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業道德缺失背后的倫理困境

職業道德缺失背后的倫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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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1日 10:57 中國經營報

作者：陳偉 來源：中國經營報

職業操守是商業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來說，擁有一批有信仰、遵守職業操守的企業管理者是必須的。那種忽視商業倫理和職業操守,沒有規則意識與職業素養的企業管理者階層,不足以擔當構建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重任。

但是，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或者是一些職業經理人的職業操守已經屢屢暴露出問題。下面這一例是國內企業管理者缺乏職業操守的典型例證：不久前，天津水泥工業設計研究院原副院長宋壽順挑唆引誘三十多名技術骨干集體跳槽，導致我國新型干法水泥技術與裝備技術機密和商業機密泄露，造成國有知識產權嚴重流失。而根據國資委的調查，這一出走事件，乃精心策劃，預謀已久。

事實上，在國外企業人員流動也很頻繁，跨國公司的高層人物“投奔敵方”也并不鮮見。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外企業很少因為高層經理人離職對企業造成巨大傷害。這些職業經理人跳槽，基本上是純商業行為，一些“挑唆部下、揭短企業”等伎倆幾乎絕跡。甚至，一些國家的獵頭行業已經形成了一條“潛規則”：即不挖其他企業掌握核心機密的人。

中外對比，差異立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嚴格遵行職業操守的理念已經侵入到西方企業經營者的骨髓。因為，無數事實已經表明，一個不具有職業道德的經理人將會無情地被市場所拋棄，“越界”的成本常常大得難以想象。

客觀地看，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相應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基礎，追溯以往，中國近代的成功企業無一不是把“信”和“義”放在自己的商業倫理首位。只是從近二十年經濟改革開始，快速的商業化浪潮在迅速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也造成了傳統商業倫理的無所適從和集體迷失。

于是，當我們要面臨全球化的時候才發現，競爭手段以及技術的差距實際上并不是我們落后的主要原因，商業道德和商業倫理的缺失才真正嚴重威脅著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以上宋壽順的例子中，一個“背叛者”就可能輕易地使一個前途光明的企業立刻陷入巨大困境，究其原因是中國的企業管理者階層缺乏應有的職業道德和操守，更高的層面上凸現的是轉軌時期中國的新型商業倫理遠未成型。

不過，筆者有理由相信，盡管商業倫理與職業道德文化的重建必然是長期與艱巨的過程，但是只要遵循一些商業世界的基本原則，構建中國式的新型的商業倫理并非遙不可及。正如西方一位投資銀行家所說：“我們不敢犯錯，因為我們是從出生就被木棍敲打到現在的猴子。”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中國的企業家盡快成為那只猴子，而社會則要多一些木棍。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教研大綱

2007-2-11 16:19 《會計之友》·葉陳剛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糾錯】

“以德治國”是長期以來中國治國安邦的優良傳統，創造并維護著光輝璀璨的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仁義禮智信，信內求財；溫良恭謙讓，讓中取利”的儒商倫理道德文化思想與理念，使我們炎黃子孫沐浴在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燦爛陽光之中，并在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與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的時代價值

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是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客觀反映。道德與法律同屬于社會上層建筑范疇，都是規范和調節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對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同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擴大開放，越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越要重視和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與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以法治國”。現在“以德治國”方針的提出，明確要求我們應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實行以德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切實加強道德建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質，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有力的思想保證和良好的道德環境。

其實，早在18世紀，以《國富論》聞名天下的英國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一生傾注了大部分心血的《道德情操論》名著中就向世人強調：人在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受道德觀念的約束，不可傷害他人，而要幫助他人，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道德與正義對于社會乃至于市場經濟的運行至關重要。19世紀西方思想家傅立葉（Fourier）明確指出，倫理協作是普遍的完善，在經營制度上有極其光輝一面；他把物質利益與情感的平衡視為善與美、有益與愉快的關系。西方國家數百年市場經濟發展歷史表明：企業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誠信與道德是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的基石。企業違反誠信規則無異于飲鴆止渴，不僅毀了自己，還會危害社會。

我們欣喜地看到，從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經濟、管理、法律、商務界崇尚倫理道德，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全球性發展趨勢。西方企業、教育機構及政府高舉倫理道德旗幟，成為西方經濟社會活動的一道亮麗景觀。中西方現代企業迎來了一個偉大的倫理道德時代。1987年，美國SEC（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主席約翰。沙德成為社會公眾的焦點人物，他捐贈2000萬美元給哈佛商學院時，倡議設立“管理決策與倫理價值”這門課題。全美最佳10所商學院MBA的9門核心課題中，就有企業倫理學。現在，美國90％以上的商學院或管理學院以及歐洲的絕大多數大學，都開設了企業倫理學、管理及商業倫理道德、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等方面的課程，重視企業倫理教學成為世界各地商學院或管理學院MBA、EMBA、MPAcc（會計專業碩士）培養的一大特色。

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至今，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堅持在MBA與本科教學中開設《管理倫理學》，取得良好效果。進入世紀之交后，企業倫理日益備受世人關注。特別是中俄等新興市場國家企業體制轉軌中出現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和本世紀初歐美等地相繼曝出的公司財務造假事件，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控股股東侵害公司利益、獨立董事形同虛設、中小股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企業內外部會計審計假賬等問題相當突出，看上去這些都是法律規章制度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到位所致，究其根源則是這些企業的倫理道德嚴重缺失，從而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公司治理與企業倫理，以尋找因法律滯后與法規真空而出現賄賂、脅迫、欺騙、盜竊、貪污浪費、損公肥私、違規低效不作為與不公正歧視等日趨嚴重有違倫理道德問題（因有些未達到違法界限而無法制裁）的應對之策。基于以上考慮，我國大學的社會、管理、經濟、會計專業紛紛增開《企業倫理學》、《管理倫理學》及《會計職業道德》等課程，我國于2004年開辦的MPAcc（會計專業碩士）教育，已經將《商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作為核心必修課程在對全國首批MPAcc（會計專業碩士）學員教育中全面推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已經在研究生、本科生、遠程教育中分別開設《企業倫理》《商業倫理》《會計職業道德》課程，在形成本校“博學、誠信、求索、篤行”校風中產生重大影響。

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表明，市場經濟首先體現為競爭經濟，競爭的規則是公開、公平、公正、公信原則，用以規范競爭者的行為活動；其次，市場經濟體現為法制經濟，通過對各種市場行為的立法、執法來規范正當的市場秩序，采用法律約束控制競爭者的行為；市場經濟還體現為倫理經濟，講究仁義禮智信，信內求財；倡導溫良恭謙讓，讓中取利；依靠義務、良心、榮譽、節操、人格來建立相互交往的友好關系，以確保社會成員的行為合法、合情、合理，推進社會和諧、穩定、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10月27日修訂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五條明確要求：“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2006年3月份，胡錦濤同志提出包括豐富倫理道德思想的“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適應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體現了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對于增強思想道德建設的針對性、實效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進而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而又深遠的意義。2006年10月11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宣告：“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

顯然，在中華民族深厚倫理道德思想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重任已經歷史地落在我們的肩上。所以現在，我國大學的商學院或經濟管理學院盡快開設企業倫理學、經濟管理及商業倫理道德、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等方面的課程教學與研究，這既是時代的必然趨勢，也是現代教育的內在要求，更是我們重視德才兼備教育、培養知能兼備與德業雙馨人才的明智選擇。

二、《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的主要特點

由筆者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高等學校會計學專業主要課程教材《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一書綜合運用現代管理學、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行為科學、系統論、博弈論和倫理學以及會計學理論、思想與方法，體現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定量分析與定性論述相結合的風格，在查閱與研究中外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和突出的企業倫理與會計假賬問題，全面進行企業倫理與企業信用分析、會計假賬的道德透視與會計職業道德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獨到新穎的觀點，構建了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理論及其應用體系。該書的研究體現以下主要特點與創新：

（一）資料豐富、內容新穎。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本書采用案例研究法，介紹了北京同仁堂、美國安利等成功案例與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潘序倫、著名會計專家顧準等楷模，列出我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十大造假案簡表與美英中等國多家知名公司會計審計假賬案例主要數據，解剖安然、鄭百文、銀廣廈等公司造假重組案的艱難歷程。本書論述市場經濟中倫理道德的功能與義利共生理論，契約經濟、道德契約和信用機制有關內容；從委托——代理失靈和供求曲線模型兩方面分析會計行業道德滑坡的表現——會計敗德行為，展開了權錢交易的制度與博弈分析及會計尋租分析，探討了不公正經濟與會計假賬成因。

（二）聯系實際、信息量大。為了使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理論分析密切聯系中國社會實際，本書設計了大量頗具代表性的調查問卷、調查表。葉陳剛博士在國家會計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期間，作為課題組負責人之一，設計參與全國性調研活動，取得216家總會計師關于會計職業道德的15大問題60個答案的問卷調查分析數據、323位中國注冊會計師關于獨立審計誠信的15大問題60個答案的問卷調查分析數據和13所高校48位會計專家教授關于會計道德教育的15大問題60個答案的問卷調查分析數據，第8章提供了關于目前中國企業信用狀況的625份調查問卷，集中反映10大問題40個答案結果的統計數據，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進行富有成效的整理與分析。這是本書最大的特點。本書還大量引用了相關鏈接和實例，極大地豐富了本書的閱讀信息量，從而為本書的理論闡述提供大量佐證。

（三）結構合理、層次清楚。本書提出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體系的兩種結構模式，論述該體系如何由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理論子系統和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應用子系統有機構成。前者論述企業倫理與會計道德理論基礎、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規范體系；后者論述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實踐活動、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機制及環境。筆者認為，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工作應借助倫理道德建立強有力的自律機制與他律機制，以提高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管理水平。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涉及道德問題中最核心的部分。這些對于企業員工或會計人員成為致命的道德困境問題，對于其他專業人員乃至一切從事經濟與管理活動的人員來說也都可能是難以回避的遲早要面對的問題。希望本書能夠使企業員工或職業會計人員以及關注此事的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倫理道德問題的深刻意義以及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文化重建過程的長期性與艱巨性，并把人格信譽、行業自律和執業操守當作自己的生命一樣永遠珍惜。

三、《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的體系結構與基本內容

《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一書分十一章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對企業經營活動與會計工作中的道德現象及其規律性，即企業倫理行為與會計職業道德活動展開全面研究，以期科學地揭示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的本質特征、職能作用及其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第1章“緒論”中，介紹道德的特點、演進與當代道德淪喪的困惑、說明企業倫理的研究內容和任務、會計職業道德涵義、特征及其職能，明確企業倫理與會計職業道德的研究方法、研究背景與主體構架。

在第2章“企業倫理與會計假賬的道德透視”中，探討企業倫理道德的功能與原則、契約經濟、道德契約與信用機制，展開“道德滑坡”及會計敗德行為分析，辯識權錢交易、腐敗及尋租與會計假賬的關系，進行不公正經濟與會計假賬成因探析。

在第3章“企業倫理道德原則”中，指出企業倫理道德原則的特征與要求，認為推行集體主義原則旨在形成企業團隊精神、依法為民理財原則是企業活動終極目標、誠信為本原則是經商理財之靈魂、廉潔奉公原則是經商理財活動之行為準繩。

在第4章“企業對外經營倫理道德規范”中，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本質是道德責任，論述企業經營的道德規范，在企業與購銷客戶之間明確顧客就是上帝，企業與競爭者之間要做到互惠互利、實現雙贏。

在第5章“企業內部管理倫理道德規范”中，分析倫理道德規范的特殊管理功能，在企業與投資者之間實現委托經營、信息對稱，在企業與員工之間體現同舟共濟、風險共擔的思想，說明了企業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規范。

在第6章“企業信用管理制度”中，進行企業信用管理制度模式的比較與選擇，展開了中國企業信用狀況的625份問卷調查分析，探討我國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創新的途徑與內容。

在第7章“會計職業道德教育”中，指出應大力加強會計職業道德教育，進行了關于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的48位會計專家教授問卷調查分析；認為應從重視會計職業、提高會計地位，尊重會計人員、配合會計工作，利用會計信息、做好經營決策，遵守會計法規、強化會計責任等方面為會計行業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在第8章“會計職業道德規范”中，分析市場經濟對會計職業道德的影響，開展了關于會計職業道德的216家企業總會計師問卷調查分析；重點提出會計職業道德規范要求主要有：恪盡職守、愛崗敬業，當好參謀、參與管理，如實反映、正確核算，遵紀守法、嚴格監督，堅持準則、不做假賬，公私分明、勤儉理財，保守秘密、內外協調，大膽改革、講究效益。

在第9章“注冊會計師審計職業道德規范”中，探討加入WTO后中國注冊會計師市場面臨的道德問題與對策，進行了關于獨立審計誠信的323位注冊會計師問卷調查分析；重點提出注冊會計師審計審職業道德規范要求主要包括：超然獨立、客觀求是，公正審計、廉潔守法，誠信為本、操守為重，嚴謹執業、踏實進取，保密守時、收費合理，公平競爭、協同發展，服務社會、追求卓越。

在第10章“會計職業道德管理機制”中，指出制度安排目的是權衡會計人員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介紹會計職業道德自律機制和他律機制，說明會計職業道德自律與他律的辯證關系。

在第11章“會計職業道德實踐活動”中，比較會計職業道德行為的特性與選擇，分析會計職業道德檢查與評價，提出會計職業道德修養的實踐原則與方法，探討如何錘煉與發展會計職業道德品質、會計職業道德境界層次與升華的途徑。

本書在內容安排、體例設計、寫作方法等方面與國外教材接軌。采取彈性的教學內容與學時安排，便于教師根據不同情況授課。結合管理、經濟、法律、MBA、MPAcc專業教學特點，每一章都配合以網絡鏈接、實例與案例討論題，便于學生課堂討論，以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二篇：青少年社會工作倫理困境

青少年社會工作倫理選擇的案例分析討論

一．案例涉及的倫理問題

保密原則:

社會工作者不應該向他人，如校德育處透露服務對象關于某年級個別學生再收保護費的事.自決原則:

社會工作者應該尊重案主決定,未經允許不向校德育處和老師告發此事.保護生命原則:

若告發此事或是與收保護費的學生接觸沒有預期的效果,案主或是被收保護費的學生是否會受到人身威脅,涉及生命安全.個人優于團體的原則:收保護費時間若被披露調查,案主的利益和學校的利益是否會造成沖突,學校管理或是聲譽會受到影響.二．可能的應對方案和利弊評估

首先,若要找出應對方案,要分析服務介入的各個過程及參與其中的各方.雖然服務對象是固定的案主,但是所牽連的利益群體眾多 ,如被收保護費的學生,學校老師,校德育處,收保護的學生及其家庭成員等.其次,從各個群體角度出發分析不同方案可能產生的影響.方案一: 從服務對象案主方面介入

1.詢問案主是否愿意將其提供的某年級學生收保護費一事透露給校方德育處,若案主同意,則可以和校德育處或是班主任老師直接聯系,共同商討解決辦法.在這過程中,雖然已經求得案主同意遵守了保密自決的原則,但案主保護生命安全的原則仍須注意,并應處理好案主利益和學校利益的關系.2.案主可能希望青少年社工可以通過匿名的方式將事件透露給校德育處或是班主任老師.并不希望暴露自己.面對這一情況社工可以采取寫匿名信的方式向學校反映此事.若采取該種方案,不僅可以保護案主隱私,而且也可以幫助校方了解此事并尋找解決辦法.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到,此事揭發后學校采取行動可能產生的后果,如果學校沒有用適當合理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被收保護費的學生可能會受到威脅,其中可能包括案主,學校的聲譽也會受到影響,青少年社工此時就會處于一種尷尬的情景。

3．案主并不希望將此事通過社工透露給校方，如果是這種情況社工就要尋找其他解決方式。

以上三種可能都是先通過案主同意，都遵守樂了案主自決的原則，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案主隱私。

方案二：從校德育處或是校方老師方面介入

如果未經案主同意向校方透露此事件。不僅違背了保密原則，案主自決的原則。如果案主知道是社工透露的話，很有可能摧毀社工與其辛苦建立起來的信任服務關系，導致社工工作難以進行。

故此在沒有嚴重危害到案主生命安全時可以嘗試通過與校方其他老師閑聊來了解學校對這種事情的了解程度和解決程度和相應的解決方法。若學校知道這件事，社工就可以協助學校了解調查處理此事。這種情況不僅保護了案主也讓學校可能會有較好的解決方案，是較為理想的一種情況。

如果學校的確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可在社工與學校有較好的契合關系，校方可以保護社工的前提下向熟悉青少年社工工作服務原則的老師通過閑聊等方

式透露有關情況。但仍需要保護案主隱私，生命安全。方便社工日后工作的順利進行。

方案三：從收保護費的學生介入

該方案可能需要了解收保護費學生的具體情況，包括學生在校的表現，家庭背景等信息。較為保險的方式是能通過一些私下的方式先對這些學生信息有所掌握，通過收集分析這些學生的具體情況在采取進一步工作。

如果沒有做一些相關學生的功課，直接與其接觸，可能他們并不會理會社工，更不會配合社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社工不僅“出賣”了案主，被收保護費的學生也可能受到威脅，可能包括案主。這種行動方式雖然看似避開了案主保護到案主隱私。但收保護費的學生的反應會直接影響事情的發展，再加上如果社工對其沒有充分的了解，各方利益都會受到牽扯，很有可能加重事態的發展。所以這種方式是較為不明智的做法。

另一方面，社工從收保費的學生入手也可能會有積極的回應。他們知道收保護費這事不僅是違反學校規定，損害他人利益，也不利于他們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可能是出于一些情況不得已做出的行為決定。如果是這一種情況社工就可能就需要進一步了解學生和其生活環境，幫助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這時收保護費的學生也會成為與該事件相關的另一個案主。收保護費這事也會較為順利的解決。方案四：

社工或許可以通過對一些收保護費信息的了解制造一種情況，造成一種“無意”遇到收保護費這事。但如果社工沒有充足準備也沒有相關的危機或是突發事件應對能力，該方案也是比較冒險的。但不得否認的是，這也是問題解決得一種思路。

以上提出的各種方案，從不同介入角度分析了采取不同措施可能遇到的倫理困境，也進行了相應的利弊評估。不論是哪一方案，社工都會遇到或多或少的倫理困境，方案的制定也會對事情的發展有一些較為理想的假設，另一方面，該事件涉及的群體較多再加上個群體的具體反映也有多種情況，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假設控制變量的方式提出一些行動方案，但在實踐中的真實情況會或多或少的超出預期計劃，這一點也要求社工有良好的專業素質和事件處理能力。

面對這一事件沒有完美的解決方式，整個事件的發展可能還會牽涉到更多人或是相關機構，社工也可以根據情形發展形成多種其它介入方式，多方入手，共同協作處理此事。在倫理問題方面我們不可能有絕對好的處理方式，只是追求相對合理，將風險將到最低，合理可行的方案。所以對事件的了解風險的評估在此顯得至關重要。再加上問題的對象也屬于青少年時期的學生，雖然他們做的事是違反校規，不利于他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保護他們，幫助他們改正促成其健康成長。

三．做出倫理選擇并且確定實施方案

在較為充分的小組分析評估之后，青少年社會工作者按照基本的倫理選擇原則，案主的生命權由于其他利益保障。雖然在案例中沒有涉及到會有對案主直接人身安全的危險。但在行動中予以重視。其次自決原則就要求最開始是需要與案主進行協商的，不論案主是哪一種決定，社工都需要予以尊重并告訴其透露信息可能存在的風險利弊，另外案主透露給社工此事可能是希望社工能解決此事，可能是出于對自己隱私利益的保護不希望被牽扯。在案主隱私方面無論是采取哪種行動都予以最大程度的保護。

如果案主拒絕信息透露社工只能尋求其它渠道，但從案主入手可能是

較為保險的方式。

在具體的案例中，案主，學校系統，收保護費的學生及其家庭系統，被收保護費的學生，已經發生的收保護費事件等因素都會影響社工做出具體的行動方案，社會工作者因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和風險，靈活應運專業技能，協調各個環境系統之間的關系，積極尋求各方配合，較好地處理此事。

第三篇：安樂死倫理困境之探討

安樂死倫理困惑之探討

摘要：“安樂死”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非常敏感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從醫學技術的角度來看，臨床實施安樂死并不復雜，但由于安樂死涉及生物學、醫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爭論曠日持久。而且安樂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倫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爭論尤為激烈。關鍵詞：安樂死 倫理

每個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權利。但人有沒有死的權利，或者委 托他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安樂死問題隨著時代發展和觀念變遷而出現，并日 益演變為法律、醫學、哲學、倫理等學科領域的重要研究對象。似乎很少有一個 問題同它一樣，引起如此多的爭論。[1] 一 安樂死的定義和分類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語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適或者沒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福”的死亡。[2]現在安樂死的定義已經不同原來簡單的意思。關于安樂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學者都給予過界定，這里不一一贅述。

一般根據患者主觀意志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安樂死分為自愿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經希望安樂死或對安樂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實行的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是指在病人無法做出判斷，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愿望時由他人采取認為合適的手段或者中止醫療措施而實行安樂死。

根據安樂死實施手段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安樂死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指采取積極措施，如給患者注射過量的麻醉劑或者藥物來加速其死亡進程：消極安樂死是指對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 安樂死的倫理困惑

1個人有無權利選擇死亡？

每個人都有生命權，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權是否包含對死亡選擇的權利或死亡權則是有爭議的。

從絕對自由的觀點看，人對自己的生命有處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張享有他人的生命，而這也包括了對死亡選擇的自由。但個人權利不能妨礙他人、集體、社會的權益。而行使死亡權必會損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親人權益，使親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醫生違背救死扶傷的準則 ；最后也會帶來社會問題。[4]可見，人可以有死亡權，但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享有。對于那些無法醫治，終日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瀕死病人，在不違背自身利益，同時也不對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損失的前提下，安樂死來終止生命。對病人這種清醒的自主的“優死”選擇，社會應該保護，醫務人員和家屬應該給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樂死的申請主體是否僅限于本人?親屬或親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樂死的申請?與其他權利不同，生命權是始于出生而終于死亡的，這項專屬于個人的人身權，不能轉讓，也不能被代理。因為，誰都無法知道怎樣的決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為，即使表面上對被代理人有益，實質卻傷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復性，只有本人才能決定何去何從，這不僅是對人格的尊重，也是對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樂死相對來說，涉及的問題更加復雜，需要學術界更加深入的討論，因此現在普遍來說，安樂死申請的條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對代理提出安樂死的情況其附加的條件與審核要更加嚴格。

現在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對于自愿安樂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確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傳統倫理道德強調關注行為的主體,是為自的道德。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強調關注行為的客體, 是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樂死的人,更多的是考慮到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 減輕國家的醫療負擔等, 很少考慮自己的權利。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自愿或許不是那么純粹的。[7]對于病人來說，在有限的醫學知識及條件的情況下或由于醫生的誤診，可能會是其認為自己已經瀕臨死亡。其實對于瀕臨死亡的界定比判斷死亡的難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遺囑來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遺囑”也存在問題，一個人的決定會隨著環境、心情、病痛、經濟、感情等諸多因素而發生改變，那么怎么能保證訂立“生前遺囑”時的決定與患者昏迷后的決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遺囑”容易被偽造，在我國公證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識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單憑一紙書據就決定生命的[6]處置。

3安樂死對象確定的困惑

安樂死的對象是否僅限于絕癥瀕死者，對于出生時有嚴重殘疾、智力障礙的嬰幼兒、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殘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樂死的對象? 有人提出，嚴重殘疾、智力障礙的嬰幼兒、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殘疾人無法正常生活，遭受來自社會的歧視，身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應該基于人道主義的原則，給他們實施安樂死。這些人原本就是弱勢群體，如果國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樂死, 那么很容易就會形成一種全社會對這些人提出安樂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動機的漠視的現象: 人們并不關心當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關心是否提出了安樂死的要求。于是節省醫療費用作為安樂死的真正動機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護。[8]

相對于自愿的安樂死，上述對象的非自愿安樂死可能從倫理學上無疑是更具爭議的。當解除痛苦與延長生命之間發生矛盾，延長生命則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則生命不再，無論怎樣都是一個次道德的選擇：即違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講仍是負面的。[9]社會輿論對其家屬的動機可能產生質疑，可能會給那些真正是為病人考慮的家屬帶來精神上的壓力和道德的指責。因此，對于安樂死對象的確定雖然有了一定的范圍，但能夠得到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可能就是絕癥瀕死而又萬分痛苦的患者，對于其他對象可能就要具體分析和考慮。4出于何種目的的安樂死才合乎倫理與道德？

贊成安樂死的論點主要是基于是生命價值等方面考慮的，生命價值包括生命存在價值，生命質量價值及生命社會價值。[10]對于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病人，他們的精神和軀體都處于極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療措施除了維持和延續他們的生命之外，絲毫也不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對這些病人來說，生命即將不復存在，而生命質量又無法保障，對家庭及社會又無所價值。因此，選擇安樂死可能既是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們的利益。[11] 但是，同時也應看到安樂死的目的在實踐中可能是極其復雜的。在西方國家，人的尊嚴可能相對于痛苦來說占得比例要更大。據荷蘭的雷米林克報告顯示 ,在所有要求實行安樂死的患者中 ,將疼痛列為動機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沒有人把疼痛作為申請安樂死的惟一理由 ,荷蘭患者要求實行安樂死 的主要原因是喪失尊嚴的感覺。[12]即使這樣安樂死在西方仍然爭議很大，比如像荷蘭那樣醫療體制相當發達的國家，安樂死的實施也存在大量的問題，可能涉及到利益問題。[13]而相比之下，在中國相對經濟基礎較差，醫療保障未普及，學術界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仍是不夠徹底,而且關于安樂死問題的恰當理解沒有普及而使得國人對安樂死的誤讀與謬見不斷，如何保證這種出于經濟原因而不是因為病痛難忍或出于尊嚴提出安樂死不會演變成因貧困而要自殺或他殺。[14] 5安樂死是否有悖于醫德？

傳統醫學倫理觀認為：醫生的神圣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醫學的目的就是維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質量也應不惜代價去延續它。試想，當醫生面對的是身患絕癥承受著極端的痛苦的病人，他們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請求，醫生是應該出于人道主義實現病人的愿望，還是恪守傳統的醫德，漠視病人的痛苦，無謂的延長他痛苦的生命。從這個角度講，安樂死其實是對于人性更深層次的注解，是對人權更高層次的尊重，它并不違背人道主義和醫生倫理道德，而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和升華。從這一角度來看可能并不違背醫德。[15]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想到, 如果安樂死成為一種常規行為, 那么某些醫護人員的心理弱點很容易就會暴露出來, 安樂死被濫用的風險就要增大, 這樣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關護,而成為某些醫生對無法救治疾病的常規處理手段，而誤導家屬及病人同意安樂死，這與醫護人員的職責和職業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此，雖然安樂死有一定的倫理價值，但醫生的職責并不包括積極建議病人選擇安樂死。三安樂死的立法

通過分析安樂死在倫理方面的幾個困惑，我們可以看到在安樂死似乎還沒有得到更為深入細致的探究。同時不少學者擔心，如果匆忙地為安樂死立法使之合法化，安樂死被濫用和誤用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法律規定患者有安樂死的權利，但是并不意味著醫生或者其他人就有滿足其實現安樂死的義務。[16]因此安樂死立法問題須慎重而道遠。

第四篇：新聞媒體職業道德缺失及維護

新聞媒體職業道德缺失及維護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新聞事業的快速發展，新聞媒體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影響了新聞媒體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有些新聞媒體經不起社會的各種誘惑，頻頻出現喪失職業精神和違背職業道德的現象。因此，將分析新聞道德缺失的原因并且探討有效的防范和守住新聞道德底線的對策。

關鍵詞 新聞媒體 職業道德 人文關懷 原因對策

一、新聞記者道德失范的表現

2011年10月22日晚上，聯防隊員楊喜利手持鋼管、警棍闖進王娟(化名)家中，一通亂砸后，對她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奸。她的丈夫楊武(化名)則躲在幾米外，不敢做聲，眼睜睜看著妻子遭此橫禍，一個小時后才悄悄報警。這就是深圳聯防隊員強奸案。此事件最初是由記者揭露出來，使楊武一家的命運迅速得到了政府的救濟。但是，在這起惡性事件的報道中，部分媒體喪失新聞道德倫理，沒有去尊重和保護一個受害人的隱私，使楊武一家引來無數目光追逐，他們的隱私被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這是媒體給他們造成的第二次傷害。類似這樣的媒體給事件當事人造成的二次傷害已經發生過多次，不久前的“小悅悅事件”中，大家集體指責“18個冷漠的路人”見死不救，并“人肉”這18人的籍貫、住址、電話，還有網友上門，拿著攝像機邊拍邊罵。“不幸”成為“十八分之一”的廣佛五金城的那幾個店主，生活完全被打亂。

再者，零八年的汶川地震及更早的“9·11事件”媒體的表現更是讓人失望。世界各大媒體滾動回放播出災難發生時的恐怖情景，結果使幸存者和當事人對災難情景不斷地重復體驗，構成新一輪新的心理創傷性應激和不良暗示。

這種因為媒體的道德失范導致受害人二次傷害或者直接侵犯了其權益的行為在當今的新聞報道中并不少見。這些都是新聞媒體報道沒有人文關懷的表現。

二、新聞媒體道德失范的原因

1、媒體從業者素質和行業管理缺陷

近年來，隨著我國新聞事業的快速發展，各路媒體為了更加及時、快捷、大信息量地獲取新聞，招收了大量新人擴充到記者和編輯隊伍中來，其中許多人并不十分了解新聞媒體的各種基本操作規范，有時甚至是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常識性知識的儲備，當然就更談不上具有更高層次的職業素養、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了，使得龐雜而混亂的新聞隊伍職業道德水平整體下滑。

再次，新聞媒體的行業管理存在明顯漏洞，某些極度缺乏人文關懷的新聞稿和鏡頭在追求最大化的“轟動性”、“可讀性”原則下被刊登播出，違背了新聞職業道德準則。

2、經濟利益的驅使。

新聞傳播引入市場因素之后，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對新聞傳播產生強大的沖擊，部分新聞工作者受其影響，為迎合受眾的獵奇，偷窺心理，使報紙發行量、網站點擊率、電視收視率迅速飆升，在短期內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忽視了新聞對社會及受害者的負面影響，只求自身眼前實際利益，放松了對自己素質和職業的嚴格要求。

3、傳媒定位的不清晰

新聞傳媒在理論上是大眾的引導者和教育者，但在實踐中，它們受市場利益的驅使，經常為了追求“賣點”濫用新聞資源。從而使新聞傳播缺乏人文品位，對新聞事件的報道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了傳播活動的急功近利，新聞報道有失偏頗和膚淺并對新聞事件當事人造成負面影響。

三、新聞媒體道德失范的對策

1、加強媒介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建設，不斷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包括高尚的情操、堅守良知、維護正義。

新聞報道中要注意人文關懷與受眾知情權、隱私權之間的平衡。為實現對受眾知情權的滿足，媒體的人文關懷有時會與被報道對象的隱私權發生沖突，嚴重時還會訴諸于法律。因此要加強媒介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建設。在進行隱陛采訪時要把握什么應該曝光而什么不應該，把握好“度”，以充分體現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誠然，記者的職責首先是客觀報道新聞事件，但是透過記者的報道，受眾也需要感受到鏡頭背后、文字背后作者的善良動機，即記者對自己報道的對象——人，要有基本的人文關懷，有人情味。只有這樣，受眾才能認同記者所要報道的事件。否則，透過新聞報道，受眾感覺到的是記者對自己報道對象人文關懷的冷漠、缺失。加強新聞采編技術方面的監督和限制

在可能造成被采訪人隱私等權利受損或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的新聞報道中，要注重采編技術的具體操作層次的把握。在傳播內容的表現上，要進行一些必要的技術處理。比如“馬賽克”效果和化名的運用，特別是要遵循公共場合對一些未成年人的采訪。其次就是要注意隱性采訪的節制運用，在進行隱性采訪時要把握好所曝光內容的“度”，以充分體現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決不能借口隱陛采訪任意侵犯公民的名譽權、隱私權。

3、規范管理，完善法律法規，促進新聞法制化建設，對媒體行為進行監督

對于我國新聞報道人文關懷缺失的現狀，社會要有所作為，要設立明確的規范或法規，并保證這些規范的執行。通過立法來進行強制性制約，使中國的新聞事業走上符合新聞傳播規律的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只有這樣，在一個理智、人性化的社會中，新聞媒介才能保護公眾利益，而不是傷害。

4、新聞媒體應該加強媒體道德自律

新聞傳播活動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法律規范無法對復雜的社會進行全面周詳的規范，不能觸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法律對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的約束是有限的，往往只有在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出現較嚴重的違規行為時，才起規范作用，更多的時候，只能靠新聞工作者自我的約束，通過新聞從業人員處于良知、道義、社會責任以及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即新聞自律來推動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所以，我們要加強新聞工作者自律，以及行業內部的監督，進行新聞職業精神和職業規范的教育。

總之，在社會進步和時代發展的今天,新聞已成為人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聞工作者擔負著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的重要任務，要完成其傳播任務，就必須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新聞記者的職業精神，加強新聞媒體的人文關懷，樹立新時期新聞媒體的嶄新形象。

參考文獻：［1］譚誠訓．社會道德底線與媒體的道德責任［Ｊ］．新聞倫理與職業道德，2007，（１）．

[2]《論記者的職業道德修養》，浙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 2005年11月.

第五篇：公務員職業道德倫理探析

公務員職業道德倫理探析

張 鵬(中國人民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北京 100872)

摘要:公務員職業道德倫理是公務員在公共行政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共同的行為準則及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的總和。公務員職業道德,通過道德規范控制公務員的公務行為且可以檢驗;公務員職業倫理較難制定明確的規范和行為標準,但它是公務員在執行公務中保持共同的行為準則、共通的思維方式和共有的處理問題方法的基礎。社會的發展變化,對公務員職業道德倫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使職業倫理 成為公務員培訓的難點。

關鍵詞:公務員;職業道德;職業倫理;道德規范

一、公務員職業道德倫理的涵義

公務員道德倫理是社會道德形態中的一種,是指公務員在公共行政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共同的行為準則規范及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的總和。公務員的品質,即行為所顯示的思想品性認識等實質反映了其倫理道德的性質。

1.公務員共同的行為規范:是指公務員必須統一遵守的一定倫理標準下的行為方式。它對公務員的日常公務行為作了具體的規定與限制,有統一的標準,以衡量公務員行為是否符合行政職業道德。通常包括組織紀律觀念、思想作風、以及職業規范等。

2.公務員共同的價值觀念:是指一國內或一個具有共同社會基礎的各國間的公務員之間,必須具有的相同的信念和統一的追求。是包括“共同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策與法制觀念、組織紀律觀念等”。這是國家發展目標的個性化和具體化。用目標管理的觀點看,這也是公務員分清職責、明晰工作目標所必須的,以確保政府領導人民向統一的目標前進。例如歐盟對其成員國公務員培訓的統一指導就是基于這一點。

3.公務員共通的思維方式:是指基于相同價值觀念基礎之上的,對追尋共同的目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采取標準化、規范化的思考方式和處理問題程序。也是公務員依法行政,規范行政以及對公共服務進行質量管理的要求。

公務員職業道德品質的教育培訓就是為達到上述三個目標而對公務員進行的強化教育,是公務員人事政策中的重點。從操作層次劃分,又可以把達到上述三個目標的教育培訓內容分為職業道德規范部分和道德品質部分。

二、公務員職業道德規范

要保證能夠得到按照通行科學標準所認可的客觀衡量結果,從而得以進行監督、管理和制約,就需要對道德層面進行劃分,即對道德中的價值作適當分離,使之分屬不同層面去處理。從價值范疇分割出“規范”性的標準。而規范性的標準層面與管理或制約目標的操作層面能夠達到契合性,從而為管理或制約的可行性打下基礎。

從思想的程序說,一般性的、常常是抽象的并可作不同解釋的理想目標是‘價值’,而特殊的且具體的標準便是‘規范’。自由、平等、正義等理想目標都是價值,但社會對其的具體解釋或理解存在差異甚至爭議。中外對公務員的道德價值理念方面也存在種種差異,而且這些差異或爭議大都不能得到簡單答案或解決方案。‘規范’比較切實就在于其在若干時期內都有實現和檢驗操作的可能。例如世界各國在價值理念上雖然有種種差異,但都認為公務員在其職務身份下的行為中,如對自我財產的處理方面、在對親屬的關系方面、在以公職身份所參加的活動方面等等都必須受到限制和制約。對此進行的種種規定、監督等各種適當的措施等都是應具有明確的標準和規范。這些規范都是可以操作的,即可以檢驗,可以衡量,所以是有實現可能性的。特別是這些規范是與公務員的職業身份和職務活動密切相關的,它屬于職業道德規范范疇。可操作性的道德規范也相應易于監督,因而也能夠對公務員的公職活動進行限制和制約。

三、公務員職業倫理

屬于道德理念層面的問題,比較難以制定明確的規范和行為標準。但是,它為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保持共同的價值理念、共通的思想行為準則和共有的處理問題的框架程序打下基礎。此外,職業倫理是公務員在面對社會難點問題和新形勢下的新問題時能夠導致思想觀念的溝通、相互協調、齊心協力完成任務的內在凝聚力的源泉。例如,公務員在公共政策中對于價值沖突的社會復雜形勢下如何實現公正、公平的行政和政策實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倫理層面的觀念。對此進行啟發性、實證和交互性討論和情境模擬是很有意義的。這部分內容不直接和簡單地評定對錯、是非標準或者得出結論,而是提高公務員的思想深度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這個國家在發展中團結一致、克服困難、獲得成功的內在精神力量的源泉。

從國際范圍來看,社會的發展變化始終對公務員職業倫理帶來巨大挑戰。1.公共行政中的道德倫理難題。公務員在其職業生活中始終面臨價值困境。對此,在對公務員培訓中將公務員發展個人職業生涯與樹立公務員應有的注重公共利益的意識、注重法律與社會秩序的意義,注重公正公平的理念緊密相連。把公務員在其終身的職業生涯中始終面臨的價值選擇的困境問題作為培訓的焦點,這是使公務員能夠在公共行政中保持廉潔勤政、正直奉公,履行公務員的法定義務所必須具有的品質修養。由于社會的復雜性,在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中注重對具體行政行為規范的遵守與執行只是道德品質的一個層面,也是其中較容易處理的方面。另一方面,對一些基本原則、理念的引導和遵循才是培訓要達到的最終目的。因為面臨道德和價值理念沖突中的行政是公務員職業中最艱難和最具挑戰性的難題。哈佛大學在其管理領域內的各門課程中都有份量不等的關于道德倫理的討論。例如對在職公務員培訓項目中公共部門高層主管的領導學培訓中研討:“領導科學僅僅是傳授技能和工具嗎?是否也教授價值和品質?什么是領導學教育的道德規范?”等問題。在政策科學中研討和學習分析公共政策中包含的價值觀念問題以及在政策分析中的內在價值分析。這些問題都涉及深層的道德理念。

2.新價值倫理。在面臨重大的社會發展變化時,價值倫理也要隨之發展,并使全社會,包括公務員和公眾知曉和信仰,才能在新形勢下保持凝聚力,獲取前進的內在精神力量。例如,歐盟在當前的培訓中強調建立歐洲公民共同價值觀,歐盟關于培訓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一體化的新歐洲的共同價值觀是:人權/人的尊嚴、基本自由、民主合法性、和平與反對將暴力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尊重他人、團結精神、公平發展、機會平等、理性思想原則:實證的道德倫理(theprinciplesofratio-nalthought:theethicsofevidenceandproof)、保護生態、個人責任。歐盟還提出應對新技術給社會造成的恐慌和緊張不安等影響進行技術倫理方面的研究。歐盟研究報告指出,新形式的歐洲一體化下的合作必須教育和培養這些價值觀,作為增強教育培訓的明確主題,并且,這不是一個課程或一位專門教師講授的題目,這是所有教育者的任務。3.經濟轉軌國家的道德重構。其中尤其是一些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期的國家,建立社會規范的道德和價值標準形成一致的目標就更為重要。歐立陶宛的公務員培訓中心(PATC)、拉脫維亞的拉脫維亞在美那學院(SPA)、羅馬尼亞的國家政法與行政管理學院(NSAPA)等都把歐洲統一的前景合作作為各國政治發展的目標,這也成為其歐洲大陸各國公務員培訓中的價值觀念的重要特色。他們對公務員的培訓提出要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形成整體觀念的要求,要求公務員具有共同的歐洲標準,信奉統一的歐洲新理念。面對經濟和社會轉軌與未來的知識經濟與信息資訊的時代,要求其公務員必須具備適應社會的道德品質能力以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例如拉托維亞的人際關系心理學與倫理道德課程設計了公共服務中基本道德倫理概念和有關公務員的道德行為的要求,其中包括了若干個課題:價值觀的確立、溝通的方法與類型、平衡心理學、人際互動、沖突與沖突的解決、人格心理學、道德與道德價值觀、公務員職業道德等。4.科技倫理。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風險將是科學技術帶來的新型風險,如生態破壞、污染、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的潛在危險。人類對科學技術帶來的利益知之甚多,而對風險卻知之甚少,譬如實驗室中的基因拼接或重組造成的細菌突變會否形成現實社會中對人類的致命傷害(由于人類缺乏這方面的自然免疫力或抵抗力)等疑問。從70年代起,國際科學界和社會各界一再因此發生激烈的爭辯。政府和法律很難對其管制,因為象生物技術這樣領域的技術研究及產品范圍十分廣泛,從藥品、經濟作物到克隆高級生物,要靠一項政策或法律來管制幾乎是不可能的,人類需要對導致科技風險的領域起指導和制約作用的相應的科技倫理。

科技風險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利弊共存的問題,但如何權衡利弊,即使對專門致力于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家而言,也是一項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挑戰性任務。并且,處理科技風險不僅是科學家的事,而是社會公共事務,因為它牽涉到對倫理問題的現實技術處理,譬如對人的生命價值等深層問題,并且是在信息不全、條件和因果關系情況不確定的情況下,這是非常棘手的重大社會問題,需要由處理公共事務的負責人承擔,這就是為什么科技倫理應該是公務員教育培訓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哈佛政府學院的政府倫理課程的設計中可以看到關于科技倫理方面的主題。實際上,應該在任何科技領域的研究中都進行倫理方面的討論和指導。人類社會面臨的困境,是21世紀的新技術問題人類對此才剛剛開始了解,而與此同時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飛速發展變化。但無論如何,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必須邊學邊干,在學習新的科技知識的同時為構建相應的技術倫理和與之相配套的社會制約監督機制打下基礎,以共同維護人類的長遠安全和福祉。

5.新公共管理與道德。世界正處于巨變中: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發展走向更加開放和多元化的道路;民眾獲取的信息量越來越大超過了政府控制的范圍,從而對政府的決策和效率、公共道德、倫理價值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全球一體化和非集權化的趨勢以及國際性組織(聯合國等)和區域性組織(如歐盟等)以及其它公共組織影響的廣泛和加強,公共管理中的分權和權力下放,公私融合的公共服務供應方式與企業化管理等等都與傳統公共行政責任發生沖突。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需要構建和倡導新的公共道德倫理價值。

1999年7月在英國文官學院舉辦的國際行政學會第一次專門會議以“公共行政責任:協調民眾、效率和道德”為主題探討了新形勢下公共管理中的道德倫理價值問題。針對公共權力的誤用、濫用和腐敗的控制,如何保證公共資源為民造福;如何提高公共項目的效率和效益中的責任,行政文化、倫理價值和道德規范間的關系應是公共行政解決問題的關鍵。

參考文獻:1]中國人事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司.外國公務員制度[C].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1.2]黃達強,朱慶芳.各國公務員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3]徐振寰.外國公務員制度[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4]徐振寰,王曉初.世界各國公務員比較[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5]鮑靜.公共行政責任[J].中國行政管理,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