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規范仲裁協議的效力研究

不規范仲裁協議的效力研究

劉璐

【內容摘要】實踐中，大量存在的不規范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不僅是糾紛當事人爭執的焦點，也是一直困擾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的一大難點。在這些仲裁協議的效力中，意思自治原則應當得到充分體現，當事人為解決爭議而選擇仲裁方式的意愿應當得到尊重。合同解釋規則在不規范仲裁協議上應有適用余地。

【關鍵詞】仲裁協議 不規范仲裁協議 意思自治 合同解釋

作為解決爭議的一種方式，仲裁因其專業性、靈活性、保密性、效率性和自愿性而倍受糾紛當事人的偏愛。適用仲裁方式解決民事糾紛的邏輯前提是當事人間訂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協議。我國《仲裁法》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仲裁協議應當具備的三大要素，即“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實踐中，當事人所訂立的仲裁協議缺乏上述內容或上述內容表述不明確的，不在少數。這些不規范的仲裁協議是否也能確立仲裁機構的管轄權并排除法院的管轄權，不無疑問。我國仲裁法律中并無統一規定，學說見解也頗不一致。本文不揣淺薄，就幾種主要的有瑕疵的仲裁協議的效力一陳管見，以求教于同仁。

一、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的仲裁協議的效力分析 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的仲裁協議在實踐中較為多見，如仲裁協議約定：“凡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或者請求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或者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對這類仲裁協議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關于當事人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法經〔 1996 〕 110 號)答復中指出：“雙方當事人之間合同中解決爭議的條款既涉及涉外仲裁機構仲裁，又約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訴，按照本院有關司法解釋，該仲裁約定無效”。最高人民法院認定仲裁協議無效的理由是，我國實行或裁或審原則，仲裁和訴訟兩者之中當事人只能選擇其一，仲裁和訴訟不可能同時進行，而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沒有排除法院的管轄權，雖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但也有訴訟的意愿，因而當事人的仲裁意思表示不是明確的、確定的。據此，仲裁和司法實踐中，法院和仲裁機構多以這類仲裁協議違背或裁或審原則為由而否定其效力。筆者對此不敢茍同。

首先，從探求當事人的真意出發，當事人在該仲裁協議中傳達了將其糾紛提請仲裁的意思。該仲裁協議中的前半部分包括了“請求??仲裁”(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凡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仲裁事項)、“北京仲裁委員會”(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完全符合上述仲裁協議三要素的要求，當事人的仲裁意愿無疑是明確的。

其次，當事人不排斥訴訟，并不與或裁或審原則相違背。因為當事人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或者仲裁，或者訴訟”，“或者??或者”的含義本身就意味著二者擇其一，這就完全符

合了或裁或審原則的要求。這一仲裁條款本身就意味著無論仲裁還是訴訟均不違背當事人的意愿，但當事人只能在仲裁或訴訟中選擇一種方式進行，其實際上是賦予了先提出請求的一方當事人優先選擇仲裁或訴訟的權利，亦即以行為的方式確定管轄權。

第三，“信守契約”是合同制度中的一項基本原則。當事人雙方關于既可以仲裁，又可以訴訟的合意完全是其真實意志的產物，當事人應當受其約束。既然無論仲裁還是訴訟都不違背雙方的意愿，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或者提起訴訟時，另一方當事人不得提出異議。即使其提出異議，仲裁機構或人民法院也應當予以駁回。

第四，直接認定此類協議無效，缺乏法律依據。認定某一合同（條款）無效，應有法律或行政法規的明確規定，這是私法自治的基本要求。我國《仲裁法》第 17 條規定的無效仲裁協議的事由中，并未包括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的情形。《仲裁法》第 18 條也僅是規定：“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對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的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也未置明文。直接將這類仲裁協議作無效認定，顯然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違背了當事人的仲裁意愿。

也有學者認為，此類仲裁協議的效力應當結合當事人的行為表現加以認定：如果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未對仲裁機構受理該案提出異議，則仲裁庭取得本案的管轄權；如果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異議，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達成仲裁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則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請求裁定仲裁協議效力、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若干問題的意見》第 5 條規定：“仲裁協議中同時約定仲裁委員會管轄和人民法院管轄，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另一方提出異議”的仲裁協議應為無效，支持了這一觀點。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這一觀點與認定此類仲裁協議無效的觀點如出一轍，也沒有很好地把握當事人意思表示的真意。

二、選擇兩個或多個仲裁機構的仲裁協議的效力分析

選擇兩個或多個仲裁機構的仲裁協議，如“發生爭議后，雙方不能協商解決的，將爭議提交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或者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有學者主張將此類仲裁協議視為一種內容不明確的仲裁協議。其理由是其中的仲裁機構不確定，協議中提到的兩個仲裁機構誰都不能無可爭議地受理案件。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第一，此類仲裁協議已就將爭議提交仲裁及仲裁事項作出了約定，表明當事人已經具有通過仲裁而非通過訴訟來解決爭議的合意，根據或裁或審原則，此類仲裁協議表明當事人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向法院訴訟的權利。如果簡單地宣告這些條款無效，而由法院受理一方當事人提起的訴訟，則不符合當事人雙方的合意。第二，在訂立該條款時，當事人雙方的意思表示是真實的，合意完全是其真實意志的產物，當事人應當受到已包含了仲裁事項的內容條款的約束，任何一方當事人不能單方面否定該合意的效力，如果簡單地宣告該條款無效，也會縱容違反仲裁條款的行為。在仲裁和訴訟二種解決糾紛的方式上，當事人已經選擇了仲裁，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只是由哪一個仲裁機構行使管轄權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宣告無效。具體由哪一個仲裁機構行使管轄

權，可以適用我國《合同法》上關于合同條款不明確時的漏洞補充制度的規定，由當事人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由最先受理的仲裁機構仲裁。

1996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關于同時選擇兩個仲裁機構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法函〔 1996 〕 196 號)中指出，當事人訂立的仲裁條款中約定，合同爭議應提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或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仲裁，該仲裁條款對仲裁機構的約定是明確的，亦是可以執行的。當事人只要選擇約定的仲裁機構之一的即可進行仲裁。也就是說，這類仲裁協議雖然賦予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仲裁機構對爭議享有管轄權，但這類約定是選擇性規定，對當事人而言，只可以選擇其中一個仲裁機構仲裁，至于選擇哪一個仲裁機構，則由當事人視情況自由決定。在這里，仲裁協議中關于仲裁機構的約定應當是明確的，管轄權完全是可以確定的，這類仲裁協議是可以執行的，有效的。但是有學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復函僅適用于國際商事仲裁案件，不適用于國內商事仲裁案件。筆者認為，1996 年 6 月 8 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貫徹實施〈仲裁法〉需要明確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第 3 條規定：“新組建的國內仲裁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受理國內仲裁案件；涉外仲裁案件的當事人自愿選擇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仲裁的，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可以受理”。該通知明確了國內仲裁機構可以受理涉外仲裁案件。2000年修訂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也規定了原來只受理涉外案件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可以受理國內仲裁案件。因此，我國仲裁機構的受案范圍并無太大差別。在世界貿易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從尊重當事人的意愿，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則出發，國內仲裁協議的效力與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應當同等對待。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復函也應同樣適用于國內仲裁案件。司法實踐中已有這方面的個案。如某科技開發總公司訴某技術產業化中式配套有限公司一案中，雙方簽訂的仲裁協議約定：“若協商不能解決，應提交北京或武漢市仲裁委員會解決”，人民法院即確定，該約定明確，仲裁條款合法有效。

三、僅約定仲裁地點，沒有約定仲裁機構名稱的仲裁協議的效力此類仲裁協議，如“一方當事人住所地仲裁”、“向合同簽訂地申請仲裁”、“由合同履行地仲裁”。對此類仲裁協議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曾下發過三個文件。1997年 3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給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中認為：合同仲裁條款中雙方當事人僅約定仲裁地點，而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發生糾紛后，當事人就仲裁機構達不成補充協議，則“認定本案所涉仲裁條款無效”。1998年 7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給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中認為：“合同中雖未寫明仲裁委員會的名稱，僅約定仲裁機構為‘甲方所在地仲裁機關’，但鑒于在當地只有一個仲裁委員會，即石家莊仲裁委員會，故該約定應認定是明確的，該仲裁條款合法有效”。1998年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給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幾個問題的批復中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實施后重新組建仲裁機構前，當事人達成的仲裁協議只約定了仲裁地點，未約定仲裁機構，雙方當事人在補充協議中選定了在該地點依法重新組建的仲裁機構的，仲裁協議有效；雙方當事人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從上述三個文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對此類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標準似乎寬嚴不一。

筆者認為，在這類仲裁協議中，首先應當肯定的是當事人有將爭議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排除了訴訟；其次，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雖然沒有明確仲裁機構的名稱，但是當事人約定了仲裁地點，通過仲裁地點即可確定仲裁機構。因此，這類仲裁協議有效。應當注意的是，如果約定的仲裁地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仲裁機構，當事人可以申請其中的一個仲裁機構仲裁。當事人向不同的仲裁機構分別申請仲裁的，先受理的仲裁機構有權管轄。

四、仲裁委員會名稱不規范的仲裁協議的效力

按照我國《仲裁法》的規定，當事人在訂立仲裁協議時，必須指明由某個具體的仲裁機構仲裁，否則該仲裁協議不具有可執行性，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個規范的仲裁機構名稱的表述應當是地名＋仲裁委員會，如北京仲裁委員會、洛陽仲裁委員會。實踐中，當事人并不都能準確地表述仲裁機構的名稱。糾紛發生后，一方當事人往往以仲裁協議中約定的仲裁機構不存在、不明確為由提出管轄異議，法院也常常認定此類仲裁協議無效，例如，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仲裁協議中表述“某市仲裁委員會”不存在為由而認定仲裁協議無效。又如，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雙方可提交深圳市有關仲裁機構裁決”，人民法院認為深圳市現有深圳仲裁委員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兩個仲裁機構，故合同中有關仲裁機構的約定不明確，仲裁協議無效。法院裁定的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 145 條、第 146 條。按照該規定，當事人有仲裁協議而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協議無效、失效或內容不明確無法執行的除外，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選擇的仲裁機構不存在，或者約定裁決的事項超越仲裁機構權限的，人民法院有權依一方當事人的起訴而受理案件。

筆者認為，我國《仲裁法》第 18 條規定，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才無效。上引司法解釋的規定顯然與仲裁法相沖突，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前者的效力低與后者。因此，法院否定仲裁條款的效力，直接受理這類案件明顯缺乏法律依據。

從探究當事人的真意出發，筆者認為，不能因為仲裁協構文字表述上的不完整或不準確而否定當事人的仲裁意愿，只要能從仲裁協議的文字上推定或判斷出當事人的選擇，或者從一方當事人的行為選擇上推定或判斷出當事人的意愿，就應當肯定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在這一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經〔 1998 〕 159 號對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批復中指出，該合同約定爭議解決方式是提交仲裁，雖然當事人的仲裁條款中將仲裁委員會名稱漏掉“經濟”二字，但不影響該仲裁條款的效力，有關機構有管轄權。

對仲裁委員會名稱不規范的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各地方法院也嘗試著作出規范。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中指出：“只要該表述在文字和邏輯上不發生歧義，并能夠從文字和邏輯上確定仲裁機構，法院應當對仲裁協議的效力予以確認”。如以下表述可確定為訂立仲裁協議的當事人選擇了上海仲裁委員會：(1)上海市仲裁委員會；(2)上海市政府所屬的仲裁機構；(3)上海市所轄的有關部門仲裁。如以下表述可確定為訂立仲裁協議的當事人選擇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分會(以下簡稱上海分會)：(1)中國國際經濟仲裁委員會上海分會；(2)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3)上海涉外經濟仲裁委員會。對于類似“上海仲裁機構”、“上海有關部

門仲裁”、“向合同簽訂地的經濟合同仲裁機關申請仲裁(簽訂地在上海)”等約定，鑒于在本市同時存在“上海仲裁委員會”和“上海分會”，均可獨立受理糾紛并作出裁決，故上述約定可認定當事人同時選擇了上海仲裁委員會和上海分會。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仲裁法〉若干問題的通知》(西中法〔 1998 〕 12 號)也對此作了類似的規定。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有關裁定也體現了這一精神。如該院在[2001] 二中經仲字第 745 號裁定書中認為：雖然雙方在仲裁條款中約定“北京市仲裁委員會”，比現在的“北京仲裁委員會”多了個“市”字，但北京市僅一家仲裁委員會，雙方不會產生歧義，亦不影響雙方提請仲裁的意思表示。根據《仲裁法》第 16 條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對爭議的解決已經達成了一致的仲裁協議。

當事人指定的仲裁機構有錯誤，或未明確指定具體的仲裁機構，或所指定的仲裁機構不可能進行仲裁，但如果能夠從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的其他規定或者有關語言文字和其他情形中能合理地表明當事人在訂立仲裁協議時的真實意圖包含了某個仲裁機構，或能合理地推定仲裁機構的，仲裁協議應為有效。如當事人約定由“北京市著作權仲裁委員會仲裁”。由于我國取消了行業性的仲裁機構，因此并不存在著作權仲裁委員會，但從當事人的仲裁協議中，可以合理地推斷出當事人選擇了北京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因而仲裁協議應為有效。同理，約定“北京市海淀區仲裁委員會仲裁”，也是有效的仲裁協議。因為，我國仲裁委員會不在區、縣級設立，沒有海淀區仲裁委員會，但海淀區屬于北京管轄，應當認定北京仲裁委員會為當事人選定的仲裁委員會。

但是，如果當事人雙方所約定的仲裁協議中不能合理地推斷出受理案件的仲裁委員會，仲裁協議即有待當事人補充，例如，當事人約定“由有管轄權的仲裁委員會”、或“由當事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仲裁”，再如約定的地點根本不存在仲裁委員會的，例如，約定“開封仲裁委員會仲裁”，而開封根本不設仲裁委員會。這樣的仲裁條款無法確定受理案件的仲裁機構，因而屬于內容不明確的仲裁協議，應由當事人達成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即為無效，人民法院有權受理案件。

五、否定仲裁裁決終局性的仲裁協議的效力

此類裁決，如“發生爭議，向××仲裁委員會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向人民法院起訴”。對于此類仲裁協議，較為一致的觀點是認為其屬于無效的仲裁協議，理由是該協議違反了《仲裁法》規定的一裁終局的基本制度。但也有學者認為屬于不明確的仲裁協議，由當事人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才無效。

對這一問題未見有司法解釋和地方法院的文件規定。筆者認為，此類仲裁協議應當屬于有效仲裁協議。此類仲裁條款約定仲裁的部分是合法有效的，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確、肯定，但當事人關于不服仲裁裁決，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約定，因違背一裁終局而無效。但該部分條款無效，并不影響其他部分條款的效力，因而該仲裁協議中關于仲裁的部分條款是有效的。

第二篇：不規范的仲裁協議效力的確認

不規范的仲裁協議效力的確認

來源： 作者：

選擇多個仲裁機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2日《關于同時選擇兩個仲裁機構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的規定，該約定屬于明確且可以執行，當事人只要選擇約定的仲裁機構之一即可進行仲裁，法院沒有管轄權。因此該仲裁協議應當認定為有效，再依據當事人的文字措詞，考慮當事人的立約本意，合理地確定其中一個仲裁機構有管轄權。

(四)當事人僅約定了適用的仲裁規則

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沒有明確指出仲裁機構的名稱，而是僅約定了適用的仲裁規則，仲裁協議并不因此必然無效。

仲裁規則并非我國《仲裁法》第16條規定的仲裁協議的必備條件，但是如果能夠從當事人約定適用的仲裁規則明白無誤的推導出符合立約本意的仲裁機構，那么該仲裁協議應當視為有效。

在通用的仲裁規則中，除了聯合國貿法會制定的 UNCITRAL 規則外，世界各仲裁機構制定的仲裁規則都無一例外地寫明本機構管理依本機構制定的仲裁規則啟動的仲裁程序，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因此，可以預計，從當事人約定的某個仲裁機構制定的仲裁規則中推導出管理案件程序的仲裁機構，其實并不困難。

最高人民法院致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廈門維哥木制品有限公司與臺灣富源企業有限公司購銷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案的復函》(1996年5月16日法函[1996]78號)答復說：“本案雙方當事人在其合同中約定?解決合同糾紛的方式為雙方進行友好協商解決或以國際商會仲裁為準?，按照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8條規定：”雙方當事人約定提交國際商會仲裁時，則應視為事實上接受本規則。?國際商會仲裁院是執行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的唯一仲裁機構。故雙方當事人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實際約定了由國際商會仲裁院依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對本案當事人之合同糾紛進行仲裁。該仲裁條款有效，當事人應按仲裁條款進行仲裁，人民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

(五)既約定仲裁又約定了訴訟方式

對既約定仲裁又約定了訴訟方式的仲裁協議，《仲裁法》實施以來，爭議頗多。筆者以為，此種約定共有兩種表現方式：

1、約定“仲裁解決糾紛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

2、約定了仲裁，同時約定“對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

對于第一種約定，主流的觀點認為仲裁協議無效，因為根據這種約定無法判定當事人有明確的仲裁意愿，同時該約定也違反了“或裁或審”制度。否定的聲音則認為，約定“仲裁解決糾紛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表達之中已經肯定了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根據“利于有效性”的解釋原則，應當確認仲裁協議有效。[5]筆者認為，首先，“無法判定當事人有明確的仲裁意愿” 固然不能說仲裁意思表示當然有效，但同樣也不能說訴訟的意思表示當然無效;其次，“或裁或審”制度是確定仲裁與訴訟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其根基地位不容動搖;再次，“利于有效性”的解釋原則固然是確認仲裁協議有效與否的指導原則，但是也不能生搬硬套的強加于每一種約定。因此，筆者以為，對此類仲裁協議不宜一律宣布仲裁協議無效，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應結合考慮當事人的行為表現，作出認定。

第一，如果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未對仲裁機構受理該案提出異議，則仲裁庭就取得本案的管轄權。因為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表明，在訴訟和仲裁兩種意思之間，其認可了采取仲裁方式解決爭議，而放棄了協議書中的訴訟選擇。仲裁庭裁決作出后，當事人就仲裁協議效力向人民法院提出異議，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當事人以仲裁協議無效為由，要求人民法院撤銷仲裁裁決，人民法院也不應作出撤銷裁定。

第二，如果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異議，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達成仲裁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則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對于第二種約定，同樣有兩種相反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仲裁協議有效，因為這類仲裁條款，實際是約定仲裁在先，而仲裁實行一裁終局，當事人關于起訴的約定，顯屬無效，只能選擇仲裁。[6]而另一種

觀點則認為，仲裁協議無效，因為“對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實質上形成了二級仲裁，違反了一裁終局的基本制度。[7]在這里，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因為在“對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表達之中已經肯定了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并且這種意思表示是明確無歧義的，根據“利于有效性”的解釋原則，應當確認仲裁協議有效。至于違反了一裁終局的問題，由于仲裁協議屬于一種合同性質，所以根據部分違反法律規定部分無效的原理，未違反法律規定的部分應當有效，即約定仲裁的部分應當有效。

注釋：

[1] 譚兵主編：《中國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

第三篇：試論仲裁協議效力

試論仲裁協議效力

文章摘要：

仲裁協議的本質是當事入之間的“合同”，其效力應當符合“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反觀我國《仲裁法》的有關規定，其情形的完整性和效力認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重新認識仲裁協議的效力并重構《仲裁法》第十七條第三項，很有必要。

關鍵詞：

仲裁協議； 意思自治； 可撤銷

正文：

仲裁協議是仲裁的基石。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是仲裁中的重要問題。鑒于仲裁協議的獨立性已成共識并已無疑義，本文擬從仲裁協議的訂立過程來酌定其效力問題。筆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第十七條對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作出的規定，令人質疑。

一、《仲裁法》關于仲裁協議效力的規定

仲裁協議是指當事人愿意將他們之間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產生于確定的民事法律關系的爭議提交給中立的第三者作出有約束力的裁決的協議。關于仲裁協議的有效條件，各國仲裁法大都坐了比較明確的規定。我國仲裁法第16條規定：“仲裁協議包括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書面方式在糾紛發生之前或者糾紛發生之后請求仲裁的協議。”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

(一)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事項；

(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

與一般的私人協議是關于當事人之間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的設定不同，仲裁協議關涉的是當事人間就其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產生糾紛時協議選則在何仲裁機構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糾紛。盡管在內容上仲裁協議于一般的協議有上述不同，但其性質仍為協議或者說是為合同，應為不是不可。在法律屬性上身為合同的仲裁協議，其效力問題的法律判斷就應當適用民法關于法律行為效力理論的一般規定。

通說認為，民事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包括主體的行為能力，客體的可能和確定，意思表示真實。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規定了民事行為無效的若干情形之為就是“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三章為合同的效力的規定，其中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第五十四條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而1995年的《仲裁法》第十六條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有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和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第十七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協議無效：(一)約定的仲裁事項超出法律規定的仲裁范圍；(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仲裁協議；(三)一方采取脅迫手段，迫使對方訂立仲裁協議的。”

以上三部有關法律行為效力的相關法律的規定可以發現，仲裁法所規定的仲裁協議的效力要件的結構與民法或者合同法所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或合同的生效要件的結構是相同的，即第一項為客體的可能，第二項即為主體要件，三項即為意思表示要件。但仔細讀來發現上述三部法律關于意思表示生效要件的規定不同：仲裁法僅規定了因脅迫而簽訂的仲裁協議無效，并沒有規定在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都有規定的關于因欺詐而設定得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帶著這個問題查找現有的關于《仲裁法>條文的解釋的書籍，有仲裁法頒布不久的，也有頒布若干年之后的新解釋，但三處的解釋驚人一致，從解析的思路和解釋的結果都相同，資料顯示：“雙方請求的意思表示必須是真實的合意，否則，該仲裁協議便是無效的。?”本法沒有規定一方采取欺詐手段誘使對方簽定仲裁協議為無效，但是從<仲裁法>第16條第2款第l項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備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來推論：采取欺詐手段誘使另一方簽定的仲裁協議也應是無效的。”并進一步解釋為“仲裁協議本質上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行為人的意思表示真實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實質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的意思表示是在外界力量的影響或強制下所進行的，如在欺詐、脅迫的情況下所進行的意思表示，就不能反映行為人的真實意志。”該解釋未能提及可撤銷的這一效力狀態，也未解決無效與可撤銷的關系，即使時間是在《合同法》頒行后的解釋也沒有涉及。或許認為這不成為一個問題。上述資料對欺詐的解釋是在遵循“因脅迫導致無效”這一前提下用了類推的方法，也沒能說出充分的原因。

二、仲裁協議效力問題規定的背景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法律文化植入。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野和界限已經較為明晰，對私權利的尊重和保護也不再有多大爭議。意思自治是私法中的基本原則。一般意義上講，意思自治的基本含義是私法主體有權自由實施私法行為，國家或他人不得干涉。意思自治原則除有排除公權即國家對私權的任意干涉功能外，還內含有個人行為需出自內心自由、自愿的真實意思，在意思的形成并給予該意思的表示行為并應受他人干涉。就是說，意思表示不自由不能構成真實的亦即法律所希翼的意思表示。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受對方當事人和任何第三人的干涉．這包括脅迫、欺詐等，以保證該意思表示的真實和自由。關于因欺詐所簽定的仲裁協議效力的規定缺無是值得考慮的，依反對解釋：未規定為無效者即為有效。為何將與脅迫產生同樣是不自由意思的的欺詐排除在《仲裁法>的規定之外?

分析其原因或許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受脅迫所為民事行為是“由于他人不正當預告危害而限于恐怖，從而作出的瑕疵意思表示的不真正法律行為”，而受欺詐的行為是“因他人期罔限于錯誤認識，從而作出的瑕疵意思表示的不真正法律行為”。由此可見，欺詐與脅迫所采用的手段是不同的，脅迫手段為使用暴力等，而欺詐則是柔性的，兩類行為的可容忍程度不同。但是，雖手段和程度有差別，畢竟都導致了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不真實。所以，從尊重意思自治這一理念上講．此原因不成立。

其次，從規定的必要性考慮。是不是因為不太可能出現因欺詐簽仲裁協議的情形。雖然現有的資料沒能提供我國出現因欺詐簽定仲裁協議的情形，但從理論上講，一方希望提交仲裁而另一方沒有提交仲裁的意思和表示，而前者采用虛構事實、歪曲事實或隱瞞事實的方式使得后者產生錯誤認識因而與之簽定仲裁協議是完全可能發生的。

最后，眾多的非正式解釋和權威機關的解釋均認為因欺詐而簽定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也應當與脅迫一樣是無效的。這表明，因欺詐而簽訂仲裁協議的情形是不可以被<仲裁法)所忽略的。

筆者認為，因欺詐而簽定的仲裁協議應當予以規定。在我國民事立法進程中，對意思自治原則的接受和貫徹體現為漸遞的特點：將《合同法》與《民法通則》相比較。可以發現若干在《民法通則》中原本為無效的情形，在《合同法》中都已經被規定為可撤銷、可變更或效力待定。合同無效，是法律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徹底否定性評價。從被否定法律行為的性質來看，只有那些違反公序良序民法基本原則或其具體化表現即強制性法律規范的法律行為，法律才有規定其效力為無效的正當性。與法律行為的無效法律制度相比，如果當事人某一方的法律行為導致了另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不真實，雖然這樣的行為不符合民事法律所追求的私法自治的理想，但對此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失衡，法律非是直接規其為無效，而是規定另一方當事人享有撤銷其不自由、不真實意思表示的權力。作為民事權利的撤銷權。

另一方當事人可以適用，也可以放棄，如果其放棄這一權力，在其法律行為即為確定有效。如果其行使其撤銷權，則其法律行為自始不生效力。若規定期限內當事人不行使撤銷權則合同繼續有效。基于意思自治原則，在當事人之間的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形下，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的可撤銷比無效更應該{導到提倡。同樣意思表示不真實情況下簽定的仲裁協議也應當是可撤銷的，否則，可能出現事后被脅迫人亦愿意提交仲裁而仲裁協議無效因當然、自始無效，需重新簽定的重復、浪費行為；也可能出現被脅迫人愿意提交仲裁而對方反言情況下，因仲裁協議當然無效，從而助長、順應了脅迫人；也可能出現{申裁過程中當事人不披露仲裁協議存有意思表示不真實因素，而待仲裁結束，某方對仲裁結果不滿時，以沒有有效仲裁協議為由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或不予執行的尷尬局面。規定為可撤銷則可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尷尬局面，而且，目前各國對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合意，多傲十分寬泛的解釋，從有利于當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焦度給予尊重，盡可能承認已成立的仲裁協議有效。《仲裁法》頒行時間在《民法通則》與《合同法》之間，所以其不會受到《合同法》的影響的，但其受《民法通則》的影響是定然的。進一步講，這是《仲裁法》立法時民法文化不深入、不普及造成的后果。而幾年后頒行的《合同法》將大量在《民法通則》和《仲裁法》中規定為法律行為無效的情形規定為可撤銷，這是對私法自治原則的恰好認識和深人貫徹。把僅僅影響當事人之間私人利益衡平的法律行為規定為可撤銷，可以使這些行為在撤銷權人不行使以及不及時行使時，使得該可以被撤銷的法律行為成為確定有效的法律行為。

相比之下，《民法通則>以及《仲裁法>中關于脅迫的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已不可容忍。因此，后來頒布的《合同法》對因脅迫所簽訂的合同的效力規定為可撤銷就是想當然的事了。至此。我們認為，《仲裁法》在其修改時不僅要將因“欺詐”而簽訂的仲裁協議是想加入進去，而且，因“欺詐”和“脅迫”所簽訂的仲裁協議的效力應定其為“可撤銷”。以此修改，不僅消除其規定上的“漏洞”，而且也使<仲裁法》的規定緊跟私法自治理論發展的時代步伐，與私法自治以應有的空間和自由。并以此實現身屬“合同”的仲裁協議效力的法律規定與《合同法》中的合同效力的規定相銜接。裁協議效力規定的重構《仲裁法》第十七條三項的規定既已被認為為有法律漏洞，則需對其進行修改、補充。在未進行漏洞補充的現階段，對于此類爭議如何進行法律發現殊值思考。考察國外立法例可知。國外的立法對仲裁協議的有效要件有大致的規定，即要求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但對無效要件均沒有列舉規定，更沒有欺詐、脅迫等情形的具體規定，如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臺灣仲裁法、韓國仲裁法等對欺詐、脅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實所簽定的仲裁協議的情形均無規定；國外的仲裁規則如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商事仲裁院仲裁規則(即SCC仲裁規則)、美國仲裁協會的各項仲裁規則也沒有直接規定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各情形。但是，這并不妨礙國外實務中對欺詐或脅迫情形下所簽定的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認定。在Fisser v．In—temationnl Bank案中。法官在解釋聯邦仲裁法時指出：“由于該法只規定仲裁條款應采用書面形式，而沒有規定反欺詐條款，所以在解釋仲裁條款對有關當事人的拘束力時，應適用合同法原理。

而查看我國的各仲裁機構的規則如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北京、上海、廈門、武漢、深圳、南京、杭州、青島、威海等各仲裁委員會的仲裁規則也都沒有明確提到欺詐等情形。同樣。我國的仲裁規則不規定是因為“本規則依據<仲裁法>和相關法律規定”，所以，這并不排除<合同法>的適用，這也為現階段在<仲裁法>對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不完整的情況下處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即可以從《合同法>中發現可得適用的法律。這是對法律進行整體解釋的結果。暫且不論因脅迫、欺詐所簽定的仲裁協議時可撤銷還是無效的爭議，從脅迫與欺詐的特征可見，二者均為意思表示不真實，有極高的相似性．規定脅迫的基本原理與原則足以含蓋欺詐的情形，加之在民事領域內允許類推適用，所以，以類推解釋的方法，可比照脅迫的情形處理其他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形。現在正是《仲裁法>修改之機，追求規定的完整性和協調性是必要的。雖然在<仲裁法>修改前可比照、援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但在修改<仲裁法>時做到法有具體、明確規定，應是我們的討論該問題的最終目標。如前所述，應當將因欺詐而簽訂仲裁協議的情形于考慮之中。當然，以列舉方式規定可撤銷的仲裁協議，在理論上存在難以窮盡的可能，所以在立法時可采用“意思表示不真實”予以概括，也與國外的立法例一致。

對仲裁協議撤銷權的形式要有適當的限制：如規定“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到欺詐、脅迫或危難被乘后的一年內行使”。當然結合仲裁講求效率的特點和實務性、程序上的考慮，可以同時規定撤銷權消滅的其他事由，如“撤銷權人知道撤銷事由后明確表示放棄撤銷權的”，“知道或應當知道自己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形后仍申請仲裁或作為被申請人就實體性問題答辯的(對仲裁協議效力的異議及仲裁管轄的異議進行答辮的除外)，視為放棄撤銷權”，后者即是撤銷權人以自己的行為來放棄撤銷權。而撤銷權因除斥期間經過不行使或被放棄而消滅，則仲裁協議自始有效，從而可以避免仲裁結束，某方對仲裁結果不滿時，以沒有有效仲裁協議為由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或不予執行的尷尬局面。而關于撤銷權的具體的行使程序也頗值研究。在民法中，撤銷權的行使方式有著兩種不同的立法例，一種立法例是主張撤銷權必須通過訴訟進行，如法國民法典第1304條的規定；一種立法例主張撤銷權通過撤銷權人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無需通過訴訟，如德國民法典第143條、本民法第123條以及臺灣民法第116條都是這樣規定的。雖然我國實體法規定“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即采用通過訴訟或仲裁而行使撤銷權的立法模式。但筆者認為，在仲裁協議撤銷問題上應當尊重撤銷權人的意思表示。若撤銷權人主張撤銷且對方同意，則可視為無仲裁協議，不產生仲裁管轄權，這與《仲裁法>第二十六條“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法院起訴未聲明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未對人民法院受理該案提出異議的，視為放棄仲裁協議，人民法院應當繼續審理”的規定相契合；若撤銷權人向對方提出撤銷但對方不同意，且對方就糾紛申請仲裁，撤銷權人則可向仲裁庭或仲裁員或法院申請撤銷。對此問題的相似規定，各地的仲裁規則有所涉及，可做參考。

四、結語

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在我國已是深入人心。本文利用成熟的契約法理論闡釋仲裁協議這一特殊契約的效力問題。國際貿易法專家施米托夫教授也曾說過：“商事仲裁法中的首要原則是當事人意思自治”。依據棚瀨孝雄的“二重獲得合意”的理論。作為審判外糾紛處理機關發揮作用的最基本條件。糾紛處理的開始和最終解決方案的提示這兩個階段，都必須獲得當事人的合意。而意思自治的直接法律價值在于有利于當事人形成權利義務的預期，有利于契約爭議的迅速解決，節約交易成本。我國應借鑒外國的相關立法和司法經驗，在與其他法律協調和一致的前提下，對仲裁協議盡量做寬松的規定，以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實現當事人的私權自治。將若于種意思表示不真實情形均納入效力考察范圍，且規定為可撤銷比無效更體現意思自治。

參考文獻：

①王生長：《仲裁協議及其效力確定》．中國對外貿易商務月刊2002年第2期．第22頁。②粱慧星《仲裁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60頁。

③蘇慶、楊振山：《仲裁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④張棟：《仲裁法新釋與例解》．司心出版杜2000年7月版．第94頁；

⑤唐德華．孫秀君：《仲藏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頁。⑥張俊浩：《民法學原理(上冊)》．司政法人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貞。

⑦[美]斯蒂芬·c·伊洋爾：《民事訴訟程序》．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21頁。⑧常英、呂豪：《論仲藏協議效力的確定與擴張》．廣州仲藏委員會主辦：《仲裁研究》(第3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

⑨喬欣：《仲裁權研究：仲藏之程序公正與投利保障》．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83頁。

第四篇：仲裁協議的效力

試論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

作者：廣州經綸律師事務所

蔡海寧 律師

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是確定仲裁能否有效進行以及得到承認和執行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條件。而仲裁協議如何才能確認為有效的爭議卻由來以久，也是目前在仲裁實踐中普遍遇到的法律問題，作為廣州、江門兩仲裁委的仲裁員，又是一名從事民商事務多年的律師，就此提出個人一些看法，作引玉之磚，與諸君商榷。

仲裁協議的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三章第十六條有概括式表述，簡而言之，仲裁協議是指各方當事人根據意思自治原則，書面同意將他們之間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財產權益爭議提交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仲裁裁決的意思表示。但這種表述對于解決仲裁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和爭議是遠遠不夠的，對于一個仲裁員或仲裁案代理律師，如何才能更準確、完整而又合法地訂立和理解有關仲裁協議，解決仲裁當事人的疑議，本人認為必須研究仲裁協議本身的性質、形式、法律特征和功能，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仲裁協議的契約性。

仲裁協議形式上分為兩類：仲裁條款和仲裁協議書，但其本質上都是一種合同，因此，必須從合同的角度來認識其法律效力。

首先，確立訂立合同主體資格，必須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即依法能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法人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仲裁協議無效，即按民法通則對訂立民事合同當事人的要求來審核。其次，意思表示必須真實，當事人沒有被協迫或受欺詐的因素。

再者，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不違反法律指形式和內容上都要合法，即要求書面形式約定以及提交仲裁事項符合法律規定的可仲裁性。從《仲裁法》及相關的法律關系來看，可供仲裁的是：各方當事人必須是平等的主體，對仲裁所涉及的糾紛，必須有處分權，即僅限于民事經濟糾紛，如行政、刑事以及涉及人身權利的婚姻、繼承等問題，是不能協議以仲裁方式來解決的。

二、仲裁協議的獨立性。

與契約性密切相關的是仲裁協議的獨立性，即仲裁協議本身是當事人之間民商事合同（主合同）中的個別條款或主合同之外單獨簽訂的發生糾紛時請求仲裁的法律文件，具有附屬性地位，但他又與其它從合同（如擔保合同）不同，并不受主合同的影響，即使主合同無效或終止，仲裁協議仍然有效。仲裁協議與主合同形成兩項分離或獨立的契約。主合同關系到當事人在民商事交易方面的權利、義務，仲裁協議具有保障當事人通過尋求某種救濟而實現當事人民商事權利的特殊性質，因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仲裁法》第十九條對此有相應的規定。本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基于主合同是否無效或者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案件，必須經過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確認，特別是新的《合同法》頒布后，對主合同的無效更持慎重的態度。如在仲裁過程中無法律保障仲裁條款的獨立性，一經仲裁庭認可主合同無效，就會發生仲裁協議也無效的問題，造成仲裁失去法律基礎。這在實際操作中也是困難的，豈不要仲裁庭在仲裁審理過程中移送案件給人民法院辦理，這將會極大損害仲裁委員會的權威。

因此，《仲裁法》第十九條明確：“仲裁庭有權確認合同的效力。”以保證仲裁協議的獨立性在仲裁實踐中可以實施。

三、仲裁協議的排它性。

仲裁協議的主要功能就是排除法院的管轄權，它在授予仲裁機構管轄權的同時也約束各方當事人的行為，這種約束力源于國家通過立法和締結國際條約賦予仲裁協議應有的法律效力。因此，其排它性主要體現在：①當事人不得再到法院去提起訴訟，而且仲裁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約定或適用的規則作出的裁定是終局裁決，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向法院上訴或申訴。②如一方當事人去法院要求立案，法院可根據仲裁條款不予受理，或即使在立案后，發現因向法院起訴一方未聲明曾訂過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提交仲裁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予以撤案。

但是，仲裁協議的排它性是相對的，從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及各人民法院的實踐來說，仲裁協議的任何瑕疵，或當事人未能及時主張仲裁協議的權利，都會導致排它性的喪失，而仲裁機構在與法院管轄權爭議中，往往處于被監督者的弱勢地位。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幾個問題的批復”（法釋[1998]27號）第四條規定：“一方當事人就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請求人民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并就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起訴的，人民法院受理后應當通知仲裁機構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仲裁協議有效或者無效的裁定，應當將裁定書副本送達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根據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復仲裁或者撤銷仲裁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對仲裁協議作出無效的裁定后，另一方當事人拒不應訴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決；原受理仲裁申請的仲裁機構在人民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后仍不撤銷其仲裁案件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這些解釋事實上剝奪了仲裁機構對仲裁條款效力的認定，類似的規定，一些省高院也有制訂。因此律師在代理仲裁案件和仲裁員在審理仲裁案件中，要看仲裁協議能否依法完全排除法院的管轄權，以保證仲裁得以進行以及仲裁的結果得以順利執行，以免造成當事人的損失和降低仲裁機構的公信力。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通過以上“三性”來確定仲裁協議的效力，是符合法理解釋的，也是仲裁實踐中確實可行的。但通過“三性”審查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之外，我們還可按照“三性”的原則探討以下涉及仲裁協議本身的法律問題：

（一）仲裁協議能否補充、修改和解除。

《仲裁法》第十八條規定：“仲裁協議對①仲裁仲裁事項或者②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這里明確兩項內容可以補充，但上述內容之外能否補充呢？《仲裁法》沒有對仲裁協議的修改、解除做出專門規定。但是，根據意思自治和協商一致的原則推定，仲裁協議既然本質上是合同，那么就是允許修改的，修改后的仲裁協議只要符合法律規定，是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結果，就應有效。如當事人在合同執行中，認為采用訴訟方式更好，而同意解除原仲裁協議，也是合法的，在審查仲裁協議中，不能因為法律沒有規定仲裁協議可以修改而視修改后的協議無效或解除仲裁協議不合法。

（二）仲裁協議的承接、轉讓問題。

仲裁協議不可避免地與民商事合同一樣會發生合同轉讓的問題，因為主合同轉讓了或主合同的主體消滅了，發生權利義務的承接問題。筆者在最近代理一宗房屋租賃案中就遇到這個問題，出租方A將房屋出租給承租人B，B在租賃一段時間后又將其轉租給轉承租人C，在A和B的租賃合同中有仲裁條款，在A與C的協議書中表示除租金調整外，接受原租賃合同的其它條款，其中當然包括仲裁條款，但在仲裁委受理時，針對A訴B與C的申請書，只同意A訴B，而不同意訴C，理由是與C并無達成仲裁協議。本人認為，仲裁委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仲裁協議是主合同之外的獨立合同，只要主合同沒有發生爭議就不需仲裁，也就無需履行次合同--仲裁協議，但當主合同的主體發生變化時，這種關系到原主合同當事人解決爭議的方式及其權利、義務并不能當然轉給另一方。因其不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則。因此，在合同轉讓或承接時，有關各方必須對原有以仲裁來作為爭議的解決方式這一條款重新協商或一致確認，并以書面方式簽訂協議，才有可能被視為有效的仲裁協議。

（三）仲裁協議無效的問題。

仲裁協議無效的問題在《仲裁法》第十七、十八條中已有規定，并可概括為五種情況：

1、約定的仲裁事項超出仲裁范圍。

2、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仲裁協議。

3、一方采取協迫手段，迫使對方訂立的仲裁協議。

4、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當事人之間又達不成補充協議的。

5、沒有采用書面方式達成協議。但這以上五種并無包括以下兩種情形：①、主合同自始無效及利用合同進行欺詐的無效合同的仲裁條款是否無效的問題。因這兩種合同的仲裁協議是否具有獨立于主合同之外的效力，法律對此并未作出明確的規定，仲裁實踐中也難以處理，從立法的原則，我國對以欺詐為目的所訂立的仲裁協議的效力，應該是否定的，但在沒的新的規定之前，仲裁庭在審理中發現這種情況仍可以做出裁決，因仲裁法第十九條授予仲裁庭有權確認合同的效力。②、訂立仲裁協議各方以仲裁方式達到債權轉讓，以規避對第三者債務，使第三者的債權無從追討的目的，即仲裁協議本身是實現欺詐的一種方式，仲裁庭在發現這種方式后應裁定撤銷仲裁協議并移送人民法院管轄；或異議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法院予以變更或撤銷，經裁決為欺詐的仲裁協議被撤銷，其效力從行為開始時就無效，包括依據該協議所得出的仲裁結果都必須撤銷。

綜上所述，我們分析了仲裁協議的“三性”并分析了仲裁協議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確立，仲裁這一古老而又新生的解決爭議方式將越來越廣泛適用于經濟生活中，而仲裁協議的重要性，就是因為仲裁機構解決糾紛的權力來源于當事人的仲裁協議。仲裁協議是仲裁制度的基石，正確認識和處理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對仲裁制度的發展，對解決糾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篇：關于仲裁協議的效力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在職研究生課程班

課程作業

題目：關于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

姓名：劉浩

學號：

科目：國際私法

關于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協議，總體上有三方面的法律效力，亦即：對當事人的約束力、對仲裁機構的效力和對法院的制約力。

(一)對當事人的法律效力

這是仲裁協議效力的首要表現。(1)仲裁協議約定的特定法律關系發生爭議后，當事人就該爭議的起訴權受到限制，只能將爭議提交仲裁解決，不得單方撤銷協議而向法院起訴。(2)并且必須依仲裁協議中確定的仲裁范圍、仲裁地點、仲裁機構等內容進行，不得隨意更改。此為仲裁協議對當事人還產生基于前兩項效力之上的附隨義務：任何一方當事人不能隨意解除、變更已發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協議;當事人應履行仲裁委員會依法作出裁決，等等。

(二)對仲裁機構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協議是仲裁機構行使仲裁管轄權，受理案件的唯一依據。沒有仲裁協議的案件，即使一方當事人提出仲裁申請，仲裁機構也無權受理。仲裁管轄權屬于協議管轄權，此不同于國際民事訴訟管轄權，后者的管轄權起于國家的司法主權，具有強制性，不以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作為管轄的前提條件。雖然國際民事訴訟中也允許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但必須是在特定國家法律允許的范圍

內，受特定國家法律規定的種種條件的限制，當事人協議的自由度是非常有限的。仲裁協議對仲裁管轄權還有限制的效力，并對仲裁裁決的效力具有保證效力。當然，仲裁機構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效力或范圍也有裁決權。依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1998年1月1日生效)第6條第3款的規定，如果被申請人不按照第5條的規定提交答辯，或者一方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效力或范圍提出一種或多種異議，而仲裁院初步認定可能存在按照國際商會仲裁規則進行仲裁的仲裁協議時，仲裁庭得在不影響對這種或多種異議的可接受性和實質性下決定繼續仲裁。在此情況下，有關仲裁庭的管轄權應由仲裁庭自已決定。如果仲裁院不確信存在仲裁協議，則應通知當事人仲裁不能進行。在此情況下，當事人仍有權請求有管轄權的法院對是否存在有約束力的仲裁協議作出裁定。

(三)對法院的法律效力

1、有效的仲裁協議排除了法院的管轄權。如選擇了仲裁即排除了法院管轄。關于仲裁協議可排除法院管轄權的效力為大數國家所承認。但是亦有少數國家規定：仲裁協議不能完全排除法院對爭議案件的管轄權，或者規定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時可向法院提起上訴。但在我國仲裁裁決被撤銷或被拒絕執行，當事人如不能重新達成仲裁協議，只能向法院起訴。

2、另一方面，仲裁協議對法院的制約力還表現在，對仲裁機構基于有效仲裁協議所作出的有效裁決，法院負有執行職責。這體現了法院對仲裁的支持。

3、有效的仲裁協議是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時必須提供的文件。根據《聯合國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的規定，為了使裁決能在另一

國得到承認和執行，勝訴的一方應在申請時提交：仲裁裁決的正本或正式副本;仲裁協議的正本或正式副本。在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時，仲裁協議是否有效，是法院審查的重要內容之一。

以上便是生效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表現，也是生效仲裁裁決的一般效力。這同我國仲裁協議的法定內容是一致的，在有些國家的仲裁和國際商事仲裁中，由于當事人可就更多事項在仲裁協議中約定，如仲裁裁決的效力、仲裁規則、仲裁費用的負擔等，仲裁協議對當事人、仲裁機構和法院有更多的約束力。如仲裁協議可約定仲裁規則的，仲裁機構即必須依約定的仲裁規則進行審理和裁決，否則則因違反仲裁規則導致其所作裁決可依當事人申請為法院撤銷與不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