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指導思想

論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指導思想

關鍵詞：現代化發展，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摘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三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套理論指導著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大步向前。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三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句耳熟能詳的話摘自高中政治課本。在當時，我們僅僅把這句話作為一個考試的重點死記硬背下來，而并沒有真正的去理解這句話背后的含義。到了大學，在系統的重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這門課程以后，我對這句話的含義又有了新的理解。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發展的基本綱領。那么首先，中國為什么要選擇馬克思主義？查閱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其一，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契機。其二，近代中國所面臨的現實以及中國人的‘雙重超越’理想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其三，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邏輯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相類似。其四，中國特色賦予馬克思主義以內在的生機與活力。其五，改革開

放的實踐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社會主義。”可以看出，中國的發展路線是由中國的歷史與國情決定的。資產階級的確有成功的機會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卻失敗了，但是堅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卻脫穎而出，可以看出，中國的發展路線是由中國的歷史與國情決定的。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模式”已經取得了國際認可,“中國特色”的旗幟也愈加鮮明。在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的支持。但是我們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機械式的教條，而是活學活用，發展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充滿生機。

毛澤東思想于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毛澤東思想脫胎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它緊緊圍繞著中國革命和建設這個主題，提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重要理論觀點。”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從一定角度上來說是提出了一套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以符合國情的方式實際的應用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方案。首先，從毛澤東思想的主旨和我們所處的時代來看，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指向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國家的獨立和解放；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其次，從毛澤東思想的方法和內容來看，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產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基本方法和許多基本原則對我們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仍是無價之寶。最后，從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來看，毛澤東思想正在指導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而繼毛澤東思想之后，又一個偉大的引領發展方向的理論被提出，它就是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集成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的智慧結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看到鄧小平理論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順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目標。這20多年來，是我國綜合國力提高最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他表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主義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固定的經驗模式是絕對不行的。這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理論漸漸明晰的并且被廣泛應用之后，又一個指導性的理論在走入了我們的視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一、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二、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三個代表的主要內容。“三個代表”是我們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新貢獻，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標志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的統一與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

從之前的論述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馬克思哲學理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并不是獨立的4個理論體系。它們的關系是一脈相

承，相輔相成的關系。新的理論的誕生并不是否定以前的理論，而是從側面加以解釋和證明之前的理論。比如三個代表，實際上就是以人為本，這在以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中就有所提及。同時，新的理論有是對舊的理論的擴展和補充，豐富了理論內容，使得這套理論更能與時俱進，適用于當今的時代發展。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是真正能站得住腳，能為我們指引行動方向的理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們肩負著歷史責任，要從思想和行動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要有政治洞察力和正確的政治觀念，吸取這套理論體系中的精華，有所思考，有所感悟。

歲月的變遷，時代的更新，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準備好正振翅天際，翱翔世界之林。而我們，更應該努力提高自身修養，讓自己能承擔起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與偉業，為祖國的騰飛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篇：論中國法制現代化

論中國法制現代化

仲康

引言

法制現代化代表著人類棄舊圖新的意志和愿望，是指人類社會伴隨著從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的轉型而相應地由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轉化的歷史過程，是人治型的價值規范體系向法治型的價值規范體系的變革過程。

法制現代化包涵三層意思：第一，法制現代化是一種內制改革的需求，指法律制度能夠對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給予廣泛的、有效的法律調節，實現法律制度本身的體系配套與內容完善。第二，法制現代化反饋著現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優秀品質，體現著受外力促進后的創新精神，強調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蠻的因素。第三，法制現代化要求人們擁有深邃的、對法律適應時代需求而進化的理解和認同，代表著人類前進過程中棄舊圖新的意志和愿望，是一種最高境界的價值追求。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社會建設的高度重視，使得法治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而要實現法治社會就必須要經歷一個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但是，目前我國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制現代化仍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因此，明確我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研究目前中國法制的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問題的成因，探討推進法制現代化的途徑，對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有著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法制現代化相關概念解析 1.法制的內涵

對法制的內涵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是廣義的理解，法制是指國家的法律與制度，其中法律包括成文法與不成文法，制度包括依法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二是從狹義上說，法制是指統治階級按照民主原則把管理國家事務制度化、法律化，包括法律制度與法律秩序。

在我國，一般認為法制是一切法律現象的綜合體系，通常包括制定法律、執行法律與遵守法律三個方面。

（三）法制現代化概念

法制現代化作為法律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范疇，其研究的重點在于考察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法制體系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一般規律，其研究既要反映現代化這種社會發展現象所具有的一般規律性，又要體現法制現代化自身的特殊規律性。

1、法制現代化的涵義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發展的、系統的、比較的概念，又是一個多層面的包容性概念。從不同的方面來看，主要有以下涵義：

（1）是法制形式現代化與法制價值現代化的統一。

從法制體系的構成情況來看，無論法律現象是如何的紛繁復雜，但法制體系所包容的內容不外乎兩個大的方面，其一是法律的形式方面；其二是法律的價值方面。既然法制現代化是表示法制體系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那么，法制現代化也就包含了法制體系的形式轉型和法制體系的價值轉型，是法制形式現代化和法制價值現代化的統一。

法制體系的形式轉型首先表現為法制體系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從社會政治體系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上層建筑體系；其次，從法制體系的內部結構來看，法制形式現代化是指法制體系內部實現結構性分化，體系的架構趨于科學合理，組成成份更加豐富完善，比較充分地反映和滿足整個現代社會生活對法律的全方位要求。

法制體系的價值轉型則是指法制的傳統價值觀被沖破，反映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價值觀念的現代法制價值觀念體系得以確立。

法制價值現代化是實現法制形式現代化的理念支持，規定了形式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模式，有力地推動和支持了法制體系的形式轉換；法制的形式現代化反映了價值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同時形式現代化反過來促進價值現代化的深化。

（2）是相對獨立性與對社會現代化整體依存性的統一。

法制是一個國家整個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就上層建筑體系來講，法制體系的確立依賴于上層建筑中政治、道德、哲學、宗教等體系的發展和支持。不僅如此，整個上層建筑體系的確立還依賴于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和支持，沒有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化，整個上層建筑的現代化就失去了基礎，從而也就沒有法制的現代化，而法律隨著政治現代化的發展從政治體系中分離出來，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的確立創造了歷史前提，作為社會現代化整體的一個主要層面——法制現代化因此具有了其相對的獨立性。同樣，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反過來又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化和上層建筑其他領域的現代化。

（3）是社會法律生活的整體變遷與法律規范體系變革的統一。

法制現代化之法制是包容所有法律現象的綜合體系，它包含了實體法律規范體系、程序法律規范體系、法律價值、法律概念、法律文化與思想方式等社會法律生活的全部。因此，從相對獨立的法制體系發展變化的層次上看，法制現代化不僅僅是實體和程序法律規范體系的改革或變革，而且還是涉及整個社會法律生活各個方面的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同時還涉及到法律思想和法律實踐等所有方面的變革。雖然不同社會背景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不同，但法制現代化始終是整個社會法律生活的整體變遷與實體和程序法律規范體系變革的統一。

（4）是傳統法制與現代化法制之間的對立和統一。

法制現代化的過程本身是一個法律革命的過程，通過革命實現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的轉型。法制現代化意味著現代法制對傳統法制的突破、超越或者說是一種歷史的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否定并非是一種簡單的、全盤的、決然的否定，伯爾曼提醒我們注意：第一，從11世紀后期和12世紀起，除了革命變革的某些時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續發展達數代和數個世紀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進行建設：第二，這種持續發展的自覺過程被認為（或曾經被認為）不僅僅是一個變化過程，而且也是一個有機發展的過程。亨廷頓在處理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上更強調傳統的歷史地位，他說，這些傳統的東西實際上構成了相當多數新興國家的特定國情。問題不是去消滅它們，而是借助它們來實現社會動員和整合，從而導致現代化。可見，這種否定是人類社會法制運動有機發展過程的一次飛躍。(責任編輯：1011)法制現代化的內在規定性涵攝了法制作為社會生活重要層面的含義，法制現代化的內容、現代化的途徑、現代化的背景、現代化的沖突無一不折射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特征，同時，法制現代化又要在其規制下調整發展，從而實現社會改革發展的和諧。

2、法制現代化的主要特征

法制現代化內容廣闊、含義豐富，主要特征有：

（1）法制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法制現代化是人類法律文明的成長與躍進的過程，這種歷史性的躍進，導致整個法律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而且，法制現代化的確是文明社會中法律發展進程中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伯爾曼說，“革命這個詞不僅用于指新體制借以產生的最初暴力條件，而且也指體制得以確立所需要的整個時期”。法制現代化之所以是一場深刻的法律革命，主要就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這一特定階段中法律變革的激動人心的畫面。它不僅要擺脫人對人的依賴關系，而且要積極創造條件，擺脫物的依賴性，使社會生活“表現為自由結合、自覺活動并控制自己的社會運動的人們的產物”。它根除了那種表現為與個人隔離的虛幻共同體的傳統權力，建立起尊重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確保人的個性的價值機制。因而，社會成員的廣泛自由和權利在法律上得到了確認和保障。在法制現代化的變革過程中，傳統法制與現代法制的歷史差異性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與以往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不同，社會主義現代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的本質特征，反映了人類社會法律文明成長與進步的客觀規律，蘊涵著社會主義法制的價值基礎。這就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的革命性意義。

（2）法制現代化是歷史性轉化。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從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的轉型過程，是人治型的價值向法治型的價值的變革過程。從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的歷史更替過程是相當復雜的，人治與法治這一對變項涵蓋了傳統法律與現代法律之間分野的一切特性，構成了區別這兩類不同的法律價值系統的基本尺度。換言之，法制現代化與法治是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的。應當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興起作為法制現代化過程的基本評估系。這是一種把從傳統法律向現代法律轉變過程中各種有關因素，形成為邏輯概念上連貫一致的“理想類型”分析。這種轉變乃是從傳統性行動向合理性行動的歷史轉化，是從人治型的價值向法治型的價值的歷史性創造性的轉化。

（3）法制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包涵了人類法律思想、行為及其實踐各領域的多方面進程，其核心是人的現代化。我們知道，法制現代化既包括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又包括法律觀念的現代化，而這兩個層面都離不開人的現代化。

從人的現代化與法律制度的現代化的關系來看，實現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就是要提高法律調整的效率，科學地系統地建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現代法律調整機制。而實現法律調整的主體是人，沒有具有較高法律意識水平的廣泛的公民群體，法制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

再從人的現代化與法律觀念現代化的關系來看，一個國家的法制現代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公民的法律意識是否發達。不可能設想，一個國家絕大多數公民對法律缺乏信任，輕視法律，竟會實現法制現代化。然而，法制觀念現代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要培養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識，確立法律至上的現代法治觀念。這是人的現代化的主題和應有之義。

一個先進的現代化法律制度要獲得成功，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就必須有賴于操作這些制度的人的現代素質，即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思維方式、情感意志和人格特征的現代化。

（4）法制現代化是一個法律發展的多樣性統一的過程。

人類社會的法律文化是多彩多姿的。不同民族或國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條件的作用下，總是循著特定的路程發展演化。誠然，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交往的日益頻繁，歷史上存在的國家、民族以及地域間的堡壘，會越來越打開，從而使法律發展的歷史個性逐漸減弱。但是，在法律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富有個性的具體的法律制度及其體系之內，又不可能是處于互不相關、絕對排斥的狀態，而必定會構成一個“總體”。因此，法制現代化運動的多樣性是統一性的基礎。離開了法制現代化歷史運動的統一性，其結果只能使法制發展進程的一般規律成為超越時空的神秘的力量，從而成為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但在另一方面，法制現代化運動的統一性又是多樣性的必然表現。繁復多樣的法律發展運動多樣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約整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一般規律。

以上對法制現代化特征的認識有助于我們規劃法制建設的藍圖，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也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全球化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影響。

3、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主要特征

目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于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面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壓力和政治影響，以及國內人民對于富裕的強烈渴望，為了在短時期內完成其他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實現中國法制的成功轉型，必須由國家和政府自覺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重任。這也決定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發展的政府主導性。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相對落后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國際形勢的壓力和挑戰，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具有異常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其目標的實現也必然帶有階段性。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基本國情上的，它集中體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取向。在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當代中國，公正是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但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可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初級階段中國法制現代化最為適當的價值取向。(責任編輯：1011)（4）過程的非協調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進程主要采取由政府推進的方式，其現實目標主要是為改革和發展保駕護航。因而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特點。如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但立法質量低、可操作性差。在執法和司法上，存在大量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的現象。在法治觀念上表現為含義不明晰，導致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此產生不同理解。

二、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史

三、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四、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主要有：①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舊的法律觀念影響。中國沒有法治的傳統，中國特殊的傳統法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舊法律觀念、輕視程序法以及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權威未被社會認同和信賴等因素的結合，給中國法制現代化造成了極大的困難。②舊的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建國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制度，逐步建立了大體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法制。各種法律規范均保護計劃經濟，對破壞、違反計劃經濟的行為進行制裁。把計劃置于法律等同地位，并起代理、頂替法律的作用，其后果包括：一是把計劃奉為法律，用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完不成計劃追究法律責任。這樣，計劃至上，神圣不可侵犯，無論它正確與否，都無條件尊崇：二是計劃是可以及時調整、改變的，在時間上、程序上、內容上都取決于主管領導人的決定，往往充滿主觀隨意性。因此，長期以來，在經濟領域內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權曲法、以權代法的局面堂而皇之。③法制現代化的認識偏差。一是法治功能認識不足，將“法治”功能絕對化，把法治當作是完美無缺的良方來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二是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關系認識不足，認為兩者不可兼容，或以個人本位作為法制基礎，或以社會本位為法制基礎的觀點。過分強調個人本位，使市場秩序、社會秩序出現混亂，或者過分強調社會本位，讓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就會改頭換面地橫行于世。④私法與公法優先認識偏差。私法優先的學者們把私法文化等同于權利文化，而把公法文化歸諸于義務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是以權利本位的逐步確立，公平效益法制價值優先，與之相聯系，法律體系中是私法或民商法為核心，公私法分離，私法優先。這種認識對法律現代化起著理論上的阻礙作用。公法上對義務的設定，具有明顯的適合于全社會的價值。倘若沒有公法上的義務，政府行為就會混亂、社會秩序就會失控，進而私法的價值也不可能很好地發揮。⑤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權威未被社會認同和信賴。近幾年來，法律效益并未隨著立法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而相應增長，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和法律價值的合理性的要求，始終沒能有機地結合，法律的權威性未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高度認同，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沒有形成對法律的信賴感。我國的公安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律師制度尚未完善。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難以行使，對那些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的現象缺乏制約、查處的手段和力度。⑥法律移植與本土化發展未能融為一體。當中國法制面臨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時，法制的發展己不再局限于自我完善的運動，必然要放眼世界，注意與國際慣例接軌，注意與世界發展同步。這既是我們在選擇本國法制長足發展道路時必須正視的，也是一個與情感無關的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

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過程，是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權利、多元、獨立、分權、自律、個體、開放、公正效率等等價值取向越來越居于主導地位的過程，其核心是由人治轉向法治，依法治國，以法治作為標志，實現法律形式合理與價值合理的有機統一。然而，中國沒有法治的傳統，中國特殊的傳統法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舊法律觀念、輕視程序法以及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權威未被社會認同和信賴等因素的結合，給中國法制現代化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舊的法律觀念影響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中國傳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條件的作用下，由特定的法律制度與法律觀念所構成的法律文化系統。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鑄下的深刻烙印就是：一方面是權利觀念的極端貧乏，另一方面是狂熱的皇權崇拜。也因此，在中國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反映商品經濟法權要求的規范體系（特別是民法）無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反映自然經濟法權要求的刑事法制卻異常的豐富發達。于是“民刑不分”、“重刑輕民”也就成為傳統法律邏輯的歷史必然，并且影響著今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核心內容兩項：一是權力本位；二是義務本位。權力本位，實質是人治主義的體現，它主張權力大于法律，法律服從于權力。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皇權至上為特征的權力本位的價值體系中，法律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當權力與法律出現沖突時，最終的勝利者總是絕對的專制權力。正因這種權力本位的傳統法律文化，深深地影響著現代人，人們在權力和法律的面前總會出現權力高于法律的認識，從而對法律缺乏信心，更不會自覺地尋找法律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無端侵害時，也總是采用“和為貴、忍為高”的方式處理，寧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這種傳統法律文化給中國的民主法制現代化建設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傳統中國是自然經濟的一統天下。與自然經濟相聯系的法權體系所注重的是社會等級和人身依附，法律調整的基本特點確認依附關系為基本的價值目標。正是這一法律調整，構建了以義務本位為特點的自然經濟型的法律文化體系。受自然經濟所制約的法律調整體系，把權利與義務的分配作為鞏固君主專制制度和強化宗法等級結構的重要手段。在這里，個人的權利來自主體的特定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來自對某種職責和義務的充分履行，來自主體對倫理綱常名教的認同。因此，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個人權利意識是極其淡薄的，個人也不存西方式的絕對的權利，只存在隨著某種社會境遇的改變而不斷變化的相對權利。并且個人權利的行使是以其義務的充分履行為基本前提的，個人權利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反之，對于主體來說，義務則是首要的、神圣的、絕對的，它是一種無聲的命令，制約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義務本位的環境下，德主刑輔、以德去刑、以刑為主、重刑輕民，權利被權力吸收和消融也成為必然，人們的人格不獨立，身份不平等，行為不自由，國家具有主宰的地位。權力行使違背了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的宗旨，國家和政府顛倒了“權利是權力的基礎”這一內在邏輯前提，從而引起權力肆意侵犯權利，使社會喪失普遍的正義和基本公正，強化權利分配的不平等性。這樣的國度即不存在“人民主權”的概念，也不存在“法不禁止便自由’，的含義，私法一直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社會強調以國家公共權力為中心，對民商法上的私權利持極度輕視的態度，各種私權利的社會關系被納入國家直接控制體系而以權力服從關系表現出來，公民唯有無條件服從之義務。

有著長久封建主義人治傳統的中國所構造的特有的法律觀念，潛移默化地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長期侵蝕人們的思想，阻礙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

2、舊的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

建國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制度，逐步建立了大體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法制。各種法律規范均保護計劃經濟，對破壞、違反計劃經濟的行為進行制裁。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對生產、流通等嚴格規范，對所有權、使用權一體化的關系嚴格控制，使企業和生產經營主體成為政權機構的附屬物。從50年代起，就盛行一個格言或指令：“計劃就是法律”。把計劃置于法律等同地位，并起代理、頂替法律的作用，實際上是要計劃不要法律，因而長期風靡著法律虛無主義。弊端為：一是把計劃奉為法律，用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完不成計劃追究法律責任。這樣，計劃至上，神圣不可侵犯，無論它正確與否，都無條件尊崇：二是計劃是可以及時調整、改變的，在時間上、程序上、內容上都取決于主管領導人的決定，往往充滿主觀隨意性。因此，長期以來，在經濟領域內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權曲法、以權代法的局面堂而皇之。計劃經濟被稱為“人治經濟”。這種經濟體制反映在政治、權力系統中，便產生了權力過于集中，行使權力沒有嚴格科學的程序；行使權力者內部沒有形成自我約束的機制，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機制。政企不分、企業附屬于政府，因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往往是以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生產經濟活動為內容的微觀管理，這種干預行為由于一般發生在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府主管部門和企業之間，因而政府可借助行政權力本身所具有的強制力量或長官的個人權威、權力實現。這種經濟、政治體制反映在法律上，就出現了法律制度帶有明顯的命令性，很少反映私人間的合意和選擇自由。同時，行政權隨著行政主體自身的功能，任意地加以擴大、擴張，卻未能得到有效的約束、監督。政府集權力與權利于一身，享有物質資源的壟斷權、勞動資源的控制權和社會經濟宏觀調控權。這種權力至上、法律虛無、有權便有一切的實際使人不能相信法律，只能相信權力大于法。上述經濟、政治的因素制約著市場經濟初期的法制的建設和法律的實現。目前，處于新舊體制的轉變、交替期，各種經濟主體、政治主體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監督、制約機制尚未真正形成，由于社會、歷史的復雜原因，各種各樣的違法行為在我們社會中仍有深厚土壤，從而影響法制現代化的進程。(責任編輯：1011)

3、法制現代化的認識偏差

（1）法治功能認識不足

法治優于人治，這已成定論，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更需要法治。但不能將“法治”功能絕對化，把法治當作是完美無缺的良方來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更不能認為法治只是確定幾個基本原則，創設眾多的法律。當權威者提出“以法治國”時，相繼就出現了以法治省、以法治市、以法治鄉，乃至以法治家、以法治病。在這種以“法治萬物”的渲染下，許多場合許多領域都大談法治萬能。似乎像經濟混亂，社會秩序不良，精神文明建設不夠，文化市場泛黃等等都需要法治這一良方來解決，似乎各種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都是法制不完備造成的，因而各種社會問題一遇到法治便會迎刃而解。總之，將所有難題的解決寄望于法治。這種認識，對法制建設是有害的。實際上，法治仍需人的作用，法律的滯后保守性、僵化性以及限制功能容易被強化的特性，是法治社會要特別注意的。因此必須全面認識把握法治精神。法治不僅包括法律至上，國家機關和政黨都要受法律和正義的約束，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的行為主體，個人自由、權利受法律的保障等，而且，還包括分權與制衡。另外，還應有強大有力的司法機關與隊伍，這支隊伍應具備較高的法學素質。

（2）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關系認識不足

“個人本位”論者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個人，法律的設立在于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反映在民商法領域，便是以權利為中心，構筑權利和保障體系。“社會本位”論者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社會、集體而不是個人，個人只有處于社會集體之中才有其自身價值。因此，法律應該促使個人在行使權利之際，承擔增進社會福利，鞏固國家安全和維護公共秩序的義務。“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不應是對立的，那種認為兩者不可兼容，或以個人本位作為法制基礎，或以社會本位為法制基礎的觀點，都是片面的。過分強調個人本位的結果，是使市場秩序、社會秩序出現混亂；過分強調社會木位，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就會改頭換面地橫行于世。因此，如何使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難題之一。

（3）私法與公法優先認識偏差

公法、私法的基礎和優先問題的不同認識直接導致法律現代化的不同結果，也必然加快或阻礙其進程。自從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定以來，法學界顯現出對私法文化的格外鐘情。私法優先的學者們把私法文化等同于權利文化，而把公法文化歸諸于義務文化。因而認為權利本位就是要優先發展私法、私法優位。改革開放前是權力、義務本位，安全秩序法制價值優先，與之相聯系，法律體系中是公法作為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是以權利本位的逐步確立，公平效益法制價值優先，與之相聯系，法律體系中是私法或民商法為核心，公私法分離，私法優先。這種認識對法律現代化起著理論上的阻礙作用。因為公法不等于義務本位、私法不等于權利本位。市場經濟的法文化不僅需要私法，同樣需要公法。在一定意義上講，公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比私法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沒有公法所保障的安全、秩序價值，一個混亂的社會，令人恐慌的社會治安環境，私權實現也困難；沒有公法上的限權，私法上的權利便不可能有保障，私法只會變得徒有虛名。新舊體制變革進程中，在注重私法領域“放權（利）”的同時，要充分注意公法領域中的限權，使政治與經濟進程協調，否則，就會出現依賴行政權力分割的非契約的“諸侯經濟”。憲法對公民權利的賦予，行政法、訴訟法、刑法等對公民權利的進一步具體化都表明了公法的權利屬性。公法上的權利是保障公民取得私法上具體權利的要件。現代公法的管理法所設定眾多的義務，不僅是國家（政府）對社會主體施加影響，進行管理的根本規范，也是政府自身依法辦事的制約規則。公法上對義務的設定，具有明顯的適合于全社會的價值。倘若沒有公法上的義務，政府行為就會混亂、社會秩序就會失控，進而私法的價值也不可能很好地發揮。

4、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權威未被社會認同和信賴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目標指引下，法制現代化的要求日益強烈，國家加大立法的步伐，司法、執法機關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法律效益并未隨著立法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而相應增長，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和法律價值的合理性的要求，始終沒能有機地結合，法律的權威性未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高度認同，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沒有形成對法律的信賴感。當事人不打官司、不愿打官司和不敢打官司，以及打勝了官司也無效率、訴訟價值無法實現的事實，也正是我國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權威被懷疑的例證。法律效益狀況反映了法律的權威性程度，它是通過法律實施后的社會效果來確證法律自身的價值。法律高效化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表現，而法律低效化則從一個側面表明人治主義居于主導地位，法律的權威性未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高度認同，社會成員及其組織沒有形成對法律的信賴感，因而也就不能自覺選擇法律來規范自己、保護自己。

法律效益的低下，進一步確證了我國法制現代化，實現依法治國的艱巨性。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存在著弊端，難以滿足社會成員和組織的法律期望值。我國的公安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律師制度尚未完善。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難以行使，對那些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的現象缺乏制約、查處的手段和力度。我國司法實踐中，訴訟缺乏公正性，“打官司就是打關系”成為人們對訴訟的一種理解，訴訟成了關系和金錢的較量，同樣的案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院會有不同的審理結果。因此，當事人千方百計將案件交由可求得地方保護或有關系的法院管轄。這些現象均說明法律公正性、權威性和統一性的缺乏。法律效率的低下，同時體現在打贏了官司也難以執行，勝訴判決書成了“法律白條”。當事人的訴訟價值也由于判決的不能執行而無法實踐。法律效率的低下，還體現在人們對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此外，包括立法、司法、執法在內的，重實體而輕程序的實際做法也嚴重地損害了法律的效率、公正和權威。(責任編輯：1011)

5、法律移植與本土化發展未能融為一體

我國的法制建設、法學教育，在全球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的影響下，出現了全新的形勢。我們逐漸打破了閉關自守的局面，深入借鑒屬于人類共同財富的法理、規則，在立法、司法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例如審判方式由糾問式轉變為較為科學的抗辯式：律師確定了社會執業者的地位：法學教育中也大量采用了基于當代法治觀念的基本觀點和知識。這就不同于過去認為法律只從屬于政治，進而認定法律不存在任何技術性，并片面地強調司法的“群眾路線”，從而盲目批判“舊的法律知識”的觀點；也不再僅僅將法學看作革命的法律觀和經驗總結，是基本政策的理論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的法制建設也正在與世界接軌。以往我國實行的蘇聯模式的法律制度僅僅適合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而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急需一整套吸收各國經驗的、完善的、先進的法律制度。今天，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也在進行法學的更新和法制的改革。不管其價值取向如何發展，作為一個曾經對我國發生過如此巨大影響的大國，總是值得我們關注、研究和比較借鑒的。因此，具體地分析我國受到的蘇聯法制模式的影響，清除對我國法制建設產生的消極作用，對于我們找出差距與發展方向，改善法律環境是不無裨益的。

縱觀人類歷史上法制的發展，我們可知法制的發展模式并不取決于法制本身，而最終決定于社會經濟體制變動的現實。當中國法制面臨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時，法制的發展己不再局限于自我完善的運動，必然要放眼世界，注意與國際慣例接軌，注意與世界發展同步。這既是我們在選擇本國法制長足發展道路時必須正視的，也是一個與情感無關的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

中國的法制之路，開放引進他國的經驗比整理國故更為重要，也更為必要，這無論從現實而言，還是從成本計，都是如此。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與各國經濟貿易關系、科學、技術和文化的合作與交往不斷增長，大大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法的現代化與國際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定為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已較好地、更多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透析近年來我國法律的改革，可以看到我國在民商法、經濟法以及勞動法、環境法等方面積極借鑒西方民商法的經驗。當然，我國目前借鑒和移植國外（或特定地區）的法律是我國選擇接受的，決不是外力強加的，其目的是為了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我國在借鑒和移植國外（或特定地區）的法律時，應認真地研究移植來源國家或地區以及本國的各種社會或自然條件，以保證移植成效。

法制現代化道路本身是一個內涵于時間與實踐相互統一的過程。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化”的過程，其重要性在于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面對現實的客觀情況不能過于急躁，也不能用太長的時間來完成現代化，因此必須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用相對合理的時間完成現代化。現代化的速度是無法主觀臆定的，我國的這種漸進式的改革和社會的漸進式的變遷聯系在一起，同時我國的社會發展水平也不均衡，同時存在著前工業社會（傳統社會）、工業社會（現代社會）、同時又有后工業社會（后現代社會）的因素。不能用一個質的純標準來說明整個社會類型，如何用這種時間緯度和過程分析來考察現代化過程是十分必要的。在這里對現代化的價值屬性把握和對現代社會的社會因素的分析更為有助于對它的理解。這樣通過對法治社會，依法治國，法律發展的理論分析和模化描述將會起到更好的效果。

從1840年開始至今，中國都在走著現代化的過程，只是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殊性，要解決不同的任務，這是社會自身揚棄自身的過程，是質量變的高度統一的過程。“某物由于它自己的質：第一是有限的，第二是變化的，因此有限性與變化性即屬于某物的存在。”

法制現代化本身也是一個辨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律”本身就是揚棄自身的過程。法律包涵有人的認識，人的權威性和正義感，也就是權威自身證明正義的過程，它用一種特殊的論證方式來證明法律制度的存在的正當性，法律就是力圖在正當性與權威性中間來行使社會職能，法律的這種權威標準成為一種標志，在法制現代化進程中，法律也成為影響社會進程一種影響社會進程的重要因素。同時社會又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一個具有法治思想的人，極有可能成為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的犧牲品，就如同一個不具有法治思想的人不能生活在法治國一樣。可見，社會的自身機制需要法律的引導，而法律更需要不斷地變遷。多種合力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在一個方面說明了法律是如何與本土資源相關聯的。“法治建設借助于本土資源的重要性在于這是法律制度在變遷的同時獲得人們的接受和認可，進而能有效運作的便利性途徑，是獲得合法性—即人們下意識的認同的一條有效的途徑”

五、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問題的成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制對現代化的努力是勿庸置疑的，并且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和愈益明顯的成效，但是目前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也是不容忽視的。經過對實證資料的分析和研究，筆者認為中國法制現代化困境的成因與我國國家與社會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密不可分的，國家相對于社會而言過于強大，而作為可以制約國家權力的社會要弱小的多。從法治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來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在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法律體系，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乃至相互制約正是法治的內在根據與界限。這種法治本身即具有邏輯性和自恰性，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卻發展得如此艱難而又曲折，可以說與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同構狀態有著密切的關系，說到底我國市民社會基礎的缺失本身就是一種對法制現代化的阻礙，這才是我國法制現代化陷入困境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癥結所在。具體主要在于文化的專制、經濟的計劃性、社會的鄉土性等三個方面。

1、文化專制

起源于夏商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以儒家的血緣宗法倫理為本體，儒家的“禮”與法家的“法刑”相結合，歷經數千年的融合、積淀發展形成的倫理化禮俗法律文化。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一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傳統。雖然不少學者提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也有過“法治”，如戰國時期法家主張“法治”以此來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但這種封建專制下的“法治”與現代法治不可同日而語，梁治平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家所謂的‘法治’只在‘刑賞’二字”。而且現代意義上的民法在中國古代社會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皇權至上是最高行為準則，法律的至高無上性被皇權的絕對神圣性所代替和淹沒。盡管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中國古代法律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已相當完備，但從本質上講它也只不過是相對完備的供統治者使用的上具而已。另外，“泛道德主義”盛行，孔子認為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方面，法律的功用遠遠小于道德的作用，倫理道德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很大的規范效力，正如勒內所言：“中國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況下生活的，他們對法律有些什么規定，不感興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們處理與別人的關系以是否合乎情理為準則。”同時也產生了“懼法”、“無訟”、“厭訟”的思想觀念。(責任編輯：1011)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不僅是自接產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而且形成了千百年來民眾的法律意識，甚至影響到人們的心理構成。盡管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法律文化的滲透，傳統封建的法律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法律文化不斷沖突、碰撞與融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植根于中國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之中的傳統法律文化所固有的特點、所具備的獨特體系，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一種傳統的惰性，并未由此而消失；那些早己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崇尚人治和等級的傳統法律文化至今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這種積淀對當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影響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2、計劃性經濟

商品經濟是民主法治產生的經濟基礎，因為商品經濟內在蘊含著民主法治的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它是產生民主法治的最適合土壤。而1949年建國后，國家一開始就實行計劃經濟，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經濟主體之間由一定的隸屬關系來維系，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通過行政體系、運用

行政手段管理和實施，經濟運行自身應當遵循的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在這種體制中，政府手中掌握著強大的行政權力，而且其權力沒有任何限制，可以干預到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無疑是一種人治社會。計劃經濟的極度發展導致經濟結構的嚴重扭曲和僵化，挫傷了生產者的積極性，致使企業長期缺乏活力，勞動潛力不能正常地發揮出來，經濟運行過程嚴重地缺乏動力，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鄧小平同志領導的經濟改革開始打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但自到今天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縱觀現代法治產生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法治與市場經濟休戚相關，現代法治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是推進和實行法治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前提。正如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樣，我國還處于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不健全的情況下移植西方式的法治或強求與世界接軌，必然會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脫節。這不僅給我國的法治建設貼上“先天不足”的標記，而且還會給我國如火如茶的市場經濟建設帶來嚴重的消極后果。另外，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政體的架構具有慣性，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政體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轉型。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政府職能雖有很大轉變，但還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良性運轉的需要。同時，由于社會、歷史的復雜原因，各種關系并未完全理順，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尚未真正形成，從而阻礙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步伐。

3、鄉土性

正如韋伯所言，“中國城市的繁榮并不取決于市民的經濟與政治魄力，而是取決于朝廷的管理職能”，中國傳統社會確切來說是一種以血緣親情關系為基礎的“鄉土社會”。

“鄉土社會”這一概念出自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一書。他從中國的基層社會出發，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特點概括為“禮俗社會”、“鄉土本色”。對那個時代鄉土社會的面貌，他描述道：鄉土的農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生活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富于地方性，終老是鄉，是不流動而發生的土氣，每個人都遵循一種熟悉到不假思索的規矩，這個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奉行的是“無訟”。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國13億人口中有9億是農村人口，農村國土占中國國土的90%左右，城鄉分治的格局及其傳統價值觀念根深蒂固，可見鄉土社會依然存在。正是由于鄉土社會的存在，在國家法調整社會關系的同時，民間法也同樣發揮著調控和規范的功能，尤其是在一些較為落后、保守的鄉村地區，民間法對社會的影響、調控甚至超出了國家法。著名導演張藝謀的一部寫實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困惑”正體現了這一點。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鄉土社會己經生成了自身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制，面對著現代化的沖擊，逐漸失去“禮治”的基礎，我國的法治正是在這種基礎上構建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契約形式為依據的社會關系正在形成，法律的地位上升，傳統的禮俗和習慣地位下降，市民社會在逐漸成長起來，但當“法治”慢慢填補“禮治”退讓留下的空白之時，卻遇到了難以想象的障礙。現今中國的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結構相比，在歷經多次改造后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遠沒有完全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習俗、宗法制度、人情、親情、關系等鄉土秩序并沒有從鄉土社會中完全消失，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并且制約、足礙著中國法制現代化前進的步伐。

六、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

七、、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實施路徑 法制現代化是人類法制進步的重要進程，是人類法律文明的成長與躍進過程，這種歷史性的躍進，導致整個法律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從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的轉型過程。為此，社會主義法制主要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現代化：

1、加快法律移植的步伐

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各國在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法制變革呈現出一種國際化趨勢。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對此有過描述，“非洲和亞洲的熱情建國者，在許多方面是反對西方的，卻拒絕他們自己的法律傳統而從進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從世界文明的共通性來看，法律制度作為人類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與移植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無論是在亞洲還是在歐洲都早已有之。對于中國法制現代化而言，走法律國際化之路既是適應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中國法制變革的需要。埃爾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況。當改革是由于物質或觀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對新的形勢不能提供有效對策或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時候，這種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布魯斯?坎格爾也指出，當一個國家處于政治、經濟發展的關鍵關口，移植某些先進的制度可以“成為推動這個社會系統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催化劑”。我們認為，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際經濟一體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國法律文明相互交融與學習的機會，移植其他國家已經形成的、并為實踐和歷史證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經驗與運作機制，移植那些帶有規律性、規則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有利于加快中國現代法制的建構進程。(責任編輯：1011)但我們應當看到的是，法律國際化趨勢的實質是世界各國在基于本國現實社會條件發展要求的基礎上，為適應國際交往與合作的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的理性選擇。法律國際化代表了各國法律發展在某些領域或某些部門存在著相互吸納與移植的現象，它表明了世界各國不同的法制文明之間可以相互交流與融合；它代表了世界各國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同構性所產生的法權要求和應然秩序的一種普遍性認識，以及不同國家和民族對人類基本道德價值和文明的共同性的相互認同，但決不是意味著世界各國的法制變革可以不顧本國國情而對他國法制模式照搬照抄。在法制變革過程中，如何調整好法律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找到兩者相互交融的切合點，并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乃是第三世界國家所必須解決好的時代課題。

就目前我國而言，我們首先當然要在立足于本國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架構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已經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建設歷史，積累了相當豐富而成熟的法制經驗，形成了相當有效的法律運作機制。這些法制經驗、知識與思想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必須在本土化的基礎上，走國際化道路，將世界上其他國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知識與經驗吸收過來，將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與生產力解放的因素吸納進來，將那些反映社會進步的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移植過來。這不僅對于中國的法制變革具有有益的借鑒和啟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步伐。

2、培育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法律觀念和認識

中國法制現代化是救亡圖存、拯救民族危機的產物，沒有足夠的近代思想啟蒙教育。因此，封建帝制的皇權至上，宗法、特權觀念、專制觀念、權力至上、義務本位等與法制現代化相左的思想產物，根深蒂固。眼下的中國法制現代化是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開始的，是通過現代法制的建立來培育市場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已經確立，進而要求現代法制來保護它。特別是中國法制現代化將主要通過創造性地移植西方法律來進行，更加劇了人們對現代法制和法治觀念的陌生感。因此，當務之急，要通過多種手段，使人們樹立新的法律觀念、思想意識，重塑現代法精神，為法制現代化提供精神先導。樹立新的法律觀念及現代法精神，至少包含以下內容：從人治經濟到法治經濟，樹立法治經濟的觀念；樹立社會主義權力制衡觀念、依法治國觀念；從權力至上到法律至上，樹立法律至上觀念；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樹立權利本位，徹底肯定權利觀念；從身份到契約，樹立自由平等和契約的觀念；從官本位到民本位，樹立民本位觀念；重視法的公正、效率和規律性，樹立法律效益觀念；從否認私法到公法私法并存，樹立私法基礎公法優位的觀念；從偏重實體法到重視程序法，樹立實體法程序法并存、救濟先于權利的觀念；從畏法、避法、逃法到學法、知法、用法，樹立信法觀念。

3、規范國家權力，發揮國家權威的作用

要培育一個成熟而穩定的市民社會，一個有效能的國家政權是必不可少的環境條件。我們知道西方法制現代化離不開國家的推動，法律發展的過程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架構的啟動。可以想見，如果當初沒有以拿破侖為首的法國政府的大力推動，就不可能產生著名的《法國民法典》。無可置疑，我國法制現代化既有自生需求的一面為其驅動基礎，同時應該看到國家也是其重要的推動力量。雖然，法治要求實現法律的最高統治，但我國“追趕型”的法治必須強化政府能力和政治權威作用。政府在法治進程中扮演兩種角色，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法治建設，但另一方面也成為阻礙對公共權力進行制約的因素，這成為我國法制現代化建設中所面臨的兩難。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本著現代法治的理性精神，通過制度的完善與創新，在形成對行政權力有效制約的基礎上，發揮國家權威的推動作用。

（1）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己經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這離我們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體現，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由它產生，向它負責，具有無限的權力。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是，由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必須通過改革進一步完善。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人大法定職權的落實和實現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人民的意志能夠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并得以強有力的貫徹實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夠最終實現；國家機構體系也能夠形成良性運轉，各類國家機關職責明確，相互配合，通力合作，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政治管理的積極性也能夠得到提高，這些都為法制現代化的建設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2）切實保障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是現代司法的重要原則和基本特征。在任何法治國家或追求法治的國家中，沒有司法獨立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司法公正。“絕對的權力必定產生絕對的腐敗”，我們無法設想一個受制于政府的司法機關又怎能制約政府的腐化。我國憲法規定的司法獨立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獨立，即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政治制度，不實行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制度，但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是獨立的，不受外部干涉。這種司法制度在幾十年的司法實踐中發揮過非常積極的作用，為鞏固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發展經濟，維護社會安定，保證各項上作的順利開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發展，尤其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下，現行的某些審判和檢察制度己不適應整個國家己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政治、經濟對司法獨立的要求。當然，造成我國司法不獨立的原因很多，我們應該正視這些不利因素，通過一系列強而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實保障司法獨立，使其真正成為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后屏障和最有效的手段。(責任編輯：1011)

4、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經濟，法制現代化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首先，商品生產、經營者即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必須由法律來保障；其次，商品生產、經營者的行為必須由法律來規范；第三，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發生的矛盾、糾紛必須用法律手段來調整:第四，市場規則必須由法律來統一；第五，政府的行為必須由法律來規范和約束。必須通過法律機制來約束監督處于管理地位的管理者依法行政、以法行政，切實為市場經濟建設服務。

法制現代化是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也將在經濟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得到推進。在充分認識中國經濟、法律發展的國情的情況下，需要我們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抓好有利于盡早實現法制現代化的一點一滴的事情。

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不可阻擋。這似乎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加快法制現代化的腳步，加快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否則，我們將無法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意味著應當樹立現代法制的觀念，及時協調國內法律關系，根據有關國際經貿組織的規則和國情，加強對國內相關法律規范的清理及立、改、廢工作，努力做到規則透明、程序規范、機制合理。在此前提下，應努力加強依法行政、服務行政并防止行政權濫用，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維護市場主體的自由與權利，注意加強必要的監管，防止市場主體濫用權利或違法行使權利，以維護經濟安全和社會發展秩序。要根據實際循序漸進，逐步健全和完善本國相關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

面對強大的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壓力，中國進行了一系列回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法律改革。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即，意味著中國政府選擇了經濟在所有領域的全面開放，也必然意味著中國產業的各個部門面臨著外資的全面沖擊。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中國法制必須盡快作出進一步的回應。隨著中國入世步伐的加快，國務院最近己廢止了600多條與入世相抵觸的法規規章。

近年來中國法制改革發展的基本軌道是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比如減少關稅和非關稅障礙）。在投資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鼓勵投資，實行超國民待遇并逐步過渡到國民待遇；在企業法、公司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減少國家干預、政企分開，建立獨立的法人制度，促進多種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在金融法、銀行法方面的改革目標是央行獨立，發揮市場機制和金融杠桿的作用，使人民幣逐步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在知識產權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擴大保護范圍和加強保護力度；在解決糾紛機制方面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獨立于政府的、公平的、多元化的解決糾紛機制。中國厲行法治，強調依法治國，必然要求增加政策與法律的透明度，增加法的可預測性、可計算性、公開性和透明度，這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需求，也是現代法治的內在要求。

結束語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過去的160年里，先后嘗試走過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中華法系改良；第二條道路：全盤西方化；第三條道路：全盤蘇聯化。但三條道路都失敗了，呼喚我們尋找更加理性的正確的道路，這就是第四條道路。第四條道路的關鍵，就是對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一切法制遺產，兼容并蓄，博采眾長，不存任何畛域之見，真正地走“中西合璧”的法制現代化的道路。我國自80年代以來的法制建設歷程表明我們正是在走這條道路。現在我們再也不象過去那樣簡單地否定西方法制，也不再象過去那樣堅持蘇聯式制度，也不再象過去那樣簡單地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我們在走了160多年的彎路、交納了無量的學費之后，總算學會了冷靜理性地看待和采擷所有文化遺產。這昭示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真正春天要來了。[1]吉爾伯特?羅茲曼[美]：《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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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發展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發展理論與中國現代化題目

1、世界現代化發展經歷了哪三次浪潮？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和經驗與教訓是什么？

(一)現代化的第一次浪潮

現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形成于18世紀后期～19世紀中葉，英國是此次現代化浪潮中的核心國家。它有雙重動因：一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密切相關，蒸汽機的使用和各種機器的發明，大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伴隨著經濟革命而出現政治革命，北美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都有力地推動了世界工業化進程。隨后形成了農業革命以來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化，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時代。由此，世界各文明區也拉開了發展的差距。新興工業國的工業文明和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逐步向現代轉型；傳統農業國保持著古典農業文明，經濟基礎依然以農業為主，社會發展處于停滯和徘徊階段。

(二)現代化的第二次浪潮

現代化的第二次浪潮開始于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美國在其間的發展最為迅速。現代化在歐洲核心地區取得巨大成就后，繼續向周圍地區擴散，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美國很快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并在20世紀初經濟實力超過了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開啟了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這一時期的現代化表現出“歐化”或“西化”的特征。已經步入工業化的國家，依靠洋槍、大炮，瘋狂地向海外擴張，將世界上許多國家拖入到這一浪潮里。面對西方的擴張壓力，中國、日本、埃及、土耳其等東方國家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方式，力圖通過輸入工業化的方式來探索現代化的道路，只有日本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進入了工業化階段，而其他國家依然苦苦掙扎、徘徊在現代化的邊緣。這次現代化浪潮的基礎是電動機和內燃機的發明和使用，世界鐵路建設迅速發展，機器化大生產快速推行，科學技術革命風起云涌，世界工業產品的產量增長了30－40倍，因而，社會生產力的增長速度也大大超過了第一次現代化浪潮。西歐北美的核心地區已初步實現了現代化，各國的發展水平趨于接近，形成了世界的發達工業區，表明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三)現代化的第三次浪潮

現代化運動的第三次浪潮涌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此次現代化浪潮取得最為較大成就的國家和地區,是東亞的日本及通常被稱為東亞“四小龍”的臺灣、韓國、香港、新加坡。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至今出現了第三次現代化浪潮。二戰之后，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化發展突飛猛進，出現了全球性的社會大變革。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步進行，它的物質基礎是非再生性石油能源的使用，以及微電子技術和人工合成材料等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20世紀末，人工智能、互聯網絡、生物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新材料技術等方面的革命，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促進了世界規模的經濟增長，加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西歐、北美、日本等國家進入現代化的高級階段，第三產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現了以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為特征的生產的高科技化、專業化和多樣化。第三世界國家也步入了現代化發展的大潮，中國等按照現代化的道路發展了自己的工業化，改變了世界發展格局。新加坡、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探索出一套以出口為特點的現代化道路，以遠遠超出早期工業化國家相同階段的發展速度，跳躍式地實現了現代化。西亞、北非等阿拉伯國家依賴豐富的石油資源，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由半農半牧社會走上了經濟突發性增長的道路，形成了以石油工業為支柱的畸形的工業化。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家，也通過探索自主性工業化的道路，正在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現代化已成為全球普遍的一種社會現象。

2、試從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分析中國早期現代化滯后的主要原因

（一）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回眸

第一階段，現代化的挑戰和準備期。

第二階段，中國現代化動員和探索期。

第三階段，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啟動和受挫期。

第四階段，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創新和加速發展期。

(二)中國早期現代化延誤的原因分析

1、社會動蕩不定

2、文化轉型困難

3、革新力量不成熟

3、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制約因素有哪些？試述加速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對策思路。

答：（1）我國所面臨的制約因素主要有：

國外方面：

第一，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和綜合國力較量中，我國面臨著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占優勢的壓力。

隨著冷戰結束，西方發達國家已把政策的重點放在經濟競爭上，使得世界市場中對資源和市場份額的占有成為爭奪的焦點。我國在提高對外開放程度，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面臨著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某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較快發展對我國也構成了有力的挑戰。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經濟的崛起，將對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產品的出口帶來直接的經濟壓力。另外，原蘇聯地區和東歐的經濟正逐漸走出低谷，開始復蘇，特別是俄羅斯雖然經濟困難很大，但仍是繼承前蘇聯的一個大國，各方面都有一定基礎，今后隨著國內問題的解決，預計仍將在世界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也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壓力和影響。

近期，隨著我國與各國貿易的不斷擴大。由于區域化和集團化為主要特征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將增大我國出口障礙，使經濟摩擦加劇。我國在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和地區，如日本、韓國、香港等，由于他們的經濟直接受到美國和西歐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影響，使這些對美國經濟依賴較強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出口增長速度下滑，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國的對外貿易。美國對我國商品進入美國實行種種不合理的限制，也限制對我國高新技術的出口。隨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步升級，使我國擴大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增加了難度。1992年歐洲大市場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我國的貿易壁壘，使我國對這一地區擴大出口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和限制。

目前的世界貿易中，高科技產品、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比重逐步增加和初級產品價格下降的趨勢，這將影響我國一些傳統的資源性初級產品的出口。在決定國際比較利益的因素中，科學技術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使發達國家貿易地位進一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下降。高新技術如信息處理、通信、精細化工等產品都屬高效益、高附加值的產業，它們市場占有率擴大速度高于傳統產業1—2倍，勞動生產率、利潤率的增長幅度則更高。在國際貿易中這些產品80％都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手里。與此同時，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比重下降，因其附加值低、價格低，導致和潤率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雖有顯著改善，但出口初級產品的比重仍占30％左右，制成品中初級加工產品比重仍然很大，這種狀況使我們在出口商品上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只有盡快降低出口商品中的初級產品比重，提高高新技術產品比重，才能改變目前的不利狀況。

第二，我國面臨國際關系中霸權主義的壓力。冷戰結束后，某些西方大國仍在沿用冷戰時期那種思維模式，利用種種借口干涉別國內政、推行自己主張，甚至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侵犯別國主權。他們不愿意看到中國的強大，不愿意看到21世紀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行列里屹立著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不愿意看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照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功。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對我國發展進行牽制，不斷制造摩擦和矛盾6他們有意夸大我國經濟實力，甚至別有用心地編造和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阻撓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國，對我國外貿出口、技術引進以盈塑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優惠貸款等方面設臵諸多障礙。

就國內方面來說，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正面臨著一些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對于實現我們的未來奮斗目標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并下大力氣予以解決。

(1)農業問題。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的發展相對落后，基礎薄弱，不適應人口增加、生活提高和經濟發展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要。目前，我國農業的投入不足，農業耕地面積減少，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還比較落后，因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較慢。農業發展的過程中與工業關系不夠協調，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下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由于農業發展的基礎不穩定，直接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必須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從戰略的高度進一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增強國家對農業扶持的力度，使農業能夠面向大生產，面向大市場，不斷提高農業自身發展的能力。

(2)國有企業問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改革滯后，管理體制不健全，經濟機制不活，許多企業生產經營陷入困境。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各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中，如果不能保證和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盡快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將會帶來多方面的嚴重后果，最終將會影響改革和發展的大局。國有企業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改革目標，同時把改革與改組、改造、管理結合起來，特別要解決好國有企業負債和冗員過多等歷史包袱，下決心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和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深入進行。

(3)人口與就業問題。從7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通過實施計劃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從60年代后的30‰以上降低到90年代的11‰左右，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實在太大，所以雖然人口增長率在大幅下降，但人口的絕對數仍然大幅度增加。現在我國每年新增人口至少相當于2個海南

省或4個新西蘭的人口，每年凈增勞動力有1200多萬人，而且在未來的20一30年中，我國每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數量仍將維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在農村有1.5億左右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在城市，隨著改革的深入，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下崗人員還將增多。這種巨大的就業與再就業的壓力，在嚴重制約著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4)社會治安問題。社會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是，目前我國社會治安問題比較突出，盜竊、搶劫、詐騙等侵犯財產犯罪嚴重，以流氓惡勢力為主的有組織犯罪，特別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越來越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突出問題。拐賣婦女兒童，販賣毒品、賣淫嫖娼等屢禁不止，有的還呈蔓延之勢。貪污賄賂、走私販私、偷稅騙稅、金融詐騙等經濟犯罪花樣翻新，十分猖獗。以上治安問題如不能采取得力措施進行有效的治理，那么就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影響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

(5)可持續發展問題。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現代化快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帶來沉重的壓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不足，這必然導致耕地、水和礦產等重要的稀缺資源更加緊張，而且經濟增長中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形勢嚴峻。二是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對資源總量的需求更多，環境保護的難度更大，擴大就業與保護資源和環境也是現實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保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相互協調，推動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關系到子孫后代長遠利益的重大問題。

(6)地區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時，地區發展差距擴大，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目前地區發展差距擴大，不僅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絕對量的差距擴大，而且表現為相對發展速度和差距擴大。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地區發展存在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差距過大，則不利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總體發展，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社會部分成員之間收入差別懸殊，也是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又必須采取切實措施抑制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共同富裕。

(7)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了我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推動了社會進步，同時也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了許多新課題。特別是社會生活中的腐敗現象有所滋長，一些已經絕跡的社會丑惡現象又重新出現并且蔓延，思想道德、科學文化和民主法制建設也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不解決好這些精神文明建設面臨的問題，物質文明建設就會失去強大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2）加速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對策思路

黨的十三大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出發，結合鄧小平1985年以來經過反復思考后得出的發展戰略結論，將十二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作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規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部署。具體為：第一步到本世紀（即20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必須堅持經濟、政治、文化相互結合，“三管齊下”。

戰略措施之一：“兩個開放”相互促進，使中國迅速融入世界現代發展的先進潮流。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①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須順應對內對外開放的世界潮流。據此，“我們制定了兩個開放的政策，即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沒有這兩個開放不行。”③這樣一種“大開放觀’’，是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和對世界潮流的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的。根據這種“大開放觀”采取的開放措施，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1)明確的目的性。“中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爭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時間內發展起來。”③“改革和開放是手段，目標是分三步走發展我們的經濟。”④無論是對內開放，即搞好改革，增強自身機體的生機和活力，還是對外開放，廣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為我所用，目的都是使中國盡快發展起來。(2)措施的系統性。一方面，從中國作為大國的實際出發，堅持以自力更生為基礎，在對內開放，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前提下，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國外文明成果，使之更好地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從世界的系統聯系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的現實出發，擴大對外開放，以人之長補己之短，促進對內開放，深化改革，不斷增強自身的生機和活力。(3)開放的全方位性。對內開放是全方位、多層次、網絡式的開放格局，對外開放也是全方位的，在對象上是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在內容上則“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堅定的方向性。從“兩個開放”的戰略措施一出臺，就有人認為這是在搞資本主義，或者擔心會導向資本主義。鄧小平明確地指出，實行這種戰略措旋是要在開放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于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政權在人民手里，經濟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因此，這只能活了社會主義，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而這又

有利于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和方向。(5)長期有效性。“兩個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是要長期堅持的，在實踐中必然是長期有效的。不僅本世紀實現第一步和第二步戰略目標離不開它，“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到了后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①

戰略措施之二：科教興國夯實基礎，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這也是建立在對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科學把握的基礎上的。為了有效地貫徹落實這一戰略措施，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相應的做法：第一，加強教育，更新觀念。針對部分干部重視具體生產和經濟工作，輕視科技、教育的傳統觀念，大力加強科技、教育在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作用的教育，幫助他們懂得，日益激烈的國與國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水平和能力的競爭，最后又都歸根為智力和人才的競爭，實質上又是教育的競爭。因此，要想占領競爭的有利地位，就必須啟動科技這一牽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火車頭，更為根本的是要開啟教育這一保證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源。從而大大強化了科教興國觀念。第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一是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激發經濟和社會對科技的實際需要，創造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良好社會條件，尤其是強化和完善企業的科技進步機制，使企業逐步成為技術開發的工作主體和投資主體。二是貫徹《科技進步法》，加大對科技事業的投入，保證財政科技經費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幅度。加大科技體制改革力度，實施切實可行的科技發展戰略，包括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針，優化科研組織結構，合理分流人才，形成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強化技術開發和推廣，建立科研、開發、生產、市場緊密結合的機制，提高開發創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進程；積極發展高技術及高技術產業，在一些重要領域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積極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瞄準世界科學前沿，重點攻關，力爭在我國具有優勢的領域中有重大突記!，做好走向知識經濟的準備。第三，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樹立教育投資是戰略性投資的觀念，千方百計增加教育投入，“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①并通過立法保證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建立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技體制相適應的教育體制、辦學機制和辦學模式，改變條塊分割、“小而全”的狀況，優化教育結構和布局，大力加強基礎教育，積極發展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勵自學成才。按照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促進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緊密結合，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都得到發展的合格建設者和專門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整體素質，從而把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在我們這個12億人口的大國，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不可比擬的。有了人才資源優勢，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戰略目標就完全有把握達到。戰略措施之三：堅持兩手抓、兩手硬，創造現代發展的獨特優勢。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既反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本質和實際需要，又是為了有效發揮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應，防止和消除其負面效應。鄧小平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①采取兩手抓、兩手硬的戰略措施，就是要：首先，運用辯證的思維方法，全面把握和實行一系列相應的措施。包括：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其中關鍵是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其他幾個方面的兩手抓，實質上都是圍繞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而展開的。其次，堅持從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實際出發。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給社會主義事業增添了生機和活力，增強了人們的民主意識、平行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另一方面，也容易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狹隘功利主義、損公肥私等，尤其是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這方面的問題更加突出。我們就是要從這種實際出發，堅持兩手抓，兩手硬，一方面充分發揮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對社會和人們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防止和減少各種消極丑惡現象的發生和泛濫。再次，切實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在新的情況下，在客觀上由于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法制建設、懲腐倡廉等工作一“虛”二“難”的特點，在主觀上因為有些領導干部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上存在的問題，他們往往只把經濟建設視為“硬任務”，抓得比較硬，而把精神文明建設等視作“軟任務”，抓得比較軟，甚至放任丑惡現象滋長蔓延，因而在他們管理的地區造成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畸形發展的嚴重后果。這種情況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都將存在。采取兩手抓、兩手硬的戰略措施，有助于干部提高對精神文明建設等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抓好這些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這樣，就能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協調健康發展，創造現代發展的獨特優勢。

4、結合我國階層結構變遷的特點與存在問題，談一談培育和優化我國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對策。

轉型期我國階層分化的主要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遷，但較之改革開放前，其階層分化表現出了某些較為顯著的特性：

其一，階層分化中政治身份逐漸淡化，而經濟地位彰顯。

其二，職業差異對社會分層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其三，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幅度加大。

其四，社會關系資源在階層分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國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從總體而言，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正處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或“菱形”演變的過渡時期。與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相比，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還有很大的距離。

首先，就社會階層結構而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社會中間階層規模過小，與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的要求不相適應；二是階層之間的貧富分化過于懸殊。

其次，就影響和制約階層分化的社會機制而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源配臵機制與收入分配機制不盡合理，使社會公平度下降；二是對社會弱勢階層的關照和保障不力，使社會偏離行為加重；三是現代社會流動機制還不盡順暢，剛性社會結構向彈性結構的轉變尚未完成。

培育和優化我國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思路

第一，及時并正確把握我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基本走向，建立切實可行的各階層利益協調機制。

第二，深化體制改革，清除社會成員自由流動的制度性屏障。

第三，不斷完善社會基本保障體系，建立健全緩解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安全閥”。

第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技，培育和壯大社會的中間階層。

5、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發展戰略的演變經歷了哪幾個階段？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發展戰略大體上經歷了如下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戰略

所謂傳統發展戰略是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指導下形成的發展戰略。它盛行于20世紀50至60年代。這種發展觀認為，社會發展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因此，發展的根本問題是盡可能提高經濟增長率。

第二階段，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基本需求發展戰略

基本需求發展戰略是70年代出現的影響最大的一種替代發展戰略。它是國際勞工組織在1976年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就業大會上提出來的。這種發展觀包括了兩個基本思想:第一，強調以人的發展為目標。第二，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三階段，以人類整體利益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于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正式提出的。

這一發展戰略的基本思想包括：(1)強調社會發展應當堅持與自然的和諧與統一。(2)強調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今世發展與消費的同時，不能剝奪后代人本應合理享有的同等的發展與消費機會。(3)強調發展是人類共同的和普遍的權利。

6、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如何堅持科學發展觀、推進我國社會發展戰略的轉移？

答：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本質要求，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健康安全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說到底，就是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科學發展觀應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應克服過去片面地把社會規律凌駕于人的主體選擇、人類的創造性實踐活動之上的傾向，確立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人的發展是整個發展的中心，又是對任何發展形式的最終檢驗標準。那種無視人的存在，把人曲解為既定歷史命運的消極承受者觀念，應堅決摒棄。確立人的中心地位，就必須高揚人類的主體意識。人類在發展中遭逢的種種困厄、難題和沖突，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核戰爭威脅、物欲橫流等，只有從人類意義出發才能真正得到解決。人類只有在主體精神層面逐步改變舊有的生存態度和發展觀念，運用新的思維方式，重新看待各民族國家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現實關系，正確認識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21世紀的人類社會才會更健康、更穩定、更快速的發展。

其次，確立全球化發展觀。自從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把東半球和西半球聯系在一起，使人類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間確實同住在一個不可分割的地球開始，便揭開了人類社會全球化進程的序幕。然而，只是到了今天，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協同發展，全球才呈現出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局面，全球化時代才開始到來。全球化作為一種發展觀，它所揭示的是一個以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以所有國家協同發展為目標的發展觀。現代的發展本質上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今天各個國家和民族仍是現代發展的載體，但是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都處在世界整體關聯不斷加深的影響之下。這是因為，在今天世界范圍內已初步形成以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這個體系作為全球大系統。對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制約作用。因此，每個國家和民族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都必須首先確定其在世界整體體系中的地位，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關系以及自身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這樣，每一個民族都能找到最佳的發展道路。全球化發展觀要求世界所有國家的人們都要有全球意識，無論是制定自己國家的發展戰略，還是認識和解決各種發展中的問題，都應該有全球視野，唯有如此，檢驗全球帶來福音。

第三，確立全面協調發展觀。社會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任何一個領域和子系統的突進，都將使舊有的系統失衡，它必須使各系統有序地協調發展，市場才能保持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在社會發展中，經濟因素無疑是諸要素中最重要的條件和物質基礎。這就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①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增長就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的決定作用又是通過其他各種發展要素的交互作用來實現的。孤立地、片面地突出經濟發展，將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失調，打破社會發展諸要素的最佳配臵，不僅經濟難以發展，而且即便達到相當發展水平，也難以發揮出較大的社會效益。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經濟發展要同政治、社會、文化、人自身等諸層面的發展保持適當比例，并且協同發展，否則，過快的經濟增長有可能成為禍亂之源。巴西這顆閃爍的慧星、伊朗這個破滅的經濟神話，巴基斯坦分裂的不幸結局，……都是很好的例證。它們從反面說明協調發展的重要性。一個社會要想實現長期健康發展，就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做到經濟、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自身等諸層面的協調發展。

第四，確立可持續發展觀。“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科學術語，出現于本世紀80年代。1987年聯合國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尋求滿足我們當代人需要的發展途徑”。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對自己與自然環境關系再認識，是當代人對自己與后代人關系再認識的結果，是人類面對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生態失衡等難題所制定的戰略對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傳統發展觀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并且把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把人類文明的標尺臵于對自然界的改造程度，似乎人類不改造自然，不戰勝自然，就沒有體現自身的價值。當人類已經具備了足夠毀滅地球，毀滅整個自然界能力時，仍然把人類與自然臵于敵對狀態，其結果只能是毀滅自然，同時也毀滅人類自身。可持續發展觀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強調人類要尊重自然界，順應自然規律的客觀要求。人類不可以凌駕于自然環境之上，無節制地開發利用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對自然環境的開發利用應在其承載能力之內。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在地球上長久生存繁衍下去。在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上，可持續發展觀確立了一種既要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方式。即后代人同當代人一樣，也擁有生存權和發展權，他們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尊重，當代人在滿足自己需要的過程中，不能損害后代人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基本條件。當代人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不應超前消費本屬于后代人的環境與資源財富，為了后代人的生存和幸福，保持和維護地球生態系統的生產力，是當代人對后代人應盡的責任。當代人在發展自己，滿足自我需要的同時，應當更多地去關心后代，關心久遠的未來，只有這樣，地球才會成為人類永遠的家園。

第四篇：論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范文）

廣東司法警官職業學

院

畢業

論文

論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

學生姓名 黃錦文

專業名稱 司法警務

論文提交日期

指導教師姓名 龔亭亭

****年**月**日

目 錄

摘 要…………………………………………………………1 引 言…………………………………………………………2

一、服務服從于審判工作、為執行工作提供優質服務……………4

二、遵守職業道德，注重執法形象…………………5

三、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團結協作…………………6

四、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權…………………6

五、注重程序，規范操作，講究效率…………………7

結 論………………………………………………………………7 參考文獻……………………………………………………………8 致 謝………………………………………………………………9

論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

【內容摘要】司法警察隊伍建設關系司法警察專業化的發展，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是加強司法警察隊伍建設和專業化的先導，本文試從服務審判、業務道德、組織紀律、尊重人權、程序保障五個方面闡述新時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業務指導思想，探索堅持司法警察隊伍業務指導思想和加強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的重要性.關鍵詞 司法警察 隊伍建設 業務指導思想

當前，司法警察專業化建設已進入了實質性攻堅階段，一些客觀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亟待我們認真加以研究和解決。就目前形勢來看，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確立和堅持正確的業務指導思想，將正確的指導思想全面貫徹到日常的業務工作當中，以此來解決所存在的問題并促進法警隊伍專業化的建設，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處理好認真履行職責與全面服從、服務于審判工作之間的關系，全面服從、服務于審判工作，保障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我國，司法警察是現行人民警察序列中一個獨立的警種，是國家司法機關擔負特定任務的警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務，是通過行使職權，預防、制止和懲治妨礙審判活動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審判秩序，保障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是司法警察的業務性質和職責任務決定的，屬于國家司法人員業務體系。因此，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應體現出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應體現司法警察所具備的各項職能和特征。司法警察隊伍建設是人民法院隊伍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司法警察工作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因此其隊伍建設必須走專業化發展的道路。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是加強隊伍建設和專業化的先

導，探究新時期司法警察的業務指導思想，并將這種思想指導司法警察的工作實踐，是進行司法警察隊伍專業化建設的重要一環，是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德才兼備的專業化司法警察隊伍的關鍵。根據人民法院審判工作任務和司法警察工作的特點，本人認為新時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應當遵循以下五種業務指導思想：

一、服務服從于審判工作、為執行工作提供優質服務

服務服從于審判工作，保障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為執行工作提供優質服務，這是司法警察的服務審判指導思想，也是司法警察的最基本業務指導思想。一方面，司法警察具有服務性特征。根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第七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肩負著警衛法庭，維護審判秩序；提押、看管人犯；值庭時傳帶證人、鑒定人，傳遞證據材料；送達法律文書；參與民事執行；執行傳喚、拘傳、拘留；執行死刑，以及法律規定的其它工作八大職責可得知司法警察業務工作具有服務性特征。司法警察作為審判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業務工作出發點就是為審判工作服務，為審判工作提供良好環境，滿足審判工作的需要。如按時地將人犯提押到指定地點；庭審中維護法庭秩序，做好法庭警衛；根據庭審工作需要，傳喚證人、出示證據；在執行現場，維護執行現場秩序、協助執行人員完成執行任務等。另一方面，司法警察業務工作具有服從性特征。如在維護法庭秩序工作中，法警要服從審判長指揮，根據審判長的指令，傳遞證據，提押犯人，處置違反法庭紀律的行為；在執行現場，要根據執行人員的要求，協助執行等。可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職責，是為審判工作提供服務和保障，因此，服務服從于審判工作的思想必須作為司法警察最基本的業務指導思想。

筆者認為，要樹立并遵循服務審判的業務指導思想，首先要解決認識問題，要從思想上明確法警工作的性質、作用和地位，樹立警務工作無小事的意識。司法警察要增強創新意識，積極開動腦筋，克服消極被動、得過且過、無所作為的思想，樹立服務意識和大局意識，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以主人翁的姿態，以嶄新的思維方式，認真履行職責，主動做好各項警務保障工作。其次要改變警務保障的工作方式，在保障功能上從重刑輕民轉為全面保障，在工作重點上從防止人

犯脫逃轉移到營造法庭莊嚴氛圍上來。防止人犯脫逃是法警工作永恒的主題，抓安全防脫逃固然重要，但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法警工作需要一種更高層次的工作水準，需要通過司法警察嚴謹的工作作風，嚴密的工作組織，嚴肅的工作態度，嚴格的執法行為，營造出一種莊重威嚴的法庭氛圍，使試圖串供，哄鬧法庭的人不敢妄為，使旁聽人員肅然起敬，受到教育。再次要充分發揮司法警察的主觀能動性和靈活應變能力。無論是參加庭審活動，還是參加訴訟保全或強制執行，由于結果的多變性和不可預見性，這就要求司法警察具有靈活機動的應變能力，有較強的適應性，不管遇到什么情況，都能保持沉著冷靜，靈活應變。配合審執人員做好法制宣傳、說服教育，及時有效地勸阻制止不當行為，從而使審理、執行工作達到最佳效果。最后要全面提升司法警察服務審判工作水平，不斷加強司法警察專業化建設，提高司法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要進一步理順法警隊伍管理體制，堅持統一領導，集中管理，加強調警工作力度。要狠抓法警教育訓練工作，提高專業技能。要重視法警隊伍的物資裝備建設，增強司法警察的保障水平。

二、遵守職業道德，注重執法形象

這是司法警察業務的道德指導思想。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為人民法院以審判為中心的各項工作提供服務和保障的一個重要部門，司法警察的性質和業務，決定其必須具有良好的業務道德思想作為指導。在我國，司法警察是現行人民警察序列中的一個獨立的警種，它的業務，是通過行使職權，來預防、制止和懲治妨礙審判活動的違法犯罪行為，從而維護審判秩序，保障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從司法警察的業務性質和職責任務不難看出，警察是一種面對社會公眾的職業，其業務活動既反映人民法院的作風形象，又體現司法警察自身的修養和道德水準。因此，司法警察在工作中，應當嚴格遵守司法警察業務道德，做到愛崗敬業，干一行愛一行，不要眼高手低，不安心本職工作；要忠誠于憲法和法律，嚴格依法辦事，愛憎分明，剛正不阿，公正執法；要紀律嚴明，服從指揮，不搞自由主義，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作風踏實、嚴謹，不浮躁，不自由散漫；要業務精通，訓練有素，關健時刻能拉得出，打得響；要注重效率，及時、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不拖沓；要誠實守信，言必行，行必果，不言而無信；要清正

廉潔，甘守清貧，不貪贓枉法，受禮受賄；要注意著裝規范、舉止端莊，語言文明、禮貌待人，樹立良好的執法形象。

三、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團結協作

這是司法警察業務的組織紀律指導思想。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一支準軍事化的力量，是帶有武裝性質的組織，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的規定實行單獨管理、編隊管理、雙重領導，其組織管理和職務行為，體現出一定程度的軍事化，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司法警察在執行職務中會面臨著各種復雜的，不確定的突發情況，所以，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團結協作對于司法警察來說尤其重要。司法警察在履行職責時，必須要有高度的依法辦事意識和很強的組織紀律觀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特別是執行重要警務或遇到重大情況，必須聽從指揮，不可擅自行事，在處置突發性事件中，要注意協調配合，發揚集體精神。當然，司法警察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并不是無原則的，或是完全被動的，遇到一些根本不屬司法警察職責范圍的或明顯違法的指令，司法警察有權予以拒絕。在執行命令中遇到的與自己理解不相一致的，甚至有不同看法的，司法警察可以向發出命令的領導提出，供領導參考，若意見未被采納，則仍應按原命令執行，個人意見予以保留。

四、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權

這是司法警察業務工作的管理理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實質和核心，憲法修正案中加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法制化。司法機關作為法律的維護者和執行者，對保障和促進人的發展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作為國家司法機關一個重要部門的司法警察隊伍首先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要與時俱進，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踐行司法為民，在平時的工作中處處貫徹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權的思想，無論是對民事，執行案件的當事人，還是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應當充分尊重它們的人格，保障他們的基本人權。在執行押解、值庭、拘傳、拘留、查封、扣押職責時，要給

予執行對象以人文關懷，對于他們提出的諸如喝水、上廁所、站累了想坐坐等基本需求應予以滿足，不應一概拒絕，不能對他們進行體罰或用侮辱性的語言進行訓斥，讓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在感受到法制威嚴的同時，也享受到基本的人格尊嚴。目前，有的法院將槍擊執行死刑改為注射執行死刑等做法，就是法警工作人性化的有益嘗試。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還體現在法警隊領導的警務管理、警員與警員之間的相互協作方面。在警務管理中，隊領導應充分發揚民主，傾聽干警對警務管理工作好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調動干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主動關心干警的政治進步和個人生活，從優待警，使干警能安心本職工作。干警與干警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幫助，和睦相處，在執行任務時發揚集體精神，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從而保質保量地完成好各項警務保障任務。

五、注重程序，規范操作，講究效率

這是司法警察業務的程序保障指導思想。司法警察的業務工作，主要是提押、值庭、看管、送達訴訟文書、執行死刑和協助民事執行等，這些工作都是嚴格依照有關程序法的規定來進行規范操作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最近新通過的《值庭、看管、押解、安檢規則》，是司法警察履行職責的法律基礎和重要程序規范。因此要求司法警察必須具備一定的法律素質，熟悉與警務工作有關的規定，樹立程序公正思想觀念，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操作規程辦事，保持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克服粗疏馬虎和隨意性。以執行司法拘留任務為例，司法警察應當持有加蓋人民法院印章、由院長簽發的，寫明被拘留人的自然情況，采取拘留措施的理由和法律依據的拘留決定書，做到法律手續完備，程序合法。對于手續不完備的，司法警察有權退給承辦案件的法官，待法律手續齊全完備后方可執行，不能不加審查就去執行拘留任務，這樣會增加工作的被動性，從而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后果。由于司法警察沒有裁決權，履行職責時是根據法官的指令行事，為保障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司法警察應當尊重法官對案件的裁決權，不得發表對案件處理的看法，不得泄露具體案情。要注意在訴訟程序上與法官協調配合，完成送達、提押、值庭、執行等工作，應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講究效率，按照程序法的規定，及時、有效、審慎、適當地完成各項保障工作。

堅持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加強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建設和落實不僅能加強司法警察的思想素質，還能更好的服務和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項審判執行工作依法有序的進行。加強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隊伍專業化建設的號角已經吹響，我們每一位司法警察應當以積極的姿態投身到這場改革中去，以正確的業務指導思想指導日常工作，以過硬的業務指導思想武裝自己，努力提高業務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大力加強專業技能和體能訓練，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和司法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從而使法警隊伍成為一支忠誠可靠、訓練有素、業務精通、紀律嚴明、作風過硬、保障有力，能夠統一指揮，快速反應，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即勝，有堅強戰斗力的隊伍。

因此，在新時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業務指導必須堅持服務服從于審判工作、為執行工作提供優質服務；必須堅持遵守職業道德，注重執法形象；必須堅持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團結協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權；必須堅持注重程序，規范操作，講究效率。只有將以上五種基本的業務指導思想牢記于心，將其始終貫徹和落實到日常的法警工作當中，才能更好的服務和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項審判執行工作依法有序的進行；才能提高業務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更好的保障當事人和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才能更好的體現體現出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應體現司法警察所具備的各項職能和特征和建設專業化的法警隊伍。

參考文獻：《淺談如何做好司法警察業務指導思想工作》 任永毅

《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司法警察業務建設》 李俊軍

《 司法警察工作指導思想之我見》 劉寧

《 新時期司法警察工作理念》 于開國

第五篇：論公共行政的現代化

論公共行政的現代化

引 言

公共行政現代化，是指為使我國公共行政制度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按照特定的理想模式對公共行政的構成要素進行理性化改造，使公共行政制度越來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①。從法律的觀點來看，所謂公共行政現代化就是法治政府，這個法治不是（由某個統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來統治。

西方國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后通過政府廣泛干預而使經濟得以恢復并走向繁榮，如蘇聯建國后通過全面的政府計劃經濟使之由農業國迅速轉變為工業國以及我國在五十年代通過政府對經濟及社會生活的全面領導、干預而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發展的干預經濟、干預社會，甚至干預人們私生活的種種職能，使人們“從搖籃到墳墓”都依賴國家和政府，國家和政府逐步演變成“行政國家”、“全能政府”。②

“行政國家”、“全能政府”是人們在“市場失靈”后對“公共物品”（包括抑制壟斷、防止不正當競爭，調節社會收入分配，防止貧富過分兩極分化，解決工人失業、環境污染、信息不對稱等“外部性”、“內部性”問題）需求大量增加后，人們為滿足此種需求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制造出來的一種奇特之物。此種奇特之物一經制造出來，確實給人們神奇般地生產和提供了各種各樣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但是，其在生產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時，也魔術般生產出各種各樣人們

①高加偉，吳小龍：《論公共行政的現代化》，載《行政法學研究》2003年第2期P9②姜明安：《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http://，2004年1月30 日）

所不愿看到的副產品。而且，行政國家、全能政府的副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發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變成一個社會毒瘤的趨勢。這種現象即為政府的異化，亦稱“政府失靈”.其主要表現在：(1)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威脅。行政權過于強大，如果沒有同樣強有力的控制機制，它必然形成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威脅：使議會（或代表大會）徒具形式，使法院聽命于政府，使人民對行政官員心存畏懼。（2）腐敗和濫用權力。行政權本來是人們為獲取“公共物品”而設置的，但是當其異化以后，它即在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為掌握和行使其權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如金錢、財物，甚至美色）。他們本來是人民的“公仆”，但卻以權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行政權的濫用和腐敗，有時可以達到令人發指的地步。如成洪杰案、賴昌

星案、某省省委書記案等等，無不令人發指。（3）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是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的生動寫照。（4）人、財、物資源的大量浪費。機構重置，重復建設，編制臃腫，都增加了國家財政開支，而這些開支及人員，原本可以用來發展經濟，搞國家建設的，現在卻“內耗”而“耗”掉了。（5）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國家往往與計劃經濟制度和福利國家相聯系。實踐證明，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均不利于培養和激勵人的競爭精神和創新能力。這是行政國家異化的另一種表現。

自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后，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到和認識到這種危險。于是許多國家開始采取各種措施限制行政權，控制行政權，①姜明安：《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http://，2004年1月30 日）轉化行政權，限制和縮減行政的“疆域”。這樣，到二十世紀后期，大多數“行政國家”陸續逐步過渡到“有限政府”。這種過渡的一般途徑是：（1）轉變和縮減政府職能，限制行政權。（2）規范行政行為，控制行政權。（3）加強社會自治，轉化行政權。①

就我國而言，自八十年代以來，公民參與國家行政管理和國家行政權力社會化一直通過多種形式、多種途徑在發展和推進。其主要的形式和途徑有下述諸種：通過法律、法規規章授權非行政機關的組織行使國家行政職權；行政機關委托非行政機關的組織行使國家行政職權；社會公共組織根據內部章程行使公共權力。

社會公行政與國家行政同屬公共行政，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公民逐步廣泛參與公共行政，不僅促進了國家行政的民主化，而且導致了國家行政權逐步向社會轉移和社會公行政，即公民自治的范圍逐步增大。而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行政，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行政。因此，在現代社會，在中國，公共行政的現代化還要從以下方面做起：

一 改進黨的領導

在中國，公共行政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因此，首先必須改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利于公共行政現代化的進行。而如何改進黨的領導呢？筆者以為，要從以下幾點做起：

首先，黨要依法領導，依法執政。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是由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的。在我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明確的，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也是不容置疑的。在處理黨政分離的問題上，黨的一貫政策是，實施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通過國家機關黨組織的作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而不包辦政府機關的具體業務。既不能以黨代法，也不能忽視黨的領導。《憲法》第5條第5款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共產黨也不例外。我們要理順黨政關系，做到黨要管黨，黨政分離，克服黨政不分的弊病。正確處理黨控制政府還是法控制政府的問題。在我們國家，黨管政府，但黨和政府都必須在法律范圍內活動，這是最根本的問題。目前我國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黨代替法規范政府的不正常現象。其次就是貪污腐敗問題。我國黨和政府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口號，可是貪污腐敗現象還是屢見不鮮。有人說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因此，構筑“陽光政府”是反腐的一項措施。

另外還有黨的作風問題。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發展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黨的形象至關重要。而這些又通過黨的作風體現出來，所以，要改善黨的作風。

總之，我們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全面貫徹“三個代表”精神，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建設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法治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二 新行政管理手段

相對于傳統的行政管理手段，現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權力性、強制性色彩減弱了，淡化了，而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民主、協商的品格，體現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相互合作的精神。這種新的品格和精神既在變革后的傳統管理手段中得到反映（如在行政許可、行政處罰中增加聽取相對人陳述意見和舉行聽證的程序，在行政征收、行政強制中增加事前告知程序為相對人提供申辯的機會，等等），更在二十世紀中后期新出現，新發展的許多新管理手段①中得到體現。這些新管理手段主要有下述四種：

（1）行政指導

行政指導是現代行政管理一種使用頻率很高的手段。行政機關通過發布各種政策文件、綱要、指南或通過直接向相對人提供建議、勸告、咨詢等，引導相對人作出某種行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發展哪些領域、事業，或抑制哪些領域、事業等。在許多場合，人們相信行政指導，自愿接受行政指導，行政指導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它也有不足，一旦行政指導錯誤或失當，導致相對人利益重大損失，行政機關卻可以以其行為屬于“指導”而非強制為由而不負責任。在新世

紀，各國行政法無疑將會對行政指導進一步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行政指導將不再是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實行為，而是應受一定法律規范約束的法律性行為（亦非完全的法律行為）。

（2）行政合同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機關越來越多地運用行政合同手段實現其管理職能。行政合同作為一種行政管理手段，并非能適用于所有行政領域和所有行政管理事項。在國家安全、社會秩

序和許多涉及重要

①這些管理手段有的也許產生于更早的時期，但是真正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較廣泛運用，從而得到較大發展則還是在二十世紀中后期。見姜明安 《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http://，2004年1月30 日）

國家和公共利益的領域，一般都不適用行政合同。而且，在可能適用行政合同的領域，法律對行政合同手段的運用亦應加以嚴格的規范和控制，如合同的締結在可能的條件下，應采用招標、投標的方式。否則，這一管理方式也極易導致腐敗和權力濫用。

（3）行政獎勵

行政獎勵是行政機關運用精神和物質激勵的方式引導行政相對人作出某種行為，以促成一定行政目標實現的行政管理方式。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手段，它是傳統管理手段的補充，而非代替傳統手段。

（4）行政給付

行政給付主要是“福利國家”時代發展起來的一種管理手段，即行政機關通過給特定行政相對人發放撫恤金、救濟金、養老金、失業補助、最低生活補貼等，以維持處在年老、貧窮、失業和其他困難情景下的相對人的基本生活，并進而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上述行政管理手段的變遷，無論是傳統手段內容和程序的變革，還是新的手段的產生和形成，都還只限于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對社會實施行政管理的領域，至于在行政權力社會化情形下，非國家的社會公共體行使特定行政職權，實施一定范圍、一定領域的行政管理，其行政手段則更為多樣化，更體現了權力弱化和與相對人的協商、合作精神。

三 以法治代替人治

------對行政權力的法律控制

在法治化日益發展的今天，我國不少地方老百姓在利益受到行政機關損害后不是去法院尋求保護而是去“上訪”。為什么呢？是他們法律意識淡薄，不知道去法院，還是法律保護不了他們呢？

事實上，他們也曾提起訴訟，就象本文后面所提到的“養豬大王”劉定國案及河北一農民用四十頭豬打贏一頭豬的官司案。要么是漫長的訴訟，要么是“法院打白條”（判決得不到執行），為什么呢？執行難，難在哪里？行政權力過大，得不到有效控制，實際上，大部分行政案件的審理、判決和執行是令法院最為頭疼的事。審理、判決難，更難的是，如果行政機關不主動執行判決，如何去“執行政府”？政府掌握著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等許多命脈，執行政府，無疑于“老虎頭上抓虱子”。另外，從“上訪”字面含義就可以看出，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不平等方式，其中含有濃厚的人治味道。至今仍然存在的“清官效應”就是最好的人治思想殘余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