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淺析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近一個時期，媒體先后曝光的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上海兩梅（梅吉祥、梅吉楊）殺人案以及河南李懷亮殺人案等刑事冤假錯案，給司法公信再次帶來災難性影響。這些案件與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一樣，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撰文“我們應如何防范冤假錯案”的緊迫背景。正如沈副院長所言，“相繼出現的刑事冤假錯案給人民法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不妥為應對，將嚴重制約刑事審判工作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下決心的時候”，“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審判的大門之外，給黨、給人民、給憲法和法律一個交代”。

應當說文章對冤假錯案的認識、分析還是比較深刻的，對防范冤假錯案也提出了應采取的具體措施。但遺憾的是文章對產生冤假錯案的關鍵、核心問題即錯案產生的根源、成因沒有過多論及。

筆者認為，要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必須認真分析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成因，只有準確找出問題所在，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則將勞而無功或事倍功半。那么，當前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何在？筆者以為，歸根結底還是理念與制度問題。

一、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而且公檢法辦案人員對存在的問題都很清楚，并由此導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還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準，可以說不需要業務多么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就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慢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之所以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事后證實，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且許多地方政府會立即對公安進行表彰、授獎，根本不考慮還要經過法院審判、判決。這已不僅僅是搞“有罪推定”了，而是公安、政府直接作“有罪認定”）。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以及因之而來的刑訊逼供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均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從司法人員的作風、責任心方面總結，不能說沒有一定關系，但核心還是錯誤的司法理念問題。

二、錯誤理念形成的淵源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刑事訴訟法》是較早出臺的基本法律，歷經97年修訂之后，刑法又出臺了八個修正案，《刑事訴訟法》在1979年出臺后，也經過了1996年、2012年兩度大的修改，相對于其它部門法而言，應該說都是比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說刑事司法理念也應當比較先進。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觀念看，傳統的、落后的價值觀，即“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留有余地判決”，不僅還普遍存在，而且還相當頑固。這些錯誤理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傳統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司法與行政不分，刑事、民事不分，偵查、公訴與審判職能不分，公檢法三機關混同合一。由于刑事司法在歷史上長期缺乏職能分工、相互制約的傳統，這也為現在存在的公檢法三機關“配合有余、監督、制約不足”埋下了伏筆。不僅三機關本身，甚至社會上都普遍認為，公檢法是一家。而且我國傳統司法的模式，無論刑事、民事，均屬于典型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義概念。這些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影響深遠，為偵查、公訴與審判相互制約帶來了不利因素。

2、建國后的司法“專政”理論、“工具”理論的影響。建國后，尤其是文革期間，大搞階級斗爭，司法功能成為政治工具。重打擊、輕保護，“人權”、程序正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法學概念和意識形態拋棄。公檢法基本被“砸爛”，辦案不講基本的訴訟程序。這些給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程序意識帶來長久負面影響。

3、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公正的沖擊。“嚴打”尤其初期的“嚴打”，為了突出“從重從快”方針，在不少方面突破了《刑訴法》的規定。在定罪標準上，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對證據制度產生極大損害，更助長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一些時限和程序要求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對一味強調“從重從快”，甚至連“疑罪從輕”“留有余地判決”都做不到。

以上諸多因素形成了我國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僅長期影響著司法人員，而且影響著廣大群眾，甚至各級領導干部，并最終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記得前些年在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中，某領導就明確講到：“我國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實行‘無罪推定’,而是實行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由此可見這一觀念影響的廣泛性和頑固性。

三、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①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確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學者、實務人員只是從《刑訴法》第十二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中，推論出“無罪推定”的意思；從《刑訴法》分則第五十三條、第一百九十五條，推論出“疑罪從無”的意思。其實“不得確定有罪”與“無罪推定”，以及“排除合理懷疑”、“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與“疑罪從無”都還是有明顯區別的，并不能作等同概念。“無罪推定”作為與先入為主地將被告人作為有罪對待的“有罪推定”的對立概念，其本意就是要“自覺主動”地，甚至說要“先入為主”地將被告人作為無罪對待。而《刑訴法》第十二條的規定，顯然并不包含此意，如果將“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劃作兩端的話，該規定至多處于中間地帶。其實，該規定正是某領導所說“我們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無罪推定”的翻版或注腳。可以說立法上的含糊其詞，是導致整個司法人員及社會認識錯誤，觀念錯位的重要因素。

②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權。刑事訴訟法雖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立法的不明確導致了公安偵查階段仍然重口供，刑訊逼供屢禁不止。

2、刑事訴訟結構上的缺陷

隨著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抗辯式訴訟模式基本確立，“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也進一步形成，但是刑事訴訟制度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這就是強勢偵查、優勢公訴、弱勢審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

依據《刑訴法》第七條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據此，我國形成了刑事訴訟中立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與執行的流水線作業模式。其中，偵查機關處于打擊犯罪的最前沿，公訴機關則處于傳遞接力棒的地位，人們形象地把三機關之間的關系喻為“做飯、端飯與吃飯”，通常是偵查機關“做什么飯”---無論是否夾生飯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公訴機關就“端什么飯”，審判機關也就“吃什么飯”。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流水線模式屬于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多數時候是由“做飯的說了算”。由偵查中心向司法審判中心轉變進程緩慢、阻力重重，司法審判機關憲政地位未得到切實保障，依法獨立審判面臨障礙。

3、公、檢、法三機關地位、職能不平衡，制約機制難以有效運行。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實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約，但現實是，公安機關有強大的政府作后盾，具有強勢地位，而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一身二任，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由于公安與檢察機關作為國家追訴部門有著共同的職責：打擊犯罪，全力以赴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決不讓有漏網之魚，于是就有了“命案必破”。兩機關的偵查、批捕與提起公訴關系非常緊密，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可以說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之間主要是配合、監督關系而非制約關系。而且由于二者的“利益共同體”關系，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也隨之弱化。

然而，司法審判與偵查、公訴職能顯然是一種制約而非配合關系，這也是“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現實中這種制約功能發揮如何呢？筆者在某區法院旁聽的一起刑事案件開庭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該區檢察院檢察員在法庭上底氣十足地講到：“作為國家公訴人對XX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訴，同時對本庭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此言不僅立馬讓辯護律師矮了半截，同時也警示法官，不要忽視其雙重身份。法院和法官因為處在被監督的地位，擔心被找茬，也只能“重配合、輕制約”，法院對檢察的制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清華大學教授張建偉對三機關的關系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三機關的關系本來應該是“魏蜀吳”一樣“三足鼎立”，但實際上現在的公檢法的關系就像“劉關張”一樣，是“桃園三結義”。而我以為公檢法的現實關系更像是“張關劉”，即公安是“猛張飛”、檢察是“威武關公”，而法院是“柔弱劉備”。正是基于這一顛倒的地位和關系，導致法院對公檢制約的弱化。

有研究表明，我國刑事訴訟的有罪判決率為99%以上，真正決定犯罪嫌疑人命運的程序階段在偵查而非審判。一旦偵查權肆意橫行，得不到監督與制約，出現錯案在所難免。審判機關與追訴機關一味強調配合而忽視制約是冤假錯案能夠“順利通關”的重要原因。

4、雖有制度但可操作性差、難以落實

①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被稱為遏制偵查人員非法取證行為、預防刑事錯案的“利器”，但由于其立法過于粗疏，又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實施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與裁判又成了辯審關系緊張的新導火索，主要是法院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往往是“力不從心”，不能主持正義。

②證人出庭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證人保護和拒絕出庭的處罰措施，實際上也難以落實,尤其是要求關鍵證人和偵查人員出庭，仍然困難重重。

③律師辯護制度薄弱。現實中刑事訴訟結構本已傾斜即控方實力強大，缺乏制約，而辯方職能弱化，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在此難堪的局面下，有的辯護律師不敢直面對抗公訴方，于是就與法官形成對抗，所謂“死磕 ”法官。究其原因，一是律師相較法官而言更加懼怕檢察官，怕被“穿小鞋”；二是在刑事訴訟中，法官職權主義仍較為明顯，糾問色彩較重，主動詢問明顯，甚至個別時候與公、檢形成同盟，在此形勢下，律師自然容易與法官形成對抗，結果成為法庭“孤獨、單薄的抗爭者”。

四、社會環境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

①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發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案發地的黨委、政府出于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做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這些意見對司法職權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檢法三長協調機制，以及三機關聯合辦案等獨立于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刑事政策、習慣做法，在提出和運作之初曾經作為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推廣，但法治實踐證明，這些做法違反了刑事司法原則，干擾了刑事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

②近年來，司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檢察機關由于社會環境的影響出現了違反司法規律的政績觀，實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如不切實際的要求“命案必破”、一味追求破案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以及抗訴率。這也是造成辦案急功近利，證據粗糙，甚至為盡快破案采取刑訊逼供，造成極大的負面作用。

③一些刑事案件引發全國關注，加之媒體缺乏規制的報道，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

五、防范措施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癥下藥，采取措施。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下手：

1、切實轉變不合時宜的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關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沒有先進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難以得到有效實施。可以說，理念決定行動，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

從刑事司法程序、環節和階段來說，首先是作為追訴、控訴部門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司法人員觀念轉變的問題（本文認為公、檢由于有著共同的職能和目標，系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共同體”，故其應有著共同刑事司法理念）。偵查、預審、批捕、起訴階段，是刑事司法程序的起始和中間階段，也是至關重要的基礎階段。絕大多數冤假錯案，在偵查階段就已偏離正確軌道，走向了先入為主、刑訊逼供、強迫自供其罪的歪路。那么在此階段公安、檢察人員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刑事司法理念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必須真正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二是必須真正樹立重客觀證據的理念，不輕信口供，堅決杜絕刑訊逼供；三是必須真正樹立重程序規范，堅持合法取證，堅決排除非法證據，不僅收集有罪、罪重的證據，也要注重收集無罪、罪輕的證據，嚴格證據標準，力爭不枉不縱；四是尊重司法規律、科學規律，不一味追究破案率、批捕率、公訴率和有罪判決率。

此外，檢察機關科學合理運用監督職責，妥當擺正位置，既要發揮案件流程上的承上啟下以及法律監督的職責，又不能與公安偵查機關搞聯合辦案，形成過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也不能利用監督權，向審判機關施壓，追求有罪判決。同時檢察機關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任何不正當干預，不搞三長協調定案。

其次，對于審判機關來說，轉變刑事司法理念更為關鍵。第一位的就是切實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理念，堅決破除“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疑罪從掛”以及“留有余地判決”的錯誤理念；二是要嚴格證據標準，尤其是對重罪、死刑案件要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堅持按零口供定案標準考量重大疑難案件；三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既要抵制外部各種干預，包括輿論媒體干擾，也要排除來自公安、檢察機關的壓力，堅守法律底線；四是堅持實體程序并重，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理念；五是要尊重律師辯護職能，注重發揮律師作用，堅持居中裁判，對公訴和辯護雙方不偏不倚。

最后，全社會的法治觀念必須加以改變，形成良好的法治和司法環境。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用法律思維和法律方式對待司法工作，不能以人治的、行政的思維和方式過問干預司法工作；不能為了一時、一地、一案的所謂的穩定，而要求司法機關放棄原則；更不能違背法律、程序、超越職權地影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其次媒體和公眾也要理性看待破案率，理性看待錯案率，要共同營造良好的司法壞境。

2、完善制度機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慮到我國“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錯誤刑事司法理念的長期性、廣泛性和頑固性，《刑訴法》要明確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二是要真正落實司法審判中心主義，科學合理建構刑事訴訟結構，強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對公檢的制約職能，打破審判與控訴重配合，輕制約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訴訟制度、機制，建立抵制各種不正當干預、媒體審判、三長協調等錯誤做法的有效機制。四是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保障律師依法充分行使辯護權，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證人出庭制度，盡可能實行直接、言詞原則，以保障法庭審判效果，確保取證、質證、認證的準確、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權”和各種訴訟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作者簡介：河南省高級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院長助理）

第二篇：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 摘要

伴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與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們的法制建設工作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成熟。然而，在近年來頻頻被曝光在大眾目光下的多起冤案和錯案不難看出，我國的司法程序仍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之處，例如法律文化因素不完善、司法環境不和諧以及辯護律師的職能過于弱化等等。為了能夠盡快的解決和改善我國當前司法體制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國家政法委與最高人民法院都相繼出臺了有關于刑事冤假錯案的防范對策。本篇文章以浙江省發生的叔侄冤案為主要切入點，同時結合了我國當前的立法現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共可分成四個主要部分，其中第一個部分主要是對浙江叔侄冤案案情的回顧與分析；第二部分是對刑事冤錯案有關概念以及界定范圍的介紹；第三部分結合了我國當前的司法環境對冤假錯案的成因進行了列舉；第四部分的主要內容則是刑事冤假錯案的幾點預防對策。關鍵詞：刑事冤假錯案；叔侄冤案；法律證據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injusti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However,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ly been exposed in the public eye more than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a's judici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and cultural factors, legal environment of discord and defense counsel functions and so too weakened.To be able to address and improve our current justice system arising from these issu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ve issue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abou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criminal.This article nephew injustice to occur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mai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which is in Zhejiang nephew injustice of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ation;third part of our current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auses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ave been cited;fourth par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a few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 miscarriages of justice.Keywords: criminal injustices;nephew injustice;legal evidence 目錄 摘要 1 關鍵詞 1 Abstract 2 Keywords 2 第1章引言 4 第2章案例及其引發的思考 2.1 案例回顧 5 2.2 案例引發的思考 6 第3章刑事冤假錯案的界定 6 第4章刑事冤假錯案的主要成因 7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響 7 4.2 不良司法環境的影響 8 4.2.1 黨政權利部門的不良干預 8 4.2.2 民意輿論的負面影響 8 4.3 辯護律師辯護職能的弱化 8 4.3.1 缺少職業操守 9 4.3.2 參與積極性較差 9 4.4證據意識單薄且證明標準過于簡化 9 4.4.1定案證據不充分 9 4.4.2 無罪證據被忽視 10 第5章刑事冤假錯案的預防對策 10 5.1 重塑新訴訟理念 10 5.2 優化司法環境 11 5.2.1 確保檢查權于審判權的獨立性 11 5.2.2 減少民意輿論對訴訟過程的干擾 11 5.3 提高律師與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12 5.3.1 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12 5.3.2 提升律師的業務能力 12 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13 5.5 完善證據制度 13 第6章結束語 15 致謝 15 參考文獻 16 第1章引言

公平與正義是國家在社會環境下的唯一立法準則，不讓任何一個不法分子逍遙法外、不讓任何一個好人蒙受冤屈是我們所有人都共同期望的。然而，近年來由各路媒體所頻繁曝光的冤假錯案事件卻讓大眾的心中都充滿了恐慌于怨憤，一方面是為了受害人的悲慘命運所惋惜，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家立法與執法上的缺陷而心存顧慮。法律無疑對于犯罪者來說是極為殘酷的，而這種殘酷一旦降臨到無辜人的身上則有可能讓一個原本幸福祥和的家庭破碎，繼而白白斷送很多人的未來和生命。當冤錯案發生之后，國家雖然根據案情的程度會給予當事人一些經濟補償，但是卻根本等同于亡羊補牢一般意義很小。伴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公眾們開始對國家當前的司法公正程度表現出了質疑，并且對于冤假錯案的容忍度也變得越來越低。就我國當前的司法現況來看，無論是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司法體制的完整性以及執法手段的先進性來看都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都是引發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誘因。基于此種情況，筆者將浙江叔侄冤案作為本文的主要案例，同時采用了文獻查閱法、調查研究法、比較分析法以及實證分析法對冤假錯案的發生原因進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能夠尋找出實踐性較高的刑事冤假錯案的防范措施，盡快實現民眾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期許。第2章案例及其引發的思考 2.1 案例回顧

2003年5月18日晚間21點前后，案件當事人張高平和侄子駕駛一輛貨車前往上海，年僅17歲的受害人王某經由他人的介紹搭乘此部貨車同去杭州。王某因年齡太小，所以在出發之前于姐夫約好讓其在杭州西站等候，然而再轉走滬杭高速。然而當貨車到達西站之后卻并沒有來人接王某。隨后王某姐夫打來電話，表示讓王某自行打車到錢江三橋的一個地點后再和他進行聯系，而張高平得知后又主動驅車將王某送到指定地點后才離開。讓這叔侄倆沒想到的是，幾天之后卻突然被警方逮捕...從后來的問詢中可知，在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接到報警電話，據報警人稱在一個水溝中發現了女尸，經身份核實后發現女尸正是搭乘張高平貨車的王某。警方隨即將張高平和其侄子張輝列為了本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對二人實行抓捕以后，張高平叔侄也在口供中交代，5月18日晚在貨車中對王某進行強奸后并殺害，在同年的11月份，浙江省最高法院最終判處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15年。但是此次案件卻存在著諸多的疑點，判決結果既沒有人證依據也沒有物證依據，有的只是張姓叔侄二人的供詞以及獄中犯人袁連芳的證詞。隨后，張氏叔侄堅決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曾在取證時受到袁連芳的暴力相向。張高平在獄中曾向警方提供了勾海峰應該是殺害王某的嫌疑人，但是卻沒有得到回應，后來又經過其家人不斷的申訴與上訪，同時在檢察官的幫助下終于在2012年2月27日得到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審批準。而后，公安局將王某指甲內提取出來的DNA在數據庫中進行了對比和排查，發現竟然同已經在2005年被執行死刑的犯人勾海峰完全一致。于2013年3月26日，張輝與張高平涉嫌強奸殺人案件又重新被公開審理，并當庭宣判張輝、張高平無罪釋放。在這起轟動一時的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曾表示偵查機關極有可能發生過刑訊逼供的情況，并且利用犯人袁連芳來進行口供獲取同樣也是違法行為。此外，在偵查案件的過程當中竟然忽略了DNA物證這一關鍵點，從而讓無辜的張姓叔侄白白蒙受冤屈。張輝和張高平雖然最終被無罪釋放，但是他們已經在大牢中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這不僅對他們自己的人生帶來了難以修復的影響，同時還對其家庭帶來了近乎于毀滅性的打擊。

在案件發生后，杭州的有關公安部門隨即對張姓叔侄按照國家賠償程序來對其進行了賠償，并且還對此次重大錯案的始作俑者進行了調查與問責。然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張姓叔侄所受到的傷害真的能夠通過金錢上的補償而得到彌補嗎？在錯案發生后的十余年以后再對有關涉案人員的刑事責任進行追討還有意義嗎？筆者認為，國家在當前針對冤錯案還僅僅在賠償以及事后的救濟手段上進行了些許的完善，這只能夠起到治標而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想要徹底杜絕冤案錯案的再次發發生，只有盡快的建立一套科學且有效的冤案預防機制才是我們在當下應該去馬上完成的一項任務。2.2 案例引發的思考

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次錯誤的判決勝過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錯誤的判決污染的是水源。”我們經常會去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錯誤這兩個字，如果錯誤出現在用真相與正義堆砌起來的證據河流中，那么定會如同弗蘭西斯所說的那樣將水源徹底污染。這一次又一次的冤案錯案已經讓公眾的心靈變得愈發的脆弱，當這些震撼人心靈的冤假案件被曝光以后，國家、社會以及人民都開始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們的司法程序有錯嗎？我們的法律到底是懲治罪犯的武器還是掩護罪犯逍遙法外的工具呢？而張姓叔侄冤案的出現更加將我國的司法體制所存在的諸多漏洞暴露無疑，執法機關是否真正存在暴力取證的情況、律師所應該起到的作用為何在此次案件中思絲毫沒有體現、中國的司法正義是否只是紙上談兵呢？這些看似犀利卻真實存在的問題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縈繞不斷，為此，筆者也同時結合了自身對叔侄冤案的看法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刑事冤假錯案的界定

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經常將“刑事錯案”稱為是“冤案”和“冤假錯案”，如果僅僅從字面上來理解的話也可以將其定義為是錯誤判斷的案件。目前國家現行的法律條例中還并沒有針對錯案的概念給予明確的規定，并且在司法環節中也是同樣如此。目前最為常用的錯案界定依據即為《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此部法律條例中對于錯案做出了如下的定義：“檢察官在行使職權、辦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案件，或者在辦理案件中違反法定訴訟程序而造成處理錯誤的案件。”顯然，這段簡單的文字表述根本不足與支撐并解決刑事案件中所發生的各類刑事錯案。法國著名律師勒內·弗洛里奧認為錯案應該被分成兩種類型，其一為司法機關在掌握正確證據的情況下得出了錯誤的判斷結論；其二為司法機關在掌握錯誤證據的情況下卻得出了正確的判斷結論；顧永忠教授表示，刑事錯案所指的其實就是無辜的人被審判機關無故認定為有罪并同時對其施加刑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對自身的錯誤做出了及時的糾正并更改則不應該再將其認定為刑事錯案；陳興良教授認為，刑事錯案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冤案于冤獄，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想要將刑事錯案徹底杜絕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筆者認為，刑事錯案之所以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主要是由于其本身所涉獵到的內容是非常繁雜的，并且因為其出發點的不同最終所得出的結論也會各不相同。為此，筆者綜合了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刑事錯案的界定做出了如下的分析：首先從廣義上來界定，刑事案件所指的就是因事實認定、案件性質判別上所出現的錯誤以及法律適用上所出現的錯誤而導致發生的案件；其次從狹義上來界定，在實際的刑事審判中，人民法院因錯誤事實的誤導以及法律適用上的錯誤而對無辜的人進行定罪并處以刑罰，繼而導致真兇逍遙法外。在真實的執法過程中，同案件本身并無瓜葛的人卻被當成了替罪羊是極為惡劣的行為，其不但對受害人本身的合法權利進行了嚴重的侵害，同時還會大大的影響到國家司法機關在民眾心中的威信力，繼而帶來一系列的負面連鎖反映。第4章刑事冤假錯案的主要成因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響

在我國，訴訟活動已經有了近千年的歷史，并且與之相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斷的完善當中。然而，即使是擁有如此豐富的發展歷史經驗也難以逃脫傳統司法觀念的負面影響，繼而在實際的司法過程當中經常會出現類似于口供為先、罪名偏信以及取證草率的情況。

其一，對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進行了解可知，中國的法律是存在著忽視人權保障的現象的，在實際的刑事訴訟過程中，絕大部分的司法機關為了能夠盡快的偵破案件、維護社會和諧，繼而將打擊犯罪分子當成了執法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權利缺少了應有的保護措施。此種“重打擊、請保護的現象幾乎充斥了我國整個刑事司法實踐的過程當中，繼而讓很多無辜的普通人在這種錯誤辦案理念的指引下成為了了維護國家利益的犧牲品；

其二，我國傳統法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重實體、輕程序”，形成此種局面的原因需要追溯到古代當中，由于在我國古時的刑法中所實行的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相互協作的方式，并且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程序法需要輔助于實體法，繼而也就逐漸的形成了這種“輕程序”的思想觀念。當前，很多司法人員所表現出來的執法意識非常單薄，在他們的意識當中認為只要達成維護司法公正的目的，其中所完成的程序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就造成了杭州叔侄案件中所提到的幾個“疑點”：刑訊逼供、利用他人來非法獲得證據以及對當事人的上述置之不理等等。

4.2 不良司法環境的影響

4.2.1 黨政權利部門的不良干預

在我國的憲法中做出了極為明確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受到黨委領導以及人民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此項立法的本意其實是為了能夠讓黨領導以及國家機關之間可以起到相互制約的作用，繼而達到減少濫用職權現象的發生。然而在實際的執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和諧現象。

政法委在司法實踐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檢查機關在案件訴訟的過程當中遇到了瓶頸都會主動去尋求政法委的幫助。事實上，這種黨內聯合辦公的做法為的就是所有政法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之間都可以相互監督并配合，繼而確保案件可以更加順利的得以進行。然而，縱觀我國當前的聯合辦案現況來看，不僅缺少一套完善的相互制約機制，同時還并沒有對其中的參與者與實行者灌輸以正確的程序觀念，以至于非常容易在司法實踐的過程當中出現各種異化現象，讓司法公正的內涵與價值變得蕩然無存。4.2.2 民意輿論的負面影響

民意輿論可以被理解為是來自于公眾之間的意見，也就是說民眾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基礎之上所針對某一法律設定與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意見。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無論是由被害人發起的聯名上書，還是由被告方所組織的聯名上書都可以被定義為是民意輿論的一種。通常情況下，由被害人一方所發起的聯名上書對于司法機關所能夠帶來的壓力相對更大，由于一些民眾會在了解到某一案件內容時經常會將自己幻想成案件的主人公，從而會對案件的審判結果賦予極強的主觀意愿，繼而對刑事錯案的產生帶來了一定的促進作用。4.3 辯護律師辯護職能的弱化

在《刑事訴訟法》中的第35條做出了如下的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由此可見，律師辯護內容的質量可以有效的減少刑事錯案的出現。然而，在我國當前的律師辯護現狀中不難發現，很多律師不但不能夠完成其應有的辯護職能，同時還會因個人辯護行為的不當而讓錯案的發生率大大增加。4.3.1 缺少職業操守 通過上文可知，辯護律師的職責就是通過各種正常的渠道來搜集一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同時在訴訟過程中提供一些有助于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輕罪的辯護。然而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很多律師都難以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既不能夠搜集到一些可以為當事人洗脫罪名的真實證據，同時還經常會與一些司法人員共同進行一些徇私舞弊的行為。另外，還有一些律師習慣于投機取巧，為了能夠達到辯護成功的目的而做出行賄以及偽造證據的不法行為，繼而對其當事人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4.3.2 參與積極性較差

與民商糾紛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律師訴訟費用較低，但辦案難度卻相對較高，這就導致了很多律師對于此類刑事案件的辦案積極性低下的現象，繼而很難達到當事人所預期的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律師為了得到辯護費用而在訴訟活動中去“做樣子”，不僅無法提供出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與辯護內容，同時還影響了案件審理的真實性，從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事錯案的發生幾率。

4.4證據意識單薄且證明標準過于簡化 4.4.1定案證據不充分

筆者結合杭州叔侄冤案的具體情節來對此項問題進行分析，通過案例介紹中的內容可知，導致此次冤案發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證據的不充分。據了解，在一審判決書中共列出了二十六條判定張姓叔侄二人有罪的證據，其中有五條是有關于死者死后的描述；九條是有關于死者生前的描述；九條是針對張姓叔侄個人信息以及現場偵查情況的描述；三條是刑偵大隊提供的審訊情況說明、袁連芳所提供的證詞以及叔侄二人所提供的供詞。此次叔侄冤案中所提供出來的證據雖然從表面上來看是數量較多且內容較為全面的，但是深究其實際價值來看卻只有當事人所提供的供詞是最為有效的證據。在我國舊版刑訴法的第四十六條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所以，這種僅憑當事人口供就將其判定為死罪未免太過于輕率。然而，就是這種讓人看似十分荒誕的情況就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擁有著專業素養的司法機關當中。4.4.2 無罪證據被忽視

無罪證據被忽視也是造成杭州叔侄冤案的另一大原因。首先被忽視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王某指甲內的DNA，由于死者指甲中并沒有同張姓叔侄相匹配的DNA，所以這一點足以作為叔侄二人被判無罪的有效證據。但是令人無比費解并氣憤的一點是，一審法院竟然認定DNA鑒定結果同此次奸殺案件毫無聯系。這種近乎于直白的扭曲事實著實讓人難以接受。其次，杭州警方在偵查案件的過程當中雖然極為肯定的表示王某的被害現場就在貨車之內，但是所能夠出示的有力證據卻是少之又少，再次出現了于之前類似的重要證據忽視現象。第5章刑事冤假錯案的預防對策 5.1 重塑新訴訟理念

在此次的杭州叔侄錯案中可以看到很多訴訟過程中的執法漏洞，例如忽略辦案程序、采用刑訊逼供以及僅憑口供定案等等。這些都從側面反應出了我國司法人員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違法行為。相信所有對國家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明執法一直都是法律對于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所下達的必然需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因個人因素而出現擅自定罪和惡意忽略證據的情況。基于此，筆者總結了幾點司法機關在今后需要去樹立的訴訟理念：

首先，徹底摒棄掉重打擊和輕保護的司法理念，堅決對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權利進行全面的保護；其次，改變原有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司法觀念，構建出一套完善制裁機制的同時將具體的處罰內容與執行期限在法律條例中進行明確；最后，確定出無罪的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就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來說，沒有哪一個基本原則可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比。無罪推定原則對于保障基本人權、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保證刑事實體公正和刑事訴訟程序公正的實現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無罪推定原則當中需要做到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當法院在沒有確定最終判決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夠私自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定為有罪；第二，只有在證據確鑿且人物證俱全的情況下法院才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有罪；第三，如果證據出現了瑕疵，法院只能夠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無罪處理，不得私自推斷其有罪。5.2 優化司法環境

5.2.1 確保檢查權于審判權的獨立性 在我國現行的有關法律條例中表示，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應該實行地方黨委和上級機關雙重領導的機制。簡單一些來解釋，上級檢察院、法院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其下級檢察院、法院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各個不同級別的檢察院、法院當中的執法人員則需要由當地政府來進行負責與管理。在過去的時間當中，此種雙重制約的管理方式著實讓我國各個地方上的檢察院、法院執法行為的規范性有了較大的改變，但是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各級檢察院、法院所擁有的檢察權利與審判權利。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一旦有黨委或者政府部門所提出的執法意見，那么檢察院與法院的執法行為和執法結果都會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響與制約。基于此，為了能夠重新賦予檢察院、法院以檢察權利和審判權利，對現有法律體制進行改革與優化是當前需要去完成的首要任務之一：首先應該構建一套人事免任制度，對檢察院與法院當中各級執法人員的委任與調度權利教給上級檢察院、法院。這種方式可以有效的杜絕黨委徇私舞弊以及惡意干擾正常執法程序的現象出現；其次需要構建一套獨立的經費使用制度，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狀況來對其所實行的保障條例進行適當的更改，繼而從根本上實現各級檢察院、法院可以掌握不受利益約束的權益行使。5.2.2 減少民意輿論對訴訟過程的干擾 如果單單從法律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的話，很多民意輿論的確存在著角度單一且立場單一的現象。一些普通民眾由于并不了解案情的實際情況與變化程度，所以僅憑著自己的個人意念來對司法結果進行干擾。司法機關一旦盲目的信從這種片面的民意，那么就勢必會對執法結果的真實性與公平性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此外，針對那些對司法公正造成影響的民意上書來說應該將其告知給案件的被害人，繼而對被害人以及其家屬對于民意上書中內容的意見進行全面的了解，避免那些心存不軌之人利用民意輿論來干擾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的真實性。基于此，在今后的過程當中，司法部門不僅需要對現有的辦案人員賦予更多的實際權利，同時還應該進一步的提升辦案人員的綜合素質與自信心，繼而在面對不良民意輿論時可以在第一時間做出最為有效的處理。

5.3 提高律師與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律師的辯護能力過低以及相關司法人員的個人素質較差都是導致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對兩者的綜合素質與業務能力水平進一步的提升是減少錯案發生幾率的主要做法。5.3.1 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首先，各個司法機構應該經常性的對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進行培養，幫助他們可以在工作中樹立起正確的司法觀念與工作責任感，同時確保自己可以在公平的狀態下去完成各項執法活動；其次，對司法人員開展各種類型的培訓，從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員對于實踐業務的掌握能力。尤其是針對剛剛上任的新人來說，必須要確保其參加過系統的培訓與考核環節后才能夠參與到實際的司法工作中來；最后，司法機構中的上級領導還需要對司法人員的執法行為進行不斷的規范，一旦發現其出現職權形式不當的情況要及時進行糾正和干預：第一，由于我國很多司法人員都受到了重視口供意識的左右，所以經常會將口供的錄取作為偵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為此，司法機構中的領導可以借此機會來提升司法人員的科技意識，在獲取證據的過程當中增加一些有利于提取物證的科技手段，繼而幫助他們可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保證所搜集證據的準確性；第二，偵查部門在開展刑偵活動的過程當中經常會遇到各種類型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各級政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三者之間發生沖突時更加需要在第一時間去進行積極的調節，從而保證最終辦案決策的真實性與正確性。5.3.2 提升律師的業務能力

在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對于訴訟律師的個人業務能力與綜合素質也有了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很多訴訟律師都是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烏合之眾，不僅不具備應有的律師業務能力，同時在個人道德素質的水平上也存在著不過關的現象。基于此，司法部門需要進一步的加強對于訴訟律師的培訓與教育的力度，同時不定期的對已經在崗的訴訟律師進行綜合能力的考核與評測，對于那些評測結果不合格的律師需要讓其重新參與學習，待達到考核標準后再上崗作業。司法部門還需要重點針對訴訟律師的辯護能力進一步加強，盡可能的為他們營造出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學習和交流平臺，同時將一些資歷較深且個人綜合素質較高的資深律師作為平臺中的援助導師，在訴訟律師發現難以解決的棘手案件時在第一時間對其給予法律上的援助。此外，對于那些剛剛畢業或者是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的訴訟律師來說，國家應該在經濟上對其給予一些補貼，從而幫助他們樹立起做一名優秀律師的信心，繼而為更多的刑事案件參與者提供出更加優質的法律幫助。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在杭州叔侄冤案證據的搜集過程中之所以會出現各種漏洞與違法行為，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國的刑偵與搜集證據的手段還是過于陳舊和落后，根本沒有將一些現代的刑事科技手段有效的運用到日常的司法實踐過程之中。基于此，在提升司法人員綜合素質的同時還應該針對其運用現代刑事科學技術的能力進行有效的提升。近年來，伴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科技水平也在國際中排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繼而對我國各個行業的發展都帶來了極為有效的促進性作用。在當前的高科技時代當中，指紋、足跡以及DNA鑒定技術都可以是偵破案件的主要手段，繼而大大的縮短了傳統偵破手段的破案時間。筆者以DNA鑒定技術為例，在杭州叔侄冤案中司法機構如果能夠充分的利用好DNA鑒定技術的話就不會出現這起錯案的發生。通過上文可知，正是因為在死者王某的指甲中發現了與張姓叔侄不匹配的DNA才還給了張姓叔侄的清白，但是在案件判決的過程中法院卻給出了DNA證據同案情無關的解釋。這種前后自相矛盾的現象不但表示了司法機關所存在的執法漏洞，同時還展現出了我國科技手段在刑事偵查中的不足之處。基于此，在今后的過程當中，司法機關中的所有執法人員都需要對自身運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進行進一步的提高，繼而從根本上杜絕冤案與錯案的發生。5.5 完善證據制度

在我國的新版《刑事訴訟法》中針對原有的證據制度進行了改善與補充，并且結合了我國當中的立法現況與執法環境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證據搜集規則與制度。例如在第五十條中表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在第五十三條中規定出了有關于“排除合理懷疑對象”的相關標準；在第五十四條中明確的闡述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有關細則。其實早在2010年的七月份，國家人民法院就針對證據制度的完善而先后出臺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這兩部規定，并在其中針對證據的審查標準與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進行了明確的表述。為此，我國各個地方上的公安機關也需要緊緊抓住此此次學習并貫徹新訴訟法的機會來對這兩部有關于證據制度完善的新規定進行充分的了解，繼而為今后執法活動的開展打下很好的基礎。首先，公安機關需要積極響應國家大力開展的執法規范建設活動的號召，同時嚴格按照所內問詢制度中的有關規定來進行執行。在新刑訴中的第八十三條、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百一十六條中做出了如下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送看守所羈押；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基于此，司法人員應該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杜絕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地方上的派出所中進行口供的獲取。并且需要盡快的構建一套詳細的執法操作準則，針對送所的時間、訊問的方式、訊問的內容以及違反送所規定的處罰方式進行詳細的規定，繼而確保此項訊問制度能夠起到其應有的實用價值。其次，公安機構需要實行全程信息化監督的建設工作，利用先進的錄音與錄像設備來進行全程不間斷的錄制工作。此種做法不僅能夠有效的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同時還能夠起到固定證據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公安機構應該在各個訊問房間中設置專門用于錄制聲音與影像的監控設備，同時委任專門的技術人員對設備進行定期的調試與維修，繼而在實際的訊問過程中不會因設備故障問題而出現錄制上的缺失。

最后，偵查人員不但需要針對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進行收集，同時還因應該重點收集一些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合法取得的證據。為此，公安機關在開展司法活動的過程當中應該同時配備兩名偵查人員來共同配合完成，同時對調取的所有證據，特別是言詞證據和書證、物證的合法性進行嚴格的把關，無論訴訟中哪個環節的證據被依法排除，均由其承擔相應責任。實施這一制度有利于責任的細化分配與承擔，繼而從根本上杜絕非法證據的產生。第6章結束語

正義是確保國家穩步發展以及社會快速進步的重要保證，而司法則是維護正義的最后一條安全線。審判結果的真實性與否不但關乎到某個當事人的個人名譽、生命財產以及人身的自由，同時還決定了國家是否和諧以及社會是否穩定。然而，正義的維護僅僅靠單方面的力量來完成是遠遠不夠的，所有社會當中的個人以及團體都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到維護司法正義的隊伍中來。正如總書記所說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絕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群眾感情、損害群眾利益。”

目前，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3年11月21日頒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并在其中提出了二十七條明確的參考條例，但是在實際的刑事訴訟案件中仍然無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以及主體地位進行很好的保護。就杭州叔侄冤案來說，我們如果僅僅將這起錯案的責任全部歸咎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也是不夠公平的，所以在今后的時間里仍然需要對我國的人權保護以及刑事案件中各個核心機制的完善工作進行著重的關注。致謝

通過這一階段的努力，我的畢業論文《淺析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防范》終于完成了，這意味著大學生活也即將結束。在大學學習生活中，我在學習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淺，這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與各位老師、同學和朋友的關心、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畢業論文的完成經過一段時間，對我而言，完成此畢業論文是自我總結學習的過程，提高了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組織能力，為自己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同時也是一次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此文的撰寫過程中，本人對于這篇論文的理解還不夠深入，缺乏系統的資料、理論提煉及寫作水平，經過老師的幫助，才有了系統的構思和充實的內容，是他給予了我許多意見與建議，幫助我盡可能的完善這篇論文，使我能夠順利的完成此次畢業設計。在此，我衷心地感謝老師給予的指導與幫助。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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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冤假錯案的成因與預防

淺析冤假錯案的成因與預防

論文摘要近年冤假錯案現象的頻繁發生引發法學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斷關注，關于冤假錯案的成因與預防的研究也很深入。各領域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為探討冤假錯案的產生找其原因，并努力建言獻策。本文亦結合現有研究，從法學理論角度分析法治國家當中冤假錯案的產生原因，并相應提出預防對策。

論文關鍵詞 法治社會 冤假錯案 訴訟效率

一、冤假錯案的產生成因

在法治國家中，冤假錯案的產生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訴訟制度成因——錯案存在具有客觀性

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在訴訟過程中，有罪者得到懲罰，無罪者不受追究，合理地分配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是當事人、審判人員亦是法治社會中人類的共同的法治期望和道德愿望。但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類在追求公正結果的理想道路上，也會遇到許多挫折。克萊夫·沃克曾提到“人們都希望在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統中，判決有罪的證據既有壓倒性優勢??但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個階段如何費盡心機，錯誤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①這說明，錯案的存在與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法律的適用密切相關。也正是因為認定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存在確定性，司法實踐中才會出現認定事實不當和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這就意味著發生錯誤裁判存在可能性。因此，錯案的發生總是客觀存在的。

（二）訴訟價值成因——訴訟價值要求效率性

訴訟價值是指訴訟活動及其結果滿足民眾、社會和國家之需要的程度。主要包括公正、人權、秩序和效率等。訴訟價值要求效率性是指，應當及時收集證據避免不必要的費用和延緩。然而訴訟價值的效率性本身是與事實真相的查明存在相關性的。一方面，追求訴訟效率可以促進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案件發生以后，及時地收集證據能夠防止一些證據的滅失，鑒定檢材的變質、證人的記憶誤差等，促進案件真相的查明。另一方面，對訴訟效率的追求又時常會與事實真相的查明相沖突。通常而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精力越多，就越有利于細致、準確地查明事實的真相。但是，法治國家在面臨案件數量快速增長而司法資源又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則不得不得考慮一些提高訴訟效率的特別途徑，諸如規定簡易程序、小額訴訟等，這些程序加速了案件處理的進程，提高了訴訟效率，但卻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犧牲追求真實為代價。在法治實踐中，行政執法人員和審判人員偶爾因追求盡快解決難題就采用了不當的手段，追求效率的同時忽視了對公民權利尊重保護和案件真實真相的追求。而現行法律關于拘留、逮捕的條件的規定亦存在過于寬泛易產生漏洞，比如在對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為犯罪的、對不講真實姓名住址和身份不明的嫌疑人都可以實行拘留的規定，就給部分追求效率的辦事人員以濫用權力之機，冤假錯案也就順其自然而發生。

（三）能力保護成因——審辯掌握信息差異性

冤案常常產生于犯罪嫌疑人還不明白自己有何權力的情況下就被定罪。權力主體和權利主體雙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對稱當然也不可能對稱，即存在差異性，直接導致了犯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

當下訴訟過程中“口供”證據的廣泛使用也放縱了刑訊逼供的猖獗。在法治國家中，在刑事訴訟法中幾乎都規定了被指控人的沉默權。這種沉默權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都被適用，包括在庭審過程當中。如英國早在16世紀就規定了被指控者享有拒絕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美國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證詞。對比之下，我國法律規定的“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就顯得柔和許多。因為刑訴法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體現了法律并不保護被指控人的沉默權。

在法庭審判環節，缺少質證也是審辯掌握信息差異性的體現。審判方已經掌握了雙方的信息而犯罪嫌疑人則很多情況下應對著書面證言進行無力的辯駁。而在法治國家中，質證則是法庭認定證據的必須程序。許多國家的訴訟法都確立了這一原則。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院直接審查證據的訴訟原則——要求法院原則上必須對證人本人予以詢問。只有在特殊例外情況下（指如證人死亡、有精神病、患病或其他不能排除的障礙的情況下）才可以以宣讀筆錄代替詢問證人、鑒定人。因此缺少質證也是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的成因之一。

（四）角色定位成因——法官角色負擔緊張性

在社會結構轉型期間，隨著國家政權從社會生活中的逐步隱退，社會自主性發展面臨社會規范的片段化，甚至社會規范的真空從而呈現出社會關系不穩定，資源稀缺，糾紛廣泛發生，這使得以“定紛止爭”為使命的法律和司法作為新秩序的生產裝置被社會寄予了高度期望。大量社會糾紛的涌入、不同利益個體共同規范的缺乏、社會沖突的你勝我負都加大了司法的正常載荷量，也使得法官在處理大量案件過程中承擔各色扮演。法律要求法官獨立審判，做中立的裁判者；社會民眾希望法官“為我做主”；政府要求法官“為我服務”。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導致法官角色的緊張。在角色緊張，難以適度調和的情況下，冤假錯案的產生也就成為了偶然中的必然結果。

二、法治社會中對冤假錯案的預防

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為了實現法治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法律的權威得以繼續維持，司法的公信力能夠得到重塑，對這一類錯判的預防就顯得極為重要。在法治社會中，對冤假錯案的預防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抓住前提——制定特殊法律，突出人權保障

進一步建立健全法制，通過國家針對冤假錯案受害人制定適應的傾斜保護制度。以對基本生活發生困難、對國家法治喪失信任的冤假錯案受害人給予幫助，從而緩解冤假錯案受害人的生活困難和精神痛苦。為此，首先要修改憲法，增加冤假錯案受害人的憲法權利。賦予憲法基本權利以直接司法適用效力。冤假錯案受害人的憲法規范化和國際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立法的趨勢。如果沒有憲法的保障，冤假錯案受害人的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法律的權威得不到鞏固，法治的公信力也得不到重塑。冤假錯案受害人本身、社會大眾對法治的權威只會抱以畏懼和不安。更談不上信任和認同。我國憲法從根本大法的高度，已經確立了對傳統弱勢群體的平等保護，包括對老人，保障、撫恤軍人及家屬，幫助殘疾人等規定，但是對于近年來頻發的“冤假錯案”受害人這一直接由國家暴力導致的群體卻沒有足夠的重視。因此在修改憲法時應注重對冤假錯案受害人的保護。其次則是制定關于冤假錯案受害人保護的特殊單行法。不僅是司法以誠實和正直的面容向公民展示的體現，也是突出保障公民人權的表現。通過修改憲法、制定特殊法律，使冤假錯案受害人有合法的武器來保障自己的人權，提高自身的防衛手段，加強自身的保護力度，也同樣可以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二）重視關鍵——堅決嚴格執法，整合訴訟效率

完善的立法是冤假錯案受害人獲得法律保護的前提，現代軟性親和的司法是冤假錯案受害人獲得法律保護的方向，嚴格公正的執法就是加強對冤假錯案受害人法律保護的關鍵。

冤假錯案受害人保護的法律制定之后，必須建立嚴格執法的運行機制，加強執法隊伍建設，在全社會增強法制意識，確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同時應當加強組織建設，建立對冤假錯案受害人的社會支持和保護網絡。整合訴訟效率，把握訴訟價值之間的一致性。在訴訟程序中，訴訟公正永遠是法治追求的首要價值，只有在訴訟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才有意義，訴訟公正是對訴訟程序定性的分析，訴訟效率是對訴訟程序進行定量的分析，應當在保障合理限度程序公正原則基礎上提高訴訟效率，而不是只偏效率而失公正。在兼顧公正和效率的指導之下，如有沖突和矛盾，堅持公正為先。寧可錯放，也不能錯抓。從而減少“冤假錯案”的產生，防止冤假錯案受害人的進一步擴大。

（三）改進手段——認真對待口供，保護公民權利

長時間以來，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形勢政策是以維護社會治安為重心，忽視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保護。這種形勢下的潛在意識是：“寧可錯判，不可放縱”。在這樣的精神指導之下，訴訟制度對司法機關的權力約束是不嚴格的，甚至在某種程序上帶有放任的危險。相關人員的刑訊逼供就發展壯大起來。而法律規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權，就能堵住追訴機關進行逼供的可能。法律保護被告人不開口，從而迫使偵查機關致力于調查事實真相，就不會致力于采取各種手段以獲取被告人的口供。審判機關認真對待口供，在庭審中能堅持當面質證為原則，就能辨明真偽，保護公民權利，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添加潤滑——開發法官智慧，緩解角色壓力

法官智慧是司法親和力的裁判實現。②開發法官智慧需要從提升法官的平衡理性、堅定司法公正的信念和培養法官的抗壓能力三個方面努力：

1.提升法官平衡理性

司法是公正和善良的藝術。法官應當提升自身的平衡理性，在個案的審判中，維護個案的公正，充分發揮法官的能動性，在進行形式邏輯推理的同時，緊跟法的整體精神來進行價值判斷，在個別正義和個別正義、個別正義和整體正義、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以及公正價值和效率價值之間結合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平衡和選擇，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2.堅定司法公正信念

公正是司法的基本價值所在，是司法價值的靈魂。民眾對司法權公正性的期望值遠遠高于其他的價值期待。在個案裁判中，法院和法官是否站在富有正義感的立場上，懷有對人民大眾的深沉感情，為倡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而判，決定了一個案件的最終判斷。③因此法官應當堅定司法公正信念，依靠司法公正獲得公信力、民眾的信服。

3.培養抗壓心理能力

法官需要培養自身的抗壓心理能力，在紛繁復雜的案件、多方需求的角色中磨礪高尚的法官品格，使法官值得信賴、信任和模仿，能夠贏得當事人和社會公眾股的尊重，贏得個人人格的魅力，贏得法院系統在公眾心中的認可和支持。法院和法官被賦予的責任是巨大的，因此法官的抗壓能力也應當是經得住考驗，能夠獨立思考、果斷決斷并正確做出裁判。

（五）認準目標——推進軟性司法，完善救助制度

軟性司法，是指司法的柔性特質。司法的柔性體現在司法主體與社會公眾相互間關切和親和方面。司法活動對公眾需求的關注和滿足程度，公眾對司法活動的認知、認同程度，就是司法對于社會要求的高度滿足性和社會對司法的高度信賴性和親和性的體現，也是公正嚴明司法的本質之上的軟性特征。推進軟性司法，要求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滿足冤假錯案受害人的根本需求和愿望。以滿足冤假錯案受害人的愿望為目標，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法治社會中對冤假錯案受害人的法律保護。

參考文獻：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2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bbxsfj.com/huanqiuyulecheng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3 “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4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5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四篇：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

談談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信息化，經濟技術不斷發展，社會出現的犯罪現象不斷發生。刑事冤假錯案頻繁發生，在國內發生的許多冤假錯案頻被媒體報道，諸如陳滿、佘祥林、趙作海、等等這些涉事主體的名字被人們所熟知，然而，他們 背后的案情總是會發人深省。嚴重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冤假錯案之所以能夠引起全社會的嘩然，在于其嚴重的危害性，冤假錯案首當其沖是對當事人人權的嚴重侵犯，再著，其對司法公信力有著致命性的打擊力。總書記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堅守防止冤假錯案的底線”。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下發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下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這都充分顯示出中央及我國司法系統盡最大努力減少冤假錯案的決心 我認為形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主觀層面原因

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我國刑法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但深受傳統思想“如實招來實”、“抗拒從嚴”、“有罪推定”的影響，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仍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當時看起來似乎都是鐵證如山，而直到發現真兇或受害人突然現身時才會引起辦案人員的重視，如此重大的驚天冤案方可重見天日。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明顯存在重大疑點，并且公檢法相關辦案人員對既存的問題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檢察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嚴格根據證據標準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專業業務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然而，正是由于檢察機關如此的“法律監督”，冤假錯案最終還是沒能防范、杜絕，眾多案件還是被事實評判為冤案，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很顯然，“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刑事執法觀念特別是錯誤的執法理念已深深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是諸多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原因。

2.對公安機關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形成的案件，審查

把關不嚴是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之一

現行《刑事訴訟法》既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也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兩者的規定不明確導致了偵查階段公安機關仍然重口供、輕證據，刑訊逼供現象也就屢禁不止。刑訊逼供便成為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但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對防范冤假錯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為第一道監督防線的偵查監督部門對公安機關違法取證和刑訊逼供的案件不嚴格審查把關，冤假錯案的發生似乎難以避免。

依據《刑訴法》第七條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由此形成了刑事訴訟的立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與執行的模式，人們形象地把三機關之間的關系喻為“做飯、端飯與吃飯”，即偵查機關“做什么飯”，公訴機關就“端什么飯”，審判機關也就“吃什么飯”的司法歷程。案件的處理多是“做飯的說了算”，也正是源于此，偵查階段的刑訊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待固定、收集的證據還沒有固定、收集。經過公安、檢察和審判階段的幾經反復后，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久而久之，此種重口供、輕證據以及刑訊逼供的觀念或行為已然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而后隨著“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釀成冤假錯案。換言之，盡管公安機關的偵查取證工作直接決定了“證據”的成色和案件的進展，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行為造就了冤假錯案的發生，但檢察機關作為偵查監督的重要環節，如果盡到審查把關職責，遵循司法公正準則，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權力的影響，冤假錯案將大為減少。反之，若檢察機關不能嚴格審查把關，沒有盡到檢察機關應盡的監督職責，冤假錯案亦就難以減少乃至消除。

(二)客觀層面原因

1.非法證據難以排除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證據的出現將制約司法公正的實現，阻礙“法治夢”的實現。非法證據主要是指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訴證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竭力確立和實踐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裁非法取證行為以保障司法正義。我國現行法律做出規定，刑訊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但由于證明證據不合法的責任通常被強加

在辯方身上，因而訴訟中缺乏一種足以排除這些非法證據的有效機制。

近年來，檢察系統普遍實行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機關也對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類似的嘗試，這不失為司法的一大進步，對冤假錯案的減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地方的“偵查人員依法將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錄像’的‘調查’期間，以致偵查人員于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期間制作的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像’的制度形同虛設，喪失了其監督偵查人員審訊活動合法性的功能。”{3}特別是對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詞證據的證明，除非因偵查人員刑訊造成了被刑訊人死亡、傷殘等嚴重后果，或因偵破其他案件而抓獲真兇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則即使承辦案件的檢察人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懷疑該口供系偵查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所得，亦無法以確鑿的證據證實該口供屬非法證據并予以排除。

2.社會環境對刑事檢察活動的不當影響

毋庸置疑，針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社會各方面必將對其予以高度關注與重視。檢察機關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訴，常常不能僅僅依靠法律的規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審視社會各界的意見及評價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評判。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甚至有些錯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

第一，地方黨政權力部門的影響。盡管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受現行體制的影響，檢察機關并不能始終堅持“只服從法律”。實踐中，冤假錯案除了檢察環節上辦案人員的失誤所致外，地方黨政部門形成的事實壓力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黨政權力部門對于某些案件的過問、協調或提出某種要求，尤其是當公、檢、法三機關在案件事實認定和定性上發生重大分歧時，辦案機關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黨政領導部門出面進行協調。對于檢察機關而言，這種權力介入兼有積極、消極兩種意義，有可能防止冤假錯案在檢察環節的發生和發展，但也極有可能釀成冤假錯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眾形成的壓力。被害人作為訴訟當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作用是相當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責任首先取決于檢察機關。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是檢察機關的職責，被害人提出的正當訴求檢察機關應當予以支持和滿足。但是，當案情復雜或發生重大變化時，受情

緒支配的受害人可能會采取種種方式乃至極端手段給檢察機關施加壓力，要求檢察機關對依法不應當批捕或不應當起訴的案件進行立案偵查、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鑒于此種情形，特別是當公眾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時，檢察機關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被害人和公眾的訴求常與社會大局的穩定相關聯，檢察機關在決策時應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確實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處理好壓力事宜，真正實現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的法律要義。

第三，“未審先判”的媒體輿論壓力。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一些媒體基于收視率、成本低和無風險的考慮，對未決案件進行大肆報道，使人們誤以為警方鎖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兇，帶有“未審先判”的主觀臆斷。“未審先判”的報道確實可以讓公眾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來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發生，在某些環節上容易給檢察機關形成壓力，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比如當媒體對案件事實和情節作了較多的渲染性報道，已經扇起民眾的某種情緒，而檢察機關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立案、批捕或起訴缺乏充分的條件或理由，此時媒體的報道和評論給檢察機關造成了壓力和被動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檢察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決定。正如丹寧勛爵所言，“法律是明確的，當訴訟案還未了結而法庭正在積極審理的時候，任何人不得對案件加以評論，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會給審案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如影響法官，影響陪審員或影響證人，甚至會使普通人對參加訴訟一方產生偏見。我們決不允許法院以外的‘報紙審訊’、‘電訊審訊’或任何其他宣傳工具的審訊。”{4}

(三)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得不到合理采納

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刑事訴訟結構呈現出控方實力強大，缺乏制約，辯方職能弱化的情況，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對于某些熱點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在社會公眾、被害人家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多重壓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點的情況下，即便律師提出合理質疑，也很難以下定決心作出正確的處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辯護律師不敢直面對抗公訴方，懼怕檢察機關的威嚴及威懾，這無疑則弱了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顧近期的幾起重大冤假錯案，律師辯護最大問題并不在于律師不能提出正確的意見，而在于律師提出的正確的辯護意見“曲高和寡”，沒人理，得不到采納。{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師

的辯護意見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之所在，而事后證明這些意見都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但都沒有被采用。況且在司法實踐中，律師“會見難”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面對刑訊逼供，律師無能為力，也不敢調查取證。其原因在于取得無罪證據就是對偵查工作的否定，律師隨時有涉嫌偽造證據罪而至牢獄之災的可能。換言之，律師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代為申訴控告權等基本權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辯護律師的偵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錯案。

（四）案件處理過程的復雜性導致冤假錯案

首先，一般情況下，在絕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為發生后才有的偵查行為，司法人員沒有親身經歷犯罪的整個過程，為了“還原”整個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他們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證據。而這個“還原”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的過程是由結果到原因的摯果溯因的過程，有人將這個過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實的過程有點像考古，諸如氣候、環境等自然條件，完善偵查設備技術水平等客觀條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證人的表達能力、司法人員的能力素質能主觀條件的制約。而整個過程中，這些制約案件偵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現并有效地干擾了案件事實的查明，極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的產生。其次，公檢法部門之間的監督制約失效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在一些地區，公檢法三機關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監督制約不足，導致案件在起訴、審理判決的過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問題的。還有的地方政法機關之間常常協調定案，對有些證據不足或證據瑕疵的案件，經有關方面協調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經有關部門協調后，雖然幾級法檢機關都認為證據有問題，但最終都未能依法辦理。

（五）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一直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很多冤假錯案都是辦案人員甚至是領導干部的主觀原因導致的。個別執法辦案人員秉持打擊違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觀念，而忽視了對人權的保障，這樣的觀念往往會使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還有的辦案人員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卻忽視了其他證據，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對關鍵物證不鑒定，中由于草率而產生錯誤。還有的辦案人員忽視犯罪嫌疑人、律師等辯解意見，冤假錯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會進行辯解，甚至能提出各種反證證明不具備作案時間、作案條件等，有的甚至還指名了真兇并提供了有效偵查的線索，但由于辦案人員的思想固化，簡單地認為

這是當事人“不老實”的表現，是在“狡辯”。辯護律師也通常都會對事實、證據等提出異議并且絕大多數都是作無罪辯護，但辦案人員未能予以重視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外，有的部門將破案率機械地納入考核，甚至會提出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等機械硬性考核指標，不可否認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對案件的處理會有積極作用，但是過于機械和激進的做法，往往會對案件質量造成消極影響，也會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伏筆。如在實踐中，為了快速“破案”，曾經出現過不重視相反證據甚至是故意隱匿相反證據的案例，更有甚者為了完成辦案任務或立功，辦案人員故意設計、制造假案。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也呈現出高發的態勢，我國很多政法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異常突出，辦案人員常常高負荷工作，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思想固化疲于應付的精神狀態，最直接的就會拉低辦案的質量，從而也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

綜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覺得防范冤假錯案的對策和建議有以下幾種：

（一）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從司法觀念的轉變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還是人，司法人員的主觀方面的錯誤大部分情況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盡力減少冤假錯案光從制度上下手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是樹立現代司法的新觀念，諸如從傳統的“重實體”轉變為“實體與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從輕”的處理方式轉變為“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等等。在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環境下，基于多種原因，“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無罪推定”的法治觀念尚未得到有效樹立，很大程度上為冤假錯案的發生的埋下了較大的隱患，而這種隱患殊不知就會變成現實。因此，司法辦案人員應當強化防范冤假錯案的意識，并注意思想觀念的轉變，并時刻保持頭腦的清醒，從主觀層面上來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要始終秉持懲治犯罪的同時要注重保障人權，注意實體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證據也要堅決依法排除非法證據等法治理念與司法意識。

（二）防范冤假錯案應始終秉持司法公正

總書記對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則是“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時也指出，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機關和團體的制約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干擾，如果這些干擾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會使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甚至直接導致冤假錯案“應運而生”。在案件的處理上，必須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絕不逾越法律的底線。

（三）防范冤假錯案必須恪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決定大多數情況下，導致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刑訊逼供，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杜絕刑訊逼供的“良方”之一。縱觀在我國有著較大影響的那些冤假錯案，可以說每一樁背后都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在作祟的情況。防范冤假錯案，在處理案件的時候除了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之外，非法證據規則堅守更顯得舉足輕重，這就要求司法辦案人員堅決杜絕和遠離刑訊逼供、違法取證的行徑，絕對地制止濫用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權利等違法行為。同時，有必要落實刑訊逼供的問責制，從根源上防范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出現，從而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防范冤假錯案應當有效發揮制約監督作用

在注重公檢法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各個機關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作用。比如，檢察機關注重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監督，時刻要樹立起監督警戒，防范并及時發現、糾正偵查機關的違法偵查行為，從冤假錯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與后續發展。具體說來，偵查機關應該注重無罪證據的收集，堅決抵制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的滋生，杜絕隱匿證據、偽造證據行為的發生，監督機關要盡最大努力及時發現并糾正偵查行為中的違法情形，從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防范冤假錯案必須保障當事人和律師辯護的權利

在案件處理的全過程中，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辯護的權利，重視他們辯解的內容。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提出的偵查活動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嚴格處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對于任何可疑點都要嚴查予以最終確認。對于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要堅決依法予以排除，對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脅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經審查確認的，必須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此外，要切實依法保障律師的各種相關權利，在司法訴訟過程中，對于律師的辯護意見

要充分重視，要切實保障辯護律師、其他辯護人對案件處理應有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利，充分保障和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六）提高辦案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的產生的原因有客觀方面也有主觀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個別司法辦案人員能力素質不達標導致的。據此，防范冤假錯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辦案人員的能力素質，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闡述的轉變執法觀念非常重要之外，還有辦案業務素質、辦案良好作風的塑造等等。加強辦案人員業務素質能力的培養，加強對新修訂的各項法律法規的學習，不斷提高司法辦案人員偵查取證、審查判斷證據、適用法律政策和發現糾正錯誤等能力。針對許多地方案多人少，辦案壓力大的問題，有關部門應該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辦案一線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夠得到緩解，并采取相應的激勵措施，使業務骨干能夠穩定在基層、穩定在執法辦案一線，從而為防止冤假錯案提供堅實的人才隊伍保障。

第五篇：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通過這幾次對刑事訴訟法的學習，使我了解了新、舊刑法之間的區別，明確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來，我國各地頻頻爆出冤假錯案，如：聶樹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氏叔侄案，它們使得許多無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責，而有罪的人卻逍遙法外。形式冤案不僅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壞的社會的安定和諧，更嚴重的是使人民群眾喪失了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信賴，冤假錯案儼然已成為社會各界討論反思的沉重話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明了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為防范冤假錯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國家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強調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并建立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強對刑事司法工作人員監督及約束的要求下應運而生的,針對在辦案過程中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并造成錯案的司法人員,追究其相關違法責任。建立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強各級司法機關廉政建設,加強辦案人員責任,從而提高執法水平,保證辦案質量,為司法公正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標和作用,必然就會有其相應的一些特點。我國如今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司法工作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期間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敗現象,如此就直接觸及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影響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來冤假錯案持續發生,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不合理運行的一些弊端也顯現出來,甚至出現了背離其初衷的負面作用。考慮到提升司法隊伍整體水平,全面建設法治中國離不開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并不斷對其加以完善。制定錯案責任追究的統一法典勢在必行,為制度順利運行提供法律依據和全面保障;應當轉變以實體錯案為標準的錯誤觀念,樹立以過錯責任為基礎的錯案責任追究理念;明確刑事錯案的認定機構及錯案責任追究機構;劃定錯案責任承擔范圍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員合法權利,建立審查聽證和異議申訴程序。總之,就是要全面構建科學合理、公平有效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體系,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維護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權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錯案、冤案是多種復雜的原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形成的結果。這些冤案的發生有歷史的原因，有現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觀方面的原因，有客觀方面的原因，如取證技術落后、自然規律的影響；有法律實體上的原因，如事實認定的錯誤、法律適用的錯誤；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錯誤、訴訟機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

按照我國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是案件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是批捕、公訴機關,法院是審判機關。一起案件經過不同的訴訟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就公安機關來說,多年來形成的重打擊犯罪分子,輕保障公民合法權利的觀念很難一時消解。在很多基層公安單位,包括分局、縣局、派出所、刑警隊每年都有考核指標,這些指標包括打擊處理數(刑拘數、逮捕數)、破案率,于是導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獎。此外,還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時,重口供,輕證據,搞刑訊逼供,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刑訊逼供,在一定階段是一些公安機關的頑疾,屢禁不止,甚至致人重傷死亡,導致了冤假錯案的發生。公安機關內部分工過細,多頭辦案,加上一些民警業務素質不高,同時又缺少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也是造成冤假錯案多發的原因之一。十幾年來,公安機關內部分工越來越細,辦案部門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刑偵部門辦案外,還有國保、經偵、治安、交通、消防、禁毒、邊防、緝私、網監等部門都有偵查權,都在辦案。特別是1997年在公安機關改革過程中,公安機關取消了預審部門,直接影響了公安機關的辦案質量。

就檢察機關來說,審查批捕、提起公訴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要職責。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定職責時,本應把好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和法律關,但有時會因為種種原因屈從于公安機關或其他有關部門的壓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訴率等指標,不該捕的捕了,不該訴的訴了,只起到了個“二傳手”作用,這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來說,不能完全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從輕”,審判不獨立,有時還會由于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對一些明顯的冤假錯案不敢堅持正確的意見,這同樣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師方面來說,也存在一些問題。1997年刑訴法修改后,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即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幫助。2012年刑訴法修改后,進一步加大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力度,規定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請律師作為其辯護人,律師可以自由會見嫌疑人,無需經過辦案單位同意,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律師會見需要經偵查機關許可。由于部分刑辯律師業務素質不高,加上“偽證罪”等罪名的影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不敢作出無罪辯護或者向偵查機關提出無罪的意見,或者律師提出了無罪意見或者

做了無罪辯護,也不為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所采納,使庭審走過場,辯護流于形式,導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得不到發揮,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機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制度,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

我認為,從制度上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堅持刑訴法確定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堅持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公安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該撤案的撤案,該放人的放人。檢察機關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不批捕、不起訴。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時,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按無罪判處,不能搞疑罪從輕判處。司法機關應當追求法律上的正義,而不是事實上的正義。

二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不能因為輿論炒作,當事人上訪鬧事和地方維穩等壓力,就枉法裁判；對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罪與非罪界限不清,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難以確定的,一律按無罪判決。

三是修改刑訴法,建立沉默權制度。沉默權,又稱反對自我歸罪權,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你說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詞。你有權聘請律師,審訊時可以有律師在場”。沉默權的實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促使司法機關徹底摒棄以口供為中心的取證原則,制止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從而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是進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復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級公安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是一種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必須盡快糾正。預審機構恢復后,公安機關各警種辦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預審機構辦理,并由預審機構一個口對應檢察機關的批捕和公訴部門,徹底改變目前公安機關存在的多警種辦案,多口對接檢察機關的混亂局面。通過預審制度,可以有效減少和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是進一步發揮刑辯律師在刑訴中的作用。按照刑訴法規定,不論是在偵查階段、批捕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律師都是辯護人身份。律師應當認真履行職責,搜集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證據,向辦案機關提出法律意見書,并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或者有罪從輕辯護。要切實保障刑辯律師的合法權利,取消刑法第306條規定的“辯護人偽證罪”。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要充分聽取刑辯律師的辯護意見,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六是進一步減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終廢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錯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殺。近年來,我國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減少了適用死刑的罪名,但總的來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與國際接軌差距較大。建議盡快啟動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減死刑罪名,并最終廢除死刑。

因為總體而言，“警檢一體化”是一種發展趨勢，它們都代表著控方，整個偵查活動的目標也都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并最終服務于對犯罪行為的有效指控。但控辯雙方與法院之間卻應該形成一個完整、合理的訴訟結構，法院應該依法獨立地進行裁判。而現在，人們幾乎都看到了在整個刑事訴訟中辯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斷提高被告人及其辯護一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實際地位，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保證法院依法、獨立、公正、權威地行使刑事審判權，才是現今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和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