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思考解析

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思考

法學是博大精深的科學，但其相對自然科學來說，又是一門準科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階段，法學特別是司法理念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一些法律原則和法學理論都隨著歷史環境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變化和調整。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是專政的工具，所處理的事務范圍無非是打擊敵人和調整婚姻家庭關系，在整個國家的動力結構中只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的角色，然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卻將法院推到了權力的前沿，成為社會各種矛盾的聚焦點，當行政權力不再主導經濟生活的時候，當法治的合理性、正當性得到越來越深刻的認同的時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深度進入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調整過程中，而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權力。

法院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官便是這道防線的守門員，其價值取向、行為方式、道德水準對社會正義的實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司法活動是專業化程度極高的專門性活動，必須要求具有高深的法學理論知識，崇高人格和對社會現實有著深刻理解力的法官群體來對法律進行準確的解釋和適用，進而調整其作用的社會關系。法官除應具備國家公務員的任職條件外，還應當具備其它一些特殊的職業要求，即法官的被動性和中立性。但多年來，尤其是在“法官法”施行前，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卻一直被忽略了。因此，在當今的中國，建設現代法官制度，走法官職業化之路，是時代迫切要求。

一、法官職業化進程的困難

1、全局性的問題。法官職業化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近幾年來在最高法院的推動下，司法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只是處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狀態。國家2002年確立了司法考試制度，并規定法官從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中擇優選任，但至今未見出臺有關的具體規定，司法考試制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項全局性的宏大系統工程，它涉及憲法和法律的修改及相關部門利益的調整，法院體制創新的問題，因而最高司法機關是不能也不可能進行全局、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據互聯網報道，2003年“非典”時期，中央成立了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最高司法機關積極行動，但在討論和論證時，部分法學專家出現了一些過激和敏感的言論，以致這次極不容易起動的改革在中央層面擱淺。因此我國的司法改革是一個漸近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2、地方黨政機關對法院進行行政化管理的問題。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司法獨立，這種獨立不僅指司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單獨存在，行使獨立的權力，更為重要的是支撐這種機制的一套知識體系亦是獨立的，它具有自身運行的理念和邏輯，具有自家獨立的語言系統。而在中國當今的司法體制之下，支撐法律規定司法獨立的知識體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地方黨政機關首長的思維體系中，司法獨立的理念沒有占據應有的位置，在地方行政首長的眼中，法院只是為地方中心工作服務的工具，是政府的一個部門，政府可以強令法院違規實施破產，按照政府的意圖強制實施拆遷。在地方黨政首長的這種知識體系的支撐下，司法不可能展現自己獨有的邏輯，造成地方政府對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司法權力地方化，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不聽話的法院領導隨時有受到指責的危險，不得不參加地方的招商引資和選優評差活動。在司法不能展現自己獨有的邏輯的狀況下，何談司法獨立和法官職業化，法官職業化只能是空想。法院在司法過程中，不能完全服從于法律。指望通過最高法院幾次教育整頓便可以使法院院長及法官們秉公執行而不考慮地方領導的意志是徒勞的，這是要求他們在做超越人性的事。在法院管理行政化的體制下，法官職業化建設也就喪失了應具備的基礎和條件。

3、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法院的地位問題。中央“十六”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的號召，而法治國家要求法院應居于社會關系調整過程的重要地位。我國的法院在整個國家權力結構中處于相當邊緣化的地位，在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要演變成法律問題，這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影響力不僅及于狹義的法律領域，而應是整個政治權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法院越來越多地對政府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議會立法的合憲性作出判斷，而我國的法院至今仍在夾縫中生存，“人財物”等重要生存環節依賴于同級黨政機關，司法機關不過是地方黨政機關的下屬科局而已，并且不是重要的科局，這是因為法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會給地方行政首長的政績添光加彩。因而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必須對法院的地位予以明確，地位明確之后，才可以引發全社會對法院地位的重新認識和定位，只有在人們認識到法院應成為整個國家政治權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后，法官的職業化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其進程才能加快，效果才能明顯。而中國的法院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處在國家權力結構的邊緣地位，司法改革和法官職業化仍將處在缺少政治保證的環境之中。

二、法官職業化的改革

要實現司法公正，重要的問題仍在于制度，只要認真觀察，我們就可以發現，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敗，多半是源于制度的缺陷，而非法官的個人品行。當今司法公正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人們對所謂的司法腐敗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可以說這為法官職業化注入了難得的契機和動力。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官職業化制度，我們認為，下面的幾個設想值得考慮。

1、改變目前司法權實際從屬于地方的問題。在現行體制下，法院的司法管轄范圍與行政管轄范圍完全重合，憲法規定法院院長以及法官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產生，并對其負責，財政也完全受制于地方，這直接導致地方法院對地方的嚴重依賴。甚至在中國還存在企業管理的法院，如鐵路法院，森林法院，石油法院等。本來是國家設在地方的法院，卻變成了從屬于并聽命于地方或是企業的法院，于是地方法院各為其主，破壞了人們對法律統一性的依賴，司法的公信力明顯下降，以至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該體制弊端的解決，部分學者和法院人士比較熱衷于“法院重直領導”的改革方案，這可以說是一個新的誤區，這種方案雖然改變了法院從屬地方的缺陷，但卻造成下級法院從屬于上級法院的后果，而司法獨立的本質應該是法院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每個法院從行政上應獨立于它們的上級法院和地方機關，只有這樣才是法院應具備的“人格”。“重直領導”說，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亦是值得研究的，在少數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其法官的待遇是相當高的，“重直后”，最高法院能否解決他們的高待遇問題，就是解決了，落后地區法院的法官待遇是否應同發達地區法官的待遇一致，這部分資金如何解決。所以這種方案是不可取的。最客觀的方案就是在不與憲法和法律沖突的情況下，即在保證改革的合法性前提下，可以從制度上確保法官職業化的進程。在人事上，法院院長及法官的選任仍由地方組織部門和上級法院負責，然后履行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任命程序，但要對法官的員額加以嚴格的限制。同時以黨的文件形式規定地方組織部門和人大不得以任何非法定的理由和非經法定程序對法官特別是法院院長進行調整、調動和交流，從而確保其法定的任期。在財政上，按照法官的待遇高于同級公務員的法律規定，及法院物質裝備的實際需要，確定一個合理的法院經費數額，交由地方權力機關審議批準，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由行政機關給予嚴格的執行，即將法院的物質裝備和經費在法律層面上給予保證，無需法院再耗費精力到行政機關去謀取。這種作法，將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地方對法院的非正常控制。以上關于法院人事和財政問題的變革，不涉及法律的修改，操作也易行。只有在法院取得了基本的獨立之后，法官的職業化和法官追求正義的熱情與智慧便會被激活。法院和法官才取得了法律上獨立的“人格”。法官職業化才能取得進行操作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2、盡快落實法官職級與待遇掛鉤。法官的職級已經評定，但始終沒有與待遇掛鉤，法院法官的待遇仍然套用行政級別，“法官法”規定的法官待遇適當高于公務員的規定沒有實現。因法官的待遇低下，造成法院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法院很難引進高層次和高素質的人才，再就是留不住現有的高層次人才。另外由于編制的限制高層次人才進不來，而現有的不符合“法官法”要求的法官又不想退出法院的兩難境地，所以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最高院必須推動有關國家機關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不要因為法官整體的素質低，就不愿提升法官的待遇，這樣將造成惡性循環，法官的整體素質隨著人才的流失可能進一步降低，只有提高法官的待遇，才能吸引到高層次的人才，只有高層次、高素質人才，才能確保司法公正，素質低下的法官才能逐步喪失審判權或退出法院。在法官待遇與司法公正的關系問題上，最高法院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最高院包括財政部為何不利用從提升法官待遇這個投入較少的手段，來換取司法公正這個最大的價值（回報）呢？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法官高薪，才有法官的職業化。在不違背現行的財務制度的前提下，對各級法院可在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過程中，對擔任法官職務的法官給予相應的補貼，增強法官職業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

3、改變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傾向。行政管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首長負責任，強調行政首長的個人權威，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在地方黨政機關對法院進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下，法院的院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迎合和服從地方首長的意志，特別是在工作中，法院院長的潛意識也在支配其為地方中心工作服務，這樣就給法官的管理帶來行政化的問題。法院為了地方的利益及地方黨政首長個人意志的需要不得不以犧牲國家法治的統一和司法權威為代價，來迎合地方黨政機關，這就迫使法院院長和審判委員加強了對法官的控制。本來中國法官的整體素質就不高，監控加強的結果就是法官權力的虛化和內心的失落，加之當事人及律師的鄙視使法官進一步失去責任心和榮譽感，愈加不思進取，不注重學習和提高素質，重大和疑難案件推給院長或審委會就算完成任務，即使事后證明案件判錯了，法官也不擔責，同時也為部分法官故意誤導審委會提供了條件，審委會成了少部分法官逃避責任的有力稻草。由于法官的責任心不強，業務能力處于較低的狀態，又導致對法官進行更加嚴厲監控的正當性。現在法院內部的錯案追究制，人大的監督辦法的出臺，檢察院法律監督力度的加強，正是法官管理行政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在這種形勢下，法官的獨立意識、中立意識和責任意識無法養成，從而無法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風氣，法官的權威亦無法形成。沒有法官的權威，就沒有司法的權威，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可以說現在已降到一個較低的水準，這就造成中國為何多年來不能產生著名法官、檢察官、律師根本原因。糾其原因就是在當今的體制之下，中國法官沒有法律上的獨立“人格”所致。因此在改革時應對此問題引起重視，解決的途徑就是加強獨任審判員和合議庭的職責，弱化審委會的職能，使法官真正成為行使司法權力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法官職業從大從化向職業化的轉變。

4、盡快實行法官員額制。法官員額制與司法公正、司法權威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以前沒有得到充分的論證和足夠的重視。目前我國對法官按國家公務員進行管理，以致法官的榮譽感和責任心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而法官員額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法官的數量由法律加以規定，法官的任命和罷免應依照、遵循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并賦予法官彈劾申辯權的制度。通過法官員額制，可為法官抵御非正常的干擾創造條件，法官員額制將從技術層面使法官被免除資格或調離審判崗位的隨意性受到限制。由于沒有實行法官員額制，造成法官地位不穩定，很容易使那些敢于抵制非法干擾的法官（包括院長）被調離審判崗位或被調離法院，從而使追求司法公正的個人努力變得蒼白無力。另外，可以使被免除法官資格的法官獲得一個申辯的權力，讓那些非正常的干擾暴露在陽光之下，從而約束非法干預行為的實施，在法官和非法干擾之設立一道防火墻，確保法官能夠以自己的學識、良心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公正地審理案件。現在各級法院在國家未來實行法官員額制的情況下，可進行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和探討，并盡快實行法官助理制度，將審判權賦予少部分具有高尚人格和掌握高深法學知識，并對社會現實具有深刻理解力的法官，這對司法權威的樹立，法院公信力的提升極具現實意義。

營口開發區法院

第二篇：法官職業化建設

法官職業化建設

近些年，面對越來越多的紛繁復雜的各類案件，這就要求法官具備較高的專業知識和高水平的素質。因此法官職業化建設提上議程，法官職業化是法治國家對法官隊伍建設的唯一選擇，提出法官職業化建設是我國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面對嚴峻的形勢，法官職業化建設在現實中卻存在著諸多問題。

首先在法官遴選方面，在我國現有體制下，許多基層法院地 法官都是由一些軍隊退伍人員任職，他們自身缺乏法律知識，沒有審判經驗，對法院審判程序不甚了解，缺乏最起碼的職業素養，近幾年我國雖然引入了司法考試，通過司法考試遴選優秀的人才進入法院系統，但大多數的人還是很難進入法院系統，這是與已有的體制相違背的。而且在人才分配方面，人才的分配在各地區極不均衡，造成了發達的地區人才濟濟，落后的地區缺乏人才。

其次，法官選任注重年輕化，我國法律規定年滿23周歲即可擔任法官，基本上大學本科畢業既具備了選熱播法官的資格，從職業化的角度來看，這一規定是脫離現實的，過于年輕使得法官缺乏經驗，容易造成案件誤判錯判，而西方國家的基層法官只有在年齡達到40歲以上才可以擔任，充分維護了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中國法官退休過早，這是對人才的浪費。

面對諸多問題，我們應加快法官職業化建設，應規范看是制度，選拔優秀的人才進入法院系統，設立法官助理人制度，將優秀的法律人才補充道法院，同時加強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地區之間的法官職業水平差距縮小，建立地區同等的待遇制度，從而使得偏遠的地方也可以吸引人才，同時建設和培養一批復合型法官＆和專家型法官，規范法庭秩序和提高法律的公正權威。

其次，對于法官的任期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適當延長，不要一刀切，對于那些經驗豐富，身體健康的法官可以適當延長其任期，同時對于法官的任職年齡也應相應的提高，個各地區根據具體的情況制定具體的標準，注重法官的知識素養和從業經驗，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

根據我國的審階制度的規定，基層法院無疑是處理各類案件最多的法院系統，因此基層法院應當側重培養一批復合型的實用型的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法官應當盡可能更多的懂得各類糾紛案件相關法律知識和相關程序，以適應基層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利益。

多年的法律建設，使得我國的法律職業化建設初見規模，但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因此，需要我們法律人積極地找出問題，盡快的完善我國法律職業化建設。維護法律的尊嚴。

第三篇：關于基層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思考

于基層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思考

作者：顧曉蓉 發布時間：2009-07-06 09:42:33

【摘要】：

法官是社會高度分工、司法進化的產物，擔負著維護公平正義的重任，因此必須強化對這支隊伍的管理。法官職業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法官隊伍建設的必然選擇，對法治國家的生成和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從總體上來講，在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過程中，法官職業化并不現實地具有前述條件。近年來，大部分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基層法院招考本科法律畢業生因報名人數不夠無法開考現象時有發生，甚至最高法院招考高級法官也是應者無幾，同時，基層法院還面臨著經驗豐富、資歷深厚而年齡偏大的法官離休或退休，年青人員又很難通過司法考試成為法官的現實問題。這種現象如任其發展，將嚴重的影響我國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步伐。要做好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工作，不僅需要對現行的法官職業化建設工作的基本理論問題和相關配套措施進行冷靜分析和深刻反思，而且更應該深刻思考基層法官職業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一、基層法院法官現狀

我們的各級法院確實有一些高素質的法官，我們有些法院，特別是高級法院或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或碩士、博士畢業生，他們有著堅實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經過一段時間的司法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審判實踐經驗，能夠熟練地運用法律和法學理論解決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法律問題，已經成為各級法院的中堅和骨干。但遺憾的是達到這樣標準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體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優于經濟欠發達的地方，上級法院優于下級法院。

基層法院普遍存在干警學歷層次偏低，人員素質不高等問題，與審判工作的高標準嚴要求不相適應，具體體現在：一是中立、公正、獨立、民主、效率、公開的現代司法理念的尚未真正確立；二是法律知識及司法技能的滯后，知識更新較慢，法學理論水平不高，不能透徹理解新頒布法律、司法解釋的精神；素質較為單一，大多數只能從事某一類案件的審理；調研能力不足，難以應對審判工作的新發展。基層法院的法官選任也面臨較大壓力，貧困地區的基層法院對大學生的吸引力明顯不足，有的基層法院雖招錄了較為優秀的法律畢業生，但因硬件設施落后、工作環境不佳、福利待遇較低等原因而留不住這些難得的人才。如筆者所在地區的某基層法院2008年擬從政法院校選拔的幾名優秀畢業生到法院工作，但由于物質條件過于清苦等原因，擬選用的幾名畢業生都以另有發展為由拒絕到該基層法院工作，基層法院無力吸引人才的現象實在令人堪憂。統一司法考試保證了法官準入標準的高起點，但從前幾屆司法考試的情況來看，基層法院通過率難如人意，東部發達地區的通過情況明顯優于落后地區。另一方面，部分通過司法考試并有志于法院工作的人才又因進入渠道不暢通而不能及時補充到法官隊伍中來。有人曾這樣形容基層法院隊伍的現狀：該走的走不了，該來的來不了，來了的還要走。

那么除了一線法官外還有哪些人具有法官職務呢？目前在法院內部的檔案、政工、后勤、辦公室等部門存在一些“不辦案的法官”，此外，集審判職業與行政職務于一身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由于職務所承擔的行政管理、工作協調等行政事務相當繁重，辦案數量極少。因此一線法官只占一個法院編制人數的一半左右，卻承擔了幾乎全部的審判工作，難怪會不堪重負，法院還總感人手不足。

一方面是法院帳目龐大而待遇難以提高的財政難題，一方面是案件積壓、辦案法官不堪重負的現實困難，兩者的矛盾已經日益凸顯，成為制約審判工作發展的瓶頸，影響了辦案質量和辦案效果。繁重的工作和不相稱的待遇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線法官的大量流失。

特別是2002年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后，出現了一個怪圈，即通過公務員招考進法院工作的人，很難通過司法考試，不能任命為法官；已通過考試的人有些不愿意報考法院而寧愿當律師或因年齡偏大及其他原因無法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法院工作；已經在法院工作的人，則又被其他單位調走。法官流失現象不僅僅限于西部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在2005年政協分組討論會上給出了一個驚人數字：近年來我國共流失法官1.6萬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官待遇偏低，使業務人才流向其他領域。人才流失的后果就是法官群體的素質難以提高，審理案件的質量缺乏保證，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形成待遇低—人才流失—素質低的惡性循環。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的法官大多數已經是大專以上學歷了，辦案應該不成問題吧？不可否認，我們的法官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態勢，有的法院已經達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們也習慣于用我們的法官通過參加了什么業余學習，獲得了什么文憑，大專以上學歷占法官總數的百分比來證明法官素質的提高。如果單從數字看，法官的素質還是說得過去的。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應當看到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其他大多數是參加工作以后在職參加業大、自考、函授、刊授等畢業的，當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過這種方式的自學掌握一些法律知識，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學歷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為文憑而學習，而不是為知識而學習。審判實踐中我們的一些法官盡管具有這樣那樣的文憑，卻弄不清復雜的法律關系，審起案子來是語無倫次，大白話充斥庭審，撰寫的審理報告、判決書千篇一律，語言邏輯不清，讓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見這種業余的學歷教育對學員業務素質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體的業務素質并沒有產生預期的飛躍，文憑和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

本人將法官分為“辦案的法官”和“不辦案的法官”。“辦案的法官”又分為行使不同類型審判權的法官，也就是所在審判庭的不同。幾年前，法院當中是存在所謂熱點部門的，如有一段時間經濟庭是很熱的部門，之后是刑事庭很吸引人，而執行庭（局）一直是很多人向往的部門。法官們爭先恐后的要到熱點部門工作，院領導很為難，于是曾經出臺過熱點部門的法官三年就要輪換的規定，主管領導也要隨之輪換，說白了“便宜也不能總讓一個人占呀”。“不辦案法官”主要是綜合部門、行政部門以及人事部門等，這類法官美其名曰是領導們要培養的對象，但事實上能夠晉升的只是極少數，余下的多為年齡大而混日子的人。以上的分類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在法官隊伍內部，人為地造成了一種不平等，存在著對審判權可以獲得各種利益的不正當追求。最終損害的還是當事人的利益。

二、基層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一）宏觀原因

1、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為人才流動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市場經濟體制，實質是社會資源包括有形的物質資源和無形的智力資源最大效益化配置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的最基本方式便是競爭。它通過競爭使各種社會資源向效益優勢的領域流動和匯聚，以充分激活和發揮社會資源的潛能，從而達到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最初在經濟領域形成了有形物質資源的競爭，促進了物了加速流動。隨著競爭的加劇，人的主體地位逐漸受到尊重，市場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的認識得到普遍認可，人才流動不再被視為離經叛道，自主擇業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過去那些阻礙人才流動的樊籬逐步被撤除，住宅、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社會化等一直拴著人才流動的鎖鏈逐步被解除，單位對個人的控制能力基本消失，而戶籍制度改革又打破了阻礙人才流動的最后一道堅冰，人才流動日益簡便，促進人才流動的社會條件基本成熟；

2、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形成了人才流動的內在動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日益呈現多元化，最大程度實現自我價值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每個人對自我價值的實現都會形成一定的預期，并將自己的預期與實際所得到的進行比較的權衡。當其預期與其實際所得差異很大時，他就會考慮更換職業、崗位或以其他方式去實現其心中的預期，盡管在某些情況下他的預期并不合理、不切實際，但這是他自己的想法，外界很難去改變。同時，人才流動本身也是人才增值的一種方式，通過流動，確實可以促進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一旦存在外在誘因，人才流動成為必然，3、地區、職業和單位的差異構成了人才流動的強力磁場。首先，在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受歷史基礎、政策傾斜、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困素的影響，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同時在財政、收入分配機制上，中央與地方實行分稅制，經濟發展狀況又直接決定財政收入狀況，而財政收入狀況往往又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的循環中，造成了各地區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其次，由于種職業和單位的性質不同和單位的工作人員取得報酬、個人發展的空間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經濟發達地區、前景看好的和單位在人才競爭中具有壓倒性優勢，成為吸引人才流動的“低洼區”。

（二）微觀原因

1、法官職業收入較低。我國法官法對法官工資保險福利作了專門規定，但這種規定過于原則，實際上成為無法兌現的“水中月”。從整體上看，法官與國家公務員的工資基本處在同一水平。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工資構成中的基本工資、津貼、福利則相差懸殊。即使在同一地區，法官的收入遠遠低于工商、稅務、國土資源等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收入，更難以與電力、電信、通訊、供水、金融等企業工作人員相比。與類似職業相比較，作為同屬政法部門的政法委、公安機關，其警銜津貼大大高于法官津貼，并有財政保障，甚至在法院內部而言，行政級別相同的法官工資仍低于法警的工資，不是說法警的工作就不如法官重要，但客觀的說就法院而言，審判工作是第一位的，而且法官的任職條件和任職難度也明顯高于法院的法警。所以說國家對法官的素質要求高于其他職業，而在收入方面卻低于其他職業，兩者的反差極易造成法官心理的不平衡。在我市大多數基層法官，法官的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上下，個別縣法官還達不到這一標準。經濟的窘迫，促使一部分法官通過改變職業或崗位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經濟養廉史。有一名法官，父母兄弟都在農村，微簿的收入除料理自己家庭外，還需不時接濟農村的父母兄弟。當談到轉換職業的初衷時，他不免有些激動：“我就是奔錢才走的。我那千把元的工資，比不上一個小學未畢業的農民工。父母省衣縮食供我讀大學，在我該回報父母的時候，我卻常常為錢焦頭爛額。當法官太寒磣了！”

2、法官政治待遇低。目前法院工作人員的級別仍然套用黨政模式，法官等級雖然存在，但既未體現為經濟待遇也未表現為政治待遇。相對于黨政部門來說，因與政治待遇給予的機關或決定人距離太遠，法院工作人員在職務上提升的機會太少，在政治方面發展的空間過于狹窄，在獲取同等政治待遇上的能力處于天然的劣勢。基層法院的一名法官，要解決副科級待遇，不僅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業績，更重要的取決于天時人和，可謂“功夫在詩外”。而在黨委、人大、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獲取相應待遇的機會極多，一般只要擔任內設機構正副職，即可解決副科乃至正科待遇。即使同為政法部門，公安機關派出所所長一經任命就可解決正科級待遇，而法庭庭長解決副科級待遇才剛提上日程。一些無法調往外地、又不愿冒辭職風險的30歲左右的法官，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往往樂于轉往黨政部門，以期取得相應的政治待遇。

3、法官缺乏身份保障。我國法官法第八條規定，法官“非因法官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盡管有關規定十分明確，但地方黨政部門并不買賬，違反法官法及其他有關規定對法官免職、降職處分的情形時有發生。主要表現為：一是將法院作為一般行政服務部門，將法官視為一般公務員，列入當地行風評議、末位淘汰等范圍，不尊重司法職業的規律和司法行為的特點，隨意降、免、調法官。二是一些擁有監督權的機關，偏聽偏信捕風捉影之類的指揮，輕率啟動對法官的調查程序，大有不查倒法官誓不罷休之勢，可最終結果證實，法官的行為并不違法，也無不當。三是機構改革中，地方人事部門無視法官法的規定，在法官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以執行精簡人員政策為名，違背法官意愿，強行免除法官職務。這種集體性、政策性違反法官法的現象，竟然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說明法官法在執行中未得到應有的尊重，也印證了法院在現實政治框架中的較低地位，更表明了法官身體缺乏應有的保障。

4、法官承擔過重的職責。“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說明了法官只對法律負責。然而，現實要求法官行使職權必須體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否則，即使適用法律正確，也難逃其咎。由于社會效果的內容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往往成為外界干擾法官辦案的正當理由，甚至成為某些人實現私利的合理根據。在此情形下，法官面對案件，除了考慮法律的規定外，還必須考慮雙方當事人的接受程度乃至一些案件之外的背景因素。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律是否得到準確運用倒在其次，法官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判結果，這一點，上方面限制了優秀法律人才的個性發揮，使之難以脫穎而出；另一方面也在整體上降低了法官職業在專業知識上的挑戰性，法官的人才在現實的磨礪中逐漸平庸化。一位在職法官指出：目前的司法環境狀況，無形中給法官增大了工作壓力，而這種壓力是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去化解的。也許不斷積累的壓力，是法院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因素。

5、法院內部管理過于行政化。首先，我國長期以來將法官作為公務員、國家干部看待，在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上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管理模式，評價一名法官事業成功與否，主要以其職務和職級的升遷為標準，使得法官的價值取向于政治化。在法院難以得到升遷的情況下，轉而謀求調往其他一些較易升遷部門的大有人在。其次，法官獨立的觀念未得到認可，法官在實際辦案中難以體現應有的獨立性。在職權行使上，法官不僅受到外部干擾，而且在內部請求審批過多。對一些疑難或影響較大的案件，層層審批成為必經程序，獨任法官或合議庭幾乎沒有獨立決定的權力。這樣，法官只是一個案件承辦人，無法作出真正體現自己意志的判決，也就無從體會到通過自主審判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內心滿足感和成就感。

6、法官職業入門條件提高。2001年修訂的法官法，將擔任法官的學歷條件從大專提高到大學本科。在具體實務操作中，法院系統還加強了對調入人員的管理力度，除堅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干部隊伍建設的決定》中確定的“凡進必考”原則外，還出臺了《關于加強任命法官管理工作的通知》，對法官任職的審核程序進一步細化和嚴格。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一大批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其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復員轉業軍人被擋在法官職業外，形成了調入人數與流出人數“入不敷出”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其優良的素質為其挑選職業提供了資本，法院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法院對他們沒有足夠的吸引力，這是高素質人才進入法院少的深層原因。

三、對策

人才流動是任何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現象。人才的合理流動，既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基層法院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法院人才流動的狀況，已超出了人才合理流動的范圍，并在一定程度影響了法院工作的發展，亟需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然而，解決基層法院人才流失的問題，必須密切結合中國實際，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尊重人才流分理處的合理訴求，體現司法職業特性，符合法官職業化建設的目標。否則，人才流失的問題得不到根據解決，反而會衍生更多矛盾。

（一）大力推進司法體制和改革，凸顯法院職業社會地位

一是切實提高法官職業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司法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理解、尊重和維護法官職業的地位和權威，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前提，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對這一點只有在全社會（包括領導決策機關）形成共識，才能正確定位改革目標，順利推進改革進程。

二是強化職業保障。要切實完善制度，建立獨立的專業性的法官考評管理委員會，明確限定調查、追究、罷免法官的法定事由，科學設置監督法官的程序，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不因實現原因所致裁判錯誤而使法官受罰，實現對法官考核、任免、調查、追究、處分等事項的專業化、程序化、法治化，依法保障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免除法官行使職權的后顧之憂。三是合理提高法官薪酬。收入是一個人勞動價值的具體表現，沒有合理的工資收入，要求法官始終如一地正確行使生殺予奪、萬金歸屬的職責，那完全是違背人的基本需求的道義苛求。這種苛求，要么使法官走向腐敗，要么使法官掛靴而去，更可能使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成為一句空話。在精簡法官數量的基礎上，合理提高法官經濟待遇，確保法官享有與其身份、地位相符的尊榮，是留住人才、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基本措施。

四是淡化審判管理的行政色彩。在提高法官素質 同時，要深化審判組織改革，逐步擴大法官的審判權限，全面落實合議庭的獨任審判員的職權；轉變院長、庭長和審判委員會職能，將工作重心從審批、討論具體案件移向宏觀指導和審判管理；遵循審判規律，改進監督管理方式，既保證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又切實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敗。

（二）強化激勵機制，建立良好的用人環境

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實現考核的科學化和客觀化。要根據法院工作的特點，按照審判工作的規律，結合法院工作任務和人員實際，科學確定考核指標和考核標準。實行日常考核與年考核相結合，吸收法官代表參與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結果，并以考核結果作為使用人才的依據。

二是完善競爭機制，形成正確的用人取向。要堅持“公平、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擇優選拔、擇優使用各類人才。要通過競爭感到一種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機制，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破除人才使用論資排輩、平衡照顧的觀念，使人才既看到希望，增強上進的動力，同時也感受到應有的壓力，真正認識到靠水平、靠能力、靠業績發展自我，在奮斗中實現個人的價值。對不勝任現職的人員，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對工作業績突出、群眾公認的法官，要大膽使用，委以重任，讓他們在重點工作崗位上得到鍛煉。

三是完善獎懲機制，真正體現人才的價值。在科學考核、合理使用的基礎上，要根除平均主義思想，建立起完善的獎懲制度，實現獎勤罰懶，獎能罰庸，獎優罰劣，使人才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使人才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從而形成用人機制的良性循環。

（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一個和諧的人際環境，一個積極進取的團體，一個通暢的交流渠道，是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應具備的基本因素。良好的工作氛圍，在某種程度上比金錢更能留住和吸引人才。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是關鍵。當前，談起政治思想工作，人們往往不能為然，認為政治思想工作是務虛，起不到實際作用。其實不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以感情留人的重要方式，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一是建立通暢的信息交流和反饋渠道。政工部門要經常性地與工作人員進行交流與談心，及時了解他們對法院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并予以歸納，呈院領導或院黨組決策時參考。在制訂有關決策前，政工部門應以適宜的方式，征求法院工作人員的意見或建議，并將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體現在決策內容中，使他們真正成為法院的主體。

二是實行人文關懷。政工部門要及時了解掌握全院工作人員的工作情況、思想狀況、生活條件和家庭困難，對他們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對他們的缺點善意指出，對他們的困難盡力幫助，使他們形成強烈的集體感，感受集體的關懷與溫暖。

三是加強法官文化建設。要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充分調動和發揮干部管理部門、行政管理部門、黨支部青工婦組織的職能作用，和資深法官、高學歷人員的資源優勢以及先進人物的典范作用，教育、引導法官樹立和培養正確的職業理念、職業思維、職業信仰、職業操守和職業價值觀，堅定法官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正義的信念與追求。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建立，對法官這一特殊職業的要求越來越高，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勢在必行。據有關資料反映，至2000年，我國法院工作人員已達30萬，其中有法官職務的25萬，而基層法院法官占了其中絕大部分。雖然人員眾多，但法官尤其是基層法院法官整體素質卻不高。筆者工作在基層法院，就基層法院的法官職業化建設談一點淺見。

一、從法官職業化內容談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 最高人民法院確定從八個方面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就基層法院的實際情況而言，筆者試就法官員額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選制度這三個熱點問題進行

闡述。

（一）關于法官員額制度的實行。法官員額制度，是針對我國法官人數過多的現狀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過精簡法官人數，提高法官整體素質，從而強化司法權威。推行法官員額制度，筆者認為大致分為三步實施：第一步是精簡人員。這一步至關重要，也是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過程中難度最大的。在基層法院推行該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層法院受歷史等原因制約，部分法官學歷不高，不可能再參加司法考試另謀出路。所以操之過急可能給法院正常工作的開展帶來隱患。基于此，筆者認為，在推行這一步時，要以穩字當頭，合理安置分流人員，能供養的就盡量供養，力爭避免淘汰（當然明顯不適合繼續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養條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寧愿付出高昂的物質成本，也不能以犧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為代價，這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第二步是確定法官員額。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數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數也在變動，所以不能機械地參照國外或少數幾個法院的試點來確定法官員額。故各法院在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時，應當結合各自實際情況，采取既考慮人口因素，也考慮審理案件數量兩者相結合的標準，即綜合考慮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審理案件數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為主，同時還應考慮現有人員的狀況。法院的硬件建設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容，如辦公自動化、法庭數量、辦公用車等問題都會影響辦案效率，從而間接影響法官員額的確定。從我院情況看，管轄區域常住人口86.２萬，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審結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執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辦結200件案件為參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執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員額31名，那么法官與人口比為1：27700。而我院現有法官資格（包括審判員、助理審判員）99人，從事審判、執行一線工作的84人，如果把這么多的法官減下去，基層法院審判壓力可能難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體內容將在后面法官遴選

制度中加以闡述。

（二）關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試行。設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讓法官從目前龐雜的審判輔助性工作中解脫出來專門從事核心審判工作，從而提高審判效率，確保司法公正。筆者認為，法官助理制度實際上是法官員額制度的輔助，與法官員額制度共同形成職業化建設的核心制度，即為審判工作的高效與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質。從北京法官助理的試點中所反饋的信息看，法官助理與我國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審判員）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審判權，而后者屬于法官系列，自然擁有審判權。法官助理顧名思義就是法官的助理，協助法官開展審判工作，服從法官的指揮。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內容。這涉及到與法官之間的分工。目前我國法官（包括執行法官）承擔著送達訴訟文書（包括起訴狀副本、答辯狀、傳票、開庭通知書、裁判文書、執行通知書等等）、組織庭前證據交換、指導訴訟、組織開庭和庭審、制作裁判文書、宣判、卷宗裝訂等審判工作中絕大部分事務，只有記錄工作由書記員完成。繁雜的事務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辦案的效率。筆者設想，設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負責影響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庭審和裁判，其它所有輔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來完成，具體包括：送達訴訟文書；組織審前會議；根據法官簽署的裁定或命令，對財產進行扣押、凍結、劃拔、變賣以及強制執行；整理材料；裝訂卷宗；執行法官其他指揮事項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從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當法律知識和豐富工作經驗的人員中擇優任用。參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長對法官助理進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輔助性工作，其權限相當大。為防止法官助理濫用權力，必須加強監督管理。筆者設想，借鑒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歸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長負責法官助理的管理和業務指導，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協助的案件進入庭審，又必須服從庭審法官的指揮。庭審法官在庭審中發現法官助理有濫用權力的可能，則責令法官助理重新進行工作，并將有關情況通報給立案庭庭長和法院紀監部門。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強對法官助理的監督。

（三）關于法官遴選制度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補充法官人選，必須經高級人民法院組織的統一測試、考核，從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取得任職資格的人員中擇優遴選。”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初任法官必須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但按照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思維邏輯，此時的法官是指狹義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為法官，即為審判員，則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審判員。基于此，筆者認為基層法院補充的法官人選，不僅要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符合《法官法》的任職條件，還應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必須具備優秀的政治品質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之一。影響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質。當前存在的司法腐敗現象，與部分法官道德素質低下有直接關系。只有具備高度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才能剛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審理各類案件。第二、必須具備完善的知識結構。司法的發展趨勢要求具有綜合素質的復合型人才，不僅要求法官具有較嫻熟的法律知識和裁判技能，還要求法官具有廣博的人文社會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復合型法官也是培養專家型法官的基礎。第三、必須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維方式。現代社會關系錯綜復雜，現代法官如不具備較強的法律思維方式，就理不清法律關系，造成機械執法，達不到法律公平與正義價值的要求。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初步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體系也初步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必須用法律思維方式去思考、對待和解決社會各種司法現象和問題。第四、必須具有豐富的司法經驗和較高的司法技能。法官不是任何人都能從事的職業，它不僅要求從業人員具備嫻熟的法律知識，還必須具有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糾紛的經驗和技能。

二、從法院改革談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思路，筆者設想對法院現有人員可能最終形成六大系列管理方式，即：法官系列、法官助理系列、書記員系列、法警系列、執行系列和行政系列。在這六大系列形成之前，筆者設想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

（一）建立大立案格局。如前所述，法官助理歸口于立案庭管理，將庭審前大量的輔助性工作如送達訴訟文書、決定案件適用程序、組織審前會議、組織證據交換、安排開庭日期等工作由立案庭法官助理完成。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強化相互制約之考慮，立案庭可以設置內勤組和外勤組，審前組和審中組。內勤組負責收案、登記和立案工作。外勤組負責訴訟文書送達工作。審前組負責指揮和監督審前程序，組織和監督當事人進行補充和變更訴訟請求，收集、提交和交換證據，整理爭議焦點, 確定適用程序和開庭日期等庭前準備工作。審中組主要負責法官所交辦事項。這樣各組之間既分工又可相互監督，也排除法官先入為主的預斷，避免先定后審的庭審形式化。

（二）建立法官專職制度。在各審判庭可以根據各法官的具體情況區分小額、簡易案件主審法官和復雜案件主審法官，或根據案件案由的不同類別固定分別由某些法官來主審。案件由立案庭轉交到各審判庭后，由審判庭庭長按已確定的分工范圍來指定主審法官。法官專職化有利于案件的高效審理，也為司法公正提供了資源保障。法官專職化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培養專家型法官的要求。

（三）建立執行新格局。執行難是困繞全國各級法院的難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執行機構運作模式設置的不合理是其主要原因。當前，有的專家和學者提出，我國憲法規定，法院是審判機關，而執行不是訴訟程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由專門機構執行法院的判決。現階段，執行難嚴重影響了法院、法官的形象，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又在飆升，法院不應再管執行。筆者認為，現階段將執行案件剝離法院是不現實的，但將執行局由上級法院垂直領導是可行的。執行局的垂直領導有利于充分調動執行資源，在目前法院設置的格局下，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保護主義，有利于克服執行難問題，更有利于推進法

官職業化建設的進程。

來源:考試大-公開選撥領導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一方面，由于各自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經濟、政治生活需要，其檢察機關在許多方面都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基于檢察機關在現實社會控制中所起作用的一致性及各國之間法文化融合的加強，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又具有某些共同的發展趨勢。比較兩大法系檢察機關的差異，研究其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進一步深入開展我國檢察體制問題的研究及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本文擬就此問題作一探討。

一、兩大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的差異

兩大法系在檢察機關最顯著的區別首先表現為其性質和職能范圍。關于檢察機關的性質，我國學者有的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檢察機關是公訴的機關，社會主義國家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注：章武生、左衛民《中國司法制度導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

并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根本區別。其實，這一結論不無商榷處，因為公訴職能僅僅是檢察機關承擔的諸多職能中的一種。如果說偵查職能，審判監督職能還可以視為公訴職能的必要準備和延伸的話，那么其所承擔的監督和執行判決、干預民事訴訟、提供法律咨詢（注：陳光中主編《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頁。）等職能則是公訴職能這一界定無論如何也包容不了的。正如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的那樣：“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地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注：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檢察制度參考資料》第三編，1980年版，第11頁。）這里我們不妨逐一考察大陸法系各國對檢察機關職能的規定。在法國，最高檢察長的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執法活動進行監督。”（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法國檢察機關除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偵查、起訴、支持公訴和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等職能外，還對下列事項行使廣泛的監督權：“（1）監督司法輔助人員；（2）監督、檢察書記員；（3）監視司法救助制度的營運；（4）監督戶政官員；（5）對私立教育機構的監督；（6）對公立精神病院的監督；（7）對開設咖啡店、酒店等特種營業的資格審查；（8）對新聞、雜志等定期刊物進行審查，等等”（注：王然冀《當代中國檢察學》，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頁。）。“德國檢察機關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監督和保證國家法律統一實施的職能”（注：中國檢察考察團《德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5頁。）。除對刑事訴訟的偵查、審判和執行有廣泛監督以外，“對律師執法活動的合法性，也負有一定的監督職責。”（注：中國檢察考察團《德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5頁。）葡萄牙檢察機關也具有比較廣泛的監督職能，《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規定檢察機關的權限有：“??

7、監督司法官員的工作；在自身權限內，維護法庭的獨立，并監督司法職能依照憲法和法律進行。??

9、在監督司法職能依法進行時，依據憲法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可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

10、監督常規法律的合憲性。共和國檢察長可請求憲法法院對任何違憲的規定進行宣布??”（注：《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4期，第58頁。）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因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職責范圍稍小，因而將其界定為“訴訟機關”似乎更為妥當，而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的職能更加廣泛，將其界定為“法律監督機關”較為合適，因為大陸法系許多國家的法律均賦予了檢察機關以廣泛的法律監督權，英美法系國家則一般沒有這種規定。

在組織體系方面，大陸法系國家強調檢察機關的高度統一性，而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則表現出相當的松散性。美國檢察體制具有“三級雙軌、互相獨立”（注：何家弘《論美國檢察制度的特色》，《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4期，第24頁。）的特征。所謂“雙軌”是指美國的檢察職能象審判職能一樣由聯邦和州兩級分別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擾；所謂“三級”，是指美國的檢察機構建立在聯邦，州和市鎮這三個行政別上。而且，美國的檢察機構無論是級別高低和規模大小，都是互相獨立的。換言之，聯邦、州和市鎮檢察機構之間沒有隸屬關系，甚至沒有監督和指導關系。英國在1985年《犯罪起訴法》頒布以前，其檢察機構也具有英美法系檢察機構的傳統特色——分散性。英國沒有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檢察機關體系，其中央不設司法部，也沒有一個中央檢察機關，中央檢察職權分別由內政大臣、國王的法律官員和公訴處長三者分別行政。（注：程榮斌《檢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1頁。）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大陸法系檢察機關則具有高度統一性。法國“全國檢察官內部實行一體化原則。上令下從，形成一個整體。司法部長有權指令追究某一案件。”（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德國實行聯邦制，其檢察機關分聯邦和州兩個體系，雖然這兩個體系之間互相獨立，但在這兩個體系內部則是一種嚴格的統一領導關系。

再次，兩者的差異還表現在檢察官裁量權的行使上。在傳統上，英美法系檢察機關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英國法律規定，即使犯罪已經得到證據充分證明，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檢察官也可以決定不予起訴。1951年，當時的檢察總長肖克若斯（Shawcross）作了關于公共利益的經典性說明，它得到了此后歷任檢察總長的支持：“本國從未有過這一法規——我希望永遠也不會有，即：受到嫌疑的刑事罪行必然自動地成為起訴的對象。”（注：英國《下議院辯論》第483 卷，第681 章，1951年1月29日。）檢察機關可以根據下述廣泛的理由而不予起訴：“a、法庭可能會罰交很小或象征性罰金；??e、起訴可能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有很壞的影響；??h、會傷害資訊來源、國際關系或國家安全的細節，可能會被公之于眾。”（注：《The Code For Crown Prosecutors,1994》，1988年中國刑事訴訟制度考察團，第10—11頁。）美國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方面的權限也非常廣泛，尤其是在決定是否起訴方面，檢察官擁有的自由裁量權幾乎不受限制，如果檢察官決定對一確已犯罪的案件不予追究，則無任何力量可以限止他。此外，關于不起訴的理由也無嚴格限制，檢察官對不愿起訴的案件可以借口證據不足或檢察署人手不足為由，而拒絕起訴。對于已經起訴的案件，在審判前，檢察官也有權隨時撤回公訴；對于不起訴或者撤回公訴，檢察官也無須說明理由。與這種幾乎不受限制的起訴裁量權相適應，美國檢察官還有與被告一方進行辯訴交易的權利。（注：

柯賓《美國檢察官的權限》，《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9頁。）與此相反，大陸法系各國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則小得多。在傳統上，大陸法系國家采取起訴法定主義，犯罪行為符合法定條件就必須起訴。雖然大陸法系國家的近現代刑事訴訟程序采取了起訴便宜主義而賦予了檢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這種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不僅在條件上受到嚴格限制，而且在程度上也受到了由被害人方面啟動的諸如“強制起訴”、“準起訴”等程序的制約。與英美國家相比，其自由裁量程序之狹小，是顯而易見的。

最后，檢察官制度的不同也是兩大法系檢察機關的顯著區別之一。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檢察官選任途徑的不同。英美法系的檢察官一般來自律師，而大陸法系的檢察官則是國家作為“法律人”（或稱法律家、法曹，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之一專門培養的，法學院的畢業生經過1至2次司法考試和一定期限的司法實習，便可自由選擇是作檢察官還是作法官、律師。

其二，檢察官保障制度和社會地位不同。大陸法系檢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經濟和特權保障，因為大陸法系檢察官和法官地位一樣，俗稱檢察官為“站著的法官”，而審判官為“坐著的法官”；而英美法系檢察官則是作為普通行政人員來管理的。法國和德國檢察官實行單獨的工資等級和標準，檢察官和法官工資水平一致，其工資起點與較高級公務員工資起點相當。法國規定檢察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而普通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為60歲。與此相適應，大陸法系檢察官的社會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其三，檢察官隊伍穩定程序不同。大陸法系檢察官是專職培養的，且保障制度較好，社會地位較高，因而檢察隊伍比較穩定；而英美法系的檢察官隊伍則不然。英國雖自1986年起建立了統一的檢察機構，但是對于檢察官決定起訴的案件，他們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支持公訴，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等則必須聘請大律師出庭支持公訴，因而出庭公訴人員固定性差。（注：《關于英國刑事訴訟的考察報告》，1988年中國刑事訴訟制度考察團，第15頁。）美國檢察官隊伍流動性也非常大，其原因有兩點：一是美國檢察官薪水和社會地位比法官和私人律師都低，檢察工作沒有吸引力，檢察人員往往只把檢察工作作為以后從事其它工作積累經驗和資本的“跳板”而不是將其作為永久性職業；二是美國檢察官任期只有四年，與政黨共進退；每新總統上臺都會重新任命本黨人員作為檢察官來替換原來的檢察人員，對整個檢察系統實行“大換血”，從而極大地影響著檢察官隊伍的穩定性。

二、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差異成因之分析

每一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歷史和現實基礎的，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差異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據和現實基礎。究其成因，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檢察制度產生發展方面的原因。檢察制度最早產生于何國，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起源于法國；二是認為起源于英國；三是認為當代檢察制度有兩種不同的起源（中國除外）：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起源于英國，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起源于法國。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更為準確。檢察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是相當復雜的。概括而言，在英美法系國家，早期主要是美國受英國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其它國家的影響），后期則主要是英國受美國的影響，特別是英國1985年的《犯罪起訴法》受美國影響很大。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也存在類似交互影響的情況。此外，兩大法系這間也有相互借鑒。

法國的檢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紀。當時法國領主權力很大，國王的權力受到極大限制，為加強中央集權，國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設立代理人。國王代理人在代理國王處理私人事務的同時，還負有在地方領主的土地上監督國王法律實施的職責。這種國王代理人，即為以后的檢察官。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國，檢察官自產生之日起就承擔有類似于現代的法律監督職能。13世紀中葉至15世紀初期，法國法律明確規定國王代理人承擔以下監督事項：代理國王監督贖金的繳納是否合理；監督沒收財產及其它判決的執行。15世紀以后，檢察官除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和起訴，還行使以下監督職權：監督訴訟的提起及進程；監督地方官員是否竭盡職守；確保國庫之收入；檢查制度量衡；決定面包售價；監視圖書館和法科大學。（注：程榮斌《檢察制度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頁。）與法國不同，英國的檢察官自其產生之日起，就只是作為國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國王提供法律咨詢和參與訴訟，而不承擔法律監督職責。英國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時起，政治上就已實現統一，隨后的法制統一任務，主要是依靠英王設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們進行巡回審判，通過判例法來實現的。這樣，就無需國王代理人承擔監督法律統一實施的任務，在王室法院設立之后，直到13世紀才設立的檢察官就僅僅是國王的法律顧問，而不承擔法律監督之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次是源于法律淵源的不同。在法律淵源表現為成文法的大陸法系國家里，在法律上和訴訟理論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據事實嚴格適用成文法，因而檢察官肩負起保證制定法在全國統一實施的責任就成為必然，賦予檢察官以法律監督權是成文法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淵源以判例法為主的英美法系國家，法律體系是通過法官來創造和發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司法至上觀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權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監督者的。檢察監督觀念與這種法官的崇高社會地位相抵觸，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訴訟模式的差異。綜觀現代各國訴訟制度，雖然檢察官在法庭審判階段都承擔公訴職能，但因訴訟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訴職能的方式自然存在著差異，檢察官作為公訴人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也不盡相同。英美國家實行當事人主義，檢察官是作為一方當事人參加訴訟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法庭上訴訟地位對等。而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不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極地進行仲裁，而且公訴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規定的各項訴訟職能的檢察機關的代表，檢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法庭審理階段，充任國家公訴人，同時監督審判程序是否合法”（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頁。）。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訴訟地位的這種不同，決定了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作為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只負責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實和證明該事實的證據，以達到對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擔提出有利于辯方的事實和證據的責任。而在大陸法系國家，公訴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證據，同時還必須考慮對被告人無罪罪輕的有利的證據，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決。例如，德國檢察機關“對判決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不僅是指控被告的公訴人，而且是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保護者，檢察官負有全面收集證據，包括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和無罪兩方面的證據的義務。法律要求檢察官遵守客觀中立原則而不是對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認為在檢察機關與被告人關系上，檢察機關是中立機構。另一方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檢察官對證據及其認定的合法性，對判決的合法、公正性負有監督義務。”（注：中國檢察考察團《德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5頁。）

最后，是起訴傳統方面的原因。大陸法系國家比較早地確定了公訴制度，犯罪被認為是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侵犯。“對每個犯罪行為，檢察院、警官原則性地負有展開偵查的義務。有足夠的行為嫌疑時，檢察院必須提起公訴。”（注：李昌珂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對犯罪進行追訴的，沒有法律的允許，不能隨意處分自己的公訴權。雖然實行“起訴便宜主義”，但并非基于當事人處分主義，而是基于國家刑事政策方面的考慮。而英美法系國家傳統上訴訟理論將刑事訴訟視為與民事訴訟并無本質不同的訴訟，檢察官作為與民事訴訟原告地位相同的一方當事人，當然享有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的自由。因而英美法系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遠遠大于大陸法系國家。

總之，特定的歷史起源、成文法的法律傳統、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共同決定了大陸法系檢察官是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的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廣泛的職權范圍、高度集中的組織體系、法定的檢察官培養渠道、對檢察官良好的保障機制、檢察官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檢察隊伍的穩定性，就成為大陸法系檢察機關的必然特征。而與這種廣泛的權限和崇高的社會地位相伴相生的防止權力濫用的必要性與起訴制度上的公訴傳統相結合，又使得對檢察官的裁量權進行嚴格限制成為必需。而英美法系則恰好相反，特定的歷史和現實鑄就了其檢察官相對單一的訴訟角色及與這種訴訟角色相適應的職權范圍的狹小、組織體系的松散、檢察官保障機制的缺乏和社會地位的相對低下，而當事人處分主義的訴訟理論決定了其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三、檢察機關發展的一般趨勢。

交通、通訊的進步和經濟、社會全球化的深入，使人們在相互交往中認識到：不同的檢察制度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因而自檢察制度產生之日起，不同的檢察制度之間就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的趨勢。這里，既有同一法系不同國家檢察制度之間的交互影響，也有不同法系檢察制度間的相互借鑒和吸收。在相互影響中，出現了一些共同的發展趨勢。

（一）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呈擴大趨勢

隨著社會經濟運行日趨復雜及維護國家和公益要求的因素的增加，各國政府均加強了對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干預。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實現社會控制的強有力的杠桿，其作用普遍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不僅在傳統上檢察機關職權范圍較大的大陸法系如此，而且傳統上檢察機關職權范圍較小的英美法系也逐漸加強了檢察機關干預社會生活的作用。具體表現為：

其一、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進一步擴大。如前所述，大陸法系檢察機關職權范圍一直很廣。“法國檢察官在司法活動中，特別是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員。

”（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的這種作用仍在繼續加強。在傳統上職權較小的英美法系的檢察機關，其權力也由起訴階段向兩端即偵查階段和執行階段延伸，成為刑事訴訟中唯一的一個能參與各個階段訴訟活動的機關。以英國為例，根據1985年《犯罪起訴法》的規定，檢察機關獲得了一定的對警察偵查行為的監督和建議權。這種監督和建議權表現在：（1）“為了防止警方對應該提起訴訟的案件不予提起訴訟，法律要求警察局長將本轄區內的每一嚴重犯罪通知檢察官”（注：龍宗智《英國檢察制度的重大改革》，《人民檢察》1987年第6期，第31頁。）（2）“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要給予警察必要的司法建議；指導警察收集和發現充分的，能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注：程味秋《外國刑事訴訟法概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頁。）美國檢察機關的權力比英國大，有很大的偵查權和指揮偵查權。依據美國聯邦法典第28篇有關條款的規定，總檢察長“有權偵查政府官員的犯罪行為”。（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頁。）聯邦檢察官“對在其司法區內實施的違反聯邦法律的犯罪行為，有權要求進行或繼續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地方檢察機構的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繼續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

助理檢察官“在提起訴訟前調查犯罪事實，有些案件，首席檢察官可派本署偵查員參與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193頁。）美國檢察機關還有監督獄務假釋事宜，聯邦總檢察長有權監督司法行政管理、監獄和其它懲辦機關。（注：程榮斌《檢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頁。）

其二、檢察機關的職能從刑事訴訟領域擴大到民事和行政訴訟領域。在傳統上，檢察機關一般只參與刑事訴訟活動。隨著社會生活的日趨復雜化和權利觀念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檢察機關開始比較廣泛地干預涉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檢察機關有權干預民事訴訟的國家很多，如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希臘、瑞典、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芬蘭、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斯里蘭卡、布隆迪、烏干達、突尼斯等國，都在法律或判例中確認了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內容。英國法學家愛倫斯特·J·柯恩在《當事人》一書中寫道，在民事訴訟中，“總檢察長在相當一部分案件中是必要的當事人。在其余的案件中他有權發表意見。在有關慈善事業管理的訴訟中，總檢察長作為王室代表，他是當然的當事人，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申請宣告合法的案件??。”（注：《國際比較法百科全書》第16卷第55頁，轉引自肖禾、楊志宏《外國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兩個特點》，《人民檢察》1989年第6期，第23頁。）在美國，檢察官在民事訴訟中也享有廣泛的權力。如美國第72任總檢察官格里芬·B·貝爾這樣寫道，美國聯邦政府檢察官可以“對政府主要合同中所產生的民事欺詐行為提出訴訟??。”（注：《美國司法部的機構與職能》第8頁，轉引自：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在行政訴訟方面，譬如在英國，凡是涉及公共權利和利益的訴訟，并要頒布訓令或宣言加以保護的，必須有檢察長參加。英國檢察長在行政訴訟中既可能是原告人，也可能是被告人。檢察機關在行政訴訟中享有提起訴訟、參與訴訟、在法庭上發表評論、提出意見、向上級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訴、上訴或復審請求等的權力。

其三、檢察機關的職能從訴訟領域擴展到社會事務的其它方面。近幾十年來，隨著政府行政權力對社會生活干預的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干預一般社會事務的職能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檢察部組織章程》規定，檢察機關負責“為喪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決合法代理人的訴訟人，代理或提供保護，并促進建立民法規定的保護性機構及其它旨在保護未成年人和無人保護者的機構”。（注：《西班牙〈檢察部組織章程〉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7期，第59頁。）葡萄牙檢察署也有廣泛的社會事務干預權，包括“??

4、促進和協調預防犯罪的工作；

5、接受勞動者及其家屬的非官方委托，維護其社會權利；??

11、接受咨詢；

12、法律規定的其它職權。”（注：《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4期，第58頁。）

（二）檢察機關獨立性增強

在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構架中，檢察權是行政權的一部分，因而司法獨立并不適用于檢察機關。但鑒于檢察機關在訴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國外學者均認識到檢察權與司法權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要想公正地實現司法權，公正妥當地行使檢察權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為要確保司法的獨立，必須保證檢察權對立法權及其它行政權的獨立。”（注：［日］伊藤榮樹《日本檢察廳法逐條解釋》，中國檢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頁。）為此，各國除了從人事制度上加強檢察官的獨立性和保障機制（關于這一點，將在其后闡述）以外，還從以下方面來保障檢察的獨立性。

其一，注重檢察機構的獨立性。這一點各國均如此。審檢合署的大陸法系國家越來越強調檢察機構應不受法院的影響，審檢分署的國家則強調檢察機關在執行業務時相對其主管機構應具有一定獨立性。在這方面，英國做得最為徹底。英國1985年《犯罪起訴法》建立了自成一體，完全獨立的檢察機構。全部檢察官屬于國家系統中的官員，實行自上而下的負責制，最上層的檢察機構通過總檢察長向議會負責。為了確保這種獨立性得以實現，英國檢察系統實行財政獨立，檢察機關經費獨立預算。這樣就使檢察機構完全擺脫了地方當局的控制和影響，也不受警方干涉。法國檢察官受司法部長的指揮和領導，但為了保證其相對獨立性，法律規定，最高檢察長處于獨立的法律地位，他不從屬于司法部長，他與最高法院院長同為國家最高司法官，是國家司法的總代表，其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執法活動進行監督。檢察官承辦案件時享有獨立的公開指示權、表明個人態度權和拒絕停止追究指令權。（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荷蘭法律規定，司法部一般不具體干涉檢察官辦案，但它有權就某一案件是否提起訴訟，向檢察官發出指令。（注：張仲芳《荷蘭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5年第4期，第57頁?＃┢咸蜒饋都觳焓鹱櫓ā飯娑ǎ?nbsp;“檢察署獨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權機構，享有獨立的地位。”（注：《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4期，第58頁。）

葡萄牙檢察署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行政機構，各級各地的共和國檢察官、檢察長和總檢察長助理，均分別隸屬于上級，并向其報告工作，而與其所在地政府不存在任何隸屬關系或指導關系。1992年1月17 日公布的《俄羅斯聯邦檢察院法》（注：因俄羅斯傳統上一直受大陸法系影響較大，因此筆者將其納入兩大法系加以比較。）確定了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即聯邦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權力機關、管理機關、社會團體和政治組織的干涉。（注：《俄羅斯聯邦檢察院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5期，第60頁。）

其二，許多國家確立了檢察一體化原則。檢察一體化原則對內要求檢察官上命下從，所有檢察機關作為

第四篇：法官職業化建設與女法官

法官職業化建設與女法官

中國女性在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更多地是處于附庸地位，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發言的權力，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沒有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自上世紀初開始，女性中的杰出人物開始涌現在人類社會歷史的舞臺上。婦女解放，成為變革社會、變革一切不合理的權力關系的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股新思潮，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新一代女性，正是在這一系列婦女運動之后，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女法官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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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法官的現狀與特點

五年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大力加強女法官的教育培訓工作，使女法官的隊伍不斷壯大，綜合素質顯著提高，成為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到2003 年全國法院系統有女法官及其他女工作人員67000余人，約占法官總人數的20%.在法院各項工作中，她們展示著女性特有的無邊魅力：自尊、自信、自強、堅韌、優雅、灑脫。因為知識讓她們更美麗，而法律讓她們更睿智、更聰慧。女法官成為展示人民法官隊伍一道亮麗的風景。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由于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與封建思想，女性的作用仍然遠遠處于男性之后，性別歧視仍然存在于各個行業各個部門，優秀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更多的女性仍然秉承著古老的思想，默默地工作和生活，她們放棄了自己成就事業的可能，把青春和智慧埋沒于家庭之中，用奉獻和犧牲作為男人事業的奠基石，同時由于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行業競爭日益激烈，“讓女性回家去”已越來越多地成為大眾的口號，這一切都給女性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性。是進是退，是留是走，擺在女性面前的是兩難選擇。女法官和其他女性一樣，首先作為一個女人，同樣要面臨這些困難，同時由于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她必須面臨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育小孩，還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學習、工作、家務，自己、孩子、丈夫，在取舍的時候，她們常常犧牲了自我。

作為一名女性，女法官具有男法官通常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五心”，即細心、耐心、熱心、關心、愛心，正是這“五心”，構成了女法官在工作中的特色，她們以其獨有的細膩情感洞察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她們以心細如發的認真細致精神判斷案件的每一個環節，她們以女性的熱情和關心對待每一位當事人，切切實實地體現了 “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了人民法院為人民的根本原則，她們以自己的愛心使多少個行將破裂的家庭重圓，換回多少浪子回頭，使老有所養，使鄰里和睦。當然，女法官也有其自身的缺點，歸納起來就是三個缺乏：一是缺乏參政議政的意識，政治意識不強;二是缺乏競爭向上的意識，滿足于現狀;三是缺乏深研法理的意識，在法學領域創新意識不足，這些缺點勢必會成為今后工作中的障礙和羈絆。目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全國各級法院都開始了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探索道路，法官職業化建設對法官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作為法官隊伍中的一部分，女法官如何能夠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優勢，揚長避短，做好各項工作，是當前女法官面臨的首要難題。

二、法官職業化建設

法官職業化，就是指法官以行使國家審判權為專門職業，并具備獨特的職業意識、職業技能、職業道德和職業地位。并且要根據審判規律和法官職業特點，采取一系列措施，培養法官的職業素養，提高法官隊伍整體素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

執行法官法，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政治、業務素質，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紀律嚴明、作風優良、品格高尚的職業法官隊伍，為全面實現“公正與效率”世紀工作主題，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證和人才支持。

法官職業化建設是提高法官隊伍整體素質的重要途徑，是法治國家對法官隊伍建設的唯一選擇，是今后法院隊伍建設的一條主線，它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系統工程，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法官遴選、法官助理、書記員制度等改革，建立嚴格的職業準入制度;通過完善繼續教育制度，提高在職法官的素質;通過建立職業保障制度，確保法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通過建立統一的職業道德規范和法官管理、監督制約機制，確保司法廉潔。一句話，就是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的職業法官隊伍。它要求法官要強化職業意識，一是增強法官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在任何情況下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時候都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二是增強審判獨立意識和中立意識，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和對法律事實的判斷作出裁判，不受外界的影響和干擾;三是增強平等意識，依法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四是增強司法公正意識，嚴格遵守公開、公平的司法程序，確保司法公正;五是增強司法效率意識，堅決消除拖拉現象，確保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審結;六是增強自尊意識，提升職業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七是增強司法文明意識，切實改進工作作風，遵守司法禮儀;八是增強司法廉潔意識。要嚴格執行《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通過職業化建設，使“準則”的要求成為每一位法官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和品格，成為其生命和靈魂的一部分，從而培養法官的職業道德，提高職業技能，樹立職業形象，加強法官的職業保障，完善法官的職業監督。法官職業化建設可以從制度上徹底摒棄法官職業大眾化現象，確保法官隊伍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養和法律素養，逐步形成一個擁有共同專業的法律知識結構、獨特的法律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社會正義感和公正信仰的整體，從而形成特有的法官職業傳統和職業氣質。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人民法院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提出的迫切要求，是實現“公正與效率”世紀工作主題的關鍵。這一切都要求我們的女法官不能僅僅滿足于現狀，而是要打破陳規，發揚優勢，彌補不足，才能不被這個時代淘汰，才能成為職業化建設進程中的佼佼者。

三、法官職業化建設對女法官的要求

在法官職業化建設進程中，女法官應當充分發揮其特有的長處，以其獨到的“五心”，在審判工作的各個崗位上作出成績。在民事審判中，由于民事案件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案情紛繁復雜，應當依據案件的特點，多方了解情況，積極做疏導工作，把法律的睿智、剛性和冷靜與女性特有的細致、耐心、熱情揉合在一起，入情入理入法地息紛止戈，取得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案件方面，女法官根據自己的生活實踐，深入淺出，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常常能使案件得到很好的解決。在刑事審判中，女法官的突出作用應體現在少年刑事審判和家庭暴力犯罪兩大方面，女性的母愛是與生俱來的，對未成年犯能像母親那樣循循善誘，不是以一個執法者的冰冷和嚴肅“嚴厲”執法，而是通過案件找出原因，研究未成年犯的犯罪心理，從偶然中發現必然，從個案中找出普通規律，找準感化點，因人施教，用法律、用親情、用愛心來打動被告人，從而對被告人的認罪服法及教育、挽救、感化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家庭暴力犯罪多因家庭瑣事引起，女法官可以根據自己處理糾紛的原則和經驗，分析利弊、因勢利導，以女性特有的觸覺和細膩觸動犯罪者心靈，促使其自覺認罪，及早悔悟。在信訪接待工作方面，女法官應當充分發揮自己女性的特長，熱情、禮貌地接待當事人，一杯溫熱的清水、一句暖心的話語也許足以打消當事人心中的怨憤之氣;認真耐心地聽取當事人發表意見，不隨意制止和打斷當事人的發言;用女性的善解人意和獨到的理解能力化解矛盾，做好調解和裁判工作。在其它工作諸如統計、內勤、檔案、財務等方面，女法官因其細致、認真而獨具優勢，雖然這些工作繁雜、瑣碎，但和審判工作一

樣是法院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職業化建設進程中，女法官還應繼續保持優良傳統，將這些工作做出特色，為審判工作服好務。

法官職業化建設要求女法官不斷地學習，不斷實踐，爭做學習的表率，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學理論水平，通過廣泛涉獵和深刻理解法律知識，不斷增強審判實踐經驗和技能，提高駕馭審判活動的能力。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進一步深入和發展，隨著社會和科技的不斷進步發展，我國每年都會出臺相當多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這些都和我們的審判實踐息息相關，這就要求我們所必須的知識和專業能力與日俱增，如果僅僅停留在過去已學的知識層面上，勢必會導致裁判的不公正和對法律理解的不全面。女法官身兼工作和生活兩副重擔，工作量大，家務事繁雜，或許沒有時間和過多的機會進行系統的學習和鉆研，因此要付出比男法官更多的精力，必須下決心排除各種干擾，減少不必要的應酬，心不旁鶩，樹立“終身教育”的觀念。利用一切業余時間抓緊學習，自覺接受培訓，潛心靜讀，“精研法理，汲取新知識”。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才能既繼承前人，又不墨守成規，既揚棄舊義，又創立新知識，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不斷提高自己駕馭庭審、判斷證據、制作裁判文書等各項司法技能，不斷適應法院建設的要求。

法官職業化建設要求女法官要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更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樹立良好的職業素質，樹立求實、嚴謹、剛直、廉潔、文明等職業形象，以女性獨特的魅力展示法院的文明形象，提高法院的公信力，使法官成為社會上受信任的人。雖然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與司法公正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它足以影響人民群眾對法院和法官的看法。試想當事人來到法院要求解決糾紛，心中對法官是懷著何等敬畏的心情，如果遇到的女法官衣著不整齊、蓬頭垢面或者濃妝艷抹、或者一臉冷漠、或者態度粗暴、說話粗魯，當事人對這樣的女法官做何感想?只怕她尚未審理案件，其公正形象已在當事人心中大打折扣，還有的工作疲疲沓沓、拖拖拉拉、馬馬虎虎、模模糊糊、心浮氣躁、敷衍塞責、胡亂應付，或者華而不實，好大喜功、花拳繡腿，毫無疑問只會對審判工作造成極大的損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須首先成為一位好公民，女法官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法官，還必須首先成為遵守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的楷模。有人認為，生活作風僅僅是個人隱私問題，完全沒必要大題小作，也不會妨礙形象審判形象。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此只有在日常生活和處理個人事務以及社會關系中，模范地遵守社會公認的道德規范，才能得到公眾的尊敬，才能享有良好的個人聲譽，進而樹立法官的個人魅力和權威，樹立法官的良好形象。法官職業化建設要求女法官能夠淡泊名利，不慕虛榮，甘于寂寞。新的社會主義時期，我們法官面臨著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通過電影、電視、網絡等各種渠道已漸漸地滲透我們的文化生活，而封建主義思想和其他剝削階段思想也還大量存在，加上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薄弱環節，為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條件。言論自由、輿論自由、行為自由等各種自由化思潮鋪天蓋地，而我們優秀的民族精神，傳統美德已被有些人拋之腦外。女性雖然不像男性貪圖名利，追求權力、金錢和美色，但是她們也有自身的不足，女性容易被一些事物的外在表象所迷惑，容易受情感因素支配，容易產生虛榮的思想和消費攀比現象，追逐時尚，貪圖享受，愛慕虛榮，感情脆弱等都可能成為女法官審判工作中的弱點和障礙，而這些弱點又最容易為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他們通過各種關系進行感情拉攏和賄賂，或者用金銀珠寶、高檔服飾、化妝品或者施以小思小惠、或者進行金錢交易。形形色色的誘惑要求我們的女法官一定要胸懷大度、善守其本，不為享受所累，更不為名利所惑。同時女法官要能耐得住寂寞，不隨便出入歌廳、舞廳、娛樂場所，不隨便出入高檔美容場所，不隨便摸牌賭博。要能夠時刻檢點自己，不做有違道德和法律之事。甘耐孤獨和寂寞是法官的一個基本職業素養，因為寂寞使人廉潔、使人莊重、使人權威、使人公正。女法官亦應如

此。

法官職業化建設要求女法官要有進取精神。女人的事業是家庭，男人的事業是工作，因此我們相當多的女法官把家庭看到比工作更重要，辦案只是辦案，調查只是調查，開庭只是開庭，判決只是判決，安于現狀，缺乏憂患意識，缺乏進取精神，對于自己身上的毛病和缺點視而不見，對于自己工作上的不足不以為然，缺乏闖勁，缺乏一種深層次的鉆研精神。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事業如峰回路轉，唯有登攀。女法官并不是沒有男法官有知識，也不是沒有男法官有魄力，她們缺少的就是一種進取精神。在這個優勝劣汰，強者上，弱者下的時代，在這個以能力為主要參數的職業化建設中，如果不奮斗、不拼搏，抱殘守缺，只會在這場建設中成為被淘汰的對象。不可否認，女人比男人喜歡安于現狀，女法官也是如此，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作為一名法官，女人要從普通的女人圈子中跳出來，要有一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危機感，不斷自我加壓，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和放松，把審判工作做為自己的事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探索前進，就會做出比男法官更大的成績。尚秀云、顧雙彥等等女法官楷模，正是我們女法官學習的榜樣。

法官職業化建設要求女法官更好地處理好家庭與工作的關系，既要在工作上不致于落后，也要不能因為公務繁忙而忽視家人的存在。這是令女法官最為棘手的事情。因為審判工作與其他工作不同，它不僅要求法官有精深的理論知識，還要求法官要做細致入微的調查取證工作，對女法官來講，永無止境的學習是必須的，但她可能隨時面臨出遠差的情況，有時甚至會面臨危險的處境。工作上要求我們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對工作要高度負責，一絲不茍，精益求精，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能將自己的位置擺于男法官之后，女法官所擔負的工作和責任與男法官是平等的，沒有誰會因為你是女法官而為你減輕負擔，開脫責任，因此我們女法官在工作上要力求做得更好、更突出，不因為家庭生活和感情因素影響我們的工作，不因為繁瑣的家務拖我們工作的后腿，樹立起新時期女法官的光輝形象。“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劍上吟”。回到家里，我們的女法官應當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女兒，不把工作角色帶到家里，不把工作壓力帶回家里。人言道，做女人難，做女強人更難。我們女法官雖然并不一定要做女強人，但要做好審判工作，合理地處理好工作與家庭的關系，勢必要付出比男法官更大的努力。只有家庭幸福美滿，才能更好地支持女法官的工作，兩者相符相成。

法官職業化建設正在穩步推進，作為法官隊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女法官應當清醒地認識目前所面臨的形象，積極地順應時代的發展，按照職業化建設的要求，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長處，忠于職守，愛崗敬業，廉潔奉公，嚴肅執法，秉公辦案，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抵制金錢、人情和關系對審判的侵蝕和影響，始終保持一種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為法官職業化建設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第五篇：淺談法官職業化榮辱觀

在今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這是我黨繼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對執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建設創新新型國家及新農村之后，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高度，把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為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而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

總書記是針對全黨、全社會提出的“八榮八恥”榮辱觀，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特點。法官作為一名普通公民，理應具有“八榮八恥”的榮辱觀，但是，法官作為解決化解社會糾紛的最終裁決的特殊職業者，有其個性的特點，即為人楷模，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以高尚的情操感染人，以淵博的知識教育人，以勤勉敬業的行為激勵人的道德操守。然而，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和利益分配多元化的影響，我們的個別法官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道德缺陷，如不分是非，不知榮辱，不辯善惡，不分美丑，表現為公平正義的觀念不強，一遇干擾，就動搖；漠視群眾的利益，司法為民的意識不強；工作捏輕怕重，見待遇就爭，見工作就退；大是大非面前人云亦云，不學無術，不思進取等等。這些道德缺陷的存在嚴重制約影響法官和法院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的作用，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和形象，對此，我們要引以為鑒，警鐘長鳴。筆者結合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榮辱觀及近期開展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就法官職業化榮辱觀，從以下幾個方面談一些認識，和大家切磋。

一、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榮，以背離黨的領導為恥。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一個重要內容，堅持黨的領導，既是政治性要求，也是憲法性的要求。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掌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依法治國作為一種重要的執政方式，自然要由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和實施；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就失去了執掌政權這一本質內容。從國際政黨政治實踐看，一個政權不受這個政黨領導，就受那個政黨領導。講政治建設不講政黨領導的觀念是不符合實際，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二者一脈相承。在審判中一要注意領導過問案件與領導干預案件的區別；前者往往出于關心，因為個案的處理是否適當，可能會引發一些新的矛盾，這時，我們要抓住機遇，多向領導匯報，以取得其支持、理解，通過合力化解紛爭，效果很好；后者即指領導就個案指手畫腳，對此，我們要依法解釋，依法辦案。要注意黨的各項政策在司法中的貫徹，由于法律的滯后性及其功能的有限性，在辦案中，克服只服從法律的片面認識，要自覺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

二、以公正執法為榮，以枉法裁判為恥。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目標，也是法的價值體現，要把握好審判中合法合理的關系，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同時，還要符合社會主義道德，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以人為本，平等對待當事人，禁止區別和歧視，彰顯司法人文關懷；在辦案中做到秉公執法，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注重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并重，公正與效率并重，以公開促公正。

三、以服務大局為榮，以孤立辦案為恥。

服務大局就是服務黨和政府在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與工作，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使命。所以法院要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審理好經濟領域的各類糾紛；要保障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等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群眾的選舉、決策管理的權利；要保障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打擊各種腐朽思想和行為的侵蝕，弘揚文明、健康、科學、誠信的生活方式；要保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追求執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關系，反對只講法律效果不講社會效果，孤立辦案，就案辦案，機械執法，反對只講社會效果而不講法律效果，甚至執法違法，損害法治原則和權威的現象。二者的統一是服務大局的評價標準，不能偏頗。

四、以執法為民為榮，以侵害群眾為恥。

司法為民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審判工作中的具體體現。要求真務實，實實在在為人民謀利益，對人民群眾最具體、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要求。要給予最及時、最方便、最達程度的實現的滿足。特別注意防止和杜絕漠視人民群眾利益的各種形式的亂作為，不作為現象；要甘當公仆，時刻將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才能把司法為民落到實處，“全國人民法庭優秀法官”張海龍同志以及宋魚水、蔣慶等優秀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折射出的司法為民的理念，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五、以清正廉潔為榮，以以權謀私為恥。

公正廉潔是法官職業道德的核心內容，只有清正廉潔，才能保證公正，否則就有可能出現以權謀私。因此，要嚴格遵守最高院以前公布的“八個不準”和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四條”禁令，加強自律，強化他律，抵得住誘惑，守得住清貧，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辦事。

六、以案結事了為榮，以敷衍塞責為恥。

這主要指辦案的態度，辦案的技巧，也是一個服務理念的問題。在審判中，我們要繼續貫徹“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方針，不斷提高適用法律的能力，駕馭庭審的能力、調解的能力、判決的能力、說理的能力，繼續堅持我們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如“無瑕疵辦案”和“訴訟滿意在法院”活動，辦出讓當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辦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案件，讓當事人來法院感受到春風般的溫暖。

七、以創優爭先為榮，以不思進取為恥。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單位乃至每一個人要向前發展，要想前進，就得更新自我，與時俱進，創造新的業績，這樣才不落伍。我們每一個干部要有高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要有一種不努力，就被人超越、被人淘汰的危機感；要有創新意識、爭優意識，敢為人先、敢爭第一，不拘泥于歷史成績，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做一流的事業，創一流佳績。

八、以團結協作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

沒有團結，就沒有力量，沒有協作和相互幫助，就不能產生好的工作環境。“三人行，必有我師”因此，要有謙虛之心和平等待人之行；要關心別人，幫助別人，杜絕以犧牲別人的利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才能相互配合協調，戰勝困難，取得成績；要有團隊精神，同心協力，把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搞好，有院榮我榮，院衰我恥的意識。

綜上，法官應當做到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模范，在審判實踐中，做到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職，德化于社會，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