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幾年的冤假錯案的受害人及原因

最高檢昨日下發《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其中規定，檢察人員承辦的案件發生被告人被宣告無罪，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確認發生冤假錯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傷殘等情形的，一律啟動問責程序。

最高檢新聞發言人肖瑋介紹，在明確各類檢察人員職責權限的基礎上，建立“權責一致”的司法責任體系，構建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認定和追究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核心。

《意見》明確了司法責任的類型和標準，并分別列舉了各類司法責任的具體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責任的情形，增強了司法責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類過錯要承擔司法責任

《意見》根據檢察官主觀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客觀上是否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將司法責任分為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責任、重大過失責任和監督管理責任三類。

《意見》明確了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責任必須追責的11種情形：

包庇、放縱被舉報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無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毀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的；

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以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據的；

違反規定剝奪、限制當事人、證人人身自由的；

違反規定限制訴訟參與人行使訴訟權利，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轄范圍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損毀當事人財物的；

違法違規查封、扣押、凍結、保管、處理涉案財物的；

對已經決定給予刑事賠償的案件拒不賠償或拖延賠償的；

違法違規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違反訴訟程序或司法辦案規定，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的。

中國十大冤假錯案受害人曝光：

1】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奸殺案：1996年4月9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煙廠發生一起強奸殺人案，警方認定18歲的呼格吉勒圖是兇手，僅61天后，法院判決呼格吉勒圖死刑，并于5天后執行。2005年，轟動一時的內蒙古系列強奸殺人案兇手趙志紅落網，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當年這起“4·9”殺人案。今年10月 30日，來自內蒙古政法委、公安廳和高院的消息稱，“4·9”殺人案最快本月啟動重審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縣澳前村17號兩戶居民家中多人出現中毒癥狀，其中兩人經搶救無效死亡。警方經過偵查，很快確定是人為投入氟乙酸鹽鼠藥所致，認為其鄰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訴。后該案歷時8年10次開庭審判，4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出不核準死刑的裁定書，并撤銷原判發回福建省高院重審。2011年9月7日，該案在福州中院再次開庭審理，在沒有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對念斌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據相關人士稱2014年9月份平潭縣公安局已經重新立案，對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許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級法院公開宣判引發廣泛社會關注的“念斌投毒案”，對涉嫌犯投放危險物質罪的上訴人念斌宣告無罪。

3】佘祥林殺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張在玉突然失蹤，久尋不到，張家開始懷疑是被佘祥林所殺，因為張在玉患有精神病。數月后，一村民在村頭發現一具腐尸，張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張在玉。這樣，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殺人疑犯，不久即被京山縣公安機關抓捕。這一年，佘祥林28歲，張在玉31歲，他們的女兒才 6歲。然而，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殺害”達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現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縣法院經重新開庭審理，宣判佘祥林無罪。5月10日，佘祥林向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2005年10月底，佘祥林及其家人，最終累計獲得70余萬元國家賠償。

4】趙作海殺人案：58歲的趙作海，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人。11年前的5月9日，他因涉嫌殺害同村村民趙振晌被當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羈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級法院一審認定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10年4月30日，“被殺害”多年的趙振晌突然出現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節幾乎完全一致，“死人”復活令趙作海得以昭雪。

5】聶樹斌強奸殺人案：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孔寨村附近發生一起強奸殺人案，聶樹斌成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經石家莊和河北省兩級法院審判，被判死刑。1995年4月27日，經河北省高級法院復核(當時最高法院尚未收回死刑復核權)，聶樹斌被執行死刑。那時聶樹斌年僅22歲。十年后，2005 年1月18日，河南省滎陽警方在當地某磚瓦廠內抓獲一名可疑男子。該男子真實姓名叫王書金，河北廣平人。他向警方供述，曾在河北強奸多名婦女，其中四人被殺害。之后，王書金被廣平縣公安局押回河北，到其所交代的作案現場進行指認。其中就有十年前由法院認定被聶樹斌“殺害”的康某遇害的現場。

6】徐計彬強奸案：徐計彬，邯鄲市曲周縣鄉村教師，1991年因強奸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無罪。1990年12月3日，徐計彬的鄰居尚某某報案稱自己在家中被人強奸，公安部門迅速介入展開調查。案發現場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醫鑒定結果顯示，現場精斑化驗血型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計彬乘著全省大接訪的有利時機，又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在律師的建議和幫助下，徐計彬到多家正規醫院重新鑒定了血型，均爆出驚人結果：徐計彬的血型為 “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縣人民法院判決徐計彬無罪。

7】孫萬剛強奸殺人案：孫萬剛，云南巧家農民，在昆明上大學期間因強奸、故意殺人的罪名被判處死緩，8年后被宣判無罪。1996年1月2日晚，22歲的陳興會(當時是云南財貿學院會計專業二年級學生，巧家籍)在巧家縣城郊紅衛山一塊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開頸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孫萬剛因涉嫌強奸、殺害女友陳興會，被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孫及家人此后不斷申訴。2003年8月，該案被定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四大督辦案件之一。2004年 1月15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證據不足”，最終認定孫萬剛無罪。

8】胥敬祥搶劫案：胥敬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閻胥莊農民，因“搶劫、盜竊”蒙冤入獄長達13年，2005年被無罪釋放。1991年春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楊湖口鄉發生了10多起入室搶劫案。當地群眾人心惶惶，也給警方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胥敬祥招供后，轟動中原的這起連環搶劫案終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獄中給審判長寫了一封長達數千言的自訴答辯書，哭訴自己的經歷："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嚴刑拷打下編造的，指紋是被人按著手按上去的。2005年3月15日，被關押13年后，胥敬祥終于走出了監獄。

9】李久明入室殺人案：李久明，二級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1988年調入河北省冀東監獄，1998年起任冀東監獄二支隊政治處主任。2002 年7月12日，因一起入室殺人案受到牽連，后被捕入獄。在審訊過程中，因一些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4年7月，一名搶劫殺人犯在被執行死刑前供認，7·12入室殺人案為自己所為，才使這起案件真相大白。

10】張紹友“奸殺侄女”案：河南張紹友“奸殺侄女”被判死緩，九年后真兇落網獲釋。2002年12月24日，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兇殺案。法庭上，被羈押了近3年的張紹友始終聲稱“絕對不會干出禽獸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認強奸、殺人的口供，張紹友則說自己被刑訊逼供，實在受不了拷打才口頭承認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認定張紹友案在“認定事實上有錯誤”，決定進入再審程序，并終止原生效判決的執行;一周后，一直在監獄服刑、身體飽受摧殘的張紹友被取保候審。

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分析：

冤假錯案中都存在不同程度刑訊逼供問題

關于冤假錯案的成因分析幾乎是一個永無休止的課題。我國冤假錯案形成的高峰時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主要原因是無法無天的去法律化，是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被徹底否定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經過撥亂反正，已經向法治社會邁進，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但是，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冤假錯案。

在法治建設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糾正和防止冤假錯案，應當成為一項更值得重視的課題。在當前形勢下，形成冤假錯案的因素仍然很復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非法取證，權力干預，利益驅動，理念誤區，排斥律師。

一、非法取證

以刑訊逼供和變相刑訊逼供等方式非法獲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證人證言，是形成冤假錯案的直接原因，也是與現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相對抗的一種頑癥。這種頑癥至今沒有消除。無論是近年來相繼發現的冤假錯案還是仍然在不斷生成的新的冤假錯案，絕大部分都形成于刑訊逼供。遏制刑訊逼供之所以難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無計可施，而是決心不強。決心不強的理由無非有兩個：一個是觀念使然，因為有人仍然認為逼出來的口供具有可信性，迷信其效果；另一個則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訊逼供可以達到預先設定的目標。

刑訊逼供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是一種千年頑癥，但是在現代訴訟理念和訴訟制度中已經難以容存。如果直到今天在我國訴訟程序中仍然不能有效遏制刑訊逼供，防止冤假錯案只能流于空談。

2012年刑訴法修正案對刑訊逼供做出了更加嚴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規范本身不夠嚴謹和缺少救濟條款，并未收到明顯效果。排除非法證據程序效果甚微甚至多數情況下流于形式，足以表明刑訊逼供的勢頭還相當嚴重，也足以反映出遏制刑訊逼供措施的不徹底性。遏制刑訊逼供，關鍵在于決心！只要進一步明確立法中的限制條件，真正落實司法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對刑訊行為予以嚴厲制裁，定會收到顯著成效。遏制刑訊逼供與破案率之間會有一定沖突，但權衡利弊，防止冤假錯案顯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

二、權力干預

權力干預司法是司法行政化的體現，也是我國法治環境不完備的突出問題。權力干預司法在我國多年來已經成為一種慣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形成了一種怪圈：人人都在反對權力干預，同時又都在尋求權力干預。這種以權力干預對抗權力干預的現象，客觀上則進一步強化了權力干預的作用，加劇了權力干預的惡果。

權利干預的理由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善意的干預，即領導層處于正義感和責任心而對個案做出的指示。這種干預的動機純屬善意，而且實踐中也確實防止和糾正過一些冤假錯案，發生過積極作用，但同樣也有過導致冤假錯案的消極作用。由于干預背離了程序的正當性，缺乏正當程序的權力干預顯然無法保證公正性。

另一種是惡意的干預，即領導層出于個別人的私利或部分人的私利而干預個案。這種干預直接表現為以權力左右司法，形成冤假錯案具有必然性。

無論是善意干預還是惡意干預，都是對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嚴重破壞，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排除權力干預的唯一途徑，就是從機制設計上真正實現司法獨立！否則，任何對于權力干預的禁令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利益驅動

辦案機關基于利益驅動而破壞公平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錯案，是中國司法實踐中當前存在的一個十分嚴重的特殊問題。這種利益驅動的理由也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

一是辦案機關與利益相關人的權力尋租，在我國法治環境和市場環境都不完備的情況下，有些人因利益糾紛而利用司法機關的權力加害于對方，而司法機關中的個別人則為攫取經濟利益與利益相關人沆瀣一氣，利用公權力達到個人非法目的。這種權力尋租的方式可以發生在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不同階段，但比較集中地發生在偵查階段。雖然多年前公安部就不止一次發布文件，嚴格禁止辦案機關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但此種現象至今仍然屢禁不止，足見問題的嚴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目前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有些做法已經達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二是將部分涉案資金提留作為辦案經費的利益驅動。前些年，由于辦案經費不足的原因，有些辦案機關即從罰沒的涉案資金中提留一部分作為辦案經費使用。這種做法雖然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辦案經費短缺的問題，卻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后果。實踐中，有些辦案機關為了得到涉案資金更趨向于對案件做出有罪結論；也有不同地區的辦案機關為了爭奪涉案資金而不惜越權管轄；還有的辦案機關因在移送案件時截留涉案財物而爭執不休；更有的辦案機關由于在判決生效之前先行處置了涉案財物，而妨礙法院作出無罪判決。將罰沒的涉案財物提留作為辦案經費，雖然并非與用于個人也非出于個人私利，但是，這種對單位形成的利益驅動同樣可以破壞司法公正性。更嚴重的是，這種以公權利益為理由而實施的違法行為，有時候甚至可以更加明目張膽，為所欲為！允許將涉案財物作為辦案經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辦案機關為獲取更多經費而傾向于有罪結論。所以，任何一個法治社會都不能容許將辦案經費與涉案財物混同處理。

因辦案機關利益驅動而妨害司法公正導致冤假錯案，其原因與監督機制有關，更與涉案資金提留的政策有關。這是我國目前所特有的、嚴重的、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理念誤區

在形成冤假錯按的原因中，除了立法和司法體制上存在的一些問題之外，一些刑事訴訟理念上的認識誤區，更值得引起重視。迄今為止，我們在一些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上還存有爭議和誤區，這種現狀已經嚴重束縛了我們的思想，甚至已經成為妨礙推進司法改革的羈絆。

例如，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法律真實、保障人權，這些重要原則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理念，也是構建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結構的前提和基礎。但是，直到今天，這些原則在我國仍然沒有得到充分貫徹，而且在認識上還有很多分歧和誤區。遺憾的是，這個問題直到今天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我們曾經以事實求是為目標來否定無罪推定原則，理由是既不要無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而只堅持實事求是。直到今天，雖然已經在刑事訴訟立法中認可了無罪推定原則，但仍然未能將這個原則堂堂正正地規定在刑訴法條文之中，足見其對這個原則的認可度還不夠明確。

直到今天仍堅持宣揚一個理想化的口號是“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但是，卻并沒有深刻地研究過，這種不枉不縱論的主張除了可以表達一種理想境界之外，在實踐中卻是一個邏輯沖突的命題。因為，當具體案件因證據不足而面臨“寧可錯放”和“寧可錯判”的沖突時，只能是要么選擇疑罪從無，要么選擇疑罪從有，而并無中間道路可走。

以“實事求是論”去否定無罪推定和以“不枉不縱論”去否定疑罪從無，都是以一種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去否定作為方法論的具體原則。這種認識的結果，不僅模糊了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而且導致了價值選擇的主觀隨意性。因為在標準不明確的情況下，話語權則成為得出結論的決定因素。所以，一些有爭議的案件，在權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多年來，在刑事證據標準問題上，客觀真實論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雖然經過多年討論，如今法律真實論已經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得到認同。但令人遺憾和擔憂的是，客觀真實論并未因此而退出舞臺，卻出現了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并重的認識。毋庸諱言，“并重說”又是一種理想狀態，形式上全面、周延、無可挑剔。但是，“并重說”同樣也存在一種邏輯沖突。因為，當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兩種標準發生沖突而難以并重時，就必須在兩難之中做出一種選擇。而面對“并重說”的雙重標準，或者會使當事者無所適從，或者又會導致以話語權為中心的主觀隨意性。

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觀點，也同樣體現了十分明顯的邏輯沖突。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將打擊犯罪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主要目標，在2012年出臺的刑訴法修正案中終于寫入了保障人權的內容，體現了刑事訴訟理念的進步。然而，卻又將保障人權定位到與打擊犯罪并重的地位。這種認識實際上是回避了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兩種價值目標內在沖突的自欺欺人。因為，這兩種目標有時候是無法并存的。或者，強調以確保打擊犯罪為前提，兼顧保障人權；或者，強調以切實保障人權為前提，兼顧打擊犯罪。無視或者回避這種沖突的結果，只能導致人們在對訴訟價值觀問題上的忽左忽右或者無所適從。

以“事實求是論”否定無罪推定原則，以“不枉不縱論”否定疑罪從無原則，以及“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并重論”和“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論”，不僅暴露出其認識自身的邏輯沖突，而且還反映出證據標準和訴訟理念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這些理念上的誤區，使人們難以擺脫有罪推定，疑罪從有，客觀真實論和重打擊而輕人權的滯后觀念。而這些滯后觀念則是鑄成冤假錯案和阻礙糾錯的深層原因。

五、排斥律師

在陸續發現的冤假錯案中，絕大部分都是武斷粗暴排斥律師辯護意見，這一事實充分反映出律師辯護對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律師辯護是實現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但是至今為止，中國律師仍然沒有在主流社會爭得一席之地，被貶低為社會的異己力量，排斥于法律職業共同體之外，甚至形成公、檢、法三家三位一體與律師對抗的態勢。這種現狀，無疑是冤假錯案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私權利的代言人，律師是唯一可以適用法律手段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專業法律人士，律師以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宗旨，所追求的結果是法律的公正性。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案件中，法律的天平就會因為控辯失衡而發生傾斜。一個沒有律師的法治結構是殘缺的，一個排斥律師的法治環境是扭曲的，而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不可能是排斥律師的。可以說，排斥律師對于鑄成冤假錯案來說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至今為止，律師參加刑事訴訟活動的空間仍然受到限制，律師辯護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這種現狀不僅與對律師的輕視有關，而且也與訴訟理念的誤區有關。因此，要重視律師就必須更新訴訟理念，必須把律師視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部分，把律師視為維護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積極力量。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只有當任何一個法官為了公正審理案件都離不開律師，在聽不到律師的意見就感到難以作出判斷時，才表明法官真正有了兼聽則明的需求。這時候，律師的作用才會真正受到重視！相反，只希望聽一面之詞的法官和沒有中正性的法官一定是排斥律師的。

形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有很多，以上五種相對突出。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是，分析原因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消除這些原因，更困難的是如何才能排除形成這些原因的深層阻力！■

第二篇：刑事冤假錯案的原因分析

刑事冤假錯案的原因分析

摘要：由于主觀或客觀的原因，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但是近幾年來，我國在大力主張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的的情況之下，冤假錯案仍一再發生，這就不得不讓我們反思。這里通過結合一些近年來為人們所熟知的案例，從幾個角度分析討論，闡明導致刑事冤假錯案產生的幾個重要原因。

關鍵詞：疑罪從無;刑訊逼供；惟口供;律師辯護

這里所討論的冤假錯案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發生了犯罪事實，但是由于公安檢查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或者嚴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調查收集證據，抑或其他違法的方法，結果使無辜的人被錯誤的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即刑事冤假錯案。

縱觀諸多冤假錯案的產生原因，總能找到許多共同點，總結有主要如下幾點：

一，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現象仍占主導，司法實踐中還沒有根本貫徹落實“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即使現在相關立法已經確立了這一原則。這一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辦案人員受到上級機關、領導和社會輿論的壓力，追求辦案效率。雖然我們可以從先哲貝卡利亞那里得知，刑罰與犯罪的時間間隔越短，那么刑罰預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顯，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個案件的偵破都具有其規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觀規律，破案有獎，無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積案必罰的指令，則不應該出現，破案也需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否則會給辦案人員帶來巨大的壓力，以致為了不受罰而隨便結案，這樣就會造成冤假錯案，甚至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托詞或便利。試想，當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無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獄甚至被處以死刑時，這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司法的權威還能存在多久？我們不能為了效率而喪失了對公正的追求。當這兩者出現矛盾的時候必須在確保公正前提下去講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的疑罪從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響著辦案，司法實踐中的這一做法不僅違背了我國刑法確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還導致了冤假錯案的頻發。

二，每個冤假錯案的造成基本上與刑訊逼供有關。我們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聶樹斌案等等都是刑訊逼供造成的，法律對刑訊逼供是禁止的，為什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這種侵犯人權的證據調查方式仍然愛不釋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還做出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和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凡經查證屬實屬于用刑訊逼供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的根據。”這些立法上的規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刑事逼供，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僅有這些規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我國的公安機關等辦案機關的權力是很大的，這也就增加了辦案過程中權力濫用的幾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權力，導致無辜的人受到牽連。而同時，我國的檢查機關等監督機關的監督權并未能充分行使，難以發揮起應有的作用，這些，都促長了刑訊逼供現象的屢禁不止，導致冤假錯案頻發。

三，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著“惟口供”的思想，對于案件的實際調查與研究不夠重視。在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國立法上已經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趨勢充分，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是，這并沒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機關依舊片面追求口供，依照口供辦案，忽視實際調查研究。很多冤假錯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趙作海案件，均是因為司法機關對案件的理所當然的態度，在調查的過程中，忽視了客觀證據的收集與求證。特別是在當時已經可以進行DNA鑒定的情況下，如果說是考慮到鑒定費用的問題，那相信大家也會和我一樣無話可說，只是想請問一下，難道說一個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還抵不過驗一次DNA的費用的價值嗎？

四，在案件中不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我們都明白，如果律師的辯護職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可以減少很多冤假錯案。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律師的一些合理、合法請求及建議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信任和采納。如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甚至漠視律師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師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五，司法機關的隊伍整體素質低下，敷衍塞責，違反職業法定要求的不積極作為或不作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來說，如果有關機關能夠認真審查，尋找線索，早點發現他的妻子還存活于世，那么，佘祥林也就不會無辜在監獄里待了十多年。畢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時有去過婚姻登記所使用身份證登記，生小孩時也需要通過戶口，身份證的審查。可惜，相關部門并未發現這一大漏洞，可見，我國的諸多部門大概都抱著漫不經心的態度在工作，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責任。

另外，權力機關干涉，司法機關喪失獨立辦案權也是原因之一。總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許多是我們還沒察覺的，這就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后解決問題，讓冤假錯案率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 《法學家茶座》(第6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12年3月14日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

第三篇：冤假錯案產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冤假錯案產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來冤假錯案的發生逐漸呈上身趨勢，先后曝光冤假錯案層出不窮，這些冤假錯案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就其發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過對制度的探討來分析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進而對冤假錯案的防范給與借鑒意義。

關鍵詞：冤假錯案；訴訟內機制；印證證明

近年來冤假錯案層出不窮，究其發生，總歸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錯案的發生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訴訟領域內的問題。

首先，司法人員觀念滯后，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的思想長期存在。在沒有干預，沒有逼供的情況下，司法人員以疑罪從有、從輕的態度來處理案件。司法實踐中，對于一些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由于擔憂遵循“疑罪從無”的原則會放縱罪犯，受到社會公眾質疑，受到領導批評，法官即使認為案件證據明顯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也往往不敢堅持疑罪從無原則，而是習慣于疑罪從輕，或發回重審，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決。

其次，從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辦案機制反思冤假錯案的產生。《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結合眾多已經發生的冤假錯案，可以發現，大多數冤假錯案的發生都與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有著密切關系，若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已經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刑訊逼供，則后續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糾正這些違法偵查手段。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對于以刑訊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從人民檢察院的法律地位來說，人民檢察院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承擔著對偵查、審判和執行的監督職能，《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對刑訊逼供的發生，人民檢察院本應發揮法律監督者的作用，對此及時糾正，扼殺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同時，人民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承擔著審判職能，《刑事訴訟法》也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以刑訊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應該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同時在具體的法律規范中明確了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職責，來保障三機關配合制約原則的實現，抑制冤假錯案的產生。

然而，在實踐中，公檢法三機關對此原則的貫徹落實確有偏差，三機關更加注重相互配合架空了相互制約，偵查機關處于打擊犯罪的最前沿的位置，公訴機關則處于傳遞接力棒的地位，人們形象地把三機關之間的關系喻為“做飯、端飯與吃飯”，通常是偵查機關“做什么飯”，公訴機關就“端什么飯”，審判機關也就“吃什么飯”。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的公檢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屬于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多數時候是由“做飯的說了算”。在三機關接力賽跑、合力打擊犯罪的訴訟模式下，原本應當承擔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院和作為公平審判者的法院，也染上了較強的追訴色彩，三機關之間的同質性高、角色混淆，訴訟監督、制約機制全面失靈。

除此之外，我國的證據審查也存在頗多問題。我國實行的是證據裁判，定罪量刑的標準要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因此證據審查判斷機制嚴格關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我國實行的是印證證明模式。印證就是將訴訟的各種證據對照比較審查，確定各項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我國印證證明模式的形成具有諸多原因：

第一，印證證明模式仍然屬于自由心證體系的內容，但由于我國對直接言詞原則的不徹底貫徹，我國的證據出示呈現書面化的形式，在我國特有的案件審批制度下，存在著“審判分離”“審而不判”的現象，因此案件審理注重證據間的相互印證。

第二，我國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二審和再審法院的審查范圍是對事實和法律的全面審查，但二審和再審多為書面，法律僅規定了部分案件必須開庭審理，在書面審查的環境下，法院審查的依據就在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

鑒于上述印證證明模式的成因，我國的印證證明模式也存在缺陷：

第一，印證機制僵化。刑事印證證明模式屬于自由心證體系，在自由心證體系下，對證據更加注重對證據質量的要求，對證據的審查只要達到內心確信或者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即使孤證也能定案。然而根據我國的印證證明模式，孤證不能定案。這也就是“中國式印證證明模式”的特點。對證據數量性的要求過多而忽略了證據的質量，這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之一。

第二，對印證證明規則的狹隘理解。在我國“孤證不能定案”實際上是對印證證明規則的狹隘理解。在“中國式印證證明模式”的影響下，多數人對刑訴法53條有一種錯誤認識。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也即證據之間要相互印證，證據之間形成完整閉合的證據鎖鏈，所有證據共同指向的結論具有唯一性。在這種刑事證明標準之下，單一證據是不能定案的，也即“孤證不能定案”。因此，對于刑訴法第53條的理解就是只有口供不定案，只有口供，就必須以其他證據進行補強證明。但實際上，口供補強這一規則的適用環境是僅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就對其定罪。但定罪和定事實是有差別的。在以犯罪嫌疑人口供而認定事實時，口供補強規則就不適用了。

第三，對口供的極其依賴，誘發口供中心主義。在刑事司法實踐中，關鍵性的印證證據往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這種對口供的嚴重依賴極容易誘發口供中心主義，在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能出現。

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通過初步的偵查之后會獲得一些證據，然后希望從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獲取更多的線索來印證已經收集的證據。為了獲得口供，偵查人員就可能采取違法偵查手段甚至刑訊逼供。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也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如果人民檢察院審查之后認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前后相互印證，且口供與其他證據也相互印證，即可以提起公訴。審查起訴階段這種以口供為中心的審查方式，容易使審查起訴部門忽略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也不利于實現偵查監督。在審判階段，法庭調查的第一步驟也是訊問被告人，然后出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如果在法庭調查階段被告人認罪，那么隨后的法庭調查就圍繞被告人的犯罪情節、犯罪性質等量刑情節展開。因此，在法庭調查階段，被告人供述也處在證據鏈條的核心地位，在這種環境下，獲取口供的強烈愿望可能嚴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迫使被告人自證其罪。

綜合全文，我國在防范冤假錯案產生的道路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改變司法工作人員的錯誤思想，重新定位公檢法三機關的關系，完善證據審查制度。從制度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 董坤：《偵查行為視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 [法]勒內.弗洛里奧.錯案[M].趙淑美，張洪竹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3] 周永坤：《錯案追究制與法治國家建設―一個法社會學的思考》，載《法學》1997年第9期。

第四篇：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

談談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信息化，經濟技術不斷發展，社會出現的犯罪現象不斷發生。刑事冤假錯案頻繁發生，在國內發生的許多冤假錯案頻被媒體報道，諸如陳滿、佘祥林、趙作海、等等這些涉事主體的名字被人們所熟知，然而，他們 背后的案情總是會發人深省。嚴重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冤假錯案之所以能夠引起全社會的嘩然，在于其嚴重的危害性，冤假錯案首當其沖是對當事人人權的嚴重侵犯，再著，其對司法公信力有著致命性的打擊力。總書記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堅守防止冤假錯案的底線”。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下發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下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這都充分顯示出中央及我國司法系統盡最大努力減少冤假錯案的決心 我認為形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主觀層面原因

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我國刑法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但深受傳統思想“如實招來實”、“抗拒從嚴”、“有罪推定”的影響，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仍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當時看起來似乎都是鐵證如山，而直到發現真兇或受害人突然現身時才會引起辦案人員的重視，如此重大的驚天冤案方可重見天日。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明顯存在重大疑點，并且公檢法相關辦案人員對既存的問題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檢察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嚴格根據證據標準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專業業務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然而，正是由于檢察機關如此的“法律監督”，冤假錯案最終還是沒能防范、杜絕，眾多案件還是被事實評判為冤案，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很顯然，“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刑事執法觀念特別是錯誤的執法理念已深深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是諸多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原因。

2.對公安機關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形成的案件，審查

把關不嚴是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之一

現行《刑事訴訟法》既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也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兩者的規定不明確導致了偵查階段公安機關仍然重口供、輕證據，刑訊逼供現象也就屢禁不止。刑訊逼供便成為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但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對防范冤假錯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為第一道監督防線的偵查監督部門對公安機關違法取證和刑訊逼供的案件不嚴格審查把關，冤假錯案的發生似乎難以避免。

依據《刑訴法》第七條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由此形成了刑事訴訟的立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與執行的模式，人們形象地把三機關之間的關系喻為“做飯、端飯與吃飯”，即偵查機關“做什么飯”，公訴機關就“端什么飯”，審判機關也就“吃什么飯”的司法歷程。案件的處理多是“做飯的說了算”，也正是源于此，偵查階段的刑訊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待固定、收集的證據還沒有固定、收集。經過公安、檢察和審判階段的幾經反復后，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久而久之，此種重口供、輕證據以及刑訊逼供的觀念或行為已然束縛著辦案人員的法律思維，而后隨著“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釀成冤假錯案。換言之，盡管公安機關的偵查取證工作直接決定了“證據”的成色和案件的進展，非法取證和刑訊逼供行為造就了冤假錯案的發生，但檢察機關作為偵查監督的重要環節，如果盡到審查把關職責，遵循司法公正準則，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權力的影響，冤假錯案將大為減少。反之，若檢察機關不能嚴格審查把關，沒有盡到檢察機關應盡的監督職責，冤假錯案亦就難以減少乃至消除。

(二)客觀層面原因

1.非法證據難以排除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證據的出現將制約司法公正的實現，阻礙“法治夢”的實現。非法證據主要是指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訴證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竭力確立和實踐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裁非法取證行為以保障司法正義。我國現行法律做出規定，刑訊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但由于證明證據不合法的責任通常被強加

在辯方身上，因而訴訟中缺乏一種足以排除這些非法證據的有效機制。

近年來，檢察系統普遍實行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機關也對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類似的嘗試，這不失為司法的一大進步，對冤假錯案的減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地方的“偵查人員依法將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錄像’的‘調查’期間，以致偵查人員于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期間制作的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像’的制度形同虛設，喪失了其監督偵查人員審訊活動合法性的功能。”{3}特別是對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詞證據的證明，除非因偵查人員刑訊造成了被刑訊人死亡、傷殘等嚴重后果，或因偵破其他案件而抓獲真兇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則即使承辦案件的檢察人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懷疑該口供系偵查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所得，亦無法以確鑿的證據證實該口供屬非法證據并予以排除。

2.社會環境對刑事檢察活動的不當影響

毋庸置疑，針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社會各方面必將對其予以高度關注與重視。檢察機關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訴，常常不能僅僅依靠法律的規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審視社會各界的意見及評價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評判。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甚至有些錯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

第一，地方黨政權力部門的影響。盡管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受現行體制的影響，檢察機關并不能始終堅持“只服從法律”。實踐中，冤假錯案除了檢察環節上辦案人員的失誤所致外，地方黨政部門形成的事實壓力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黨政權力部門對于某些案件的過問、協調或提出某種要求，尤其是當公、檢、法三機關在案件事實認定和定性上發生重大分歧時，辦案機關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黨政領導部門出面進行協調。對于檢察機關而言，這種權力介入兼有積極、消極兩種意義，有可能防止冤假錯案在檢察環節的發生和發展，但也極有可能釀成冤假錯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眾形成的壓力。被害人作為訴訟當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作用是相當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責任首先取決于檢察機關。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是檢察機關的職責，被害人提出的正當訴求檢察機關應當予以支持和滿足。但是，當案情復雜或發生重大變化時，受情

緒支配的受害人可能會采取種種方式乃至極端手段給檢察機關施加壓力，要求檢察機關對依法不應當批捕或不應當起訴的案件進行立案偵查、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鑒于此種情形，特別是當公眾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時，檢察機關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被害人和公眾的訴求常與社會大局的穩定相關聯，檢察機關在決策時應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確實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處理好壓力事宜，真正實現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的法律要義。

第三，“未審先判”的媒體輿論壓力。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一些媒體基于收視率、成本低和無風險的考慮，對未決案件進行大肆報道，使人們誤以為警方鎖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兇，帶有“未審先判”的主觀臆斷。“未審先判”的報道確實可以讓公眾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來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發生，在某些環節上容易給檢察機關形成壓力，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比如當媒體對案件事實和情節作了較多的渲染性報道，已經扇起民眾的某種情緒，而檢察機關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立案、批捕或起訴缺乏充分的條件或理由，此時媒體的報道和評論給檢察機關造成了壓力和被動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檢察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決定。正如丹寧勛爵所言，“法律是明確的，當訴訟案還未了結而法庭正在積極審理的時候，任何人不得對案件加以評論，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會給審案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如影響法官，影響陪審員或影響證人，甚至會使普通人對參加訴訟一方產生偏見。我們決不允許法院以外的‘報紙審訊’、‘電訊審訊’或任何其他宣傳工具的審訊。”{4}

(三)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得不到合理采納

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刑事訴訟結構呈現出控方實力強大，缺乏制約，辯方職能弱化的情況，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對于某些熱點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在社會公眾、被害人家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多重壓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點的情況下，即便律師提出合理質疑，也很難以下定決心作出正確的處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辯護律師不敢直面對抗公訴方，懼怕檢察機關的威嚴及威懾，這無疑則弱了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顧近期的幾起重大冤假錯案，律師辯護最大問題并不在于律師不能提出正確的意見，而在于律師提出的正確的辯護意見“曲高和寡”，沒人理，得不到采納。{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師

的辯護意見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之所在，而事后證明這些意見都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但都沒有被采用。況且在司法實踐中，律師“會見難”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面對刑訊逼供，律師無能為力，也不敢調查取證。其原因在于取得無罪證據就是對偵查工作的否定，律師隨時有涉嫌偽造證據罪而至牢獄之災的可能。換言之，律師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代為申訴控告權等基本權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辯護律師的偵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錯案。

（四）案件處理過程的復雜性導致冤假錯案

首先，一般情況下，在絕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為發生后才有的偵查行為，司法人員沒有親身經歷犯罪的整個過程，為了“還原”整個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他們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證據。而這個“還原”犯罪過程查明犯罪事實的過程是由結果到原因的摯果溯因的過程，有人將這個過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實的過程有點像考古，諸如氣候、環境等自然條件，完善偵查設備技術水平等客觀條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證人的表達能力、司法人員的能力素質能主觀條件的制約。而整個過程中，這些制約案件偵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現并有效地干擾了案件事實的查明，極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的產生。其次，公檢法部門之間的監督制約失效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在一些地區，公檢法三機關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監督制約不足，導致案件在起訴、審理判決的過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問題的。還有的地方政法機關之間常常協調定案，對有些證據不足或證據瑕疵的案件，經有關方面協調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經有關部門協調后，雖然幾級法檢機關都認為證據有問題，但最終都未能依法辦理。

（五）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執法辦案人員的思維固化導致冤假錯案

一直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很多冤假錯案都是辦案人員甚至是領導干部的主觀原因導致的。個別執法辦案人員秉持打擊違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觀念，而忽視了對人權的保障，這樣的觀念往往會使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還有的辦案人員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卻忽視了其他證據，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對關鍵物證不鑒定，中由于草率而產生錯誤。還有的辦案人員忽視犯罪嫌疑人、律師等辯解意見，冤假錯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會進行辯解，甚至能提出各種反證證明不具備作案時間、作案條件等，有的甚至還指名了真兇并提供了有效偵查的線索，但由于辦案人員的思想固化，簡單地認為

這是當事人“不老實”的表現，是在“狡辯”。辯護律師也通常都會對事實、證據等提出異議并且絕大多數都是作無罪辯護，但辦案人員未能予以重視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外，有的部門將破案率機械地納入考核，甚至會提出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等機械硬性考核指標，不可否認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對案件的處理會有積極作用，但是過于機械和激進的做法，往往會對案件質量造成消極影響，也會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伏筆。如在實踐中，為了快速“破案”，曾經出現過不重視相反證據甚至是故意隱匿相反證據的案例，更有甚者為了完成辦案任務或立功，辦案人員故意設計、制造假案。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也呈現出高發的態勢，我國很多政法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異常突出，辦案人員常常高負荷工作，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思想固化疲于應付的精神狀態，最直接的就會拉低辦案的質量，從而也為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

綜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覺得防范冤假錯案的對策和建議有以下幾種：

（一）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從司法觀念的轉變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還是人，司法人員的主觀方面的錯誤大部分情況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盡力減少冤假錯案光從制度上下手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是樹立現代司法的新觀念，諸如從傳統的“重實體”轉變為“實體與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從輕”的處理方式轉變為“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等等。在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環境下，基于多種原因，“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無罪推定”的法治觀念尚未得到有效樹立，很大程度上為冤假錯案的發生的埋下了較大的隱患，而這種隱患殊不知就會變成現實。因此，司法辦案人員應當強化防范冤假錯案的意識，并注意思想觀念的轉變，并時刻保持頭腦的清醒，從主觀層面上來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要始終秉持懲治犯罪的同時要注重保障人權，注意實體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證據也要堅決依法排除非法證據等法治理念與司法意識。

（二）防范冤假錯案應始終秉持司法公正

總書記對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則是“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時也指出，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機關和團體的制約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干擾，如果這些干擾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會使冤假錯案的產生埋下隱患，甚至直接導致冤假錯案“應運而生”。在案件的處理上，必須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絕不逾越法律的底線。

（三）防范冤假錯案必須恪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決定大多數情況下，導致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刑訊逼供，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杜絕刑訊逼供的“良方”之一。縱觀在我國有著較大影響的那些冤假錯案，可以說每一樁背后都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在作祟的情況。防范冤假錯案，在處理案件的時候除了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之外，非法證據規則堅守更顯得舉足輕重，這就要求司法辦案人員堅決杜絕和遠離刑訊逼供、違法取證的行徑，絕對地制止濫用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權利等違法行為。同時，有必要落實刑訊逼供的問責制，從根源上防范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出現，從而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防范冤假錯案應當有效發揮制約監督作用

在注重公檢法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各個機關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作用。比如，檢察機關注重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監督，時刻要樹立起監督警戒，防范并及時發現、糾正偵查機關的違法偵查行為，從冤假錯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與后續發展。具體說來，偵查機關應該注重無罪證據的收集，堅決抵制有罪推定的錯誤觀念的滋生，杜絕隱匿證據、偽造證據行為的發生，監督機關要盡最大努力及時發現并糾正偵查行為中的違法情形，從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防范冤假錯案必須保障當事人和律師辯護的權利

在案件處理的全過程中，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辯護的權利，重視他們辯解的內容。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提出的偵查活動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嚴格處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對于任何可疑點都要嚴查予以最終確認。對于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要堅決依法予以排除，對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脅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經審查確認的，必須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此外，要切實依法保障律師的各種相關權利，在司法訴訟過程中，對于律師的辯護意見

要充分重視，要切實保障辯護律師、其他辯護人對案件處理應有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利，充分保障和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六）提高辦案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錯案的產生的原因有客觀方面也有主觀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個別司法辦案人員能力素質不達標導致的。據此，防范冤假錯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辦案人員的能力素質，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闡述的轉變執法觀念非常重要之外，還有辦案業務素質、辦案良好作風的塑造等等。加強辦案人員業務素質能力的培養，加強對新修訂的各項法律法規的學習，不斷提高司法辦案人員偵查取證、審查判斷證據、適用法律政策和發現糾正錯誤等能力。針對許多地方案多人少，辦案壓力大的問題，有關部門應該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辦案一線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夠得到緩解，并采取相應的激勵措施，使業務骨干能夠穩定在基層、穩定在執法辦案一線，從而為防止冤假錯案提供堅實的人才隊伍保障。

第五篇：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如何避免冤假錯案

偵查國保一班 石海波 200920310039 從古至今，冤假錯案像幽靈一樣動搖著司法的權威，增加人們對司法之不信任，也許冤假錯案不可避免，但是刑事司法應該盡最大的努力減少冤假錯案。在刑事訴訟中，冤假錯案對被告人造成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產生的負面效應都是不可回復的，更嚴重的是人們將喪失對司法的信任，司法的權威蕩然無存，良好的社會秩序根本無法保障。在崇尚法治以及人權保障的現代社會，如何最大限度的減少冤假錯案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才是當務之急。我國冤假錯案的原因（參考網上相關資料）： 第一：偏聽偏信，輕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為主,執法觀念陳舊，缺乏疑罪從無理念，實行有罪推定； 第三：現場勘察不細致，調查訪問不深入，證據材料失實； 第四：辦案人員素質偏低，責任心不強； 第五：刑訊逼供，引供誘供； 第六：采用證明力薄弱的證據； 第七：迷信所謂的科學證據如測謊結論；

第八：用違法的方法調查收集證據和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第九：律師的辯護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權力機關干涉，司法獨立沒有得到貫徹落實；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如沒有賦予被告人的沉默權等； 第十二：輕信口供，沒有賦予被告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 第十三：偵查權的強大與檢察機關在實踐中監督權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獎，積案受罰，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下具體就第九條原因（律師的辯護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進行完善。

（一）當務之急是確保律師合理的辯護意見能夠得到采納。

1、應借鑒國外的陪審團制度，讓陪審團來對“有罪”或“無罪”作出決定。陪審團制度的最大優點在于其可以幫助法院減壓，死刑案件是重大案件，法院作出判決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于社會、來自于公眾，來自于被害人家屬，也來自于公安、檢察等兄弟辦案單位，在巨大的壓力下，即使明知案件存在疑點，即使律師提出合理質疑，也很難下決心作出無罪判決。實行陪審團制度，由來自社會各界的陪審員作出“有罪”或“無罪”的決定，其最大的好處就是法官個人或法院無需承擔來自社會的各種壓力，而是將這種來自于社會的壓力轉移至社會；而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偵察部門、控訴方、辯護方等在內的訴訟各方以及社會、公眾對由社會公眾所組成的陪審團作出的決定也將具有更大的包容心。此外，陪審團不是專家，也不了解案情，不存在先入為主，需要控辯雙方動用各種證據來說服其接受自已的觀點，審判的對抗性才會更強，證據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說明，證據中的瑕疵才更容易放大，律師的辯護效果才會最大化。因此，借鑒國外的陪審團制度是推動辯護制度發展的一劑良方。

2、將公檢法三機關流水作業的線性結構改變成控辯審三角結構。將辯方變成控方的強壯對手，而不是一個擺設或陪襯。以充分發揮其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功能。這里涉及到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讓辯護律師有能力保障委托人的各項訴訟權利不受非法侵犯，如律師要有足夠的能力預防、發現、制止刑訊逼供等妨礙訴訟的侵權行為。其二是有能力發現案件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律師的會見權、調查權等各項權利的保障，要讓律師在行使這些權利時更加方便，更加安全，完全根據案情需要，不受干擾，不受威脅。其三是讓律師的聲音再大一點，再強一點，能夠把發現的問題傳遞出去，而不是向現在一樣可聽可不聽。

（二）樹立法律的權威，深刻認識律師辯護的重要價值，切實維護律師的基本權利。

1、深刻認識律師辯護的重要價值。一個冤案的發生足以動搖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一個個冤案的發生則足以摧毀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并進而影響到對法律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律師辯護的最大價值就是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保證法律公平公正地實施。律師辯護的背后體現著深刻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實現和諧社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們不敢想象如果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中沒有律師辯護，沒有律師提出正確的辯護觀點，沒有律師的據理力爭，據理力辯，后果會是什么？也許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均已成為永遠的遺憾。

2、保障律師權利要有方法。會見權的問題要解決并沒有那么難，只要把看管犯罪嫌疑人的職責從公安機關移交到司法機關即可，司法機關置身事外，公平對待參與刑事訴訟的各方；此舉不僅可以解決會見權的問題，同時還可以解決刑訊逼供的問題，可謂一舉數得。此外，對于刑事訴訟中是否存在偽證或唆使證人作偽證的調查應由控辯雙方之外的第三方來進行，這樣才能防止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借偽證罪對辯護律師進行打擊報復或自以為是地錯誤追究所謂“作假證”的證人的法律責任。

（三）科學設計刑事訴訟制度

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適當分離。如前所述，律師作無罪辯護時，是不可能同時做罪輕辯護的，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況下，這對于保障被告人獲得充分的辯護顯然是不利的，為此，建議在一審程序中，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辯護律師如作無罪辯護，可以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適當分離，先由法庭作出有罪認定，此后再進行第二輪辯護，此時，辯護律師可就量刑問題進一步發表自己的辯護意見，以保障律師全面闡述辯護意見，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

充分發揮律師辯護的重要作用，對于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確保死刑適用的公正性、準確性，強化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對法律的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冤假錯案的產生不是單個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原因結合在一起綜合作用的產物；不是單個的失誤而是一連串的失誤。要解決冤假錯案，必須充分完善現有的制度和改良現有的制度并真真實實的貫徹。對于刑事訴訟必須慎之又慎，它關系到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關系到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平衡，對社會的影響也巨大。我們必須嚴格貫徹無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必須確保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必須確保程序正義，保障律師的辯護權得到充分的發揮，禁止刑訊逼供和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須嚴格責任追究制度，盡量的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把冤假錯案歸結為某個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失偏頗的，想盡量減少，必須有勇氣和魄力修改和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只有設計良好的制度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