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鄉村治理模式創新與現實選擇

鄉村治理模式創新與現實選擇

陽信生

[內容摘要]當前村民自治面臨著行政權與自治權沖突、村兩委矛盾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體績效欠佳等問題，為此，需要改變鄉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動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具體做法是在理順鄉鎮與村一級關系的基礎上，實行行政權與自治權分開，將村級組織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則下移到由村民小組重組而成的社區，實行農村社區自治。

[關鍵詞]行政權與自治權分開；村級組織行政化；農村社區自治；農村治理模式創新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以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啟動，農村的管理體制和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變了我國農村治理治理的格局和模式，對于農村治理變革影響深遠，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創舉。但是，村民自治制度已經實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們對村民自治的評價頗多爭議，農村治理現狀亦難以讓人滿意。那么，如何降低農村治理成本、發揮村民自治最大的制度績效？如何克服村民原子化、調動村民民主參與的積極性？農村治理模式如何創新？這些問題都需要回到當下的農村現實中認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筆者認為，通過理順鄉鎮與村一級的關系，實行行政管

理權與村民自治權分開，將村級組織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下移到由村民小組重組而來的社區，實行農村社區自治，是解決我國村級治理所面臨困境、實現農村社會有效治理的現實選擇。

一、當前我國鄉政村治模式下鄉村治理的困境

（一）行政權與自治權矛盾突出

在當前“鄉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村民自治的行政化現象比較突出（有人稱之為過度組織化），行政權壓過甚至取代自治權，村委會更像是一個行政機構而不是自治機構。如何處理國家行政管理權與村民自治權之間的關系、實現農民的自主權和自治權，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對于鄉鎮政府來說，他們最關注的上級交辦事務的完成，包括計劃生育、稅費收繳、社會穩定等，而不是村級的建設和發展，所以，他們往往利用各種方式促使村干部完成大量的政府任務。而在現行體制下，村級自治組織一般會選擇與上級保持一致，依附于鄉鎮組織，“代理人”角色強于“當家人“角色。[1]村級組織若是鄉鎮政府的“仆人”，便難以做好村民的“仆人”，為村民提供各種社會公益性服務，村民的自我選擇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權利便無法得到有效保障，村民自治被嚴重虛化，鄉村自治停留在較為初級的水平。有學者認為，實行村民自治后，“國家不是縮小了在農村的控馭范圍，而是改變了對村落的控馭方式——至多是在改變經濟控馭方式的同時，減少了對鄉村社會事務的過多和過于直接的干預。限于權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規模的限制，在強大的行政權威的壓力下，自治組織很難成為其共同利益的維護者??國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是隨時可以管起來”。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命運基本上系于政府是否干預以及干預的方向，是“人治下的村民自治”，是沒有根本保障的村民自治。[2]趙樹凱等人也指出，對于多數鄉村干部來說，民主不是價值目標，而是手段。村級組織正陷入一種行政色彩強化、實際功能弱化的尷尬境地。[3]

（二）村民自治變成村“兩委”自治，村干部腐敗問題嚴重

正是由于行政權的過多干預，村級自治組織的準政權色彩濃厚，更多的是充當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的代理人，主要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村民負責。為完成上級任務，村級組織的管理模式比較集權，權力很容易出現異化；而鄉鎮政府為了完成任務需要村干部的配合，往往給了他們比較大的權力空間，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加上由于體制內外都缺乏對村干部的有效監督，村干部的腐敗問題比較嚴重。不黨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大權獨攬，把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等村級最高權力機關拋在一邊，或者長期不開會，或者開會也是走過場，一切都是黨支部和村委員會說了算，行使自治權的主體演變成村黨支部或村民委員會，權力集中于村黨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一人手里，“村民的自治”實際上異化成了“村委會主任的自治”，或是村黨支部書記“自治”，村民自治扭曲變形了。村“兩委”自治下，不少村干部還私下變賣集體財產、侵吞集體資產、肆意加重農民負擔、克扣農民種糧的直補資金，以及利用權力便利為自己、家人或親屬謀利益，嚴重損害村民和村集體的利益；有些村干部掌握了村級管理權力后，甚至為所欲為、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為非作歹，成為危害村民的“村霸”。村干部腐敗問題嚴重危害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成為影響干群關系的一大突出問題，村民上訪、控告村干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不斷增多。有調查發現，“占半數的農民認為村干部對自己很少幫助或根本沒幫助，村干部只是趁機撈一把，而對社區經濟等公共事務管理不力不善”。[4]

（三）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矛盾難以協調

村民自治是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村委會具體行使村級事務管理的權力。但是，在當前的村級權力格局中，村黨支部書記被形象地稱為“一把手”，村級發展的大政方針都由黨支部決定、由黨支部書記拍板，甚至一些具體事務皆由黨支部書記包辦代替，村委會主任成為書記的副手，主要是執行支部的決定，自治權實際上被黨支部直接掌握。村民民主選舉出來的村委會則根據《村組法》的規定，試圖掌握村級的財權和具體事務的管理權，村兩委矛盾日益凸顯。為解決兩委矛盾，現在各地普遍推行“一肩挑”，擴大村“兩委”成員兼職，有的地方甚至走向“兩委合一”。這種調整混淆了村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職責和功能，導致更嚴重的黨政不分、以黨帶政。黨支部搞包辦代替，沒有依法行使領導權的意識，直接控制村級治理權，導致了村級治理結構的混亂和治理效率的低下。這種調整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協調兩委矛盾的關鍵在于理順村兩委關系，轉變黨的領導方式，黨支部通過組織黨政聯席會議、主持召開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等參與決策、監督村民委員會，以徹底消除實現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礙。

（四）村民自治的整體績效欠佳

村民自治實行二十多年來，極大地改變了農村基層的權力運作模式，推進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但是，由于實質民主的欠缺和程序等問題，村民自治所引發的問題似乎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方面難以真正實現。特別是鄉鎮政府對選舉的違規控制、宗族、宗派勢力干擾選舉、選舉作弊乃至公開賄選等問題的存在使人們對村民自治的評價有所降低。由于村級組織擁有了一定的行政資源，不少地方對村級治理權的爭奪非常激烈，一些宗族家族勢力也利用其在鄉村社會的傳統影響，試圖控制鄉村權力。這既嚴重影響了村民自治的開展，也對鄉鎮政府正常履行職能發出了挑戰。有人認為“村民選舉一方面導致家族勢力和利益群體在村莊的復活，影響了選舉的公正性；選舉非但沒有選出好人，而且還把原先的秩序打破，村莊政務變得一團槽，通過對規則與生活規則的比較，在受到傳統地域定義的社會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規則”。有人認為，“村民自治工作一直是啟而難動：一是民主化程度不高，多是‘保證性選舉’，存在搞形式、走過場等問題；二是村務民主公開和民主管理規范性程度較低；三是以村務公開為主要形式的民主監督尚待規范提高”。[5]有學者還指出，村民自治組織在發揮作用時主要出現出殘缺式產權、服從型民主、非決策參與、輸局博弈等特征。[6]

（五）村組合并后的困局

近年來，撤并鄉鎮、合村并組，被當成減少村級支出、減輕農民負擔的一個重要改革舉措，在全國各地推廣；取消村民小組長，或村干部兼任村民小組長，也幾乎成了農村改革的共識。很多地方村組合并成績如何成為衡量農村改革發展成效的重要指標。經2000—2005年村級組織較大規模的調整后，全國村民委員會的數量由2000年的731659個下降到2005年的615066個，減少116593個，減少比例為15.94%，村民委員會成員數量及平均職數也不斷下降。全國村民小組的數量由1998年的537.1萬個下降到2004年的507.8萬個，減少29.3萬個，減幅為5.45%。[7]2002年稅費改革后，全國大部分農村村民小組長或被取消、或者由村干部兼任。2003—2005年湖南全省進行了合村并組工作，全省由47463個村調整為44325個，減少3138個村，減幅為6.6%；村民小組由48.3萬個調整為44.9個，減幅為7%。村組合并似乎實現了精簡干部、整合資源、降低成本的目的，但是村組合并后，大村內部的矛盾紛爭不斷，遺留了大量的權力之爭、財產之爭等，村級治理的成本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提高了。一方面包括村干部的工資支出等在內的顯性成本并沒有實質性的減少，另一方面村組公共事務和有關公益事業沒人真正負責和及時有效處理、村級治理存在大量真空等村級治理隱性成本的大為增加。賀雪峰就曾指出合村并組，遺患無窮，造成的損失很大、且難以彌補；保留村民小組長利大于弊，撤消后便無人組織村民小組內的基本生產和生活秩序，而使農民減少了多得多的收入。為了獲取以前村民小組長廉價提供的基本服務，鄉村組織不得不增加多得多的財政支出。[8]

（六）村干部的處境艱難，角色困惑，很多地方無人愿意擔任村干部

村干部被稱為“村官”但不是官；被稱為干部，但又是農民，嚴格地說是農民干部，角色比較尷尬。村干部處境也比較艱難，他們面臨工作任務繁重而艱巨、處在上級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夾縫，但工作報酬很低，與村干部的預期相差很大，尚未達到一個合理的工資水平。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農村，不僅待遇更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足額發放，這使得很多人寧愿選擇出去打工而不愿意做村干部。農村村組干部“有本事的不愿干，沒有本事的不能干”現象值得重視。農村精英的大量外出，村級治理資源缺失嚴重，對村級治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多村甚至提不出、選不出合適的村主任和書記人選。的確，當前村干部的劣質化和不穩定現象值得關注，甚至還有人提出了“21世紀誰來當村官”的問題。[9]

從根本上說，當前鄉村矛盾集中地體現鄉鎮與村、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等鄉村關系的紊亂上，為此，必須從現實出發，創新社區治理模式，以理順各種關系、形成合力，而農村社區自治不失為一種制度創新和現實選擇。

二、農村社區自治的涵義及實行農村社區自治的意義

農村社區自治，就是將村民自治的重心下移到現在的村民小組，將村民小組撤消改建社區，一組一社區，或者是多組一社區（當然考慮規模和治理成本，以及便利程度，若現行行政村建制比較少人口不多、居住不太分散的也可以是一村一社區），實行以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完全自治。社區成立社區自治委員會等社區組織，在上級政府的支持下、在全體村民的參與和監督下，獨立行使社區自治范圍內各項事務的管理權。徐勇也認為，“社區的概念原本就來自于鄉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認同和歸宿感的生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基礎是共同體成員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進行整合。”將社區理念融入鄉村治理中，并以社區體制重新構造農村微觀組織體系，可變動員式參與為主動性參與，開發農村內部的組織資源、節省鄉村治理成本等，對于構建鄉村自我整合機制具有重要啟示性意義。[10]實行農村社區自治的意義主要有：

第一，有利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核心是村民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與自我服務。當前村委會基本上是一個“準政權組織”，這與自治精神和原則相去甚遠，村民自治難以真正落到實處。推行農村社區自治，把現在的村委會變成鄉政府的派出機構、專門處理政務，并將行政權與自治權完全分開，自治權由現在村民小組重組而成的社區獨立行使，這一方面可以化解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沖突，鄉鎮和行政村與社區各行其是，分別履行自己的行政管理權和自治權，另一方面，實行社區自治，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位建立的社區人口不多、規模不大、共同利益多、集體行動意識和能力強，完全可以比較自由、獨立地辦理社區內部的各種事務，真正實現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辦，這就是真正意義的村民自治。

第二、有利于提高農村集體行動意識和能力，降低農村治理成本，實現農村善治的。根據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群體越小，行動能力越強；小集團，更有條件促成集體理性的實現。同時，社區規模越大，心理認同感越弱。[11]從群體社會治理的效用分析，適度的人口規模是治理的必要條件；在人口比較少、且全部是熟人甚至幾代人都是熟人的小群體社會里治理的效果更好。然而，現在的行政村一般方圓十幾里甚至幾十里，人口數千，與一個小鎮差不多，難以有效管理；而且，行政村是一個“半熟人社會”，村民的社會關聯度、村級的社會資本存量都比較有限，村民之間，特別是不同組的村民之間（尤其是居住分散、不同姓的小組村民與其他組村民之間）不太熟識，也沒有多少共同利益，村民對村的心理認同和社會認同度較低。但村民小組不一樣。除了村民小組內群眾居住比較集中，人數也不很多，開會和集體行動起來比較方便外，村民小組作為基層自治單位具有明顯的優勢。村民小組是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是一個共同的人情單位，一個娛樂單位，是“村落社會中社會關系積累程度最高的社會圈。”[12]村民小組是過去的生產大隊（現在的行政村）下的生產隊，土地、山林、塘庫等其他的集體財產并非屬于村合作經濟組織或村委會所有，而是屬于村民小組的全體成員所有。村委會一般都無權或不能干預村小組內部分配和管理問題（除非違反了法律、政策規定）。同時，村民小組作為完全的熟人社會，村民有比較長遠的利益預期，需要共同面臨并克服現實中的困難以滿足社會需求，集體認同感、共同行動能力和道德力量比較強，不僅易于形成集體行動、治理成本較低，而且還可以有效地制約少數試圖搭便車的村民，抑制“原子化”村民自我膨脹的欲望。如在湖北楊林鎮的社區建設中，某村村民討論集資修路時集資方案拿出來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農村社區是熟人共同體，20%的人面臨公眾輿論壓力，別人修路，自己不修路，今后可能會形成與其他村民之間的疏離感，也會在村莊社會產生缺乏道德正義感的風險。

第三，有利于解決農村事務無人負責、農村公共服務、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一般來說，相對于行政村，村民小組具有完全意義和真正意義上的“公益事業”和“公共事務”；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才能真正滿足農民關切的公共需要。當前，以行政村為中心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存在服務覆蓋面不大、服務供給不均衡，服務水平不高等問題，這與村級范圍過大，村級資源被少數人或少數組壟斷等有關。為此，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應包括村莊內部的均等；而如果各社區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有一定資源支配權的獨立主體，對于改進村組之間資源分配的失衡，推動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大有好處，甚至政府的資金可以直接投放到農村社區，由全體社區村民選擇最需要的公益性項目，對于有效地推動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大有裨益。而且，在農村社區內，無人擔任社區負責人的情況會很少。從現實情況來看，小組長的報酬很低甚至沒有任何報酬，但大多沒有什么怨言，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天經地義；因為社區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大家也會努力把社區的事務辦好。賀雪峰對安徽肥西小井村的調查發現，村民小組作為農民行動單位的小井村秩序井然，表現在刑事案件少、民間糾紛少、自殺率低、離婚率低、人際關系和諧、遇事不計較等方面。在該村，村一級顯得不太重要，村民小組很有特點，村民的行動邏輯是：村民組一定要有人當組長→黨組長報酬少而事情多，無人樂意當組長→組長很重要，必須有人當組長→選舉或先選舉再抓鬮，確定人當組長→當組長就必須負責任，當就要當好。[13]

三、實行農村社區自治，實現鄉村治理模式創新的制度設計

如上所述，實行農村社區自治是對農村治理模式的創新，是克服村民自治困境、擴大村民參與、提高村民集體行動意識和能力的現實選擇，也是防止村干部腐敗、降低農村治理成本的有效途徑。那么，具體應如何建構農村社區自治體制呢？筆者認為，農村社區自治應以民主、自主和自治為精神內核和指針，倡導村民的共有、共治和共享的理念，以村民利益共同體為基礎和載體，強調以農村多元合作治理為基本治理模式，以激發農村社會的自組織資源為切入點和根本點，在現有的組織結構和規模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與創新，設計出一個能充分發揮各方面的合力，上下左右聯動，科學合理、結構完整的制度鏈條。具體做法如下：

首先，在鄉鎮基層政權體制方面，實行鄉鎮分治，鎮政府變成一級完備的政府，而鄉改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設立鄉派出機構村公所，村公所可以在現有多村的基礎上設立，也就是說，還可以繼續推動村合并，擴大村規模，節約行政成本，也可以設立聯村公所、大村公所。村公所可設主任1人，副主任1—3人（根據村所轄范圍和管理事務的多少具體確定）。村公所主任、副主任是國家公務員，從鄉鎮公務員、大學生村官甚至是社區干部中產生（這樣可以解決部分大學生村官的出口，調動其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也可以采取民主選舉的形式產生。一旦擔任村公所負責人便成為國家公務員，或被聘為國家公務員。還可以聘請1—2人作為村干事或叫村秘書，協助處理日常事務。他們是政府雇員，由國家承擔工資、福利，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同時，建立村級行使行政權的機構與行使社區自治權機構之間、社區之間和社區內部相關機構之間的溝通、合作、協調機制，克服各自為政狀態，實行良性運行。

其次，村民小組成為自治基本單位，以村民小組為基礎單位建立農村社區，社區最高權力機構為社區大會或社區代表大會，管理機構為某某社區自治委員會。農村社區應該是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規模不一定需要明確規定，根據社區的歷史沿革、地理環境狀況，根據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適度原則合理安排，但不宜對現有的村民小組的結構做太大的調整，規模也不宜太大（有人主張以30戶為宜，如湖北楊林鎮的社區建制。其實不一定以30戶為基本單位，可以是一個人口規模適度的自然村組）。農村社區的設置一般建立在自然村落上，以自愿為基礎，堅持尊重歷史、便于管理、治理成本較低的原則。這方面，江西省推行自然村落自治、湖北楊林鎮農村社區建設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江西在農村自然村落成立以老干部、老黨員、老模范、老知識分子、老復員軍人為主體，熱心為村民服務的志愿者參加的“村落社區志愿者協會”，下設社會互助救助、衛生環境監督、民間糾紛調解、文體活動聯絡、公益事業服務和科技信息傳遞等工作站，組織和動員村民依法民主辦理社區公共事務。而湖北楊林鎮則撤消運行多年的村民小組建制，按照“地域相近，產業趨同，利益共享，規模適度，群眾自愿”的原則，全鎮14個村成立社區306個，互助組1034個。每個社區30個左右的農戶，設理事長1人，理事2—4人，共“海選”出理事會成員1028人，建立了“村委會—社區理事會—互助組—基本農戶”的新型農村社區自治組織機構。社區理事會在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領導下，以議事懇談會為主要形式，充分發揚民主，讓村民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職責。

第三，為發揮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建立行政村、農村社區兩級的黨組織，理順黨政關系。行政村可以建立村黨總支，原則上與村公所在同一地域范圍內設立，村級黨組織原則上與村公所分設，實行黨政分開，理順職能關系，村公所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獨立發揮作用。同時，建立健全黨組織領導下的村級協調議事機構等，改善黨對村級組織和社區組織的領導；社區根據黨員數量、結構和分布情況設立黨支部，黨支部不直接領導或干預社區的具體事務，而是通過黨員在社區自治委員會或者社區其他公共組織中發揮作用，在農村社區建設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成為農村社會事務管理的積極分子，為推動社區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

四、農村社區自治體制建構的可行性分析

我們認為，實行社區自治不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第一、政治上可行。當前村民自治的諸多困境，特別是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沖突。村兩委矛盾，讓國內外對村民自治產生了動搖和懷疑，村民對于村民自治表現也比較淡漠。以解決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提高村民自治的績效、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為目的的社區自治模式選擇能夠獲得政治層面的積極支持和回應。至于對農村社區自治后宗族、家族等因素可能對農村治理的不利影響的憂慮，其實也大可不必擔心。可以通過完善村民自治方面的法律法規加以規避，同時建立村民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規范社區自治行為，大力推進民主治村、依法治村，建立鄉村的道德和自律機制，實現村務管理民主化、公開化、法治化、制度化和規范化。

第二，經濟上可行。如果要推行該自治方案，必須實行村干部公職化，這勢必增加國家財政負擔。以每村3人計，全國約60萬個村，以每人每年平均1萬元計，約180億。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多數國家都實行村干部公職化政策，其成本與收益之比亦較為可觀。況且目前村干部的待遇也基本上是國家負擔，也不算低，大致為鄉鎮公務員的50%，這意味著只要多支付90億左右（若將大量大學生聘為正式村官，由于大學生村官待遇與公務員的差距更小，國家增加的開支還會少些；而且，建立農村社區后村干部人數明顯減少，實際增加的支出還要小于這個數字；或者，減少國家對社區干部的經濟補償，或者不由國家給予他們經濟補償，改由村民自主決定，選擇從社區集體收入中支出或不支出，可以減少部分開支）。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家財政完全可以負擔增加的開支。而且，還可以實行分級按不同比例共擔的辦法，以減少不同層級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根據現實情況和工作實際需要，推動村村合并，也可以減少開支、降低成本。

第三，社會層面可行。實行社區自治符合農村實際的，也完全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現實要求。村民小組直接改社區本身便利可行，不會引起什么社會動蕩，也不會招致村民反對（很多地方村民極力反對撤消村民小組即是一大反證）。根據“地域相近，產業趨同，利益共享，規模適度，群眾自愿”的原則，將村民小組改成社區是最少社會動蕩、較低社會成本、村民最容易接受的改革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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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革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革

發布時間：2014-4-6信息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走向，也是一種必然趨勢。然而，對城鎮化的理解，則需要超越傳統城鎮化的范疇。傳統城鎮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鎮的聚集，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農村走向衰落和終結。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關鍵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而不是僅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鎮的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分治的格局。而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鎮化的主要途徑是要通過制度創新，逐步消除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目前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為村民自治，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后逐步在全國農村推進，并得以不斷完善。某種意義上說，村民自治制度是繼人民公社制解體后鄉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創新。村民自治制度發展至今，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因而也成為當前政府農村工作的一項基本政策，也是農村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

村民自治在擴大農村基層民主、組織鄉村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框架下設計的。從該制度的法理內容來看，村民自治主要是為了達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而從制度實施的現實來看，村民自治實際上在執行著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經濟的職能。一方面村委會在村級集體經濟和集體產權管理中發揮著領導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擔著村級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然而，由于村并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所以無法實現真正的村自治。要讓城鎮化的推進與農村發展協調統一起來，就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將村民自治納入到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管理體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組織所承擔的基層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納入統一的公共管理體制之中。在地市一級的行政轄區內，按照城鄉一體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統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水利、環境等公共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并實施統一管理。打破城市與農村分離的財政體系，將農村公共領域里各項投入，編入到城鄉一體的公共財政預算體系之中。對于偏遠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報中央財政資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讓村民自治組織逐步退出管理村集體土地和村級經濟。為了深化村民經濟活動的獨立自主性，避免因集體產權模糊而引發和激化農村社會矛盾，鄉村在經濟管理方面必須推進集體產權的確權改革，也就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或其它集體產權加以細化，將具體權責范圍明晰到農民個體之上。并通過制度創新建立起集體產權交易機制，使農民個體的產權收益更加明確。

此外，按照城鄉一體化方式，建設和完善鄉村基層社會生活領域里的村民自治。農村的村民自治組織建設可以參照城市居委會建設模式，由村民直接選舉，組織的運行經費納入到統一的財政支出之中，以確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統一地、正常地運行。與此同時，村民委員會主要致力于服務村民生活。

將村民自治作為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的組成部分去加以發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說是新形勢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作為一項制度改革與創新，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將為城鄉均衡、和諧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當前農村與城市之間最突出的差別問題就是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及其它社會生活條件的落后，而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僅僅靠農民自我建設和中央支農資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鎮化也是社會生活方式現代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生活領域的重要變遷集中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所謂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實際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自治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屬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傳統的鄉村社會也有自治，傳統鄉村自治通常是在鄉村精英如族長和宗教權威的主導下運行的，此種自治雖保證了村莊的相對獨立性，但其實并未實現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過于強調村莊內部自治導致村莊封閉性增強。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從傳統自治向現代自治轉型，與現代鄉村社會生活方式保持一致。鄉村是人類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場域，伴隨著社會變遷發展與城市化，一部分鄉村人口遷移至城鎮居住和生活。從遷移理論來看，人們從鄉村向城鎮的遷移行為，主要受兩種力量的作用：一是鄉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鎮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機制就是鄉村中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利條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機制主要是城市優越于鄉村的社會條件及因素。不過，從人類社會城鎮化的整個過程來看，城鎮化并不只是鄉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和聚集。城鎮化同樣還包括鄉村的城鎮化，而鄉村城鎮化實際上就是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與現代化。

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既需要有鄉村生活物質環境和條件的改善，同時也需要營造現代的人文環境，即農村居民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本質特征和要求，因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個體完全能夠支配而且應該由個人來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務，所以自主選擇、自我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在鄉村基層社會生活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為鄉村民主化的社會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基層社會生活領域的民主。首先，通過民主選舉選擇出多數村民所信任的村委會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基層組織，主要職能就是組織協調鄉村基層社會生活及社會秩序，即為不斷改善鄉村社會生活環境而服務。推進鄉村基層民主選舉，其重要意義還在于在基層社會形成民主生活的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社會基礎。讓廣大村民參與到與其生活相關的基層選舉之中，可以培養人們的民

主精神、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從而在鄉村社會生活領域形成民主化的風尚和環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決策也將主要在社會生活領域得以體現，即鄉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生活中的事務能夠自主決策、能參與村莊內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務的決策。村民自治組織的形成應該是為實現這些目標提供制度和組織保障，而不是讓村委會代理來實現自治。因而民主決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組織之中，而需要拓展為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這一原則和制度就是要促進村民個人獨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權益和獨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為選擇。當村莊成為人們自主生活的社會空間時，一方面廣大村民的個體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會被調動起來、激發起來，為鄉村發展提供動力來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會生活中民主決策范圍的不斷拓展，也將促進鄉村社會的進一步開放。只有當村民獨立自主支配其生產要素或資源配置時，農村的要素市場才能發育、發展起來;只有農村市場發展起來了，農村才會進一步開放;農村只有走向開放，才會有新鮮的“血液”進入農村，農村才會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未來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將主要是鄉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莊主要是社會生活的空間而不是政治單位或行政單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應該走向社會管理領域，即鄉村民主管理的范圍主要在社會性事務或生活性事務之內。目前村民自治的一個突出問題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不分。制度設計賦予村民自治過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鄉村基層政權建設與社會建設、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響到村民自治的社會效益。如果讓村民自治回歸到民主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的生活性事務，其職能也就走向專門化、單一化，村民自治組織的權責會更加對稱、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層社會生活民主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加有效、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監督的內容主要表現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而且民主監督主要是在村莊及村民內部對共同生活的事務和社會行為的相互監督。由于當前的村民自治組織承擔著管理集體土地和集體產權收益的職能，以及組織和管理村級經濟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監督主要是針對村委會的，即村民對自治組織的監督。村民之所以要對村委會實行監督，村委會之所以要公開村務接受監督，在一定意義上表明村級自治組織擁有了較大權力，成為一種類似權力機關的組織，而與法律所界定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相一致。所以，當村民自治組織逐步去權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監督村委會，村委會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會監督職責，在構建基層良好社會風尚、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中發揮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過相互監督和行為自律來達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協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也就需要提高個體的社會性，以使社會關系得以協調。個體社會性的提高必須通過法律及規范來規制個體的行為選擇，并通過社會監督機制促使個人遵循法律和規范。由于村民自治組織是廣大村民直接民主選舉產生的群眾性組織，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見，因而充分發揮其對基層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督和教育功能，將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基層社會。

走向社區建設

在新型城鎮化及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鄉村將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會空間，鄉村的變遷與發展將主要體現為村莊的社會生活環境越來越接近于、越來越類似于城鎮社區生活環境。要達到這一目標，鄉村在社會管理上就需要朝著社區建設與管理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作為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區建設，與社區管理統一起來。

在社會學意義上，傳統的村落盡管也屬于一種社區，嚴格地說是一種社會生活共同體

(community)，這一共同體主要是基于血緣和地緣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親屬關系的和長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場域的居民而構成的社會共同體。傳統鄉村社區的存在和維續主要依靠熟悉的社會關系紐帶、禮俗規范以及認同邊界，因而容易在村莊內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時也容易使社區封閉起來。現代意義的鄉村社區建設則是在開放的社會推進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建設，即在不同社會關系的個體及群體之間建構社會共識、規范和秩序。

從發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鄉村社會生活空間，關鍵是要解決制約鄉村發展的三個問題：一是村莊的封閉性，二是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三是鄉村發展的可持續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狀況而言，難以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雖對擴大鄉村基層民主有促進作用，但對鄉村發展問題還可能具有強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根據鄉村發展的實際深化改革和創新。

首先，村莊的封閉性使得鄉村發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環的方式發展，即通過村莊內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維持著鄉村的存續。由于封閉的鄉村難以讓新生力量進入，因而鄉村發展最多不過是村莊內部面貌的更新，而難以與社會轉型保持協調。未來的村民自治需要改變鄉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體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須超越傳統村莊自治理念，走向現代社區建設。通過鄉村社區建設，一方面可以發揮基層社會力量更好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體構建過程中促進鄉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讓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建設和發展之中，從而可以把鄉村建設成與城市社區相類似的社會生活空間。

其次，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導致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基礎越來越不穩定、發展的后勁越來越匱乏，由此也可能導致鄉村社會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莊因此而走向終結。盡管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鄉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種趨勢，流動也是農民的自主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有些村莊的衰落和終結是理所當然的結局。鄉村人口向外凈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經濟下發生的，由于城鎮生產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現代化，而鄉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依然維持在傳統落后的狀態，農民自然會不斷地走出鄉村、流向城市。如果城鄉差別過大、城鄉二元體制存在，這種鄉村人口凈外流的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解決。因此，要緩解和改善目前鄉村單向外流局面，必須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鄉村社區得以更好的建設與發展，鄉村社區生活方式同樣達到現代化水平;二是鄉村社會是充分開放的，即鄉村市場必須充分發展。要讓村落社區不僅發展成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會空間，更是市場共同體的組成部分。

再次，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其共同目標都是促進發展，其中自然也包括鄉村的發展。如果只有城市擴張和發展，而鄉村不斷走向衰落和終結，那么這一發展過程很難說是協調的和良性的發展。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將是解決鄉村發展的持續性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趨勢。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相應的社會管理體制作保障，在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必須改革現行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即把村民自治的鄉村社會管理轉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就是按照城鄉一體化的原則來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即參照現代城市的社會管理體系和模式來管理和發展鄉村社會。目前城市社會的基層管理體制已基本從居委會管理體制轉向社區管理，社區建設與管理體制實現了基層社會管理的專門化和社會化，大大提高了社區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促進社區生活環境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同樣，在農村推進村民自治向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的轉變，也將會提高農村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不斷改善農村社會生活環境發揮重要推動作用。伴隨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推進，鄉村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也就會得以持續地發展。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鎮化背景下鄉村自治的理想選擇，通過農村社區建設，可以更好地改變人們固有的城鄉差別觀念，形成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新理念，樹立建設新農村的信心，重新構建鄉村社會認同體系。此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點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層社會管理體系，通過新的社區管理模式，使鄉村得以更好地建設與發展。由此打破傳統村落邊界的封閉以及舊體制的束縛，把鄉村建設成為一個更加開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會生活共同體。

針對當前村民自治中經濟管理、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職能的混同問題，改革和完善這一制度就需要讓村民自治轉向專門化的鄉村基層社會管理制度，充分使這一制度在鄉村社區建設和構建基層社會和諧秩序方面發揮更為專門化和更加有效的治理功能。

第三篇：淺論民營經濟非技術創新的現實選擇

淺論民營經濟非技術創新的現實選擇

民營經濟如何提高競爭力，這對于發展中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技術的支持，但從民營企業自身的情況來看，應集中在非核心技術與非技術創新上，或民營經濟的比較優勢體現在非核心技術與非技術創新上。

非核心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的含義

技術創新的分類

企業的創新可以分為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其中技術創新又分為核心技術與非核心技好范文版權所有術創新；非技術創新包括的種類比較多，如營銷手段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有時甚至是一種觀念的轉變。核心技術的創新離不開資金的大量投入，但資金投入不是核心技術開發獲得成功的充分條件，僅是必要條件。核心技術決定著非核心技術的發展，非核心技術的創新不能離開核心技術的約束而自行發展，當然非核心技術有很多相關的替代技術，非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相對較小，相對簡單。非技術創新主要從非物質方面著手，它與技術創新沒有必然的聯系，它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方式是間接的，主要通過市場需求的變化、企業管理效率的變化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

核心技術與核心競爭力的關系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為與相關企業競爭時該企業所具有的優勢，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不等同于產品的核心技術。一個企業必須在整個產業鏈進行定位，占據自己的戰略位置，而這塊位置就是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可能是技術，可能是物流，也可能是庫存管理。由此看來，現代社會中的很多產品的生產需要經過許多道工序，專業化的分工使許多企業參與到產品的生產環節中，在生產的某些環節中的關鍵技術才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技術，而這種關鍵技術與產品的核心技術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要消除把產品的核心技術一律看作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誤解。產品的核心技術轉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有條件的，或者說核心技術并不構成所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對民營企業來說，其核心競爭力不是產品的核心技術，而是與產品相關的關鍵技術以及強大的生產能力、比較完善的營銷網絡。民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就表現為非核心技術的創新與非技術的創新。當然這并不是說民營企業不需要了解產品的核心技術，而是民營企業在了解相關核心技術的基礎上，建立與掌握核心技術企業的戰略合作關系以最優惠的條件，及時獲得核心技術，為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發揮打好相應的基礎。

民營經濟發展與非技術創新的關系

民營經濟選擇非核心技術與非技術創新的原因

產品從原材料到消費者手中，可以分為三類環節，研發環節、制造環節、營銷環節，企業可以處于不同的生產環節，參與產品的價值鏈，獲取自身的利益。研發環節一般就是指產品的核心技術開發過程。現代社會的產品生產已越來越專業化，一項新產品的開發所需的投入越來越多，資金、人才、技術一項不可缺，開發周期相應延長。核心技術開發的這些特征使民營經濟自身的實際情況難以承擔的，民營經濟集中精力開發產品的核心技術是不適當的，經常是投入多產出少，挫傷民營經濟創新的熱情。制造環節一般是把產品生產出來，所使用的技術已經定型，要求企業僅僅是理解掌握，提高產品生產的熟練程度與精確程度。民營經濟在這方面是可以適應的，民營經濟完全可以以對市場的了解進行產品外觀、顏色、體積大小等的改造，即實行非核心技術的創新，這種創新適應民營經濟自身科研力量弱而擅長模仿的特點，揚長避短。營銷環節是通過有效合理的促銷手段、廣告手段使消費者購買產品，這就需要處于市場當中的企業掌握先進的營銷手段，這時需要的更多是企業人員的創意，即進行非技術的創新。

民營經濟選擇非技術創新的可行性

民營企業能夠實施非核心技術與非技術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非核心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市場需求的變化取決于消費者消費行為的變化，消費行為的變化又決定于消費心理的變化，這也預示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迅速，要求企業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把創新作為日常經營行為的一部分。民營企業比起國有與集體企業要具有優勢，民營企業決策迅速，能很快覺察到市場的變化，迅速采取措施滿足市場的需求。對民營企業來說，在發展的早期，應盡可能選擇適合自身的創新活動，他們的創新應更多集中在非核心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上。非核心技術創新更側重與原有技術的銜接，在原有價值鏈的基礎上，與掌握核心技術的先進企業合作，能使民營經濟充分了解技術的發展趨勢，規避風險，在價值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非技術創新主要從營銷手段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方面，民營經濟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營銷網絡，經營模式不拘一格，在非技術創新中更能發揮民好范文版權所有營經濟的優勢。

利用非核心技術創新戰略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非核心技術創新戰略使民營經濟容易進入產業鏈條

隨著經濟一體化，信息技術的

第四篇：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模式選擇

摘要：公司治理起因于產權的分離，治理的功能是權、責、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對稱分布。“股東至上主義”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分別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股東單邊治理模式和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比較分析這兩種模式，我國商業銀行應當選擇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

現代銀行業競爭的關鍵是銀行制度的競爭，而公司治理模式則是銀行制度的核心，其優劣直接決定了銀行的市場競爭力。歷史與實踐都已證明，只有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和重塑銀行公司治理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商業銀行現存的一系列問題，提高其經營效率和競爭能力。

一、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內涵

按照現代企業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組合。但作為契約企業是一種不完備的契約，于是就產生了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治理結構層次上，剩余索取權主要表現為在收益分配優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權”；控制權主要表現為“投票權”，即契約中沒有說明的事情的決策權（張維迎，1995）。說得更具體一點，企業控制權可以理解為排他性利用企業資產，特別是利用企業資產從事投資和市場運營的決策權。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有關各方（合約當事人，包括股東、債權人、經理人員、工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依據法律和合約規定，對公司高層經營活動行使權力。從靜態上看，公司治理表現為一種結構和關系。從動態上看，則表現為一個過程和機制（劉漢民、劉錦，2001）。大多數學者認為，公司治理起因于產權的分離，治理的功能是權、責、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對稱分布。

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是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狹義上，是指在銀行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條件下，股東與銀行之間的利益分配和控制關系，是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之間的權利分配及相互制衡關系；在廣義上，我們可以將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理解為，關于銀行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機構、文化的制度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商業銀行的目標、行為，以及在眾多的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員工、客戶等當中，由誰來實施控制，如何控制以及風險與收益如何在不同主體之間分配等。

二、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兩種代表模式

“股東至上主義”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是現代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前者以股東利益為主安排各項制度，后者認為公司發展是諸多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結果，這兩種思想源流導致了兩種迥異的治理模式：股東單邊治理模式和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

（一）股東單邊治理模式

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大多遵循“股東至上主義”邏輯，認為企業的“所有者”就是那些投資于企業專用性資產并享有“剩余索取權”的人。由于在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的非人力資本相對于人力資本更具有專用性，并且股東獲得剩余收入，承擔著企業經營的財務風險，所以企業出資者應該成為企業所有者，享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股東至上主義”邏輯導致的是股東單邊治理模式，在該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目標是出資者價值的最大化，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則表現為銀行股東的收益最大化。[!--empirenews.page--]

（二）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

傳統的股東單邊治理模式在現實中不斷受到挑戰和修正，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突破“股東至上主義”邏輯，開始越來越重視除股東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公司治理模式。該理論認為，企業作為一種契約性組織，是由各個利益相關者所構成的“契約聯結體”，其所有權不同于財產的所有權，不能簡單地用物權的方式來定義企業所有權的歸屬。企業作為一種契約是關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要素所有權，通過長期的交易合作利用各自的資源獲得更大收益的一種約定。因此，要素所有者都應該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即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利益相關者共同擁有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并且對每個利益相關者來說，相應的兩種權利都是對應的（楊瑞龍、周業安，1997）。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商業銀行的雇員、債權人和客戶等利益相關者與股東一樣都擁有對銀行的所有權，因而都應參與到銀行的公司治理中去。董事會和管理者也不應該只是單方面地為股東利益最大化服務，而是應當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兼顧各相關者的利益。

（三）兩種模式的比較

“股東至上主義”邏輯無疑是一種用特權界定財產所有權的法學理論和思維的反映，物權主要是從物質形態的歸屬角度界定財產所有權。由于該種理念只承認股東是企業的主人，而過分強調股東利益，往往會將企業置于高風險之中（股東相對于債權人總是傾向于冒險行為），從而可能會帶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諸多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股東至上主義”邏輯下的股東單邊治理模式容易使經理人員始終處于嚴重的短期目標的壓力之中，無暇顧及公司的長遠發展，最終弄巧成拙，反而使股東的利益得不到維護。而且，這一模式過于簡化，扭曲了現代公司的制度特征。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提出，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以來的認為只有非人力資本所有者才擁有企業所有權的傳統觀點，確定了企業公司治理的主體由股東轉變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相應地公司治理的原則也由股東單邊治理轉向了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作為一種現代公司治理理論，其本身是對傳統企業理論中“股東至上主義”邏輯的反叛。它塑造了一種新的“所有權觀”。在這里，“所有權”是可以不斷分解和重組的“權利束”。任何有利于公司財富增長的投資者，包括物質資產投入者和人力資本投入者都可以確認為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生存與發展的目標不是單一的，即股東價值的最大化；而應該是多元的，是各利益相關者間利益關系的一種平衡。應該說，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更貼近現實。當然，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并非是一種完美的治理模式。有學者認為，讓高級經理們對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負責任相當于讓他們對誰都不負責任。事實上，這是對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一種誤解。共同治理模式要求每個產權主體都有參與企業所有權分配的機會，但這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權力的平均化（楊瑞龍、周業安，1997）。

三、我國商業銀行選擇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原因分析[!--empirenews.page--] 任何一個企業，選擇公司治理模式都不能隨意而為，它要受到股權結構、市場發育程度、制度環境、文化背景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國商業銀行股權過于集中，且市場發育程度遠低于英、美兩國，因此更適合選擇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選擇共同治理模式可兼顧各利益相關者的目標，不僅有利于商業銀行自身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會的整體利益。

（一）股東并不必然是銀行的所有者

傳統上所說的“股東是企業所有者”，并不是一種準確的說法。事實上，企業所有權只是一種“狀態依存所有權”（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東不過是“正常狀態下的企業所有者”。對一個企業而言，如果其收入在支付員工工資和債權人本息后尚有余額，此時股東是企業的所有者；如果其收入只能用于支付員工工資，但不足于對債權人還本付息，此時債權人是企業的所有者；如果連員工的工資也不能支付，則此時員工是企業的所有者。

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和一般企業有著較大的區別。除非發生大規模的銀行擠兌或者監管機構對其關閉，通常情況下它們都能夠支付員工工資和債務。但上述分析對其仍然適用，即股東并不必然就是銀行的所有者。

（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銀行重視利益相關者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現代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還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許多企業都已經認識到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只是一種短期行為，一個企業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在承擔經濟責任之外，還需承擔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等社會責任，并試圖在這些責任之間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均衡點。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其在運營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其所處的環境（企業利益相關者）發生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正面的，如滿足了客戶的需要，增加社會就業，向政府上繳更多的稅收。也可能是負面的，如解雇員工導致失業增加危害社會穩定等。迫于外部的壓力（如工會、政府的法律）或提高企業經濟績效的需要，銀行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而且由于銀行自身的特殊性，它比一般企業有著更大的外部性。一個銀行的倒閉可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因而銀行要承擔比一般企業更多的社會責任。外部性的存在，決定了商業銀行必須重視“利益相關者管理”。

（三）商業銀行是高負債企業，債權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

商業銀行與一般企業最明顯的區別就在于銀行是高負債運營的企業。因此銀行運作的杠桿率很高，資產和負債的流動性結構不匹配。高負債運營的特點使銀行對債權人的責任與對股東責任相比較而言更為重要。

由于商業銀行的債權人是由眾多不具有信息優勢且不具備監督控制積極性的存款者構成，因此商業銀行的債權人集團缺乏一般企業債權人所具有的對企業的監督與控制能力。不可否認，商業銀行的債權人和股東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債權人的利益會與股東的利益產生沖突。例如，在銀行正常業務往來過程中不能支付到期債務時，董事會卻可能決定對股東進行分紅。這種現象在一般企業中是不常見的，因為一般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會產生流動性不足的問題，而商業銀行通常可以通過吸收新的存款來獲得流動性，即便在其流動性正常的情況之下，仍有隱藏潛虧的可能性。而且如果銀行倒閉，較低的自有資本充足率使得債權人利益的損失要遠遠大于股東利益的損失。由于信息不對稱，這些分散的債權人在銀行業績較差時往往會選擇“用腳投票”，即通過擠兌來試圖減少自身損失，其結果只能是加速銀行的倒閉甚至會引發金融體系的動蕩，最終債權人和股東都會蒙受更大的損失。鑒于此，讓商業銀行的債權人在事前和事中參與公司治理比讓其“用腳投票”對股東和債權人都更為有利。[!--empirenews.page--]

（四）員工參與治理可提高銀行績效

斯蒂格利茨認為，雇員比企業的外部股東更具有信息優勢。威廉姆森認為，雇員的信息優勢和參與機制能夠提高企業決策質量和監督效率。雇員的信息優勢是指雇員比企業出資者掌握更多的企業內部信息，對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認識。青木昌彥的分析表明，股東和員工雙向控制下的企業的成長率高于股東單邊治理的情況。銀行員工在長期的工作和協調中形成的基于專門的信息交流方式和交易網絡的長期穩定關系構成了銀行專用性資源的源泉，員工通過這種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承擔了一定的經營風險，從而使員工的利益與銀行息息相關。因此，允許員工參與銀行的公司治理，不僅可以維護員工自身的合法權益，客觀上也維護了物質資本所有者的權益，節省了物質資本所有者的監督成本，從而使得銀行治理更富于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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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瑞龍、周業安。論利益相關者合作邏輯下的企業共同治理機制[J].中國工業經濟。1998，（1）。

[4]劉漢民，劉錦。資本結構、公司治理與國企改革——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研討會綜述[J].經濟研究，2001，（10）。

[5]李揚。穩步推進銀行公司治理結構改革[J].中國城市金.2003，（1）。

[6]宋瑋。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理論分析及政策含義[J]金融論壇。

第五篇：新形勢下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與選擇探究（本站推薦）

新形勢下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與選擇探究

摘 要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特別是證券公司的不斷發展，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的發展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對當前證券公司多種創新性的融資模式展開研究，結合國家政策、市場運行、技術支持等因素，分析融資模式的創新方式選擇，為證券公司的融資開展提供理論支持。

關鍵詞 證券公司 融資模式 創新

在我國新的金融市場發展形勢下，證券公司業務在市場中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證券公司融資工作模式實踐研究占據著重要位置。我們發現根據當前形勢下證券公司的實際情況，對其融資模式進行創新，同時根據市場發展要求對其創新內容進行科學而合理的選擇，可以使企業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開展融資工作，確保企業更加穩固地發展。文章將分別對融資創新模式以及其選擇標準進行分析。

一、當前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研究

（一）結合市場情況開展信用融資模式

在企業融資過程中，票證信用融資模式的應用是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主要趨勢。在信用融資模式實踐過程中，證券公司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企業信用度。在實際融資過程中，證券公司信用度的高低對于企業融資過程、融資金額等工作的開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所以在企業發展中，我們必須開展有效的工作，提高企業的信用度，為融資工作打好信用基礎。二是做好銀行協調工作。在票證信用融資中，兩個重要的條件就是企業必須在某一大銀行享有最優惠利率的借款以及在銀行有一定的信用額度可供利用。所以在信用融資模式應用中，企業必須做好與銀行的協調工作，確保融資過程合法有效。三是做好企業資金管理工作。因為信用融資過程中，對于支付資金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所以在信用融資模式應用中，企業必須做好內部的資金管理控制，保證資金支付及時到位，為企業持續融資發展提供支持。

（二）與金融機構結合建立金證融資模式

在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過程中，企業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工作，建立起金證融資模式，也是企業融資創新的重要內容。在這一創新性的融資模式中，企業融資具有風險小、融資快等優勢，對于企業融資的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實際工作中，這一模式包含以下的工作內容：一是企業與金融機構開展融資合作。在證券公司融資過程中，金融機構可以其為提供充足的現金支持與信用保障。所以企業與金融機構利用證券發行、銀行優惠貸款等方式開展融資合作，可以極大地提高企業融資效率與質量。二是開展相互融資工作。在證券公司投資過程中，銀行等金融機構與證券公司可以實現互相融資。例如，在融資過程中，銀行可以通過質押股權的方式，利用券商進行轉融通工作，為銀行融資提供方便。這種互相融資的開展滿足雙方的共同利益。三是共同融資客戶的開發。在金證融資合作模式中，其他金融機構與證券公司間，還可以通過機構合作的模式，實現融資客戶的共同開發，提高雙方融資效率與質量的提升。

（三）做好互聯網融資模式的發展推動

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金融市場受到網絡發展影響出現大量的網絡金融活動。所以證券公司應積極適應網絡時代發展，做好互聯網融資模式的發展推動工作。這種融資模式具有成本低、形式單

一、易管理的特點，使其成為許多企業融資主要發展方向。但是在實際的融資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注意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互聯網融資信息發布管理。在實際融資過程中，企業經營、資金等財務狀況的信息發布是融資管理的重要內容。作為以網絡為支持的融資形式，證券公司在互聯網融資模式更需要利用互聯網做好這類信息的發布工作，以提高投資者對網絡融資的信心。二是提高風險防范意識。與傳統融資方式不同，網絡融資工作特別是支付工作主要是利用網絡系統完成，造成其融資風險大于傳統的融資模式。所以在網絡融資過程中，提高融資管理的風險方法意識，對于網絡融資的開展具有極大的實際意義。這種風險防范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包括傳統融資過程的管理風險防范；另一方面包括網絡支付、網絡運行等網絡載體帶來的新的風險管理防范內容。

二、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方式選擇分析

（一）結合證券市場實際情況，合理選擇創新模式

在新的融資模式選擇過程中，證券市場的發展與運行情況是我們開展選擇研究的重要參考內容。所以在融資模式選擇時，市場調研與分析的開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實際選擇中我們需要充分考慮以下市場因素：一是市場運行風險因素。證券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運行情況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存在著諸多的風險因素（如匯率風險、證券價格風險、資金管理風險等）。對這些市場風險進行充分的考慮是選擇融資模式的重要參考內容。二是市場發展因素。在企業選擇融資模式的過程中，采用發展性的眼光開展融資模式選擇，對于企業未來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意義。例如，在現階段的市場融資過程中，雖然互聯網融資模式在實際工作中，較之傳統的融資模式具有一定的高風險性。但是因為網絡金融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所以許多證券公司依然選擇網絡融資模式，開展融資創新工作。

（二）關注國家金融政策，做好創新風險規避

在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過程中，風險規避是我們進行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現階段我國融資市場的主要風險來自于國家的金融政策。正因如此，做好對國家金融政策的關注研究，及時規避融資模式創新風險就成為我們重要的研究內容。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關注國家利率政策。在國家金融政策中，利率政策對于金融市場變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單就證券公司融資過程而言，利率政策變化最大的影響在于其對企業資金管理的影響。所以加強對國家利率政策的關注，為融資模式選擇提供參考對企業融資管理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關注國家投資政策。在證券公司融資過程中，國家融資管理政策正在逐步地開發中。所以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需要根據國家政策及時調整融資模式，利用新政策促進融資模式發展。

（三）以新技術發展為基礎，提高模式創新質量

在新的金融市場環境中，以計算機投資軟件技術的為代表的新型管理技術的出現，為證券公司融資管理工作的發展打下技術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融資管理人員需要積極地配合新型技術發展趨勢，提高融資模式創新的質量。例如，在融資管理中，新型云管理技術的應用提高網絡融資管理的效率；而新型網絡安全技術的應用，很好地提高網絡融資的安全性。這些新型技術的出現，對于融資模式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新型管理技術雖然可以很好地提高融資效率，降低融資風險。但是就實際融資過程而言，提高企業融資管理水平與信用度，才是真正做好融資創新工作的實際基礎。

三、結束語

在新的金融市場形勢下，證券公司融資模式創新的開展，對于企業與市場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們結合市場發展與企業實際情況，利用信用融資、金證融資、網絡融資等多種創新性的融資模式，開展融資創新研究，并根據市場運行、國家政策、技術支持等因素開展選擇分析研究，為企業融資管理的開展提供理論支持。

（作者單位為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羅佳麟（1982―），女，四川自貢人，本科，會計師，就職于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會計部，研究方向：財務管理。]

參考文獻

[1] 戴文華.證券市場創新與系統風險的若干問題[J].證券市場導報，2013（03）.[2] 潘永明，仝云麗.基于擔保機制的網絡聯保融資模式創新[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