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議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小議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觀《12怒漢》有感

摘要：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是其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文從陪審團制度的起源和現(xiàn)狀出發(fā)，重點分析了其在美國司法中的運作，以及對該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優(yōu)劣性進行評析。最后，探討了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對我國的借鑒意義，以期對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有所幫助和借鑒。

關鍵詞：陪審團制度；起源；運作；優(yōu)劣評析

引子：這學期，在劉老師的安排和指導下，我們觀看了電影《12怒漢》。剛開始看的時候，覺得這部片子平淡無奇，沒有什么激烈的庭審場面。這一點跟中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很不相像。而是出現(xiàn)12個素不相識的男人，他們被關在一個密閉的屋子里邊。他們的任務就是討論決定另一個與他們毫不相干的18歲的男孩是否有罪。這種陪審團制度乍看起來有點荒謬。因為這12個審判員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根本不具備什么法律的專業(yè)知識。因此，怎么可以由這么些莽夫來斷案呢？也許這正是美國陪審團制度吸引人的地方。

一、美國陪審團制度概述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shù)、享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的、決定對嫌疑人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國陪審團是美國訴訟的重要組織和制度基礎，反映了美國訴訟制度的特性，是美國訴訟制度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很多學者包括相當數(shù)量的法官都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津津樂道。陪審團制度最具誘惑之處在于民眾的參與，它被認為是美國法治民主化的標志。美國的陪審團分為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大陪審團，又稱 “起訴陪審團”，其角色大致相當于我國的“人民檢察院”。其職責是根據(jù)檢控官的指控、當事人的陳述、證人的證詞，以及其掌握的其他證據(jù)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起訴。大陪審團一般由6—23位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組成。小陪審團又稱“審判陪審團”，一般由12位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組成。其職責是決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否有罪，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否構成侵權。如果陪審團裁定被告有罪或侵權成立，則由主審法官裁定刑罰或賠償金額；如果陪審團裁定被告無罪或侵權不成立，審判宣告結束。也就是說法官和陪審團有著嚴格的分工，陪審團負責對案件事實加以裁定，法官負責具體的法律適用。我們一般所說的陪審團主要是指小陪審團，本文所論述的陪審團也是指小陪審團。

二、美國陪審團制度的起源及其在現(xiàn)代的發(fā)展現(xiàn)狀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來源于英國，英國在向北美進行殖民擴張時，也把陪審團制度帶到了美國，并在美國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和發(fā)展。從美國的殖民革命史和建國史中，可以看到陪審制度在美國的地位和作用。從此，陪審制度在美國生根，成為美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已經歷了 200 多年歷史。17 世紀初期，在北美定居的英國移民把陪審制度也帶到了殖民地的司法體系中，而且與英國的發(fā)展順序一樣，首先出現(xiàn)的是大陪審團。1635 年，馬薩諸塞殖民地建立了北美第一個大陪審團。1641 年，弗吉尼亞殖民地也建立了大陪審團。然后，其他殖民地也都相繼確立了陪審團制度。隨后，美國將陪審團的權利寫入憲法的第七條修正案。至此美國司法陪審團制度正式確立。

在進入現(xiàn)代之后，美國對其陪審團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在陪審團組成人員的選入問題，歷史上對婦女和黑人的排斥在近代得到了很好的改變。其次，歷史上陪審團的人數(shù)都是由 12 人組成，進入現(xiàn)代之后，美國規(guī)定陪審團組成人數(shù)可以根據(jù)各州不同的情況在 6-12人之間組成。再次，陪審團裁決原則問題。傳統(tǒng)的陪審團裁決必須一致才是有效裁決。現(xiàn)在多數(shù)主義原則也開始被采用。通過這些改革，陪審團制度在美國得到了相對于英國

更好的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美國每年由陪審團參加審理的案件，占全世界每年全部案件的 90%。盡管如此，現(xiàn)代美國陪審團制度的發(fā)展還是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20 世紀以來，有些州已經不再使用大陪審團，到1984年為止，保留大陪審團的只有 20個州。而在小陪審團的運用上又出現(xiàn)了辯訴交易的現(xiàn)象，陪審制度影響了司法系統(tǒng)的效率等等問題。以至于在美國和各國的理論、實務界都有廢除陪審團的呼聲。

三、陪審團制度在美國的運作

1、陪審團的作用。在美國的司法審判中，陪審團充當?shù)慕巧喈斢谖覈姆ü伲J定案件事實真實與否的權利由陪審團掌握。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罪名是否成立的裁定權掌握在陪審團手中。陪審團制度要求每個陪審員在聽完了整個案件法庭審理后，憑借生活經驗和內心良知對事實做出判斷。法官在陪審團認定的事實的基礎上適用法律進行最終判決。法庭審理案件時，警察、法官和律師等法律專業(yè)人士負責搜集和甄別證據(jù)，最終由陪審團認定事實問題，法官裁定法律問題，兩者分工涇渭分明。

2、陪審員的選擇。根據(jù)美國現(xiàn)行法律制度，一個案件的陪審團由12個陪審員組成。案件的事實部分由陪審團認定，所以陪審團中每個陪審員的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每個美國合法公民只要年滿21周歲均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這是一項公民的義務，帶有某種強制性的味道。陪審員的選擇是在審理具體案件的法官主持下進行的。法官的助理秘書從當?shù)氐倪x民登記手冊中用電腦隨機抽出候選人名單。根據(jù)案件的情況法官確定最初陪審員的候選人數(shù)，在某些案件中候選人數(shù)可多達二三百人。在這眾多的候選人中最終有哪些人入選最終的名單還需要進行陪審員的挑選，選出最終的12名陪審員和若干名候補陪審員。挑選陪審員時，法官和雙方的律師都會在法庭現(xiàn)場。法官在開始篩選候選人時，會向候選人簡單介紹案情。候選人按照法官助理的指示，在法官助理的幫助下填寫問卷調查表。具體案件不同，調查表所要調查的問題與所要審理的案件相關。例如在關于家庭暴力的案件中，調查表上就可能問“你對家庭暴力怎么看？”“你是否受到過家庭暴力？”等；在關于槍支公司的訴訟的案件中，調查表上也許會問“你有槍嗎”、“你的好友中有人持有槍支嗎？”等；法官和雙方律師將根據(jù)調查內容對候選人進行篩選。法官也可以直接的詢問候選人，例如詢問候選人是否有什么因素會影響到他（她）作出公正的判斷等。法官也會將不符合法定條件的人從陪審員候選人中排除。例如：非美國公民、有犯罪前科的、沒有選舉權等。列入候選的人也可向法官提出本人不適合擔任本案陪審員的理由，請求不擔任陪審員，例如身患疾病或看過案件相關報道已經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等。對這些理由都要求有相應的證據(jù)加以證明，經法官同意的可以退出。由于擔任陪審員是公民一項應盡的義務，所以在法官不同意時，候選人不得擅自退出，否則可能受到藐視法庭的指控。法官將不符合條件的候選人排除后，接下來的程序就是由雙方的律師對候選人進行篩選。因為陪審團的組成往往決定了案件的勝敗，所以無論控方律師還是辯方律師都希望選擇有利于自己陪審員。一方律師可以對候選人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予以否決或保留。一般的案件，一方律師行使否決權的次數(shù)不能超過四次或五次，也就是說只有四到五次機會剔除掉不利于自己的陪審員。陪審團的組成往往就決定了案件的勝敗。為了將不利于自己當事人一方的候選人剔除。雙方律師都要對所有的陪審員候選人的情況事先進行認真的分析。為了深入了解候選陪審員的情況，有的律師會聘請專業(yè)的私家偵探調查候的一切情況，并聘請專業(yè)心理學專家對候選人進行分析，目的就是要選擇有利于其當事人一方的候選人進入最終的陪審團，提高案件獲勝的機率。雙方律師可以對候選人提出問題，根據(jù)候選人回答的內容來判斷是否行使否決權排除掉這個候選人。律師設計什么樣的問題，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學問。既要通過候選陪審員的回答看出這個人對本案的傾向性觀點，并且不能直接提出“候選人如何看待本案”這樣的問題。陪審團確定之后，為了防止意外，還需選擇幾名候補的陪審員。一旦正式的陪審員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繼續(xù)行使陪審權時，就可以由候補陪審員代替。

3、在審判中陪審團制度的運作。在正式開庭審理之前，法官會將審判中陪審員需要注意事項詳細地以書面形式告知陪審員。告知陪審員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例如：不得與任何人討論案件的內容和表達自己對本案的觀點，包括本案其他陪審員，也就是說審理中這12名陪審員不能討論案件，要求每個陪審員不受其他人意見的影響獨立做出自己的判斷；未經法官批準不得擅自離開法庭，未經同意不得使用電話，其他人與陪審員非法接觸的要及時報告法官，不能閱讀關于本案的報紙收聽收看關于本案的媒體報道等。這些規(guī)范都是為了防止陪審員受到外界或他人的干擾影響獨立判斷。一般情況下，陪審員也不能單獨的與法官會面交談。如果要與法官會談，也必須有雙方當事人的律師在場。陪審團由全體陪審員選舉產生一個“團長”，作為協(xié)調和組織者。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將陪審團與外界隔離開來，以避免陪審員受到外界的干擾，影響陪審員判斷的獨立性。在世紀大案“辛普森殺妻案”中的陪審團就是被隔離的。被隔離的陪審員通常住在法院指定的酒店里，有警衛(wèi)看守，未經法官許可，陪審員不得擅自離開住處。在隔離期間，陪審員不能看報紙、看電視收聽廣播節(jié)目等，以防受外界對案件報道的影響。當陪審員聽完整個庭審過程后，陪審團就會對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裁決。陪審員根據(jù)原告的訴訟請求初步形成一項裁決意見，然后再交陪審員們投票表決。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要求陪審團相同投票結果達到9票以上就可以形成最終的裁決。指控謀殺成立的案件則要求全體陪審員一致通過，全票同意才可以認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陪審團是如何討論以及如何形成最終裁決的過程都是絕對保密的，即使在案件判決生效后，陪審員也不能將案件的討論過程透露出去，否則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最終宣告判決時，陪審團團長宣讀裁決結果后，法官還會逐一詢問每位陪審員的意見。如果這時有陪審員反對，并且反對票超過4票時，裁決就將無效，陪審團就需要重新審議。

四、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yōu)劣評析

在美國陪審團制度確立之初，就伴隨著許多質疑的聲音。陪審團制度給美國司法資源帶來極大的壓力，陪審制下的陪審團成員的選擇以及各項費用的開支都是一項龐大開支，都是需要納稅人資金支持的。陪審團制容易引起曠日持久的訴訟，這與現(xiàn)代社會對訴訟效率的追求相背離。一旦陪審團至始至終不能達成一致裁決，那么這個陪審團就要被解散，對于這個案件重新組建新的陪審團，庭審程序重新進行一次。這無疑極大的浪費了司法資源，陪審團制度的司法成本很高。并且陪審團成員都是來自非法律行業(yè)的普通民眾，他們面對復雜的案件時很難像專業(yè)的法官那樣，準確理性的進行判斷，非常容易受到巧舌如簧的律師的誤導作出錯誤的判斷。對于這一點，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曾一針見血的批評到：“做鞋的就該去做鞋，殺豬的就該去殺豬，他們憑什么來做法官行使裁判的權利？”美國法學家們對這項制度的攻擊已經達百余年之久，有人稱陪審團制度為“美國司法制度中最薄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一種費用昂貴而極易偏離正義的游戲”。這種質疑在二十世紀末辛普森殺妻案審判之后達到了頂點。但是美國幾百年來堅持陪審團制度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該制度運作的司法成本很高，但該制度的優(yōu)點也是很明顯的。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具有不少相對的優(yōu)勢：

1、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總體上傳承了一種美國式的對抗的、民主的法律文化。簽署《五月花號公約》的清教徒大都是英國清教中的激進派，他們不滿英國國教的種種行為和做法，希望在北美大陸能夠建立宗教寬容和自由崇拜上帝的社會。這從內心產生的便是一種反抗的精神，這種精神被后來的英裔殖民者所繼承。在獨立戰(zhàn)爭時期這種精神發(fā)展為反抗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要求民主的內心夙愿。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使這種民主、對抗的精神滲透至政治、法律乃至每一個美國民眾的內心，逐漸形成了美國民族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美國陪審制度就是在這種文化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與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有著內在的契合性。

2、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使民眾更崇尚法律，更崇敬法官。陪審團制度的存在和運行使美國的法官面前有了一道屏風，法官站在了一個相對“真空”的位置。首先，法官不需要對每個案件的是與非做出一個明確的定論，這樣一來法官就不用面對民眾和媒體所施加的道德方面和輿論方面的壓力。如此一來，用一個不太恰當?shù)谋确剑梢哉f法官有點類似于英皇的角色，所有的命令都是從其手出，到出現(xiàn)問題時有具體的大臣承擔，英國有“國王不為非”，法官也可以有“法官不為非”，這樣使法官的形象更好，進而人們對法律則會更加崇敬。其次，陪審團由于人數(shù)的多數(shù)性及不確定性，使得行賄不易進行。最后，美國法官在陪審團制度下主要的作用是引導和服務于陪審團的，故法官類似于一個服務者的地位，或者更貼切的說是一個類似于旁聽者的身份。如此，法官更容易貼近民眾，使得法官的權威更平民化。

3、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具有促進立法的的造法功能。在美國有的州法律規(guī)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jù)作出判決的時候，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裁決。但是，現(xiàn)實中很少有法官這樣去做，法官往往是承認陪審團的意見，并努力為一些決定尋求合理的解釋。因為陪審團是由廣大人民群眾中隨機的人組成的，它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間的一種道德準則，而法律如果違背這些基本的道德準則的時候它是很難被執(zhí)行的。美國的法官很尊重民眾的道德準則，在陪審團作出決定后，法官都是努力在為判決尋求合理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立法、造法的功能。

4、美國的陪審團具體負責案件的事實審理，而由法官負責案件的法律審理。在美國，陪審團具體負責的就是案件事實部分的認定，只有當陪審團認定該人有罪的時候，法官才具體負責對此任應該科以怎樣的罪名和處罰，法官并不具體認定案件的是與非。如此明確的分工，使得對于每個具體案件事實和法律的認定都具有理性的基礎，以免發(fā)生法官獨斷專權，且也更有利于社會的公平、公正的實現(xiàn)。

五、美國陪審團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陪審制度可以說是美國司法制度的要害或者靈魂。美國第三任總統(tǒng)——美國《獨立宣言》的撰稿人杰斐遜說過：陪審團在維護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選舉權還重要。它的意義及留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呢？一是有助于遏制司法腐敗。如果審案由法官一錘定音，那么行賄的對象就是明確的，因為法官也是人，不能指望所有的法官都是包青天。而在陪審團制度下，法官只能主導法庭辯論和定案后的量刑。斷案的是陪審團，法官無權干涉。那么要想行賄只能行賄于陪審員，而陪審員是從平民中隨機挑選出來的，直到開庭，控辯雙方才知道誰是陪審員，陪審團也才知道要開庭的是什么案子，等你搞清楚了陪審員的來龍去脈，案子早已審完。況且，在陪審團期間，是不可以與外界接觸的。重要的案子，連離開陪審團室都要有法警陪同。可以說，司法腐敗在陪審團制度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二是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培根曾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毀壞了。陪審團制度規(guī)定，陪審團員中，有一人持否定意見，這個案子就不能判決。這樣做可能帶來審判效率不高，但它絕不會出現(xiàn)冤假錯案。而一次次公正的判決，帶給人們的信號就是，審判是公正的，判決結果是不容質疑的，因而極大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三是有助于減少涉法涉訴案件的發(fā)生。分析近年來我們的涉法涉訴案件，原因無非是審理不公，讓當事人不服，多次不公正、不嚴肅的判決結果，使當事人對法官甚至對審委會失去信任。陪審團制度則可以較好地解決審判不公的問題。陪審團的成員與案子沒有任何瓜葛，同時他們又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不同于審委會，審委會是特定的人群，與法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極容易造成當事人的不服，甚至認為他們串通一氣。而陪審團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的組成是不確定的，是和當事人一樣的普通人，他們能夠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分析案子，結果自然會比較公正，其結果也比較容易為當事人所接受，也解決了對法官不信任的問題。既然信任、接受，又怎么會上訪呢？四是有助于增進公民的法律意識。參加了陪審團，不僅在開庭前要接受必要的法律知識教育，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受法律專家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的關系。特別是在討論判決的過程中，是一次最好、最生動、最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使陪審員從一

個個具體的案子中，懂得了法律規(guī)定了什么？他為什么違法了？怎樣才是不違法的？違法要受到什么樣的制裁？從而使公民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加，無形中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法律素質。在我們正處在改革特別是司法改革的今天，陪審團制度的做法、意義無疑對我們是一種極好的啟示。

六、結語

可以預見的是，陪審團制度并不會因為其出現(xiàn)的劣勢而招致廢止，它必將在爭議中不斷前行，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陪審團制度是一個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我們可以借鑒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法律價值，吸收其中所蘊涵的民主、正義、分權的理念，權衡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來改革我國目前流于形式的人民陪審員制，使人民陪審員制更好發(fā)揮作用。

參考文獻：

[1] 何勤華.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2] 由嶸.外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 張飛舟、蒙振祥.外國法制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4]《美國歷史文獻選編》.新華出版社.第 45、152 頁.[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6]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良果譯.商務印書館.2002：315.[7]肖建國.陪審制度的考察及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

院系：法律碩士學院法律碩士專業(yè)3班

姓名：李曉平

學號：20104101001385

第二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實行的是陪審制度，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和可能被選入陪審團。法官只能幫助陪審團理解法律，無權干涉案件結果。陪審團成員都是隨機挑選的。到了法庭還不知道會被選入哪個案例。200多各個來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齡不同職業(yè)的候選人等待入選。行賄受賄的可能幾乎到了零。

美國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是陪審團制度，也是屬於普通法傳統(tǒng)，在美國憲法的第六條修訂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時有權要求一個陪審團的審訊凡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人，有義務免費擔當陪審員一職。移民美國的人，對此要有一定認識。陪審團在西方社會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希臘的城邦時期，陪審團制度經已確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臘憲法》中所述及的陪審團，與現(xiàn)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十分相似，這實在使現(xiàn)代人十分驚奇。當時希臘還沒有審訊律師，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審員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說是真正的人民法庭。案的陪審團由二百至三百個陪審員組成；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審判團，五百零一個陪審員所組成，結果多數(shù)陪審員判他有罪。開審前每個陪審員都分得兩個小金屬牌，一個鑄著「有罪」，另一個「無罪」。當控辯雙方提出證據(jù)后，陪審員就作出自己的判斷，把其中一個金屬牌放進一個罐里，決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國的陪審團定為十二人，這是英國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時所開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確立的。陪審員都是普通市民，他們要宣誓以公平客觀的態(tài)度來聽審，由法官主持和作有關法律上的指導，然后集體作出裁決。

事案的陪審制度大致相同，但判決的標準則有所分別。

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一定要達成全體一致的決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決。(俄勒崗州的刑事案，十對二即可裁決。

案的陪審員則只要達成大多數(shù)的共識，就可以判案。美國各州的民事陪審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對三，俄勒崗州是十對二定案，佛州是十對二。

刑事和民事陪審制度的另一分別，是民事案的陪審員往往要對案中個別的問題分別作出裁決，英文叫做「特別的裁決」(Specialverdict)

告向原告賠償，在另一事項上可能判決部分賠償或毋須賠償。

無論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審員 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又怎樣呢？這種情況遠在希臘城邦時代已有出現(xiàn)。當時的制度是如果認為被告有罪和無罪的陪審員各占一半，被告人就會被釋放。今日陪審員不能達成共識的話，就出現(xiàn)了“Hungjury”即「懸而未決的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審員中有一個認為被告無罪，就會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得大多數(shù)的共識，也會出現(xiàn)“Hungjury”;當法官宣布案件是

審訊無效，要重訂日期，重選新陪審員來審訊。

刑事案必須共識

當時一件最后點算金屬牌來刑事案和民陪審員不能取“Hungjury”時即宣布這)民事就是由 在刑事案方面，按聯(lián)邦，例如案中某一事項判被

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審員必須達成一致共識才能定罪呢？這種一致共識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懲罰是刑事的，換言之定罪后會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會涉及死刑，是生命攸關的事。可以說，被告的命運是掌握在陪審團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審團達成一致共識，對被告的罪行毫無疑問，定罪才算公允。這與刑事案中采用「毫無合理的疑點」的審判標準，原則上是一樣的。

陪審團制度的原則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現(xiàn)了很多引人爭議的問題。八五零年后的歐洲，隨著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出現(xiàn)，大部分國家經已取消了陪審團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戰(zhàn)時日本也取消了這種制度。在於英國和美國，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審團審訊案件，都在美國。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wèi)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wèi)公民自由：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xiàn)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xiàn)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xiàn)政治異化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fā)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wěn)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xiàn)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xiàn)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yè)法官的權力制約，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即而是憑著[1]。國家正是權力的”，就是三權相互制約。也是普通正是基于“一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陪法國著名政治思他們分享司法權，是權

現(xiàn)在的陪審團制度主要存——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fā)生“以權力制約權力司法三權，因為。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yè)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xiàn)，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xiàn)。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yè)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zhàn)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權利（1975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法官的權力，賦予公民，相反，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美國學者認為，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jù)，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人被指控犯罪，由陪審團審判。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xiàn)代美國法規(guī)定陪審員應是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閱讀和書寫英語；現(xiàn)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選定陪審團名單，1933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

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排除職業(yè)法官的獨斷，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

“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xiàn)公正的手

”[7]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 就是說，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9]。沒有世襲爵位，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美國現(xiàn)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qū)內選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近年來通常聯(lián)合使用選民名單、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yè)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否則，不具備屬于陪那么自美國獨 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自就不21但經濟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年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19

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shù)的人民性

從數(shù)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shù)，也只有多數(shù)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shù)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人數(shù)的眾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困難得多。人數(shù)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shù)同意制度，即作為陪審團的裁決，人數(shù)眾多人的裁決，而取得一致意見，通民眾的裁決，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jù)的方法，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jù)發(fā)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實現(xiàn)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進行審判，相對的人，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shù)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于完全的專業(yè)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相對于法官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wěn)當；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jié)，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guī)。相對于合議庭制度，[13]。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 還有造法功能。更有人民性，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美國采取詢問主義，職業(yè)、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社會的管理者，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名陪審員的多數(shù)意見常誤認一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11]。從而使司法更以盡可能地排除那即就是從候是即使有的州如加利也是 是與普通民眾而陪審團由普通可以促但在美國，12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而不對證據(jù)發(fā)表意見，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即完全由專業(yè)法官組成法庭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介蒂。

只有司法功能，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guī)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jù)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并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并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fā)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后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guī)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社會生活現(xiàn)實有一定距離。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lián)系，陪審團人數(shù)雖然只有身就是法制教育的過程；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系、法律思維。因此，東西[16]，而是把法律變?yōu)楝F(xiàn)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社會效果[17]。而且相對于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于培養(yǎng)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學家曾把它說成是“

[14]。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xiàn)，殖民地陪.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后來憲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15]。陪審團制度實現(xiàn)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tǒng)教育，但與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yōu)榕c生活脫節(jié)的神秘而抽象的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一位偉大的歷史”[18]

12有利于國家和平發(fā)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第三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的產生*

陪審團制度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兩百多年前，美國的開國先父在制定憲法時補充了《權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權利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犯，有關陪審團的規(guī)定在憲法中出現(xiàn)了三次。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guī)定，除非大陪審團提出公訴，否則人民不受死罪或其它不名譽罪的審判；第六條修正案規(guī)定，刑事訴訟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審團迅速和公開審理的權利；第七條修正案規(guī)定，在普通民事訴訟中，如果爭執(zhí)價值超過20美元，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就應該得到保護。

以上說的是涉及美國聯(lián)邦法律的案件，因此要由聯(lián)邦陪審團審理。美國法律包括聯(lián)邦和州兩套系統(tǒng)，如果是涉及州法律的案件，由各州根據(jù)各州憲法，組成自己的陪審團審理。大多數(shù)州給予刑事案件的被告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對于某些民事訴訟，各州給予原告和被告雙方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但無論是在聯(lián)邦法庭，還是在各州法庭，被告都有權放棄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而要求由法庭審理。美國的陪審團可分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大陪審團只處理刑事案件，職責是聽審證據(jù)，也就是根據(jù)檢察官、當事人以及證人的陳述，決定是否對被告進行起訴；小陪審團在刑事訴訟中，則通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決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訴訟中解決爭議，并決定是否賠償。

*陪審員的挑選過程*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審員呢？華盛頓特區(qū)高等法院的資深法官邁茲說：“根據(jù)美國建國以來制定的法律，被傳喚到庭的陪審員人選應該具有代表性，以體現(xiàn)法庭所在社區(qū)人口狀況。也就是說，法庭在從任何一天被傳喚到庭的公民中挑選陪審員時，要使其反映當?shù)厝朔N的組成、經濟狀況的差距以及種族的不同。因此，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全國各地的法庭和行政人員要采取特別的措施，確保被傳喚的人包括最廣泛的人群，從18歲的年輕人到老年人，人選應有盡有。”為防止歧視，法庭要確保這些人以隨機抽樣的形式挑選，只要沒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斷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選。公民一旦接到傳喚，就必須到場，因為這是美國法律規(guī)定每位公民必須做的。

除非得到有關方面的同意或有特殊理由，否則必須履行接受傳喚的義務。紐約州的海倫·哈德70高齡，也受到傳喚。她說：“有一天，法庭打電話通知我到紐約的一個地方作陪審員。我說自己70歲了，當陪審員恐怕不合適。他們說，年齡大不是正當理由，如果你不來，我們就派人接你來。最后，我還是自己開車去了。到了那兒以后，律師和當事人在一間屋子里談了很久。最后，一位律師出來說，不需要我們效勞了，因為嫌疑人已經認罪。”

律師要從接受傳喚的人當中，選出他們認為最合適的陪審員。邁茲法官說，法庭有時會傳幾百人到法庭，然后再從中進行篩選。他說：“法官首先歡迎他們接受傳喚到法庭來，指出這是每位公民應盡的義務，并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之后，法官會簡單介紹案情。比如，他會告訴陪審員，這是一起政府起訴某人偷竊車輛的刑事案件，或是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訴訟。法官告訴被傳喚的人，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原告和被告律師以及法庭會向他們

提出一些問題，以確保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12名陪審員或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6名陪審員會秉公斷案，而且對政府、被告、原告沒有任何先入之見，他們在聽取所有證據(jù)之前不做任何判斷，彼此間能合作順利，最后做出符合法律的公正判決。”

*陪審員的責任和義務*

政府部門雇員南希已經數(shù)次做陪審員，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當時，一位女士到法庭上告開車撞她車子的一位男士，并因修車耽誤三個工作日而要求得到賠償。南希說：“當時，受到傳喚的人來到法庭后，雙方律師向我們提出問題，如果誰認識當事人，就不能成為這個案子的陪審員。最后，12個人被選上。審訊持續(xù)了一天，我們坐在法庭上，聽取原告和被告雙方以及各自證人提出的證據(jù)，然后我們到另外一間屋子里進行審議，以確定這位男士是否有罪，以及如果有罪，他應該向這位女士提供多少賠償?shù)取Ｗ詈螅覀円恢伦龀鲞@位男士有罪的判決。”陪審員在斷案期間，不能向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其他任何人透露有關案子的任何情況，陪審員的審議是保密的。如果陪審員被發(fā)現(xiàn)行為不當，將被剝奪陪審資格。另外，陪審員在審議過程中私自離開，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2月，在一起謀殺案中擔任陪審員的一位婦女在審議過程中跑到墨西哥度假，使法庭的審議推遲了一個星期。她度假結束出現(xiàn)在法庭時，法庭判她7天監(jiān)禁，并施以罰款，同時下令她從事40小時的社區(qū)勞動。

*陪審員意見不一致怎么辦*

各州法庭一般不需要陪審團做出一致判決，但在聯(lián)邦法庭，如果判決不一致，陪審員就要重審，直到做出一致判決為止，因此，有些復雜刑事案件的審訊可能持續(xù)幾個月。

德克薩斯州律師康萊德解釋說：“Hung jury是不能做出一致判決的陪審團。比如說，刑事案件要求12名陪審員做出一致判決，但最后的結果是9名陪審員認為被告無罪，3名認定有罪，因此被告就可能再次接受審訊。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常發(fā)生，只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如果陪審員始終不能做出一致判決，法官就要宣布“失審”。“失審”的意思是在做出判決之前審理就告結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后，出現(xiàn)陪審團懸而未決的情況是非常令人遺憾的，這樣就造成未來某一時候再審，或有關各方乾脆放棄訴訟的后果。另一種比較少見的情況是jury nullification。

馬里蘭州檢察院培訓部主任多恩律師處理過大量刑事案件，他說：“Jury nullification的意思是：陪審團宣告被告無罪，雖然證據(jù)表明被告的確是有罪的。這也許是因為陪審團不喜歡有關法律或提出的指控。根據(jù)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一旦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一切就成定局，因為不能就同一指控做出的宣判，對某人進行第二次審訊。這是jury nullification和hung jury 的不同之處。如果出現(xiàn)hung jury，陪審團說，我們無法做出一致判決，他們可以重新挑選陪審員，并對案子進行重審，也許重審時會做出一致判決。而如果出現(xiàn)jury nullification，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案子就到此了結了。”

正因如此，人們擔心有些陪審員會利用jury nullification而不顧法律事實宣告某人無罪，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其它目的，因此對陪審團制度提出異議，同時也對陪審員能否不受外界干擾秉公斷案的能力表示懷疑。

*陪審團制度是否應繼續(xù)下去*

下面這個案子曾使人們對陪審團秉公斷案的能力提出疑問。1954年夏天，俄亥俄州發(fā)生一起殺人案。當時，懷孕四個月的瑪麗蓮·謝波德太太在家中被人殺害，她的丈夫謝波德醫(yī)生被控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雖然他一再申辯說，有人闖入他家中，殺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俄亥俄州的法庭審訊時，由于陪審員在審議此案之前受媒體大量詆毀性報導的影響，因此判定謝波德有罪。這個案子最后上訴到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6號，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數(shù)推翻俄亥俄州法院早先的判決。判決指出，當?shù)孛襟w的詆毀性報導影響了陪審員的判斷，使謝波德案沒有得到公正審理。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時，謝波德醫(yī)生已經被囚禁了10年。法院同年重審此案，陪審團宣判謝波德無罪。但是，此時的謝波德醫(yī)生已經家破人亡，心力交瘁，四年后就病故了。謝波德太太被害時，兒子理斯·謝波德只有7歲。理斯·謝波德為討回父親的清白，于2000年向俄亥俄州提起民事訴訟，并要求得到索賠，但沒有告倒俄亥俄州。

理斯·謝波德表示了對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失望。他說：“我認為陪審團仍應繼續(xù)實行下去，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小的社區(qū)內。因此，我們應該對這個制度重新進行研究，因為大量惡毒的宣傳有可能激化公眾的情緒，從而把一個人置于死地，并錯誤地處以死刑。”

但是，馬里蘭州檢察院的多恩律師認為，雖然陪審團制度有很多地方仍待改進，但總的來說，它的利大于弊。他說：“陪審團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它使公民有權對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做出判斷。在是否繼續(xù)實行陪審團制度問題上，各種看法都有。有人提出由專業(yè)陪審員斷案，也有人建議由三名法官小組或一位法官決定某人是否有罪。雖然美國的陪審團制度要求我們有舉證的責任，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必須得到12個陪審員的全部同意才能定罪，但我還是傾向這種做法，因為它保證政府權力不被濫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yōu)點：

第一，人民直接參與司法工作，體現(xiàn)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增強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愛國心。在美國，新移民入了美國國籍，有幾方面好處：美國對公民的保護顯著優(yōu)于對非公民（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公民比非公民更容易就業(yè)；享受公民才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享有選舉權被選權和作陪審員的權利等。所以新移民被遴選作陪審員，心情上是高興和興奮的，認為自己也被美國信任，有了參與司法工作的權利。一位參與過四次陪審工作的華人，撰文介紹自己的經歷，結論寫道：“我以獲選陪審員為榮，在陪審中獲益匪淺。希望華人們都能了解這一制度，不要放棄當陪審員的機會。”

不過華人新移民當陪審員的相當少，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英語水平不過關。參與陪審工作，英語必須完全過關，因為討論分析案件只會日常生活用語是很不夠的。除了英語，還需要對美國的社會情況和風俗習慣等都比較熟悉，否則也難勝任陪審工作。二，新移民忙于為謀生而奔波，擔心充當陪審員影響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經常想方設法找出理由推辭掉。

第二，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民眾的法制觀念。因為是在美國公民中廣泛征集陪審員，而參與陪審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法官“活的法律教育”，所以實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的法制建設，有積極的作用。

第三，可以防止法官偏聽偏信，獨斷專行，出現(xiàn)誤判錯判；也可以堵塞某些行賄受賄的途徑，防止某些貪贓枉法現(xiàn)象。陪審團是臨時組成的，一個團只負責審判一個案件，審判完就解散；陪審團人數(shù)較多，審判期間又與外界隔絕；諸如此類的制度規(guī)定，使行賄相當困難。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司法的公正與廉潔，確實起過重要作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弊端：

第一，遴選陪審員的條件問題：美國不準醫(yī)生.律師.教師等職業(yè)的人士擔任陪審員，這就排除了許多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再有，前面講過，由于陪審工作津貼不高，許多高收入的人不愿意作陪審員，這樣，事實上就又失去一大批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其結果，陪審員主要來自一般平民和收入較低的人群。這些人，法律知識水平和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相對來說是不高的，影響進行裁決的水平。

第二，由誰遴選和如何遴選陪審員？有的西方國家（如英國），遴選陪審員是從候選陪審員名冊中隨機抽樣選出，弊端較少。美國不然，是由法官和兩造律師挑選。有些富人便花大錢聘請“高明”的大律師（實際上是老奸巨猾，經驗豐富的“訟棍”，這種律師最會鉆法律漏洞，經他們辯護，可以把重罪變輕罪，把死罪變“無罪”）參與遴選陪審員，其結果陪審團的構成變得有利于花大錢的被告，而不利于花不起錢請“大律師”的受害者。辛浦森殺人案就是十分明顯的實例。辛浦森是黑人，被非裔美國人視為本族裔的“英雄”，從情感上就袒護她。被殺的辛的前妻和她的情人都是白人。經辛浦森所聘大律師的“努力”，陪審團12名成員換來換去，最后為黑人9名，西語裔1名，白人2名。這樣的構成就使得陪審團內存在一種不公正的種族歧視情緒，這是辛案刑事審判所以荒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致通過”原則在審判復雜案件時，往往行不通。因為案情復雜了，分辨案件的性質和罪行輕重的程度就比較困難，會有不同看法，甚至嚴重分歧。何況陪審團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如果有人思想固執(zhí)，聽不進別人意見，喜好堅持己見，那就更難一致通過。所以許多國家的陪審團實行“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原則，而不是“一致通過”原則。這樣就很少有“掛起來”的現(xiàn)象。

第四，陪審團的裁決是“最后判決”，除非程序有問題，不得上訴。這條規(guī)定顯然不合理。美國陪審團進行審判的水平實際上并不高，為什末他們的裁決就是“最后判決”呢？真正的法制，應當一切服從法律，如果陪審團的裁決并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當然應允許上訴。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做法各不相同。德國的陪審員是輔助法官判決，因為德國輿論認為法官的專業(yè)水平比陪審員高，應當以法官為主進行審判。加拿大的法官對陪審團意見有否決權，并且可以對陪審團陳述自己的意見，要求陪審團再審議。美國只許法官向陪審團講解法律條文，不許用自己的意見影響陪審團，理由是尊重陪審團“自主判決”。

第五，陪審團制度有利被告。由法官直接審判，原告.檢察官只要憑證據(jù)說服法官一人，就能定罪；而由陪審團審判，原告.檢察官就必須憑證據(jù)說服陪審團12人才能定罪。后者當然比前者困難，也就對被告比較有利。所以雖然原告和被告都有權利要求陪審團審判，但事實上原告要求陪審團審判的很少。

第六，陪審團制度有利富人。陪審團審判的費用是很高的。由陪審團審理時，律師的出庭費一般是一天2000美元左右，訴訟兩星期就要花兩三萬美元律師費。如果訴訟曠日持久，僅律師費就可以使人傾家蕩產。如果被告方官司打輸了，法官還可能加重對被告的量刑，因為進行陪審團審判，政府也要花更多的費用。所以，不是富翁富婆不敢輕易要求陪審團審判。

第四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淺析

姓名：李雋婕

學號：32012090015

班級：財政稅務學院 財政班

一、陪審團制度的歷史

陪審團制度首先起源于英國，為了幫助國王調查犯罪，到了17世紀末成為了反對國王武斷發(fā)生起訴的盾牌，在北美殖民地的時期，各地區(qū)法院在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時，廣泛采用陪審團制度。而后作為獨立戰(zhàn)爭的果實，陪審團制度被寫入了美國憲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二、美國陪審團制度概況

（一）陪審員的產生 1、適用主體

1689年《聯(lián)邦陪審員挑選及服務法案》規(guī)定，除以下原因，否則每個成年美國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

（1）對英語掌握不能達到流利的程度或不會說英語

（2）由于精神上身體上的原因，不能履行令人滿意陪審團服務

（3）被以可能判處一年以上監(jiān)禁刑的罪名起訴，或有在某一州或聯(lián)邦有一年以上監(jiān)禁刑的犯罪記錄，公民資格還沒有恢復。、挑選的具體程序

首先，法官從當?shù)剡x民登記名單中，隨機選出一定數(shù)量的人，寫信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擔任本案的陪審員。然后，法官用問卷的形式審查這些人是否具備擔當本案陪審員的資格。最后，法官通知這些人到指定時間到法庭接受庭選，在庭選過程中，雙方律師對陪審團候選人具有否決權。

（二）陪審員的回避制度

審判過程中，審判員的姓名和身份都是保密的，除非他們自己向外界揭露。新聞媒體不得擅自公布陪審員的姓名，只能用他們的座位順代表其身份。

（三）陪審團的工作

1、庭審。在庭審過程中，陪審團扮演的只是聽眾的角色。雙方律師在發(fā)言辯訴意見時要面對陪審團，雙方證人在陳述案件事實時候也都以陪審團為主要對象。

2、指示。庭審結束后后，首席法官會對陪審團作出指示。

3、評議。之后陪審員被送至秘密的評議室，依據(jù)各人的人生經驗，樸素的是非標準和簡單的法律知識以及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jù)，就案件事實作評議。

4、裁決。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員裁決必須得到全數(shù)同意通過，在民事案件中，一般只要求簡單多數(shù)通過。如果刑事案件中的陪審團無法就裁決達成一致，那么法官會宣布該案為流案，重新組建陪審團進行審判。

三、陪審團制度的意義

陪審團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洗禮，已經逐漸成為了一套比較完備的體系，其意義有以下幾方面：

1、有利于司法公正性

作為最高裁決者的法官難免會因為其自身年齡，閱歷，經驗，甚至是主觀情緒的影響，作出對于案件事實認定的錯位，因此設立一個由不同職業(yè)和生活經歷組成的陪審團幫助法官更準確的認定案件事實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陪審團制度可以有效地減少冤假錯案的發(fā)生率，這樣也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有利于遏制司法腐敗

在陪審團制度下，法官只能對案件量刑作出裁決，無權對案件事實認定作出任何評議，而陪審團成員均為隨機選出，并且有一套極為嚴密的保密措施，有效地避免了因行賄與陪審員，而做出的與案件事實嚴重偏離的裁斷。、有利于司法公開

除新聞媒體公開外，由12名不同職業(yè)的公民組成的陪審團本身就擴大了民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又給公民參與司法過程提供了一定的途徑和渠道。

4、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識，增進公民法律意識

陪審團制度不僅強化了公民個人的法律意識，并且提供了每一位公民參與司法過程的機會，不僅使得公民更加熟悉本國司法過程的程序，并且通過庭審中律師的辯論，推理，對法律知識的運用，增進公民自身的法律知識。

四、陪審團制度的弊端

在陪審團的價值被認可時，其弊病也在發(fā)展中逐漸被人們揭露出來 1、易造成司法效率低下以及司法成本過高

如所周知，美國法律規(guī)定刑事案件必須全票通過，而做出這一判決往往是十分困難的。這無疑會造成司法效率低下，導致更多的案件無法及時有效地審理。同時，陪審員的住、食、行均由政府買單，這也是浪費納稅人錢的一種行為。、陪審員挑選制度易造成裁決錯誤

無數(shù)事實證明，大多數(shù)辯護律師認為：就陪審員而言年輕的比老的好，結婚的比單身的好，窮人比富人好，而陪審員也會情不自禁的在心理上傾向于同種族當事人。并且財產雄厚的辯護律師會用“背景調查員”和“無理否決權”剔除對自己不利的陪審員，這都會影響評議的公正性。

3、陪審員義務易造成對公民個人生活的侵擾

各國法律基本都確定這樣一種理念：非經正當法律程序，公權利的觸手不得侵犯廣大公民的私生活。目前陪審團制度就陷入了一方面要求司法獨立，公正，民主，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對公民私生活的干擾的這樣一種悖論中。陪審團的評議過程往往是持久的，盡管政府會給與陪審員一定的經濟補償，但與公民因擔任陪審員所付出的時間，精力，以及誤工費比較，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假設12名陪審員均為自愿履行陪審員義務的公民，但因種種原因，導致法庭作出了不符合陪審團部分成員意圖的判決，那么是否可以推理出這部分成員會因此裁決而認定他們所做的努力為徒勞的，進而產抵觸情緒，發(fā)展到極端甚至認定此義務干涉了公民自由。

五、對此看法

固然，陪審團制度是有明顯的弱點，但是美國人之所以堅持用陪審團制度，就是因為陪審員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陪審員獨立于政府之外，獨立于司法系統(tǒng)之外，獨立于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眾會做出的判斷。當然，這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這個社會是自由的，普通民眾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在自由的國度里，一切都有可能。

第五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及其對我國審判制度

改革的啟迪

來源：作者：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及其對我國審判制度改革的啟迪

饒世權

（西南交通大學 成都 610031）

TEL：（028）87601311 E-mail：rsq858@163.com

通訊地址：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學南園21317#

作者簡介：饒世權（1969~），男，四川仁壽人，西南交通大學，副教授

[摘要]陪審團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為陪審團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這對我國進行審判制度改革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陪審團；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國陪審團制度從英國傳入，至今在美國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審團制度具備濃厚的社會、文化和法律基礎外，更主要的是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意蘊即陪審團（本文僅指小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現(xiàn)實的社會意義。對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鑒意義。

一、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wèi)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wèi)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xiàn)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xiàn)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而是憑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xiàn)政治異化——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fā)生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國家正是權力的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

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權力制約權力”，就是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三權相互制約。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fā)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wěn)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xiàn)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陪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yè)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他們分享司法權，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xiàn)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yè)法官的權力制約，是權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xiàn)，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xiàn)。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yè)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zhàn)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權利（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排除職業(yè)法官的獨斷，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yè)法官的權力，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賦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xiàn)公正的手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7]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國學者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就是說，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jù)，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9].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

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19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否則，就不由陪審團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世襲爵位，不具備屬于陪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因此，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那么自美國獨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xiàn)代美國法規(guī)定陪審員應是21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閱讀和書寫英語；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但現(xiàn)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美國現(xiàn)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經濟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

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qū)內選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選定陪審團名單，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近年來通常聯(lián)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shù)的人民性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shù)同意制度，即12名陪審員的多數(shù)意見作為陪審團的裁決，相對于法官的裁決，更有人民性，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人數(shù)眾多人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而取得一致意見，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wěn)當；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通民眾的裁決，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jié)，常誤認一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11].從而使司法更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

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以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美國采取詢問主義，即就是從候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職業(yè)、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是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

員的原因。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jù)的方法，而不對證據(jù)發(fā)表意見，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guī)。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jù)發(fā)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實現(xiàn)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

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相對于合議庭制度，即完全由專業(yè)法官組成法庭進行審判，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也是社會的管理者，是與普通民眾相對的人，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介蒂。而陪審團由普通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shù)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于完全的專業(yè)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可以促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國，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還有造法功能。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guī)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jù)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并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并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fā)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后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guī)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14].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xiàn)，殖民地陪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后來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15].陪審團制度實現(xiàn)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tǒng)教育，但與社會生活現(xiàn)實有一定距離。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lián)系，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

陪審團人數(shù)雖然只有12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身就是

法制教育的過程；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系、法律思維。因此，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yōu)榕c生活脫節(jié)的神秘而抽象的東西[16]，而是把法律變?yōu)楝F(xiàn)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17].而且相對于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于培養(yǎng)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把它說成是“有利于國家和平發(fā)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18].二、對我國司法審判方式改革的啟迪

研究美國陪審團制度，對我國當前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啟迪：

一是誰是最終的審判者？美國堅持認為人民才是最終的審判者，這樣的價值理念使得陪審團制度在美國長盛不衰，陪審團不僅審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們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應當樹立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的價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終是由人民來評價，即使司法實現(xiàn)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會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實現(xiàn)司法的社會公正。而司法的社會公正正是由人民來評判，因此，應當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參與審判，我們不能懷疑人民的能力，他們也許不懂法，但他們反映的正是普通民眾對事物的看法或認知，而職業(yè)法官懂法，他們比普通民眾認知能力更強，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常常比普通民眾更深刻，如果用職業(yè)法官的標準來要求普通民眾，就如哲學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學家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以普通民眾不懂法來阻止普通民眾參與司法審判。

二是強化功能與制度的互動。美國陪審團的功能是通過相應的制度作為保障，而且美國陪審團的功能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逐漸產生的，一旦產生了某種功能，美國就設計相應的制度或者完善與功能伴生的制度來保障功能的實現(xiàn)。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應當注意功能與制度的和諧，而且我國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進型，而是人為推進型，因此，應當事先明確我國司法審判制度應當?shù)竭_什么樣的功能，因功能而設計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應當強化審判制度對公民民主、自由的保護，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國陪審團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護，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國司法審判，公信力缺失，甚至嚴重危及公民的民主與自由，有的判決出現(xiàn)合法不合理的狀況。因此我們在改革司法審判制度時，必須注重提升司法審判的公信力，為此要充分考慮人民的參與性，不能認為審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為審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終的裁決者。

參考文獻

[1]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年P173~174；

[2] [17]尚代貴：“論陪審制度的歷史演變及發(fā)展”，《求索》2002（6）；

[3] 王利明：“法治社會需要司法公正”，《人民司法》，1998（2）；

[4]<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P314；

[5]龔瑞祥：《西方司法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P139；

[7] [18]〈英〉丹寧勛爵：《法律的未來》，法律出版社2000年，P41、；

[8]〈美〉菲。方納：《潘恩全集》，紐約1954年英文版第2卷，P79~80；

[9] [10] [15] 美國加州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美國法律體系（憲法）》，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8年P203、203、207；

[6] [11] [13] [14] [16]〈美〉哈羅德。伯曼：《美國法律講話》，三聯(lián)書店1988年，P8、40、40、42、42；

[12]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