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留學造假

原標題：16名中國學生涉嫌造假被新西蘭遣返 留學誠信再起波瀾

■ 中國學生在中介幫助下申請論文代筆、偽造推薦信和成績單

■ 很多美國高校開始一對一考核申請者

■ 但不少國外院校謀求利益的行為也催生了造假

中國留學生造假案波瀾再起。早報記者日前獲悉，今年7月卷入新西蘭留學申請材料造假丑聞的231名中國留學生，有49人被確認存在造假行為，其中16人已經被遣返回國。

近幾年，中國留學生的誠信問題一直引發國際輿論關注。留學中介的泛濫、學生家庭僥幸心理以及海外部分大學對中國學生的曖昧態度，都是誠信問題滋生的根源。

目前，針對中國留學生誠信問題，國外各院校已經有所舉措和應對，但收效甚微。破解留學生誠信問題，更需要中國學校、學生和機構的參與。畢竟，留學生誠信問題不僅危及學生群體，更有損中國的海外形象。

近日，早報記者獲悉，在為期3個月的獨立調查后，新西蘭移民局向49名中國留學生發出驅逐出境通知，其中16人已被遣返并回到中國。

今年7月底，新西蘭移民局宣稱，在北京辦事處的1800份留學簽證申請中，發現279份存在學歷或材料造假的嫌疑，其中231人已在新西蘭各學校就讀。

新西蘭《先驅報（Herald）》記者凱特·沙特爾沃思（Kate Shuttleworth）告訴早報記者，“中新間的留學交流是一個價值23億美元的大市場，丑聞無疑讓其大受影響。”

新西蘭移民局局長斯蒂夫·斯圖爾特（Steve Stuart）表示，已派專人前往北京調查此事。然而，獨立調查在持續3個月后，仍進展緩慢。新西蘭移民局發言人馬克·皮爾西（Marc Piercey）告訴早報記者：“調查還在繼續，在結束前，我們不方便透露更多的細節和進展。”

“每個案子都有其特殊性，我們要一一核實。”一位來自新西蘭移民局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透露。

中國學生：材料造假者多

新西蘭的留學造假案尚在調查，但中國留學生誠信問題卻一直是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

2011年11月，一篇題為《中國難題（The China Conundrum）》的文章在美國《高等教育紀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公開發表，引起了美國輿論對中國留學生誠信問題的關注。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該報的高級記者湯姆·巴特利（Tom Bartlett）和他的同事凱瑞·費希爾（Karin Fischer）。

在回復早報記者的郵件中，巴特利回憶了當初的采訪經歷。“2011年前后，中國留學生赴美的數量增加很快，而暴露出的申請材料造假問題，也成為美國各院校間的一個重要話題。”據巴特利回憶，2011年10月，幾名中國學生前往堪薩斯州立大學報到，校方驚訝地發現他們與托福考試證上的照片不一致。堪薩斯州立大學國際招生辦主任劉易斯先生（Mr.Lewis）表示：“我們沒有條件去核實清楚，畢竟我們在美國。”類似的情況在特拉華大學也發生過，該校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史懷哲（Robert Schweitzer）發現，很多中國學生聽不懂他提及的英文詞匯。一名中國學生用蹩腳的英文承認，自己向中介代理支付了3000美元，以順利通過美國學校申請的各項考核。“他甚至忘記了自己申請論文的內容。”巴特利回憶稱。

北京十一學校的留學顧問大衛·麥考利（David McCauley）告訴早報記者，他曾接到一個來自美國一流大學招生辦的電話，向他了解一名留學申請者的信息。“那個學生自稱是北京十一學校的學生，而且獲得過一些獎項。但問題是，學校沒有這個學生。”來自深圳中學的英文教師瑪麗安·勃蘭特（Marianne Brandt）也曾遭遇類似的尷尬。為了核實情況，一所美國的學校將一名留學申請者的材料寄送給她，“這個學生80%的成績是中介公司偽造的”。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人們不禁好奇，赴美留學誠信問題究竟有多嚴重？2010年，美國知名教育網站Zinch.com曾公布一份報告，稱80%的中國學生在申請時接受了中介公司的幫助和服務。“中介代理相互競爭，導致作弊、造假現象猖獗。”該報告評估稱，90%的中國留學生存在推薦信造假的情況，70%的申請者存在申請論文代筆的情況，還有50%的申請者偽造高中成績單。

Zinch的主席麥徹同（Tom Melcher）告訴早報記者：“高等教育的競爭非常激烈，孩子們不得不為了稀缺的機會鋌而走險。每個人都會安慰自己說，別人都在作弊，為什么我不行？”

中介泛濫：收費貴 善造假

對于中國留學生造假現象的大規模出現，很多人將問題歸咎于中介的泛濫和學生缺乏誠信。

“在中國，有專門從事偽造和作弊的中介公司，為留學生提供出國申請材料。”新西蘭《先驅報》記者林肯·譚（Lincoln Tan）透露，一名23歲的中國留學生曾承認，他向中介支付了1.8萬美元，“以獲得偽造介紹信、大學學歷和其他相關材料”。盡管缺乏官方的證實，但中國留學市場上確實存在部分提供造假服務的中介代理。不少公司更是以“為一名無科研經歷的學生成功申請美國排名前五的大學碩士學位”等噱頭招攬客戶。

在一份美國高校采寫的《中國留學申請誠信問題》的報告中稱：“留學中介是造假生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中介不僅提供全套的造假服務，并且通過這些服務收取高昂的費用。”教育網站Zinch負責人麥徹同則強調：“詆毀這些提供服務的中介代理并不難，但問題是，中介只是在滿足中國學生和家長們的需求。”近幾年，中國學生對留學的期許達到了峰值。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報告，中國留學生數量已經從2005年的11.8萬人次增長到2011年的33.9萬人次，年均漲幅超過19.19%。報告還預測，2012年中國留學生數量將突破40萬人次。

“為什么要出國留學？國外的文憑比中國的要更容易找工作，競爭優勢更大。”一名來自復旦大學的本科生告訴早報記者，目前他正在申請前往美國留學，攻讀經濟類研究生。另一名來自上海青浦的學生則表示，出國留學是為了將來移民海外做準備。

“我們歡迎符合留學標準的學生，但更多的客戶實際上不符合美國大學的招生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我們不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務，也會有別的公司提供。”一家上海中等規模的留學機構負責人告訴早報記者，該公司為學生提供的幫助包括翻譯個人介紹和論文代筆。該負責人還透露，一些富有的家長則直接告訴中介，他們的子女無法正常通過考試，但“只要能幫助他們到國外讀書，一切價格都好談”。

一些承諾100%留學申請成功、失敗全額退款的中介更是成為了市場中最受青睞的公司。留學代理澳際（Aoji Education Group）曾在中國地區推出過5大名校的申請承諾，該公司北京工作處負責人凱瑟琳·海赫（Kathryn Hehir）透露：“一旦某個學生申請失敗了，學生的家人就會跑到中介公司哭鬧抗議。他們并不在乎退款，而是要求孩子能夠去美國一流大學讀書。”

高校缺錢：收中國學生

中介與學生自然是誠信問題的制造者，但也有觀點認為，國外的學校同樣難辭其咎。北大附中副校長江學勤認為：“中國學生為了拿一張文憑前往美國，而美國學校則是想賺中國學生的錢。遺憾的是，雙方的結合很多時候卻是兩敗俱傷。”

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熱潮背后，確有國外院校謀求收益的考慮。2007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基督教大學開始籌備招收海外留學生，他們首先在中國雇傭了3名面試官。該校招生辦負

責人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解釋稱：“中國的市場非常龐大，我們無法忽視。”截至2011年底，該校已經招收了250余名海外留學生，其中四分之一來自中國。

另據美國知名教育網站負責人麥徹同透露，此前有美國州立大學招生負責人與其機構聯系，希望能在中國招收數百名留學生。“理由非常簡單，這所大學遇到了財政問題，需要招收能夠自己繳納學費的學生，而中國學生具備這方面的優勢。”

類似的情況還在繼續。2012年10月20日，中國國際教育展在北京拉開帷幕，共吸引了來自38個國家的500余個大專院校和教育機構參與。這些機構來到中國的目的只有一個，招收更多的中國學生。

“中國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我們并不想錯過。”來自西班牙商務辦公室的首席分析師詹妮（Jenny Mendoza）透露。輿論認為，陷入經濟危機的西班牙非常渴望中國資金的涌入，哪怕是以留學或者旅游的形式。

同樣的，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Michael Schaefer）在此次教育展上透露：“中國學生已經成為德國最大的留學生群體，我們歡迎更多的中國學生前往德國。”去年，有23000多名中國學生前往德國留學。“國外大學的面試官確實為中國留學生的造假和作弊感到憤怒，但中國留學生本來就是一樁大買賣。”江學勤透露。

顯然，這種扭曲訴求的背后，難免會生出各種濫竽充數式的尷尬。

破解難題：口語面試

將誠信問題擴張至所有中國籍留學生，顯然言過其實。南加州大學招生辦副主任王梅根女士（Megan Wang）常年在中國各地開展招生工作，“確實存在壞蘋果的現象，但我們也應該對學生有信心，關鍵是各學校建立一個完善的申請系統。”王梅根已經看到了中國留學生誠信問題的改善，“我今年收到了許多學校和學生的承諾書，他們的申請材料都是自己準備的，沒有得到中介的幫助。”

而那些希望繼續吸引中國留學生的學校，也在尋求改變。弗吉尼亞大學等美國高校均雇傭了中國地區的校友擔任面試官，一對一考核留學申請者。這類舉措得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支持，北大附中副校長江學勤就不斷強調，口語面試是辨別一個留學申請者“最好的試金石”。

2011年,VeriApp(Ver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s)機構與美國高校共同啟動了針對中國留學申請者的材料驗證系統。留學申請者需要在VeriApp的網站上在線提交包括成績單、榮譽獎項、個人履歷和推薦人在內的留學申請材料，再通過調查員對事實的核查后，生

成一份證明材料真實性的認證報告。這份報告將作為學生的“誠信名片”，像托福、SAT成績單一樣被投遞到美國大學的招生辦，并在錄取過程中為招生人員提供重要的參考。

盡管各方都在為杜絕造假做著努力,但部分中國學生仍有自己的打算。一位常年奔走于中國各高中、大學的面試官透露：“我們反復強調，任何人的作弊和造假，都可能會影響他所在的學校或者城市的留學申請誠信記錄，進而影響其他人。但許多人對此并不在乎。”

《對話美國《高等教育紀事》高級記者：調查成本讓高校最痛苦》

第二篇：誰是中國留學生造假留學的推動者

誰是中國留學生造假留學的推動者

造假容易才使得造假案不斷

近幾年，中國留學生的誠信問題一直引發國際輿論關注，而近日留學新西蘭的16名留學生被遣返回國事件，使得中國留學生造假案又起波瀾。

筆者承認造假案出現的原因包括留學中介的不規范和學生家庭的僥幸心理，但事情沒有這么簡單。只有一條路比較寬才能允許很多人通過，同樣正是由于造假出國來得簡單易行才推動了造假案的不斷發展。

“我們沒有能力去核實清楚”？

這條路為什么走得通，為什么這么容易走，筆者相信不是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國際招生辦主任劉易斯先生（Mr.Lewis）說的那么簡單：“我們沒有條件去核實清楚，畢竟我們在美國。”一句話就想把自己的責任撇清，同樣接收中國留學生的其他高校給了他有力的反擊。

全球華語廣播網澳大利亞觀察員胡方介紹說：“在澳大利亞的高校申請當中，對于國際學生，澳大利亞高校會要求學生提供由自己的祖籍國政府設立的公證處做出公證件，而對于需要進一步核實的材料，澳大利亞高校會單獨向學生提出新的要求，比如一些澳洲名校經常會需要中國的學生提供俗稱清華認證的公證材料，并且需要澳大利亞的太平紳士對這些材料進行認證簽字，任何因為虛假材料開后門等方式非正常入學的，一旦發現學生將會被開除，而相關人等則會被追究責任。”

就是同為美國高校的弗吉尼亞大學也有采取相應措施，他們雇傭中國地區的校友擔任面試官，一對一考核留學申請者。這類舉措得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支持，北大附中副校長江學勤就不斷強調，口語面試是辨別一個留學申請者“最好的試金石”。

根本不想去核實清楚

可見，不是劉易斯先生所說的“沒有條件去核實清楚”，而是某些高校根本不想去核實清楚。不想核實清楚的原因則是赤裸裸的利益。

此前有美國州立大學招生負責人與中介機構聯系，希望能在中國招收數百名留學生。理由非常簡單，這所大學遇到了財政問題，需要招收能夠自己繳納學費的學生，而中國學生具備這方面的優勢。

中國學生為了拿到外國文憑而有了造假出國的意愿，外國高校想賺中國學生的錢而有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敷衍，兩者結合才有了兩敗俱傷的發展。

第三篇：統計造假

日前，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局務會議上稱，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據統計，這是今年以來馬建堂第四次公開強調預防和嚴懲統計數據造假行為（4月10日《新京報》）。

多年以來，統計工作中的弄虛作假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層層作假，級級糊弄，按需捏數，皆大歡喜”已成為通行做法和不公開的事實。2005年，媒體曾披露，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達26582億元！

我國《統計法》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體工商戶等統計調查對象，必須依照本法和國家規定，如實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虛報、瞞報、拒報、遲報，不得偽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人對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依照本法和統計制度提供的統計資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人不得強令或者授意統計機構、統計人員篡改統計資料或者編造虛假數據”。由此可知，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試法呢？原因不外乎兩個：

一是與干部的政績考核體制有關。目前我們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經濟數字的GDP論英雄，這種用人導向無形中鼓勵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績不夠數字來湊”。同時，下級多出數字、多出政績對上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上級即使知道報上來的數字有水分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還授意、指示虛報統計數據，甚至直接篡改基層上報的統計數據，共同從“摻水”數字里受益。有“一副對聯”揭示了這一現象的本質。

二是在懲罰上缺少剛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數字造假成本低廉，對“數字謊言”的懲罰往往比較溫和，一般無非是整改或內部通報。曾有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指出：“與價格法、會計法、稅法相比，《統計法》簡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說統計法很“水”，是指在懲罰上規定得太有彈性、太缺少剛性。比如，《統計法》規定：“對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統計違法，若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時至今日，鮮有報道官員因為數字造假而蹲大獄的。而一旦謊言順利通過，那么獲得的利益卻異常可觀。

統計數字，是衡量和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與社會事業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須是真實的。統計數字注水敗壞了黨風，影響了民風，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絕不能等閑視之。改變這一現象，不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虛報數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級對下一級所報數字的失察責任，更要改變干部考核重指標輕實績、重數字輕質量的傳統方法，建立一套綜合性政績考核制度。選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顯現出的數字政績，也要看到較長時期后才能顯現效果的非數字政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統計數據注水的現象，防止統計腐敗。(4)

必須承認，數字，對于科學研究來說，固然最有論證力；對于工作成效來說，當然最有說服力；對于社會發展來說，自然最有雄辯力。曾幾何時，數字在各級機關干部下基層活動中充當了“報賬”的主角。大凡談到“服務群眾”的成績，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鎮，召開各類座談會多少個，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多少戶，接待群眾多少人，幫助解決問題多少項，撰寫調研報告多少篇云云。事實上，太多、太濫、太過單一的“數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當前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乏力，看了、聽了常常讓人心里不是滋味。

領導就是服務，干部理應奔波于群眾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則便是失職。下基層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書記撰文指出：“純潔的作風實踐源于真心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風好壞的標準，沒有在思想上確立起正確的群眾觀點，下鄉駐村100天也難以奏效。”這話一針見血，劍指干部作風上的弊端。

數字是“涼”的，在親民惠民上“報賬”數字太多，證明力強了但情份淡了，難免施恩于民的感覺。本來屬份內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讓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試想一下，黨員干部常講群眾是“衣食父母”，有幾個做“子女”的，會把為父母買了幾套衣服、交了多少藥費天天掛在嘴上？常講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幾個做“仆人”的，會把為主人做了幾頓飯菜、擦了多少地板時時擺譜表功？

同樣是做好事，心境心態不同，效果是不一樣的。雷鋒做好事從來不留姓名、不圖回報，但他走了以后，全國人民都記得他、傳頌他。“中國首善”陳光標近年來共計捐資達10多億元，其高調、張揚的慈善行為，卻引來社會的廣泛爭議，被媒體稱為“暴力慈善”。兩者個中的差異，值得人們深思。

還要看到，官場上“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現象飽受詬病。歷年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上報到國家統計局的GDP匯總，要比國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況則更甚。國家統計局的一個負責人曾說，這是一個“歷史頑癥”。在“政績意識”的驅使下，誰能保證那些“親民數字”，不是“適度推算、合理想象”的產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腦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優。”黨員干部潛心謀事、實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層群眾的滿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級機關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在局務會議上稱,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這是今年以來馬建堂第四次公開強調預防和嚴懲統計數據造假行為。

作為一個國家誠信的象征、決策科學的保障,真實性是統計數據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來,從工資、就業“被增長”,到CPI、房價“被下降”,再到地方GDP總和屢超全國數據,統計數據的失真、注水備受詬病。統計數據造假,不僅直接影響部門決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雜志進行的一次調查中,27.5%的受訪者表示“寧愿相信自己的感覺,也不信任統計部門的數據”。

統計數據弄虛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從中作祟。媒體調查發現,目前全國仍有不少市、縣、區通過成立“統計改革小組”或印發文件的方式,對企業直報數據采取行政干預。甚至有地方政府運作與直報數據并行的另一套匯總數據,實施數據雙軌制。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3月份設立曝光臺,首次曝光重慶永川區和山西河津市干預企業獨立上報數據、涉嫌違反統計法的行為。

為避免地方干預,有專家不斷呼吁統計部門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靈丹妙藥。統計部門可以把人、財、物收歸己有,卻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權力,一些地方官員可以轉而運用公關手段,拉攏腐蝕統計部門。從另一個角度講,統計的原始數據需要地方各行各業及相關職能部門作基礎性采集,一旦源頭摻假,統計數據就不可能真實。顯然,僅靠統計系統管理體制作橫向縱向調整,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預統計數據造假,關鍵是官員的考核評價機制存在問題,陷入“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時,親自將GDP增長率修改為年均增長22%,盡管實際年均增長僅為4.7%,王懷忠卻步步高升。“五毒書記”張二江擔任丹江口市市長3年間,該市GDP、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虛報,其本人卻仕途順利。只要弄虛作假能換來更大的烏紗帽,有的官員就對統計數據虎視眈眈。

在激勵足夠大的情況下,單就不當行為本身進行約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遏制統計造假,就必須改革官員績效考核機制,注重實績,吸納民意,破除“數字出官”。只有不再讓官員僅憑統計數據甚至是造假數據就能獲得升遷,才能徹底斬斷地方政府干預的利益沖動,還統計一個風清氣正。(張楓逸)

如今的統計工作獨立性不強，極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終演變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一張“政績單”。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由于統計數據的失真，真實反映經濟情況的可能性亦減弱，對決策部門研判整體經濟形勢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統計數據造假揭秘：統計局制定數據交企業填報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經濟新聞[微博]我要評論(1816)字號：T|T

變味的數據審核

實際上，這種“數據由統計部門說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見慣不怪。

另有華北某縣的企業統計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們這月是零填報，沒有產值，只是季報人員工資按實際情況報的。

她稱，“在季報和年報時，地方統計局要求按他的數據，這兩個月都是自己填報。”

根據這位統計員的說法，當地統計年報的具體數據是由當地統計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業分別進行填報，每家企業的產值數據不一。

4月1日，記者獲得了東北某市2011年四個季度的能源數據反饋統計，這些數據反饋的對象是市轄之內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

在這份所謂的反饋表中，翔實地標明了每家工業企業能源購進、消費與庫存情況，尤其重要的是，補充材料中，還規定了企業產值的具體數額，比如上年同期綜合能源消費量、工業總產值（當年價）、電力消費合計、本期綜合能源消費量、本期工業總產值等等。

據當地統計局工作人員介紹，這些數據是每個季度企業填報的一個標準，總體上只能增不能減，通過這種方式保持數據的穩定。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該市多家企業的統計人員了解到，與文前記者所調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當地統計局是直接給企業發傳真“反饋”數據，而不是郵件。雖然更為隱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徑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統計員向記者表示，“我都不關心數據的高低與否了，反正統計局給什么數我就填什么數。”

清明節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統計部門最忙碌的時間。按照要求，3月份的統計數據要在這段時間進行聯網直報，即由企業通過網絡直接向國家統計局報送。

但是，根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調查，在企業填報數據的過程中，當地統計局的“審核”成了最為重要的工作環節。

“某企業已上報完畢，請審核。”這是地方統計系統內部的常用句式。統計部門將數據提前下發之后，企業最終的填報，還需要統計部門予以“把關”。

多位企業統計人員及地方統計官員介紹，這么做就是要確保統計局規定的數據準確無誤地由企業進行聯網直報，每個數據都很重要。

根據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的要求，聯網直報需要企業直接向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心報送，地方統計部門只能

在線審核、匯總數據，沒有改動數據的權利。

然而，這樣的審核已經變了味，當地統計部門指使企業從源頭上造假，如此保證行政干涉數據的最終實現。

都是GDP考核惹的禍？

3月30日下午，東南某縣統計局一名工作人員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打來電話說，剛剛領導指示，要求統計數據翻倍增長。

據了解，當天省里相關統計官員去該縣調研，指出當地的經濟數據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爭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該統計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己剛剛匯總本市限額以上的企業，統計發現增長的幅度為-25%，原因是有三家當地很大的企業今年停業了。

她無奈地說，“現在的數字都是微型企業在撐著，但越到后面就會越離譜，上報的數字是一個月幾百萬的業務，不是在大城市的話，這絕對不可能。”

經濟數據增長排名的做法，在該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來，正是這一事關地方“臉面”的問題，使得當地競相追逐榜單上面的成績。

同時，在今年新增的服務業企業一套表的聯網直報中，由于當地事關“七項考評體系”（經濟發展、資源節約和環保、固定資產投資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這位地方統計局工作人員坦言，如今的統計工作獨立性不強，極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終演變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一張“政績單”。

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由于統計數據的失真，真實反映經濟情況的可能性亦減弱，對決策部門研判整體經濟形勢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

今年在全國開始啟動的 “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初衷是杜絕“注水”統計數據的產生，但根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調查，該制度實施以來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國家統計局在全國召開企業一套表視頻工作會議，會上，國家統計局劃下四條紅線，以確保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即地方統計部門絕不允許碰 “不入庫不出數”、“不得代報”、“不得代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業按給定的數據上報”這四條紅線。

目前，包括北京、廣東等地在迅速落實這項會議精神，上海也總結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階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關改進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舉辦的全國法制工作會議上，國家統計局黨組紀檢組長羅蘭強調，要在今年重點檢查納入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范圍的企業數據上報工作，嚴肅查處違法代填代報、干預企業獨立上報等行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獨家了解到，國家統計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對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的自查，以

推動這項制度的良好實施。

有地方統計官員認為，杜絕數據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種科學的政績觀。

警惕數據腐敗

2012年03月28日09:47東方網周錦尉我要評論(4)字號：T|T

最近，國家統計局網站新設立一個“曝光臺?回音壁”欄目，曝光了已經查實的重慶永川區、山西河津市干預統計數據上報案例。這應該是國家統計局首次對外曝光個別地方和企業數據造假情況。

經濟發展態勢、走勢、趨勢，常常以翔實的數據表現出來。戰略規劃、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數據來說話。數據是認識經濟運行的一種基石，數據造假，就會動搖這塊基石。第一個案例發生在重慶市永川區。去年11月，該區印發文件要求，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單位上網報送統計數據，必須提前將當期企業統計上報數據，報經鎮街統計機構或工業園區或區城鄉建設委員會、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商委、經信委等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審核評估后，方可上網報送。但根據《統計法》、《一套表聯網直報制度》和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2月14日給企業負責人和統計人員信中的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擾企業獨立報送統計資料。統計執法檢查室調查后認為，永川區政府要求企業上報數據首先經過政府部門審核的做法涉嫌違反統計法律法規，是不妥當的，必須予以制止。第二個案例發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經統計執法檢查室查證，近日在一套表聯網直報2011年年報數據前后，河津市統計局個別工作人員曾向某些企業發送數據資料，要求企業按此數據上網報送。也屬于違法。

國家《統計法》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體工商戶等統計調查對象，必須依照本法和國家規定，如實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虛報、瞞報、據報、遲報，不得偽造篡改。”然而，知法違法的現象還是不時地發生。一個典型的是2003年處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的腐敗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懷忠，數字造假玩得肆無忌憚，他明確地對相關下級說，大膽虛報他們所轄地區GDP數據，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級關注，形成所謂的“突出政績”，達到不斷在自己臉上貼金效果。果然此伎倆一時奏效，這樣一個惡跡斑斑、品質惡劣的人，能以平均每兩年加官晉級一次“晉級乘直升機”的速度，由阜陽地委的副書記、到書記、到副省長。短短六七年間，王懷忠就由一個中級干部晉升為高級領導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賄受賄是在這個期間發生的，給國家造成上億元的巨額經濟損失也是在這個期間發生的，數據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為了一頂“保護傘”！

落馬的貪官是極端的案例，但那些數據造假的情況在各地時有滋生，有冒現。我想，主要是發展的指導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數字出干部，干部出數據”是民間的一種說法。不少干部確實是依據增長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級注意，得到上級重視，而被提拔。于是，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就不顧及了，用“大手筆”，搞大項目，說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實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績”，倘若為此再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為非作歹，拿離開“被雙規”、被法辦就不遠了。

數據造假有多種方式，比如，統計數據的起端是“采樣”，一些數據的統計會設采樣點。CPI、PM2.5等數據都需要設點采樣。據報道，有的地方對PM2.5的采樣點盡量設在“綠化環境較好的地方”，其實，這種數據統計，從“源頭”就出現不真實，因為實際“綠化好的地點”只是少數。又如，有官員在講座時說，為了CPI指標“好看一點”，有地方領導要求“取樣點”報數據時“手下留情”，出現明目張膽虛報的情況。還比如，取樣的依據有差異，出現地方與中央的數據“落差”，往往是地方報的更多些，中央則更為真實些，或者地方有真實一面，中央則較為保守些。2010年全國GDP是39.8萬億，地方各省市自治區的GDP之和是43.3萬億，超出3.5萬億，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為40.2萬億；2011年的統計已經出來——全國GDP是47.2萬億，地方各省市自治區GDP之和是51.8萬億，超出4.6萬億。由此可見其中的指導思想的一定差異。

統計的生命在于真實。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為了自己的“政績”，將數據玩弄于鼓掌之間，還有什么科學精神之言呢？數據造假，就會走向數據腐敗，對此，我們必須有“零容忍度”。

第四篇：淺析學術造假

淺析學術造假

摘要：學術造假行為已成為當今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文章從學術造假的定義、危害進行了社會透視，并從形成學術造假的根源進行了探討，提出了應對學術造假的行為，應該重點進行道德體系建設的意見。

關鍵詞：學術造假；危害；根源；道德體系 學術造假的定義

學術，是指客觀的系統性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是以大量事實為基礎的。而學術造假則是人為地制造假的學術成果以獲得某些利益，違背了學術中最基本的實事求是原則。它是一種違背學術道德和科學精神的表現，是一種學風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產物。

常見的學術造假類型［１］主要有三種：其一，偽造型。此種造假主要依靠自己的主觀想象，而非實際的試驗和調查研究，從而編造科學活動中不具備真實性的現象、數據，具體有捏造、篡改、拼湊等行為。其二，抄襲、剽竊型。國際上關于抄襲、剽竊的認定標準各不相同。如，我國有些高校規定：平時論文中抄襲篇幅超過總篇幅的50%；畢業論文、設計中抄襲篇幅超過總篇幅的30% ；由別人觀點構成自己學術作品的全部、核心或主要觀點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寫論文或替他人撰寫論文的。但哈佛大學關于抄襲的規定［２］更加嚴格：抄襲是一種說謊、欺騙、偷竊的行為，指的是你將原始資料的信息、觀點和句子直接用于你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做標注。其三，重復自我型。在學術界，常常有些人確實發表了貨真價實的文章，但其后陸續發表的文章幾乎都是以前篇為原型“克隆”出來的，或者只字未改，僅僅換個標題；或者大段選用，再加一些無關緊要的語句，整體上并未突出新思想；或者換個角度，對原有詞句重新編寫，實屬換湯不換藥。學術造假的危害

目前，學術造假問題相當突出，它已蔓延到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領域，造成的后果十分嚴重。

第一，阻礙學術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學術造假是通過偽造、抄襲、剽竊等手段炮制出來的學術成果，根本沒有突破人類的學術成果，而是在重復前人的知識。這類學術不但不能提高學術水平，反而影響學術的發展，更無所謂的學術創新。同時真正的科研學術活動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支持，真正的科研、學術成果難以問世，難以得到世人的承認，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就會受到阻礙。

第二，造成教育和資源的浪費［３］。為了能夠獲得國家或者地方的研究資金，部分學者處心積慮想辦法搞課題，但有些人基本上不具備搞科研的條件。在文史類的課題中，常出現過多的重復或改動下語言、用詞等說法的課題論文，實際上是沒有什么突破性的內容，更談不上創新。在理工科類，數據的準確性對于研究課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為了能夠獲得申報成功或者順利結項，就采取造假的方式使用他人的數據，其實按照自己的研究根本無法獲取這些數據的。最終，只會造成我國在教育和科研上投入大量的資金的浪費。第三，破壞社會風氣，導致道德淪落，誠信缺失。學術造假并非僅僅是抄襲、偽造、剽竊他人學術的問題，這一現象不僅在學術范圍內產生影響，還會直接影響到社會道德。基于學術造假這一不道德的行為，首先是造假人的道德喪盡，毫無誠實信用可言，然后會產生大量的缺乏誠實信用的不道德的行為，甚至出現違法的行為。它不僅是學術、文化公害，將會對社會產生全方位的影響，甚至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公平體系。

第四，破壞社會公平、公正，使社會前進缺乏動力。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和學術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最強大的動力。要在科學研究或學術方面做出真正的成果除了研究者具有相當的天賦才華及機遇外，還需要堅忍不拔的毅力，付出艱辛的勞動，所以，人們對科學家、學者仰慕而敬重。學術造假者通過造假卻非常輕松地取得所謂的“學術成果”，名利雙收，甚至比真正的學者還厲害。這樣，做事的不如造假的，社會的公正公平體系遭到破壞，誰還有心情去扎扎實實地做學術、搞科研，社會進步與發展就會嚴重地缺乏動力。

第五，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國際學術形象。科研學術水平是構成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科研學術領域取得世界性的突破會給國家贏得名譽與地位；而學術造假只能使國家蒙羞。韓國克隆先鋒黃禹錫所獲得的“成就”被韓國人們稱之為民族英雄，在事件發生后，他淪為國人所感到的恥辱，韓國立刻招來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無獨有偶，我國的上海交通大學漢芯造假事件、法大“抄襲門”事件、浙大“論文造假”事件等學術造假現象也同樣讓國家蒙羞。學術造假的根源

無可否認，學術造假對個人、社會、國家將造成致命的威脅和損害，但同時學術造假本質上又是社會各種腐敗現象在學術上的一種反映。因此，造成學術造假滋生的根源是非常復雜的。有社會大環境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學術、教育、出版制度，監督機制，行政管理，科技、教育產業化的刺激，學術與權力相結合等方面的各種原因。下面主要從功利、制度、學術道德方面來分析學術造假的原因。

第一，急功近利是導致學術造假的直接原因［４］。急功近利現象對科研創新的危害十分嚴重，常常導致違反科研設計實驗的程序和要求；導致不尊重客觀事實，甚至偽造實驗數據和結果；導致研究者在研究創新中對同行封鎖信息，不愿合作；甚至導致學術腐敗、抄襲、剽竊、弄虛作假的嚴重后果，使研究動機扭曲，科學精神喪失。一些科研人員為了申請經費、發表論文、崗位升遷、工資待遇等，忽視了對知識的追求，淡忘了對民族、國家、社會的責任，只熱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資源的獲取、占有和壟斷；不在研究和學問上下功夫，而是擅于捏造事實、編造數據、騙取科研經費。另外，一些單位給科研人員制訂不合實際的科研目標，追求功利，出現問題又怕影響聲譽，常常包庇、袒護，無疑也為學術造假創造了條件。

第二，制度原因［５］。造假行為在各行各業都有發生，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學術界出現，這說明相應的管理措施、制度建設跟不上。可見，目前我國的學術制度存在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一下幾個方面：

1、學術管理體制行政化。我國現行的學術管理機制沿襲了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行政式管理模式，對學術成就的評價集中表現就是僵化的量化評估，在學術獎勵、職稱評審等活動中普遍存在重形式輕內容、重數量輕質量、重獎勵輕實用，這種評估機制以及單一的效益驅動模式，使更多的學者著力追求立竿見影而不是有創新性的研究。我國學術上這種行政式的量化管理模式從總體上阻礙了我國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刺激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2、學術評價體制不完善。學術評價活動本應是客觀、公正、公開的評價活動，但近年來，被引入到復雜的人際關系領域,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評價的軌道。具體表現為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不管學術本身怎樣都極力叫好，毫無“評”可言；另一種則是隨意批評或借學術批評壓制別人，挾私報復。這些挾帶著濃重私人感情色彩的評價背離了學術批評的初衷，也常常使學界陷入混亂和糾纏之中。

3、學術監督制度缺位。目前我國對學術問題揭露不及時，防范制止不力，學術監督制度嚴重缺位，使得很多學術造假現象難以得到有效識別。就日前曝光的學術抄襲、剽竊行為來看，絕大多數并不是國家的監察機構來查處的，而是由相關人員或被侵權者，或民間極個別的打假者揭露出來，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我國學術造假現象已經非常嚴重，但這種非常嚴重僅是在沒有得到充分揭露和曝光之下統計出來，又難以被發現又懲罰很輕的學術違規行為，顯然，其所付出的成本遠低于造假所獲得的收益。

第三，學術道德的缺失［６］。學術沒有道德便失去了靈魂學術沒有道德便失去了靈魂。作為學者和科學家，誠實是最起碼的基本素質。科學的本質便是求真。科研人員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學問，努力鉆研一個方向，潛心塑造精品論著，成為該方向的專家。學術造假之所以讓人痛心疾首，是因為學者和教師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德的最后底線。學術和學者腐敗了，就會動搖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學術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脈，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形而上”，是不能工具化、實用化的。然而，今天的學術評價體制，把學術和學術研究當成一種工具，用以獲取學術之外的實際利益。由于一些人道德操守的淪喪，弄虛作假成為謀取個人利益最便利的“捷徑”，于是學術成了某些人的升降機和敲門磚。對于學術和學術研究，正確的觀點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學術造假的應對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曾指出：要依靠四種力量解決學術造假問題，一是道德力量；二是行政力量；三是法律力量；四是媒體力量。但是，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和科技期刊編輯認為，第一種力量即道德力量最重要，科學研究不僅要遵循求真的學術道德，而且要遵循求善的人本道德，求善才能更好地求真，如果學者缺乏科學道德，缺乏誠信自律，那么縱然其他力量再大，也只能是事倍功半。當前，科學道德、學風問題已經成為媒體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它們無疑是切實推行科教興國戰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所必須應對的挑戰之一，如果我們不能對此做出及時有效的回應，不僅會嚴重阻礙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還將危及

［７］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因此，我們應該呼吁各級領導及科研工作者，提高認識，加強監督力度，對急功近利、學術造假行為給予及時、公開地揭露和批評，形成好的風氣，讓其無藏身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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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造假案例

一、“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案回顧

萬福生科全稱萬福生科（湖南）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300268），成立于2003年，2009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11年9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12年8月，湖南證監局在對萬福生科的例行檢查中偶然發現兩套賬本，萬福生科財務造假問題便由此浮現。截止到2013年5月，證監會對該造假案件的行政調查已終結。調查結果顯示，一方面，萬福生科涉嫌欺詐發行股票和違法信息披露。萬福生科上市前2008 ~ 2010年分別累計虛增銷售收入約46 000萬元，虛增營業利潤約11 298萬元；上市后披露的2011年年報和2012年半年報累計虛增銷售收入44 500萬元，虛增營業利潤10 070萬元，同時隱瞞重大停產事項。另一方面，相關中介機構未能勤勉盡責。保薦機構平安證券、審計機構中磊會計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機構湖南博鰲律師事務所在相關業務過程中未能保持應有的謹慎性和獨立性，出具的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根據《證券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證監會責令萬福生科改正違法行為，給予警告，并處以30萬元罰款；因其相關行為涉嫌犯罪，證監會已將萬福生科及董事長龔永福和財務總監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對三家中介機構處以“沒一罰二”的行政處罰，暫停平安證券保薦機構資格3個月，撤銷平安證券和中磊會計師事務所證券服務業務許可，不接受湖南博鰲律師事務所12個月內出具的證券發行專項文件；同時對相關責任人采取警告、罰款和終身市場禁入措施。鑒于該財務造假行為給萬福生科帶來的負面影響無法確定等原因，中磊會計師事務所對其2012年財務報告出具了帶強調段的保留意見審計報告。

二、“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手法及其表現

（一）高估收入，虛增利潤

萬福生科2008 ~ 2012年主營業務收入分別為22 824萬元、32 765萬元、43 359萬元、55 324萬元和29 616萬元，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分別為43.55%（2009）、32.33%（2010）、27.60%（2011）和-46.47%（2012）。而同屬于農產品加工行業的、首批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的湖南金健米業股份有限公司，其2009 ~ 2012年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分別為2.27%、1.99%、13.86%和3.23%。二者同在湖南省常德市，且主營業務同為稻米精深加工，但是相差懸殊，讓人難以置信。

金健米業在2011年年報中披露，行業由于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就糧油食品產業而言，一方面國家對糧食的托市收購和通脹引起原料價格上漲和生產成本急劇上升，另一方面產品銷價卻受到國家對糧油價格調控的影響，產品成本上升和產品銷價受壓的兩頭受擠狀況使糧油食品產業在產銷量增長的情況下，經營毛利卻明顯下降”。但是萬福生科同期的銷售毛利率卻達到金健米業的兩倍，盈利指標畸高。后經證監會調查，其在2008 ~ 2012年半年報中，累計虛增銷售收入90 500萬元，虛增營業利潤21 368萬元。

（二）虛增資產，平衡報表

1.虛增應收賬款和預付賬款。根據萬福生科2012年半年報更正公告，其應收賬款從1 288萬元更正為412萬元，減少876萬元；預付賬款從14 570萬元，更正為10 101萬元，減少4 469萬元。半年報顯示，萬福生科應收賬款前五位分別為常德市湘原貿易有限公司、湖南雙佳農牧科技有限公司、樂哈哈食品廠、佛山南海娥興糧油經營部、衡陽市炎健商貿有限責任公司。更正后，這五大客戶從應收賬款前五名客戶名單中消失。由此可以基本判斷，其應收賬款金額前五名單位完全是虛假記載，其應收賬款存在嚴重的偽造銷售合同、虛擬銷售業務等造假行為。

萬福生科的預付賬款2008 ~ 2010年變動不大，但是2011年猛增到11 938萬元，比上期期末增長了449.44%；2012年半年報預付賬款達到14 570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12.13%，變動異常。該半年報顯示的預付賬款前五名中有三位自然人，更正后三位自然人消失，且名單上第二名為自然人童大全，預付金額1 003萬元，未結算原因為預付工程設備款，工程尚在建設中。而根據其2011年年報顯示，公司與糧食經紀人童大全簽訂稻谷采購意向性合同，意向采購稻谷4 000噸。經過萬福生科策劃，童大全從公司的糧食經紀人變成工程承包商和設備供應商。

2.虛增在建工程。萬福生科2012年半年報顯示，萬福生科在在建工程沒有項目轉入固定資產的情況下，其在建工程從8 675萬元增加至17 998萬元，增加了8 323萬元。但是現金流量表中“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只有5 883萬元，據此可以推測預付工程款或者應付工程款增加。報表中顯示的預付賬款增加了2 632萬元，但應付賬款卻只增加了379萬元。應付賬款和預付賬款不僅包含投資活動的款項，還應包含經營活動的業務往來款項，兩者的增加額與在建工程的增加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其中疑點頗多。萬福生科2011年年報和2012年半年報中對于在建工程的披露也存在著重大矛盾之處，在建工程項目在投入了大量資金后，工程進度反而降低了。如淀粉糖改擴工程和廠區綠化工程，在分別投入了2 601萬元和74萬元之后，工程進度卻分別從90%、100%降低到30%和85%。

（三）隱瞞重大停產事項

公司在2012年半年報中存在重大遺漏，隱瞞了上半年公司循環經濟型稻米精深加工生產線項目因技改出現長時間停產，對其業務造成重大影響的事實。萬福生科在《關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補充和2012年中報更正的公告》中稱，公司募投項目——循環經濟型稻米精深加工生產線項目上半年因技改停產，其中普米生產線累計停產123天，精米生產線累計停產81天，淀粉糖生產線累計停產68天。公司循環經濟型稻米精深加工生產線項目由于常德地區降雨導致技改工期延長，項目停產時間延長，公司今年上半年銷售收入大幅度減少。

（四）高管更迭頻繁是財務造假的一個重要信號

萬福生科上市僅一年半，經歷了數次高管更迭：2011年副總經理張行、葉華辭職，監事楊滿華、楊曉華辭職；2012年上半年在公司任職7年之久的副總經理黃平和董事會秘書肖明清辭職；2013年上半年財務總監覃學軍辭職。

三、“萬福生科”財務造假的深層次原因

根據財務舞弊四因子理論，舞弊的誘因分為四種：貪婪，需求，機會和暴露。

（一）貪婪——利益驅動，名譽追逐

一方面經濟利益的驅動是產生財務造假最根本的內部動因。企業通過財務造假，虛增利潤，達到上市要求，募集大量資金。如創業板上市條件中要求，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對于凈利潤等相關指標都有最低額度規定。萬福生科通過財務造假上市成功，公開募得資金總額42 500萬元。如此巨大收益使得企業鋌而走險，不惜財務造假以達到政策要求上市。另一方面，上市成功能極大增強企業聲譽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又一重大誘因。通過上市，企業和產品的知名度增加，更容易獲得客戶的尊重和信任，而企業家個人也獲得了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社會的認可。不少企業上市成功之后，董事長的身份和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政府和銀行的“座上賓”、媒體的焦點人物。

（二）需求——降低償債壓力，迎合監管要求

一方面，償債壓力是迫使其財務造假的一個動因。萬福生科2008 ~ 2010年的資產負債率分別為77.53%、58.29%、57.52%，總體負債水平較高，而且這些負債90%以上為短期負債，其速動比率達到0.25、0.31、0.41，短期償債壓力較大，萬福生科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在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大背景下，上市無疑是最優選擇。上市后好看的業績也會使得股價上升，達到配股或增發新股條件，募得更多資金的同時提高信用等級，降低銀行貸款融資成本。另一方面，證監會對于上市公司的監管要求也是誘發財務造假的一個原因。例如，證監會規定：“凡報告的利潤實現數低于預測數20%以上的，除了要公開做出解釋和道歉外，將停止發行公司兩年內的配股資格。”上市公司為了不與盈利預測產生太大偏差，往往會進行財務造假，以避免處罰，萬福生科存在同樣的壓力。

（三）機會——內部控制松弛，外部控制失效

1.內部控制松弛。一般認為，高度集中型股權結構可能帶來的后果就是大股東通過與代理人合謀或直接命令代理人來侵占小股東的利益，從而使得內部控制制度的設立形同虛設。在股權集中度過高、缺少一定的股權制衡的情況下，會出現大股東凌駕于內部控制之上，使內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從而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萬福生科董事長兼總經理龔永福和董事楊榮華（二人為夫妻關系）分別持有公司29.99%的股份，合計為59.98%，而其他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均不超過5%。在這種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下，公司實際控制人為龔永福、楊榮華夫婦。而對于2012年半年報的虛假記載和重大遺漏，萬福生科也解釋為內部控制管理放松，沒有很好地執行內部控制制度，沒有進一步加強法律意識和提高法制觀念。

2.外部控制失效。企業在IPO過程中需要經過審計機構、保薦機構和證監會三重關卡審核，才能最終上市。但是在萬福生科的上市之路中，審計機構中磊會計師事務所、保薦機構平安證券在執業過程中玩忽職守、利益至上，不僅未能履行監督職能，甚至成為財務造假的推手。而證監會也未能及時發現，最終導致財務造假丑聞的發生。

（四）暴露——發現可能性小，預期處罰過輕

1.審計獨立性缺失。會計師事務所是上市公司審計的主體，但是目前的審計狀況是供求關系失衡、雇傭關系扭曲。審計服務市場整體供大于求，于是事務所不惜降低價格來招攬生意。而上市公司自己出錢審計自己，更是審計獨立性不能保證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擁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可能會促使審計業務以較低的金額成交。會計師事務所出于成本控制考慮會減少審計程序，降低審計質量。在本案例中，對在建工程實施的有效審計程序是現場監盤，必要時需借助于專家的工作。但是出于審計成本的考慮，中磊會計師事務所可能不會聘用專家，而注冊會計師可能由于缺乏工程管理專業知識，無法取得有效的審計證據進而發表合理的審計意見。另外，目前我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多為有限責任制，最低注冊資本為30萬元。在審計失敗預期成本較低的情況下，會計師事務所有可能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與被審計單位合謀，共同參與舞弊。同時，由于保薦機構與上市公司在利益取向上一致，一些保薦機構為了獲取巨大的承銷收入和保薦收入，只薦不保，甚至為企業造假上市“保駕護航”。2.經濟預期不公正。由于我國現行法律的不完備性產生的低違規成本，會誘導上市公司形成經濟不公正的預期，進而以財務造假手段謀取不正當利益。一方面，行政處罰較輕。《證券法》第189條規定：發行人不符合發行條件，以欺騙手段騙取發行核準，尚未發行證券的，處以30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款；已經發行證券的，處以非法所募資金金額1%以上5%以下的罰款。而此次萬福生科欺詐上市僅被證監會處以30萬元罰款，并未終止上市，處罰力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民事賠償的執行較弱。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相關立法相對滯后，有關涉及證券市場民事賠償糾紛的案件，實體法上的一些基本問題并沒有具體詳盡的規定，一旦涉及訴訟，對法院有關當事人而言，將無所適從。通過民事訴訟解決投資者賠償問題一直是取證難、認證難、耗時長、索賠少。銀廣夏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訴訟案件，最后僅幾百人得到了補償，反映出我國證券市場的司法維權之艱難。而萬福生科案件中雖然平安證券推出了建立3億元先行賠償基金方案，但由于其短短60天的理賠期限也飽受質疑。

四、治理財務造假的建議

1.加強公司內部控制建設，建立內部制衡機制。一是提高公司管理層對于內部控制的認知度，營造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層對其認知度的影響。只有管理層高度重視，內部控制環境良好，內部控制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并及時發現和糾正錯誤及舞弊行為。二是完善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幾乎所有的財務造假事件背后都與內部控制的薄弱相聯系。公司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合理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從而保證公司財產物資的安全和會計信息的質量。三是建立和完善符合現代公司管理要求的內部組織結構，形成科學的決策機制、執行機制和監督機制。要加強獨立董事制度建設，充分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建立起公司內部有效的制衡、約束和監督檢查機制，防止因股權過于集中導致的控制權濫用和利益侵占下的財務造假問題。

2.加強中介機構監督管理，推行審計機構輪換制度。一是完善中介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加強風險管理。要求中介機構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并夯實內部控制制度各項要求，將內部控制責任落實到崗、細化到人、貫穿于每一個申報項目之中。二是完善內部問責機制。中介機構主要負責人要承擔起管理責任，對項目遴選、項目論證、原始材料提供、項目執行等各個環節，項目各環節簽字人員均要承擔相應責任，切實加強內部監督檢查，強化風險管控。三是推行審計機構輪換制度。審計獨立性是審計師的靈魂，缺乏獨立性的審計質量是得不到保證的。建議實行上市公司審計機構輪換制度，以增強審計機構的獨立性。

3.提高違規成本，探索新的民事賠償機制，形成經濟預期公正。一是盡快完善相關法律細則，推動資本市場監督懲罰機制的建立與發展，加大處罰和執行力度，提高公司財務造假成本，增加中介機構違規風險，使其與預期獲利相平衡。這樣才能形成經濟預期公正，減少財務造假行為的發生。二是深化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重點加大對欺詐發行、財務造假和虛假披露等違規失職行為的懲處力度。三是加快構建社會誠信檔案，動態記錄企業造假行為，強化社會監督，實行信息公開，加大稽查和處罰力度，增加財務造假風險。只有高額的違規成本和較大的暴露風險，一些抱著僥幸心理的公司才會思量再三，止步造假。四是積極探索新的民事賠償機制。萬福生科案件中，保薦機構平安證券推出了對適格投資者的先行補償方案，萬福生科實際控制人龔永福也將3 000萬股萬福生科股票質押給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履行賠償責任的保證。積極探索利用市場化機制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方案，如上述市場違法主體先行補償投資者損失值得鼓勵。

4.加強執業人員誠信建設，提高專業勝任能力。一方面，要加強以誠信為目標的會計、審計人員和保薦代理人職業道德建設，必須多管齊下，開展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職業教育，逐步培養職業道德情感，樹立職業道德觀念，提高職業道德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相關中介機構如審計人員和保薦代理人等的專業勝任能力。由于現代審計的復雜性、財務造假手段的隱蔽性，審計人員和保薦代理人的專業勝任能力至關重要。在對萬福生科的審計過程中，如果審計人員具有扎實的工程管理專業知識則或許可避免審計疏漏。因此，只有提高審計人員的專業勝任能力，才能切實提高審計質量，防范財務造假。主要參考文獻 1.章武生.類似案件的迥異判決——銀廣夏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評析.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2 2.洪葒，胡華夏，郭春飛.基于GONE理論的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識別研究.會計研究，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