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族團結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保證

民族團結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保證

民族民族精神是維系一個國家的精神紐帶，它雖是精神層面上的抽象概念，卻大則關乎國家命運，小則影響個人的言談舉止、喜樂好惡。而民族傳統文化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石，我們沒有辦法脫離文化來談精神。我從以下幾點展開討論:

一、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輝煌

60年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全面發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級各類民族學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各級各類人才。民族地區醫療衛生事業成就顯著。城鄉基層衛生機構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數民族醫療衛生人才得到積極培養，民族醫藥得到重視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現全面覆蓋，各族群眾健康素質不斷提高。傳統民族文化得到保護和弘揚，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團結進步事業蓬勃發展，各民族大團結日益鞏固。長期以來，黨和政府一貫重視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改革開放以來，群眾性創建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活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三個離不開”思想和民族團結觀念逐漸扎根千家萬戶。少數民族干部和人才培養選拔工作扎實推進。少數民族干部隊伍日益壯大，結構不斷改善，素質不斷提高，一大批少數民族干部被選拔進縣級以上各級領導班子，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二、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長期性、復雜性、特殊性、國際性和重要性。民族問題關系到國家的治與亂，民族問題處理不好，將打亂國家的經濟、政治秩序，造成國家動蕩不安；民族問題關系到社會的進與退，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能在矛盾、沖突、動蕩和不安中進步；民族問題關系到人民的福與禍，民族問題處理得好，民族團結和睦，就會天下大定、國家大治、社會快速進步，人民安局樂業。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把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列為我國五大關系之一。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我們國家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

民族團結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政治基礎，祖國統一、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國分裂、民族沖突是各族人民之禍，加強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黃土變成金”。團結是力量，團結是財富，團結是生產力，團結是國家發展進步的基礎。“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數萬同胞遇難、數百萬人痛失家園，災區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蒙受巨大損失。地震天不塌，大災有大愛。地震發生后，全國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傳播著血濃于水的中華民族骨肉親情、民族大義、文化大同、無疆大愛，全國各族人民充分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愛國主義精神，紛紛伸出援助之手。這是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成果，是黨富民強國大政方針的生動寫照，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風雨同舟的強大力量。

三、繼續做好新形勢下的民族工作

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一個有著56個民族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決定了我們要始終將民族問題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處理好的一個重大問題，始終將民族工作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的一項重大工作。

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新中國成立60年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國的土壤，對于正確處理民族問題、鞏固各民族的大團結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這一制度，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職責。切實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關鍵在于貫徹落實好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建設和民族地區人才資源開發，把更多優秀少數民族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培育和增添新的力量。

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又好又快發展。民族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來解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要靠加快發展來鞏固和推進，處理好民族問題必須始終緊緊抓住加快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通過發展，能夠縮小各民族的差距，進一步穩固民族團結的基石和增強民族之間的互助。同時，也能夠帶動和促進其他方面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增強粉碎民族分裂主義的實力。

廣泛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活動。在我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無論何時，都是我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不斷勝利前進的重要保證。加強民族團結，事關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事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第二篇：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當代中國選擇了社會主i義市場經濟之路。這將是一個異常艱難和復雜的制度創新過程。然而，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必然以某種內在的機制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現代市場經濟如何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結實，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重大問題，也是一個跨世紀的研究課題。

在這一問題面前，如果不考慮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單純地將“拿來主義”的方式視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捷徑，那將是十分短視的。從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必須以其傳統文化的土壤為根基，任何一個經濟行為主體所做出的選擇必定要受到文化價值觀的規范。同時，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中國社會在舊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會結構、社會整合機制、倫理道德等都將產生復雜的變化。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逐步確立于中國社會的漫長過程中，我們必須回答：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對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或者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將會產生出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而這正是本文所要嘗試探討的核心問題。

一、新發展觀：文化背景下的市場經濟發展

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目的在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從這一點出發，許多經濟學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論證了現代市場經濟在中國建立的必要性與前提條件。然而，持這種觀點的人所忽略的恰恰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經濟手段的被植入，而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漫長歷程。他們更多地看到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共同表象一一經濟主體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競爭等等，但卻沒有深究隱含這些共同表象之下的一個決定因素一一市場經濟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所由以產生的內在的經濟技術條件和人文條件。

中國有些經濟學家在探討和研究市場經濟問題時，遵循的往往是西方經濟學的經典思維方式，而忽視了對中國現實背景的考察。在這種理論里，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被視作外生變量而不予考慮，經濟行為主體只作為“經濟人”出現在市場體系中，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為”，而行為主體復雜的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則統統被舍棄。這種分析方法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缺乏一種對于發展中的主體—一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對于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的透視。正是由于這一點，西方的發展理論或現代化理論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整體性問題上說服力不強，缺乏深厚的歷史感。尤其是在用以說明像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統深厚、歷史悠久的大國的發展問題時，更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西方發展理論經歷了戰后幾十年的演變之后，越來越多的發展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把目光轉向了文化因素—對特定發展主體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進行透視，以期發現更為深刻的發展規律。發展觀念的重大轉變過程正在來臨。

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對經濟基礎起能動作用。在這里，文化因素正是發揮了上層建筑的作用。事實上，每一個具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進程的決定因素都是極為錯綜復雜的。

人們往往有這樣一種片面曲解唯物史觀的傾向，即總是強調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唯物因素，從而忽略了人在發展中的作用以及發展過程中人的價值的實現。比如，在經濟學研究中把市場與交換的出現看作是勞動分工的必然產物、而不去深究市場與交換的存在與發展的倫理道德基礎。這樣做其實恰恰違背了唯物史觀的真正意義。他們忘記了，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僅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同時也是人類所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是人類文化的結晶。n

關于市場經濟的人文條件問題，許多經典作家都曾做出過精辟的論述。早在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時期，自愛、同情、追求自Ek,的欲望、正義感和相互交換的傾向等就已經被視作市場經濟秩序必不可少的倫理道德基礎。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東西方諸大宗教的比較研究中，則突出地表明了這樣的思想：宗教價值在經濟發展中具有獨立性與自發性，因此理性精神與物質質料都是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缺乏一種理性精神和動機力量的情況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條件也不能被有效地運用于理性的經濟目的。現代資本主義只有在質料和精神一一結構性支持和規范性支持—都已出現時，才能求得發展。上述這一基本思想貫穿著韋伯整個龐大的比較宗教研究體系，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等代表作中。雖然韋伯本人對東方宗教與倫理(尤其是濡家倫理)的論斷失之偏頗，但他確實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要素。這一點對于深入理解建立現代市場經濟與傳統文化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仍然極富現實意義。

至此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市場經濟的產生和運行有其內在的自然秩序，這一內在的自然秩序是物質質料和理性精神要素所決定的各種約束條件共同起作用的內生化過程的產物。這個“內生化過程”實際上就是恩格斯所說的“一切因素間的相對的交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文化因素對于市場經濟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這么說，不同的文化背景，將使產生于不同社會環境的市場經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的自然秩序。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依賴于文化積淀的擅變，如果沒有一種理性的精神要素作為有形制度體系的基礎，那么市場經濟體制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只有當經濟發展理論完成了將經濟、技術才制度、政治、文化等諸因素“內生化”的過程之后，它才能準確地揭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才能把具有內在自然秩序的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看作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的自然歷史過程，而不僅僅是視作一種手段。從這樣的發展理論出發，就可以發現，市場經濟不僅有其物質基礎和物質條件，同時也有其文化基礎和條件。在文化的進化變遷過程中，產生了規范人們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價值系統和道德秩序，并成為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與倫理基礎。而這種由特定的文化所決定的價值系統和道德秩序一經形成，便成為市場經濟自然秩序密不可分的內在成分。

總之，不去冷靜地和深入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政治結構以及民族心態，而是單純地去談論產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市場經濟模式，這起碼是不符合唯物史觀的。同時也是淺薄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放入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第三篇：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沒有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無法實施，社會無法進步，因為環保，社會的進步都需要大量的資金。而只顧經濟發展，不注意環保，對人類來說只是一種自殺行為，社會的進步也只是短暫的。今天我們對自然掠奪式的的索取，最終會導致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嚴重，性命不保，更別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所以三者應共同存在。

當今的中國是一個正在走向工業文明的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適合中國國情,也不符合當今世界環境與發展的潮流。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怎樣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有機地統一于現代化建設中,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它既關系到我國當前的發展,更關系子孫后代的可持續發展。

環境通常是指大氣、水、海洋、土地、草原等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的綜合體。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場所,也是支撐和維持整個生命系統的物質基礎。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當人們從自然界索取資源的速度、強度超過資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增值能力即生態承載力時,就造成資源枯竭和生態破壞,主要表現為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當排放到環境中的廢物超過生態環境的自凈能力即環境容量時,就造成環境污染,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而資源枯竭、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這兩種類型的環境問題又常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產生復合效應,從而對環境資源、人體健康、經濟發展造成更大危害。

目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存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以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可持續發展為標志,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建立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環境與發展密不可分,環境是發展的自身要素之一。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模式,其實質在于限制、調整人類的各種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建立在環境資源可以承受的基礎上,并促使其充分、持久地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環境問題,但反過來又可以為環境資源的保護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管理和動力等方面的支持,增強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是實現環境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重要保障。而環境問題的解決,又可以為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生存環境。可見,“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進程的一個整體組成部分”,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追求實現的最基本目標之一,也是衡量發展質量、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宏觀標準之一。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部署，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的重要任務。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根據我國國情和可持續發展要求作出的正確抉擇。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發展階段，面臨很大的資源環境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經濟增長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一些地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已經集中出現。特別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不斷增加，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資源利用、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克服資源短缺的瓶頸，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矛盾和問題，是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要充分考慮人口承載力、資源支撐力、生態環境承受力，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以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為原則，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以資源節約、資源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為重點，通過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加強管理等措施，大幅度減少資源消耗、降低廢物排放、提高生產率。要積極開發和推廣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加快高耗能行業和企業的技術改造，促進能源資源的合理開發、節約使用。要以節能、節水、節材、節地、資源綜合利用為重點，積極建設節水型社會，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嚴格保護礦產資源，做好國土資源工作。努力促進資源循環式利用，鼓勵企業循環式生產，推動產業循環式組合，形成能源資源節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保護生態環境，關系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關系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生態環境形勢相當嚴峻，一些地方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問題相當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重大污染事故不斷發生，環境保護仍然沒有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動局面。必須充分認識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艱巨性、長期性，堅持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環境。

要科學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學會按照自然規律辦事，更加科學地利用自然為人們的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堅決禁止掠奪自然、破壞自然的做法，堅決摒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做法。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進行合理的功能區劃。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努力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問題，重點要抓好水污染防治，保障城鄉飲用水源安全；加快城市大氣污染治理，提高城市空氣質量；加快土壤污染治理，保障食品安全。加強建設項目和有關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堅決防止產生新的污染。加快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標準，提高環境監管執法能力，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增強公眾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意識，在全社會形成愛護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尚。

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

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妥善處理短期的、局部的發展損害長遠的、全局的發展的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包括要保護和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不但要為人民群眾提供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還要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而環境質量是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實施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在我國具有客觀必然性，在具體組織實施時，必須在正確原則指導下進行，如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共同性原則等。

本世紀頭二十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一五”時期尤為關鍵。我們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長期積累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突破發展的瓶頸制約和體制障礙，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新局面，為后十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我們一定要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第四篇：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1

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述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一般所指的經濟發展包含四種含義：

一.經濟增長。即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產品和服務的實際產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的實質是規模不斷擴大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和社會財富的增殖過程。測量指標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和速度。

二.指結構變遷，即指產業結構的變化，這是廣義的產業結構變化，包括分配結構，職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等，以及各個層次上的經濟結構的變化。

三.指福利的改善，即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的提高。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異，政府必須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使欠發達地區的教育、醫療、文化、營養、健康、公益事業等有基本的保障。

四.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即經濟發展不能以危害環境為代價，可持續發展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不應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可持續性意味著維持乃至嗇人類福利的自然資源基礎，使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一、社會進步的含義、內在根據和實現途徑：

社會進步是指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合乎規律和前進運動，社會形態的更替是社會進步的過程。

含義：社會進步既包括物質文明

和進步和發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社會文明是社會進步和表現。

內在根據：

1、社會進步和內在根據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這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把人類歷史以一個社會形態推進到另一個更高的社會形態。

2、社會進步還在于社會發展是自我否定和不斷揚棄的過程，是辨證的否定，所以后一個社會形態，在整體上高于和優于前一個社會形態，使社會發展到新的高度。

3、社會進步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

4、社會進步是客觀的、必然的、其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但不是一帆風順的，具有曲折性和復雜性，是曲折前進的。（這是社會進步的實現途徑）

二、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或社會進步標準的綜合性，其中包括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根本標準，還包括生產力標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是綜合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政治法律制度、科學文化發展水平和道德風尚都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而生產力發展水平則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的根本的標準。這是因為：

1、生產力是全部社會歷史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而且它具有決定性；

2、這個標準是客觀的，科學的，其客觀性是指每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總是一種既得力量，其科學性是因為，它本身是由物質因素所構成，它的發展程度可以用物質手段精確測定；

3、這個標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是統一的。

三、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和生產力標準的一致性：

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從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對客體進行選擇和評價時所參照的標準。

1、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與生產力標準相一致，是指在階級社會里進步階級和價值尺度與生

產力標準一致；

2、落后階級的價值尺度與生產力標準并不一致。

四、社會進步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并說明正確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事業：

社會進步是通過新舊社會形態的更替實現的，新的社會形態代替舊的社會形態具有歷史必然性，是不可阻擋的，而社會進步又不是一帆風順的，它不可避免的要遭到舊勢力和反動階級的反抗，這是社會進步曲折性和復雜性的根本原因。

意義：

1、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符合客觀規律，對此應堅信不移；

2、社會主義建設會有曲折和反復，對此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3、我們要在挫折中經受鍛煉，吸取經驗教訓，克報困難，促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

如果聯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回答意義時，把以上意義中的答題點中的“社會主義”改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即可。

第五篇：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注重培訓教育 提高少數民族和信教群眾的綜合素質

近年來，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民族宗教工作理論政策和法律法規宣傳教育活動，采取有重點、有針對性的方法和措施，把民族宗教理論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由干部拓寬到各族群眾和信教群眾，由鄉村干部拓寬到阿訇、鄉佬和場所負責人，由成人拓寬到青少年，并將學習政策法律法規與開展教育活動相結合，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個學習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規的良好氛圍。

一是把民族宗教工作內容列入縣委黨校定期舉辦的科級干部培訓班教學課程。每年舉辦一至兩次全縣鄉（鎮）、村民族宗教干部培訓班，使基層干部全面掌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學會處理涉及民族宗教的矛盾和糾紛。

二是協助縣伊協連續20年每年舉辦一期全縣清真寺阿訇、寺管會主任培訓班。邀請縣、鄉（鎮）民族宗教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有關部門領導或專職人員講解有關法律法規及當前形勢政策；基督教、佛道教則采取定期培訓或以會代訓的方式，引導教育本教骨干信徒學習宗教方針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相互交流思想，溝通情況，求同存異，達成共識。基督教每年定期召開全縣傳道員學習培訓班，佛、道教每雙月召開一次場所負責人和教務主持人培訓例會。

強化制度建設 健全完善民族宗教工作的長效機制

我們始終把民族宗教工作制度化建設作為一件大事常抓不懈，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民族宗教工作制度。如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培訓制度、不安定因素排查制度、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縣領導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交友聯系制度、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選拔制度、宗教活動場所負責人例會等10多項工作制度。

從2003年起，葉縣實行了民族宗教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每年縣政府都與各鄉（鎮）簽訂“民族宗教工作目標責任書”，把民族宗教工作任務具體到各個鄉（鎮），明確屬地管理責任。

2005年，葉縣又進一步把民族宗教工作列入“2005社會事業及社會穩定目標”；始終把穩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來抓，建立了不穩定因素排查制度和突發性事件應急機制，堅持周排查和月匯報制度，發現問題，及時召開會議，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措施，深入現場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妥善處理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為準確掌握突發事件的全面情況，印制了《民族宗教工作不穩定因素排查表》，通過排查，切實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

以開展大型活動為載體，營造民族宗教良好工作格局

為切實提高全縣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及廣大信教群眾的政策理論素質、法制觀念、科技水平和形象意識，自2002年以來，我們在宗教界深入開展了“三學一樹”（學政策、學法律、學科技、樹立新形象）活動。通過活動的開展，信教群眾消除了思想上存在的“只管信教修行，不涉俗世”的糊涂認識，思想覺悟明顯提高，進一步知法、懂法、用法，形成了一種比學習、比致富、比守法、比貢獻的良好社會風氣，涌現出了一大批勤勞致富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先進典型，達到了信教群眾思想受教育、經濟得實惠、社會保穩定的目的。

以民族團結進步教育活動為契機，在全縣深入開展了民族團結進步“五比五爭”活動，即：比協作服務，爭做支持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單位；比穩定發展，爭做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鄉（鎮）；比團結合作，爭做民族團結進步模范村；比文明守法，爭做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家庭；比互助友愛，爭做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通過活動的開展，增強了全縣各級各部門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的民族團結意識，形成了部門齊抓共管、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良好民族工作格局。

充分發揮民族界上層人士的作用 妥善處理民族糾紛事件

縣伊協成員、清真寺阿訇、鄉佬及回族知名人士在回族群眾中享有較高威望，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他們的言行，直接影響著回族群眾，在引導教育回族群眾、處理涉及民族糾紛等問題時方法靈活，措施得當，能夠起到黨委、政府和穆斯林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更是我們民族工作部門的參謀和助手。因此，我們平時注重加強與他們的聯系與溝通，每逢春節、節假日和回族群眾的節日，都會到他們那里表示祝賀，向他們宣傳黨和政府的重大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并時刻關心他們的工作、生產和生活，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政治上給榮譽（如安排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樹立先進典型等），經濟上給實惠，使他們經常能夠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一旦黨和政府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利用自己在回族群眾中的影響力、感召力，愿意站出來為黨委、政府說話。比如對突發事件的處理，他們往往能夠發揮出黨和政府有時難以替代的作用。

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規范化管理，依法抵御宗教滲透

葉縣五大宗教俱全，除天主教信教群眾較少無固定活動場所外，其余四教共有活動場所96處。信教群眾來源復雜，基礎較差，活動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