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院人民陪審制度與美國法院陪審團審判制度的實質性差異

美國陪審制度是憲法的設計者們努力創造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但同時又堅持進一步防止司法專斷而設置的當事人權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為消滅仇敵而進行的無事實根據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當權者影響的法官。

在我國，隨著司法威信急劇下降，加強審判監督力度的呼聲不斷高漲，推行以美國陪審審判制度為原形的陪審員制度也成為我國審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貓畫虎反類狗”的教訓在我國改革中實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著相似名稱的制度所承擔的功能及其實現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對英美陪審審判制度增加一點背景介紹，試圖提供一個“虎”的故原形，并與我國陪審審判制度加以對比，找出“貓”與虎之間的一些實質性差異。

（1）當事人對陪審審判程序的選擇權。

美國陪審審判制度與我國陪審審判制度的一個最核心的、最有實質意義的差異在于，陪審審判是一種由憲法保障的權利-權利可以放棄。象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參加的審判一樣，當事人也有權選擇沒有陪審團參加而僅由法官進行的審判（在刑事審判中他還有權選擇供認犯罪而完全免予審判，即訴辯交易）。程序選擇權賦予當事人根據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實際需要作出自主判斷的機會，當事人可以選擇對他而言最為有利的程序，從而使不同審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內在缺陷在這種選擇中得到過濾。比如，由陪審團參加的審判可能使審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卻比僅由法官進行的審判要復雜得多，當事人為此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都成倍于法官審判。如果當事人認為陪審團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總是幫助好人，或者當事人認為不值得為案件付出昂貴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貴的代價，他可以放棄陪審審判的權利。

相比之下，我國的陪審審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則性規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設置，在實踐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組成合議庭常常是法院根據在冊法官是否夠用而決定的。對于是否接受由陪審員參加的審判，當事人沒有程序選擇權。換言之，陪審審判是強加于當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種“權利”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義務。即使當事人認為由專業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判比由法律外行參與審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審判結果的正確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為他安排的陪審審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審員的產生方式及以此為基礎的相對獨立性。

美國陪審團成員的相對獨立性首先是由陪審員的遴選程序保障的。陪審團候選人是法院轄區的選民，法官從選民民單中搖獎式的隨機選擇組成具體案件陪審團，全過程均由雙方律師參與，如果律師有正當理由認為某公民不宜擔任本案陪審員，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則可以提出申請，經過雙方辯論后排除；各方當事人還有一定名額的“無條件異議”權。陪審員選擇的隨機性使陪審員沒有職業法官那樣屈從于腐敗或濫用權力的動機，因為他們既不依賴于司法當局而生存，也不會因為追求職業升遷而屈從于政治干預；與此同時，自案件審判開始審判員與世隔絕的制度性安排使審判員也獨立于社會輿論；當事人雙方律師對選擇陪審員過程的參與承擔了與回避制度同樣的使命，使陪審員獨立于某種社會角色或人身關系。

我國的陪審員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與美國法院中的司法輔助人員差別不大。他們在法院轄區有某種身份，比如法學專家，或某種有代表性的模范、先進人物，或曾經有過正規、非正規司法經歷的退休人員，經法官“選拔”、聘任之后，即作為法院常設的編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額報酬。參與具體案件審判，也是由法院臨時指定的，不過沒有隨機產生程序。這些陪審員之所以能夠作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們對當地情況的熟悉或在當地的威望。如果經過人大常委會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勢力和社會利益集團的操縱，那么，這些把陪審員身份作為一種榮譽、獎賞或把參加陪審作為第二職業機會的人，這些沒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選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會中行使與法官同樣的權力，并且不承擔任何職業責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論，他們濫用權力的危險性豈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審員的審判權力。

以陪審員身份相對獨立性為基礎，法律賦予陪審團以相對獨立的審判權力。陪審團與官分別對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分別做出裁決-陪審團的裁決稱為verdict，而法官的判決稱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無罪由陪審團作出結論，而量刑則是法官的權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審團對事實加以認定（find），法官就原告勝訴或敗訴的金錢數額作出相應判決（decide）以為執行依據。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審團裁決的一方當事人可以在上訴之前請求原審法院對審理中的程序性錯誤或支持裁決的證據缺陷作出補救，即動議重新審理或作出不顧陪審團判決的判決（“judgement n.o.v”），實際上是法律賦予法官重新評判陪審團裁決正確性的權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審團的裁決無效而裁定重新審理，但無權直接作出判決。初審法院對于上述動議的自由裁量權受到上訴法院的嚴格審查，審查以最有利于初審勝訴方的原則進行，亦即假定陪審團裁決完全正確為前提。在這一基礎上，陪審團有關證據的結論具有終局性。法官與陪審團之間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的這種明確職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約的意義之外，還具有一種合理分配資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當性的價值-陪審團以普通人的智識對事實作出的判斷最有可能獲得普通公眾的認同，而法官作為法律專家對于法律問題的判斷顯然也具有更高正確率。

與此不同的是，我國法律規定，陪審員在行使審判權時與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與陪審員之間沒有職能分工，在混合合議庭中陪審員與法官共同評議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與法官享有平等的表決權而形成判決。這種與美國陪審團權力設置和權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異可能導致兩種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斷事實方面，陪審員受到習慣于法律思維的專業法官的誘導而把事實問題納入法律的框架，從而與陪審審判的初衷背道而馳，因為陪審審判的原理在于，正義應當是普通公民關于正確與錯誤觀念的體現。同時，以牽制法官權力為己任的陪審員們由于在認定“法律事實”方面處于劣勢，反而被職業法官牽著鼻子走而成為合議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適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實納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為了使身為法盲的“同事”-陪審員-能夠真正地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官在整個審判特別是合議的過程中須得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解釋法律的規定和涵義，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懂法律的陪審員“依法”行使適用法律的權力恰恰是對審判權“合法”的濫用，無論對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為障礙而不是幫助。正因如此，加強我國陪審審判制度建設的思路便“歷史地”朝著陪審員專業化方向發展，媒介熱情地報道某陪審員努力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質的感人事跡，真是對陪審制度的莫大諷刺。如果自學速成的陪審員可以比經過法律院校多年專業培訓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國家法律的公正實施，那我們不妨思忖片刻：這是否意味著，要么是國家法學教育徹底失敗，要么整個社會的“公正”取向有問題？

（4）陪審審判制度的適用范圍。

盡管中美兩國陪審審判制度存在上述種種差異，但這并沒有根本性地妨礙它們以不同方式發揮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們各有與之相應的適用范圍。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為對象，選擇與之相應的程序，那么，嚴格、復雜的審判程序問題與重大、疑難的案件相適應，伴隨著巨大的司法資源投入和相應的司法收益；反之，簡易、寬松的司法程序應當與大量簡易、小額的案件需求相適應。美國的陪審審判程序投入大、時間長、代價昂貴，主要適用于刑事案件和標的大、賠償額高的民事侵權糾紛；而我國的陪審審判程序除與專業合議庭同樣適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決某種類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糾紛、社區鄰里糾紛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義與其說在于監督司法、確保公正，不如說在于道德教化，實現社會綜合治理。這種制度在以熟人社會為主要特征的我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陪審制的內在機理與改革家們倡導為我國陪審制改革樣本的美國陪審審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頭看看與我國法制傳統有著親緣關系的德國混合法庭制度，或許可以為改進我國的陪審審判制度提供另一種參考。與美國相同的是，德國以隨機性的陪審員遴選程序保障了陪審員的相對獨立性（這一點至關重要）；與美國不同的是，德國陪審員在參與案件審判時不受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劃分的限制而與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評議。于是，德國以混合法庭審理的案件受到廣泛而全面的上訴審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對評議意見制作書面意見以供上訴審查之用。這種上訴審查對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進行重新審理，而且，陪審員在合議庭中所占的比例與案件的難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難、越重要的案件陪審員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適用陪審員。在德國上訴制度中出現越簡單的案件上訴的法律容許度越大且上訴率越高的奇怪現象，盡管沒有結論說，簡易案件適用陪審審判是導致案件判決錯誤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說，德國的陪審審判并不與判決質量成正比，陪審審判的結果也遠不象美國那樣不易質疑。

最后，當我們考慮借鑒國外陪審審判制度的時候，不能不注意一個重要趨勢，即，民事糾紛日益呈現出技術化、專業化特點，陪審審判適用于民事案件的機率越來越小，無論是居于大陸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國還是英美國家都是如此，英國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訴訟中適用陪審團審判的制度，美國對于陪審審判方式也進行了較大改革。在美國，陪審審判制度的存在價值與其說具有實質性或現實性，不如說具有更多潛在價值或象征意義，也就是說，當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與相對人發生糾紛的時候，憲法為他設置了一種他可以選擇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賴的被認為代表百姓說話的陪審團面前陳述故事，獲得正義。如果我們適用陪審審判只不過是為了減輕法院的工作負荷，變相地擴大法院編制，將這些“代用法官”參與審判的訴訟程序強加于無可選擇的當事人，我相信，引進陪審制既不會增加我國司法的正義性也不會增加判決的正當性。

第二篇：中國與美國貨幣政策工具差異

1利率市場化的差異

中國與美國利率市場化差異主要表 現在兩點：利率市場化程度的不同、利率機制作用的不同。美國從1970年開始推行利率市場化，到1986年完成，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利率市場化程度很高；中國的利率市場化從1980年開始至今仍在繼續推進，未完成利率市場化。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的貨幣政策主要以利率傳導機制為主，建立了以利率為中心，包括匯率、通貨膨脹率、綜合資產價值和貨幣供應量在內的一攬子綜合指標【1]。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實際效應主要是通過利率機制直接傳遞的嘲。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通過對聯邦基金利率的調節進而影響市場利率、資產價格等最終實現對社會總需求的調控目標。利率機制在貨幣政策實施中的主導地位主要得益于美國健全的利率傳導機制。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途徑包括：貨幣供應量、信貸機制、利率機制等，但是利率機制并不是我國貨幣政策主要傳導機制，利率政策在調節我國實際經濟中存在阻滯因素，使其無法正常發揮效應。國內許多學者也通過研究論證得出，利率機制在我國不起主要作用，而信貸傳導渠道和貨幣渠道在實際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從以上兩點的差異分析可知，利率市場化的完成是運用利率政策調節的基礎和前提，通暢的利率傳導機制是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作用的有力保證。

2貨幣政策目標設定的差異

中國與美國在貨幣政策目標設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中介目標設定的不同、單一目標與多目標的差異。1993年7月后美聯儲以“泰勒規則”為指導設定實際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引。中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主要包括貨幣供應量、利率和匯率，但是三個變量中貨幣供應量是主要的中介目標。1994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從貸散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并于1996年正式將M1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同時以MO、M2作為輔助參考，現在關注的是M2。再者，從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上，早在1977年《聯邦儲備系統改革法》中，美國就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貨幣政策的目標，即：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保持經濟適度增長三個目標。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逐漸將多重的貨幣政策

目標轉為控制通貨膨脹此單一目標。中國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包括四個：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多目標的體系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由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可知多種貨幣政策目標在實施中往往無法同時實現，并會影響貨幣政策整體的實施效應。目前，我國很多學者提出將多重的貨幣政策目標轉為單一的目標。從以上因素分析可知，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確立決定了一國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偏好，最終目標的不同往往體現了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效果。

3金融市場發展程度的差異

中國與美國在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上差異明顯，美國已建立起了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中國未建立。一國貨幣政策工具不同偏好的選擇往往反映了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一般而言，金融市場發展程度高的國家會選擇更具市場化的工具；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低的國家會采用行政干預較濃、力度較大的工具。在美國，完備的金融體系具有發達的市場傳導機制，成熟的市場機制可以自主發揮效應使得利率機制能夠對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做出正確判斷，從而對就業、產出和物價水平產生更加直接穩定的影響，這也是美聯儲選擇將利率政策作為調控經濟的主要原因。利率是美國市場體系中的內生經濟變量，而利率在中國只是外生變量。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高主要表現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備，市場化程度不高：政府的行政干預色彩較強，市場機制的主導調節作用受限。完備的金融市場可以為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良好的貨幣制度環境會進一步推進我國利率市場機制的形成，從而為我國利率政策發揮效應提供條件。但是市場中的行政色彩往往會破壞貨幣政策意向的信號，使得市場無法自主調節最終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的調控。

第三篇：中國的陪審員制度與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的差異

中國的陪審員制度與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的差異

摘要

本文將淺析中國陪審員制度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陪審團制度的利與弊，以及人民陪審員制度問題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 中國陪審員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 英美法系 大陸法系

一 綜述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

中國屬于大陸法系，大陸法系的國家特點主要是由法官主導訴訟，與此相對應，目前中國的人民陪審員主要是被動地聽，作用非常有限。而英美法系中，陪審團制度在決定案件最終判決時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大陸法系無判例法。大陸法系只能用成文法系來審判案件。大陸法系以法官為中心，強調了法官的職能。

英美法系有判例法。英美法系可以靈活運用判例法，甚至創造判例法。英美法系采用對抗式，以原被告雙方及辯護人為中心同時存在陪審團制度。

中國的陪審員制度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審判案件時，吸收非職業法官作為陪審員，陪審員與職業法官一起審判案件的制度。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1954年，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按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標志著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正式成立。除此之外，也有多個法律文件對陪審員制度做出了明文規定。

陪審員的選取并沒有特別明確的規定，陪審員的選取應有廣泛性、代表性，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能當陪審員，陪審員可以連任。而有關陪審員拒絕陪審與陪審產生的經濟損失等問題并沒有相關規定。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嫌犯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

美國陪審團制度來自英國，大小審判團制度也同樣被引進，大審判團負責聽取證據并決定是否起訴被告。小審判團負責審判定罪。

陪審員的選取，每個成年美國人都有當陪審員的義務，主要規定陪審員與原被告等相關人員沒有關聯，沒有犯罪前科，英語沒有問題。陪審員的相關信息都是嚴格保密的。

二 關于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的利與弊

陪審團被稱為“自由的堡壘”，因為陪審團的獨立性，獨立于司法部門與原被告的立場，所以代表了一般民眾對于案件的判斷，較大程度的體現了公平性。某種角度上，也極大增加了賄賂司法部門的成本，以前只需要賄賂法官一人，現在要賄賂多位信息嚴格保密的陪審員，基本是不可能的。同時在這種對抗性的判案過程中，辯護律師對陪審員的最終決定起到了很大的影響，這也間接推動了美國律師等法律事業的蓬勃發展。

而這種情況也助長了律師過于“花言巧語”的現象，由于一般民眾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容易被感情帶節奏，反而忽略了實際的案件本身。這也使律師的辯護成為了一種表演。另外，陪審員也容易在社會輿論的導向下做出判斷。同時，陪審團制度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成本過高，一次刑事案件的陪審團由十二人組成，而每位陪審員都得放下私事過來陪審，導致許多人都想逃避這個義務。而時間也是比法官判決長了很多，效率降低。至于公正性，因為需要得出一致的判決，否則會流審，大多數情況下，也造成了少數服從多數意見的現象。

三 關于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利與弊

人民陪審員起到的比較實質性的作用是調解，陪審員并不是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但又是一個“不穿法袍的法官”，所以身份有利于調解原被告雙方的矛盾，許多實際案件中，陪審員在調解民事糾紛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作為法院與人民相聯系的紐帶，陪審員更了解社會輿論以及民情民意，能夠完成在民意方面上與法官的互補。人民陪審員應認真聽取雙方的辯護及證據，在合議庭中從符合人民群眾的思維提出自己對案件的看法，達到分享司法審判權的目的，實現司法民主。在中國，案多人少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近期員額制的改革更是進一步加大了壓力，雖然陪審員不能代替法官，但是在減輕案多人少的壓力方面也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中國這種以法官為中心的大陸法系下，陪審員在某些地方真的成為了“陪”審員。陪審員的選取、任命等問題沒有明確的規定，陪審員在某些地方成為了一種擺設，甚至也有的法院不采用陪審員。存在感低，沒多大用是目前陪審員制度的致命問題。

四 人民陪審員制度問題的解決措施

如果陪審員想要擺脫存在感低、沒有用的地位，首先要對自己有自信，要知道自己的作用，也許在判決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但是可以在調解上起到作用，也可以在民間輿論方面與法官形成互補，要利用好這些優勢，從而起到陪審的作用。當然也要在合議的過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見，代表人民群眾的普遍想法。

五 結語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與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都有自己的利與弊，沒有誰是絕對的正確，只能說是更符合各自國家的陪審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要吸收外國陪審制度的優點進行改革，同時落實陪審員政策，發揮陪審員的優勢。

六 參考文獻

曾麗丹 《感悟人民陪審員工作的點滴》 中國法院網 2013-07-05 李超玲、鐘洪 《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分析》 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05-3 王麗英、趙穎 《英美國家與中國陪審制度之比較》 遼寧商務職業學院學報2002-3

第四篇：美國與中國陪審團制度的比較

美國與中國陪審團制度的比較

陪審團制度(Jury System)是美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美國訴訟制度特征，也被認為是美國法治民主化的標志。陪審團制度作為英美法系國家重要的司法制度之一，是司法民主化影響最深遠和歷史最悠久的一種模式，進入20世紀以來，盡管陪審團制度一些固有的弊端不斷顯現，但其對于保障公民自由、提升司法公信力，推進法制教育等仍具有重要意義，相對而言，我國的陪審制度卻不盡人意，因此，借鑒美國陪審制度的優勢來逐步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成為必要之舉。

一、美國與中國陪審團制度的共同點

1、兩種制度設計的目的是一致的。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是為了使公民有效的行使一部分權利從而防止法官的獨斷專行，以此來達到司法正義；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使公民參與案件審理也是想讓案件得到公正的裁決，從這一角度來講，中美的陪審制度的目的有異曲同工之處。

2、作為二者制度設計基礎的司法理念是一致的。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基礎理念是通過吸收普通民眾參與司法活動，把普通公眾的理性和社會價值觀引入司法領域，使司法更貼近社會；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也是為了完善司法監督體制，基于司法民主的理念，將社會公眾引入司法行使過程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美國與中國陪審團制度的不同點

1、歷史起源與發展的差異。我國古代沒有陪審制，陪審制度并非中國原生，清朝末年，沈家本主持修訂法律，在其編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了陪審制度，但在法律實踐中沒有施行。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于1929年曾頒布關于政治案件的陪審暫行法，但在實踐中也沒有施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頒布的條例中具體規定了陪審制度，但沒有在全國實施。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借鑒了前蘇聯的做法，陪審團以參審的方式進行陪審，直到現在。由此可見，中國的陪審制度相比美國的陪審制度，缺少一脈相承的制度演進過程，從而造成了陪審理念和共同意識的缺乏。

2、陪審團制度文化基礎。我國陪審制度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國缺少陪審制度的文化基礎，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形成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禮法文化傳統，不可能注重人權，也就不可能使民眾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這本身就使中國缺乏了陪審制度的精神寄托。

3、從功能上來說，我國的陪審員在理論上與審判員具有同等的權利，既包括事實審又包括法律審，但在實踐中，陪審員的法律素養普遍較低，不能進行獨立思考，容易追隨審判員的觀點，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由于審判長長期由職業法官擔任，而法庭審理又是在其主持下進行的，因此，陪審員作為合議庭的成員，主要職責是被動的“聽”。陪審員雖然作為合議庭的成員參加庭審，但其職責與職業法官并不相同，陪審員不能把社會的道德、習慣、經驗、倫理滲透到案件中去，不能發揮其作用。

三、美國陪審團制度對我國陪審員制度的借鑒意義

首先，嚴格限制人民陪審員參與的案件范圍。在法律專業化趨勢日趨嚴重的今天，只有嚴格限定陪審員參與的范圍，人民陪審員制度才有存在的意義，不至于只流于形式。其次，應當充分尊重人民陪審員的判決權威性。在美國，陪審員是得到法庭尊重的，在我國，由陪審員參與的案件中一審、二審程序應嚴格的區分為事實審和法律審，二審法官不得重新認定案件事實，以此來保證人民陪審員參審作出判決的權威性。再次，應當充分保障人民陪審員的話語權，排除法官的不當壓力。美國堅持認為人民才是最終的審判者，陪審團的評議是秘密進行的，不受法官的影響，在我國，只有確保陪審員自己的意志獨立，不受法官干擾，才能保證人民陪審制度設計目的的實現。最后，應當強化審判制度對公民民主、自由的保護，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國陪審團制度具有對公民民主、自由保護的功能，反思我國的司法審判，公信力缺失，甚至嚴重危及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有些判決還有合法不合理的情況，因此，我們在改革司法制度時，必須注重提升司法審判的公信力。

第五篇：首例中國法院判決在美國的承認與執行案

首例中國法院判決在美國的承認與執行案

1994年2月24日，經羅賓遜公司介紹，三聯實業公司與卓誠公司（羅賓遜公司的亞洲代理經銷商）在中國宜昌簽訂了買賣合約。按照合約，三聯實業購買羅賓遜公司R-44直升機一架，加上在中國的安裝和試飛費，總計29.3萬美元。沒想到這架直升飛機一上天便折戟。1994年3月22日15時45分，三聯實業公司安排R-44直升機進行首次載客，但起飛六分鐘后，這架嶄新的直升機就墜毀于重慶豐都境內的長江主航道上。機上3名游客遇難身亡，飛行員受傷獲救。中國民用航空中南管理局出具的事故調查報告結論是，“導致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機械故障，與生產質量有關”。

2001 年1 月，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在中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湖北高院”）提起訴訟（“中國訴訟”），要求被告羅賓遜公司承擔因產品質量事故造成的直升機損失以及其他經濟損失賠償。該訴訟程序中的傳票、訴狀、出庭通知等相關文件于2004 年2 月送達至被告羅賓遜公司，但羅賓遜公司并未出席其后的開庭審理，也未申請延期訴訟或采取其他措施。同年12 月，湖北高院在羅賓遜公司缺席庭審的情況下作出判決（“中國判決”），支持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的訴訟請求，判決羅賓遜公司向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支付總計2000 多萬元人民幣的損失賠償金及相應的利息。為了使中國判決得以執行，2006 年3 月，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委托金杜律師事務所，并在具有相關專長的美國律師的協助下，在美國聯邦法院加州中部地區法院（“聯邦地區法院”）提起關于承認和執行中國判決的請求。

經過長達三年多的雙方爭辯及法院審查過程，美國聯邦地區法院于 2009 年8 月作出判決，同意承認與執行本案的中國判決。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由此將獲得總額約650 萬美元的賠償及相應的利息。羅賓遜公司不服，于當年10月向美國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訴；2011年3月，美國聯邦第九巡回法院駁回了上訴請求。2011年6月底，羅賓遜公司履行相關賠款義務。

二、爭議焦點

目前，美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通常適用各個州的法律和案例法確定的規范。總體而言，美國的大部分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都采納了由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制定的《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統一法》）作為其州法；其他沒有采納《統一法》的州則適用案例法的禮讓和互惠原則。《統一法》的適用范圍限于金錢支付類的外國判決，規定了一系列與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的支付判決有關的判斷標準，并且只要求對外國司法體系和法院判決進行程序是否正當的審查而并不對實體問題進行重審。本案中，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申請執行中國判決的法律依據為《統一法》。申請承認與執行中國判決的整個程序中，原被告雙方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在中國的訴訟程序中，羅賓遜公司是否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送達程序是否合法公正；

（2）中國判決是否為終局的、結論性的和可執行的；（3）是否應考慮公共政策及司法禮讓原則的適用情況。

三、法院判定承認與執行中國判決的依據

圍繞上述爭議焦點涉及的相關問題，原被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辯。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經過審查，全面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和觀點，判定承認與執行中國判決，其主要依據如下：（1）關于中國訴訟的程序公正性問題

被告羅賓遜公司提出：由于送達不當，其未能得到在中國案件中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因此其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并且，中國法院的送達程序不符合《關于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公約》（《海牙送達公約》）規定的有效送達方式。聯邦地區法院拒絕了羅賓遜公司的上述抗辯，而支持了原告三聯公司和平湖公司的主張，作出如下認定：第一，羅賓遜公司實際上收到了關于中國訴訟及其審理的通知，并且有充足的時間提交證據和準備答辯、或者對中國訴訟中的送達程序提出異議，但是其并沒有這樣做；第二，《海牙送達公約》中并沒有關于送達效力的規定，而僅僅規定了一些技術上的機制和程序；第三，原告提供的相關證據表明，關于中國訴訟的送達符合《海牙送達公約》的規定。

（2）關于中國判決是否為終局的、結論性的和可執行的判決 被告羅賓遜公司提出：原告未能舉證在 2006 年3 月申請承認與執行之時中國判決是《統一法》所要求的終局的、結論性的和可執行的外國判決；而且，由于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19 條規定的當事人申請執行判決的期限為六個月，中國判決在2006 年3 月已經不可執行。基于原告的主張和觀點，聯邦地區法院作出如下認定：由于被告羅賓遜公司并未在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內提起上訴或申請延期上訴，中國判決已成為終局的、結論性的和可執行的判決。并且，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19 條僅適用于在國內執行的判決，關于在國外執行的判決應當適用第266 條，而該條并沒有規定執行的期限；對于在外國申請執行判決的期限，應當適用受理申請的外國法院所在地的法律規定。因此，在本案中應適用當時有效的《加利福尼亞民事程序法》中規定的關于執行外州判決的期限，即10年。（3）關于公共政策以及中美之間的司法禮讓問題

被告羅賓遜公司提出：根據司法禮讓原則，本案的中國判決不應在美國得到承認與執行。中美兩國并未簽署任何關于相互承認和執行判決的協議，也未加入關于相互承認和執行判決的國際公約；另外，美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從未在中國得到過承認和執行。由此，請求聯邦地區法院拒絕承認和執行中國判決。

對此，聯邦地區法院支持了原告提出的如下觀點：首先，《統一法》并未規定必須存在互惠關系才能執行外國判決，而且從這部法律過去的適用情況來看，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這一要求。其次，即便《統一法》存在上述要求，對本案也不會產生影響。由于羅賓遜公司已經自愿選擇了中國作為審理地，并選擇接受中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因此其不得以任何理由來拒絕執行本案的中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