖的政策失衡、體制障礙、城鄉隔閡。要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偉大目標，要做好做活五個方面的文章：

一、生產發展 用工業化的理念 實現經濟重建--關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

二、生活富裕 用產業化的布局 實現社會重建--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研究;

三、鄉風文明 用市場化的思維 實現制度重建--關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四、村容整潔用城鎮化戰略 實現生態重建--關于農村環境污染研究;

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實現文化重建--關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臺了關于“三農”問題的三個一號文件，有力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開創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六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七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繼續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努力實現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八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強化支農政策，建設現代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調整農業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確保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良好開局。

難題之一: 鄉村債務問題

據調查，一般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年剛性支出需15萬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萬元。但目前大多數村的經濟現狀都不樂觀。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約，企業改制斷了收入，稅費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資沒了收入;二是經濟發展空間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資源、資金和自然資源;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預見性支出不斷攀升，正常運轉難以為繼。村級集體往往經濟薄弱、無錢辦事，這成為建設新農村的突出難題。

一、鄉村債務結構分析

~~縣鄉村兩級負債總額為55161.99萬元，其中鄉一級負債42586.33萬元，村一級負債12575.66萬元，其債務結構如下:

按成因劃分:A、地方上項目、辦企業，造成決策失誤或因管理、市場原因虧損形成的債務14992.45萬元(其中鄉級13814.10萬元、村級1178.35萬元)占27.18%。B、辦福利事業、“普九”、鄉鎮醫院和村辦福利事業建設形成的債務5853.77萬元(其中鄉級4819.21萬元。村級1034.56萬元)，占10.61%。C、民間高息借貸、完成各種上交任務，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級債務3599.48萬元(其中鄉級2484.72萬元、村級1114.76萬元)，占6.53%。D、如通鄉鎮油路、農田水利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的債務4922.01萬元(其中鄉級3070.66萬元、村級1851.35萬元)，占8.92%。E、因村級財務管理混亂，干部因素形成的歷史性債務1335.54萬元(其中鄉級968.14萬元、村級367.4萬元)，占2.42%。F、農戶欠交稅費，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體債務10640.2萬元(其中鄉級4659.72萬元、村級5980.48萬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債務13818.54萬元(其中鄉級12769.78萬元、村級1048.76萬元)，占25.05%。

按債權人劃分:A、欠銀行、農村信用社、基金會及其他金融機構20131.79萬元(其中鄉級17614.46萬元、村級2517.33萬元)，占36.49%。B、欠鄉村工程業主3418.82萬元(其中鄉級2755.70萬元、村級663.12萬元)，占6.2%。C、欠鄉村干部7682.6萬元(其中鄉干部5769.09萬元、村干部1913.51萬元)，占13.93%。D、欠鄉村教師2518.4萬元(其中鄉級2452.30萬元、村級66.1萬元)，占4.57%。E、欠民間個人2568.06萬元(其中鄉級l537.07萬元、村級1030.99萬元)，占4.66%。F、欠其他經濟組織10881.74萬元(其中鄉級6049.24萬元、村級4832.50萬元)，占19.7%。H、欠其他債權人7960.58萬元(其中鄉級6408.47萬元、村級1552.11萬元)，占14.42%。

二、鄉村債務成因分析

1、財源有限。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撤區并鄉、農村稅費改革、免征農業稅等農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村集體不再有剩余產品的分配權和經濟收入的支配權，“五統三提”、農業稅附加等鄉村集體收入也隨之消失，鄉縝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大多數被取消，預算外收入銳減，鄉村集體收入來源被逐漸抽空;由于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缺乏、企業組織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經紅火一時的鄉鎮企業，在90年代紛紛破產倒閉或改制重組，每個鄉鎮每年幾十萬元乃至上百萬元的企業管理費收入頓時化為烏有;1988-1993年，國家實行：劃分稅種、核實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地方財政的留成比例較高，理財自主權較大，財政狀況相對寬裕，而94年以后實行的分稅制，地方的獨享稅種只有營業稅、地方企業上繳利潤、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等小額稅種，而增值稅、所得稅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財源嚴重“縮水”。

2、剛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機構雍腫，隊伍膨脹，鄉村二級的工資、誤工補貼，辦公費、交通費等基本支出使鄉村不堪重負，政策性增資只能“掛空檔”。旱澇災害、山林火災、礦山事故等突發事件而導致的不可預算費用，使原本拮據的鄉村財力更加捉襟見肘。，3、財源流失嚴重。分田到戶后，村級集體財產被一分而盡;撤區并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人情稅、關系稅、稅收征管力度不夠，導致稅收不能按國家政策足額征收;農民增收緩慢，農業稅費收繳缺口大，尾欠收繳難度大，征收成本高;實行分稅制以來，一定四年的鄉鎮稅收任務必須無條件完成，不能完成的鄉鎮只能高價買稅(20~30%的手續費)或高息借貸墊交;成立于1994年的農村基金會、互儲會，一開始就以高息和分紅瘋狂吸收存款，違規大額放貸，直接威脅金融秩序，99年國家下令強行關閉時，鄉鎮財政向國家舉債1.181億元兌付農民存款，農村“兩會”清收不僅使縣、鄉、村支付了巨額的清收成本，還承擔了1368萬元的利息債務，至今還有9000多萬元的不良貸款沒有收回，4、盲目性建設投資強力擴張。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辦企業、政府為企業擔保貸款，使鄉鎮不得不花巨資為企業虧損買單，為企業償還不良貸款本息;各種達標工程、政績工程勞民傷財，使鄉村債務陡增;為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組織農民發展新的生產經營項目，并和農民簽訂保產保利合同，項目失敗后，政府不得不替農民交納巨額學費。

5、預算約束力不強，揮霍浪費嚴重。鄉鎮人大會議上通過的財政預算報告往往是一個形式，鄉鎮的財政支出一是拆東墻，補西墻，毫無預算可言。二是鄉鎮財政支出往往是書記、鄉鎮長說了算，管他預算不預算，支出決策不僅脫離預算而且基本上沒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說財務制度了。三是村級財務管理混亂，鄉級財務賬性違規違紀支出現象較為普遍，有限的鄉村財力“跑、冒、滴、漏”嚴重，鄉村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四是鄉鎮主要領導異動頻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領導的潛意識中，根本就沒有長遠打算，大多是過日子、守攤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脫離“苦海”，支出的隨意性也就被無限放大。五是村一級的支出就更沒有計劃了，“到手就是財、今朝有錢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過”，是大多數村干部的理財之道。

在現行的鄉村績效考核機制中，數字化強制性硬指標不少，唯獨沒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標，鄉村干部在行政過程中，沒有成本意識，從客觀上助長了鋪張浪費的不良風氣。個別鄉村干部為了自己的仕途和聲譽，不惜花公款制造虛假政績為自己臉上貼金。在鄉村財力日益拮據的狀況下，辦公費、交通費、通信費、公務接待費卻節節攀升，大吃大喝儼然成風，公費請客送禮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費上講排場、講檔次、互相攀比，債務包袱越背越重，群眾怨聲載道。

三、鄉村債務影響分析

巨額的鄉村債務對基層組織運轉、農村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1，是違法行政的重要誘因。鄉村出現收支失衡后，鄉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資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對人收取各種費用，因而，農村“三亂”久治不止;為了彌補工作經費的不足，鄉村兩級均熱衷于違規征用土地搞建設，通過炒地皮，從中獲取20-30%的收益;由于經費緊張，驅使政府機關和干部采取各種隱蔽手段經商辦企業;為確保正常運轉，鄉村干部千方百計找門路，以項目建設為幌子，通過非正常途徑，采取非正常手段，爭取上級支持，以彌補工作經費不足。

2、直接影響黨的執政能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沉重的債務包袱，使鄉村主要領導整天處于“借新債、還舊債、躲追債”的狀態下，影響了他們謀劃經濟發展的精力;湘潭縣的干部工資只有~~市的1/

2、長沙市的1/3，并且還不能按時發放。鄉村干部為墊交稅費、墊付工作經費，每人手里攥著幾千元、上萬元乃至10多萬元的“白條”，兌付遙遙無期，鄉村千部人心渙散、意志消沉;面對存量和增量均嚴重不足且強制帶病超負荷運行的農村基礎設施、亟待完善的社會事業公益設施，鄉村二級無力改造和建設，農村公共產品供需脫節的現象更加嚴峻;由于缺乏足夠的資金保障，有限的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和教育經費被鄉村挪用已習以為常，直接影響農業科技推廣和農村基礎教育。沉重的債務包袱，致使鄉村二級運轉困難，公共服務職能難以正常發揮，勢必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農民增收致富。

3，有損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巨額的鄉村債務使鄉鎮政府、村委會成為農村最大的債務人。對內，欠鄉村干部的工資和公款私墊費用，對外，大到欠金融機構貸款、施工單位工程款，小到欠水電費、運費、餐費、辦公用品費，而且在目前狀況下，鄉村根本不具備償還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應對之策，社會公信度大打折扣。債主為了早日拿回欠款，無奈之下，只能無休止地糾纏鄉村干部，圍堵干部家門和鄉村駐地、封堵學校大門、強行搬走農具和辦公用品，搞得鄉村干部聲名狼藉，無法開展工作。

難題之二: 農民增收問題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但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難。農民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挑戰。

首先是種養業增收難。農業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穩定性較大。雖然國家對農民實行了種糧補貼，但生產資料和機械作業費等持續漲價，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農民從事種養業增收困難。二是產業化帶動難。近幾年農業產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但農業競爭力總體還不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不高，帶動農民增收不明顯。公司加農戶和協會加農戶等模式并未給農民增收帶來多少實惠。公司、協會和農民之間還未真正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農民幾乎沒有在企業或協會的二次分配中獲益增收。有的地方將合作經濟組織或協會作為普通企業對待，有的作為社會團體對待，還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適當的名分。這種混亂局面使得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貸款、納稅、保險等諸多方面困難重重，嚴重妨礙其發展。三是轉移性增收難。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轉移的勞動力隊伍龐大，但由于綜合素質低，大多數勞動力仍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技術型、技能型勞動力轉移輸出很少，無法獲得較高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難。自2005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其附加，“一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一、農業政策執行情況

稅費改革前的2001年，~~縣農民的稅費負擔情況為:農業稅28404509元、農業特產稅5160000元、生豬屠宰稅1352700元、鄉統籌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負擔98元，畝平(按計稅面積計算)負擔108元。一些臨時性攤派和搭車收費(約30元以上/人)尚未計算在內。

2002年稅費改革時，湘潭縣核減一批不合理計稅面積，合理確定計稅產量，取消農業特產稅、生豬屠宰稅和“五統三提”，將農業稅費門類規范為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稅費改革使農民減負約30元/畝。

2004年農業稅稅率由7%下調至4%，全縣農業稅及附加總額3304萬元，人平負擔31.98元，畝平負擔35.30元，較2001年下降67.42%。2005年，農業稅全免，全縣預計免征農業稅6046.4萬元，從此，農民完全從稅費負擔的梏桎中解放出來。

2003-2004年，~~縣共減免農業稅10116.4萬元，得到了上級財政等額專項轉移支付。

2002-2004年，~~縣共下援農業稅災社減免2163.7萬元，重點照顧貧困村組的農戶、五保戶、烈軍屬、殘疾人、受災群眾和水庫庫區內的困難群眾。

2004年，~~縣嚴格執行國家政策，發放直補資金970萬元，糧補資金1544.4萬元，使農民直接增收2514.4萬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縣農民收入情況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及構成的變化情況。

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內增加1037元，增長39.2%，年均遞增8.62%。

2000—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具有極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較1999年增長3.97%，2001年較20001年增長5.3%，2002年較2001年增長5.7%，2003年較2002年增長7.5%，2004年較2003年增長16.3%)。5年中，農民收入雖穩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間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長規律具有較強的階段性和明顯的跳躍性，前四年為低速期，年均增速僅6.17，2004年為快速增長期，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長16.3，首次超過城鎮居民純收入增返5.3個百分點。若沒有2004年的高速增長支撐，就不可能實現8.62%的年均增速。

5年間，農民純收入的構成基本穩定。家庭經營收入占60.78%，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58—2.5%之間;工資性收入占36.19%，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34.3～38.9%之間;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僅占0.87%、2.16%。湘潭縣2004年農業總產值44.3億元，農業增加值25.21億元，糧食種植面積187.4萬畝，糧食總產量85.72萬噸，出欄牲豬234.49萬頭，農民人均純收入3681元，分別比上年增長8.6%、8.5%、17.3%、14.7%、8.4%、16.3%。以上數據顯示，隨著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為核心的支農扶農政策的頒布實施，農業和農村取得了多年以來難得一見的好形勢，糧食生產在短期內實現了恢復性增長，農產品全面豐收，農業效益明顯提高，特別是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成為國家宏觀調控下，縣域經濟特別是農業大縣縣域經濟的最大亮點之一。

〈二〉、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特點

1、農民收入的增長仍然依賴于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收入來源渠道依然狹窄。

2、農民收入增長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2004年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政策效應。免征農業稅不僅使農民減輕了負擔，更重要的是從源頭根治了農村亂收費的痼疾，使各種巧立名目的搭車收費失去其依附的載休，廣大農民群眾可謂歡呼雀躍，拍手稱快。直補、良補給了農民一條穩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減負和增收使農民在長期的“高負低收”的惡性循環下解脫出來。

3、較長時期內農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為例，年均增速僅8.62%，其中，2000年較1999年僅增長3.97%，2001年增長5.3%，2002年增長5.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2000~2003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處于停滯和負增長狀態。

4、農民收入的內部分化日趨加劇。2003年，我們調查了8個鄉鎮20個村50戶農戶的收入情況，戶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戶，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戶，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戶，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戶，占4%。

三、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

1、農民增收的空間非常有限。1998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歷了10多年的家庭經營后，農村生產力、單位土地面積的生產效率已經發揮到了極至，在新的經濟體制、產業格局、生產經營模式沒有出現以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必然進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產、增收、增效緣于政策好、市場旺、人努力、天幫忙，政策的引扶效應和市場的刺激效應又一次發揮到了極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發展態勢已屬不易，要謀求新的發展和突破，難度可想而知。

2004年，農作物產量和價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單產和市場漲價增收顯然“內存”嚴重不足。在世界農產品生產與貿易不斷集中、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壟斷性經營、發達國家對農產品進行巨額補內貼并對其他國家的農產品進口設置綠色壁壘的國際背景下，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強。

2004年，我國農產品的平均關稅從45%下降到17%，許多農產品的關稅普遍下調20—30%，國際農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價格也將下降20—30%，農產品價格回落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已經無法經受國際國內大市場的沖擊，國內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進入雞年，農產品價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價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著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豬價格直線下跌，良雜豬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良良豬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經歷了一個月的低價運行后，牲豬價格才觸底反彈，小幅上揚，但仍然沒有恢復到2004年的價格水平。工資收入己成為農民收入的“創業板”。受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和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影響，尤其是城鎮建筑業、制造業等對農民工需求大的產業增長強勁，民工外出務工尋找工作的機會相對較多。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將為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估計在近幾年，工資性收入會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主要的貢獻因子。但，從發展的角度看，勞務經濟也面臨諸多制約，一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全國共有農村勞動力42億，農業自身的勞動力需求只有1.7億，尚有3.1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上城鎮下崗失業工人和新增就業人員，城市的承載能力相對有限。二是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少。三是勞動力的供大于求，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體力型務工人員的薪金待遇會越來越低。四是湘潭縣的勞務經濟至今是一種自發經濟，管理松散，組織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勞務輸出市場。

2、農民增收的風險性系數大。農村是一個龐大的“露天工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是“靠天討吃”。目前，我國尚末建立農業風險救助機制，一遇自然災害，農民就只能望天興嘆。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實現了超常規的快速發展，資源、環境壓力也與日俱增。眾所周知，過度開發和盲目擴張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態失衡、資源緊缺必然導致氣候的反常，自然災害發生頻繁，農民增收的風險系數也就不斷放大。

3、農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受思想觀念、認知水平的限制，農民死抱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不放，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浪轉機制難以形成，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作田、養豬、打工不可能使農民收入出現量的飛躍和質的變化，增收動力明顯不足。

農產品價格是農業的“晴雨表”，農資價格又是農業的“風向標”，農民對“二價”只能無條件的被動接受，農民增收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今天以來，農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的下跌，農資價格卻一路飚升，尿素零售價(下同)1950元/噸，同比(下同)上漲14.9%;鉀肥2200元/噸，上漲29.4%;碳胺540元/噸，上漲17.4%;復合肥1050元/噸，上漲32.9%;種子9元/kg，上漲28.6%;農地膜14元/kg，上漲4%;拋秧盤0.65元/塊，上漲160%;農藥的平均漲幅也在20%以上。因農資漲價，農民種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畝。按2004年湘潭縣“二補一免”55.72元/人計算，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被農資漲價全額抵消。

受煤、電、油、運緊張和原材料漲價等因素的影響，農資價格上漲有其客觀原因。但透過漲價現象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一是近年來，輿論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宣傳有失偏頗。農業和農村經濟剛有轉機和起色，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把農村形勢說得天花亂墜，片面宣傳和夸大成就，對仍在存在的各種問題或是忽略不計，或是輕描淡定，給人以“三農”問題已經解決，農民已經富裕的輿論誤導，各行各業，特別是農資生產商和經銷商也就爭先恐后來分“蛋糕”，為農資漲價埋下伏筆。二是農民對農資生產成本、進零差率等生產經營信息全然不和，漲不漲價、為什么漲價、漲多少，全是生產企業和經銷商的一面之詞。三是國家在農業生產資料的“產前”補貼方面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投入大量資金，但真正的“好處”往往落到了生產企業和經銷商手中，他們一方面享受國家的行業政策優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虧本經營，一次又一次提高農資市場價格，最終受“擠榨”的還是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