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偵查國保一班 石海波 200920310039 從古至今，冤假錯案像幽靈一樣動搖著司法的權威，增加人們對司法之不信任，也許冤假錯案不可避免，但是刑事司法應該盡最大的努力減少冤假錯案。在刑事訴訟中，冤假錯案對被告人造成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產生的負面效應都是不可回復的，更嚴重的是人們將喪失對司法的信任，司法的權威蕩然無存，良好的社會秩序根本無法保障。在崇尚法治以及人權保障的現代社會，如何最大限度的減少冤假錯案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才是當務之急。我國冤假錯案的原因（參考網上相關資料）： 第一：偏聽偏信，輕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為主,執法觀念陳舊，缺乏疑罪從無理念，實行有罪推定； 第三：現場勘察不細致，調查訪問不深入，證據材料失實； 第四：辦案人員素質偏低，責任心不強； 第五：刑訊逼供，引供誘供； 第六：采用證明力薄弱的證據； 第七：迷信所謂的科學證據如測謊結論；

第八：用違法的方法調查收集證據和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第九：律師的辯護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權力機關干涉，司法獨立沒有得到貫徹落實；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如沒有賦予被告人的沉默權等； 第十二：輕信口供，沒有賦予被告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 第十三：偵查權的強大與檢察機關在實踐中監督權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獎，積案受罰，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下具體就第九條原因（律師的辯護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進行完善。

（一）當務之急是確保律師合理的辯護意見能夠得到采納。

1、應借鑒國外的陪審團制度，讓陪審團來對“有罪”或“無罪”作出決定。陪審團制度的最大優點在于其可以幫助法院減壓，死刑案件是重大案件，法院作出判決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于社會、來自于公眾，來自于被害人家屬，也來自于公安、檢察等兄弟辦案單位，在巨大的壓力下，即使明知案件存在疑點，即使律師提出合理質疑，也很難下決心作出無罪判決。實行陪審團制度，由來自社會各界的陪審員作出“有罪”或“無罪”的決定，其最大的好處就是法官個人或法院無需承擔來自社會的各種壓力，而是將這種來自于社會的壓力轉移至社會；而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偵察部門、控訴方、辯護方等在內的訴訟各方以及社會、公眾對由社會公眾所組成的陪審團作出的決定也將具有更大的包容心。此外，陪審團不是專家，也不了解案情，不存在先入為主，需要控辯雙方動用各種證據來說服其接受自已的觀點，審判的對抗性才會更強，證據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說明，證據中的瑕疵才更容易放大，律師的辯護效果才會最大化。因此，借鑒國外的陪審團制度是推動辯護制度發展的一劑良方。

2、將公檢法三機關流水作業的線性結構改變成控辯審三角結構。將辯方變成控方的強壯對手，而不是一個擺設或陪襯。以充分發揮其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功能。這里涉及到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讓辯護律師有能力保障委托人的各項訴訟權利不受非法侵犯，如律師要有足夠的能力預防、發現、制止刑訊逼供等妨礙訴訟的侵權行為。其二是有能力發現案件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律師的會見權、調查權等各項權利的保障，要讓律師在行使這些權利時更加方便，更加安全，完全根據案情需要，不受干擾，不受威脅。其三是讓律師的聲音再大一點，再強一點，能夠把發現的問題傳遞出去，而不是向現在一樣可聽可不聽。

（二）樹立法律的權威，深刻認識律師辯護的重要價值，切實維護律師的基本權利。

1、深刻認識律師辯護的重要價值。一個冤案的發生足以動搖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一個個冤案的發生則足以摧毀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并進而影響到對法律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律師辯護的最大價值就是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保證法律公平公正地實施。律師辯護的背后體現著深刻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實現和諧社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們不敢想象如果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中沒有律師辯護，沒有律師提出正確的辯護觀點，沒有律師的據理力爭，據理力辯，后果會是什么？也許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均已成為永遠的遺憾。

2、保障律師權利要有方法。會見權的問題要解決并沒有那么難，只要把看管犯罪嫌疑人的職責從公安機關移交到司法機關即可，司法機關置身事外，公平對待參與刑事訴訟的各方；此舉不僅可以解決會見權的問題，同時還可以解決刑訊逼供的問題，可謂一舉數得。此外，對于刑事訴訟中是否存在偽證或唆使證人作偽證的調查應由控辯雙方之外的第三方來進行，這樣才能防止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借偽證罪對辯護律師進行打擊報復或自以為是地錯誤追究所謂“作假證”的證人的法律責任。

（三）科學設計刑事訴訟制度

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適當分離。如前所述，律師作無罪辯護時，是不可能同時做罪輕辯護的，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況下，這對于保障被告人獲得充分的辯護顯然是不利的，為此，建議在一審程序中，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辯護律師如作無罪辯護，可以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適當分離，先由法庭作出有罪認定，此后再進行第二輪辯護，此時，辯護律師可就量刑問題進一步發表自己的辯護意見，以保障律師全面闡述辯護意見，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

充分發揮律師辯護的重要作用，對于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確保死刑適用的公正性、準確性，強化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對法律的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冤假錯案的產生不是單個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原因結合在一起綜合作用的產物；不是單個的失誤而是一連串的失誤。要解決冤假錯案，必須充分完善現有的制度和改良現有的制度并真真實實的貫徹。對于刑事訴訟必須慎之又慎，它關系到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關系到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平衡，對社會的影響也巨大。我們必須嚴格貫徹無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必須確保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必須確保程序正義，保障律師的辯護權得到充分的發揮，禁止刑訊逼供和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須嚴格責任追究制度，盡量的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把冤假錯案歸結為某個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失偏頗的，想盡量減少，必須有勇氣和魄力修改和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只有設計良好的制度才能解決問題。

第二篇：避免冤假錯案才能普遍感受正義

避免冤假錯案才能普遍感受正義

2013年07月05日 09:10 來源：重慶時報 作者：時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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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表示：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個審判領域都要堅決防止冤假錯案。同時，各級法院要健全完善預防和糾正錯案機制，吸取錯案教訓，完善案件質量監控體系，盡最大努力保證公正裁判。

“案件持續增長的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許多案件成因復雜，處理難度加大”的形勢下，如何防止冤假錯案傷害公平正義？周強院長關于“各級法院要敢于排除各種干擾，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機制”的要求，是法治社會運送公平正義科學合理的方式。只有不受干擾的、獨立的審判機制，才能盡可能保障裁判的公正。

習近平主席曾經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而要實現普遍正義，就必須在司法實踐中保持客觀和中立，任何不必要的干擾，都可能為制造冤假錯案埋下隱患。讓公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前提是盡可能少地發生冤假錯案。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十次犯罪為禍尤烈，因為這些犯罪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源頭敗壞了。”以保障法院審判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防止冤假錯案等不公正裁決，實際上，是在保護正義河流的源頭不被污染。

要保證法院行使審判的獨立裁判權，對于法院而言，最重要的是敬畏法律和事實，讓法律作為行事的唯一準繩，讓事實作為判決的依據，不允許除了法律意志之外的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更應拒絕一切僭越程序正義的行為存在。無論是行政權力還是公共輿論，都不應該成為干擾審判的因素。同時，對于法官而言，必須對判決的結果承擔責任，如果錯判，就必須追究責任。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無論是趙作海案、佘祥林案，還是張高平叔侄輪奸案，司法不公所制造的，不僅僅是個體的不幸，更是讓整個法治文明蒙羞。通過這些冤假錯案，應該反思：法院在判決的時候，是否嚴格遵守法律的標尺，是否充分尊重程序正義，是否充分尊重各方的法定權利？還是在某些力量的干擾下，在審判的時候發生了偏倚？ 行使獨立的審判權，是維持司法獨立性的核心要義。不受干擾的審判，法槌之下，才能盡可能避免冤情的存在。任何干擾的力量和意志，都可能讓法槌敲偏離。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機制的意義，正是在于此。

以法律為準繩，遵循程序正義，中正不阿的審判，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第三篇：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

談談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信息化，經濟技術不斷發展，社會出現的犯罪現象不斷發生。刑事冤假錯案頻繁發生，在國內發生的許多冤假錯案頻被媒體報道，諸如陳滿、佘祥林、趙作海、等等這些涉事主體的名字被人們所熟知，然而，他們 背后的案情總是會發人深省。嚴重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冤假錯案之所以能夠引起全社會的嘩然，在于其嚴重的危害性，冤假錯案首當其沖是對當事人人權的嚴重侵犯，再著，其對司法公信力有著致命性的打擊力。總書記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堅守防止冤假錯案的底線”。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下發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下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這都充分顯示出中央及我國司法系統盡最大努力減少冤假錯案的決心 我認為形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主觀層面原因

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我國刑法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但深受傳統思想“如實招來實”、“抗拒從嚴”、“有罪推定”的影響，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仍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當時看起來似乎都是鐵證如山，而直到發現真兇或受害人突然現身時才會引起辦案人員的重視，如此重大的驚天冤案方可重見天日。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明顯存在重大疑點，并且公檢法相關辦案人員對既存的問題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檢察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嚴格根據證據標準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專業業務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然而，正是由于檢察機關如此的“法律監督”，冤假錯案最終還是沒能防范、杜絕，眾多案件還是被事實評判為冤案，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很顯然，“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刑事執法觀念特別是錯誤的執法理念已深深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是諸多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原因。

2.對公安機關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形成的案件，審查

把關不嚴是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之一

現行《刑事訴訟法》既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也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兩者的規定不明確導致了偵查階段公安機關仍然重口供、輕證據，刑訊逼供現象也就屢禁不止。刑訊逼供便成為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但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對防范冤假錯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為第一道監督防線的偵查監督部門對公安機關違法取證和刑訊逼供的案件不嚴格審查把關，冤假錯案的發生似乎難以避免。

依據《刑訴法》第七條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由此形成了刑事訴訟的立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與執行的模式，人們形象地把三機關之間的關系喻為“做飯、端飯與吃飯”，即偵查機關“做什么飯”，公訴機關就“端什么飯”，審判機關也就“吃什么飯”的司法歷程。案件的處理多是“做飯的說了算”，也正是源于此，偵查階段的刑訊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待固定、收集的證據還沒有固定、收集。經過公安、檢察和審判階段的幾經反復后，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久而久之，此種重口供、輕證據以及刑訊逼供的觀念或行為已然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而后隨著“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釀成冤假錯案。換言之，盡管公安機關的偵查取證工作直接決定了“證據”的成色和案件的進展，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行為造就了冤假錯案的發生，但檢察機關作為偵查監督的重要環節，如果盡到審查把關職責，遵循司法公正準則，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權力的影響，冤假錯案將大為減少。反之，若檢察機關不能嚴格審查把關，沒有盡到檢察機關應盡的監督職責，冤假錯案亦就難以減少乃至消除。

(二)客觀層面原因

1.非法證據難以排除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證據的出現將制約司法公正的實現，阻礙“法治夢”的實現。非法證據主要是指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訴證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竭力確立和實踐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裁非法取證行為以保障司法正義。我國現行法律做出規定，刑訊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但由于證明證據不合法的責任通常被強加

在辯方身上，因而訴訟中缺乏一種足以排除這些非法證據的有效機制。

近年來，檢察系統普遍實行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機關也對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類似的嘗試，這不失為司法的一大進步，對冤假錯案的減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地方的“偵查人員依法將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錄像’的‘調查’期間，以致偵查人員于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期間制作的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像’的制度形同虛設，喪失了其監督偵查人員審訊活動合法性的功能。”{3}特別是對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詞證據的證明，除非因偵查人員刑訊造成了被刑訊人死亡、傷殘等嚴重后果，或因偵破其他案件而抓獲真兇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則即使承辦案件的檢察人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懷疑該口供系偵查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所得，亦無法以確鑿的證據證實該口供屬非法證據并予以排除。

2.社會環境對刑事檢察活動的不當影響

毋庸置疑，針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社會各方面必將對其予以高度關注與重視。檢察機關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訴，常常不能僅僅依靠法律的規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審視社會各界的意見及評價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評判。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甚至有些錯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

第一，地方黨政權力部門的影響。盡管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受現行體制的影響，檢察機關并不能始終堅持“只服從法律”。實踐中，冤假錯案除了檢察環節上辦案人員的失誤所致外，地方黨政部門形成的事實壓力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黨政權力部門對于某些案件的過問、協調或提出某種要求，尤其是當公、檢、法三機關在案件事實認定和定性上發生重大分歧時，辦案機關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黨政領導部門出面進行協調。對于檢察機關而言，這種權力介入兼有積極、消極兩種意義，有可能防止冤假錯案在檢察環節的發生和發展，但也極有可能釀成冤假錯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眾形成的壓力。被害人作為訴訟當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作用是相當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責任首先取決于檢察機關。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是檢察機關的職責，被害人提出的正當訴求檢察機關應當予以支持和滿足。但是，當案情復雜或發生重大變化時，受情

緒支配的受害人可能會采取種種方式乃至極端手段給檢察機關施加壓力，要求檢察機關對依法不應當批捕或不應當起訴的案件進行立案偵查、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鑒于此種情形，特別是當公眾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時，檢察機關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被害人和公眾的訴求常與社會大局的穩定相關聯，檢察機關在決策時應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確實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處理好壓力事宜，真正實現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的法律要義。

第三，“未審先判”的媒體輿論壓力。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一些媒體基于收視率、成本低和無風險的考慮，對未決案件進行大肆報道，使人們誤以為警方鎖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兇，帶有“未審先判”的主觀臆斷。“未審先判”的報道確實可以讓公眾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來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發生，在某些環節上容易給檢察機關形成壓力，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比如當媒體對案件事實和情節作了較多的渲染性報道，已經扇起民眾的某種情緒，而檢察機關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立案、批捕或起訴缺乏充分的條件或理由，此時媒體的報道和評論給檢察機關造成了壓力和被動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檢察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決定。正如丹寧勛爵所言，“法律是明確的，當訴訟案還未了結而法庭正在積極審理的時候，任何人不得對案件加以評論，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會給審案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如影響法官，影響陪審員或影響證人，甚至會使普通人對參加訴訟一方產生偏見。我們決不允許法院以外的‘報紙審訊’、‘電訊審訊’或任何其他宣傳工具的審訊。”{4}

(三)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得不到合理采納

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刑事訴訟結構呈現出控方實力強大，缺乏制約，辯方職能弱化的情況，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對于某些熱點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在社會公眾、被害人家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多重壓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點的情況下，即便律師提出合理質疑，也很難以下定決心作出正確的處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辯護律師不敢直面對抗公訴方，懼怕檢察機關的威嚴及威懾，這無疑則弱了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顧近期的幾起重大冤假錯案，律師辯護最大問題并不在于律師不能提出正確的意見，而在于律師提出的正確的辯護意見“曲高和寡”，沒人理，得不到采納。{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師

的辯護意見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之所在，而事后證明這些意見都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但都沒有被采用。況且在司法實踐中，律師“會見難”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面對刑訊逼供，律師無能為力，也不敢調查取證。其原因在于取得無罪證據就是對偵查工作的否定，律師隨時有涉嫌偽造證據罪而至牢獄之災的可能。換言之，律師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代為申訴控告權等基本權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辯護律師的偵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錯案。

（四）案件處理過程的復雜性導致冤假錯案

首先，一般情況下，在絕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為發生后才有的偵查行為，司法人員沒有親身經歷犯罪的整個過程，為了“還原”整個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他們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證據。而這個“還原”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的過程是由結果到原因的摯果溯因的過程，有人將這個過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實的過程有點像考古，諸如氣候、環境等自然條件，完善偵查設備技術水平等客觀條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證人的表達能力、司法人員的能力素質能主觀條件的制約。而整個過程中，這些制約案件偵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現并有效地干擾了案件事實的查明，極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的產生。其次，公檢法部門之間的監督制約失效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在一些地區，公檢法三機關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監督制約不足，導致案件在起訴、審理判決的過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問題的。還有的地方政法機關之間常常協調定案，對有些證據不足或證據瑕疵的案件，經有關方面協調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經有關部門協調后，雖然幾級法檢機關都認為證據有問題，但最終都未能依法辦理。

（五）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一直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很多冤假錯案都是辦案人員甚至是領導干部的主觀原因導致的。個別執法辦案人員秉持打擊違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觀念，而忽視了對人權的保障，這樣的觀念往往會使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還有的辦案人員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卻忽視了其他證據，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對關鍵物證不鑒定，中由于草率而產生錯誤。還有的辦案人員忽視犯罪嫌疑人、律師等辯解意見，冤假錯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會進行辯解，甚至能提出各種反證證明不具備作案時間、作案條件等，有的甚至還指名了真兇并提供了有效偵查的線索，但由于辦案人員的思想固化，簡單地認為

這是當事人“不老實”的表現，是在“狡辯”。辯護律師也通常都會對事實、證據等提出異議并且絕大多數都是作無罪辯護，但辦案人員未能予以重視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外，有的部門將破案率機械地納入考核，甚至會提出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等機械硬性考核指標，不可否認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對案件的處理會有積極作用，但是過于機械和激進的做法，往往會對案件質量造成消極影響，也會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伏筆。如在實踐中，為了快速“破案”，曾經出現過不重視相反證據甚至是故意隱匿相反證據的案例，更有甚者為了完成辦案任務或立功，辦案人員故意設計、制造假案。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也呈現出高發的態勢，我國很多政法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異常突出，辦案人員常常高負荷工作，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思想固化疲于應付的精神狀態，最直接的就會拉低辦案的質量，從而也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

綜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覺得防范冤假錯案的對策和建議有以下幾種：

（一）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從司法觀念的轉變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還是人，司法人員的主觀方面的錯誤大部分情況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盡力減少冤假錯案光從制度上下手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是樹立現代司法的新觀念，諸如從傳統的“重實體”轉變為“實體與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從輕”的處理方式轉變為“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等等。在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環境下，基于多種原因，“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無罪推定”的法治觀念尚未得到有效樹立，很大程度上為冤假錯案的發生的埋下了較大的隱患，而這種隱患殊不知就會變成現實。因此，司法辦案人員應當強化防范冤假錯案的意識，并注意思想觀念的轉變，并時刻保持頭腦的清醒，從主觀層面上來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要始終秉持懲治犯罪的同時要注重保障人權，注意實體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證據也要堅決依法排除非法證據等法治理念與司法意識。

（二）防范冤假錯案應始終秉持司法公正

總書記對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則是“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時也指出，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機關和團體的制約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干擾，如果這些干擾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會使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甚至直接導致冤假錯案“應運而生”。在案件的處理上，必須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絕不逾越法律的底線。

（三）防范冤假錯案必須恪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決定大多數情況下，導致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刑訊逼供，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杜絕刑訊逼供的“良方”之一。縱觀在我國有著較大影響的那些冤假錯案，可以說每一樁背后都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在作祟的情況。防范冤假錯案，在處理案件的時候除了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之外，非法證據規則堅守更顯得舉足輕重，這就要求司法辦案人員堅決杜絕和遠離刑訊逼供、違法取證的行徑，絕對地制止濫用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權利等違法行為。同時，有必要落實刑訊逼供的問責制，從根源上防范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出現，從而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防范冤假錯案應當有效發揮制約監督作用

在注重公檢法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各個機關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作用。比如，檢察機關注重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監督，時刻要樹立起監督警戒，防范并及時發現、糾正偵查機關的違法偵查行為，從冤假錯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與后續發展。具體說來，偵查機關應該注重無罪證據的收集，堅決抵制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的滋生，杜絕隱匿證據、偽造證據行為的發生，監督機關要盡最大努力及時發現并糾正偵查行為中的違法情形，從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防范冤假錯案必須保障當事人和律師辯護的權利

在案件處理的全過程中，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辯護的權利，重視他們辯解的內容。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提出的偵查活動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嚴格處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對于任何可疑點都要嚴查予以最終確認。對于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要堅決依法予以排除，對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脅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經審查確認的，必須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此外，要切實依法保障律師的各種相關權利，在司法訴訟過程中，對于律師的辯護意見

要充分重視，要切實保障辯護律師、其他辯護人對案件處理應有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利，充分保障和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六）提高辦案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的產生的原因有客觀方面也有主觀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個別司法辦案人員能力素質不達標導致的。據此，防范冤假錯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辦案人員的能力素質，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闡述的轉變執法觀念非常重要之外，還有辦案業務素質、辦案良好作風的塑造等等。加強辦案人員業務素質能力的培養，加強對新修訂的各項法律法規的學習，不斷提高司法辦案人員偵查取證、審查判斷證據、適用法律政策和發現糾正錯誤等能力。針對許多地方案多人少，辦案壓力大的問題，有關部門應該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辦案一線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夠得到緩解，并采取相應的激勵措施，使業務骨干能夠穩定在基層、穩定在執法辦案一線，從而為防止冤假錯案提供堅實的人才隊伍保障。

第四篇：如何防止冤假錯案

【摘 要】刑事冤假錯案對基本人權造成嚴重傷害，也嚴重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刑事執法形象，給司法公正帶來沖擊。刑事冤假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有罪推定的辦案理念和“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執法觀以及不完善的司法程序模式等。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必須更新辦案理念和執法觀念，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從人權出發，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權保護制度，轉變偵查模式，拓寬偵查手段，依托科技強偵，堅持新的證據規則，堅決杜絕非法取證，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進一步完善偵查監督機制，利用社會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錯案。

【關鍵詞】刑事冤假錯案;防范措施;司法公正

一提起冤假錯案，腦海里首先浮現的就是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十年勞苦牢獄之災終換來一紙無罪釋放的判決書，張氏叔侄的洗冤之路的艱辛讓公眾揪心，而更讓人揪心的是背后折射出的整個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而這個案件連同之前的上海兩梅（梅吉祥、梅吉楊）殺人案、河南李懷亮殺人案、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一樣，一次次給司法公信帶來災難性影響，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面對冤假錯案給司法公正帶來的沖擊，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首先，必須要正視此階段冤假錯案發生的危害性和客觀情況。一個案件從立案到偵查到起訴最后到審判要經歷不同階段，不同階段也有要遵循的相應的不同程序。而根據我國司法制度的規定和司法實踐的情況，公、檢、法三大機關擔負起了一個案子不同階段的不同責任，而其中無論哪一個環節都對一個案件、幾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而在法律理想層面的公檢法三大機構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構想在中國司法的實踐中并未實現，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所以正視其客觀性是第一位的，即了解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客觀制度缺陷。

第二，正視問題，轉變法治理念。一個國家法治理念的樹立與尚法風氣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雖說法律是“惡之花”，但卻是社會運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規范和準則。而衡量一個國家法制發展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司法理念的貫徹和法律意識在公眾行為與意識中的養成與樹立，這包括憲法權威的樹立和社會法律意識的培養。當然，面對冤假錯案的發生，不僅需要加強對公眾的法制宣傳與教育，更要轉變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的司法觀念。例如，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堅決禁止刑訊逼供;重程序規范，堅持合法合理取證，堅持有罪證據收集與無罪證據收集同時兼顧;重司法規律、科學規律，不一味追求指標數據，等等。

第三，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首先是立法，我們說社會遵循法律的前提必須要求這個法是良法，這就要求從立法上確保我們的制度是遵循公平和正義的，是符合憲法和國情的。然后是程序正當。強調程序的合法正當，是強調重視程序的價值，目的是讓我們的辦案機關、檢查機關和審判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時刻銘記程序法的力量和約束，以形成對其權力使用上的意識制約。不僅如此，程序公正更是一種防范冤假錯案的制度保障，使每一環都合乎程序，合乎正當。另外，公檢法三者的職能及其界定、監督和牽制也需要法律加以規定和確立。

第四，建立和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權保護制度。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保護，包括辯護制度，“疑罪從無”理念以及基本人身權利的保障等等。辯護制度的發揮，主要體現在訴訟階段控方與訴方以及法庭三者的關系上。長久以來的法庭和控方壓制訴方的三角局勢要轉變，變為三者法律主體地位的平等。而盡管我國法律沒有正視將“疑罪從無”納入條文，但其中的思想卻值得我們貫徹落實。即堅持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堅持有罪證據調查與無罪證據調查并重等。關于基本人身權利的保障，也就是在調查過程中最起碼的對人身權利的尊重，即不能采用高姿態地屈打成招和變相的引誘逼供等。

第五，執法機關方面。（1）落實執法終身制規定。（2）建立執法管理長效機制，完善案件監督審理機制及考核制度，強化執法質量考評結果運用，嚴禁使用下達硬性指標完成數。

第六，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現代化社會大背景下，數據網絡龐雜，信息泛濫，利用科技的手段不僅權威可靠，而且能提高效率節約資源。數據庫的建立和使用對于辦案偵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要求加大對基層科技設施配備的投入與比重，全面提升基層公安機關的運用能力。當然，現代化的力量必然應與傳統的手段相結合，社會與歷史相結合，不能完全依賴科技，也不能丟棄傳統偵破手段，而是使其相互配合，兼容并濟。

最后，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利用社會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錯案。“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就強調了群眾的力量。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利用群眾的智慧，接受社會的監督，使公平正義透明親民。在堅持依法獨立公正審判的基礎上，聽取意見和建議，爭取支持。可嘗試結合各方嘗試設立陪審團、旁觀席，也可組織專家學者討論，集中其智慧。做到沈德詠副院長倡導的“積極主動與社會各界攜起手來，共同為守住公正司法底線創造寬松、理性的環境。”

總書記強調，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線，并且引用了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了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頭。因此，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錯案，才能使公平如水，社會穩定。但冤假錯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只能在未來隨法治發展得到很好的防范，畢竟是人在辦案，總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案件，但是我們應當盡力避免冤案的發生，作為執法人員秉公執法，依法辦事，堅持避免冤假錯案的底線，防止它的發生，維護司法的公正。

第五篇：防止冤假錯案材料

轉變執法理念，防止冤假錯案

近段時期，媒體先后曝光的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上海兩梅殺人案以及河南李懷亮殺人案等刑事冤假錯案，給司法公信再次帶來災難性影響。這些案件與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一樣，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這也是省院盧樂云副檢察長撰文《個案辦理中的檢察執法理念——以公訴防止冤假錯案為視角》的緊迫背景。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審判的大門之外，給黨、給人民、給憲法和法律一個交代。

要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必須認真分析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成因，只有準確找出問題所在，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則將勞而無功。那么，當前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何在？我們認為，歸根結底還是理念問題。

一、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而且公檢法辦案人員對存在的問題都很清楚，并由此導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回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準，可以說不 需要業務多么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就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之所以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事后證實，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且許多地方政府會立即對公安進行表彰、授獎，根本不考慮還要經過法院審判、判決。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以及因之而來的刑訊逼供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就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從司法人員的作風、責任心方面總結，不能說沒有一定關系，但核心還是錯誤的司法理念問題。

二、轉變執法理念，防止冤假錯案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癥下藥，切實轉變不合時宜的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關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沒有先進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難以得到有效實施。可以說，理念決定行動，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我院公訴科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積極轉變執法理念，在審查起訴工作中從如下幾個方面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第一，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重要作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辯護律師的基本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這一制度設計，就在于與控訴方形成一種訴訟對抗關系，防止對犯罪的指控成為一種潛在的犯罪認定。我國法律對公訴機關雖然也作出了要重視無罪、罪輕證據的規定，但公訴機關的追訴性質，在本能上肯定是更為關注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為防止一邊倒，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我科充分尊重辯護律師的權利，積極配合辯護律師的工作。我們充分認識到，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在保障人權和實現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律師也是是公訴人的同盟軍，是實現公正審查案件、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對個別律師違規發難、無理“鬧訴”的問題，可采取一事一議、就事論事方式，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進行通報，請他們配合做好工作，而不是將這種情況輕易擴大為 對整個律師群體的偏見，我們充分相信絕大多數律師是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是理性、客觀、公正、中肯的，是檢察院可以依靠而且應當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二，樹立重客觀證據的理念，不輕信口供，堅決杜絕刑訊逼供。目前發現的重大冤錯案件，都與刑訊逼供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虛假口供有直接關聯。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證實自己有罪”，但由于沉默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等制度尚未確立，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仍然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刑訊逼供的情況時有發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供后翻、時供時翻、當庭翻供等情況下，由于無法確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可信度無疑也大打折扣，因此，不能輕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尤其不能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基礎認定案件事實。在實踐中，我們特別注意以下問題：第一，口供的合法性與真實可靠性密切相關，要重視對口供合法性的審查。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以刑訊逼供為由提出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申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公訴人應當認真審查，對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情形的，及時啟動專門的調查程序并依法作出處理。同時，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公訴人如果發現訊問的程序、方式違法，例如未在法定訊問場所訊問、訊問時只有一名偵查人員在場等，也應當對口供持慎重態度。如果對口供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應當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及時排除。如我院在辦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職務侵占罪一案中，因犯罪嫌疑人李某兩次供述的時間相沖突，偵查人員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我院對 李某的兩次供述以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第二，改變“口供中心”的證明理念，不能簡單地用犯罪嫌疑人口供否定物證等客觀性證據。在審查證據時如果發現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公訴人會結合案情和在案相關證據進行綜合分析。如果物證等客觀性證據能夠否定犯罪嫌疑人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或者顯示出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其他可能性，就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曾經認罪而無視上述證據。第三，重視無罪、罪輕辯解和辯護，結合在案證據認真進行審查。只有徹底合理地排除無罪、罪輕的辯解理由，公訴人才會基于在案證據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如果不采納無罪、罪輕辯解和辯護，應當有充分的依據，并在審查報告中說明。如我院在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周暉、孫國鑫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時，周暉對在偵查階段供述同案犯孫國鑫參與3次販賣毒品，審查起訴階段供述孫國鑫只參與2次販賣毒品，理由是“當時在公安機關想早點回家吃飯，所以就多說了一次”。同時，孫國鑫的父親拿著周暉的自書材料找到承辦人，企圖證明其子只參與2次販賣毒品。承辦人通過調查發現，孫國鑫的姐姐與周暉系同學，其姐在得知孫國鑫被刑事立案后，從外地趕回找到周暉，周暉便出具了孫國鑫販賣毒品2次的材料給孫國鑫姐姐。通過審查，承辦人排除了偵查人員有刑訊逼供或誘供行為，同時，周暉辯解的“想早些回家吃飯，所以對同案犯的罪行作了虛假供述”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終我院認定了孫國鑫販賣毒品3次的事實，并在審查報告中予以詳細說明。

第三，樹立重程序規范，堅持合法取證，堅決排除非法證據，不僅收集有罪、罪重的證據，也要注重收集無罪、罪輕的 證據，嚴格證據標準，力爭不枉不縱。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前，很多辦案人員對待當事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往往認認真真走形式，踏踏實實走過場，幾乎不予排除。雖然大家都清楚認識到非法證據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卻嫌麻煩，不太愿意排除。長期以往，這樣的惰性不僅會助長偵查人員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導致冤假錯案發生，也會對司法機關的形象帶來巨大損害。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后，我們認真反思，在工作中樹立切實排除非法證據的新觀念，做到在審查起訴過程中，一旦發現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就要堅決予以排除，不將其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保證所指控犯罪的所有證據都具有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以維護程序的權威性。今年5月14日，我們在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涉嫌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時，承辦人發現本案犯罪嫌疑人劉齊全和吸毒人員胡繼秋、何孝勇、陽群兵的四份尿液檢測報告中檢測人員同時是本案的偵查人員，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而在訊問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時，其稱除自己之外，只有2人吸食了毒品，并稱民警實際對其并未進行尿檢。容留他人吸毒罪必須容留多人或多次才構成本罪，而本案吸毒人員胡繼秋、何孝勇、陽群兵的尿液檢測報告系偵查人員嚴重違反程序取得的證據，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依法排除。本案因排除該重要證據，最后僅以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訴至法院。

公訴部門在案件辦理流程上處于承上啟下的地位，審查偵 查機關移送的證據時，我們是監督者，是裁判者，對偵查機關無法證明其移送的證據來源合法性時，我們應當對這些證據依法予以排除；而一旦我們采用了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并且將其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移送審判機關時，無論這些證據是合法證據還是非法證據，對這些證據的合法性證明責任就轉移到我們身上，如果我們對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審查不嚴格，導致非法證據也經采用而移送審判機關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時，我們當然應當承擔證明證據合法性的責任,此時我們的身份則是證明證據合法性的責任者。在工作中，我們應當意識到自己在防止冤假錯案中的重要地位，與偵查機關、審判機關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錯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發揮好在防范冤假錯案這個系統工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