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失控的陪審團》淺談美國陪審團制度和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和聯系

《失控的陪審團》觀后感

————淺談美國陪審團制度和我國

陪審制度的區別和聯系

事件起因很簡單，一個男人被一名持槍者在自己的辦公室槍殺，他的妻子向地方法庭提出訴訟請求，她覺得殺人者固然罪不可赦，但是兇器的提供者和殘忍的元兇一樣令人發指，為了其他人的安全考慮，避免再有人因為槍支的濫用而死于非命，被害者的遺孀決定向軍火商發難，索賠更是震驚全美。

從影片的開始，律師雙方就選擇陪審員展開了一場“激戰”。雙飛都想選擇傾向己方的陪審員，起碼要篩去有明顯偏見的陪審員候選人。在挑選過程中，雙飛律師采取了提問的方式選擇陪審員，除此之外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維輕公司的陪審員顧問蘭金芬奇。以他為首，由各界精英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通過監控、心理分析等眾多途徑來了解陪審員從而達到控制他們為自己服務的目的。即便藍金芬奇用如此多的人力和心智，他還是沒有排除異己的勢力，讓尼克伊斯特成功成為9號陪審員。我們從影片的最后可以知曉，尼克并不是僅僅在履行他的公民義務。由于幾年前的槍支事件，尼克的女朋友失去了自己的雙胞胎妹妹，而在審判中槍械公司卻勝訴了。尼克和女朋友瑪麗的用意很明確，他們就是要讓槍支公司付出代價。尼克用他的智慧操控了陪審團。撼動了原本貌似穩固，實則脆弱不堪的司法律制。看完這部影片最大的收獲是讓我了解了美國的陪審員制度。我也對其有了相關的思考。

美國陪審團制度是從英國沿襲過來的制度，指由特定人數、享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的、決定對嫌疑人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國法律規定，除不滿18歲、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曉英語、聽力有缺陷、有過犯罪記錄的人外，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只有人認為陪審員中的任何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本人經歷等有可能對公正審判有影響的，都可以提出調換，直至雙方包括法官都認可了，才能做為正式的陪審員。這就是說，陪審團將憑著一個正常人的良知、基本的是非標準和簡單的法律知識來判斷一個嫌疑人是否有罪。

相應的我國也有類似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年滿二十三周歲；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體健康。同時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和被開除公職的，不得擔任陪審員。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戶籍所在地的基層組織向基層人民法院推薦，或者本人提出申請。由基層人民法院會同同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審查，并由基層人民法院院長提出人民陪審員人選，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產生。需要經過一定的法律培訓，對人民陪審員的培訓是不同于對法官的培訓的，人民陪審員一經任命，要接受必要的培訓。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我國司法機關吸收非職業法官參與案件審理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制度，是落實司法民主、司法為民理念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民陪審員所代表的大眾思維模式也是對法官職業思維的理性監督和制約。

同為陪審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陪審團制和我國的陪審制都使更多民眾參與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決更穩當的判決，審判活動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審判的公信力。同時在審判中，陪審員們置身庭審現場，感受辯護律師的慷慨陳詞，直接參與庭審程序，可謂一堂堂生動的法制宣傳課，比干巴巴的紙上談兵，更能加強人們的法制意識，擴大司法審判的社會影響。

然而，就陪審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實踐來看，美國陪審團制和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表現的更為突出：

一方面，陪審員的挑選方式不同：影片的開始我們看到，幾十個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審員招募信，他們中有電玩店職員，有家庭主婦，有出租車司機，他們都是社會中的普通成員，隨后由雙方律師挑選對自己有利的陪審員。從這里可以看出，美國陪審團成員候選人是隨機挑選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陪審團實行個案制，一案一組團，案件結束時陪審團解散，有新的案件時按法律程序重新選擇陪審員，而我國陪審員是由人大選舉產生，實行5年任期制。我們知道現實中能被選舉為人大代表的人，多為有影響力的非普通人，他們并不能充分代表群眾的認知。陪審員成份的單一，無法使普通民眾憑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惡觀做出判斷，這與陪審制旨在運用普通人基本的邏輯，經驗，和做人的良知來判定案件事實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國陪審員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陪審員的對案情的自由表達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響，與美國陪審團案子一結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況比，我們的陪審員要考慮的事就不只是單純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審員擁有的權利不同。影片中，由陪審團成員聽完雙方律師的意見和辯論來認定槍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給予適當的法律幫助，也就是說美國陪審制中，陪審員是事實認定者，法官是法律適用者，法官給予必要的法律指導，但不能左右其對事實的認定，兩者涇渭分明。然而，我國的陪審員有和法官同樣的權力，既認定事實，又適用法律。其中大多數陪審員從事非法律職業，缺乏專業的法律素養，在適用法律時往往捉襟見肘，很容易盲從權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審判權。

面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我們不免會心生疑問：讓那些毫無法律知識基礎的普通人參與案件的審判，決定案件的審理結果，他們有這個能力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只要是個正常的人，具有一定的常識和生活經驗都可以勝任，其所依據的不是法律而是個人的知識和觀念，這不是實行法治，而是一種人治。有人認為陪審團造成辦案效率很低，象日本地鐵毒氣案的主謀麻原明明是罪犯還審上幾年，象張子強這樣的人，為什么在國內就能迅速把他崩了遏止了他繼續為惡，而在香港他囂張了這么多年？我們認為，在我國有刑事案件審判效率極高的一面，但往往是犧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為代價，在一個文明法治社會，是不會輕易判定一個人為法律意義上的有罪，寧可漏掉一個壞人，也不枉斷一個好人。陪審團制度是一種很和諧、很人性化的制度。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陪審團制度在世界各國的運行中仍有缺陷,但這一制度所體現的人民主權思想是值得我們擁護的。經過了解與比較，我發現，雖然我國陪審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從民主和正義的法的精神出發，倘若我們能立足我國的司法現狀，吸收陪審團制度的優勢，經年發展，我國的陪審制也能發揮其本來作用，充分體現司法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第二篇：從失控的陪審團談美國陪審制度和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本站推薦）

從失控的陪審團談美國陪審團制度和

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和聯系

歐陽璐

法學4班20101867

影片“失控的陪審團”由一個由槍殺案開始，圍繞著受到控訴的槍械公司聘請的律師團，妄圖控制收買12名陪審員來贏得訴訟的故事展開。通過觀看這部影片，我進一步了解了美國陪審團制度，將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和我國的陪審制度進行比較后，我逐漸發現二者的區別和聯系。

同為陪審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美國的陪審團制和我國的陪審制都使更多民眾參與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決更穩當的判決，審判活動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審判的公信力。同時在審判中，陪審員們置身庭審現場，感受辯護律師的慷慨陳詞，直接參與庭審程序，可謂一堂堂生動的法制宣傳課，比干巴巴的紙上談兵，更能加強人們的法制意識，擴大司法審判的社會影響。

然而，就陪審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實踐來看，美國陪審團制和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表現的更為突出

一方面，陪審員的挑選方式不同：影片的開始我們看到，幾十個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審員招募信，他們中有電玩店職員，有家庭主婦，有出租車司機，他們都是社會中的普通成員，隨后由雙方律師挑選對自己有利的陪審員。從這里可以看出，美國陪審團成員候選人是隨機挑選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陪審團實行個案制，一案一組團，案件結束時陪審團解散，有新的案件時按法律程序重新選擇陪審員，而我國陪審員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實行5年任期制。我們知道現實中能被選舉為人大代表的人，多為有影響力的非普通人，他們并不能充分代表群眾，即普通老百姓的認知。陪審員成份的單一，無法使普通民眾憑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惡觀做出判斷，這與陪審制旨在運用普通人基本的邏輯，經驗，和做人的良知來判定案件事實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國陪審員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

陪審員的對案情的自由表達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響，與美國陪審團案子一結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況比，我們的陪審員要考慮的事就不只是單純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審員擁有的權利不同。影片“失控的陪審團”中，由陪審團成員聽完雙方律師的意見和辯論來認定槍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給予適當的法律幫助，機械公司聘請的律師團成員也說道：“審判不是兒戲，不可交由審判團做主”，也就是說美國陪審制中，陪審員是事實認定者，法官是法律適用者，法官給予必要的法律指導，但不能左右其對事實的認定，兩者涇渭分明。然而，我國的陪審員有和法官同樣的權力，既認定事實，又適用法律。其中大多數陪審員從事非法律職業，缺乏專業的法律素養，在適用法律時往往捉襟見肘，很容易盲從權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審判權。

相比較而言，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更接近民主正義的實質，不僅僅因為美國民眾有很強的權利意識，他們崇尚個人主義和追求民主的文化傳統，更在于美國陪審團制的存在有堅實的法律基礎，除了憲法的保駕護航，還有眾多法律作支撐。在我國，陪審制缺乏憲法的保障，也沒有一部專門法律予以確認，地位有些尷尬。同時，美國的陪審團制經過長久的發展，已有嚴格控制陪審制度各個環節的一套方法，我國則相形見絀。

經過了解與比較，我發現，雖然我國陪審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從民主和正義的法的精神出發，倘若我們能立足我國的司法現狀，吸收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勢，經年發展，我國的陪審制也能發揮其本來作用，充分體現司法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第三篇：從《失控的陪審團》談西方陪審團制度與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于聯系

從《失控的陪審團》談西方陪審團制度與我國陪審制度的區別于聯系

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否正確，取決于在這個國家正義是否都得到了伸張，而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則取決于司法制度是否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以及在司法實踐中是否有人民的參與與監督。前幾天看完了主講西方陪審團制度的電影《失控的陪審團》，我不禁聯想到了我國的陪審制度，并且下意識地把它和西方陪審團制度做了一個大致的比較，我覺得中國陪審制度和西方陪審團制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同時也有著相同的特征。

總而言之，這兩種制度的創造本意都是為了實現司法的公正，但是因為社會發展的方向不同，它們之間必然會有很多不同之處。下面詳細敘述它們的區別：

一．歷史淵源不同。

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發展可以說是相當完善的，因為據學者考證，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法蘭西王國。當法國國王的封臣諾曼底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峽征服英格蘭后，把這種宣誓咨詢調查方式帶到了英國。亨利二世又將其運用到王室法庭的司法實踐過程。1215年，基督教世界的第四次拉特蘭宗教公會禁止教士再參與神明裁判，原由教士神明裁判留下的“事實真空”則交由宣誓咨詢團完成，宣誓咨詢團由提供咨詢正式轉變為事實判斷，至此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制度真正確立。

而中國的陪審制度則出現較晚而且幾經沉浮。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陪審制度由此第一次成為我國的憲法原則，但是1982年憲法并沒有規定陪審制度，使得陪審制度也從憲法原則地位降為訴訟法原則，不僅如此，鑒于實踐中缺乏具體的操作規程和相應的配套制度，陪審制度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直自2004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對人民陪審員的任職資格、條件、產生方式、參與審判的權利義務等作出明確立法規定，陪審制度才有一次踏上中國司法制度的舞臺。

二．產生的途徑不同。

在西方陪審團制度中，陪審團成員的產生方式是法院在本地區內隨機抽取候選人，然后根據選民的名單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任意選擇，最后留下特定人數作為陪審團成員。他們的任期往往就是這一個案件審限而已。

中國陪審制度中人民陪審員則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任命的，并且公民能否成為人民陪審員還有一系列的條件限制，根據《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的規定可以歸納出：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凡是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23周歲的公民，以及一般情況下有全國大專以上的學歷，由基層人民法院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就可以予以任命，都是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人民陪審員的任期為五年，三．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參加形式與發揮的作用不同。

西方陪審制度規定陪審團成員參加法庭審理階段，在個別國家還

規定了陪審團成員參加對被告人的起訴所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的查明階段。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所有的陪審團成員是組成一個集體即“陪審團”來進行活動的，而且他們只能坐在一個專用的陪審團席位上，只能靜坐，而不能發言。并且西方的陪審團只是解決案件中作為被告人的事實是否成立的問題，和決定作為檢察官能否向法院起訴，以及當事人是否有罪，他們在案件審理完結前是不能與外界接觸的。

中國的陪審制度則規定人民陪審員只能參加法院法庭審理，但是在審理過程中他們可以詢問證人，也可以訊問被告人，而且在案件宣判時，他們與法官一樣具有同等的表決權。

雖然西方陪審團制度與中國陪審制度存在著這么大的差別，但是它們之間仍有著許多聯系，具體闡述如下:

一．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實現了民主。二者皆有普通民眾參與到司法實踐中，使人民能夠監督司法公正并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

二．它們都存在著制度的不完善。從《失控的陪審團》可以看出西方陪審制度對陪審團成員的安全及隱私保護做得還不夠仔細，容易被有心人鉆了空子，而中國陪審制度則對人民陪審員的條件限制過高，不能讓大部分普通民眾參與到司法實踐的操作與監督中來。

三．陪審員發揮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不論是西方的陪審團成員還是中國的人民陪審員，他們都不可能獨自操縱一個案件，這不是制度的缺點，這恰恰保護了國家公權力的實施并且能夠保障法律與專業的權威。

四．它們都給陪審員規定了嚴格的任職時效。這樣能夠保證陪審員不會職業化失去它應有的本質而且能夠保障多數公民能夠參與到陪審制度中來。

最后，我想談一下關于我國陪審制度的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我覺得我國的陪審制度并不是找人民陪審員，而是在找兼職法官助理。因為我國人民陪審員的挑選實際門檻太高，任命過程太繁瑣，任期太長，導致挑選出來的人民陪審員大部分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普通民眾，只能代表高知識分子或者國家工作人員，而且過長的任期直接把人民陪審員培訓成為了一名合格的專業陪審員。這已經脫離了陪審制度的初衷了！當然，我國的陪審制度還相對比較年輕，在慢慢的發展中它一定能夠成熟起來。

第四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實行的是陪審制度，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和可能被選入陪審團。法官只能幫助陪審團理解法律，無權干涉案件結果。陪審團成員都是隨機挑選的。到了法庭還不知道會被選入哪個案例。200多各個來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候選人等待入選。行賄受賄的可能幾乎到了零。

美國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是陪審團制度，也是屬於普通法傳統，在美國憲法的第六條修訂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時有權要求一個陪審團的審訊凡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人，有義務免費擔當陪審員一職。移民美國的人，對此要有一定認識。陪審團在西方社會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希臘的城邦時期，陪審團制度經已確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臘憲法》中所述及的陪審團，與現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十分相似，這實在使現代人十分驚奇。當時希臘還沒有審訊律師，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審員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說是真正的人民法庭。案的陪審團由二百至三百個陪審員組成；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審判團，五百零一個陪審員所組成，結果多數陪審員判他有罪。開審前每個陪審員都分得兩個小金屬牌，一個鑄著「有罪」，另一個「無罪」。當控辯雙方提出證據后，陪審員就作出自己的判斷，把其中一個金屬牌放進一個罐里，決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國的陪審團定為十二人，這是英國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時所開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確立的。陪審員都是普通市民，他們要宣誓以公平客觀的態度來聽審，由法官主持和作有關法律上的指導，然后集體作出裁決。

事案的陪審制度大致相同，但判決的標準則有所分別。

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一定要達成全體一致的決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決。(俄勒崗州的刑事案，十對二即可裁決。

案的陪審員則只要達成大多數的共識，就可以判案。美國各州的民事陪審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對三，俄勒崗州是十對二定案，佛州是十對二。

刑事和民事陪審制度的另一分別，是民事案的陪審員往往要對案中個別的問題分別作出裁決，英文叫做「特別的裁決」(Specialverdict)

告向原告賠償，在另一事項上可能判決部分賠償或毋須賠償。

無論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審員 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又怎樣呢？這種情況遠在希臘城邦時代已有出現。當時的制度是如果認為被告有罪和無罪的陪審員各占一半，被告人就會被釋放。今日陪審員不能達成共識的話，就出現了“Hungjury”即「懸而未決的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審員中有一個認為被告無罪，就會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得大多數的共識，也會出現“Hungjury”;當法官宣布案件是

審訊無效，要重訂日期，重選新陪審員來審訊。

刑事案必須共識

當時一件最后點算金屬牌來刑事案和民陪審員不能取“Hungjury”時即宣布這)民事就是由 在刑事案方面，按聯邦，例如案中某一事項判被

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審員必須達成一致共識才能定罪呢？這種一致共識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懲罰是刑事的，換言之定罪后會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會涉及死刑，是生命攸關的事。可以說，被告的命運是掌握在陪審團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審團達成一致共識，對被告的罪行毫無疑問，定罪才算公允。這與刑事案中采用「毫無合理的疑點」的審判標準，原則上是一樣的。

陪審團制度的原則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現了很多引人爭議的問題。八五零年后的歐洲，隨著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出現，大部分國家經已取消了陪審團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也取消了這種制度。在於英國和美國，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審團審訊案件，都在美國。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制約，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即而是憑著[1]。國家正是權力的”，就是三權相互制約。也是普通正是基于“一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陪法國著名政治思他們分享司法權，是權

現在的陪審團制度主要存——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以權力制約權力司法三權，因為。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權利（1975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法官的權力，賦予公民，相反，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美國學者認為，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人被指控犯罪，由陪審團審判。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閱讀和書寫英語；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選定陪審團名單，1933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

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

“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

”[7]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 就是說，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9]。沒有世襲爵位，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否則，不具備屬于陪那么自美國獨 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自就不21但經濟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19

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從數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也只有多數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人數的眾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困難得多。人數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作為陪審團的裁決，人數眾多人的裁決，而取得一致意見，通民眾的裁決，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進行審判，相對的人，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于完全的專業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相對于法官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相對于合議庭制度，[13]。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 還有造法功能。更有人民性，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美國采取詢問主義，職業、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社會的管理者，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常誤認一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11]。從而使司法更以盡可能地排除那即就是從候是即使有的州如加利也是 是與普通民眾而陪審團由普通可以促但在美國，12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即完全由專業法官組成法庭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介蒂。

只有司法功能，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并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并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后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社會生活現實有一定距離。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陪審團人數雖然只有身就是法制教育的過程；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系、法律思維。因此，東西[16]，而是把法律變為現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社會效果[17]。而且相對于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于培養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學家曾把它說成是“

[14]。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殖民地陪.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后來憲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15]。陪審團制度實現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教育，但與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為與生活脫節的神秘而抽象的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一位偉大的歷史”[18]

12有利于國家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第五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的產生*

陪審團制度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兩百多年前，美國的開國先父在制定憲法時補充了《權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權利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犯，有關陪審團的規定在憲法中出現了三次。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除非大陪審團提出公訴，否則人民不受死罪或其它不名譽罪的審判；第六條修正案規定，刑事訴訟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審團迅速和公開審理的權利；第七條修正案規定，在普通民事訴訟中，如果爭執價值超過20美元，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就應該得到保護。

以上說的是涉及美國聯邦法律的案件，因此要由聯邦陪審團審理。美國法律包括聯邦和州兩套系統，如果是涉及州法律的案件，由各州根據各州憲法，組成自己的陪審團審理。大多數州給予刑事案件的被告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對于某些民事訴訟，各州給予原告和被告雙方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但無論是在聯邦法庭，還是在各州法庭，被告都有權放棄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而要求由法庭審理。美國的陪審團可分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大陪審團只處理刑事案件，職責是聽審證據，也就是根據檢察官、當事人以及證人的陳述，決定是否對被告進行起訴；小陪審團在刑事訴訟中，則通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決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訴訟中解決爭議，并決定是否賠償。

*陪審員的挑選過程*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審員呢？華盛頓特區高等法院的資深法官邁茲說：“根據美國建國以來制定的法律，被傳喚到庭的陪審員人選應該具有代表性，以體現法庭所在社區人口狀況。也就是說，法庭在從任何一天被傳喚到庭的公民中挑選陪審員時，要使其反映當地人種的組成、經濟狀況的差距以及種族的不同。因此，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全國各地的法庭和行政人員要采取特別的措施，確保被傳喚的人包括最廣泛的人群，從18歲的年輕人到老年人，人選應有盡有。”為防止歧視，法庭要確保這些人以隨機抽樣的形式挑選，只要沒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斷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選。公民一旦接到傳喚，就必須到場，因為這是美國法律規定每位公民必須做的。

除非得到有關方面的同意或有特殊理由，否則必須履行接受傳喚的義務。紐約州的海倫·哈德70高齡，也受到傳喚。她說：“有一天，法庭打電話通知我到紐約的一個地方作陪審員。我說自己70歲了，當陪審員恐怕不合適。他們說，年齡大不是正當理由，如果你不來，我們就派人接你來。最后，我還是自己開車去了。到了那兒以后，律師和當事人在一間屋子里談了很久。最后，一位律師出來說，不需要我們效勞了，因為嫌疑人已經認罪。”

律師要從接受傳喚的人當中，選出他們認為最合適的陪審員。邁茲法官說，法庭有時會傳幾百人到法庭，然后再從中進行篩選。他說：“法官首先歡迎他們接受傳喚到法庭來，指出這是每位公民應盡的義務，并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之后，法官會簡單介紹案情。比如，他會告訴陪審員，這是一起政府起訴某人偷竊車輛的刑事案件，或是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訴訟。法官告訴被傳喚的人，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原告和被告律師以及法庭會向他們

提出一些問題，以確保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12名陪審員或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6名陪審員會秉公斷案，而且對政府、被告、原告沒有任何先入之見，他們在聽取所有證據之前不做任何判斷，彼此間能合作順利，最后做出符合法律的公正判決。”

*陪審員的責任和義務*

政府部門雇員南希已經數次做陪審員，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當時，一位女士到法庭上告開車撞她車子的一位男士，并因修車耽誤三個工作日而要求得到賠償。南希說：“當時，受到傳喚的人來到法庭后，雙方律師向我們提出問題，如果誰認識當事人，就不能成為這個案子的陪審員。最后，12個人被選上。審訊持續了一天，我們坐在法庭上，聽取原告和被告雙方以及各自證人提出的證據，然后我們到另外一間屋子里進行審議，以確定這位男士是否有罪，以及如果有罪，他應該向這位女士提供多少賠償等。最后，我們一致做出這位男士有罪的判決。”陪審員在斷案期間，不能向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其他任何人透露有關案子的任何情況，陪審員的審議是保密的。如果陪審員被發現行為不當，將被剝奪陪審資格。另外，陪審員在審議過程中私自離開，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2月，在一起謀殺案中擔任陪審員的一位婦女在審議過程中跑到墨西哥度假，使法庭的審議推遲了一個星期。她度假結束出現在法庭時，法庭判她7天監禁，并施以罰款，同時下令她從事40小時的社區勞動。

*陪審員意見不一致怎么辦*

各州法庭一般不需要陪審團做出一致判決，但在聯邦法庭，如果判決不一致，陪審員就要重審，直到做出一致判決為止，因此，有些復雜刑事案件的審訊可能持續幾個月。

德克薩斯州律師康萊德解釋說：“Hung jury是不能做出一致判決的陪審團。比如說，刑事案件要求12名陪審員做出一致判決，但最后的結果是9名陪審員認為被告無罪，3名認定有罪，因此被告就可能再次接受審訊。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常發生，只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如果陪審員始終不能做出一致判決，法官就要宣布“失審”。“失審”的意思是在做出判決之前審理就告結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后，出現陪審團懸而未決的情況是非常令人遺憾的，這樣就造成未來某一時候再審，或有關各方乾脆放棄訴訟的后果。另一種比較少見的情況是jury nullification。

馬里蘭州檢察院培訓部主任多恩律師處理過大量刑事案件，他說：“Jury nullification的意思是：陪審團宣告被告無罪，雖然證據表明被告的確是有罪的。這也許是因為陪審團不喜歡有關法律或提出的指控。根據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一旦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一切就成定局，因為不能就同一指控做出的宣判，對某人進行第二次審訊。這是jury nullification和hung jury 的不同之處。如果出現hung jury，陪審團說，我們無法做出一致判決，他們可以重新挑選陪審員，并對案子進行重審，也許重審時會做出一致判決。而如果出現jury nullification，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案子就到此了結了。”

正因如此，人們擔心有些陪審員會利用jury nullification而不顧法律事實宣告某人無罪，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其它目的，因此對陪審團制度提出異議，同時也對陪審員能否不受外界干擾秉公斷案的能力表示懷疑。

*陪審團制度是否應繼續下去*

下面這個案子曾使人們對陪審團秉公斷案的能力提出疑問。1954年夏天，俄亥俄州發生一起殺人案。當時，懷孕四個月的瑪麗蓮·謝波德太太在家中被人殺害，她的丈夫謝波德醫生被控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雖然他一再申辯說，有人闖入他家中，殺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俄亥俄州的法庭審訊時，由于陪審員在審議此案之前受媒體大量詆毀性報導的影響，因此判定謝波德有罪。這個案子最后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6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數推翻俄亥俄州法院早先的判決。判決指出，當地媒體的詆毀性報導影響了陪審員的判斷，使謝波德案沒有得到公正審理。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時，謝波德醫生已經被囚禁了10年。法院同年重審此案，陪審團宣判謝波德無罪。但是，此時的謝波德醫生已經家破人亡，心力交瘁，四年后就病故了。謝波德太太被害時，兒子理斯·謝波德只有7歲。理斯·謝波德為討回父親的清白，于2000年向俄亥俄州提起民事訴訟，并要求得到索賠，但沒有告倒俄亥俄州。

理斯·謝波德表示了對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失望。他說：“我認為陪審團仍應繼續實行下去，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小的社區內。因此，我們應該對這個制度重新進行研究，因為大量惡毒的宣傳有可能激化公眾的情緒，從而把一個人置于死地，并錯誤地處以死刑。”

但是，馬里蘭州檢察院的多恩律師認為，雖然陪審團制度有很多地方仍待改進，但總的來說，它的利大于弊。他說：“陪審團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它使公民有權對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做出判斷。在是否繼續實行陪審團制度問題上，各種看法都有。有人提出由專業陪審員斷案，也有人建議由三名法官小組或一位法官決定某人是否有罪。雖然美國的陪審團制度要求我們有舉證的責任，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必須得到12個陪審員的全部同意才能定罪，但我還是傾向這種做法，因為它保證政府權力不被濫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點：

第一，人民直接參與司法工作，體現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增強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愛國心。在美國，新移民入了美國國籍，有幾方面好處：美國對公民的保護顯著優于對非公民（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公民比非公民更容易就業；享受公民才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享有選舉權被選權和作陪審員的權利等。所以新移民被遴選作陪審員，心情上是高興和興奮的，認為自己也被美國信任，有了參與司法工作的權利。一位參與過四次陪審工作的華人，撰文介紹自己的經歷，結論寫道：“我以獲選陪審員為榮，在陪審中獲益匪淺。希望華人們都能了解這一制度，不要放棄當陪審員的機會。”

不過華人新移民當陪審員的相當少，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英語水平不過關。參與陪審工作，英語必須完全過關，因為討論分析案件只會日常生活用語是很不夠的。除了英語，還需要對美國的社會情況和風俗習慣等都比較熟悉，否則也難勝任陪審工作。二，新移民忙于為謀生而奔波，擔心充當陪審員影響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經常想方設法找出理由推辭掉。

第二，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民眾的法制觀念。因為是在美國公民中廣泛征集陪審員，而參與陪審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法官“活的法律教育”，所以實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的法制建設，有積極的作用。

第三，可以防止法官偏聽偏信，獨斷專行，出現誤判錯判；也可以堵塞某些行賄受賄的途徑，防止某些貪贓枉法現象。陪審團是臨時組成的，一個團只負責審判一個案件，審判完就解散；陪審團人數較多，審判期間又與外界隔絕；諸如此類的制度規定，使行賄相當困難。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司法的公正與廉潔，確實起過重要作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弊端：

第一，遴選陪審員的條件問題：美國不準醫生.律師.教師等職業的人士擔任陪審員，這就排除了許多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再有，前面講過，由于陪審工作津貼不高，許多高收入的人不愿意作陪審員，這樣，事實上就又失去一大批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其結果，陪審員主要來自一般平民和收入較低的人群。這些人，法律知識水平和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相對來說是不高的，影響進行裁決的水平。

第二，由誰遴選和如何遴選陪審員？有的西方國家（如英國），遴選陪審員是從候選陪審員名冊中隨機抽樣選出，弊端較少。美國不然，是由法官和兩造律師挑選。有些富人便花大錢聘請“高明”的大律師（實際上是老奸巨猾，經驗豐富的“訟棍”，這種律師最會鉆法律漏洞，經他們辯護，可以把重罪變輕罪，把死罪變“無罪”）參與遴選陪審員，其結果陪審團的構成變得有利于花大錢的被告，而不利于花不起錢請“大律師”的受害者。辛浦森殺人案就是十分明顯的實例。辛浦森是黑人，被非裔美國人視為本族裔的“英雄”，從情感上就袒護她。被殺的辛的前妻和她的情人都是白人。經辛浦森所聘大律師的“努力”，陪審團12名成員換來換去，最后為黑人9名，西語裔1名，白人2名。這樣的構成就使得陪審團內存在一種不公正的種族歧視情緒，這是辛案刑事審判所以荒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致通過”原則在審判復雜案件時，往往行不通。因為案情復雜了，分辨案件的性質和罪行輕重的程度就比較困難，會有不同看法，甚至嚴重分歧。何況陪審團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如果有人思想固執，聽不進別人意見，喜好堅持己見，那就更難一致通過。所以許多國家的陪審團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不是“一致通過”原則。這樣就很少有“掛起來”的現象。

第四，陪審團的裁決是“最后判決”，除非程序有問題，不得上訴。這條規定顯然不合理。美國陪審團進行審判的水平實際上并不高，為什末他們的裁決就是“最后判決”呢？真正的法制，應當一切服從法律，如果陪審團的裁決并不符合法律規定，當然應允許上訴。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做法各不相同。德國的陪審員是輔助法官判決，因為德國輿論認為法官的專業水平比陪審員高，應當以法官為主進行審判。加拿大的法官對陪審團意見有否決權，并且可以對陪審團陳述自己的意見，要求陪審團再審議。美國只許法官向陪審團講解法律條文，不許用自己的意見影響陪審團，理由是尊重陪審團“自主判決”。

第五，陪審團制度有利被告。由法官直接審判，原告.檢察官只要憑證據說服法官一人，就能定罪；而由陪審團審判，原告.檢察官就必須憑證據說服陪審團12人才能定罪。后者當然比前者困難，也就對被告比較有利。所以雖然原告和被告都有權利要求陪審團審判，但事實上原告要求陪審團審判的很少。

第六，陪審團制度有利富人。陪審團審判的費用是很高的。由陪審團審理時，律師的出庭費一般是一天2000美元左右，訴訟兩星期就要花兩三萬美元律師費。如果訴訟曠日持久，僅律師費就可以使人傾家蕩產。如果被告方官司打輸了，法官還可能加重對被告的量刑，因為進行陪審團審判，政府也要花更多的費用。所以，不是富翁富婆不敢輕易要求陪審團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