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錯案

最高法：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錯案

中新社北京5月6日電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6日在《人民法院報》發表題為《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的署名文章。文章稱，思想上要進一步強化防范冤假錯案的意識，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

文章稱，一段時期以來，相繼出現的刑事冤假錯案給人民法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不妥為應對，將嚴重制約刑事審判工作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下決心的時候，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審判的大門之外。

文章分析，現實情況是，受訴法院面臨一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存在合理懷疑、內心不確信的案件，特別是對存在非法證據的案件，法院在放與不放、判與不判、輕判與重判的問題上往往面臨巨大的壓力。應當說，現在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否則人頭早已落地。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壓力，法院對這類案件能夠堅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已屬不易。

文章同時指出，應當清醒認識到，法院雖在防止錯殺上是有功的，但客觀而言在錯判上又是有過的，畢竟這種留有余地的判決，不僅嚴重違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則，而且經不起事實與法律的檢驗，最終將會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動的地位。冤假錯案一旦坐實，法院幾乎面臨千夫所指，此時任何的解釋和說明都是蒼白無力、無濟于事的。

文章強調，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錯案，現在制度規定應當說比較完善了，關鍵看我們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堅持原則。同時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法院和法官真正的護身符、保護神。

文章指出，充分爭取社會各界支持共同防范冤假錯案，及時把真相告訴老百姓。消除疑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刑事審判要適應時代要求，注重司法全過程的公開，只要不涉及國家秘密、審判秘密、個人隱私以及重大商業秘密，就應當及時主動公布真相，讓人民群眾用心中的那桿秤去衡量和評判。

文章稱，充分依靠黨的領導切實做好防范冤假錯案的工作。對公檢法三機關而言，加強配合是必要的，這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發揮制度優勢提高刑事訴訟的整體質量和水平，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加強互相制約，任何形式的聯合辦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錯案的禍根，必須要堅決摒棄，任何程度的遷就、照顧都有可能釀成大錯，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必須堅決杜絕。(完)

第二篇：2013中國司法記憶之二：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錯案

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錯案

（2014-01-04）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聲音

□ 漫畫/高 岳

回顧一年來那些被輿論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錯案,蘊含著制度理性和程序正義的閃爍光輝,重新燃起人們對司法公正的延綿期許

□傅達林劉茹意

在一國的司法體制當中,司法機關對待冤假錯案的態度可被視作一張法治的“試紙”,從中能夠檢測出一個時期的司法文明和法治發展水平。在經歷過“亡者歸來”、“真兇落網”等離奇錯案的尷尬之后,進入2013年中國司法機關勇敢走出了這一困局。回顧一年來那些被輿論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錯案,蘊含著制度理性和程序正義的閃爍光輝,重新燃起人們對司法公正的延綿期許。

平冤行動史無前例

3月26日,法學科班出身的周強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僅11天,浙江省高院經過再審,宣布因涉嫌2003年一起奸殺案被羈押近十年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罪。此后,一股強勁的糾正冤假錯案的風暴席卷全國,這被輿論解讀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周氏路徑”,也被視為中國司法轉向的開始。

4月25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羈押了12年的李懷亮,在平頂山中級人民法院被宣告無罪,當庭釋放；

5月3日,因涉嫌制造福清市紀委爆炸案被羈押了近12年的陳科云、吳昌龍、杜捷生、談敏華、謝清五人,被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無罪釋放；

7月2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陳建陽等五人搶劫、盜竊案再審宣判,認定其在1995年搶劫并殺害兩名出租車司機的事實不成立,撤銷原來的一、二審判決；

8月13日,安徽蚌埠男子于英生被冤殺害妻子,入獄17年后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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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冤案,14名當事人,分別發生在1995年至2003年之間,卻因為種種“罪名”而度過了十年以上的冤獄生涯。在2013年,他們沉冤得洗,重獲自由。

值得慶幸的是,司法機關對待錯案的態度不再諱疾忌醫,而是展現出有錯必糾的良好姿態。與以往錯案得以披露的離奇方式不同,2013年的一些冤假錯案,是司法部門主動發現并糾正。例如安徽于英生案,真兇是在當事人被釋放3個月后才找到的。這種通過司法正常程序,依據案件事實和證據重新認定錯案并主動公開的做法,體現了糾錯機制的正常功能。

與冤案平反一路相伴的還有不停的反思。綜觀以往冤假錯案的發生邏輯,幾乎都有一條“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疑罪從有——折衷量刑”的線索,程序上的非理性、實體上的形勢遷就、量刑上的留有余地等,注定了錯案漏網的可能。例如上述5起冤案,不同程度上都與當時“重犯罪打擊,輕人權保護的刑事司法理念有關”,最突出的共性表現為案件偵破壓力下的刑訊逼供。對此,2013年1月1日實施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專門列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被學界視為一大突破。而如何完善阻隔錯案的程序機制,激活立法的原則性條款,發揮司法系統中應有的免疫力和糾錯功能,成為中國司法責無旁貸的使命。

寧可錯放不可錯判

觀念是行為的先導。分析錯案的原因總是能找到刑事執法理念上的缺憾,要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必須完成程序正義理念的重塑。

黨的十八大以后,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論斷的重申,既是對法治建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高度重視,更是對新時期司法發展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作為一種響應,“糾正冤假錯案,既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方面,也體現出了對人性、人權的尊重”。5月6日,主管刑事審判的最高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撰文稱,“審判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這一振聾發聵的論斷,表明了最高院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強決心,更預示著中國司法的理念再造。

司法作為事后的證明,無法確保每一起案件都能與事實相符。司法防止冤假錯案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恪守疑罪從無的程序理性,只有那些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方可定罪,對于有疑點的案件則進行無罪化處理。“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之言不失警示教育的作用,指向的恰是司法實踐中急缺的核心理念。7月4日,周強院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強調,司法裁判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涉案的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重大冤假錯案的糾正,要“發現一起、查實一起、糾正一起”。司法應當有如此的自信,同時也應當擁有更加健全有力的防范冤假錯案件機制。

要做到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就必須將刑事司法回歸到常態規律上來。以往,在破案壓力下,司法機關往往降低證據標準,難以徹底貫徹疑罪從無。而冤假錯案的形成與追求不正確的政績觀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有很大關系,河南李懷亮案中與受害人家屬簽訂死刑保證書就是例證。還比如,在對張高平、張輝案的反思中,浙江高院就提到,命案發生后人心惶惶,上級會對這類案件進行督辦,時有層層下達限期破案死命令的情況發生。時間緊、壓力大,刑訊逼供于是應運而生。加之現實中存在“口供為王”的依賴,執法機關只重視對認罪口供的認定,而輕口供來源真實合法性的審查和無罪證據收集。

正是在錯案的促動下,浙江公安在集體反思后得出兩項結果:冤假錯案終身追責,取消破案率排名。據稱,浙江今后將取消全省打防控考核和綜合考評,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等排名通報。11月,河南省公安廳也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工作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十項措施》,廢除破案率等指標,從而將程序正義的理念澆鑄成制度理性。

構筑起制度防火墻

從理念到機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這一年在糾正和防范錯案上都用力明顯,目的就是構筑制度防火墻。

8月中旬,中央政法委專門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這一統領性的指導性文件,布置了中國司法防錯案的制度目標。

9月上旬,最高檢下發《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對嚴格規范職務犯罪案件辦案程序、嚴格把好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關、糾正冤假錯案的工作機制等提出明確要求。而此前6月5日,公安部就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辦案工作切實防止發生冤假錯案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健全完善執法制度和辦案標準,杜絕刑訊逼供,從源頭上有效地防范冤假錯案。

不難看出,制度與機制建設正成為司法糾錯防錯的根本,這一點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更是得到了鮮明的體現。決定將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健全錯案防治機制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的配套改革措施。而建立“誰審案,誰負責”的歸責機制,意味著法官對自己辦理的案件終身負責,這不僅直接在錯案與司法行為之間建立起必然性聯系,而且使得審判者對案件審理更加負責,從而減少錯案的發生幾率。

在防范錯案的鏈條中,法院乃是最后一道關鍵的屏障,也是捍衛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底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貫徹如何,最終體現在審判當中。而刑事審判并不同于民事審判,可以“三七開”或是“四六開”。尤其是合法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必須建立在“沒有任何懷疑”的基礎上。令人欣喜的是,在11月21日,最高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冤錯案件工作機制的意見》,從司法理念、證據審查、審核監督等方面要求各級法院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辦案。其第6條更是直接規定: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

很明顯,這是一種“百分之九十的有罪等于無罪”的疑罪從無,恰恰構成法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也是我們歷來強調慎殺原則的真諦,更是司法審判遵循程序理性避免錯判錯殺的根本。

一年來,在平反錯案的反思中,如此密集地出臺防止冤假錯案的工作性意見,幾乎覆蓋了刑事訴訟活動的全部環節,為中國司法確立了一道阻隔錯案的防火墻。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司法機關在強調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同時,突出程序至上,突出保障人權,著力在偵查訊問、批捕起訴和法庭審判三大環節上加強機制建設,以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制度鏈條,真正將“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的司法理念內化到每一個具體的執法和司法活動當中。

第三篇：最高法司法解釋四適用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

關于《司法解釋四》中用人單位單方

解除勞合同的法律適用略探

廈門市開發區、電子信息工會 蔡琳

2013年2月1日起適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四）》（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四》）指導下，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出具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未事先通知工會的證明材料。

案例二：一家企業因本企業工會無法開展活動時，企業以“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議的”為由，擬單方解除兩名職工勞動合同，通知上級工會，要求上級工會出具同意其單方解除意見的案件，上級工會采取進入企業調查了解職工與企業情況，作出建議用人單位與職工繼續協商解決，不同意采取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方案。

以往較長一段時間以來，用人單位較強調其用工自主權，相當一部分的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未通知工會，認為根本無須交由工會過問，工會沒有享到應有知情權。另一方面工會組織對用人單位單方解除職工勞動合同時未通知工會的情況下，如何操作與履行未給予較高度的重視，主動參與維權的意識仍較弱。勞動爭議事實的認定須依照事實、證據與法律規定進行，該兩起案件的發生處理過程中，均涉及到用人單位單方解除職工勞動合同過種中，用人單位通知程序義務規定與工會參與勞動合同監督職能的體現，必須準確掌握、理解、適用《司法解釋四》）

（一）工會是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通知的法定對象 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其代表與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工會維護職能包含勞動合同的簽訂、履行、變更、解除等整個過程中。《工會法》 工會有權要求重新處理；勞動者申請仲裁或者提起訴訟的，工會應當依法給予支持和幫助。《勞動合同法》 工會、產業工會以及基層工會的建立必須報上一級工會批準。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其他組織有會員25人以上的，應當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不足25人以上的，可以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也可以建立工會小組，若干個單位的工會小組可以聯合組成基層工會委員會；也可以選舉組織員一人，組織會員開展活動。用人單位建立了的工會組織應具有以下條件：

1、有法定的工會組織。在工會組織體系中，能與職工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用人單位組建成立工會組織后會有三種組織形式：一是25人以上的建立為基層工會委員會，一是25人以下的建立基層工會，一是若干單位的工會小組建立的聯合基層工會委員會。

2、有合法的工會組織的選舉與規范。《中國工會章程》以及工會選舉組織規范，依照工會組織形式，具有工會委員會、工會委員、工會主席、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等管理組織。

3、由上一級工會批準后成立。工會是職工自愿組織的群眾性組織，但其是必須經批準式設立，批準的機構為上一級工會。上一級工會包括：地方總工會、產業工會、區、鎮（街道）工會、工會聯合會、集團（局）工會等，具體以工會的組織管理體系來進行明確。

4、有有效的工會組織領導。根據《工會法》13條規定，基層工會委員會每屆任期三年或者五年。具體任期由會員（代表）大會在選舉該工會委員會時確定，同時報告上一級工會并書面通知所在單位。任期屆滿未進行換屆的，上級工會應當要求限期換屆。這明確工會委員會的組織任屆與權限區域。

因此要求用人單位均是建立了工會組織的，工會組織須依照《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以及工會組織法規規范經選舉，并由上一級批準后成立。未經依法成立的基層工會出具的意見就不符合法律規定，從而避免用人單位隨意找機構或人代行工會的監督與要求用人單位糾正權。

（二）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符合勞動合同法 訂立或者變更勞動合同的，勞動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

6、勞動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這6種情形均是屬于勞動者一方過錯的。勞動者有上述過錯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即可以行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本文提到 勞動合同符合勞動合同法 動合同法〉 如果用人單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工會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糾正。用人單位應當研究工會的意見，并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履行完上述程序，即可為補正。三是可免除了用人單位懲罰性經濟賠償責任，也不作為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認定。

用人單位在前面的程序中如果沒有履行事先通知義務，只要在起訴前已經補正有關程序的就可以不承擔賠償金的責任。本文 仍存在未成立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的情況，用人單位就認為也無須事先通知工會，筆者辦理案件中，就曾發生過職工對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不服，引至跳樓極端事件發生，事后了解該用人單位有建立工會，但該企業工會長期履職缺位，工會在企業實成擺設。本案例二能對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提出不同意見，主要是作為上一級工會的組織提出來的。

為更好適用《司法解釋四》）想心理輔導與勞動法律法規政策宣傳講解，避免極端性事件發生。

3、規范提出工會意見。對經調查了解，用人單位符合法律規定，應當及時用出確認，保障用人單位正常的生產經營權利。對用人單位確實存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工會要求用人單位糾正，須出具書面規范的《工會意見書》，寫明案件調查掌握的法律事實，列明相關法律依據，明確寫明要求用人單位糾正的事項，并在后面寫明要求用人單位書面反饋重新研究處理的時間。通過嚴謹規范的履職，樹立工會維權的形象，也能贏得用人單位應有的尊重。

4、上級工會勇于作為。當企業沒有建立工會組織時或者本級工會無法正常履行職責時，上級工會應作為用人單位單方解除通知對象，上級工會具有當然履職責任，或者直接作出意見，或者指導下一級工會規范健全組織后發揮履職能力。依照工會法基層工會任屆三或五年任屆規定，針對一些長期沒有規范換屆的基層工會，上級工會須進行積極規范指導健全，保證基層工會能夠完整規范履職。

2014年11月1日

第四篇：最高法強調守住底線防范刑事審判冤錯案

最高法強調守住底線防范刑事審判冤錯案

新華社記者

?2013-04-26 06:20:12來源：2013年04月26日03:09 京華時報

據新華社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昨天在刑事審判工作調研座談會上強調，刑事審判生殺予奪，事關公民的名譽、財產、自由乃至生命，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一定要堅決守住防范冤錯案的底線。

沈德詠說，各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要充分認識冤錯案發生的現實可能性，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運用科技力量，充分爭取群眾支持防范冤錯案。要會同公安、檢察等專門機關，貫徹落實好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共同履行法律職責，共同守住法律底線，共同防范冤錯案，共同維護司法公正。沈德詠提出，要高度重視、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錯案上的重要作用，充分認識到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充分尊重和保護律師依法履職的權利。

第五篇：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傳播淫穢信息若干法律解釋(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法釋〔２００４〕１１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１３２３次會議、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２６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起施行。

二○○四年九月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為依法懲治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通過聲訊臺傳播淫穢語音信息等犯罪活動，維護公共網絡、通訊的正常秩序，保障公眾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的規定，現對辦理該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影、表演、動畫等視頻文件二十個以上的；

（二）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音頻文件一百個以上的；

（三）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刊物、圖片、文章、短信息等二百件以上的；

（四）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淫穢電子信息，實際被點擊數達到一萬次以上的；

（五）以會員制方式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注冊會員達二百人以上的；

（六）利用淫穢電子信息收取廣告費、會員注冊費或者其他費用，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

（七）數量或者數額雖未達到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標準，但分別達到其中兩項以上標準一半以上的；

（八）造成嚴重后果的。

利用聊天室、論壇、即時通信軟件、電子郵件等方式，實施第一款規定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第二條

實施第一條規定的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三條

不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或者移動通訊終端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一）數量達到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標準二倍以上的；

（二）數量分別達到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兩項以上標準的；

（三）造成嚴重后果的。

利用聊天室、論壇、即時通信軟件、電子郵件等方式，實施第一款規定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第四條

明知是淫穢電子信息而在自己所有、管理或者使用的網站或者網頁上提供直接

鏈接的，其數量標準根據所鏈接的淫穢電子信息的種類計算。

第五條

以牟利為目的，通過聲訊臺傳播淫穢語音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向一百人次以上傳播的；

（二）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

（三）造成嚴重后果的。

實施前款規定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前款第（一）項至第（二）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六條

實施本解釋前五條規定的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一）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具體描繪不滿十八周歲未成年人性行為的淫穢電子信息的；

（二）明知是具體描繪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性行為的淫穢電子信息而在自己所有、管理或者使用的網站或者網頁上提供直接鏈接的；

（三）向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和語音信息的；

（四）通過使用破壞性程序、惡意代碼修改用戶計算機設置等方法，強制用戶訪問、下載淫穢電子信息的。

第七條

明知他人實施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犯罪，為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費用結算等幫助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共同犯罪論處。

第八條

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販賣、傳播淫穢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等以實物為載體的淫穢物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第九條

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淫穢物品”，包括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視頻文件、音頻文件、電子刊物、圖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電子信息和聲訊臺語音信息。

有關人體生理、醫學知識的電子信息和聲訊臺語音信息不是淫穢物品。包含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電子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法釋〔2010〕3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已于2010年1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83次會議、2010年1月14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8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0年2月4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 二 月 二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2010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83次會議、2010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8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通過聲訊臺傳播淫穢語音信息等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的規定，現對辦理該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內容含有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影、表演、動畫等視頻文件十個以上的；

（二）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音頻文件五十個以上的；

（三）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刊物、圖片、文章等一百件以上的；

（四）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淫穢電子信息，實際被點擊數達到五千次以上的；

（五）以會員制方式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注冊會員達一百人以上的；

（六）利用淫穢電子信息收取廣告費、會員注冊費或者其他費用，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七）數量或者數額雖未達到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標準，但分別達到其中兩項以上標準一半以上的；

（八）造成嚴重后果的。

實施第二款規定的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七）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二條 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傳播內容含有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一）數量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標準二倍以上的；

（二）數量分別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兩項以上標準的；

（三）造成嚴重后果的。

第三條 利用互聯網建立主要用于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群組，成員達三十人以上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對建立者、管理者和主要傳播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第四條 以牟利為目的，網站建立者、直接負責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是淫穢電子信息，允許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管理的網站或者網頁上發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

（二）數量或者數額分別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六）項兩項以上標準二倍以上的；

（三）造成嚴重后果的。

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七）項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一百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五條

網站建立者、直接負責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是淫穢電子信息，允許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管理的網站或者網頁上發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一）數量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標準十倍以上的；

（二）數量分別達到第一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兩項以上標準五倍以上的；

（三）造成嚴重后果的。

第六條 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明知是淫穢網站，為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代收費等服務，并收取服務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為五個以上淫穢網站提供上述服務的；

（二）為淫穢網站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

（三）為淫穢網站提供代收費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

（四）造成嚴重后果的。

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前款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七條

明知是淫穢網站，以牟利為目的，通過投放廣告等方式向其直接或者間接提供資金，或者提供費用結算服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共同犯罪處罰：

（一）向十個以上淫穢網站投放廣告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資金的；

（二）向淫穢網站投放廣告二十條以上的；

（三）向十個以上淫穢網站提供費用結算服務的；

（四）以投放廣告或者其他方式向淫穢網站提供資金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

（五）為淫穢網站提供費用結算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

（六）造成嚴重后果的。

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前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達到規定標準二十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第八條 實施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的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但是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行政主管機關書面告知后仍然實施上述行為的；

（二）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

（三）為淫穢網站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代收費、費用結算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的；

（四）向淫穢網站投放廣告，廣告點擊率明顯異常的；

（五）其他能夠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第九條 一年內多次實施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行為未經處理，數量或者數額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第十條

單位實施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本解釋規定的相應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并對單位判處罰金。

第十一條 對于以牟利為目的，實施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犯罪的，人民法院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違法所得、社會危害性等情節，依法判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罰金數額一般在違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本解釋所稱網站，是指可以通過互聯網域名、IP地址等方式訪問的內容提供站點。

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為目的建立或者建立后主要從事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活動的網站，為淫穢網站。

第十三條 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