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通過這幾次對刑事訴訟法的學習，使我了解了新、舊刑法之間的區別，明確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來，我國各地頻頻爆出冤假錯案，如：聶樹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氏叔侄案，它們使得許多無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責，而有罪的人卻逍遙法外。形式冤案不僅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壞的社會的安定和諧，更嚴重的是使人民群眾喪失了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信賴，冤假錯案儼然已成為社會各界討論反思的沉重話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明了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為防范冤假錯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國家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強調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并建立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強對刑事司法工作人員監督及約束的要求下應運而生的,針對在辦案過程中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并造成錯案的司法人員,追究其相關違法責任。建立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強各級司法機關廉政建設,加強辦案人員責任,從而提高執法水平,保證辦案質量,為司法公正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標和作用,必然就會有其相應的一些特點。我國如今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司法工作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期間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敗現象,如此就直接觸及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影響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來冤假錯案持續發生,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不合理運行的一些弊端也顯現出來,甚至出現了背離其初衷的負面作用。考慮到提升司法隊伍整體水平,全面建設法治中國離不開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并不斷對其加以完善。制定錯案責任追究的統一法典勢在必行,為制度順利運行提供法律依據和全面保障;應當轉變以實體錯案為標準的錯誤觀念,樹立以過錯責任為基礎的錯案責任追究理念;明確刑事錯案的認定機構及錯案責任追究機構;劃定錯案責任承擔范圍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員合法權利,建立審查聽證和異議申訴程序。總之,就是要全面構建科學合理、公平有效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體系,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維護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權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錯案、冤案是多種復雜的原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形成的結果。這些冤案的發生有歷史的原因，有現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觀方面的原因，有客觀方面的原因，如取證技術落后、自然規律的影響；有法律實體上的原因，如事實認定的錯誤、法律適用的錯誤；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錯誤、訴訟機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

按照我國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是案件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是批捕、公訴機關,法院是審判機關。一起案件經過不同的訴訟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就公安機關來說,多年來形成的重打擊犯罪分子,輕保障公民合法權利的觀念很難一時消解。在很多基層公安單位,包括分局、縣局、派出所、刑警隊每年都有考核指標,這些指標包括打擊處理數(刑拘數、逮捕數)、破案率,于是導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獎。此外,還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時,重口供,輕證據,搞刑訊逼供,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刑訊逼供,在一定階段是一些公安機關的頑疾,屢禁不止,甚至致人重傷死亡,導致了冤假錯案的發生。公安機關內部分工過細,多頭辦案,加上一些民警業務素質不高,同時又缺少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也是造成冤假錯案多發的原因之一。十幾年來,公安機關內部分工越來越細,辦案部門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刑偵部門辦案外,還有國保、經偵、治安、交通、消防、禁毒、邊防、緝私、網監等部門都有偵查權,都在辦案。特別是1997年在公安機關改革過程中,公安機關取消了預審部門,直接影響了公安機關的辦案質量。

就檢察機關來說,審查批捕、提起公訴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要職責。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定職責時,本應把好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和法律關,但有時會因為種種原因屈從于公安機關或其他有關部門的壓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訴率等指標,不該捕的捕了,不該訴的訴了,只起到了個“二傳手”作用,這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來說,不能完全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從輕”,審判不獨立,有時還會由于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對一些明顯的冤假錯案不敢堅持正確的意見,這同樣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師方面來說,也存在一些問題。1997年刑訴法修改后,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即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幫助。2012年刑訴法修改后,進一步加大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力度,規定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請律師作為其辯護人,律師可以自由會見嫌疑人,無需經過辦案單位同意,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律師會見需要經偵查機關許可。由于部分刑辯律師業務素質不高,加上“偽證罪”等罪名的影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不敢作出無罪辯護或者向偵查機關提出無罪的意見,或者律師提出了無罪意見或者

做了無罪辯護,也不為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所采納,使庭審走過場,辯護流于形式,導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得不到發揮,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機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制度,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

我認為,從制度上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堅持刑訴法確定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堅持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公安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該撤案的撤案,該放人的放人。檢察機關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不批捕、不起訴。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時,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按無罪判處,不能搞疑罪從輕判處。司法機關應當追求法律上的正義,而不是事實上的正義。

二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不能因為輿論炒作,當事人上訪鬧事和地方維穩等壓力,就枉法裁判；對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罪與非罪界限不清,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難以確定的,一律按無罪判決。

三是修改刑訴法,建立沉默權制度。沉默權,又稱反對自我歸罪權,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你說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詞。你有權聘請律師,審訊時可以有律師在場”。沉默權的實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促使司法機關徹底摒棄以口供為中心的取證原則,制止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從而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是進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復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級公安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是一種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必須盡快糾正。預審機構恢復后,公安機關各警種辦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預審機構辦理,并由預審機構一個口對應檢察機關的批捕和公訴部門,徹底改變目前公安機關存在的多警種辦案,多口對接檢察機關的混亂局面。通過預審制度,可以有效減少和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是進一步發揮刑辯律師在刑訴中的作用。按照刑訴法規定,不論是在偵查階段、批捕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律師都是辯護人身份。律師應當認真履行職責,搜集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證據,向辦案機關提出法律意見書,并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或者有罪從輕辯護。要切實保障刑辯律師的合法權利,取消刑法第306條規定的“辯護人偽證罪”。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要充分聽取刑辯律師的辯護意見,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六是進一步減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終廢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錯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殺。近年來,我國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減少了適用死刑的罪名,但總的來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與國際接軌差距較大。建議盡快啟動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減死刑罪名,并最終廢除死刑。

因為總體而言，“警檢一體化”是一種發展趨勢，它們都代表著控方，整個偵查活動的目標也都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并最終服務于對犯罪行為的有效指控。但控辯雙方與法院之間卻應該形成一個完整、合理的訴訟結構，法院應該依法獨立地進行裁判。而現在，人們幾乎都看到了在整個刑事訴訟中辯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斷提高被告人及其辯護一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實際地位，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保證法院依法、獨立、公正、權威地行使刑事審判權，才是現今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和當務之急。

第二篇：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摘要

伴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與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們的法制建設工作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成熟。然而，在近年來頻頻被曝光在大眾目光下的多起冤案和錯案不難看出，我國的司法程序仍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之處，例如法律文化因素不完善、司法環境不和諧以及辯護律師的職能過于弱化等等。為了能夠盡快的解決和改善我國當前司法體制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國家政法委與最高人民法院都相繼出臺了有關于刑事冤假錯案的防范對策。本篇文章以浙江省發生的叔侄冤案為主要切入點，同時結合了我國當前的立法現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共可分成四個主要部分，其中第一個部分主要是對浙江叔侄冤案案情的回顧與分析；第二部分是對刑事冤錯案有關概念以及界定范圍的介紹；第三部分結合了我國當前的司法環境對冤假錯案的成因進行了列舉；第四部分的主要內容則是刑事冤假錯案的幾點預防對策。關鍵詞：刑事冤假錯案；叔侄冤案；法律證據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injusti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However,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ly been exposed in the public eye more than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a's judici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and cultural factors, legal environment of discord and defense counsel functions and so too weakened.To be able to address and improve our current justice system arising from these issu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ve issue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abou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criminal.This article nephew injustice to occur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mai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which is in Zhejiang nephew injustice of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ation;third part of our current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auses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ave been cited;fourth par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a few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 miscarriages of justice.Keywords: criminal injustices;nephew injustice;legal evidence 目錄 摘要 1 關鍵詞 1 Abstract 2 Keywords 2 第1章引言 4 第2章案例及其引發的思考 2.1 案例回顧 5 2.2 案例引發的思考 6 第3章刑事冤假錯案的界定 6 第4章刑事冤假錯案的主要成因 7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響 7 4.2 不良司法環境的影響 8 4.2.1 黨政權利部門的不良干預 8 4.2.2 民意輿論的負面影響 8 4.3 辯護律師辯護職能的弱化 8 4.3.1 缺少職業操守 9 4.3.2 參與積極性較差 9 4.4證據意識單薄且證明標準過于簡化 9 4.4.1定案證據不充分 9 4.4.2 無罪證據被忽視 10 第5章刑事冤假錯案的預防對策 10 5.1 重塑新訴訟理念 10 5.2 優化司法環境 11 5.2.1 確保檢查權于審判權的獨立性 11 5.2.2 減少民意輿論對訴訟過程的干擾 11 5.3 提高律師與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12 5.3.1 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12 5.3.2 提升律師的業務能力 12 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13 5.5 完善證據制度 13 第6章結束語 15 致謝 15 參考文獻 16 第1章引言

公平與正義是國家在社會環境下的唯一立法準則，不讓任何一個不法分子逍遙法外、不讓任何一個好人蒙受冤屈是我們所有人都共同期望的。然而，近年來由各路媒體所頻繁曝光的冤假錯案事件卻讓大眾的心中都充滿了恐慌于怨憤，一方面是為了受害人的悲慘命運所惋惜，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家立法與執法上的缺陷而心存顧慮。法律無疑對于犯罪者來說是極為殘酷的，而這種殘酷一旦降臨到無辜人的身上則有可能讓一個原本幸福祥和的家庭破碎，繼而白白斷送很多人的未來和生命。當冤錯案發生之后，國家雖然根據案情的程度會給予當事人一些經濟補償，但是卻根本等同于亡羊補牢一般意義很小。伴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公眾們開始對國家當前的司法公正程度表現出了質疑，并且對于冤假錯案的容忍度也變得越來越低。就我國當前的司法現況來看，無論是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司法體制的完整性以及執法手段的先進性來看都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都是引發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誘因。基于此種情況，筆者將浙江叔侄冤案作為本文的主要案例，同時采用了文獻查閱法、調查研究法、比較分析法以及實證分析法對冤假錯案的發生原因進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能夠尋找出實踐性較高的刑事冤假錯案的防范措施，盡快實現民眾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期許。第2章案例及其引發的思考 2.1 案例回顧

2003年5月18日晚間21點前后，案件當事人張高平和侄子駕駛一輛貨車前往上海，年僅17歲的受害人王某經由他人的介紹搭乘此部貨車同去杭州。王某因年齡太小，所以在出發之前于姐夫約好讓其在杭州西站等候，然而再轉走滬杭高速。然而當貨車到達西站之后卻并沒有來人接王某。隨后王某姐夫打來電話，表示讓王某自行打車到錢江三橋的一個地點后再和他進行聯系，而張高平得知后又主動驅車將王某送到指定地點后才離開。讓這叔侄倆沒想到的是，幾天之后卻突然被警方逮捕...從后來的問詢中可知，在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接到報警電話，據報警人稱在一個水溝中發現了女尸，經身份核實后發現女尸正是搭乘張高平貨車的王某。警方隨即將張高平和其侄子張輝列為了本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對二人實行抓捕以后，張高平叔侄也在口供中交代，5月18日晚在貨車中對王某進行強奸后并殺害，在同年的11月份，浙江省最高法院最終判處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15年。但是此次案件卻存在著諸多的疑點，判決結果既沒有人證依據也沒有物證依據，有的只是張姓叔侄二人的供詞以及獄中犯人袁連芳的證詞。隨后，張氏叔侄堅決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曾在取證時受到袁連芳的暴力相向。張高平在獄中曾向警方提供了勾海峰應該是殺害王某的嫌疑人，但是卻沒有得到回應，后來又經過其家人不斷的申訴與上訪，同時在檢察官的幫助下終于在2012年2月27日得到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審批準。而后，公安局將王某指甲內提取出來的DNA在數據庫中進行了對比和排查，發現竟然同已經在2005年被執行死刑的犯人勾海峰完全一致。于2013年3月26日，張輝與張高平涉嫌強奸殺人案件又重新被公開審理，并當庭宣判張輝、張高平無罪釋放。在這起轟動一時的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曾表示偵查機關極有可能發生過刑訊逼供的情況，并且利用犯人袁連芳來進行口供獲取同樣也是違法行為。此外，在偵查案件的過程當中竟然忽略了DNA物證這一關鍵點，從而讓無辜的張姓叔侄白白蒙受冤屈。張輝和張高平雖然最終被無罪釋放，但是他們已經在大牢中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這不僅對他們自己的人生帶來了難以修復的影響，同時還對其家庭帶來了近乎于毀滅性的打擊。

在案件發生后，杭州的有關公安部門隨即對張姓叔侄按照國家賠償程序來對其進行了賠償，并且還對此次重大錯案的始作俑者進行了調查與問責。然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張姓叔侄所受到的傷害真的能夠通過金錢上的補償而得到彌補嗎？在錯案發生后的十余年以后再對有關涉案人員的刑事責任進行追討還有意義嗎？筆者認為，國家在當前針對冤錯案還僅僅在賠償以及事后的救濟手段上進行了些許的完善，這只能夠起到治標而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想要徹底杜絕冤案錯案的再次發發生，只有盡快的建立一套科學且有效的冤案預防機制才是我們在當下應該去馬上完成的一項任務。2.2 案例引發的思考

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次錯誤的判決勝過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錯誤的判決污染的是水源。”我們經常會去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錯誤這兩個字，如果錯誤出現在用真相與正義堆砌起來的證據河流中，那么定會如同弗蘭西斯所說的那樣將水源徹底污染。這一次又一次的冤案錯案已經讓公眾的心靈變得愈發的脆弱，當這些震撼人心靈的冤假案件被曝光以后，國家、社會以及人民都開始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們的司法程序有錯嗎？我們的法律到底是懲治罪犯的武器還是掩護罪犯逍遙法外的工具呢？而張姓叔侄冤案的出現更加將我國的司法體制所存在的諸多漏洞暴露無疑，執法機關是否真正存在暴力取證的情況、律師所應該起到的作用為何在此次案件中思絲毫沒有體現、中國的司法正義是否只是紙上談兵呢？這些看似犀利卻真實存在的問題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縈繞不斷，為此，筆者也同時結合了自身對叔侄冤案的看法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刑事冤假錯案的界定

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經常將“刑事錯案”稱為是“冤案”和“冤假錯案”，如果僅僅從字面上來理解的話也可以將其定義為是錯誤判斷的案件。目前國家現行的法律條例中還并沒有針對錯案的概念給予明確的規定，并且在司法環節中也是同樣如此。目前最為常用的錯案界定依據即為《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此部法律條例中對于錯案做出了如下的定義：“檢察官在行使職權、辦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案件，或者在辦理案件中違反法定訴訟程序而造成處理錯誤的案件。”顯然，這段簡單的文字表述根本不足與支撐并解決刑事案件中所發生的各類刑事錯案。法國著名律師勒內·弗洛里奧認為錯案應該被分成兩種類型，其一為司法機關在掌握正確證據的情況下得出了錯誤的判斷結論；其二為司法機關在掌握錯誤證據的情況下卻得出了正確的判斷結論；顧永忠教授表示，刑事錯案所指的其實就是無辜的人被審判機關無故認定為有罪并同時對其施加刑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對自身的錯誤做出了及時的糾正并更改則不應該再將其認定為刑事錯案；陳興良教授認為，刑事錯案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冤案于冤獄，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想要將刑事錯案徹底杜絕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筆者認為，刑事錯案之所以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主要是由于其本身所涉獵到的內容是非常繁雜的，并且因為其出發點的不同最終所得出的結論也會各不相同。為此，筆者綜合了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刑事錯案的界定做出了如下的分析：首先從廣義上來界定，刑事案件所指的就是因事實認定、案件性質判別上所出現的錯誤以及法律適用上所出現的錯誤而導致發生的案件；其次從狹義上來界定，在實際的刑事審判中，人民法院因錯誤事實的誤導以及法律適用上的錯誤而對無辜的人進行定罪并處以刑罰，繼而導致真兇逍遙法外。在真實的執法過程中，同案件本身并無瓜葛的人卻被當成了替罪羊是極為惡劣的行為，其不但對受害人本身的合法權利進行了嚴重的侵害，同時還會大大的影響到國家司法機關在民眾心中的威信力，繼而帶來一系列的負面連鎖反映。第4章刑事冤假錯案的主要成因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響

在我國，訴訟活動已經有了近千年的歷史，并且與之相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斷的完善當中。然而，即使是擁有如此豐富的發展歷史經驗也難以逃脫傳統司法觀念的負面影響，繼而在實際的司法過程當中經常會出現類似于口供為先、罪名偏信以及取證草率的情況。

其一，對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進行了解可知，中國的法律是存在著忽視人權保障的現象的，在實際的刑事訴訟過程中，絕大部分的司法機關為了能夠盡快的偵破案件、維護社會和諧，繼而將打擊犯罪分子當成了執法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權利缺少了應有的保護措施。此種“重打擊、請保護的現象幾乎充斥了我國整個刑事司法實踐的過程當中，繼而讓很多無辜的普通人在這種錯誤辦案理念的指引下成為了了維護國家利益的犧牲品；

其二，我國傳統法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重實體、輕程序”，形成此種局面的原因需要追溯到古代當中，由于在我國古時的刑法中所實行的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相互協作的方式，并且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程序法需要輔助于實體法，繼而也就逐漸的形成了這種“輕程序”的思想觀念。當前，很多司法人員所表現出來的執法意識非常單薄，在他們的意識當中認為只要達成維護司法公正的目的，其中所完成的程序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就造成了杭州叔侄案件中所提到的幾個“疑點”：刑訊逼供、利用他人來非法獲得證據以及對當事人的上述置之不理等等。

4.2 不良司法環境的影響

4.2.1 黨政權利部門的不良干預

在我國的憲法中做出了極為明確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受到黨委領導以及人民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此項立法的本意其實是為了能夠讓黨領導以及國家機關之間可以起到相互制約的作用，繼而達到減少濫用職權現象的發生。然而在實際的執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和諧現象。

政法委在司法實踐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檢查機關在案件訴訟的過程當中遇到了瓶頸都會主動去尋求政法委的幫助。事實上，這種黨內聯合辦公的做法為的就是所有政法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之間都可以相互監督并配合，繼而確保案件可以更加順利的得以進行。然而，縱觀我國當前的聯合辦案現況來看，不僅缺少一套完善的相互制約機制，同時還并沒有對其中的參與者與實行者灌輸以正確的程序觀念，以至于非常容易在司法實踐的過程當中出現各種異化現象，讓司法公正的內涵與價值變得蕩然無存。4.2.2 民意輿論的負面影響

民意輿論可以被理解為是來自于公眾之間的意見，也就是說民眾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基礎之上所針對某一法律設定與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意見。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無論是由被害人發起的聯名上書，還是由被告方所組織的聯名上書都可以被定義為是民意輿論的一種。通常情況下，由被害人一方所發起的聯名上書對于司法機關所能夠帶來的壓力相對更大，由于一些民眾會在了解到某一案件內容時經常會將自己幻想成案件的主人公，從而會對案件的審判結果賦予極強的主觀意愿，繼而對刑事錯案的產生帶來了一定的促進作用。4.3 辯護律師辯護職能的弱化

在《刑事訴訟法》中的第35條做出了如下的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由此可見，律師辯護內容的質量可以有效的減少刑事錯案的出現。然而，在我國當前的律師辯護現狀中不難發現，很多律師不但不能夠完成其應有的辯護職能，同時還會因個人辯護行為的不當而讓錯案的發生率大大增加。4.3.1 缺少職業操守 通過上文可知，辯護律師的職責就是通過各種正常的渠道來搜集一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同時在訴訟過程中提供一些有助于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輕罪的辯護。然而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很多律師都難以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既不能夠搜集到一些可以為當事人洗脫罪名的真實證據，同時還經常會與一些司法人員共同進行一些徇私舞弊的行為。另外，還有一些律師習慣于投機取巧，為了能夠達到辯護成功的目的而做出行賄以及偽造證據的不法行為，繼而對其當事人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4.3.2 參與積極性較差

與民商糾紛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律師訴訟費用較低，但辦案難度卻相對較高，這就導致了很多律師對于此類刑事案件的辦案積極性低下的現象，繼而很難達到當事人所預期的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律師為了得到辯護費用而在訴訟活動中去“做樣子”，不僅無法提供出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與辯護內容，同時還影響了案件審理的真實性，從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事錯案的發生幾率。

4.4證據意識單薄且證明標準過于簡化 4.4.1定案證據不充分

筆者結合杭州叔侄冤案的具體情節來對此項問題進行分析，通過案例介紹中的內容可知，導致此次冤案發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證據的不充分。據了解，在一審判決書中共列出了二十六條判定張姓叔侄二人有罪的證據，其中有五條是有關于死者死后的描述；九條是有關于死者生前的描述；九條是針對張姓叔侄個人信息以及現場偵查情況的描述；三條是刑偵大隊提供的審訊情況說明、袁連芳所提供的證詞以及叔侄二人所提供的供詞。此次叔侄冤案中所提供出來的證據雖然從表面上來看是數量較多且內容較為全面的，但是深究其實際價值來看卻只有當事人所提供的供詞是最為有效的證據。在我國舊版刑訴法的第四十六條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所以，這種僅憑當事人口供就將其判定為死罪未免太過于輕率。然而，就是這種讓人看似十分荒誕的情況就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擁有著專業素養的司法機關當中。4.4.2 無罪證據被忽視

無罪證據被忽視也是造成杭州叔侄冤案的另一大原因。首先被忽視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王某指甲內的DNA，由于死者指甲中并沒有同張姓叔侄相匹配的DNA，所以這一點足以作為叔侄二人被判無罪的有效證據。但是令人無比費解并氣憤的一點是，一審法院竟然認定DNA鑒定結果同此次奸殺案件毫無聯系。這種近乎于直白的扭曲事實著實讓人難以接受。其次，杭州警方在偵查案件的過程當中雖然極為肯定的表示王某的被害現場就在貨車之內，但是所能夠出示的有力證據卻是少之又少，再次出現了于之前類似的重要證據忽視現象。第5章刑事冤假錯案的預防對策 5.1 重塑新訴訟理念

在此次的杭州叔侄錯案中可以看到很多訴訟過程中的執法漏洞，例如忽略辦案程序、采用刑訊逼供以及僅憑口供定案等等。這些都從側面反應出了我國司法人員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違法行為。相信所有對國家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明執法一直都是法律對于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所下達的必然需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因個人因素而出現擅自定罪和惡意忽略證據的情況。基于此，筆者總結了幾點司法機關在今后需要去樹立的訴訟理念：

首先，徹底摒棄掉重打擊和輕保護的司法理念，堅決對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權利進行全面的保護；其次，改變原有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司法觀念，構建出一套完善制裁機制的同時將具體的處罰內容與執行期限在法律條例中進行明確；最后，確定出無罪的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就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來說，沒有哪一個基本原則可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比。無罪推定原則對于保障基本人權、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保證刑事實體公正和刑事訴訟程序公正的實現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無罪推定原則當中需要做到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當法院在沒有確定最終判決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夠私自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定為有罪；第二，只有在證據確鑿且人物證俱全的情況下法院才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有罪；第三，如果證據出現了瑕疵，法院只能夠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無罪處理，不得私自推斷其有罪。5.2 優化司法環境

5.2.1 確保檢查權于審判權的獨立性 在我國現行的有關法律條例中表示，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應該實行地方黨委和上級機關雙重領導的機制。簡單一些來解釋，上級檢察院、法院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其下級檢察院、法院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各個不同級別的檢察院、法院當中的執法人員則需要由當地政府來進行負責與管理。在過去的時間當中，此種雙重制約的管理方式著實讓我國各個地方上的檢察院、法院執法行為的規范性有了較大的改變，但是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各級檢察院、法院所擁有的檢察權利與審判權利。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一旦有黨委或者政府部門所提出的執法意見，那么檢察院與法院的執法行為和執法結果都會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響與制約。基于此，為了能夠重新賦予檢察院、法院以檢察權利和審判權利，對現有法律體制進行改革與優化是當前需要去完成的首要任務之一：首先應該構建一套人事免任制度，對檢察院與法院當中各級執法人員的委任與調度權利教給上級檢察院、法院。這種方式可以有效的杜絕黨委徇私舞弊以及惡意干擾正常執法程序的現象出現；其次需要構建一套獨立的經費使用制度，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狀況來對其所實行的保障條例進行適當的更改，繼而從根本上實現各級檢察院、法院可以掌握不受利益約束的權益行使。5.2.2 減少民意輿論對訴訟過程的干擾 如果單單從法律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的話，很多民意輿論的確存在著角度單一且立場單一的現象。一些普通民眾由于并不了解案情的實際情況與變化程度，所以僅憑著自己的個人意念來對司法結果進行干擾。司法機關一旦盲目的信從這種片面的民意，那么就勢必會對執法結果的真實性與公平性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此外，針對那些對司法公正造成影響的民意上書來說應該將其告知給案件的被害人，繼而對被害人以及其家屬對于民意上書中內容的意見進行全面的了解，避免那些心存不軌之人利用民意輿論來干擾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的真實性。基于此，在今后的過程當中，司法部門不僅需要對現有的辦案人員賦予更多的實際權利，同時還應該進一步的提升辦案人員的綜合素質與自信心，繼而在面對不良民意輿論時可以在第一時間做出最為有效的處理。

5.3 提高律師與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律師的辯護能力過低以及相關司法人員的個人素質較差都是導致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對兩者的綜合素質與業務能力水平進一步的提升是減少錯案發生幾率的主要做法。5.3.1 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首先，各個司法機構應該經常性的對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進行培養，幫助他們可以在工作中樹立起正確的司法觀念與工作責任感，同時確保自己可以在公平的狀態下去完成各項執法活動；其次，對司法人員開展各種類型的培訓，從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員對于實踐業務的掌握能力。尤其是針對剛剛上任的新人來說，必須要確保其參加過系統的培訓與考核環節后才能夠參與到實際的司法工作中來；最后，司法機構中的上級領導還需要對司法人員的執法行為進行不斷的規范，一旦發現其出現職權形式不當的情況要及時進行糾正和干預：第一，由于我國很多司法人員都受到了重視口供意識的左右，所以經常會將口供的錄取作為偵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為此，司法機構中的領導可以借此機會來提升司法人員的科技意識，在獲取證據的過程當中增加一些有利于提取物證的科技手段，繼而幫助他們可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保證所搜集證據的準確性；第二，偵查部門在開展刑偵活動的過程當中經常會遇到各種類型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各級政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三者之間發生沖突時更加需要在第一時間去進行積極的調節，從而保證最終辦案決策的真實性與正確性。5.3.2 提升律師的業務能力

在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對于訴訟律師的個人業務能力與綜合素質也有了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很多訴訟律師都是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烏合之眾，不僅不具備應有的律師業務能力，同時在個人道德素質的水平上也存在著不過關的現象。基于此，司法部門需要進一步的加強對于訴訟律師的培訓與教育的力度，同時不定期的對已經在崗的訴訟律師進行綜合能力的考核與評測，對于那些評測結果不合格的律師需要讓其重新參與學習，待達到考核標準后再上崗作業。司法部門還需要重點針對訴訟律師的辯護能力進一步加強，盡可能的為他們營造出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學習和交流平臺，同時將一些資歷較深且個人綜合素質較高的資深律師作為平臺中的援助導師，在訴訟律師發現難以解決的棘手案件時在第一時間對其給予法律上的援助。此外，對于那些剛剛畢業或者是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的訴訟律師來說，國家應該在經濟上對其給予一些補貼，從而幫助他們樹立起做一名優秀律師的信心，繼而為更多的刑事案件參與者提供出更加優質的法律幫助。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在杭州叔侄冤案證據的搜集過程中之所以會出現各種漏洞與違法行為，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國的刑偵與搜集證據的手段還是過于陳舊和落后，根本沒有將一些現代的刑事科技手段有效的運用到日常的司法實踐過程之中。基于此，在提升司法人員綜合素質的同時還應該針對其運用現代刑事科學技術的能力進行有效的提升。近年來，伴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科技水平也在國際中排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繼而對我國各個行業的發展都帶來了極為有效的促進性作用。在當前的高科技時代當中，指紋、足跡以及DNA鑒定技術都可以是偵破案件的主要手段，繼而大大的縮短了傳統偵破手段的破案時間。筆者以DNA鑒定技術為例，在杭州叔侄冤案中司法機構如果能夠充分的利用好DNA鑒定技術的話就不會出現這起錯案的發生。通過上文可知，正是因為在死者王某的指甲中發現了與張姓叔侄不匹配的DNA才還給了張姓叔侄的清白，但是在案件判決的過程中法院卻給出了DNA證據同案情無關的解釋。這種前后自相矛盾的現象不但表示了司法機關所存在的執法漏洞，同時還展現出了我國科技手段在刑事偵查中的不足之處。基于此，在今后的過程當中，司法機關中的所有執法人員都需要對自身運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進行進一步的提高，繼而從根本上杜絕冤案與錯案的發生。5.5 完善證據制度

在我國的新版《刑事訴訟法》中針對原有的證據制度進行了改善與補充，并且結合了我國當中的立法現況與執法環境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證據搜集規則與制度。例如在第五十條中表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在第五十三條中規定出了有關于“排除合理懷疑對象”的相關標準；在第五十四條中明確的闡述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有關細則。其實早在2010年的七月份，國家人民法院就針對證據制度的完善而先后出臺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這兩部規定，并在其中針對證據的審查標準與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進行了明確的表述。為此，我國各個地方上的公安機關也需要緊緊抓住此此次學習并貫徹新訴訟法的機會來對這兩部有關于證據制度完善的新規定進行充分的了解，繼而為今后執法活動的開展打下很好的基礎。首先，公安機關需要積極響應國家大力開展的執法規范建設活動的號召，同時嚴格按照所內問詢制度中的有關規定來進行執行。在新刑訴中的第八十三條、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百一十六條中做出了如下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送看守所羈押；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基于此，司法人員應該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杜絕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地方上的派出所中進行口供的獲取。并且需要盡快的構建一套詳細的執法操作準則，針對送所的時間、訊問的方式、訊問的內容以及違反送所規定的處罰方式進行詳細的規定，繼而確保此項訊問制度能夠起到其應有的實用價值。其次，公安機構需要實行全程信息化監督的建設工作，利用先進的錄音與錄像設備來進行全程不間斷的錄制工作。此種做法不僅能夠有效的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同時還能夠起到固定證據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公安機構應該在各個訊問房間中設置專門用于錄制聲音與影像的監控設備，同時委任專門的技術人員對設備進行定期的調試與維修，繼而在實際的訊問過程中不會因設備故障問題而出現錄制上的缺失。

最后，偵查人員不但需要針對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進行收集，同時還因應該重點收集一些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合法取得的證據。為此，公安機關在開展司法活動的過程當中應該同時配備兩名偵查人員來共同配合完成，同時對調取的所有證據，特別是言詞證據和書證、物證的合法性進行嚴格的把關，無論訴訟中哪個環節的證據被依法排除，均由其承擔相應責任。實施這一制度有利于責任的細化分配與承擔，繼而從根本上杜絕非法證據的產生。第6章結束語

正義是確保國家穩步發展以及社會快速進步的重要保證，而司法則是維護正義的最后一條安全線。審判結果的真實性與否不但關乎到某個當事人的個人名譽、生命財產以及人身的自由，同時還決定了國家是否和諧以及社會是否穩定。然而，正義的維護僅僅靠單方面的力量來完成是遠遠不夠的，所有社會當中的個人以及團體都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到維護司法正義的隊伍中來。正如總書記所說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絕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群眾感情、損害群眾利益。”

目前，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3年11月21日頒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并在其中提出了二十七條明確的參考條例，但是在實際的刑事訴訟案件中仍然無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以及主體地位進行很好的保護。就杭州叔侄冤案來說，我們如果僅僅將這起錯案的責任全部歸咎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也是不夠公平的，所以在今后的時間里仍然需要對我國的人權保護以及刑事案件中各個核心機制的完善工作進行著重的關注。致謝

通過這一階段的努力，我的畢業論文《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終于完成了，這意味著大學生活也即將結束。在大學學習生活中，我在學習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淺，這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與各位老師、同學和朋友的關心、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畢業論文的完成經過一段時間，對我而言，完成此畢業論文是自我總結學習的過程，提高了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組織能力，為自己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同時也是一次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此文的撰寫過程中，本人對于這篇論文的理解還不夠深入，缺乏系統的資料、理論提煉及寫作水平，經過老師的幫助，才有了系統的構思和充實的內容，是他給予了我許多意見與建議，幫助我盡可能的完善這篇論文，使我能夠順利的完成此次畢業設計。在此，我衷心地感謝老師給予的指導與幫助。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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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論我國當代司法制度改革

淺談我國司法體制改革

法政學院06法61班06033068王銀生

【摘要】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一些諸如司法權地方化、司法權行政化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思考，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方法和對策。

【關鍵詞】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權地方化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于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系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

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比如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受賄一案，就是明顯的司法腐敗的案件。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于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1、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是司法的內在規律,也是現代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盡管我國在1954年憲法中就明確規定了審判獨立的原則,在1982年的憲法里再次規定了這一原則.但從1954年到現在，50多年過去了,這一原則的實現情況卻很不理想。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2、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

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3、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4、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既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一次變革，又是觀念性法律文化的一次重大革命。這種文化轉折的雙重性決定了中國司法改革的進程必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注釋：

1、有的學者認為，司法獨立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討論，在初級層面上，整個司法

體系獨立于外部干預是最基本的。但是，假如沒有不同審級法院以及各個法官之間的相互獨立，司法獨立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為擺脫地方干預而改由上級法院“領導”下級法院，多多少少有以一種錯誤的實踐為另一種同樣錯誤的實踐辯護的傾向。見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頁。應該承認，建立一種完全的、不受任何外界和上級法院干預和“領導”的法官個人獨立審判的制度，在中國是一種較為理想化的理論假設，因為我們的司法不可能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而我們提出變當前的 “塊塊領導”為“條條領導”，正是在充分慮及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改進和完善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一種較為穩妥、可行的方案。

2、有的學者認為：當我們希望改進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時，法官這一職業是特

別需要關注的。法官基于職業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學者更能具體地、直接地了解現行法律中的問題，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內，通過技術化的方法平息爭紛，協調各種不同利益，使社會平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司法改革中，法官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法官形成一個職業群體，中國才可望實現法治。參見李盾《法官培訓與司法改革》載《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宋冰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頁。

有的學者認為：在法官法頒布之前，我國法官來源主要以調干和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這就造成了法官群體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理論水平上的參差不齊，這種結構性缺陷表現為：1成人教育培養的多，正規院校培養的少。成人教育培養出來的法官具有三個局限性，即缺乏寬厚的人文素養、缺乏扎實系統的理論功底、未養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問題的習慣。2經驗型的人多，知識型的人少；3單一型的人多，復合型的人少。參見李漢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質與法官教育之透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應當走“從技術到制度”的道路，即要求每一個司法技術問題趨于合理化，從而象建筑施工一樣，由一塊塊合理化之磚而奠定司法大廈的合理化基礎。見龍宗智：《相對合理主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季衛東先生認為：我國并非沒有程序。問題是這些程序太薄弱，而且沒有經歷過現代意義上的合理化的過程；甚至即使在有程序的方面，許多人也不按理出牌。形成這種無視規矩的局面，其原因十分復雜，其歷史也非三年五載。因此，要建立和健全現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并非易事。見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3、4、

第四篇：《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的通知

法發〔2013〕11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我院制定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現印發給你們，請認真遵照執行，并及時轉發下級人民法院。

各級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工作中要嚴格依法履行職責，牢固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觀念，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守防止冤假錯案的底線，切實維護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

為依法準確懲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等規定，結合司法實際，對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的工作機制提出如下意見：

一、堅持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樹立科學司法理念

1.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尊重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維護被告人的辯護權等訴訟權利，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因為輿論炒作、當事方上訪鬧訪和地方“維穩”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的裁判。

3.堅持程序公正原則。自覺遵守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判案件,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4.堅持審判公開原則。依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審判過程、裁判文書依法公開。

5.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審查、認定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二、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準，強化證據審查機制

6.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

定罪證據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疑的，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

死刑案件，認定對被告人適用死刑的事實證據不足的，不得判處死刑。

7.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切實改變“口供至上”的觀念和做法，注重實物證據的審查和運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8.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

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9.現場遺留的可能與犯罪有關的指紋、血跡、精斑、毛發等證據，未通過指紋鑒定、DNA鑒定等方式與被告人、被害人的相應樣本作同一認定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過辨認、鑒定等方式確定來源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對于命案，應當審查是否通過被害人近親屬辨認、指紋鑒定、DNA鑒定等方式確定被害人身份。

三、切實遵守法定訴訟程序，強化案件審理機制

10.庭前會議應當歸納事實、證據爭點。控辯雙方有異議的證據，庭審時重點調查；沒有異議的，庭審時舉證、質證適當簡化。11.審判案件應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

12.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收集的證據，除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由人民法院依職權庭外調查核實的外，未經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13.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其庭前證言真實性無法確認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14.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審中的發問、質證、辯論等訴訟權利。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理由、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材料，應當當庭或者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及理由。

15.定罪證據存疑的，應當書面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調查。人民檢察院在二個月內未提交書面材料的，應當根據在案證據依法作出裁判。

四、認真履行案件把關職責，完善審核監督機制

16.合議庭成員共同對案件事實負責。承辦法官為案件質量第一責任人。

合議庭成員通過庭審或者閱卷等方式審查事實和證據，獨立發表評議意見并說明理由。死刑案件，由經驗豐富的法官承辦。

17.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委員依次獨立發表意見并說明理由，主持人最后發表意見。

18.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清事實的，不得發回重新審判。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上訴、抗訴后，不得再次發回重新審判。

19.不得通過降低案件管轄級別規避上級人民法院的監督。不得就事實和證據問題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20.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意見。證據存疑的，應當調查核實，必要時到案發地調查。

21.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內審結的，應當依法報請延長審理期限。

22.建立科學的辦案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不得以上訴率、改判率、發回重審率等單項考核指標評價辦案質量和效果。

五、充分發揮各方職能作用，建立健全制約機制

23.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職責審判案件，不得參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聯合辦案。

24.切實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辯護權利。辯護人申請調取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應當準許。

25.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眾代表等旁聽觀審。26.對確有冤錯可能的控告和申訴，應當依法復查。原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依法及時糾正。

27.建立健全審判人員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審判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不受追究。審判人員辦理案件違反審判工作紀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關審判工作紀律和法律的規定追究責任。

堅決守住防范冤假錯案的司法底線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答記者問

一、最高人民法院針對防范冤假錯案的工作機制問題專門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基于什么背景，有什么重要意義？

答：刑事司法的目的在于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人權，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打擊與保護必須并重，如果失之偏頗，就會背離刑事司法的目標。強調保護忽視對犯罪的打擊，將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強調打擊忽視保護，就有可能產生冤假錯案，司法就會失去公信力和權威。今年7月份，中央政法委為了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下發《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對執法司法工作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規范、更加具體的要求。為貫徹落實《規定》的精神和要求，有效防范刑事冤假錯案，最高人民法院經過深入調研，并廣泛征求各級法院和專家學者等方面的意見，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近日，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要健全錯案防止機制。可以說，《意見》是最高人民法院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意見》主要具有以下意義：

一是有助于樹立科學的司法理念，打牢防范冤假錯案的觀念基礎。實踐表明，錯誤的執法理念和司法觀念，是導致冤假錯案的深層次原因。只有徹底糾正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錯誤觀念和做法，才能消除冤假錯案再次發生的現實危險。《意見》要求人民法院堅持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樹立科學的司法理念，促使人民法院和刑事法官從觀念上牢固樹立防范冤假錯案的思想防線。

二是有助于完善審判工作機制，夯實防范冤假錯案的制度基礎。從目前發現的冤假錯案看，許多案件都存在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和審判制度要求的情形。只有嚴格執行“兩法”、“兩個證據規定”和相關的審判制度，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冤假錯案發生。《意見》要求人民法院強化證據審查機制，強化案件審理機制，完善審核監督機制，建立健全制約機制，從審判工作的各個方面明確要求、確定標準，為人民法院和刑事法官嚴格依法辦案提供明確、具體的依據和指導，從根本上提高辦案質量。

三是有助于發揮各方職能作用，共同防范冤假錯案。防范冤假錯案是一項系統工程，取決于偵查、起訴和審判各個階段、各個環節，僅靠人民法院自身是不夠的。只有依靠訴訟程序各個階段、各個環節和各方力量，建立健全制約機制，才能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發生。《意見》明確提出，在案件審判階段，既要重視發揮訴訟程序內部辯護律師的職能作用，重視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也要堅持司法的群眾路線，依靠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廣大群眾的力量、智慧。

二、從防范冤假錯案的角度來看，當前刑事審判應當堅持哪些原則和理念？

答：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和科學的司法理念，是刑事法治的基石，也是防范冤假錯案的基礎。《意見》主要強調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則和理念：

一是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樹立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理念。只有在訴訟過程中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權，才能切實避免冤假錯案發生。要將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作為刑事訴訟領域人權保障的底線標準。在審判過程中，應當尊重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維護被告人的辯護權等訴訟權利。

二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這是確保辦理案件質量，防范冤假錯案的重要前提，絲毫不能放松。審判案件必須以堅持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決不能因為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作出違反法律的裁判。

三是要堅持程序公正原則。從現在已發現的冤假錯案看，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視或者突破刑事訴訟制度規定，甚至公然違背法定程序的地方。程序公正作為一種“看得見的正義”，既有獨立的價值，也是實體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備的程序制度，是防范冤假錯案的重要基礎。要自覺遵守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切實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不當觀念，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訴訟活動。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要嚴格依法處理。

四是要堅持審判公開原則。司法的公開化、透明化，是提高公安司法機關及辦案人員責任意識，提高辦案質量的重要途徑。要依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審判過程和裁判文書要依法公開。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積極推動生效裁判文書上網公布工作，就是要通過審判公開促進司法公正，樹立司法公信。

五是堅持無罪推定和證據裁判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但實踐中仍然存在著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等現象，為案件質量埋下了隱患。要徹底摒棄“有罪推定”、“寧錯勿漏”的錯誤執法觀。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審查、認定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三、2010年，“兩高三部”聯合出臺“兩個證據規定”，對完善刑事證據制度、確保辦案質量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何看待《意見》和“兩個證據規定”之間的關系？

答：“兩個證據規定”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刑事證據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對于提高執法辦案水平、確保辦理案件質量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內容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被吸收為法律規定。《意見》在“兩個證據規定”的基礎上，立足司法實際，強化了證據審查機制，對證據審查工作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新規定：

一是明確指出，要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準。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證據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疑的，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死刑案件，對被告人適用死刑的事實證據不足的，不得判處死刑。

二是明確提出要切實改變“口供至上”的觀念和做法，注重實物證據的審查和運用。除了要杜絕隱匿證據，人為制造證據外，對于現場遺留的可能與犯罪有關的指紋、血跡、精斑、毛發等證據，未通過指紋鑒定、DNA鑒定等方式與被告人、被害人的相應樣本作同一認定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過辨認、鑒定等方式確定來源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是進一步明確了非法證據的范圍，強調依法排除非法證據。對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依法排除。為了嚴格落實在規范辦案場所辦案的制度，對于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都應當依法排除。這些規定，有助于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要求。

《意見》是對“兩個證據規定”的深化、發展和完善，是防范冤假錯案的綜合性指導文件。要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兩個證據規定”和《意見》對證據制度的各項規定，始終嚴把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切實防范冤假錯案發生。

四、《意見》規定了哪些具體的工作機制，主要是基于什么考慮？

答：立足審判實際，《意見》主要規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機制，分別是證據審查機制、案件審理機制、審核監督機制和制約機制。

一是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準，強化證據審查機制。冤假錯案之所以發生，追根溯源是事實、證據出現問題。因此，防范冤假錯案，關鍵是把好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意見》基于證據裁判原則，從明確證明標準、重視實物證據、排除非法證據等方面強化了證據審查機制。該問題前面已經介紹，這里不再展開。

二是切實遵守法定訴訟程序，強化案件審理機制。庭審是事實、證據調查的核心環節。為防范冤假錯案，要樹立“審判中心”和“庭審中心”的觀念，并完善相關的制度機制。《意見》主要有以下規定：第一，審判案件應當以庭審為中心。要真正做到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第二，要嚴格遵守未經質證不得認證原則，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第三，要認真落實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于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其庭前證言真實性無法確認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四，要切實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審中的發問、質證、辯論等訴訟權利。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理由、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材料，應當當庭或者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第五，要依法嚴格審查案件的事實、證據。定罪證據存疑需要人民檢察院補充調查的，如人民檢察院在二個月內未提交書面材料，應當根據在案證據依法作出裁判。

三是認真履行案件把關職責，完善審核監督機制。為了在訴訟程序內及時發現錯誤、糾正錯誤，法律設置了諸多審核監督機制，要充分發揮這些機制的案件把關作用。《意見》主要有以下規定：第一，要明確合議庭、審判委員會的辦案職責。合議庭成員共同對案件質量負責，承辦法官為案件質量第一責任人。死刑案件，由經驗豐富的法官承辦。合議庭成員通過庭審或者閱卷等方式審查事實和證據，獨立發表評議意見并說明理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委員要在聽取合議庭審查意見的基礎上，依次獨立發表意見并說明理由，主持人最后發表意見。上述規定的要求，體現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精神。第二，要理順一、二審法院之間的審級職能。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清事實的，不得發回重新審判。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上訴、抗訴后，不得再次發回重新審判。下級人民法院不得通過降低案件管轄級別規避上級人民法院的監督。不得就事實和證據問題請示上級人民法院。這些規定，有助于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的要求。第三，要高度重視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確保死刑案件“零差錯”。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意見。對證據有疑問的，應當調查核實，必要時到案發地調查。第四，要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績效考評制度。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內審結的，應當依法報請延長審理期限。不得以上訴率、改判率、發回重審率等單項考核指標評價辦案質量和效果。

四是充分發揮各方作用，建立健全制約機制。防范冤假錯案，不僅要強化法院和法官應盡的職責，更要積極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意見》主要有以下規定：第一，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職責審判案件。人民法院不得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聯合辦案。第二，要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上的重要作用。切實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辯護權利。辯護人申請調取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應當準許。第三，要堅持司法的群眾路線，積極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眾代表等旁聽觀審。第四，對確有冤錯可能的控告和申訴，應當依法復查。原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依法及時糾正。第五，要建立健全審判人員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審判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不受追究。對審判人員辦理案件違反審判工作紀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關審判工作紀律和法律的規定追究責任。

五、為切實貫徹執行《意見》的各項工作機制，有哪些具體安排？

答：《意見》作為人民法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之一，對確保辦理刑事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要切實貫徹好、執行好。

一是要重視對《意見》的宣傳培訓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將通過專題培訓等方式，系統地介紹《意見》的基本理念和具體要求，確保各級法院所有刑事法官和審判委員會委員掌握相關規定的內容，并在實踐中嚴格貫徹落實。

二是要加強與公安檢察等機關的溝通協調。近期，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陸續出臺了防范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意見》的一些規定也涉及公安、檢察等機關的協調配合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將就相關問題積極與公安、檢察等機關溝通，妥善解決工作機制的銜接問題，共同構筑防范冤假錯案的機制。

三是要完善重大冤錯案件分析通報制度。對于實踐中發現的重大冤錯案件，要對照《意見》的要求認真查找問題，深入剖析根源，確保已經發生的問題不再發生，可能存在的問題及時得到解決。最高人民法院將以《意見》實施為契機，完善相關工作制度，督促各級法院切實提高辦案質量，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發生。

第五篇：2013中國司法記憶之二：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錯案

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錯案

（2014-01-04）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聲音

□ 漫畫/高 岳

回顧一年來那些被輿論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錯案,蘊含著制度理性和程序正義的閃爍光輝,重新燃起人們對司法公正的延綿期許

□傅達林劉茹意

在一國的司法體制當中,司法機關對待冤假錯案的態度可被視作一張法治的“試紙”,從中能夠檢測出一個時期的司法文明和法治發展水平。在經歷過“亡者歸來”、“真兇落網”等離奇錯案的尷尬之后,進入2013年中國司法機關勇敢走出了這一困局。回顧一年來那些被輿論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錯案,蘊含著制度理性和程序正義的閃爍光輝,重新燃起人們對司法公正的延綿期許。

平冤行動史無前例

3月26日,法學科班出身的周強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僅11天,浙江省高院經過再審,宣布因涉嫌2003年一起奸殺案被羈押近十年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罪。此后,一股強勁的糾正冤假錯案的風暴席卷全國,這被輿論解讀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周氏路徑”,也被視為中國司法轉向的開始。

4月25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羈押了12年的李懷亮,在平頂山中級人民法院被宣告無罪,當庭釋放；

5月3日,因涉嫌制造福清市紀委爆炸案被羈押了近12年的陳科云、吳昌龍、杜捷生、談敏華、謝清五人,被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無罪釋放；

7月2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陳建陽等五人搶劫、盜竊案再審宣判,認定其在1995年搶劫并殺害兩名出租車司機的事實不成立,撤銷原來的一、二審判決；

8月13日,安徽蚌埠男子于英生被冤殺害妻子,入獄17年后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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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冤案,14名當事人,分別發生在1995年至2003年之間,卻因為種種“罪名”而度過了十年以上的冤獄生涯。在2013年,他們沉冤得洗,重獲自由。

值得慶幸的是,司法機關對待錯案的態度不再諱疾忌醫,而是展現出有錯必糾的良好姿態。與以往錯案得以披露的離奇方式不同,2013年的一些冤假錯案,是司法部門主動發現并糾正。例如安徽于英生案,真兇是在當事人被釋放3個月后才找到的。這種通過司法正常程序,依據案件事實和證據重新認定錯案并主動公開的做法,體現了糾錯機制的正常功能。

與冤案平反一路相伴的還有不停的反思。綜觀以往冤假錯案的發生邏輯,幾乎都有一條“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疑罪從有——折衷量刑”的線索,程序上的非理性、實體上的形勢遷就、量刑上的留有余地等,注定了錯案漏網的可能。例如上述5起冤案,不同程度上都與當時“重犯罪打擊,輕人權保護的刑事司法理念有關”,最突出的共性表現為案件偵破壓力下的刑訊逼供。對此,2013年1月1日實施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專門列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被學界視為一大突破。而如何完善阻隔錯案的程序機制,激活立法的原則性條款,發揮司法系統中應有的免疫力和糾錯功能,成為中國司法責無旁貸的使命。

寧可錯放不可錯判

觀念是行為的先導。分析錯案的原因總是能找到刑事執法理念上的缺憾,要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必須完成程序正義理念的重塑。

黨的十八大以后,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論斷的重申,既是對法治建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高度重視,更是對新時期司法發展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作為一種響應,“糾正冤假錯案,既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方面,也體現出了對人性、人權的尊重”。5月6日,主管刑事審判的最高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撰文稱,“審判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這一振聾發聵的論斷,表明了最高院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強決心,更預示著中國司法的理念再造。

司法作為事后的證明,無法確保每一起案件都能與事實相符。司法防止冤假錯案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恪守疑罪從無的程序理性,只有那些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方可定罪,對于有疑點的案件則進行無罪化處理。“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之言不失警示教育的作用,指向的恰是司法實踐中急缺的核心理念。7月4日,周強院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強調,司法裁判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涉案的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重大冤假錯案的糾正,要“發現一起、查實一起、糾正一起”。司法應當有如此的自信,同時也應當擁有更加健全有力的防范冤假錯案件機制。

要做到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就必須將刑事司法回歸到常態規律上來。以往,在破案壓力下,司法機關往往降低證據標準,難以徹底貫徹疑罪從無。而冤假錯案的形成與追求不正確的政績觀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有很大關系,河南李懷亮案中與受害人家屬簽訂死刑保證書就是例證。還比如,在對張高平、張輝案的反思中,浙江高院就提到,命案發生后人心惶惶,上級會對這類案件進行督辦,時有層層下達限期破案死命令的情況發生。時間緊、壓力大,刑訊逼供于是應運而生。加之現實中存在“口供為王”的依賴,執法機關只重視對認罪口供的認定,而輕口供來源真實合法性的審查和無罪證據收集。

正是在錯案的促動下,浙江公安在集體反思后得出兩項結果:冤假錯案終身追責,取消破案率排名。據稱,浙江今后將取消全省打防控考核和綜合考評,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等排名通報。11月,河南省公安廳也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工作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十項措施》,廢除破案率等指標,從而將程序正義的理念澆鑄成制度理性。

構筑起制度防火墻

從理念到機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這一年在糾正和防范錯案上都用力明顯,目的就是構筑制度防火墻。

8月中旬,中央政法委專門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這一統領性的指導性文件,布置了中國司法防錯案的制度目標。

9月上旬,最高檢下發《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對嚴格規范職務犯罪案件辦案程序、嚴格把好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關、糾正冤假錯案的工作機制等提出明確要求。而此前6月5日,公安部就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辦案工作切實防止發生冤假錯案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健全完善執法制度和辦案標準,杜絕刑訊逼供,從源頭上有效地防范冤假錯案。

不難看出,制度與機制建設正成為司法糾錯防錯的根本,這一點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更是得到了鮮明的體現。決定將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健全錯案防治機制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的配套改革措施。而建立“誰審案,誰負責”的歸責機制,意味著法官對自己辦理的案件終身負責,這不僅直接在錯案與司法行為之間建立起必然性聯系,而且使得審判者對案件審理更加負責,從而減少錯案的發生幾率。

在防范錯案的鏈條中,法院乃是最后一道關鍵的屏障,也是捍衛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底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貫徹如何,最終體現在審判當中。而刑事審判并不同于民事審判,可以“三七開”或是“四六開”。尤其是合法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必須建立在“沒有任何懷疑”的基礎上。令人欣喜的是,在11月21日,最高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冤錯案件工作機制的意見》,從司法理念、證據審查、審核監督等方面要求各級法院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辦案。其第6條更是直接規定: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

很明顯,這是一種“百分之九十的有罪等于無罪”的疑罪從無,恰恰構成法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也是我們歷來強調慎殺原則的真諦,更是司法審判遵循程序理性避免錯判錯殺的根本。

一年來,在平反錯案的反思中,如此密集地出臺防止冤假錯案的工作性意見,幾乎覆蓋了刑事訴訟活動的全部環節,為中國司法確立了一道阻隔錯案的防火墻。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司法機關在強調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同時,突出程序至上,突出保障人權,著力在偵查訊問、批捕起訴和法庭審判三大環節上加強機制建設,以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制度鏈條,真正將“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的司法理念內化到每一個具體的執法和司法活動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