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失控的陪審團》解讀美國“陪審團制度”以及該制度的中國移植問題

從《失控的陪審團》解讀美國“陪審團制度”以及該制度的中國移植問題

事源于一場眾人矚目的案件：原告是在一場槍擊案中痛失愛人、獨自撫養著年幼兒子的遺孀；而被告是輕易便可只手遮天、年收入20億元的軍火制造商，以后者對于“槍支泛濫槍擊案頻發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名，雙方對簿公堂。盡管民意人心都無不偏向這對苦命母子，但實力懸殊之大仍然不言而喻，更毋庸提此類案例并無勝訴的先例。軍火商也不惜重金聘請了向來無往不勝的大律師藍金?芬奇及其強大的智囊團隊，為的不僅是免于一千萬的巨額賠償，更是擔心一旦敗訴，海洋法系的案例援引原則將把美國槍械業卷入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當中，引來一個又一個不必要的麻煩。而傳說中的芬奇團隊果然不負所望，他深知再精彩的辯才也無法左右這場棘手的官司，于是轉而另辟蹊徑，從陪審團下手，一一找出每個陪審員的弱點并加以利用，威逼利誘其做出有利于軍火商的判決，是他的作戰方案。

有人把這部電影作為英美陪審制度的簡易教科書，確實有其道理存在。片子從這里開始便將筆墨著重于陪審制度的進行程序，讓觀眾對于陪審團的運作有了一定了解。首先是陪審員的選定。一般來說，陪審團成員的候選人是法院從其轄區的選民登記中隨機抽出來的，而候選人人數依各州法律及案件嚴重程度而有所不同，然后再從其中選出12名正式陪審員及若干候補成員。由于陪審團成員將直接影響到案件的審理結果，因此選定陪審團成員要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根據規定，陪審員的選定，可以首先由法官詢問，然后由雙方律師補充詢問，也可以是雙方律師為主進行。在此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均可以行使對某位候選人的回避權，以避免陪審團做出對自己不利的判決。因此，由達斯汀?霍夫曼飾演的控方律師羅爾和吉恩?哈克曼的辯方律師芬奇——兩大戲骨之間的較量也由此展開。可以看到，芬奇不僅在事前就對所有候選陪審員的職業、學歷、家庭、政治傾向等背景情況進行了盡可能詳細的調查，并在篩選現場通過高科技設備來竊聽監視某位候選人的一舉一動并結合其背景來判斷是否會做出利于己方的判決，由此指揮前臺律師接受或拒絕該名候選人。雙方律師你來我往、速戰速決并足以震懾全場的強大氣勢由這場戲便可見一斑。

美國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是陪審團制度，也是屬於普通法傳統，在美國憲法的第六條修訂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時有權要求一個陪審團的審訊凡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人，有義務免費擔當陪審員一職。移民美國的人，對此要有一定認識。陪審團在西方社會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希臘的城邦時期，陪審團制度經已確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臘憲法》中所述及的陪審團，與現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十分相似，這實在使現代人十分驚奇。當時希臘還沒有審訊律師，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審員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說是真正的人民法庭。當時一件案的陪審團由二百至三百個陪審員組成；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審判團，就是由五百零一個陪審員所組成，結果多數陪審員判他有罪。開審前每個陪審員都分得兩個小金屬牌，一個鑄著「有罪」，另一個「無罪」。當控辯雙方提出證據后，陪審員就作出自己的判斷，把其中一個金屬牌放進一個罐里，最后點算金屬牌來決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今日美國的陪審團定為十二人，這是英國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時所開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確立的。陪審員都是普通市民，他們要宣誓以公平客觀的態度來聽審，由法官主持和作有關法律上的指導，然后集體作出裁決。刑事案和民事案的陪審制度大致相同，但判決的標準則有所分別。在刑事案方面，按聯邦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一定要達成全體一致的決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決。(俄勒崗州的刑事案，十對二即可裁決。)民事案的陪審員則只要達成大多數的共識，就可以判案。美國各州的民事陪審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對三，俄勒崗州是十對二定案，佛州是十對二。

建立陪審團制度的理論根據，就是“任何權力都需要制約，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

敗”的基本原則。陪審團不僅僅是訴訟審判制度，而且是美國分權制衡體制中的一個重要權力機構。想當年，為了杜絕專制腐敗，美國制憲先賢在制度設計上費盡心機。按照分權制衡的原則，國家權力被一分為三，即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由三個機構行使，同時又相互制衡。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司法權予以分立，將司法審判權再一分為二：一是事實認定權，二是法律適用權。陪審團行使事實認定權，法官行使法律適用權。陪審團作出的事實認定，法官不得輕易推翻；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職權，只是對上訴案件進行法律審查，而非事實審理，其作用僅在于監督下級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和適用是否正確。在基層法院的訴訟審判中，法官只是“陪審”的裁判、司儀和量刑官。就此而言，將英文Ｊｕｒｙ譯為“陪審團”，似乎有失其準確含義。實際上，陪審團是與檢察官和法官分享司法大權的“人民檢察院”和“ 人民法院”，并非“陪著法官審判”的陪襯或擺設。

眾所周知，實施憲政法治的關鍵和難點，并不在于立憲修憲和制訂頒布法律，而在于能否有一個秉公執法、廉潔獨立的司法機構。否則，再好憲法和法律，也只是金玉其外，徒有其名。而陪審團制度在遏制司法腐敗，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促進司法民主和提高公民素質，防止司法部門獨斷獨行和主觀片面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

陪審團是遏制司法腐敗的防護堤壩。陪審團成員一般在附近社區隨機選出，而且就某一特定案件而選出，使案件利害關系人來不及引誘和賄賂陪審團成員。即使利害關系人企圖賄賂陪審團，但由于陪審系１２人組成，往往使當事人在賄賂成本很高的情況下望而卻步。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可以根據情況將陪審團與外界隔離，以避免陪審員受到外界的干擾。被隔離的陪審員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衛看守，未經法官許可，陪審員不得擅自離開住處。在隔離期間，陪審員不能看報、看電視等，以防受媒體影響。另外，行賄陪審團是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聯邦重罪，最高刑罰高達１５年。違法者一旦露出蛛絲馬跡，大名鼎鼎的聯邦調查局立刻介入案情，致使利害關系人心存顧忌，知難而退。

陪審團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陪審團隨機成立，隨機解散，陪審員對案件判決的結果不負個人責任，沒有持續的社會輿論壓力。判決一旦做出，陪審員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陪審團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人治，較好地體現民主的精神，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部門的“關系學”，減少對法官個人素質的過份依賴，避免法官獨裁專斷的負面影響。

時下中國流行的“保證司法獨立運作”的呼聲，僅僅是在企圖限制司法系統外部的權力對司法運作的滲透與干擾，但根本沒有從任何角度對司法內部的獨斷權力進行制約和限制。在中國現行司法體制下，司法部門及其司法官員與其他政府部門無論在人事上，還是財政上均存在著高度依存的關系，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保障的條件下，法官如何獨立？法官又憑什么能獨立？

陪審團制度是司法部門的避雷針和法官的護身盾。人們常常批評道，陪審團成員往往帶有明顯的種族、階層或地域色彩，在一些有爭議性的大案中傾向于放縱嫌犯，致使民主的審判偏離公正的方向。實際上，陪審團承擔了司法過程中最令人困惑和頭疼的責任，即在有爭議性的重大案件中裁決被告是否有罪，從而大大減輕了法官的社會壓力，維護了法官的權威和聲望。在爭議性訴訟中，經常會面臨摸棱兩可、難以確定的案情事實和責任的認定，陪審團集思廣益，以“集體智慧”裁決事實問題，把法官從司法困境中解脫出來，超塵拔俗，揚長避短，集中精力處理自己所擅長的法律爭議問題，而不被紛繁復雜的事實問題所糾纏。

陪審團制度在中國建立的現實意義在于：

首先，法官的庭審活動局限于對法庭的組織、引導和量刑，其最終裁判的依據是陪審團的裁決。在這種體制下，法官基本上可以名正言順地擺脫各種干擾，把審判背后的各種權力的、關系的運作完全甩開，依人民的意志去主持正義和公正審判，最終導致司法公正。

其次，在民事審判中采用公民陪審團制度可以提高審判效率。在組成陪審團之前，往往一方當事人考慮到自己行為的非道德因素和違法性質無法面對陪審團的裁判，以及陪審團的花費將由敗訴方自己負擔（僅民事審判），而會向法官宣布放棄自己的不合理訴求以達成問題的解決，使陪審團無需組成。事實上在西方使用陪審團制度的國家里，陪審團的使用率不到10％。

第三，使用陪審團制度的國家，案件的上訴率遠低于我國。當一個當事人在陪審團裁判敗訴以后，他會了解這是人民的、社會道德的裁判，他會了解，他的行為違反了法律必然也違反了社會公德，或自己的證據根本不足以證實自己的訴求，上訴后，再一次面對人民的裁判，案件不會有其他的結果，也不可能去運作關系推翻一審的結果。

第四，臨時隨機選出陪審人員，是保證公民參與和廣泛民主的具體實現，也是屏蔽和斬斷各種關系運作的關鍵。它同時隔離法官和各種社會關系之間以及案件審理結果之間的聯系。

有人認為陪審團造成辦案效率很低，象日本地鐵毒氣案的主謀麻原明明是罪犯還審上幾年，象張子強這樣的人，為什么在國內就能迅速把他崩了遏止了他繼續為惡，而在香港他囂張了這么多年？我們認為，在我國有刑事案件審判效率極高的一面，但往往是犧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為代價，在一個文明法治社會，是不會輕易判定一個人為法律意義上的有罪，寧可漏掉一個壞人，也不枉斷一個好人。雖然陪審團制度在諸多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們呼喚公民陪審團制度的早日實行并不斷的完善，以遏制司法腐敗，推進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實行的是陪審制度，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和可能被選入陪審團。法官只能幫助陪審團理解法律，無權干涉案件結果。陪審團成員都是隨機挑選的。到了法庭還不知道會被選入哪個案例。200多各個來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候選人等待入選。行賄受賄的可能幾乎到了零。

美國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是陪審團制度，也是屬於普通法傳統，在美國憲法的第六條修訂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時有權要求一個陪審團的審訊凡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人，有義務免費擔當陪審員一職。移民美國的人，對此要有一定認識。陪審團在西方社會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希臘的城邦時期，陪審團制度經已確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臘憲法》中所述及的陪審團，與現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十分相似，這實在使現代人十分驚奇。當時希臘還沒有審訊律師，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審員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說是真正的人民法庭。案的陪審團由二百至三百個陪審員組成；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審判團，五百零一個陪審員所組成，結果多數陪審員判他有罪。開審前每個陪審員都分得兩個小金屬牌，一個鑄著「有罪」，另一個「無罪」。當控辯雙方提出證據后，陪審員就作出自己的判斷，把其中一個金屬牌放進一個罐里，決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國的陪審團定為十二人，這是英國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時所開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確立的。陪審員都是普通市民，他們要宣誓以公平客觀的態度來聽審，由法官主持和作有關法律上的指導，然后集體作出裁決。

事案的陪審制度大致相同，但判決的標準則有所分別。

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一定要達成全體一致的決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決。(俄勒崗州的刑事案，十對二即可裁決。

案的陪審員則只要達成大多數的共識，就可以判案。美國各州的民事陪審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對三，俄勒崗州是十對二定案，佛州是十對二。

刑事和民事陪審制度的另一分別，是民事案的陪審員往往要對案中個別的問題分別作出裁決，英文叫做「特別的裁決」(Specialverdict)

告向原告賠償，在另一事項上可能判決部分賠償或毋須賠償。

無論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審員 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又怎樣呢？這種情況遠在希臘城邦時代已有出現。當時的制度是如果認為被告有罪和無罪的陪審員各占一半，被告人就會被釋放。今日陪審員不能達成共識的話，就出現了“Hungjury”即「懸而未決的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審員中有一個認為被告無罪，就會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得大多數的共識，也會出現“Hungjury”;當法官宣布案件是

審訊無效，要重訂日期，重選新陪審員來審訊。

刑事案必須共識

當時一件最后點算金屬牌來刑事案和民陪審員不能取“Hungjury”時即宣布這)民事就是由 在刑事案方面，按聯邦，例如案中某一事項判被

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審員必須達成一致共識才能定罪呢？這種一致共識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懲罰是刑事的，換言之定罪后會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會涉及死刑，是生命攸關的事。可以說，被告的命運是掌握在陪審團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審團達成一致共識，對被告的罪行毫無疑問，定罪才算公允。這與刑事案中采用「毫無合理的疑點」的審判標準，原則上是一樣的。

陪審團制度的原則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現了很多引人爭議的問題。八五零年后的歐洲，隨著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出現，大部分國家經已取消了陪審團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也取消了這種制度。在於英國和美國，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審團審訊案件，都在美國。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制約，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即而是憑著[1]。國家正是權力的”，就是三權相互制約。也是普通正是基于“一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陪法國著名政治思他們分享司法權，是權

現在的陪審團制度主要存——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以權力制約權力司法三權，因為。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權利（1975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法官的權力，賦予公民，相反，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美國學者認為，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人被指控犯罪，由陪審團審判。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閱讀和書寫英語；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選定陪審團名單，1933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

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

“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

”[7]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 就是說，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9]。沒有世襲爵位，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否則，不具備屬于陪那么自美國獨 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自就不21但經濟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19

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從數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也只有多數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人數的眾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困難得多。人數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作為陪審團的裁決，人數眾多人的裁決，而取得一致意見，通民眾的裁決，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進行審判，相對的人，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于完全的專業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相對于法官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相對于合議庭制度，[13]。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 還有造法功能。更有人民性，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美國采取詢問主義，職業、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社會的管理者，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常誤認一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11]。從而使司法更以盡可能地排除那即就是從候是即使有的州如加利也是 是與普通民眾而陪審團由普通可以促但在美國，12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即完全由專業法官組成法庭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介蒂。

只有司法功能，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并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并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后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社會生活現實有一定距離。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陪審團人數雖然只有身就是法制教育的過程；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系、法律思維。因此，東西[16]，而是把法律變為現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社會效果[17]。而且相對于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于培養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學家曾把它說成是“

[14]。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殖民地陪.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后來憲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15]。陪審團制度實現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教育，但與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為與生活脫節的神秘而抽象的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一位偉大的歷史”[18]

12有利于國家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第三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的產生*

陪審團制度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兩百多年前，美國的開國先父在制定憲法時補充了《權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權利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犯，有關陪審團的規定在憲法中出現了三次。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除非大陪審團提出公訴，否則人民不受死罪或其它不名譽罪的審判；第六條修正案規定，刑事訴訟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審團迅速和公開審理的權利；第七條修正案規定，在普通民事訴訟中，如果爭執價值超過20美元，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就應該得到保護。

以上說的是涉及美國聯邦法律的案件，因此要由聯邦陪審團審理。美國法律包括聯邦和州兩套系統，如果是涉及州法律的案件，由各州根據各州憲法，組成自己的陪審團審理。大多數州給予刑事案件的被告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對于某些民事訴訟，各州給予原告和被告雙方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但無論是在聯邦法庭，還是在各州法庭，被告都有權放棄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而要求由法庭審理。美國的陪審團可分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大陪審團只處理刑事案件，職責是聽審證據，也就是根據檢察官、當事人以及證人的陳述，決定是否對被告進行起訴；小陪審團在刑事訴訟中，則通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決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訴訟中解決爭議，并決定是否賠償。

*陪審員的挑選過程*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審員呢？華盛頓特區高等法院的資深法官邁茲說：“根據美國建國以來制定的法律，被傳喚到庭的陪審員人選應該具有代表性，以體現法庭所在社區人口狀況。也就是說，法庭在從任何一天被傳喚到庭的公民中挑選陪審員時，要使其反映當地人種的組成、經濟狀況的差距以及種族的不同。因此，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全國各地的法庭和行政人員要采取特別的措施，確保被傳喚的人包括最廣泛的人群，從18歲的年輕人到老年人，人選應有盡有。”為防止歧視，法庭要確保這些人以隨機抽樣的形式挑選，只要沒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斷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選。公民一旦接到傳喚，就必須到場，因為這是美國法律規定每位公民必須做的。

除非得到有關方面的同意或有特殊理由，否則必須履行接受傳喚的義務。紐約州的海倫·哈德70高齡，也受到傳喚。她說：“有一天，法庭打電話通知我到紐約的一個地方作陪審員。我說自己70歲了，當陪審員恐怕不合適。他們說，年齡大不是正當理由，如果你不來，我們就派人接你來。最后，我還是自己開車去了。到了那兒以后，律師和當事人在一間屋子里談了很久。最后，一位律師出來說，不需要我們效勞了，因為嫌疑人已經認罪。”

律師要從接受傳喚的人當中，選出他們認為最合適的陪審員。邁茲法官說，法庭有時會傳幾百人到法庭，然后再從中進行篩選。他說：“法官首先歡迎他們接受傳喚到法庭來，指出這是每位公民應盡的義務，并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之后，法官會簡單介紹案情。比如，他會告訴陪審員，這是一起政府起訴某人偷竊車輛的刑事案件，或是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訴訟。法官告訴被傳喚的人，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原告和被告律師以及法庭會向他們

提出一些問題，以確保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12名陪審員或民事案件中被選上的6名陪審員會秉公斷案，而且對政府、被告、原告沒有任何先入之見，他們在聽取所有證據之前不做任何判斷，彼此間能合作順利，最后做出符合法律的公正判決。”

*陪審員的責任和義務*

政府部門雇員南希已經數次做陪審員，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當時，一位女士到法庭上告開車撞她車子的一位男士，并因修車耽誤三個工作日而要求得到賠償。南希說：“當時，受到傳喚的人來到法庭后，雙方律師向我們提出問題，如果誰認識當事人，就不能成為這個案子的陪審員。最后，12個人被選上。審訊持續了一天，我們坐在法庭上，聽取原告和被告雙方以及各自證人提出的證據，然后我們到另外一間屋子里進行審議，以確定這位男士是否有罪，以及如果有罪，他應該向這位女士提供多少賠償等。最后，我們一致做出這位男士有罪的判決。”陪審員在斷案期間，不能向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其他任何人透露有關案子的任何情況，陪審員的審議是保密的。如果陪審員被發現行為不當，將被剝奪陪審資格。另外，陪審員在審議過程中私自離開，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2月，在一起謀殺案中擔任陪審員的一位婦女在審議過程中跑到墨西哥度假，使法庭的審議推遲了一個星期。她度假結束出現在法庭時，法庭判她7天監禁，并施以罰款，同時下令她從事40小時的社區勞動。

*陪審員意見不一致怎么辦*

各州法庭一般不需要陪審團做出一致判決，但在聯邦法庭，如果判決不一致，陪審員就要重審，直到做出一致判決為止，因此，有些復雜刑事案件的審訊可能持續幾個月。

德克薩斯州律師康萊德解釋說：“Hung jury是不能做出一致判決的陪審團。比如說，刑事案件要求12名陪審員做出一致判決，但最后的結果是9名陪審員認為被告無罪，3名認定有罪，因此被告就可能再次接受審訊。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常發生，只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如果陪審員始終不能做出一致判決，法官就要宣布“失審”。“失審”的意思是在做出判決之前審理就告結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后，出現陪審團懸而未決的情況是非常令人遺憾的，這樣就造成未來某一時候再審，或有關各方乾脆放棄訴訟的后果。另一種比較少見的情況是jury nullification。

馬里蘭州檢察院培訓部主任多恩律師處理過大量刑事案件，他說：“Jury nullification的意思是：陪審團宣告被告無罪，雖然證據表明被告的確是有罪的。這也許是因為陪審團不喜歡有關法律或提出的指控。根據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一旦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一切就成定局，因為不能就同一指控做出的宣判，對某人進行第二次審訊。這是jury nullification和hung jury 的不同之處。如果出現hung jury，陪審團說，我們無法做出一致判決，他們可以重新挑選陪審員，并對案子進行重審，也許重審時會做出一致判決。而如果出現jury nullification，陪審員宣告某人無罪，案子就到此了結了。”

正因如此，人們擔心有些陪審員會利用jury nullification而不顧法律事實宣告某人無罪，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其它目的，因此對陪審團制度提出異議，同時也對陪審員能否不受外界干擾秉公斷案的能力表示懷疑。

*陪審團制度是否應繼續下去*

下面這個案子曾使人們對陪審團秉公斷案的能力提出疑問。1954年夏天，俄亥俄州發生一起殺人案。當時，懷孕四個月的瑪麗蓮·謝波德太太在家中被人殺害，她的丈夫謝波德醫生被控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雖然他一再申辯說，有人闖入他家中，殺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俄亥俄州的法庭審訊時，由于陪審員在審議此案之前受媒體大量詆毀性報導的影響，因此判定謝波德有罪。這個案子最后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6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數推翻俄亥俄州法院早先的判決。判決指出，當地媒體的詆毀性報導影響了陪審員的判斷，使謝波德案沒有得到公正審理。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時，謝波德醫生已經被囚禁了10年。法院同年重審此案，陪審團宣判謝波德無罪。但是，此時的謝波德醫生已經家破人亡，心力交瘁，四年后就病故了。謝波德太太被害時，兒子理斯·謝波德只有7歲。理斯·謝波德為討回父親的清白，于2000年向俄亥俄州提起民事訴訟，并要求得到索賠，但沒有告倒俄亥俄州。

理斯·謝波德表示了對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失望。他說：“我認為陪審團仍應繼續實行下去，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小的社區內。因此，我們應該對這個制度重新進行研究，因為大量惡毒的宣傳有可能激化公眾的情緒，從而把一個人置于死地，并錯誤地處以死刑。”

但是，馬里蘭州檢察院的多恩律師認為，雖然陪審團制度有很多地方仍待改進，但總的來說，它的利大于弊。他說：“陪審團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它使公民有權對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做出判斷。在是否繼續實行陪審團制度問題上，各種看法都有。有人提出由專業陪審員斷案，也有人建議由三名法官小組或一位法官決定某人是否有罪。雖然美國的陪審團制度要求我們有舉證的責任，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必須得到12個陪審員的全部同意才能定罪，但我還是傾向這種做法，因為它保證政府權力不被濫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點：

第一，人民直接參與司法工作，體現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增強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愛國心。在美國，新移民入了美國國籍，有幾方面好處：美國對公民的保護顯著優于對非公民（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公民比非公民更容易就業；享受公民才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享有選舉權被選權和作陪審員的權利等。所以新移民被遴選作陪審員，心情上是高興和興奮的，認為自己也被美國信任，有了參與司法工作的權利。一位參與過四次陪審工作的華人，撰文介紹自己的經歷，結論寫道：“我以獲選陪審員為榮，在陪審中獲益匪淺。希望華人們都能了解這一制度，不要放棄當陪審員的機會。”

不過華人新移民當陪審員的相當少，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英語水平不過關。參與陪審工作，英語必須完全過關，因為討論分析案件只會日常生活用語是很不夠的。除了英語，還需要對美國的社會情況和風俗習慣等都比較熟悉，否則也難勝任陪審工作。二，新移民忙于為謀生而奔波，擔心充當陪審員影響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經常想方設法找出理由推辭掉。

第二，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民眾的法制觀念。因為是在美國公民中廣泛征集陪審員，而參與陪審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法官“活的法律教育”，所以實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的法制建設，有積極的作用。

第三，可以防止法官偏聽偏信，獨斷專行，出現誤判錯判；也可以堵塞某些行賄受賄的途徑，防止某些貪贓枉法現象。陪審團是臨時組成的，一個團只負責審判一個案件，審判完就解散；陪審團人數較多，審判期間又與外界隔絕；諸如此類的制度規定，使行賄相當困難。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陪審團制度對美國司法的公正與廉潔，確實起過重要作用。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弊端：

第一，遴選陪審員的條件問題：美國不準醫生.律師.教師等職業的人士擔任陪審員，這就排除了許多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再有，前面講過，由于陪審工作津貼不高，許多高收入的人不愿意作陪審員，這樣，事實上就又失去一大批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其結果，陪審員主要來自一般平民和收入較低的人群。這些人，法律知識水平和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相對來說是不高的，影響進行裁決的水平。

第二，由誰遴選和如何遴選陪審員？有的西方國家（如英國），遴選陪審員是從候選陪審員名冊中隨機抽樣選出，弊端較少。美國不然，是由法官和兩造律師挑選。有些富人便花大錢聘請“高明”的大律師（實際上是老奸巨猾，經驗豐富的“訟棍”，這種律師最會鉆法律漏洞，經他們辯護，可以把重罪變輕罪，把死罪變“無罪”）參與遴選陪審員，其結果陪審團的構成變得有利于花大錢的被告，而不利于花不起錢請“大律師”的受害者。辛浦森殺人案就是十分明顯的實例。辛浦森是黑人，被非裔美國人視為本族裔的“英雄”，從情感上就袒護她。被殺的辛的前妻和她的情人都是白人。經辛浦森所聘大律師的“努力”，陪審團12名成員換來換去，最后為黑人9名，西語裔1名，白人2名。這樣的構成就使得陪審團內存在一種不公正的種族歧視情緒，這是辛案刑事審判所以荒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致通過”原則在審判復雜案件時，往往行不通。因為案情復雜了，分辨案件的性質和罪行輕重的程度就比較困難，會有不同看法，甚至嚴重分歧。何況陪審團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如果有人思想固執，聽不進別人意見，喜好堅持己見，那就更難一致通過。所以許多國家的陪審團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不是“一致通過”原則。這樣就很少有“掛起來”的現象。

第四，陪審團的裁決是“最后判決”，除非程序有問題，不得上訴。這條規定顯然不合理。美國陪審團進行審判的水平實際上并不高，為什末他們的裁決就是“最后判決”呢？真正的法制，應當一切服從法律，如果陪審團的裁決并不符合法律規定，當然應允許上訴。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做法各不相同。德國的陪審員是輔助法官判決，因為德國輿論認為法官的專業水平比陪審員高，應當以法官為主進行審判。加拿大的法官對陪審團意見有否決權，并且可以對陪審團陳述自己的意見，要求陪審團再審議。美國只許法官向陪審團講解法律條文，不許用自己的意見影響陪審團，理由是尊重陪審團“自主判決”。

第五，陪審團制度有利被告。由法官直接審判，原告.檢察官只要憑證據說服法官一人，就能定罪；而由陪審團審判，原告.檢察官就必須憑證據說服陪審團12人才能定罪。后者當然比前者困難，也就對被告比較有利。所以雖然原告和被告都有權利要求陪審團審判，但事實上原告要求陪審團審判的很少。

第六，陪審團制度有利富人。陪審團審判的費用是很高的。由陪審團審理時，律師的出庭費一般是一天2000美元左右，訴訟兩星期就要花兩三萬美元律師費。如果訴訟曠日持久，僅律師費就可以使人傾家蕩產。如果被告方官司打輸了，法官還可能加重對被告的量刑，因為進行陪審團審判，政府也要花更多的費用。所以，不是富翁富婆不敢輕易要求陪審團審判。

第四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淺析

姓名：李雋婕

學號：32012090015

班級：財政稅務學院 財政班

一、陪審團制度的歷史

陪審團制度首先起源于英國，為了幫助國王調查犯罪，到了17世紀末成為了反對國王武斷發生起訴的盾牌，在北美殖民地的時期，各地區法院在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時，廣泛采用陪審團制度。而后作為獨立戰爭的果實，陪審團制度被寫入了美國憲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二、美國陪審團制度概況

（一）陪審員的產生 1、適用主體

1689年《聯邦陪審員挑選及服務法案》規定，除以下原因，否則每個成年美國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

（1）對英語掌握不能達到流利的程度或不會說英語

（2）由于精神上身體上的原因，不能履行令人滿意陪審團服務

（3）被以可能判處一年以上監禁刑的罪名起訴，或有在某一州或聯邦有一年以上監禁刑的犯罪記錄，公民資格還沒有恢復。、挑選的具體程序

首先，法官從當地選民登記名單中，隨機選出一定數量的人，寫信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擔任本案的陪審員。然后，法官用問卷的形式審查這些人是否具備擔當本案陪審員的資格。最后，法官通知這些人到指定時間到法庭接受庭選，在庭選過程中，雙方律師對陪審團候選人具有否決權。

（二）陪審員的回避制度

審判過程中，審判員的姓名和身份都是保密的，除非他們自己向外界揭露。新聞媒體不得擅自公布陪審員的姓名，只能用他們的座位順代表其身份。

（三）陪審團的工作

1、庭審。在庭審過程中，陪審團扮演的只是聽眾的角色。雙方律師在發言辯訴意見時要面對陪審團，雙方證人在陳述案件事實時候也都以陪審團為主要對象。

2、指示。庭審結束后后，首席法官會對陪審團作出指示。

3、評議。之后陪審員被送至秘密的評議室，依據各人的人生經驗，樸素的是非標準和簡單的法律知識以及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就案件事實作評議。

4、裁決。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員裁決必須得到全數同意通過，在民事案件中，一般只要求簡單多數通過。如果刑事案件中的陪審團無法就裁決達成一致，那么法官會宣布該案為流案，重新組建陪審團進行審判。

三、陪審團制度的意義

陪審團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洗禮，已經逐漸成為了一套比較完備的體系，其意義有以下幾方面：

1、有利于司法公正性

作為最高裁決者的法官難免會因為其自身年齡，閱歷，經驗，甚至是主觀情緒的影響，作出對于案件事實認定的錯位，因此設立一個由不同職業和生活經歷組成的陪審團幫助法官更準確的認定案件事實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陪審團制度可以有效地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率，這樣也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有利于遏制司法腐敗

在陪審團制度下，法官只能對案件量刑作出裁決，無權對案件事實認定作出任何評議，而陪審團成員均為隨機選出，并且有一套極為嚴密的保密措施，有效地避免了因行賄與陪審員，而做出的與案件事實嚴重偏離的裁斷。、有利于司法公開

除新聞媒體公開外，由12名不同職業的公民組成的陪審團本身就擴大了民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又給公民參與司法過程提供了一定的途徑和渠道。

4、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識，增進公民法律意識

陪審團制度不僅強化了公民個人的法律意識，并且提供了每一位公民參與司法過程的機會，不僅使得公民更加熟悉本國司法過程的程序，并且通過庭審中律師的辯論，推理，對法律知識的運用，增進公民自身的法律知識。

四、陪審團制度的弊端

在陪審團的價值被認可時，其弊病也在發展中逐漸被人們揭露出來 1、易造成司法效率低下以及司法成本過高

如所周知，美國法律規定刑事案件必須全票通過，而做出這一判決往往是十分困難的。這無疑會造成司法效率低下，導致更多的案件無法及時有效地審理。同時，陪審員的住、食、行均由政府買單，這也是浪費納稅人錢的一種行為。、陪審員挑選制度易造成裁決錯誤

無數事實證明，大多數辯護律師認為：就陪審員而言年輕的比老的好，結婚的比單身的好，窮人比富人好，而陪審員也會情不自禁的在心理上傾向于同種族當事人。并且財產雄厚的辯護律師會用“背景調查員”和“無理否決權”剔除對自己不利的陪審員，這都會影響評議的公正性。

3、陪審員義務易造成對公民個人生活的侵擾

各國法律基本都確定這樣一種理念：非經正當法律程序，公權利的觸手不得侵犯廣大公民的私生活。目前陪審團制度就陷入了一方面要求司法獨立，公正，民主，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對公民私生活的干擾的這樣一種悖論中。陪審團的評議過程往往是持久的，盡管政府會給與陪審員一定的經濟補償，但與公民因擔任陪審員所付出的時間，精力，以及誤工費比較，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假設12名陪審員均為自愿履行陪審員義務的公民，但因種種原因，導致法庭作出了不符合陪審團部分成員意圖的判決，那么是否可以推理出這部分成員會因此裁決而認定他們所做的努力為徒勞的，進而產抵觸情緒，發展到極端甚至認定此義務干涉了公民自由。

五、對此看法

固然，陪審團制度是有明顯的弱點，但是美國人之所以堅持用陪審團制度，就是因為陪審員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陪審員獨立于政府之外，獨立于司法系統之外，獨立于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眾會做出的判斷。當然，這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這個社會是自由的，普通民眾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在自由的國度里，一切都有可能。

第五篇：美國陪審團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及其對我國審判制度

改革的啟迪

來源：作者：

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及其對我國審判制度改革的啟迪

饒世權

（西南交通大學 成都 610031）

TEL：（028）87601311 E-mail：rsq858@163.com

通訊地址：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學南園21317#

作者簡介：饒世權（1969~），男，四川仁壽人，西南交通大學，副教授

[摘要]陪審團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為陪審團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這對我國進行審判制度改革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陪審團；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國陪審團制度從英國傳入，至今在美國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審團制度具備濃厚的社會、文化和法律基礎外，更主要的是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意蘊即陪審團（本文僅指小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現實的社會意義。對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鑒意義。

一、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功能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因現代國家由于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而是憑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于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國家正是權力的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

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權力制約權力”，就是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三權相互制約。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后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陪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他們分享司法權，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制約，是權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后，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6].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權利（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法官的權力，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賦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段，……，它還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燈。”[7]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8].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國學者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就是說，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并通過自己的潛意識，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9].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

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19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否則，就不由陪審團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世襲爵位，不具備屬于陪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因此，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那么自美國獨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21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閱讀和書寫英語；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但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經濟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10]，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

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選定陪審團名單，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12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作為陪審團的裁決，相對于法官的裁決，更有人民性，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人數眾多人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而取得一致意見，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通民眾的裁決，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常誤認一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11].從而使司法更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

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以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美國采取詢問主義，即就是從候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職業、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是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

員的原因。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于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則，并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12].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于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

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相對于合議庭制度，即完全由專業法官組成法庭進行審判，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也是社會的管理者，是與普通民眾相對的人，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介蒂。而陪審團由普通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于完全的專業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可以促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國，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還有造法功能。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并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并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后來為法院采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14].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殖民地陪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后來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15].陪審團制度實現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教育，但與社會生活現實有一定距離。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

陪審團人數雖然只有12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身就是

法制教育的過程；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系、法律思維。因此，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為與生活脫節的神秘而抽象的東西[16]，而是把法律變為現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17].而且相對于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于培養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把它說成是“有利于國家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18].二、對我國司法審判方式改革的啟迪

研究美國陪審團制度，對我國當前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啟迪：

一是誰是最終的審判者？美國堅持認為人民才是最終的審判者，這樣的價值理念使得陪審團制度在美國長盛不衰，陪審團不僅審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們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應當樹立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的價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終是由人民來評價，即使司法實現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會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實現司法的社會公正。而司法的社會公正正是由人民來評判，因此，應當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參與審判，我們不能懷疑人民的能力，他們也許不懂法，但他們反映的正是普通民眾對事物的看法或認知，而職業法官懂法，他們比普通民眾認知能力更強，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常常比普通民眾更深刻，如果用職業法官的標準來要求普通民眾，就如哲學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學家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以普通民眾不懂法來阻止普通民眾參與司法審判。

二是強化功能與制度的互動。美國陪審團的功能是通過相應的制度作為保障，而且美國陪審團的功能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逐漸產生的，一旦產生了某種功能，美國就設計相應的制度或者完善與功能伴生的制度來保障功能的實現。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也應當注意功能與制度的和諧，而且我國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進型，而是人為推進型，因此，應當事先明確我國司法審判制度應當到達什么樣的功能，因功能而設計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應當強化審判制度對公民民主、自由的保護，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國陪審團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護，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國司法審判，公信力缺失，甚至嚴重危及公民的民主與自由，有的判決出現合法不合理的狀況。因此我們在改革司法審判制度時，必須注重提升司法審判的公信力，為此要充分考慮人民的參與性，不能認為審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為審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終的裁決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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