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政務誠信

《瞭望》刊文稱社會誠信缺失主因是政務出問題

2011年08月28日04:45揚子晚報[微博]我要評論(14)字號：T|T 《瞭望》新聞周刊刊文稱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缺失主要原因是政務誠信出了問題——

擴大政治參與 建設誠信社會

一個名叫郭美美的20歲女孩微博炫富，將中國最重要公益機構之一的中國紅十字會推向輿論漩渦的中心，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近年來，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饅頭”事件、唐駿學歷“造假門”等各個領域誠信危機現象愈演愈烈，已演化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由此引出的社會誠信缺失問題，引發了高層強烈關注。那么，當前中國誠信危機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這場危機？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對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進行了深度剖析。

《瞭望》：有人說，中國正處于一個道德滑坡、誠信大面積缺失的時代，你覺得對嗎？

周孝正：目前中國的誠信問題，從三個層面來講，即國家主權信用、一般企業信用、自然人信用，或者說政務誠信、商務誠信、個人誠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問題。誠信是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存在的，與制度因素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密切相關。隨著近年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社會誠信狀況不但越來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極其糟糕，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就以政務誠信為例，比如通貨膨脹，已漲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負利率。其中，食品漲11%，低收入群體受到較大沖擊。如果這種負利率狀態繼續擴大，就有可能較大地損害國家主權信用。

《瞭望》：請你分析一下當前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政務誠信出了大問題。政務誠信作為誠信體系建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民無信不立”，誠實守信，才能政令暢通，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誠信缺失現象嚴重，對社會風氣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誠信意識淡薄，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等，招商引資的時候承諾得很好，又是開發項目獎勵，又是政策性獎勵，但這些承諾經常不能如約兌現，或根本不兌現。當前，各級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規則，然后按照規則去執法很重要。中國政府是從計劃經濟轉型過來的，政府對市場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還沒有完全轉變。可是，在每個地方政府盡力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又沒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讓地方政府將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澤社會。

《瞭望》：當前，西方的誠信建設相對發展得比較好，東西方在社會誠信的發展上有什么區別？如何借鑒這些國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解決了權力集權的問題。基本做到權力到了哪里，監督就到了哪里。錢花在哪里，審計就到哪里，政府權力得到了比較好的制衡。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輿論的監督，是最關鍵的環節。在目前中國，輿論監督還沒有得到更好的發揮。正因為如此，直接導致了有些地方政務誠信的缺失，也對商務誠信、個人誠信產生不良影響。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東方與西方在誠信方面的區別，主要在于西方的誠信是靠很多法律規則、制度和宗教信仰，而東方則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現代社會越來越復雜，如果只靠人際關系去維持信任，已變得很不可靠了。《瞭望》：對于中國社會誠信建設，需要從哪幾個方面重建？如何化解這場危機？

周孝正：對于中國社會誠信建設，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重建。在政務誠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執政能力的建設，具體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建設，尤其要防止公職人員的瀆職行為。所謂先進性，“三個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關鍵是要落實。

在商務誠信方面，加強商業監管，嚴懲假冒偽劣產品，提高行業誠信。特別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房地產、食品、藥品行業，應采取各種措施，確保市場健康穩定發展。加大監管和查處力度，杜絕商業欺詐行為。特別是對虛假廣告以及商場和超市促銷欺騙行為，要嚴加打擊。

在個人誠信方面，要通過大力發展民間社團組織，培植社會輿論力量。可以通過社會組織，塑造和培養良好的社會道德，創造良好的人際關系。同時，通過社會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場不誠信行為，有效防止欺騙現象的發生。要盡快建立個人誠信檔案，加大個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統為核心的社會誠信體系，全面記錄和高效傳遞信用信息，通過拒絕交易形成全社會對失信者的聯防懲戒機制，也是解決誠信缺失問題的關鍵。

《瞭望》：在誠信方面，政務誠信必然起主導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終有效解決政務誠信問題？

周孝正：政務誠信是整個社會誠信的風向標。在當前，中國要最終化解這場社會誠信危機，必須先解決政務誠信的問題。當前，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全心全意做好群眾工作，力求做到執政權力來源符合程序正義和正當。只有切實落實憲法給予每個人的權利，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的陽光，才能讓百姓在誠信的環境中有尊嚴地生活。據《瞭望》新聞周刊 2011中國人信用調查：農民和農民工最講誠信

2011年08月03日07:53北方網我要評論(3)字號：T|T 天津北方網訊：這年頭，你還信任誰？日前，求是雜志社旗下《小康》雜志發布《2011中國人信用大調查》，超六成(65.7%)受訪者認為，近十年來中國社會誠信度整體下滑。其中，軍人、農民、學生、教師和農民工，被選為年度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而誠信形象最差的行業中，中介行業首當其沖，食品業緊隨其后。近九成受訪者因‘郭美美事件’降低了對中國慈善組織的信任度。

網友辣評

無權無勢者信用最高

2011年7月，《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開展了“2011中國人信用大調查”。反映出公眾對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的不樂觀。

在今年的誠信職業榜上，軍人、農民、學生、教師和農民工，被選為本年度公眾心中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從2006年起連續6年誠信職業榜單中，從歷年排名前五位的誠信職業群體看，農民和軍人的入選率最高。

在誠信行業榜上，中介服務業繼去年再次被評為公眾心中誠信形象最差的行業，位列其次的分別是食品行業、廣告行業、房地產行業和保健品行業。多數網友表示基本贊同此“誠信榜單”，博友“赫然發現”稱：“前五種都是城市小康人士基本不接觸的人群，后幾種都是城市市民需要經常打交道的群體——說白了就是，只要接觸的，就都不是好人。”

博友“獅子同學”說：“無權無勢所以信用最高，農民和農民工兄弟占倆席位，讓我們城里人情何以堪！”

紅黑榜單

軍人還是最可愛的人

昨天，記者在市民中進行了隨機調查，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軍人堪稱誠信之首。“關鍵時刻還得看軍人，”市民張先生稱：“抗洪救災、地震、泥石流，哪次不是軍人沖在前邊？軍人還是最可愛的人。”

連續六年，農民和軍人成為人們心中最誠信的人。幾天前，吳女士到機場取空運貨品，等到深夜12點多才能辦理手續，需要交2元手續費。吳女士身上只有百元鈔票，可對方無法找零，正在僵持之時，旁邊一個素不相識的農民兄弟二話沒說掏出一元錢解了圍。吳女士說，“當時我就覺得農民大哥的樸實形象特高大！”

食品業躍居黑榜第二

今年調查中，“黑榜”的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食品行業，由去年的第十位躍居第二位。調查顯示，近五成(48%)受訪者不信任中國乳業；且有超過八成(85.9%)受訪者表示，乳業新國標的出臺使其對中國乳品質量的信任度有所降低。

今年瘦肉精、塑化劑等**接連不斷，又一次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大學畢業僅一年的小岳說：“食品行業最不講誠信主要因為其過分逐利，社會的監管和處罰力度太小，導致他們敢為了300%的利潤就冒殺頭危險。”

中介愛“忽悠”形象最差

私企高管韓女士認為，與人們生活、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關的行業，媒體曝光率高的行業，其負面新聞中表現出的“不誠信”現象更受關注。“比如房地產中介行業良莠不齊，確實存在誠信問題，為獲取更高收益不惜犧牲做人的原則。再如保健品行業，應該是惡性競爭導致誠信喪失，無論人還是企業，生存總是頭一位的。”韓女士認為，目前的生存和社會環境也是造成不誠信泛濫的原因。

達芬奇事件曝企業誠信缺失

2011年07月13日04:36廣州日報何穎思、郭曉昊我要評論(3)字號：T|T 轉播到騰訊微博

市民購買達芬奇“卡布麗緹”大床兩年仍散發刺鼻氣味。記者莫偉濃 攝

本報訊（記者何穎思、郭曉昊）上海市工商局正式對達芬奇涉嫌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進行立案調查，昨日，達芬奇廣州專賣店內依然聚集了三名消費者要求退貨。有業內人士指出，達芬奇事件應引起行業反思。盡管中國出口家具制造水平已經能達到歐洲中高檔水平，但缺乏“品牌價值”，歸根到底是誠信體系的缺失。國外百年家具企業，往往是家族式傳承，對自身品牌、信任度十分關注，不會為了賣產品而丟誠信。此外，質檢人士還透露，國內家具的甲醛限量標準要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

廣州專賣店：店內生意冷清 只剩退貨者

昨日下午，記者再次來到達芬奇廣州店，發現店內冷清，店內除了三位前來投訴、索賠的消費者代表外，再也不見其他客人挑選商品。

“我從2007年開始在達芬奇累積購買了價值超過60萬元的家具，當時銷售說這些都是原裝進口的，用的是多么高級的材料，可當我看到相關報道找上門來要說法時，他們卻無法提供除了餐桌以外的其他家具的原產地證明。”消費者王女士已經是連續兩天登門要說法，卻一直被告知“等新聞發布會召開后再說。” “當初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品牌，覺得原裝進口的比較高檔、有品位，可現在卻感覺被商家愚弄了。”王女士希望有關部門能夠一追到底，徹查達芬奇與各供貨商的大筆銀行轉賬記錄。

達芬奇市場部主任譚小姐表示，事件發生后，對達芬奇廣州店的影響已經非常大。“對于客人的疑問，我們都一一答復，甚至有些客人要求我們退款，我們都做到了。”她始終強調，達芬奇將在13日召開新聞發布會，至于是否退貨、換貨，要等會后再決定。

“出口再進口”背后有利益鏈

本報訊 記者從東莞市外經貿局獲悉，東莞的家具企業中，從事加工貿易出口的占逾7成，其中外商投資企業是出口主力軍，美國和歐盟是東莞家具企業最大的兩個出口市場。

具有7年東莞家具行業從業經歷的歐陽先生告訴記者，作為重要的家具出口地，目前東莞大部分的家具企業都是從事加工貿易。這些生產企業只是接單生產，至于生產之后產品流向哪里等環節，他們很難掌控，要像達芬奇家具一樣通過“先出口再進口”的方式“變身”，有很長一條利益鏈和很多生產環節以外的操作，“不是一家生產企業能做到的，背后還有一條利益鏈。”

純進口家具很少

建議選國產家具

東莞光輝家具城劉玉周介紹說，根據自己的觀察，目前市場上號稱100%純進口的家具并不多，不到總量的5%，而純進口的家具一般價格都非常昂貴。劉玉周說，家具市場魚龍混雜，“達芬奇”家具之所以可以鉆到空子牟取暴利，也與一些消費者總認為進口貨好過國產貨的消費心理有關。但是對于家具而言，本身中國就是生產和出口大國。因此他建議消費者應端正對國產家具的偏見，盡量選擇國產品牌家具，“中國的家具出口美國、歐盟，他們都愿意買我們的家具，我們有什么理由去買高價的所謂進口家具呢？”

業內深喉：

國產材料繞彎回國身價倍增

本報順德訊（記者陳麗莉）達芬奇造假家具被曝光之后，在業界引起嘩然。昨日，本報記者采訪了位于順德的全國重要的家具生產基地和原輔材料交易基地業內資深人士。一位資深人士向記者披露，業界存在一種如何將價格并不昂貴的家具變成利潤豐厚的操作方法，那就是讓國內生產的家具繞個圈從國外走回來，搖身一變成為原裝進口的材料，那樣身價也倍增。

揭秘：如何讓廉價家具身價大變？

這位資深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家具企業在國外注冊商標，然后再把國產家具高價賣出的做法其實在業內大家都知曉。他透露說，生產企業為了追求利潤，將原本廉價的家具變成昂貴的家具，部分企業就在原材料方面做文章，那就是在外國注冊一家公司，注冊一個商標，然后將國內生產的原材料出口到國外注冊的公司，再讓這批出口材料從自己注冊的公司發回國內，這樣一來，同一批貨物繞了一個圈搖身一變就成為進口原材料。

據了解，類似這種做法，在不同城市，家具的身價翻倍不同，比如在北京這樣的城市，利潤至少可以翻4倍，而在沿海城市的利潤則在2~3倍之間。

建議：家具生產中間環節很難監控

記者從業界了解到，部分企業為了追求高利潤還采用外國的設計、產品國內生產，不過這種做法比較少，因為這種做法需要付出相當高的財力成本、與外國設計師溝通的成本、新產品機器設備的成本等。目前，采用這種方法進行追求高利潤的做法相對較少被企業選擇。

這位人士還告訴記者，讓原材料出國再回國的做法，企業老板在完成了這種操作之后，并不會告訴國內的銷售部門高層領導，而銷售部門又將進口原材料作為賣點進行銷售，賣個好價錢，這種情況首先是欺騙了消費者，也欺騙了內部員工。

“百萬家私也是廉價貨”

本報訊（記者曾毅）“達芬奇”事件被央視曝光后，作為廣東乃至全國的家具生產、銷售、配送中心的順德家具業，不少從業者看到也感到“心生震撼”，其中一位家具商人黃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時，終于說出其中黑幕。他告訴記者，央視曝光的事情，“其實十年前就已經出現，而且到現在都如此；而且央視只是曝光了30萬，也就是幾十萬級別的家具，真正的大鱷是上百萬級別的，就是一套沙發，一張床要一百萬人民幣以上的，你現在去展銷場，還可以看見這樣的天價家具，但實際上，這些家具的真正價格，就是幾萬元。”

“意大利牛皮不是天價”

黃先生告訴記者，十年前一套普通的進口意大利牛皮制造的家具，“比如一套沙發，真正的意大利進口牛皮，兩短一長，價格只是兩萬多人民幣一套；十年后，很多人都會說物價上漲了，我老實告訴你，意大利牛皮的漲幅并不大，個別進口的牛皮價格還下調了。”

而實木材料方面，黃先生告訴記者：“真正制造家具的人會清楚，實際上實木的成本與高檔復合木板的成本是差不多的。因為實木是做不出很多造型的，所以現在的做法是用高檔復合木板做造型，上面再貼一層所謂的實木皮，外表是根本看不出來，重量也能欺騙人。”

賣天價是家具店租金作怪

那么才幾萬真實價格的家具，為什么廠商要為它們兜兜轉轉換一個“洋身份”，最后要賣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天價？黃先生認為是“租金”作怪。“家具業人士都知道一個定律，比如在繁華的家具城租一個檔位，我們有一個說法，‘三套沙發占的位置，租金足夠你開一間小型金行’，家具業的租金就是那么恐怖。” 黃先生還補充道，家具業一年有5個月的淡期，“分別為1、2、3、6、7月，這5個月按我們的銷售經驗，連續十天‘吃白果’，就是一套家具也賣不出的情況十分常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就是一套真皮沙發真的按真實的3萬人民幣價格出售，“那這家具商馬上可以破產。”黃先生說：“大的展銷商，必須按30萬甚至上百萬賣，那么他們即使每個月只賣出一套，也勉強回本，如果賣出2套，就小有利潤，如果賣出3套以上，大家就可以知道其中暴利了。”（黃江潔、陳明）

中紀委：官員財產申報運行尚缺誠信和統計條件

2011年06月23日01:42新京報[微博]楊華云 字號：T|T 本報訊 去年，全國共有851353名領導干部報告了住房情況，606813名領導干部報告了投資情況。中紀委官員昨日重申，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良好運行尚缺少兩個條件。視頻：中紀委監察部通報去年查辦案件情況

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昨日在中央外宣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再次直面官員財產申報和財產公示的問題，他表示任何一項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辦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環境。對于財產申報制度，他認為尚缺乏社會的誠信體系和信息統計體系兩個條件，他直言，“沒有這兩個體系的建立，我想這項制度實行起來是比較難的。”

吳玉良認為，作為許多國家通行的反腐敗制度，財產公示是有效的、管用的，中紀委對此也一直抱著積極的態度。

他舉例說，《2008年-2012年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實施綱要》中規定了要對這項制度抓緊研究和論證，去年重新修訂和頒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也作了一些規定，包括要申報個人的收入、子女配偶的從業、房產、投資等情況，可以說在積極穩步地推進。2010年，全國共有1672902名領導干部報告了個人有關事項。其中報告住房情況851353人，報告投資情況606813人，報告配偶子女從業情況805269人，對1581名領導干部相關問題進行了糾正。

此外，吳玉良還發布，201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9621件，結案139482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機關5373人。另一方面還針對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和環節大力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努力從源頭防治腐敗。

■ 對話

“財產申報可新人新辦法” 對話人

任建明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報：社會誠信體系和信息統計體系對于財產申報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任建明：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約這個制度效果的發揮，我認為不應孤立地去說怎么推行這個制度、怎么讓它有效，而是要有一個戰略的考慮，把財產申報作為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

國外以及香港都搞了財產申報，過去把它的作用夸大了，認為一推行這個制度就萬事大吉，其實沒有那么神奇。因為即使在國外，光靠財產申報發現問題也很難，沒有人傻到把問題財產申報出來。這個制度可以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基本手段。

新京報：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了，制度的效果能否比較好的發揮？

任建明：單從推行財產申報制度而言，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漸進的策略，比如在地方試點新人新辦法，新選的干部要申報財產。

比如，某地班子換屆，領導都要申報財產，審查確認其合法財產；下一個班子成立后，給六個月申報期，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就處理，這樣在短期內把歷史問題糾正，然后翻過歷史一頁，走上一個成功的反腐軌道。這種情況下，財產申報制度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六個月之后就是將來的問題了，之前則是歷史問題。

新京報：這種新舊區別，對于已經違法犯罪的官員是不是開了口子？ 任建明：歷史問題從寬處理，不是無原則地撈了就撈了，有嚴重后果的，除了財產充公，還應有重罰。

香港當時就遇到過這種問題，廉署成立后誓言要把所有腐敗分子挖出來，查到1976年后就導致警察鬧事，釀成社會**，港督被迫宣布特赦。要吸取他們這個教訓，但歷史也不能簡單翻過去，撈了不能白撈，要吐出來。新京報：如果說財產申報只是階段性的手段，那反腐還要經歷多長時間？ 任建明：我們常講反腐敗的長期性、艱巨性，但我認為長期性是值得商榷的，盡管腐敗是個很難徹底鏟除的問題，但從反面講這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因為時間久了就會從量變到質變，動搖執政地位，我很同意溫總理曾說的，目前我們最大的危險是腐敗。

我們具體的制度，像財產申報，是為一個更大的戰略服務的，不能只看到樹木，而不見森林。

■ 部署

中紀委今年重點治理公車

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介紹，今年中紀委專項治理工作的重點是小金庫專項治理和公車專項治理。

今年初，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4月25日，中央又專門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進行動員部署。吳玉良表示，中央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已做出工作安排，對公務用車逐輛登記自查，摸清車輛底數，對發現和認定的違規問題進行糾正和處理。同時，要明確新的編制和配備標準，重新核定車輛編制總數，嚴格控制公務車總量。

此外，嚴格公務用車購置和運行經費預算管理，加強公務用車集中管理和統一調度，避免公車私用，降低使用和維修保養成本。目前該項工作已到清理糾正階段，下一步將開展重點檢查，按工作計劃穩步推進。

公車問題被公眾稱為“車輪上的腐敗”，國務院今年將向全國人大報告去年中央部門的“三公”支出，其中包括公務車的支出。

■ 焦點 劉志軍案仍在進行調查

今年2月，中紀委對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涉嫌違紀違法問題進行立案調查，對于調查進展情況，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表示，目前仍處于調查階段，調查結束后會向社會公開。

吳玉良表示，黨歷來高度重視對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一把手”的教育、管理和監督。比如，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央和各省(區、市)黨委成立巡視機構，對各地區和部分中央金融機構及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開展巡視；中紀委對中央國家機關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去年，中央頒布實施《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和《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進一步完善了領導干部監督和制約機制。他認為，劉志軍被查處，恰恰說明黨和政府反對腐敗的堅定決心，說明反腐敗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斷加大。逐步建立官員防逃網絡

針對貪官外逃問題，吳玉良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大力開展境外追逃和追贓工作。近幾年已經通過引渡、遣返和司法協助、警務合作等國際執法合作的方式，將一批逃往國外的腐敗分子緝拿歸案。

同時，也在逐步建立防逃網絡，特別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腐敗分子利用外國投資移民政策獲取身份、轉移贓款等問題加強了防范工作。

吳玉良介紹，1月開始，全國實施《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有關部門已制定了具體的實施意見。

此外，還通過建立健全國家工作人員出入境登記備案和證件集中保管的制度，加強資金監測，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防止貪官外逃，同時加強國際執法合作。回應“我賄賂了”反腐網

針對近期出現的“我賄賂了”等反腐敗網站，吳玉良表示，中央紀委監察部門高度重視互聯網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中的重要作用，把它作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并注意核查從新聞媒體和網絡輿情反映出來的案件線索，重視發揮包括網民在內的廣大民眾的監督作用。

不過，他亦提出，有關部門也要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強對互聯網的管理；要引導網民合法合理地表達訴求，也使網上反映的案件線索提高真實性和可靠性。三招防范“權力期權化”

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將來的利益做交易被稱為“權力期權化”，吳玉良表示，已經注意到個別領導干部的“權力期權化”問題，對此的工作部署涉及三個方面。

在完善相關制度規定方面，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明確規定不得在“離職或者退休后三年內，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同時，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此外，嚴肅查處違紀問題。■ 數說 反腐倡廉進展 146517人

201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9621件，結案139482件，黨紀政紀處分146517人，移送司法機關5373人。

82億

全國查處涉及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扶貧資金、救災救濟資金違紀違法問題9800多件，涉及金額82億多元。

1296個

對慶典、研討會、論壇活動進行清理摸底，制止、取消活動1296個，節約經費3億多元。

16億

治理教育亂收費方面，十七大以來取消收費項目3764項。涉及金額16億元，黨紀政紀處分或其他處理9704人。

1.7萬

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方面，十七大以來共查處食品藥品安全事件16.5萬件，1.7萬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或其他處理。

36億

在清理規范評比達標表彰活動方面，67個國務院部門項目撤銷率80.5%；各地區撤銷率97%，減輕負擔36億多元。

191人

2010年以來針對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重新發現未銷毀的問題乳粉事件，給予191人黨紀政紀處分或組織處理，其中涉及廳級干部20人。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楊華云

中紀委發言人：防止個別官員“權力期權化”

2011年06月22日16:49中國新聞網我要評論(12)字號：T|T 中新社北京6月22日電(記者 張蔚然)中央紀委副書記、新聞發言人吳玉良2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需要先建立社會誠信體系與信息統計體系，中紀委將從3方面入手，防止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問題的發生。

吳玉良表示，任何一項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辦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環境。

“對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我們感到有兩個方面條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會的誠信體系，二是信息統計體系。沒有這兩個體系的建立，我想這項制度實行起來是比較難的。”他說。

當前腐敗問題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即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現象日益顯現，有些領導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將來的利益做交易。吳玉良就此表示，已經注意到個別領導干部的“權力期權化”問題，將進一步做好3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相關制度規定，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明確規定不得在“離職或者退休后三年內，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還規定了違反該規定的具體責任。

二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重點抓好《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和《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的貫徹執行。

三是嚴肅查處違紀問題，防止“權力期權化”問題的發生。

吳玉良還就領導干部財產公布問題表示，財產公布作為許多國家通行的反腐敗制度，是有效、管用的，我們對此也一直抱著積極的態度。去年重新修訂和頒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也做了一些規定，包括要申報個人收入、子女配偶的從業、房產、投資等情況，可以說正在積極穩步地推進

第二篇：政務誠信承諾書模板

政務誠信承諾書

為認真落實《xx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優化提升營商環境五大專項行動方案的通知》(x政辦發〔2019〕xx號)精神和xx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歸集公示政務誠信承諾信息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優化政務服務環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政務公開、勤政高效、守信踐諾和社會信用建設，xx縣xx鎮人民政府向社會鄭重承諾如下：

一、便民服務承諾。嚴格執行首問責任制，對服務對象文明禮貌、熱情周到。規范便民服務中心服務，簡化辦事環節，縮短辦理時限，提高辦事效率，讓群眾少跑路，打造高效便捷行政服務環境。

二、依法行政承諾。按照法定權限行使職能，規范行政行為，嚴格執法要求、執法依據、執法程序;做到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堅持文明執法、公正執法，審批過程公開透明，堅持審批過程不拖不卡，便民利企，不斷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三、陽光信訪承諾。執行xx鎮領導干部點名接訪制度，認真辦理群眾來信來訪，明確專人負責受理群眾的投訴，依法、規范、高效處置。堅持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切實解決好群眾反映的各類問題。

四、公開監督承諾。大力推行政務公開，規范鎮域內公示公開欄，依托公示欄、微信群、顯示屏等宣傳載體，向社會公開發布本鎮黨務、政務、財務事項和各項政策法規，重大事項主動征求群眾的意見建議，提高工作透明度，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五、廉潔紀律承諾。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省市縣委廉潔自律有關規定，堅持原則，杜絕吃拿卡要現象;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做到“擔當實干、馬上就辦”，努力提升干部工作效率，解決好群眾關心的問題。

監督電話：

投訴舉報郵箱：

第三篇：【瞭望新聞周刊】政務公開提升政府公信力0306

政務公開提升政府公信力

【瞭望新聞周刊】2012-3-6

政務公開增強了政府與公民的互動，優化了政府的治理環境，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已連續舉辦六屆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評選中，每次各地申報參評的項目，與政務公開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都會占有相當比例，政務公開已是新世紀以來最為熱門的創新領域之一。

“政務公開”，一般是指除屬于國家規定保密以外的與公共權力相關的各類公共事務等要向社會和群眾公開，包括政府行政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及黨和國家機構的各種事務。

多年來，政務公開不僅成為我國行政管理的一些基本工作原則，也成為黨和政府用來改善工作紀律和工作作風的基本舉措，成為政府治理變革的一條基本途徑。

政務公開的多重功能

政務公開之所以成為我國改革創新的重要領域，與其多方面的積極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政務公開作為一種基本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促使我國逐步走向民主行政、廉潔行政、高效行政的新階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增強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權威建設的基礎條件。

首先，政務公開規范行政行為，促進行政管理的廉潔高效。從我國政府改革的角度來看，之所以積極主動地推行政務公開，其目的是為了改善行政工作作風，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如以公開承諾制為主要內容的辦事公開，主要針對的就是效率低下，久拖不決，老百姓“辦事難”的問題，要求機關公開接受群眾的評判和監督，規范辦事行為，轉變辦事態度，積極為群眾服務，做到作風民主，辦事公道，勤政廉潔，遵紀守法，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

政務公開成為加強部門協調、保證行政廉潔、提高運轉效率的一條有效途徑。

其次，政務公開增強政府與民眾的互動，增強政府公信力。

一直以來，“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信息不對稱”易導致社會公眾對政府及政策不知情，對政府管理工作了解不多，經常產生誤會和誤解。

政務公開作為聯系政府與社會和公眾的重要制度，各地政府在推行政務公開的過程中，一方面保證了公民的知情權，加強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息溝通，提高了民眾對政府權威和政策的認同度；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更加關注公民的需求，從而增強了政府與公民的互動，優化了政府的治理環境，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政務公開強化行政監督，有效地提升他律和自律。政務公開作為監督政府行政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對于政府的廉潔高效有著根本的保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機制。

政務公開在我國推行以來，尤其是一些服務比較規范、辦事有著標準承諾的行政服務和審批事項，在公開辦事程序、辦事標準、辦事人員和辦事時限后，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滋生，對于行政效率和廉政程度的提高收到了非常明顯的成效。

目前，我國提出的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廉潔政府等的建設目標，都離不開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而政務公開作為行政系統的防腐劑，為進一步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提供了保障。推行政務公開，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和工作作風，有利于實現陽光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標。

第四，政務公開提高政府信息利用率，促進社會交易成本。

作為政府提供的一種公共物品，政務公開能夠較好地提高政府信息的利用率，從而降低市場交易費用，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五，政務公開擴大民主參與和科學決策，更好地實現政府領導。

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建立健全了政務公開制度，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等，對政府信息公開、加強新聞監督、加重領導責任制進行了客觀的探索。

加強政務公開的系統性

下一步我國政務公開推向縱深發展，尚有多項工作亟待做好。

其一，加強立法工作，提高政務公開的標準化、規范化水平。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對于政務公開的推行至關重要。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實施，但有學者認為，各部門的法律實施準備還不夠充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執行情況還不理想，尤其是各地政府信息公開的主動性、指導性和積極性還遠遠不夠。

因此，應在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基礎上，及時總結經驗，完善相關的實施制度，在條件成熟的基礎上實現政府信息公開的人大立法，提高立法層級，加強法律效力，以更大的權威來推進政務公開。

其二，完善各方面的政務公開規定，政府信息公開需要更加科學化和制度化。重點是要加強非常態下應急管理中的信息公開制度和虛擬世界中的信息公開真實性管理研究，制定出相關的規則和實施細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發布協調機制，有效解決應急事件的隱瞞不報和謊報等現象，解決虛擬世界中的非真實信息的制造和傳播問題。

政務公開作為我國各級政府的一個常態性的行政管理任務，面臨緊急突發性事件時必須處理好常態管理和非常態管理的區別，堅持信息公布的及時、客觀和導向性原則。政務公開只有解決好以上難題，才能發揮緊急狀態中信息公布與對公民的引導作用，實現社會動員和社會規制的有機統一，從而增強政府的危機應對能力和應急管理能力，從而維持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其三，加強公民參與，深入推進政務公開。政務公開的制度和形式越來越多，從傳統的宣傳欄到現代的網站，從特定的新聞發布會的舉辦到特定的政務大廳的落成，都不僅從制度上，更從設施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要真正使政務公開不斷走向深入，需要加強公民參與途徑和機制的建設。

最后，加強政務公開的系統性和配套性，實現社會有效治理，直接服務于政治文明建設工程。我國的現代化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的整體性系統工程。政務公開作為政治建設的一個有機整體，應該被作為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工程，與政治文明的建設統籌兼顧，相互推進。政務公開不能滿足于形式的公開，不能滿足于政府決策結果和執行結果的公開，更要關注權力運行過程的公開，關注決策過程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關注政府治理的透明化和高效化，創造一個優良的社會心理環境和成熟的社會環境，為社會實現有效治理積累社會資本，從而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胡仙芝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第四篇：瞭望2011.11

自覺維護規劃的權威性

經過全國兩會和地方兩會討論通過的規劃綱要，反映了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備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當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

常言道：“計劃、規劃趕不上變化。”此話并不是沒有道理，因為確實是形勢變化快，若不能以變制變就易陷入被動。但是，時下有些領導也常用此話來為自己不尊重規劃的權威性，對規劃朝令夕改的行為加以辯護，認為自己是順應潮流、不墨守成規。我們承認，及時修改不合理、不科學的規劃是必要的，但關鍵是如何避免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個領導換一個思路”的問題。

今春全國兩會討論通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各地也都陸續制定地方“十二五”規劃。經過全國兩會和地方兩會討論通過的規劃綱要，反映了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備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當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

之所以要提這個醒，是因為從今年開始，省、市、縣、鄉四級黨委自上而下進行新一輪換屆，地方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換屆工作陸續展開。這是黨和國家以及干部群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通過換屆不僅會有一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干部走上重要領導崗位，而且會使得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工作呈現新氣象。但從過去的經驗看，又不能不擔心這些走馬上任的新班子，擔心其把老班子動用大量資源和大量專家所編制的發展規劃束之高閣，而另起爐灶，大搞“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領導班子上任，求新圖變，追求政績本無可厚非。但關鍵是如何求新圖變，如何去實現政績。無論是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還是各級地方新的五年發展規劃，都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各自實際出發確定了新的發展目標，特別是確立了多項節能減排、結構調整、收入分配、擴大就業、發展新興產業、改善民生等新的奮斗目標。新一屆領導班子應緊緊咬住這些奮斗目標，俯下身子，真抓實干，積極落實。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2011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點名表揚了地處晉西北黃土高原，緊連毛烏素沙漠的右玉縣通過植樹造林打造生態強縣的事跡。新中國成立以來，右玉縣歷經18任縣委書記，任任咬定植樹造林、綠化荒山的目標，團結帶領全縣人民植樹造林60余年。昔日的荒山禿嶺、不毛之地，如今成了果樹滿坡、綠樹成蔭、環境優美的“塞上綠洲”，森林覆蓋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右玉之所以能創造奇跡，最主要還是歸功于歷屆縣委和政府領導相互認同，咬定目標，持之以恒，狠抓落實。

在“十二五”時期，若能認真貫徹落實規劃提出的各項方針政策，按時實現確立的各種發展目標，我們就有條件和有信心再通過一個五年規劃圓滿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既然“十二五”規劃已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思路，新的領導班子就應自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加以落實，自覺維護規劃和政策的連續性，努力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

要落實“十二五”規劃確立的各項任務，必須深刻領會科學發展這一主題，突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主線，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當前，我國仍處在加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但也進入了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的“矛盾凸顯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將考驗各級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智慧和能力。要完成轉變發展方式的艱巨任務，必須堅持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要落實“十二五”規劃確立的各項任務，必須摒棄GDP崇拜傾向，克服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努力實現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泰國不斷出現的社會沖突，埃及和北非諸國發生的社會動蕩再次給我們敲起了警鐘。落實“十二五”規劃，要在繼續抓好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社會管理及創新，重點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住房難、就醫難、就業難以及分配不公等民生問題，努力形成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新局面。

要落實“十二五”規劃確立的各項任務，必須要依靠群眾，讓群眾擁有制定措施和落實情況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領導干部的根本使命是領導、組織和發動群眾，把規劃落實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為此，一要廣泛宣傳規劃，讓群眾知曉實現規劃的意義及帶來的實惠。二要讓群眾為實現規劃目標獻計獻策，廣泛汲取民智。三要讓群眾監督規劃的落實，把落實規劃置于陽光之下，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把老百姓的“口碑”，作為評價規劃落實成績的“獎杯”。唯有如此，新一屆領導班子才能更加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工作政績也才能更加經得住歷史的考驗。城市化轉型

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與城市化的進程中，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超過50%，未來五年，中國也將達到這個目標。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中國的經濟發展正在經歷由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型。在中國上演的城市化，規模雖為世界之最，潛力依然巨大。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撰文指出，改革開放30年，中國城市化不僅滯后于工業化進程，也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有一定差距。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城市化率在55%左右。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城鎮化率僅為46.6%，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釋放和升級，導致內需不足和產能過剩。由此引出的問題包括：城鄉二元結構能否破解？兩億多農民工能否市民化？中央與地方能否合理分權？公共產品短缺能否補齊？

未來五年，是中國城鄉一體化關鍵的五年。這五年中，一系列規則需要調整、修正，甚至揚棄。這將決定未來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的命運。

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之時，社會經濟結構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受制于這一環境，城市化也將完成自身的轉型。

我們必須告別“拆遷自焚”式的城市化；我們必須通過地權與契約的再造，獲取城市化最大公約數；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智慧創新金融工具，用流動性灌溉社會福利；我們必須最大規模地增加人民的財產性收入，為中國社會的深層變革，打造凝聚共識的平臺；我們必須在中華大地上，建設真正屬于每一位公民的尊嚴。這一切，須臾離不開正確的價值觀引領。

以城市化轉型去推動中國社會轉型，注定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好在，它已經開始。再造地權

“不解決好產權問題，就激活不了農村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就形成不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全國兩會開幕前三天，2月28日，一幅被標注為“?魚鱗圖?局部”的圖片，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魚鱗圖”顯示了成都下轄的都江堰柳街鎮鶴鳴村，經村民議事會評定的農地產權四至狀況，圖上每一宗“鱗片”般的地塊內，都有它所屬的農戶重重摁下的指印。

“村民議事和?魚鱗圖?這兩項創造，生動地反映出農民對于落實自身財產權利的熱切期盼，也彰顯了他們的智慧和能力。”《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的報道中說。

“有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地產權，農民進城，就不再是?裸進?了。”多次參加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研究的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李兵弟對《嘹望》新聞周刊記者說，“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進一步拓寬農民帶資進城的路徑了，就能夠保證城市化的速度與質量了。” 提交全國兩會審議討論的“十二五”規劃草案提出，到2015年，中國城鎮化（也稱城市化）率要從2010年底的47.5%提高到51.5%。繼2007年人類半數以上人口寓居于城市之后，未來五年，中國也將呈現這一情形。

此刻，被《人民日報》高調推出的成都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暗示了正在中國上演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面臨著一場深層變革。“穿著?風衣?進城”

2010年l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全域成都統一城鄉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徹底破除城鄉居民身份差異，推進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鄉居民平等享受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和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利，到2012年，實現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據此，2012年底前，成都將建立戶口登記地與實際居住地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鄉居民憑合法固定住所證明進行戶口登記，戶口隨居住地變動而變動；建立以身份證號碼為標識，集居住、婚育、就業、納稅、信用、社會保險等信息于一體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統。

“這就意味著，今后在成都，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自由遷徙不再受任何限制，而?農民?這個稱謂也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僅是一種職業。”中共成都市委統籌委副主任秦代紅，在《意見》出臺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農民進城不以犧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財產權為代價，農民可以帶產權進城，就業、參加社保不以喪失承包地為前提，完全尊重其意愿，不進城同樣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形象地說，農民非但不是?光腳?進城，反而是穿著?風衣?進城”。

成都的這項改革，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根據后者，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只向農民供應。這意味著農民一旦進城成為市民，將自動失去承包地與宅基地這兩項權益。

承包地與宅基地，是農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在過去十多年圍繞“三農問題”的討論中，一直有人擔心，一旦將承包地與宅基地的使用權作為財產權讓渡給農民，將誘發大量的短期行為。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一錘定音：“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 措施包括：“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權能，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利。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在此之前，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考察。新華社在報道中寫道：“談到鄉親們希望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能夠保持長期不變時，胡錦濤說，我要明確告訴鄉親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胡錦濤在小崗村向農民作出這個承諾，讓人想起1978年末的那個寒夜，小崗村18戶農民簽訂分田到戶的“秘密協議”，并摁上紅紅的指印。協議上書：“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由此引發。如今，《決定》要求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自愿有償流轉，真正具備了財產權的屬性。繪定“魚鱗圖”

《決定》頒布之前，2008年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加強耕地保護進一步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和房屋產權制度的意見（試行）》，將確權、登記、發證的做法，覆蓋到農村所有的集體土地上，包括明確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明確農村房屋產權，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并開展農村房屋產權流轉試點。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請破產，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外貿需求的急劇萎縮，給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沉重一擊，2000萬外出務工農民失業歸鄉，其數量相當于l／3的英國人口。“2009年可能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網難的一年，也是鞏固發展農業農村好形勢極為艱巨的一年。”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作出判斷，“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農村”，為此須推行“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等一系列措施。

“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并要求“做好集體土地所有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將叔屬落實到法定行使所有權的集體組織；穩步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把承包地塊的面積、空間位置和權屬證書落實到農戶”。2007年6月被國務院批準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與重慶，成為這場改革的急先鋒。

“?確權?綱領來之不易，實施和執行就更為艱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對成都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踐進行調查后撰文感慨，“自20世紀50年代初給農民頒了作為土改成果的土地證之后，國家已長達數十年之久沒有提供普遍的、連續的產權確認與頒證服務。特別是由于單干、互助組、合作化、公社化、聯產承包改革等重大的?生產關系變化?，我國農村的人口、勞力、家庭、土地和房屋的關系早就變得面貌全非，大量歷史遺留問題欲理還亂。要在農村土地房屋實際占有的基礎上，建立—個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權威的法律表達的農村財產權利體系，當然不可能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務。”

成都市將都江堰柳街鎮鶴鳴村作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首個試點村，率先開展農村土地、房屋的確權、頒證工作。如周其仁所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幾十年土地房產的變動沿革，根本就沒有系統、連續、可靠的文本記載。

為此，鶴鳴村組成村民議事會，自主協調解決確權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辦法是：將每戶土地按照四至挨次排列繪制在一起，人戶調查時帶著圖現場測量核準，在圖上直接標明土地面積、類型、權屬等基本情況，出現矛盾，由議事會協調解決，達成一致后，再由農戶簽名摁指印確認。

一張清晰準確的“魚鱗圖”就這樣形成了。摁在它上面的指印，與1978年小崗村“秘密協議”上的指印，構成歷史的接力。“我們欠農民的太多”

“魚鱗圖”明代即有，正式名稱——“魚鱗冊”。

明代的冊籍分黃冊和魚鱗冊，前者登記戶口，后者登記田畝。

“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間，黃冊沒有了，戶口很久不調查，但魚鱗冊則相沿至今，縱有許多改進，但依然還是明代創制傳下。”歷史學家錢穆1950年代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中寫道，魚鱗圖遠在宋代已開始有了，但到明代，此項圖冊才為政府普遍使用，并成為一種制度，“每縣以四境為界，每鄉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魚鱗然，故稱魚鱗圖”。

春秋至戰國時期，諸侯國“廢井田，開阡陌”，瓦解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土地國有制。此后，土地的私有伴隨著土地的稅收。及至明代，魚鱗冊成為政府收稅的重要依據。可是，“民間的舞弊取巧，則層出不窮，上面立一法，下面即隨著這一法來作弊生巧。”錢穆考證道，“自從有了魚鱗冊，民間即在魚鱗冊上想花樣，如當時所謂飛灑詭寄之類，一切作弊的花樣，一時也說不盡。因此，冊上的田地四至，縱然是準確的，而業主花名，則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則仍變為一筆糊涂賬。遠在嘉靖以前，實際上明代的魚鱗冊，也早等于廢棄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土地改革”，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1954年憲法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此后不久，合作化運動掀起，農民的私有土地變成了集體土地。

1950年代初期，各地出現的初級合作社承認土地所有權，實行土地入股，按股分紅，承認大農具、騾馬私有折價。1956年推行的高級合作社，要求人社農民必須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提出：“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在合作社經濟力量十分薄弱，還要靠農民原有的那點東西來生產的時候，就宣布無代價歸公，這對于5億同盟軍就是個嚴重的問題。”長期從事中央農村工作的杜潤生，1980年11月在中央黨校回顧農業合作化運動時不勝唏噓，“到1 956年底以前就實現了全面合作化。不但是初級合作化，而且是高級合作化。在政策上又沒有執行諾言，對于農民的土地、牲口、農具大都沒有補償。土改的時候給農民的印象很好，這一次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

2010年11月16日，在《關于全域成都統一城鄉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按照《意見》，農民在農村有了宅基地、承包地，還可以到城市去落戶，享受城市的社會福利，是不是一種“雙重權利”？

秦代紅答：“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公平。但是，過去農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甚至犧牲，城市化、工業化才有了快速的發展，我們欠農民的太多，欠農村的太多。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這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問題。” 人民大會堂的掌聲

“村民議事機制很快在全市得到推廣，成為成都農村新型基層治理機制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魚鱗圖?經過完善和提升，也成為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普遍應用的技術手段，并為實現城鄉群眾財產狀況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礎。”<人民日報》在2月28日的報道中說，“兩年多來，成都堅持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確?實?權、頒?鐵?證，嚴格要求確權以實測面積為基礎，切實做到實測與臺賬、權證、耕地保護合同記載及耕保基金發放面積?五個一致?，系統厘清土地、房屋財產關系。”

目前，成都市2661個村，35857個組集體經濟組織、212萬戶農戶、485萬宗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農村產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解決好產權問題，就激活不了農村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就形成不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人民日報》援引當地官員“上下一致的共識”之后指出，成都深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實現“還權賦能”：“權”是農民完整的財產權利，“能”則是農民作為市場經濟主體把握自身發展和命運的能力。

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可能。成都下轄的邛崍市羊安鎮，以工業集中區建設為帶動，在全鎮范圍內實施土地整理，新建了羊安新城和6個農村新型社區，2萬多農民自愿集中居住，土地流轉后實現規模經營，催生出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股、集體以整理后的新增耕地入股成立公司發展現代農業的模式，農戶也實現了多元化增收。

在確權頒證之時，成都還建立了市縣鄉三級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制定完善了相應的交易規則和辦法，為推動農村產權規范有序流轉創造了條件。

“在改革開放過去的30年里，我們至少已經有了三個參照系，可以表明權利的清楚界定，能夠帶來多么重大的變化和產生多么長遠的影響。”周其仁在調查報告中寫道，“第一個參照系，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農村聯產承包，那是把種地權還給了農民。就這么一個變化，農村的溫飽問題就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參照系，從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把農產品的銷售權、賣糧權還給了農民，還給了市場，根本廢除了統購統銷制，結果我國農副產品多年供不應求的歷史就結束了。第三個參照系，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居民中改革了住房制度，結束了單位福利分房體制，搞了房改房，也是還權于民，結果就創造出一個城市房地產業，史無前例地改善了我國城鎮居民的住房條件，也為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提供了經濟基礎。”

他得出結論：“這三個參照都說明，要保護農民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確立農民的權利。我們再不能把農民看作是被監護對象，要承認農民和城里人一樣，同樣關注自己的利益，也能對環境的機會和風險作出理性反應。”

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充分尊重農民在進城和留鄉問題上的自主選擇權，切實保護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權益。城鎮化要同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相互促進，這是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

他的這番話，激起會場熱烈的掌聲。重建契約

不動產稅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財政模式，成為未來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嗎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中國大陸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宣告結束。

這一年由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版憲法，也即現行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利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

私有土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公有土地一統天下，它與中國越發深入的市場化改革相互攪拌，演繹了一幕幕撼人心魄的故事，今日再掀波瀾。“租”與“稅”

“我買房時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讓金，為什么還要交房產稅？”對這個問題，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日前在全國兩會上向新華社記者作出回答：土地出讓金的性質是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即憑借所有者身份對使用權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房地產稅的性質是不動產保有環節上使用權持有人所必須繳納的法定稅負。“一個是?租?，一個是?稅?，?租?與?稅?兩者是可以合理匹配、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所謂不可克服的?法理障礙?和?不能容忍的重復征收?問題。”

賈康進一步說明，“目前我們還沒法說?終結?土地財政，但肯定有助于矯正土地財政制度的偏頗，為地方政府拓寬可持續財源。開征新房產稅，目標是打造我國地方政府所必須掌握的地方稅體系中主體稅種的框架，這對于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具有全局意義。”

以上說法，旋即引來復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謝百三的激烈言辭，后者在博客里寫道：“解放以前，農民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稅；現在是等于農民又要向地主交租又要向政府交．稅。即使現在中央政府要征稅，應該向地租收益者地方政府去征啊！怎么再向普通百姓征呢？其次，土地占用金在房價中占的比重很重，有的高達50%～60%，這么高的地租不向地方政府征，卻再向百姓征，合理嗎？” 謝百三認為，指望地方政府從百姓買房中獲得高額土地占用金后，再從百姓身上收到一筆新稅款——物業稅，將其做大以代替賣地，使地方政府能夠從“土地財政”中脫身，這個想法“完全不符合國情”，因為“僅2010年全國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就達到2.7萬億元，滬京津賣地4000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55%～60%；一停止賣地，很多地方政府就陷入?破產?窘境；全國地方融資平臺上，地方政府貸款7.8萬億～10萬億元；全等著賣地還啊！”

上述分歧，引出兩個問題，一是不動產稅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財政模式，成為未來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嗎？二是在國有土地上向支付了土地出讓金的“租戶”收繳不動產稅，能夠一蹴而就嗎？ “一個相當龐大和相當重大的探討”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確定“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

物業稅一詞來自香港。香港的物業稅是指對不動產出租收入征收的稅，是一種所得稅。而在中國內地的稅制改革中，物業稅是指對不動產征收的一種財產稅性質的稅，即市場經濟國家廣泛采用的不動產稅。

《決定》公布后，2003年12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03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致辭：“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稅收的表述，可能意味著一個相當龐大和相當重大的探討。”

周小川說，從財產稅角度來看，涉及到兩種管理不太相同的形式，一種是采用土地批租形式，城市政府必然希望價格能夠賣得好一點；另一種是土地的供應和交易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土地的使用要定期評估，在評估價格的基礎上，征收財產稅，“這樣會使土地初始的價格比較低，但是事后從流量來看，每年都要承擔一定的財產稅”。

周小川認為，“財產稅的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優化配置，城市的某些特別資源由于基本設施的變化，比如修公路、修地鐵等等，由于這些基礎設施的變化，實際上價格就會提高，就會提高財產稅，財產稅提高了以后，就會使所有者考慮是否需要繼續用這塊地方還是需要換個地方，因此形成了更好的稅制。”

在西方國家，正是因為不動產積淀著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的投入，不動產所有者按照不動產的評估價格，以固定稅率繳納不動產稅，才成為流行做法。這項稅收，也成為城市公共財政的主要來源。這個稅，將如何與中國的土地制度嫁接呢？ “有償有限期”難題

中國古代在城市內部開征的不動產稅——城郭之賦，確立當在五代；至宋代，它成為國家財稅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

彼時，已從傳統的田賦中獨立出來的城郭之賦，按照房產坐落地段的沖要、閑慢、出賃時所得房租錢多少等因素，確定不同等級計征宅稅。宋亡元興之后，城郭之賦未見記載。及至民國，北洋政府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辦朱啟鈐，徒嘆京師內外城私產“僅有間架之數而無地畝之數，故關于土地之登記估價納稅等等皆無從舉辦”。

情況在1940年代發生變化，國民政府在土地測量、土地登記的基礎上，照估定地價按年征收地價稅。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城市不動產重新登記，發放房地產所有證，1951年開征城市房地產稅，按房地產的區位條件、交易價格等，確定標準房價、標準地價、標準房地價，每年定期按固定稅率征收。

1982年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之后，統一的城市不動產稅不復存在——城市房地產稅僅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并于2009年停止征收；1986年開征的房產稅，征收范圍不包括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1988年開征的城鎮土地使用稅，是在土地保有環節征收的唯一稅種，但稅負偏低。

取而代之的是有償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

1988年，憲法修正案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1990年，《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規定了不同用途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最高年限：居住用地七十年；工業用地五十年；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用地五十年；商業、旅游、娛樂用地四十年；綜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在這樣的制度框架內，中國的購房者買到手里的是兩樣東西，一是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權，二是附生于國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它們均是可以轉讓的財產權，但其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減——前者因建筑材料的老化而折舊，后者因出讓年限的到來而歸零。

真正積淀公共服務價值的，是永久性的土地產權。西方國家也只對這類產權收繳不動產稅。而在中國內地城市，永久性土地產權的所有者是國家，難道要讓國家自己向自己繳稅？ “潛規則”與“明規則”

不動產的價值理應隨著城市公共服務投入的增加而升值，可在有限期的產權制度安排下，它只能隨著土地使用年限的縮減而貶值。眼下，人們談論得更多的卻是升值這個“潛規則”。

2010年2月，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全國政協作宏觀經濟形勢報告，在解釋為什么不將住房價格納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范圍時說：“買房子這個行為，算投資，不算消費，全世界都是這么算的。”

可是，在有償有限期的“明規則”下，中國的購房者買到的是一個日益折舊的產品，怎能被視為投資呢？

“不同價值規律的內在矛盾意味著市場上存在著兩只不同方向指揮的?看不見的手?，從而必然使市場功能發生紊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琨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矛盾會越來越尖銳，居民所持房產權的時限越是縮短，市場就越是不穩定，政府面臨的問題也越顯嚴峻，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的余地更是越來越小，越來越被動。

2010年3月，李琨投書《瞭望》新聞周刊，提出解決方案：實施選擇性物業稅，以納稅的方式獲得“恒產”。

“從世界范圍看，物業稅是在有永久產權的完整市場狀態下才可實施的稅種，”李琨寫道，“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完整的市場，如果我們必須解決階段性產權中隱含的未來制度和政策難題，就要將永久性房地產權的選擇權交給公民，允許其自主地將階段性產權變更為永久性產權，變更的方式則是自愿交納物業稅。由此，物業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永久性地產稅——自然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稅種。”

2007年3月，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物權法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后的續期，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其中的“自動續期”，似已暗示了無限期的使用權。

而在2005年7月公示的物權法草案中，相關表述是：“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期間屆滿，建設用地使用權人需要繼續使用土地的，應當在期間屆滿前一年申請續期，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該土地的外，出讓人應當同意。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后，建設用地使用權人應當按照約定支付出讓金；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國家規定確定。”這個表述盡管合乎有限期土地使用制度的規定，卻激起社會熱議，終被“修正”了。

在李琨看來，物權法關于“自動續期”的規定仍然模糊，“怎樣續？有償續還是無償續？續多少年？這些問題都還懸而未決，并且頗有爭論。事實上，無論有償續期還是無償續期，政府都會處于一種尷尬境地”。“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了”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國城鎮住房私有率迅速攀高，在2003年突破80%，遠遠高于歐美國家60%～70%的水平。

“中國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2007年8月，建設部2008年改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記者會上說。住房私有率沖高，暗示了中國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的現實，也表明房屋產權已是中國社會重要的財產權形式。

既有的社會規則因此承受沖擊。物權法對住宅建設用地作出“自動續期”的突破性規定，正借力于渴望擁有恒產的強勁社會心態。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在實現住房私有化的同時，停止福利分房。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房地產業迅速獲得巨大的市場支撐，售賣土地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二是公民的財產權意識不斷高漲，抗拆維權、公眾參與成為一大景觀。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使中國的城市化進入高速增長的痛苦時期。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2001年修訂施行）成為土地財政的重要推手。根據前者，農村集體土地只有被征收為國有土地之后，才能用于城市建設，對被征收的土地，按照原用途而不是市場價格給予補償；根據后者，拆遷人獲得強勢地位，甚至可以在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

農村大量的土地財富，與城市內部的土地財富，就這樣被城市政府通過征地、拆遷，大規模轉移，其潛在邏輯包括：在不動產稅缺失的情況之下，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雖推高了相應地段的價值，卻無法正常回收，征地、拆遷、售賣，便成為最直接的回收方式。大量的社會矛盾由此引發。

“可以肯定的是，土地財政在一定階段對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是有巨大貢獻的，比如，它可使我們以低成本策略參與國際競爭，通過房地產的高收益來補貼工業。”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對本刊記者說，“可到后來，補貼工業的作用下降了，專做房地產了，做制造業的也覺得利潤低，改行做房地產了，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結盟?，這就變味了。”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已變成了土地的城市化、資本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空城出現了，銀行也進入了。你要他為人民服務，搞保障房建設，人家根本不積極，他有另外一套規則，那個城市化早把人甩到一邊兒了，自己形成了一套資本循環。一旦泡沫爆了，就太慘了。”楊保軍說。

“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了，”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3月6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直言，“不能老靠賣地來建設，你還有多少地能賣？”

“最簡單易行的方法”

2009年5月，《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體制，由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負責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開征物業稅。

2010年初，有消息稱：稅務部門年內將在全國范圍開展房地產模擬評稅，物業稅“空轉”工作在部分地區試點了6年多之后，將推廣至全國。緊接著，一些城市將向個人住房開征房產稅的消息傳出。支持者發表評論：在物業稅遲遲不能出臺的背景下，修改現行的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園房產稅暫行條例》，將征稅對象擴大到個人住房，是“最簡單易行的方法”。2011年1月28日，經國務院同意，重慶、上海試點向個人征收房產稅。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重慶主城9區內存量增量獨棟別墅、新購高檔商品房、外地炒房客在重慶購第二套房，將被征收房產稅，其稅率為0.5%～1.2%。

上海市的征稅政策是，對上海居民家庭新購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購住房征收房產稅，稅率因房價高低分別暫定為0.6%和0.4%。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有關負責人就房產稅改革試點答記者問指出，“房產稅是世界各國普遍征收的一種財產稅，主要對保有的房產征收。《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是1986年由國務院頒布實施的。《暫行條例》規定，對位于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范圍內的房產每年征收房產稅。由于房產稅開征時，我國尚未進行住房制度改革，城鎮個人擁有住房的情況極少，而且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低，因此，《暫行條例》規定對個人所有的非營業用房產（即個人自住住房）免稅。房產稅主要是對生產經營性房產征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房地產市場日趨活躍，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房地產也成為個人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的要求，有必要研究推進房產稅改革。” 按照以上表述，面向個人保有的住房征收的房產稅，是“世界各國普遍征收的一種財產稅”。那么，又該如何看待中國的不動產制度與世界各國的差異呢？

中國的機會

很大程度上，中國社會能否順利轉型，沖出“歷史的三峽”，在此一役。千呼萬喚之中，保障性住房建設提速。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要再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共1000萬套。

2月28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消息：未來五年，中國計劃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萬套。到“卜二五”末，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率將從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決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

相比去年580萬套保障房建設任務，今年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計劃，數量增加了72%，并與去年全年商品住房銷售總量相當，共需投資約1.4萬億元，相當于去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20。

這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國政府推出的最大規模保障房建設計劃。

“我想中央已經下了這個決心，”2月27日，溫家寶在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與網民交談時說，“保障性住房應當以公租房和廉租房為主，再加上棚戶區改造，不要走偏方向。” 八年調控

提交全國兩會討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在“健全住房供應體系”中提出：“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導合理消費，加快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對城鎮低收入住房家庭，實行廉租住房保障。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實行公共租賃住房保障。對中高收入家庭，實行租賃與購買相結合的制度。”

隨著保障性住房大規模建成使用，中國可望進入“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住房雙軌制時代，對既有的住房供應結構作出矯正。2003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提出“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并將1998年確立的“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改變為“逐步實現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這之后，由于過度強調住房的經濟發展功能忽視了住房的保障功能，房地產這個“支柱產業”被地方政府推至極致并演變成畸形的增長模式，經營土地成為政府拉動投資增長和增加財政收入的“法寶”。

城市化的負面問題日益顯現——它既通過強制性的征地拆遷，以非市場價格的補償，從被征地農民與被拆遷市民那里轉移財富，在城鄉之間與城市內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過住房所有者以住房產權不斷吸附社會增值財富，導致有房者愈富，無房者愈窮，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與這個過程相伴的是越調越高的房價。從2003年的121號文，到2005年的“國八條”、2006年的“國六條”，再到2010年的“新國十條”，八年之間，房地產調控如同車輪戰，終難攔房價“報復性”增長。在一線城市，已沖至高位的房價即使在銀行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有所回落，普通收入民眾也難以企及。

“北京房價2萬還是3萬，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根本就沒有痛苦，他們有什么痛苦呢？”2010年3月，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政協工商聯界別討論會上說，“2萬我買不起，漲到3萬我還是買不起。這樣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關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嗎？”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保障性住房建設滯后。2010年10月，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我國保障性住房研究報告》，指出“供給嚴重不足是我國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現實問題。各省市地區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為主要的供給對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計劃目標中占比就嚴重不足”，“僅從2010年的全國住房用地供應計劃來看，廉租房用地計劃供應總量占供地計劃總量的4%，經濟適用房用地占比為9%，20%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卻占據了整個供地計劃的67%。對于解決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問題意義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額，加上經濟適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總量也不過占計劃供地總量的1-3%。”

在這樣的情況下，單純希望通過打壓房價來解決民眾安居，無異于將不同層次的住房需求驅趕至商品住房這根獨木橋上，還為炒家壓低了建倉成本。保障房金融之閥

3月5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認為，中國發展的有利條件和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優勢包括“市場需求潛力巨大，資金供給充裕”。那么，如何通過良善的政策設計，以充足的流動性來適應巨大的市場需求？既往的住房政策之弊，及其累積的經濟社會矛盾，已將這個問題的解決推向一決勝負的關口。

中國2002年加人世貿之后，對外出口增長迅猛，外匯儲備急劇增加，人民幣對沖超發。在這樣的貨幣環境下，適時設計一個能夠大規模吸納流動性并提供穩定回報的項目，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大戰略問題。城市規劃學者趙燕菁2005年起不斷在《瞭望》新聞周刊發表文章，呼吁將保障性住房建設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實行保障房與商品房區隔并立的雙軌制，以先租后售等方式，把保障房發展為良性金融產品，使之成為暴漲的流動性的“分洪區”，大規模拉動內需。

2010年3月，趙燕菁撰文指出，住宅具有二次分配社會財富的特殊功能，房地產政策攸關執政基礎，只要在城市化過程中，建立起“無產者”轉化為“有產者”的穩定機制，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就不再是社會不穩定的危險期，而是走向更高層次穩定社會的有序過程。

2011年3月9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全國人大新聞中心召開的記者會上說，“為了確保今年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資金的落實，我們還提出和建議了一系列的財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比如說去年開始，全國清理各個地方的融資平臺，保留了為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融資平臺，這個融資平臺可以繼續運作而且要發展。另外，我們還開展了利用公積金貸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的試點工作，去年計劃了400多億元，今年還要有這樣一個指標。”

他透露，“很快會制定金融機構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特別是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的中長期貸款政策。政策的設計通過政府補助、注入資本金或者貼息，然后再通過商業銀行貸款，大大提高融資的能力。”

將保障性住房作為一種戰略性金融產品來開發，已進入決策層視野。而在過去的幾年里，流動性由于尋不到安全出路，四處泛濫。受刺激增長政策的影響，流動性大規模涌入房地產市場，壟斷性企業及上市公司，以一擲千金之勢，制造著一個又一個“地王”，將“高地價一高股價一，更高地價”演繹至極。

2010年房地產調控政策密集出臺，大量的流動性從房地產市場撤出，進入消費品市場，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打開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之閥，讓困獸般的流動性“安瀾”于巨大的投資洼地，是不容遲疑的選擇。關鍵一役

中國的機會還蘊藏在農村的土地里。長期以來，因政策限制而失去財產屬性的農地，一旦被“還權賦能”，就可大規模地吸納流動性，釋放空前發展潛力。

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啟動住房制度改革，將沉睡在城市土地里的財富喚醒，一舉拉動國內需求，創造了高增長、低通脹的發展奇跡。當下，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已是實現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此刻，保障性住房建設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像1998年房改那樣完成歷史使命，有待進一步觀察。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依法征收農村集體土地，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及時足額給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合理補償”，“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

2011年1月，《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廢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施行，行政強制拆遷被廢除，市場價值補償原則獲確立，被拆遷人的權益得到更多保障。

以非市場價格強征農地、強拆民房的行為受到政策法規的限制。公民的財產權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這可能促使中國的城市化，由土地財政模式轉向不動產稅模式；強拆式的城市化也可望演變為契約式的城市化——不動產稅可望成為城市不動產擁有者為公共服務付費的公正方式，并為城市周邊農民加入城市成為市民打開付費通道，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可望形成。一系列深層次改革將由此引發。所幸的是，大規模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已經啟動，住房保障法在加快制定，它們在為不斷走向深入的改革打造一個安全的平臺。

很大程度上，中國社會能否順利轉型，沖出“歷史的三峽”，在此一役。下一個十年

“現在，公共財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鎮，問題就大了。未來十年，有兩億多農村人口需要進城，難道讓他們全進大城市？” 2007年1月，建設部組織制定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殺青，之后進入審批程序，再后悄無音訊。

“它被束之高閣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部委之間意見不一，有的部門說區域規劃應該由他們負責，建設部也沒有再爭，最后，只能出書了。”

2010年12月，歷時6年編制的這部規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封底寫道：“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公開發行的關于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的權威著作，本書對廣大規劃、科研和行政人員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規定，“國務院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用于指導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由國務院城鄉規劃主管部門報國務院審批。”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何時有一部由國務院批準的全國城鎮體系法定規劃，尚是未知。全局與局部的沖突

“全國城鎮體系規劃是城鄉規劃中最頂層的法定規劃，是關于全國城鎮發展和城鎮空間布局的統籌安排，是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的重要政策依據，也是各地制定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的依據。”原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書的序言中寫道，“科學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是城鎮化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城鄉建設部門的重要職責。”

2005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要求“加快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的編制”。

胡錦濤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努力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城鎮發展新格局。這之后，“建設部積極轉變觀念，統一思想認識，確立了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區域協調、完善市場機制、擴大對外開放，堅持立足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前提的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汪光燾在序言中說。彼時，在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缺失的情況下，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已經展開。1998年，建設部發出《關于加強省域城鎮體系規劃的通知》，歷時十年，各地的這項規劃基本編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人士對此頗有微詞。“全國的還沒出來，就搞省域的，這當然不合理。”2005年，在“十一五”規劃綱要勾勒出區域發展框架之后，發改委規劃司的一位負責人向本刊記者表示，“我們一直反對搞省域城鎮體系規劃，認為做了沒用。”

理由是：“行政區并不等同于經濟區，以行政區為單元來做城鎮體系規劃，就難以把周邊的因素考慮進去，結果就是現有的省域城鎮體系規劃都是一個模子，都是以省會為中心的城鎮體系格局。而在區域經濟協作快速發展的今天，一些城市與鄰省經濟的密切程度，已大大高于本省。”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合多家科研機構共同承擔《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編制工作。各地先期完成的省域城鎮體系規劃給這項工作制造了麻煩——各省之間的發展意圖互不銜接，互不配合，矛盾很大。

在無大盤約束的情況下，城市總體規劃由地方分散編制，自下而上審批，審批單位欲遏制地方做大規模的傾向，多有論出無據之感。1990年代，在各地城市總體規劃的修編中，出現這等怪事：至2010年，各城市規劃人口相加，竟達20億人。“計劃”改“規劃”之后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這份文件里，“五年計劃”被改稱為“五年規劃”。

國家發改委也從五年計劃的主管部門，變成五年規劃的主管部門。這之后，在中國政府的規劃體系中，最高層次的五年規劃，如何與建設部主管的城市總體規劃、國土資源部主管的土地利用規劃相銜接，成為一大問題。

發改委在研究“十一五”規劃之初，曾試圖將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作為專項規劃，納入國家完整的規劃體系。可是，這三大規劃的主管部門，在國務院法制辦召開的磋商會上，不歡而散。“誰都認為自己主管的規劃才是總體規劃。”發改委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記者說。這之后，三大規劃各行其道，諸多矛盾由此引發。

在中共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被單列為一節，其中關于“各地區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發展潛力，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不同要求，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評價指標，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格局”的表述，表明發改委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抓生產要素的“條條”，它還必須統攬區域發展的“塊塊”。這也加大了《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審批中部門之間的摩擦。

2011年3月5日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查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沿用了十年前首次寫入“五年計劃”的提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內容包括：構建城市化戰略格局、穩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

在關于“構建城市化戰略格局”的表述中，“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構建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以軸線上若干城市群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區和城市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促進經濟增長和市場空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拓展。”

規劃綱要（草案）還提出：“在東部地區逐步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條件的地區培育壯大若干城市群。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緩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強化中小城市產業功能，增強小城鎮公共服務和居住功能，推進大中小城市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和網絡化發展。積極挖掘現有中小城市發展潛力，優先發展區位優勢明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的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把有條件的東部地區中心鎮、中西部地區縣城和重要邊境口岸逐步發展成為中小城市。” 以上說祛，已帶有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的味道了。“再不搞小城鎮，問題就大了”

“我們在城市化率未達到50%的時候，出現了一批大城市，它們進入了世界大城市的序列。”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李兵弟對本刊記者說，“下一步我們怎么辦？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城鎮化拉動內需的關鍵點，放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起來了，大城市的產業轉移就是必然的。”

李兵弟從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司司長之職退下不久。他坦言，任上他感到遺憾之事，就是未能弄出一個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貫徹落實文件。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當前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時棚和條件已經成熟，抓住機遇，適時引導小、城鎮健康發展，應當作為當前和今后較長時期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

“可是，對這個文件，沒有責任單位，沒有跟蹤落實，沒有后續動作，這是很少見的。”李兵弟說，“應該出臺一個貫徹落實文件。但一般都會認為大城市的效率高，舍得投入，而小城鎮的發展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事。現在，公共財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鎮，問題就大了。未來十年，有兩億多農村人口需要進城，難道讓他們全進大城市？”

《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對未來十年中國的城市化作出預測：“到2020年以前我國城鎮化水平以年均提高0.8～1個百分點為宜。按照這樣的發展速度，2010年和2020年城鎮化水平分別達到47%和56%～58%，城鎮人口分別達6.4億和8.1億～8.4億人，平均每年轉化和吸納農村人口1500萬左右。”

這項規劃提出，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有序轉移，充分發揮城鎮對農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是健康城鎮化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國有2.1萬個集鎮和313.7萬個村莊，平均人口規模分別為2500人和250人。2020年，中國在農村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大約為6.1億～6.4億，按照目前村莊和集鎮的平均人口保守地估計，2020年中國集鎮和村莊大約比現狀減少70萬個。未來隨著農村人口的轉換和遷移，城市周邊的集鎮、村莊在中心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將成為中心城市的組成部分；隨著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以集鎮為主體的地區將自主發展成為新的城鎮。盡管未能成為國務院批準的法定規劃，按照汪光燾在序言中的說法，《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成果，“已經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各地編制新一輪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的重要依據”。這項規劃如何與“五年規劃”對接，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民富”不能靠恩賜

時為2011年的春天，北京寒氣未消，暖意亦至。全國兩會在此召開，延續近年的主旋律，民生仍為重頭戲。甚于以往的是，在GDP總量全球第二的“國富”新背景下，“民富”成了一個戰略性的新期許，以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公平。

這個國家是如此龐大，如此復雜。背負著五千年輝煌與沒落的歷史包袱，曾前所未有地集中起權力與資源，繼而又“可控”地釋放民間活力，藉此雙重驅動，高速行駛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軌道上。只不過，有些人搭上了便車，有些人被甩到了車下。除天賦能力之別外，還有一道道不無隱秘的閘門與暗道，將財富之流切割與轉移。

在越來越開眼看世界的今天，“中國人”反倒不再僅僅被當作一個整體。無論以何種數據來解釋，貧富失衡都是不爭的事實，幾乎每個人的身邊，都能找到它的痕跡。無論以何種理由來辯解，這一事實都難言正當，它的“成色”，老百姓自會拿心來度量。

釀成今日局面，自非一朝一夕。國家層面的解題，若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為代表，亦已醞釀七年。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等待，已近人生十分之一。

全國兩會，歷來是吸納民意、安撫民心的政治季。本次兩會即釋放出一道溫暖的氣息，財政支出將進一步向民生傾斜。兩會前夕，國務院常務會議還草擬提高個稅起征點。溫家寶總理說，這是使中低收入者受益的最直接最簡便的方法。

收入分配解題千頭萬緒，但說得簡單點就是更公平地“切蛋糕”，把理應給某些人的利益賦予他們，把原本屬于某些人的利益還給他們。這里考驗的主要不是能力，而是意愿。

但這意愿，并不會從天而降。由一般的人性可知，坐待恩賜，大都只會等來失望。天上即使掉下來餡餅，那也往往很有限。利益的均衡，須基于利益主體的公平博弈。有的人錢多，錢多好辦事；有的人人多，人多力量大。節制資本，馴服公權，俱有賴堅實的權利之基。反觀民生“善政”，這是責任。納稅人，固然可以理直氣壯主張權利；無力納稅者，也大可坦蕩要求公共服務。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叢林法則不能橫行，這是人間最起碼的正義。

更何況，這塊大地上還飄揚著“社會主義”的旗幟。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曾強調：“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改革政策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是走了邪路了。” “十二五”規劃貴在踐行

“本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承諾。”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針對未來五年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專門開辟一篇兩章的較大篇幅，強化規劃的實施、評估和最終落實。

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具有法律效力，其確定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不但彰顯政府的決心，體現國家意志，也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莊嚴承諾。而承諾的分量，不僅體現在形式上，而貴在踐行。在“十二五”期間，要使社會更加發展進步，要使國計民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進一步得到改善，必須切實落實規劃。其實，人民群眾歡迎不歡迎和贊賞不贊賞政府的政策，不僅取決于規劃的好壞，更關鍵在于規劃能否有始有終地得到落實，并進而使廣大老百姓從中受益。也因此，不讓規劃停留在紙面上，成為每一屆政府工作的應有之義。

從以往情況來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均會在規劃開局之年作出眾多民生承諾，但到五年之后“遞交答卷”時，卻往往悄聲無息。主要原因是，對規劃落實缺乏系統的跟蹤分析，也缺乏透明度，而科學評估更是處于薄弱環節。

正是如此，有必要增強各地各級政府部門落實“十二五”規劃的積極性，對哪些指標落實在什么部門？進展如何？完成情況如何？困難在哪里？教訓在哪里？沒完成指標的原因是什么？等等，進行科學系統的評估。而整個落實過程應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為此，“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專門在第六十一章中，對完善規劃實施和評估機制作出了要求：首先，明確規劃實施責任。要求約束性指標要分解落實到有關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明確工作責任和進度，主要通過政府運用公共資源全力完成；其次，強化政策統籌協調。要求加強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統籌協調，注重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短期政策與長期政策的銜接配合；其三，實行綜合評價考核。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績效評價考核，其結果作為各級政府領導班子調整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獎勵懲戒的重要依據；其四，加強規劃監測評估。國務院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規劃相關領域評估，接受全國人大監督。規劃部門對指標完成情況進行評估，報告國務院并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布。

現在，期待在“十二五”結束之際，盤點“十二五”規劃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任務時，各級政府部門能向人民群眾兌現其所作的承諾。五年十二問

搞了多年“GDP崇拜”后，“幸福感”近年又在中國流行起來。本次全國兩會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做客中國政府網、新華網時，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正是何謂幸福。

幸福在哪里呀？這幾乎是人類的一個根本性問題。舉凡根本問題，都是難解的。幸福也是這樣，主觀感受因人而異，具體情境又各式各樣。不過，從不同時代看，大致還能找到一些典型圖像，由此也可折射出時代軌跡。如在革命與“繼續革命”年代，許多人展現幸福的場景，是投入集體的懷抱，沐浴在黨的恩情和毛主席的光輝下。新時期之初，個人自主性登場，勤勞致富光榮，知識重拾尊嚴，流行歌曲便唱道，幸福在精心的耕作中，在知識的寶庫里。

但到如今，任何簡單的回答都會顯得造次。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既不再全般仰望雷霆雨露，也無法完全寄望于自身。現實往往讓人看到，付出不一定有回報，成功不一定要奮斗。這世道變化快，人心變得也快。有的人漂泊在外，辛苦一年，帶著汗臭，擠進火車，倦鳥歸巢，便覺幸福。有的人機關算盡，家貲巨萬，豪車開道，躲進樓里，既不滿足，又不放心。光譜的兩極之間，另有形形色色的世態。社會分化，于斯為盛。

于是，總理回答網友時，也只能籠統地說，幸福就是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

“幸福感”熱度的上升，反映出對現實的焦慮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幸福的具體定義固然存于每個人的內心，但在任何時代，都離不開國家和社會提供的基本條件。增加對未來的信心，要靠“自信”，也要靠“公信”，相信勞動和知識的力量，相信機會的平等，相信過程的公正，相信成果不會被剝奪，相信失敗時會有救濟，相信公義能夠彰顯，相信不義能被滅除，相信個人追逐夢想的同時，國家和社會能予以兜底保障，只有這樣，才能相信幸福。

眼下，“十二五”的畫卷已經展開，那是國家意志未來五年的路線，也是國民愿景被規劃的足跡。還有什么比這個更重要的？所以，我們有接下來的十二問，歸結到一問就是，中國人會幸福嗎？ “十二五”的公民期待 調查說明 調查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 調查時間：2011年2月15日至22日 有效樣本量：3608 調查范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武漢、南京、沈陽、西安、昆明、太原、蘭州、吉林、秦皇島、章丘、延安、綿陽、滎陽、鶴崗城市市區

抽樣誤差：95%置信度下抽樣誤差±1.6% 樣本構成：男性58.2%，女性41.8%；20-29歲23.5%，30～39歲25.6%，40—49歲23.6%，50—59歲14.8%，60歲及以上12.5%；小學及以下5.1%，初、高中及同等學歷44.7%，專科25,2%，本科21.7%，碩士及以3.3% 75.8%的受訪者對“十二五”規劃表示高度關注，并充滿期待；86.4%的受訪者認為“十二五”規劃會對我國未來五年的國計民生產生積極的重大影響。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十二五”規劃建議；目前，“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正由最高權力機關審議。堅持民生優先原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貫穿“十二五”規劃的一條主線。

中央黨校政法部公共管理室主任黃小勇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偏重于追求“國強”，而“十二五”規劃則強調追求“民富”。

為直接了解民眾對“十二五”的期望，《嘹望》新聞周刊聯合國內專業民意研究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于2月15日至22日，采用系統抽樣方法對3608名年齡在20歲以上的居民進行了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需要指出的是，受訪對象皆為城市居民。

本次調查覆蓋東北、華北、華東、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區域。調查數據顯示，75.8%的受訪者對即將出臺的“十二五”規劃表示高度關注，并充滿了期待。86.4%的受訪者認為，“十二五”規劃會對我國未來五年的國計民生產生積極的重大影響。

黃小勇解讀，中國雖交出了“十一五”高分答卷，但通脹壓力不斷凸顯，民生難題有待破解，經濟轉型面臨挑戰，社會管理創新刻不容緩，在此背景下，對今春全國兩會和“十二五，”規劃的關注度高于以往。住房是第一關注點

“在?十二五?期間，我希望北京的房價下降。現在真有些后悔，前幾年就應該把房子買了。”2003年大學畢業到北京打拼的張云，現在還與妻子租住在大興區黃村鎮棗園小區的一棟居民樓里。

近年來，高房價已成為許多城市普通居民不能承受之重。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在回答您最關心的民生問題時，41.5%的受訪者表示是住房，在對“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

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高級統計師周江說：“住房受民眾高度關注，說明這個問題已很嚴重。”他還認為，高度關注住房，是民眾生活從溫飽走向小康的重要表現，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民眾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階段。

即使是房價再高，仍有34.8%的受訪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間準備買房，其中大部分屬于剛性需求。

51%的受訪者期待房價下降，實現“安居夢”。在選擇住房類型時，40.4%的受訪者表示期待加大限價房保障，27.8%的受訪者渴望廉租房，17.2%的受訪者期待經適房，還有14.6%的受訪者選擇公租房。

對最近被熱炒的房產稅，普通民眾看法不一。57.0%的受訪者認為房產稅“對房價作用有限，加重民眾負擔”，也有37.8%的受訪者認為房產稅“有利于抑制投機”。收入滿意度明顯偏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長82.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9.0%，年均實際增長9.7%。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對于目前收入的滿意度只有56.1分，明顯偏低。34.1%的受訪者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增加收入，渴望程度僅次于住房。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李紹榮教授對本刊分析，近年來，盡管中國居民的絕對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可相對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還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物價上漲、分配不公、稅收不合理是影響居民收入滿意度的主要原因。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帆教授也對本刊表示，民眾基本生活內容不斷豐富，價格不斷上漲，個稅起征點尚未形成動態機制，對民眾實際收入有一定影響。

在本次調查中，“十二五”期間中國物價水平能夠基本穩定，是30.6%受訪者最渴望的事情。

黃小勇認為，居民貧富差距擴大影響了部分群眾對收入的滿意度。問及分配不公的體現，57.4%的受訪者認為“壟斷行業收入過高”，39.5%的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過低”，31.2%的受訪者認為“腐敗收入增加”。38.5%的受訪者希望“改善分配政策”，37.8%的受訪者希望“健全分配法律法規”。

對于如何提高收入，通過稅收調節被多數人視為可行之策。本次調查中，73.1%的受訪者希望“十二五”期間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46%的受訪者希望“改進征收管理方式”和“簡化納稅程序”。“醫療費用過高”為多數人共識

2011年，被認為是中國醫改“攻堅年”。如何實現醫改階段性目標，是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也是普通民眾關心的重要話題之一。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超過4億人，加上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8.35億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城鄉居民超過12億人。

在“十一五”期間，中國財政投入衛生事業力度不斷加大。2006年至2009年，中央財政合計安排衛生事業資金1852.9億元。2009年與2005年相比，在衛生總費用中，政府衛生支出所占比重從17.93%增加到27.23%，社會衛生支出比重從29.87%增加到34.57%，個人衛生支出比重從52.21%下降到38.19%。

盡管如此，相當數量的民眾還是反映“看病貴、看病難”，并對“十二五”期間的醫改寄予很多期待，對34%的受訪者而言，解決“看病貴、看病難”，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問及看病難的原因及表現時，有65.5%的受訪者認為“醫療費用過高”，51.0%的人認為“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34.6%的人認為“醫療服務質量偏低”。

對現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滿意，認為“保費太高，待遇太低”。另有28.9%的受訪者表示“說不上滿意不滿意”，認為“目前對自己家影響不大”。

那么，解決上述問題的出口何在呢？本次調查數據顯示，有44.6%的受訪者期待“十二五”期間通過醫改“解決醫療費太高的問題”；30.1%的人期待“消除醫療領域商業賄賂”；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鎮醫療保障體系”。期盼教育多方面改進

總體來看，民眾對目前教育現狀仍有諸多不滿意之處。在本次調查中，當問到“您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進”時，42.8%的受訪者認為應“治理教育亂收費問題”，居第一；38.6%的受訪者認為應“提高九年義務教育的辦學質量”，居第二；28.5%的受訪者認為應“提高師資結構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進教育公平”、“繼續加大教育投入”、“解決擇校問題”、“發展學前教育”、“提高教師待遇”、“優化教育布局”等，也為數量不等的受訪者所期盼。

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沈友軍認為，“教育不公導致亂象叢生”，如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之間的辦學條件、教育質量存在差距，優質教育資源不能完全滿足社會需求，由此產生了擇校，伴隨產生的是擇校亂收費。

“教育公平就是起點公平、機會公平。”沈友軍說，從國家層面來講，采取措施促進教育公平，應是政府下一步考慮的重要問題。而推動教育公平，關鍵是在教育資源配置方面做好工作，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民族之間的教育資源配置方面，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機制兩手都要硬。

食品安全令人擔憂

2010年，中國設立了高級別的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由三位副總理分別擔任主任、副主任。2010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笫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

（八），加重了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處罰力度。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建立了以31個省級和312個縣級監測點為基礎的全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網絡。

可現實并不容樂觀，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頻現，比如最近發生的皮革奶事件、鎘米事件、面條摻膠事件，等等。

本次調查顯示，對食品安全問題，民眾仍非常擔憂，對食品安全的滿意度只有48.7分。50.1%的受訪者認為食品安全“問題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訪者認為“問題存在，但有信心解決”，只有12.2%的受訪者認為“問題不大”。

李紹榮認為，食品安全問題突出，本質上是政府提供的相關公共服務不足。“這不是制定一個法律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整體工程，需要全社會去投入和建設。”

針對“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問，本次調查的受訪者首選“加大處罰力度”，提及率為32.7%；其次是期待“嚴格檢驗檢疫”，提及率為28.0%；第三是希望“企業規范生產”，提及率為12.1%。腐敗原因首選“權力缺乏制衡”

多年來，反腐議題一直就是民眾關注的焦點之一。2010年，又有多名省部級高官被查辦。

本次調查顯示，80.4%的受訪者表示“反腐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意義重大”，認為“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

分析導致腐敗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訪者認為是“權力缺乏制衡”；22.9%的受訪者認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擇優機制”；20%的受訪者認為是“不重視群眾輿論的監督權利”；17.1%的受訪者認為是“紀檢、監察、司法機構的體制腐敗”。

對于腐敗治理途徑，33.9%的受訪者期望“從完善制度人手，建立健全黨風廉政建設長效機制，如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30.2%的受訪者期待“進一步嚴肅黨的紀律，堅決查處違紀行為”；17.3%的受訪者希望“教育為先，提高基層干部廉潔自律意識”；16.6%的受訪者希望“開展專項治理，切實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物價會漲嗎

國家有調控物價的充足財力和豐富經驗，這一點已在以往多次“物價保衛戰”中得到充分證明

猜物價，已是近一年來最熱門的經濟游戲之一。最近兩次，大多數人都沒有猜中，不過，雖不中，亦不遠矣——終歸是高。

1月份，人們多預計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會“破5”，結果是4.9。2月份，市場普遍預計會回落到4,8，結果3月11日由國家統計局公布，還是4.9。

鑒于通脹壓力依舊明顯，“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未來五年目標之一為“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今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強調，“要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一件事情如果能夠在字字如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榮升為“首要任務”，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很重要，二是很棘手。而物價問題似乎是二者兼備。物價“給力”，更有必要讓每一位老百姓要往外多掏鈔票，這時候需要明白：為什么要多掏？究竟會多掏多少？ 錢多的煩惱

前不久，“民工荒”現象曾引起熱議，對于產生的原因，各方早有如潮分析，毋需贅述。更重要的是結果。對廣大農民工而言，工資上漲是幾乎肯定的。企業則要增加成本。盡管幅度可能不大，但對于長期以來只能靠“薄利多銷”來維持發展的眾多中國制造業企業來說，加工資幾近“雪上加霜”。

于是，連鎖反應產生了，無論情愿還是不情愿，企業最自然的“自救”行為就是提高產品價格。

當然，把物價上漲僅僅“歸咎”于農民工工資的提高，既不客觀，也有失公允。實際上，“通脹終究是一種貨幣現象”，直白地說，就是市場上的鈔票太多了。、近幾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表現不錯。然而，一攬子“治療“手段也留下后遺癥，這一次最明顯的癥狀就是漲物價。所以才造就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這樣一個個彰顯國人智慧和無奈的新鮮詞匯。

雖然近幾個月來，國家又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又是提高利率，收緊流動性的傾向可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潑出去容易，收回來難”，回收流動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此外，考慮到“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確實受歡迎，盡管國家層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估計今年的貿易順差還是會只增不減，這給物價造成的上行壓力，也不可能一時半會就消除。外部干系

在全球化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經濟問題都是國內外相關聯的，物價自然亦不例外。

不僅如此，按照以往的經驗，當今世界上的許多經濟現象，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國的影子，這一次自然也是如此。

“量化寬松”，是近期美國貨幣政策的核心詞，說白了就是拼命印鈔票，并且已經搞了兩輪。它對美國恢復經濟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還不確定，但造成熱錢外流、推高他國通脹水平的作用，卻是板上釘釘。而中國作為眼下全球最活躍的經濟體，自然是外來熱錢肆虐的“重災區”。對此，許多人有“美國要拉全世界人民給它墊背”的感覺。不服氣？暫時也沒有太多辦法，在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沒有明顯改變之前，其他國家只能容忍本國的物價“再飛一會”。

就連中東的政局動蕩，也早有海內外分析人士指出，它與物價也不無干系，上承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引發的全球性通脹，下傳其他國家的物價進一步激揚，包括中國。

中東是當今世界的“油庫”。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儲量中，有三分之二都埋藏在此處的漫漫黃沙之下。雖然這幾年，許多國家對發展新能源如癡如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石油作為“現代工業血液”的地位依然無法動搖。

隨著中東地區的內亂，國際油價也“意料之中”地扶搖直上，并再次翻越了每桶一百美元的關口。

中國作為石油進口大國，如今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5成，去年的原油進口量為2.4億噸，其中大部分來自中東。于是國際油價的飆升，也就意味著中國工業成本的增長，所謂的輸入型通脹就是這么回事。比貨幣更重要的是信心 盡管挑戰嚴峻，但不代表前途是一片黑暗。

中國人總喜歡講，“辦法總比困難多”，領導常以此安撫人心、鼓舞士氣，百姓也用它自我安慰、給自己力。在穩定物價方面，確實還有不少積極條件和有利因素可以大做文章。

例如，國內糧食的連續七年豐收，以及肉、油、糖、棉花的充足儲備，再加上工業品總體供大于求的客觀狀況，都是穩定物價的物質基礎。而最有力的依靠還是來自于國家有調控物價的充足財力和豐富經驗，這一點已在以往多次“物價保衛戰”中得到充分證明。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定下CPI上漲4%左右的目標。聯系前兩個月的數據看，接下來的預期應不會差。

信心本身就可以影響預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總理說過，“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現在消除作為危機后遺癥之一的通脹，某種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觀。工資會漲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漲工資的三張“王牌”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獨立成章，這在過去多年的五年計劃、規劃中，尚屬首次。而對普通職工來講，收入主要來自工資。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年下滑的背景下，“漲工資”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勞動者的最強呼聲。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已不能如計劃經濟時代一樣做工資計劃、掌控工資上漲水平，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運研究所所長李濱生對《嘹望》新聞周刊記者說，要想把職工工資提起來，還是有辦法的，“主要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愿不愿做。” 目前來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漲工資的三張“王牌”。第一張牌，最低工資標準。

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暫停提高各地最低工資標準。2010年，30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在24%左右。這其中包含了2009年未能上調的部分。進入2011年，又已有六個省市再次上調最低工資，多地承諾繼續提高標準。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龔建明說：“中國很多企業長期以最低工資標準為工人工資的基準，這是不對的。但面對這種現狀，政府只要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意味著迫使企業給工人漲工資，這是有強制性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李守信表示，“十一五”期間，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提高10%。13%的年均增速要求，顯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社會平均工資法”計算，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60%，而我們現在許多省份的標準才達到20%左右。廣州市剛剛將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至1300元，為目前全國最高水平，然而當地的這一比例也才達到27%左右。

“在短期內達到國際上40%～60%的標準，對中國當前的具體情況而言比較困難，”李濱生說，“十二五”規劃提出的40%，是經過深思熟慮、科學考慮到轉型需要和發展階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這并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各地應該嚴格地執行。” 第二張牌，立法推進工資集體協商。

3月8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體協商制度。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要求：“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90%，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這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的“用3年時間實現已建工會組織的企業80%以上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一致的。能不能達標，能不能實現真協商、真談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地方實踐證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河北省總工會主席馬蘭翠告訴本刊記者，2007年，河北省人大通過了《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使河北成為全國首個為工資集體協商立法的省份。“立法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效果非常明顯！”馬蘭翠說，條例出臺前，河北納入工資統計范圍的企業職工工資在全國排名第21位，比較靠后，2009年，這個位次提高到了第16位。馬蘭翠說，通過工資協商立法，河北的職工群體性上訪事件逐年減少，職工對工會的信任度也在逐漸提升。

觀察人士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身已經包含了提高職工工資收入的要求，地方政府能否拋開GDP崇拜，拋開對招商引資的依賴，割斷裹挾其中的私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推動工資協商的意愿和態度。第三張牌，強化勞動監察執法。

2008年以來，中國勞動關系領域的立法速度明顯加快。2010年社會保險法的出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勞動保障方面的法律體系已經比較完備，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用足現有的勞動法律資源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就顯得更為迫切了，”李濱生說。

提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相關方面多有抱怨，認為這是一個“弱勢”的執法部門。如果能夠將勞動監察執法做實、做強，那么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拖欠工資、超時加班、勞動定額由企業單方面決定等問題，就會得到懲治，在勞動者權益保護領域形成執法必嚴的法律氛圍，才會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要求：“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這表明，勞動執法問題已被高層高度重視。落實這一要求，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資源，強化各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隊伍建設。

“現在，提高職工工資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輿論基礎都已具備，各地黨政機關也都感受到了?漲工資?的壓力和動力。”李濱生說，“未來五年，職工工資水平肯定會上漲，但會達到一個什么程度、能否與民眾的預期相符，還有待觀察。” 種糧能養家嗎

國家不會允許糧價大幅上升，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應在增收、減支兩個方面著力。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緊接著作為總綱性質的第一篇的是“三農”專篇。在大步邁向現代化、城市化的今天，“三農”問題仍然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其間，糧食問題尤為重要，它不僅是廣大農民生計所系，糧食安全還是國家時刻緊繃著的一根弦。

今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以“突出亮點”的高姿態，被有關部門多次提及。2010年，扣除價格因素以后，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0.9%，達到5919元，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為7.8%。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的研究，這是13年來農民收入增速首次超過城鎮居民。

在此之前，自改革開放以來，1978至1982年和1994～1997年這兩個時期，農民收入增速亦超過城鎮居民。期間糧價大幅上漲，直接助推了農民收入增長。比如，1994年，糧價提高50%，1996年，糧價提高近48%。

2010年卻非此因。韓俊認為，和前兩次趕超相比，去年的趕超，“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一些局部地區農民工的工資可能上漲幅度更大。”

據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成杰日前在公開場合所述，2010年農民月工資收入達到了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長了近一倍。就糧價而言，相關統計表明，2010年年末國內糧食加權平均價為2175元／噸，比2009年同期上漲265元／噸，漲幅達15%左右。在農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農業收入，還是很難讓農民滿意。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錢克明指出，2007～2009年，糧食畝均成本利潤分別為38.5%、33.1%、32%，呈下降趨勢。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安徽省皖北地區農村了解到，除去成本，一畝小麥的利潤就大概三四百元，這還不包括勞動力成本。

近年來，由于農藥、農用柴油等農資價格上漲和人工成本上升，糧食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受此影Ⅱ向，糧食主產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農業勞動力呈現結．構性緊缺，部分地區糧食生產出現“兼業化”、“副業化”、土地流轉“非糧化”傾向。

資源與環境亦成為制約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錢克明委員在《加快構建糧食生產穩定發展長效機制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案中指出，當前，耕地、水資源約束日益突出。據了解，2009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減少390多立方米，每年農業生產缺水300億立方米左右。而且，我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區水資源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

頻發的自然災害亦呈加重趨勢。錢克明透露，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明顯增加，各種自然災害呈多發重發態勢，每年因氣象災害損失糧食高達1000億斤左右。在他看來，2010年西南地區持續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東等冬小麥主產區旱情持續發展，再次警示中國農業還未從根本上擺脫靠天吃飯的局面。

在上述因素共同疊加之下，農民種糧積極性降低。始于去年冬季的北方旱情，田間地頭水利設施配套不足，是導致抗旱工作開展困難的主要原因。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由于種糧效益過低，不少農民寧愿農作物受旱，也不愿積極參與抗旱。政府強農惠農政策的效益也因此而衰減。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認為，這進一步制約著農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

不僅如此，農民增收的同時，支出也在增長。全國人大代表、荊門市委書記王玲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一方面，城鎮化在推進，農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鎮周邊的農民開始過著一種?準城鎮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鎮居民享有的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還沒完全惠及到農村。”

當前農村物價水平也有超城市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3月11日發布的國民經濟數據，今年2月，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4.8%，農村則上漲了5.5%。

王玲指出，長期以來，中國農民為了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大量貢獻，“十二五”時期，應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城市反哺農村，“如果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收入提不上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無從談起。” 作為農民增收措施之一，尹成杰認為，應適當提高農產品價格。

然而，由于糧價具有“一價帶動多價”的特質，其價格的提高，往往牽動市場有關物價上漲的敏感神經。日前，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更加注重穩定物價總水平，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

因此，多位受訪專家分析認為，國家不會允許糧價大幅上升。據此，提高農民實際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應在增收、減支兩個方面著力。就前者而言，政府應進一步增加種糧補貼，把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向主產區傾斜，建立主產區利益補償制度，加大對產糧大縣財政獎勵和糧食產業建設項目扶持力度。與此同時，減少糧食銷售的中間環節，使農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糧價上漲的好處。

就減支而言，首要的是，要盡快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農民的“后顧之憂”。政府還應更有效地平抑農資價格，加強農資經營監管力度，防止農資經營價格過快上漲，并加大農村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此外，國家扶貧標準也應有所提高。住房枷鎖會解開嗎

在政府大力建設保障性住房，同時強力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下，老百姓望房興嘆的局面有望改觀。三組數據下的樂觀預期

討論未來五年普通民眾的住房問題，離不開以下三組數據：

一是，“十二五”期間，國家部署建設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萬套，其中，今年1000萬套，明年1000萬套，后三年一共1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覆蓋率達到20%。

二是，近期國家統計局的一個抽樣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城市居民89%擁有住房，其中約12%是祖傳的，是原來的私有住房；有40%多一點是通過房改房獲得的；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過市場購買的商品住房。

三是，按照我國城市化進程，以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計，每年將新增1000萬城鎮居民，以目前城鎮人均住房面積26.65平方米計算，這意味著未來五年至少需要新增13億平方米的住房供給。

具體分析這三組數據，在需求方面，從目前城市居民中僅有11%沒有住房來看，今后住房消費的主力將是改善型購房；另一部分的需求將主要來自城市化進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

在供給方面，5年3600萬套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即使以每套30到40平方米計算，已經接近和超過了上述提及的13億平方米的最低需求量，按照規劃來看，供給應該是有保障的。

從居住情況來看，以今年1000萬套的保障房為例，經濟適用住房和兩限房計劃近200萬套，400萬套左右是各類棚戶區改造，160多萬套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近220萬套。這意味著相當比例的新增城市人口可以通過租房來解決住房問題，而不是非走“房奴”這一獨木橋不可。“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對此作了明確的安排，提出對于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實行廉租房制度。對城鎮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賃住房保障。對于中高收入家庭，將實行租賃和購買相結合的商品房制度。資金土地面臨考驗

“十二五”的住房規劃藍圖能否真正“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還需要資金以及土地的落實。

對土地，國土資源部承諾，今年1000萬套保障房用地一定能做到應保盡保。今年具體的保障房的土地供應計劃，將在本月內編制完成。對資金，住建部副部長齊驥表示，今年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資需要1.3萬億左右。其中，經濟適用住房和兩限房的建設資金，主要由社會機構通過市場運作方式來解決。同時，市縣人民政府要無償地劃撥土地。

總的來說，齊驥表示，完成今年1000萬套的任務，有8000多億元是通過社會機構的投入和保障對象以及所在的企業籌集來的。剩余的5000多億元資金，將由中央政府和省級人民政府以及市縣政府通過各種渠道來籌集。

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地方的土地收入將大大縮水，在此基礎上，保障資金供應將面臨地方政府的強烈博弈。

另一方麗，地方政府面臨著調控房價的重任，這其中土地是平抑房價的重要力量，房價降意味著土地收入也必須相應降低。

從地方的實踐來看，不少省份已經在想方設法加大對保障性住房的資金投入。比如云南，作為財力十分匱乏的省份之一，云南省要求各州市縣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對廉租住房項目予以重點傾斜，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設；土地出讓凈收益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資金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房地產開發稅收中要拿出不低于10%的資金支持廉租房建設。改革創新需提上日程

經歷了一路狂奔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在厘清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市場和政府的各自責任之后，需要反思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積極應對調控，謀求自身發展，滿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這其中，被速度掩蓋的改革創新需要提上議事日程。

首先，5年36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能否真正跟得上、應保盡保？對于日趨緊張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地方政府自然是倍加珍惜，對本來意愿就不強烈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更容易打折扣。在此背景下，可以考慮讓農村的集體土地參與進來，允許農民入股，在集體土地上建設公租房，作為出租房源，來解決一些城郊接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體的租房問題。

其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企業不再被允許建房分配給職工。針對一些地方的實際，比如許多工礦企業職工面臨收入很低的困難，可以采取“政企共建”的形式建設廉租房。一些省份已有此類舉措，由政府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補助，企業利用自有劃撥地進行保障性住房建設管理。但如果推而廣之的話，需要相應法律法規的跟進。再有，針對保障性住房的資金短缺，可通過貼息或者專項貸款等方式，降低融資成本，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到保障性住房建設中。養老鴻溝會填平嗎

面對關于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進展的提問，多位來自試點省市的代表、委員選擇了回避。

雖是親姐妹，天津退休女工馮女士還是感到不平衡，“給我們漲一次錢敲鑼打鼓、上報紙的，才漲一百多嘛。你看人家，蔫不出溜地就漲七百多。”

馮女士從一家汽車制造廠退休后，盡管過去六年經歷了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的“七連漲”，目前退休金也只是剛剛達到1600元。而她姐姐，另一位馮女士，一位退休教師，去年底接到了上調760元退休金的通知，且從2010年1月開始補發，現在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退休金。差不多的勞動負荷，卻是不一樣的退休待遇。從退休金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的比例）來看，目前企業職工退休金大多只有退休前工資的30%～40%，而機關事業單位則一般能達到90%左右。在退休之前，企業職工須每月繳納個人工資的8%納入社保個人賬戶，而機關事業單位沒有此項支出。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還能享受各類津貼、物價生活補貼等多種福利，退休金隨在職員工工資上漲而上調，而企業職工的退休金則相對固定。

2007年，中共十七大要求推進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2009年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下發了5省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的通知。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事業單位工作者對養老待遇下降的極大擔憂。但隨著上海、浙江、重慶、山西和廣東等試點省市改革的波瀾不驚，輿論風潮隨之退去。

今年2月16日，國家公務員局網站刊發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紀念公務員法實施五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對公務員社會保險制度，要進行前瞻性制度設計和試點”的提法，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和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都要求推進機關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3月8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表示，人社部這幾年一直在進行有關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

按胡曉義的說法，去年10月頒布的社會保險法關于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

顯然，養老待遇的并軌，目前仍只有方向，而無具體的時間表，至少是無公開的時間表。

“我不太了解”、“不清楚”、“我沒有關注”……在全國兩會期間采訪中，面對本刊記者關于“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進展”的提問，多位來自試點省市的代表、委員選擇了回避。

“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資源的集中程度，”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蔡繼明教授說。今年北京市公務員考試報名首日，報名網站的訪問量超過8205萬人次，系統一度陷入癱瘓。“公務員考試熱，映射出公務員群體就業穩定程度和各方面待遇水平的優越性，”蔡繼明表示，各項步人深水區的改革推進到今天，核心都指向了政府自身的改革，“自己改自己，是很難的。” 據報道，在2009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社科界、新聞出版界、教育界約120名政協委員提出提案，要求暫緩實施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所以一直?改而不動?，最大的阻力來自于機關公務員的相關制度改革?按兵不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原所長景天魁對本刊記者說。

景天魁說，在分類不清的情況下，只改事業單位，會導致群體的對立和攀比，人為地制造矛盾和阻力，不利于團結和人心穩定，而這次中央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比較明確——機關和事業單位一起改，“這大大降低了事業單位?單兵突進?的難度。”

在我國3000多萬事業人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等公益性崗位的從業人員，占總人數的3／4，其中教育系統人員即達到一半左右。“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把老師們的退休待遇降下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張恩迪，是為數不多的愿意接受本刊“養老雙軌制”問題采訪的試點地區委員，“相反，我們現在做的，是把剛剛并入浦東的原徐匯區的教師、醫生的相關收入差距補上來。”

張恩迪說：“養老待遇怎么能走回頭路？要縮小兩個群體之間的差距，應該是想辦法把低的提上來，而不是把高的降下去。否則怎么穩定人心？怎么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蔡繼明同意這一觀點。他介紹，有色金屬研究院系統的科研單位進行了養老保險改革后，養老待遇大幅下降，一位80多歲的老工程技術人員多次找他反映問題，他已連續4年提交相關提案，并認為這一問題近期將得到解決。

在張恩迪看來，養老保障制度應有一個保基本的、全國通行的統一制度，而后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水平、行業情況和各企業單位的具體實力，增加個性化的、補充性的養老年金和商業保險。醫生會值得信賴嗎

不治療病了的機制、涼了的人心，就看不到醫患關系和解的未來。沒到過全國政協醫衛界的討論現場，你很難想象醫務界對醫患關系的憂慮。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教授凌鋒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我國醫生的社會地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醫鬧已達到史上最為嚴峻的時刻。”

而在醫鬧升至“史上最為嚴峻”的關頭，公眾對醫生的信任也幾乎降到“史上最低水平”。

于是，醫生接診怕患者找茬碰瓷、患者就醫怕醫生不負責任……醫患關系儼然成為一個雷區，沒有人敢輕易通過。

此種局面已經引起決策層的關注——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完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改善醫患關系”的相關表述赫然在目。機制作怪

在凌鋒看來，醫院是救死扶傷的特殊場所，少數患者家屬在醫院內掛橫幅、設靈堂甚至行兇等行為，嚴重干擾了正常醫療秩序，對醫護人員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傷害，醫生無法集中精力為患者看病。她建議制定《醫院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保護醫院和醫生正常行醫治病。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糖尿病治療中心院長馮世良亦看到醫患糾紛的嚴重性，但他堅稱，醫生對患者更加負責才能真正消除雙方的不和。“病人鬧醫院肯定是不對的，可是我們想想，有多少病人本意就是為了鬧醫院？他們是來看病的，不是來找事兒的！這些年一些醫生做了一些不合適的事兒，藥廠請吃喝，埋單的是患者。誤診誤治了，受傷的還是患者。”

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醫鬧”橫行醫院肯定不對，但也要看到醫療糾紛背后的復雜原因。

從許多患者的角度看，紅包、回扣的行業潛規則使他們在就醫之初就提心吊膽，生怕醫生為一己私利對自己痛下“黑手”——用“大處方”、“大檢查”使自己多花錢、花冤枉錢，以獲取不正當利益。而在診治的末期，倘若一切尚屬順利，患方縱然心里存有不快，往往也還能以“花錢買平安”的態度自我安慰，但若是花了大錢還沒能治好病，患方的不平衡感會急劇增加，認為醫生和醫院“圖財害命”，希望通過“鬧”來避免“人財兩失”。

而醫方普遍認為，醫學是一門充滿局限性和風險性的學科，遠未達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對大多數疾病來說，醫生只能是緩解、拖延，而不是治愈。在不少醫生看來，患方對治愈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態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紅包回扣，在一些醫生眼里是對這個崗位“高風險、低收入”的灰色補償。

顯然，這涉及到中國公立醫院當前急需轉變的運行機制。據黃潔夫介紹，在公立醫院中，政府投入約為醫院收入的7%～15%，剩下的運營費用都要靠醫院去掙。而醫院最重要的掙錢手段是藥品收入和檢查收入，于是，眾多醫院紛紛制定相關政策，把醫生收入與病人繳納的費用掛鉤。

一旦出現醫患糾紛，目前有三種通行解決方式：一為“私了”，即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醫院達成解決協議；二為“官了”，即在衛生行政部門的主導下，按照正常程序達成解決協議；三為“司了”，即通過司法的介入等達成解決協議。

現實中，患方青睞的往往是第一種解決途徑。這與公眾對主管部門和醫療鑒定機構不夠信任有關——衛生行政部門是醫院的“老子”、醫療鑒定人士是醫生的“兄弟”。從根子上說，依然是體制使然。人文缺失

中國60%以上的醫療糾紛由醫務工作者的服務態度引起。這是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院長許樹強提供的數據。

醫務界流傳著這樣一個“四句話說死病人”的故事。一位農村患者好不容易借上錢，去他認為“水平高”的縣醫院掛了一個專家號。專家見面看了看檢查報告，接連說了三句話：“你來晚了”，“沒治了”，“回家吧”。這時病人的精神快受不了了，急忙央求醫生：“大夫，您給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辦法，求求您了。”醫生又說了第四句話：“你早干什么去了？”病人當即站不起來，沒出醫院大門就一命嗚呼了。

前述案例或許比較極端，但常見的情況是，如果患者多問幾句，就很可能遭到醫生的白眼，不少患者受過類似教訓：“你只需要照我說的做，問那么多干什么？”“我是醫生還是你是醫生？”

一些醫生的這種“知識傲慢”、“技術傲慢”，很容易讓患者產生權利被漠視的感覺。而在后續的醫療過程出現問題時，這種溝通的不順暢將迅速點燃患方情緒。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說過，醫生有三件法寶——語言、藥物、手術力。然而在當前的中國醫界，“語言”已經被相當一部分醫生拋至腦后、逐漸淡忘了。

許樹強說，人文關懷在實際工作中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是醫院缺少人文關懷制度的建設和政策導向，缺少由人文關懷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的環境。他建議，在對醫務工作者的教育培訓中，要加大對倫理、法律、心理、溝通、社會學等體現人文知識的內容，引起醫務工作者對醫學人文的重視，并變成自覺的行為。吃東西會放心嗎

只有園常保障過硬了，去國外買奶粉、去香港打醬油等，才能真正成為歷史。

在多年的吶喊后，食品安全的癥結早已條分縷析，但人們期待的“猛藥”，卻依然未能現身。于是有人打趣：關于食品安全，“你信或者不信，問題就在那里，不增不減。”

昌黎葡萄酒造假泛濫、三聚氰胺“重現江湖”、“鎘米”輿情……近期次第爆出的消息，一次次擊中公眾對入口食物本已脆弱的信心。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坦承“食品安全問題比較突出”，同時承諾2011年要“完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健全法制，嚴格標準，完善監測評估、檢驗檢測體系，強化地方政府監管責任，加強監管執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在“十二五”綱要（草案）中，保障食品安全的內容也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如要求制定安全標準，建立安全責任鏈，加強安全風險監測評估預警和監管執法等。

決策層此番重整食品安全的決心能否收到預期效果？ “國情”的“源頭”

3月9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劉佩智發言說：“食品安全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存在?零風險”?。

劉佩智介紹，美國曾有雞蛋沙門氏菌事件、日本曾有毒牛奶事件、歐洲曾有瘋牛病事件，近期德國又發生二惡英事件，等等。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暴露的問題集中在微生物、物理和化學危害，而我國食品安全隱患主要是人為污染和“添加泛濫”，形勢更為復雜嚴峻。

據本刊記者了解，中國食品生產加工單位44.8萬家，其中80%為10人以下的小企業、小作坊；食品經營主體約為323萬家，其中有證餐飲單位約210萬家，無證照的小作坊、小攤販和小餐飲則難以計數。農業生產更為分散，種植養殖環節還主要依靠2億多農民散戶生產，這就造成食品安全監管對象點多面廣，小、散、亂的特點非常突出。

中國“國情”導致食品污染源頭很難控制，進而造成食品難以監管，這是一個常常被提及的邏輯。

有專家指出，中國食品的源頭污染和造假并不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在其看來，目前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無論是糧食、副食品還是蔬菜，都有進貨的集散地、大超市等，只要在集散地和超市等建立日常監管，就能有效破解這個難題。

在前述會議上，劉佩智建議，逐項落實食品種植、養殖、生產、加工、包裝、儲藏、運輸、銷售、消費等過程中食品質量安全管理制度，對“農田到餐桌”各環節食品安全實施嚴格管控，從源頭上消除不安全隱患，奠定食品安全基礎。監管的“慚愧”

今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個死刑罪名，而對食品安全犯罪，大大加強了處罰力度，最嚴厲的可處死刑。

3月2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趙啟正說：“食品安全犯罪可以判處死刑是一種威懾，更重要的就是和食品安全管理有關的各部委，更要加強日常工作，他們正在這樣做。”

一般而言，和食品安全有關的各部門主要是衛生、質檢和工商，他們承擔著食品從生產到流通等各個環節的監管責任。

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這種多頭監管、分段監管的模式恰恰是食品安全監管重要的弊端。在職責不清的情況下，監管部門之間很容易出現“搶功推過”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常務副所長嚴衛星表示，政出多門、重復建設是當前食品安全多頭監管模式的主要弊病。“比如一塊蛋糕，在餐廳里現制現售被稱為餐飲，歸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監管；而在超市里現制現售就被劃歸工商部門管轄。管一塊蛋糕，兩個部門的政策要想通用還很難。”

近幾年來，為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出臺，全國最高級別的統一指揮部門——食品安全委員會亦成立。但食品安全的現狀仍讓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連稱“慚愧”。3月5日，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王岐山表示：“很慚愧啊，剛吃飽，就出現了食品安全的問題。” 在王岐山看來，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將是長期的。像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的這些保障都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呢，能不能做到？這些問題應該去研究”。

對一般公眾來說，只有日常保障過硬了，去國外買奶粉、去香港打醬油等，才能真正成為歷史。天會變藍嗎

國家意志，公眾意愿，全球氣候變化的現實要求，三方合力之處，正是中國發展綠色軌道的起點。

清晨起床后，推開窗戶，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若在春天，還能聞到濃郁的花香。迎著柔軟的陽光抬起頭，有時還能看見飛機在碧空里留下的白絲帶。要趕上氣溫高的日子，小孩子們會跑到河邊，脫光衣服后就噗咚噗咚跳進水里。這樣的情景在我的家鄉云南鄉下很常見。掀開窗簾，滿是灰蒙的味道。車輛在街道川流，一些行人皺著眉頭，戴著口罩。即使無所謂憂郁之事，心情往往也帶著些許沉悶。這樣的情景在北京城區也很常見。

時下的中國，當一些欠發達地區希望加速經濟發展去擁抱現代化、城市化時，那些走在前面的地區卻發現想求得一片藍天，有時比經濟增長來得還要艱難。

2011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人民網推出的“2011兩會調查：你最關心的十大熱點問題，調查，環境污染位居第六。這是近幾年的調查中，環境問題首次位列十大熱點。

本刊記者穿梭于兩會會場，不時聽到在各場合代表、委員對環境關注的聲音：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年均7%。是不是中國經濟到了“十二五”就沒勁了呢？不是。如果按照過去那么干，10%都是可能的。7%標志著“十二五”期間絕不能再以犧牲環境、過量消耗資源為代價來換取高速增長，不能再盲目地鋪攤子，要防止在地方上把“十二五”規劃的發展目標層層加碼的現象，要把“十二五”規劃落到實處。

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市長張劍飛：環境問題在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中上升到第六位，這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要我說，應該是第一位的問題。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河流干涸、霧霾天氣增多……“十二五”期間經濟的增長不能造成更大的環境代價。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要按照國家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堅持資源低耗和環境友好的基本要求，積極支持先進的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支持這些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自己與這些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有的地位相稱的信貸結構。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后：在中西部地區，在發展經濟的時候，要借鑒東部以前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這樣一些教訓，一開始搞第二產業的時候，要注意這些問題，省得以后再投資去解決這些問題。過去中國經濟很落后的時候，為了吃飽飯、穿好衣，先發展再說。世界各國也都是走這條路。東部地區走過這條路以后，我想中西部地區不要重新再走這條路，一開始就把它規劃好。全國人大代表、晨鳴集團副總經理李雪芹：污染，從來都是造紙業的隨身鬼魅。造紙業主要有5個污染源：光化學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料污染、重金屬污染、大氣污染。作為造紙企業，應當承載一份社會責任，既要確保企業發展，做強做大，還要實施科技創新，環保先行，呵護藍天的光明，還土地一方潔凈。

本次全國兩會審議、討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就“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專設一篇，綠色指標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并首次明確提出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明確了綠色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綱要的突出特點之一是成為中國的首部綠色發展規劃，成為21世紀上半葉中國綠色現代化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參與世界綠色革命的行動方案規劃。

而早于此出臺的主體功能區規劃，也摒棄了GDP至上的考核體系。相反，環境指標進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的考核指標體系。保障生態安全，促進生態保護與修復，更好地呵護國土空間的生態環境也成為其中的要求。隨著環境稅的開征和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發展成本的考量也將成為環境保護的經濟動力。

從更為廣闊的世界范圍來看，氣候變化已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圍繞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與分歧難以避免。在世界未有完全共識之時，中國已作出了減排承諾，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引領綠色發展。

國家意志，公眾意愿，全球氣候變化的現實要求，三方合力之處，正是中國發展綠色軌道的起點。征地拆遷會不薦流嗎

一部條例淮以解決所有問題，只有公權力對平頭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流血強拆徹底謝幕之時。

2011年1月21日，在兆民期盼之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終于公布施行，取代舊拆遷條例。“民意變法”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據本刊記者觀察，各地征地拆遷的整體進度已有所放緩，各地政府對風險評估更加慎重。但“血拆”是否會就此退出歷史舞臺呢？從輿論反映來看，不少民眾仍心存疑慮，所疑者無非有三：

一日政府爭利。導致暴力拆遷的矛盾糾紛，誠如一些地方官員所言，絕大多數為利益之爭。盡管各地不乏業主漫天要價的個案，但更普遍的現象是，補償過低讓被拆遷方難以接受。

政府所爭之利，除部分官員中飽私囊之外，大多為城市化和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缺口。資金缺口不補，按照新條例“先補償后拆遷”和“足額補償”的規定，勢將陷部分財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于兩難。

為此，“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完善分稅制。目前正在試點中的房產稅，從國際經驗來看，目標之一即是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缺口，減弱其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但在此釜底抽薪之舉未見成效之前，地方政府仍處于GDP增長和土地財政的雙重壓力下，相當一段時間內，試圖以低成本去征地拆遷的動力不會減弱。細究新條例，并非沒給強拆留出空間，目前又是土地高溢價導致了高預期，拆遷雙方心平氣和地達成妥協，仍然不易。二日司法乏力。新條例出臺之前，已有憲法、物權法明確承諾保障財產權，轟鳴的推土機卻視若無物。為何？當事人自有一套成本計算：拆遷成功，則財源滾滾，政績斐然，萬一鬧出人命，也往往能大事化小，大不了蟄伏一陣子，仕途出現一點波折。

如此看來，在部分地方政府官員眼里，“血拆”是一個性價比相當高的“理性選擇”。因此，當務之急是增加其違法成本，做到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新條例取消“行政強拆”，納入法院作出強拆裁決一項程序，某種程度上也是加大了地方政府采取強拆手段的成本，在理論上降低暴力拆遷的發生幾率。

不過，實際情況中，司法往往受到地方黨政等外力干預。曾“上書修法”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還指出，“司法強拆”如果不以裁執分離制度為前提，統一由法院執行庭或行政庭實施，同樣會導致濫權、侵權和腐敗。

另一種可能情況是，法院采取消極態度，以各種理由將審判拖延。即使被征收人最終勝訴，拆遷也已成既定事實。姜明安因此認為，“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必須以完善上述制度為前提，否則，這種轉變對消除“血拆”作用有限。進而影響國民對司法的信任和對中國法治前景的信心。

三日官員無理。在2010年強拆的斑斑血跡中，江西宜黃官員投書媒體，直言“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委屈于“為民謀利反不得理解”。以所謂“公心”來遮掩違法暴力，用所謂“大局”來掠奪百姓的合法利益，堪稱官員無理的典范。若只是一縣一吏有此念頭，大可嗤之一笑。怕就怕，不少官員心底都有類似想法。

一部新條例雖然難以解決所有“血拆”問題，但畢竟前進了一大步，且預留出諸多可供填補的空間。比如上述的引入法院裁決程序；又比如將安居工程的建設和舊城區的改建納入到市、縣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且依法須得到地方人大批準。

當前而言，減少“血拆”最要緊的，還要關注解決集體土地房屋征收和拆遷問題。新條例適用范圍明確界定為國有土地，但隨著城市可用土地越來越少，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征地和拆遷已在集體土地上進行，包括被詬病甚多的城中村改造、農民“被上樓”在內。集體土地本就立法薄弱、缺乏保障，與國有土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上述導致“血拆”的問題更為凸顯。新條例的立法精神能否傳遞，有待觀察。城市化和現代化不是中國特色，先進國家已有諸多前例可循，其避免社會尖銳沖突的途徑，無非四個字：公眾參與。

具體來說，城市在規劃建設之時，就應納入公眾參與，由公眾充分討論，最終還要經過公眾（或其代表）的批準。是否公共利益，通過民主程序來界定。最起碼，公眾也要積極參與到監督中去。

換言之，只有通過民意的表達，讓公權力對平頭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官家能真正講理、“血拆”也能徹底謝幕之時。群體性事件會少嗎

短期內數量或呈下降趨勢，但若不能抓住時間窗口治本，反彈勢難避免。

2009年初，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西來，國內大量勞資糾紛和農民工就業問題端倪隱現，本刊曾預警群體性事件或呈高發趨勢。此后一段時期，群體性事件的確出現多發態勢，但在各方及時應對和克制下，所幸未釀成大規模惡性沖突。

隨著經濟環境趨于好轉，集中爆發失業、失地或急劇通貨膨脹危機的概率正在變小，引發大規模群體性沖突的最危急的導火索之一已基本熄滅。這為“十二五”期間緩解社會矛盾，從根本上減少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時間窗口。

但危機只后退了半步。執政黨對此有清醒認識，近年已拿出一系列舉措，短長并舉，以求標本兼治。群體性事件是否會呈下降趨勢，要觀察這些舉措能否逐一落實。

從治標來看，隨著奧運安保、國慶六十周年安保模式的成型與推廣，各地方政府完善了網格化治安管理，更成熟掌握了社會力量動員，處理突發性事件的能力顯著上升，直接約束了較大規模群體性沖突的發生。

基層多級、多領域官員的大規模“維穩”培訓也初見成效。在過去兩年里，全國市縣級黨政一把手、公檢法負責人，輪番進京集中受訓，主要課題之一，即是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經此輪訓交流，以及同步的維穩體制建設，各地方對群體性事件的誘因化解、輿情研判、及時處置、信息發布等流程掌控能力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可能釀成群體性事件的個案發酵。

群體性事件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對此的判斷是，宏觀社會控制趨于縝密、周全，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尤其是惡性沖突出現的可能性減小，但是，微觀環境里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尤其是底層社會的結構性張力依然存在甚至加劇。比如征地拆遷中此起彼伏的暴力流血事件，就仍在不斷給社會情緒“拱火”。

從治本來看，民生問題是引發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的直接或深層次原因。過去幾年中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某種程度上講，是“民怨”的出氣口。隨著社會發展方式轉型成為共識，科學發展和以人為本逐漸成為主旋律，解決既有矛盾的時機已經成熟。

接連數年，高層頻頻表態，要遏制貧富差距擴大、解決民生問題，這一決心最終體現在“十二五”規劃中，就是明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擺在一個突出位置。

這一“補舊賬”的思路，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方有望化解觸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內因。內因之一，是低收人群體的困難。他們在經濟發展中利益受損嚴重，在社會分化中降至社會底層，迫切需要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定一系列有傾斜的公共政策，向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產品，對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進行“兜底”。

內因之二，是所謂“偽中產”的焦慮。他們擁有一定的經濟、社會行動力和影響力，但面臨高企的房價、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缺乏足夠保障的醫療、教育、養老服務，同樣存在“弱勢群體”心理，需要增加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增強其對當前社會秩序的認同感。

與此同時，今年2月，中央在中央黨校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高規格強調社會管理，明確表示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亦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獨立成篇，分別從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完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和加強公共安全體系建設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有望加速建設勞資協商、官民互動等一攬子利益表達、溝通和協調平臺。通過創新社會管理方式，而不僅僅追究簡單僵硬的社會控制和剛性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有望增加整個社會的彈性和韌勁，增強對群體性事件的“消化”能力。

但治本之策能否果行，主要看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階層的杯葛。這包括，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有決心擺脫原有的發展路徑依賴，不僅減少與民爭利，還需把真金白金投向民生政策；另包括，社會管理權限上果斷放開空間，有魄力來培養社會自治能力，等等。

從近期群體性事件中不難預判，征地拆遷、勞資糾紛、環境破壞等領域的矛盾仍將是未來一段時期群體性事件的高發誘因。此外，也將呈現出若干新特點：表達方式趨于平和克制，新興媒體快速發酵事件，凸顯政府公信力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通常表現為：以個案為誘因，互聯網上的意見領袖與草根網民紛紛介入討論，吸引傳統媒體，網上網下交織放大。這種虛擬空間中的群體性事件，在表達不滿和施加壓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卻是實質性的。

隨著微博等新傳播方式的更迭普及，今后一段時期，“互聯網群體性事件”預計會只增不減。在網絡上表達不滿和質疑政府的門檻更低，相應而言，本需要政府具備更高的公信力才能作出妥善回應。遺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光環開始褪色，出現“有理也說不清”的困境。如何解決這一悖論，將是執政者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關鍵，也是今后幾年的急務。腐敗勢頭會剎住嗎

未來反腐的關鍵，在于能夠科學地分配權力，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狀況。

剛剛過去的2010年，包括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家盟和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原張敬禮在內的4名省部級高官涉嫌嚴重違紀被免職或接受組織調查，有11名省部級腐敗高官獲判無期徒刑以上重刑。今年2月12日，中組部還證實，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因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黨組書記職務。

反腐形勢“依然嚴峻”，已是多年來的共識。近18年來，只在黨的十六大時中央紀委向黨代會所作報告中用過“比較嚴峻”一詞，兩個月后，即十六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報告繼續沿用“依然嚴峻”的提法，并持續至今。

今春全國兩會期間，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在談及反腐敗問題時，提到了紅色電影《建國大業》中的一段臺詞：蔣介石對蔣經國說，“腐敗問題很復雜，國民黨已經腐敗到骨頭里了，不是處理一個孔家就能解決的。反則亡黨，不反亡國。”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腐敗問題解決得如何，直接關系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的生死存亡。”這位全國人大代表直言道。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作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要加快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突出問題，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把查辦大案要案作為反腐敗的重要舉措，同時更加注重制度建設。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對本刊記者表示，當前腐敗現象在許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都普遍存在，“對于未來的反腐敗工作，在深層次改革方面，要表現出決心。”

中國監察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李成言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現有反腐舉措，仍不足以治理腐敗的蔓延，仍需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完全建成，最終還是需要一部反腐敗法。”中央黨校反腐專家林喆教授對本刊記者說。

2005年年初，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8年印發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2009年中央出臺了4部反腐方面的政策和黨內規章，并在司法層面新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些法規、黨內規章的頒布，在很多方面彌補了過去的空白。在林喆看來，下一階段，需要將這些年頒布的黨內規章提升到法律層面，讓這些規定變得更強有力。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還指出，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具體包括：嚴格執行廉政建設責任制，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和嚴格管理，認真落實領導干部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定期報告制度，等等。

關于官員財產公示法規起草的進度，3月8日，列席北京代表團全團會議的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在會后表示，目前監察部有專門的部門在起草建議稿。對于財產公示的主體，馬馼稱目前形成了多種方案，可能從準備提拔重用的干部做起，也有可能從分管房地產、建筑等高危崗位官員人手，目前還沒有定論。

在查辦大案要案方面，高層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兩會前夕，溫總理與網民對話時表示，“無論什么人，有多高的職務，只要他們違法亂紀、貪污受賄，都會受到嚴厲懲處。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手軟。”他還介紹，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將把查處主要領導侵權瀆職、貪污腐敗作為第一位的任務。

在作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時，溫家寶再次強調，認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員以權謀私和瀆職侵權問題。針對工程建設、土地使用權出讓和礦產資源開發、國有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重點領域存在的問題，加大查處違法違紀案件工作力度，堅決懲處腐敗分子。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未來反腐的關鍵，在于能夠科學地分配權力，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狀況，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一把手”，尤其是各級黨政機關的“一把手”的權力。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指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積極推進政務公開和經濟責任審計，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任建明認為，解決“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是反腐取得實效的關鍵，也是未來需要積極地去試點、去推行、去實踐的一項工作。“當然難度也是很大的，但這是根本之道。”

“對于未來的反腐敗形勢，還是有信心的。”任建明說。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全過程

今春全國兩會前夕，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同做好群眾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形勢和任務的發展變化對群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積極探索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新途徑新辦法。他強調，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社會管理主要是對人的服務和管理，說到底是做群眾的工作。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這是做好社會管理的根本方法，也是做實群眾工作的關鍵路徑。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社會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社會管理的對象已經由傳統的以單位為基本單元的“單位人”為主體，轉變到自主擇業、自由流動的“社會人”為主體。社會管理的對象、內容和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諸如“小白領”等新興群體的公民意識、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傳統的社會管理工作方法已暴露出種種“不適應癥”。

分析當前一些地方在社會管理中出現的各種“不適應癥”，集中在一點，在于那里的社會管理者在實際工作中沒有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沒有把群眾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實，當然也就沒有牽住群眾利益這個“牛鼻子”。以近年來屢屢曝光的城市管理中的問題為例，為什么城管與攤販之間的矛盾屢屢激化，而社會大眾基本上一邊倒地同情、聲援小攤販們？原因在于那些城市管理者不切實際地片面追求城市的整潔，卻沒有設身處地地為攤販的生活生存和市民的日常生活著想，也缺乏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和藝術。

殊不知，賣漿引車者流雖然不起眼，甚至因為占道設攤影響市容而令某些領導生厭，但這些小買賣人不僅是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也往往維系著一個個底層家庭的生計。筆者了解過一個賣早點的小販，她每天早上4點就要起床拉著三輪車趕將近2小時的路進城做生意，做到早上9點就得收攤。這樣忙碌奔波的收入是平均每個月2000元左右。靠這點錢，這名小販不僅供養了上學的女兒、長年生病的丈夫，還伺候著年邁的婆婆。而恰恰因為有了這個攤點，這戶家庭雖然清貧卻仍保存著珍貴的溫暖和希望。試想，如果城管不問青紅皂白一腳踢走了這個攤點，其實也就意味著斷了這戶家庭的謀生之路，至少這戶家庭就難以穩定了。

當然，我們并不是鼓勵亂設攤，但城市管理者如果能體恤底層民生之多艱，就完全能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推行柔性引導和管理。在城市管理到底是要穩定還是要干凈這樣的問題上，領導干部如果是站在群眾立場上作研究、下決策，就必然會以民生為先、以和諧穩定為先，絕對不會為了面子的光鮮或部門的利益而顢頇行事、肆意奪人飯碗。

“要聽得懂草木的嘆息”。領導干部如果以“我”為本、我訓你聽，我管理你服從，甚至視百姓為草芥，在決策時根本不顧及群眾的切身感受，是不可能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的。我們唯有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努力解決他們牽腸掛肚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問題，扎扎實實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才能不斷完善社會管理，從而實現社會和諧。要從根本上消弭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的裂痕，需要多方面多部門的共同努力。時事聚焦

中國（2011年3月5日-3月11日）監察部部長：今年將首次登記管理“裸官”。

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5日介紹，今年我國首次對“裸官”進行登記管理，今年還將為官員財產申報和社會管理建立基礎的制度支撐，將推出以身份證為基礎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發改委：“十二五”將實現保障房覆蓋率達20%。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徐憲平6日指出，未來五年，要建設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萬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蓋率達到20%。同時也明確提出對于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實行廉租房制度。對城鎮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賃住房保障。對于中高收入家庭，將實行租賃和購買相結合的商品房制度。國務院扶貧辦：未來十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

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新聞發言人洪天云7日介紹，十一五”時期我國貧困人口從6431萬減少到2688萬，5年年均減少748,6萬。未來10年，我國將把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作為扶貧開發工作首要任務，力爭到“十二五”末，貧困人口顯著減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農民工進縣城落戶將一律放開。

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7日透露，農民工進城務工落戶問題的有關政策已經制定完成，未來，農民工進入到地級市，有三年的穩定職業，也就是有三年的勞動合同，能夠繳納社會保險的，可以落戶；進入到省會城市，包括副省級城市、大城市的，要合理控制、創造條件，逐步落戶。

火車票年內全網絡訂票高鐵全面實名制。

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8日做客新華網表示，今年內鐵路將全面實施網絡訂票。同時，今年春運時期試行的車票實名制較好地遏制了倒票行為，有利于列車的安全管理，將在更大范圍內推廣車票實名制。近期，將首先在高鐵全面實行車票實名制。財政部：進一步細化公開中央財政預算。財政部新聞發言人戴柏華8日表示，2011年，財政部將在進一步細化中央預算編制的基礎上，繼續加大財政信息公開力度，擴大公開范圍，細化公開內容。

三部門再發通知取消就業體檢中乙肝項目檢測。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和衛生部9日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切實取消就業體檢中乙肝項目檢測，進一步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嚴厲查處違法違規行為，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防止就業體檢中乙肝項目檢測行為發生。2011年新農合補助從120元提至200元。

衛生都部長陳竺9日介紹，今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城鎮居民醫保補助的水平會大幅度提高，去年是120元，今年是200元。但新農合補助水平總體來說相對比較低。國際（2011年3月5日-3月11日）印度執政聯盟分裂。印度國大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中的重要成員——印度德拉維達進步聯盟5日突然宣布退出執政聯盟。德拉維達進步聯盟在印度議會中擁有l8個席位，該黨派的退出決定使印度國大黨面臨新的危機，并有可能導致提前大選。美軍再發射新型太空飛行器。

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5日成功發射第二架X-37B軌道試驗飛行器，計劃飛行時間9個月。X-37B長8.8米，實際上是一種“迷你航天飛機”，往返太空和地面，可重復使用。但它并不搭載宇航員。印度成功進行一次導彈攔截試驗。

印度6日上午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射一枚自行研制的攔截導彈，成功攔截大約3分鐘前發射的一枚模擬地對地彈道導彈。這是印度第六次實施反導試驗。印度國防部官員說，印度彈道導彈防御能力“已經成熟”。穆迪再次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7日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Bal降至Bl，前景展望為負面。穆迪表示，該機構是根據希臘政府在2010年為應對債務危機實施穩定增長計劃的進展情況作出這一決定的。美國開始部署新歐洲反導體系。

美國海軍“蒙特雷”號導彈巡洋艦7日出發前往地中海，并將在這一地區部署6個月。“蒙特雷”號是美國旨在支持歐洲導彈防御系統派往地中海的第一艘導彈巡洋艦。這是自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提出在歐洲分階段部署導彈防御系統新計劃以來的第一步實質性部署。經合組織今年1月通脹率穩定在2.1%。

總部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8日公布的報告顯示，今年1月份能源和食品價格繼續上漲，再次推高整體消費價格指數，經合組織地區1月份消費價格指數上漲2.1%，與去年12月增幅相當。阿富汗武裝沖突去年導致2777名平民死亡。

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9日發表一份報告指出，2010年共有2777名阿富汗平民死于武裝沖突。與2009年相比，人數增加了15%。報告顯示，阿富汗武裝沖突過去4年共導致8822名平民死亡，并呈逐年增加趨勢。突尼斯宣布解散前執政黨。

突尼斯一審法庭9H宣布解散前總統本·阿里時期的執政黨突尼斯憲法民主聯盟（憲盟），同時凍結和清算該黨的一切財產。自從1月14日本·阿里政權被推翻后，突尼斯已先后解散了憲盟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和總統辦公室。

日本更換外相。日本首相草芥人菅直人9日任命松本剛明出任新外相，接替因接受旅日外國人違法政治資金而辭去外相職務的前原誠司。松本是民主黨2009年9月上臺執政以來的第三位外相。日本發生8,6級地震。

日本11日發生地震。據中國國家地震臺網測定，震級為里氏8.6級。震中位于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約20公里。東京有強烈震感。日本氣象廳已發布海嘯預警。瞭望關注

云南盈江地震已造成25人死亡250人受傷

云南盈江縣3月10日中午發生5.8級地震，震位于北緯24.7度，東經97.9度，震源深度約10公里。截至3月10日23時30分，已經造成25人死亡，包括5名學生，250人受傷，其中134人重傷。房屋倒塌1039戶、3147間，嚴重損壞4994戶、22054間，輕度損壞7532戶、24950間。隨后，當地又發生4.7、4.5級兩次余震。據介紹，近兩個月來，盈江已先后發生了1200多次5級以下地震。

盈江地震發生后，正在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云南代表團全體會議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說，胡錦濤總書記專門就這件事作了重要指示。

3月10日15時30分，國家減災委、民政部將之前針對盈江地震啟動的四級應急響應等級提升至三級。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帶領由民政、發改、教育、財政、交通運輸、衛生、地震等部門組成的國家減災委工作組緊急趕赴災區，協助指導抗災救災工作。國務院救災工作組于3月10日晚間抵達盈江地震災區，傷員救治、遇難人員善后和群眾的轉移安置等各項救災工作正在有序展開。此外，多支救援力量也馳援盈江，各方救災款物陸續抵達。

地震發生后，盈江教育系統緊急疏散中小學生，全縣中小學停課到3月14日，沒有損壞的學校3月14日開課，損壞的學校將搭建簡易帳篷盡快開課。瞻望前瞻

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性

當前，群眾對教育的期待越來越高，發展各級各類教育的任務艱巨，教育決策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性，需要抓住四個關鍵環節：一要全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二要系統掌握社會公眾對教育的需求，充分了解社情民意；三要梳理、歸納、整合各種不同的教育訴求，找到最大共識；四要合理設計教育制度，統籌安排教育資源，使教育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立足國情、了解民意、尋求共識、形成對策，是一個復雜過程。成立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就是要打破常規，以制度化的形式，集合高層次各界代表，從宏觀和全局層面為教育改革發展出謀劃策。這是保障教育決策更加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更加符合教育自身規律、更好反映人民群眾期盼的制度設計。

教育規劃綱要制定過程被認為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典范。制定過程得到這樣的評價，其意義不亞于對綱要本身的肯定。

規劃綱要制定的過程中，咨詢專謇的作用得到充分體現。100多位海內外高層次專家組成咨詢組、500多位各領域專家學者組成重大戰略專題組，近2000人直接參與了國內外調研活動。

實踐證明，各界代表特別是專家的參與能夠更多渠道、更加廣泛地聽取民意；能夠集中智慧，深入交流，更有效地形成共識；能夠整合經驗，準確把握教育規律，更客觀地提出對策，從而為規劃綱要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持。靈魂工程：建設撥心價值體系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2120字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貫穿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各個層面，需不斷增強全社會的認知認同，并轉化為人們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今春全國兩會上同樣受到重視。

來自高層的信息表明，中央近年來高度關注、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相關決策部署正在逐步到位。

受訪權威專家強調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們黨理論創新的一個重大成果，是加強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諧社會建設的重大舉措，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對于引領全體社會成員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進步具有重大的意義。它鮮明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用什么樣的精神旗幟團結帶領全體人民開拓前進、中華民族以什么樣的精神風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問題。包容多樣凝聚共識

中國共產黨長期注重思想教育和引領、整合社會思潮的工作。權威專家分析，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加速期和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各類社會熱點問題疊加出現，利益主體多元，各類思想活躍。

從國內來看，一方面，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特點更加明顯。隨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道德觀念更加多樣，引領和整合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現實利益相互交織。各種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影響著人們對現實利益的取合，現實利益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社會上的許多熱點和敏感問題，源于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源于群眾的切身利益，源于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往往是思想認識問題與現實社會問題相互交織，一般認識問題與政治原則問題相互交織，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與別有用心的人的插手利用相互交織，境內思想動態與境外社會思潮相互交織，加大了問題的辨別和處理的難度。

而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信息傳播手段多樣便捷；各種社會力量都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使得思想理論領域呈現出十分活躍、十分復雜的狀態。

從國際角度觀察，隨著中國日益成為全球大國，西方輿論中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發展前景不確定論”，以及“中國責任論”等此起彼伏，其中既有對中國的“棒殺”，也有蓄意高估中國實力、夸大中國作用、過度渲染中國影Ⅱ向、讓中國承擔更多與發展中國家地位不相稱的責任的“捧殺”。而這些理論的立論依據，則都與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路線密切相關。

高層判斷認為，中國處于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關口，執政黨和社會各界對中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理念等重大問題需要達成共識，同心同德，共謀發展。

因此，如何能夠有效引導社會思潮和社會輿論，直接關系著黨執政思想基礎的鞏固，關系著能否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激發人民群眾參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活力。在權威專家看來，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既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亦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探索引領、整合的有效途徑

在高層的部署中，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利于進一步夯實意識形態工作的基礎。

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將作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基礎工程、靈魂工程。按照有關要求，抓緊制定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施綱要》；采用多種舉措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貫穿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融入到社會生活之中，不斷增強全社會的認知認同，并轉化為人們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

同時，要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整合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和辦法，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思想觀念的影響，使社會始終高揚主旋律。

從青少年健康成長著眼，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正確認識國際形勢變化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各地要建立健全學校、社區、家庭“三位一體”的教育網絡，進一步凈化未成年人和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網絡環境。?

在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營造良好輿論氛圍中，要加強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關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職工的思想動態和心理健康，關心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既有效維護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又引導企業職工依法理性表達利益訴求。

結合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在全社會繼續開展民族團結教育，進一步推動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在新疆、西藏及其他民族地區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主題教育，進一步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歸屬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對偉大祖國的自豪感。“達成共識的基本手段是溝通理解”，受訪權威專家指出，主管部門先后推出的“六個為什么”、劃清“四個重大界限”、“七個怎么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深層次理論和現實問題的學習讀本，是引導干部群眾澄清模糊認識、分清重大是非界限的有效嘗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方位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正在獲得廣泛認同，但隨著人們思想意識多元多變的特征日漸凸顯，也為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帶來難度。文／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首次提出始于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2007年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進展情況，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進行了調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獲廣泛認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這一理論上的科學概括，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了理論前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將黨的主張、國家意志、社會要求和人民意愿統一起來，把政治與倫理、理想與現實、民族性與時代性結合起來，是一個結構完整、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的科學體系。

在實踐中，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得到了實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探索，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新理念，為這一體系的建設創造了實踐條件；而黨中央高度重視則提供了政治保障。

調查顯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作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得到了比較普遍的認同。調研中，61.78%的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成為指導思想”，68.48%的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先進文化的代表”，62.87%和73.17%的人對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保持較高的認同度，88.16%的人能正確認識和評價鄧小平理論，78.03%的人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81.64%的人贊成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已逐步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調查顯示，79.92%的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絕大多數人贊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已成為全國人民開拓進取、創造嶄新業績的力量源泉。調查中，77.92%的人贊同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70.31%的人贊同改革創新是時代精神的核心。調研發現，高學歷群體對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建設取得的成績肯定度更高。

社會主義榮辱觀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知榮辱、講正氣、樹新風的文明道德風尚正逐漸形成。調查顯示，80.15%的人對社會主義榮辱觀有較高程度的了解，63.22%的人認為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對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繼承和發展，86.84%的人認為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我國社會生活的主流價值觀念。在多樣中謀共識難度增大

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也存在不少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是，部分理論工作者和高校教師，甚至在課堂上公開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已經過時，主張用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取代馬克思主義，甚至有的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公有制，主張私有制。在調研中，只有44.57%的人明確反對“逐步私有化是我國改革的方向”，42.85%贊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逐步融合、走向趨同”。在調研“對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自由價值觀的目的的看法”時，有47.65%的人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自由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二是，部分干部群眾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缺乏、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淡薄，大學生的理想信念令人堪憂。部分黨員干部雖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共同思想基礎，但卻認為它只是政治宣傳，沒有現實應用的價值和意義；有的表面上把馬克思主義擺在重要位置，嘴里喊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卻不付諸行動；有的雖付諸行動，卻熱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至于共同思想基礎的內涵是什么？為什么要鞏固？怎樣鞏固？卻不甚了了。在對大學生的調查中，學生的理想主要集中在生活和職業理想上，只有10%左右的關注社會和道德理想。

三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認知與踐行存在脫節現象。調查發現，在了解社會主義榮辱觀的80.15%的人中，很了解的有31.18%，但只有15.79%認為“弘揚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我國目前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做得相對好的方面，這表明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認知與踐行明顯脫節。

四是，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仍存在與現實生活相脫節、遠離老百姓生活的問題。調研顯示，在回答“您認為馬克思主義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時，58.87%的人認為是宣傳教育形式化，位列四個候選項的第一，另外，有56.81%人選擇“西方主流思想理論的影響”，有54.52%人選擇“私有經濟比重越來越大的影響”，有39.19%人選擇“難以解釋現實”，有36.21%人選擇“部分單位的領導權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上述問題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六點：部分領導干部內心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對它冷嘲熱諷，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在回答“您認為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時，52.40%的人認為“部分領導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產主義”。

部分領導干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缺少憂患意識。他們以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沒有大問題，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患有高度近視。在實際工作中重經濟建設，輕理論學習，覺得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無，導致經濟建設和理論學習“兩張皮”現象愈演愈烈。貧富差距與黨內腐敗現象使得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產生疑問，甚至抵觸。如果馬克思主義政黨不能解決貧富差距與腐敗問題，勢必會使群眾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在回答“您認為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時，76.03%的人認為“干部腐敗問題”。這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到黨和政府的威信與執政基礎，也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理想信念。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形式主義現象仍比較突出。調研中，第一選項是認為馬克思主義被弱化的原因是宣傳教育形式化。

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蘇東劇變使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谷，一些人特別是部分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生命力產生了懷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產生了動搖。在回答“您認為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時，37.76%的人選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蛻變”。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目前處于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熱點難點問題和群體性事件增多；加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價值選擇、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樣性、多元化、多變性的特征日漸凸顯，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所滋長，為統一認識、凝聚力量帶來了一定的難度。提升理論工作的科學化水平

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本身的理論研究，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理論上能夠說服人、在內容上能夠啟迪人、在形式上能夠吸引人。例如，要進一步探討用簡潔的詞語來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西方學者用具有資產階級特殊內涵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民主、公正、自私”等同語表達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或“普世價值觀”。我國有學者提出“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還有學者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價值理念和價值目標的集中體現等，這些觀點是否準確值得研究。至于核心價值觀、基本價值觀、共同價值觀和“普世價值觀”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更需深入探討。

改善某些教育思想文化單位的領導權，努力提高黨領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教育工作的能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國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要積極掌握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調研表明，有36.21%的人認為“部分單位的領導權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是其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被弱化的原因。因此，特別要關注黨和政府有關教育、研究和宣傳單位的領導班子建設，從組織上確保該單位主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從源頭上治理黨內腐敗，增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感召力和親和力。黨政干部首先應身體力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調查共產主義信念產生危機的原因時，76.03%的人認為是由于干部腐敗問題造成的。因此，反腐敗工作成敗關系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踐行以及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

逐步縮小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為宣傳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奠定牢固的經濟基礎。當前，財產和收入分配的不公而導致的干群關系緊張問題已十分嚴重。當前貧富分化直接影響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影響著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與踐行。

重點抓好黨員領導干部和青少年這兩頭，積極加強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抓好黨員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關鍵。黨員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如何，極大地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理想信念。其次，青少年是黨和人民事業的未來，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對他們的共同理想教育，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通過“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兩頭重點宣傳教育，總體上提升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知度和踐行效果。

必須積極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既要在和諧發展中強調最大的包容性，又要堅決維持意識形態底線的不可觸動性；既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嚴肅性，反對“庸俗、低俗、媚俗、惡俗”的社會流行風氣，又要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傳播的通俗性和生動性。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選擇和確定先進典型的重要標準。在實踐中選擇和確定典型時，要看其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是否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否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轉型跨越“十二五”再造一個新同煤

2010年12月26日，同煤集團煤炭生產量達到1億零38萬噸，煤炭總量達1.5億噸，創建企60多年來最高紀錄，為國家規劃建設的14個大型煤炭基地——晉北煤炭基地的形成，及行業地位的鞏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科技創新，走集約高效發展之路。“十一五”期間，同煤集團開創了發展環境最優、發展速度最快、發展質量最好、員工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新局面。同煤集團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完善了母子公司體制，穩步推進了主輔分離，引進戰略投資合作者，參與國家和省市重點工程建設，實現了由產品經營向資本經營的轉變；以信息化帶動產業化，以產業化促進信息化，全面實施科技興企、人才強企戰略。在工藝技術、裝備制造、科技研發等方面，持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承擔了3項國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支撐項目，開展了200余項科技攻關，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技術，獲得省部級以上科技進步獎45項，實用新型專利22項，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42%。

循環經濟，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十一五”期間，同煤集團以“塔山模式”為典范和標桿，發展以煤炭為主，電力、化工、冶金、機械制造、建筑、建材、物業、旅游等多業并舉協調發展的新格局，2010年僅塔山園區產值就達174.3億元，實現利稅60億元；快速推進新井建設，繼塔山、同忻兩個千萬噸級礦竣工投產后，強力推進東周窯等4個千萬噸礦井建設：資源整合強勢突破，將省內6市14縣區的80座煤礦整合為30座礦井；非煤產業穩步發展，規劃的1 7個非煤項目，建成1 1個，非煤銷售收入比“十五”期間增長了262%。

文化興企，走高效管理發展之路。“十一五”期間，同煤集團始終把企業文化建設作為提升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變的突破口，全面加大創建力度。全面推進精細化、人性化管理，建立和推行了4E崗位精細管理標準體系，按照6S基本行為要素規范了員工行為，推行了干部走動式管理，構建了三工并存、動態轉換考核體系，推動企業管理向文明、精細、集約化轉變；構建了獨具特色的以“人人都是通風員”為核心的安全工作體系，形成了“人人都是通風員”煤礦安全新論，通過安全體系的深入推行，百萬噸死亡率降到歷史最低點，安全工作創出同煤集團歷史最好水平；以深入開展黨的先進性教育和創先爭優等系列活動為載體，通過強化“四好”班子建設和星級黨支部創建工作，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惠及于民，走共創共享發展之路。同煤集團始終從維護員工群眾切身利益出發，發展惠民事業，2010年，員工收入同比提高33.38%。同煤集團投資97.37億元，啟動了建企以來規模最大的采煤沉陷區和棚戶區“兩區”治理改造工程，1275棟新樓竣工，6萬多戶近20萬員工家屬喜遷新居；資助600余名困難員工子女圓了大學夢，幫扶困難員123.8萬人；多方拓展就業渠道，引導幫助16000名青年外出就業創業。轉型跨越，“十二五” 再續新的輝煌。“十二五”期間，同煤集團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緊圍繞全省轉型發展的總體部署，深入貫徹企業戰略發展體系，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延伸拓展多元產業，發展壯大新興產業，以煤為基做好煤炭主業大文章，以煤興產做好非煤延伸大文章，以煤興業做好文化旅游服務大文章，形成“黑色煤炭、綠色開采，循環經濟、吃干榨盡，高碳產業、低碳技術”的發展模式，加快建設“循環、低碳、綠色、和諧”的現代化綜合能源大集團，沖進世界500強，為“百年同煤”奠定豎實基礎。同煤集團70萬員工群眾將按照“十二五”規劃藍圖，在新的5年必將實現跨越式發展，再造一個新同煤。市場體制改革新突破口

“我們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改革創新，從根本上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

“如果仔細研讀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會發現通篇都在談改革。對改革的態度和勇氣，非常堅決。”3月10日，國務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長向東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應從深化改革角度認識和理解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新特點和新內涵，“政府工作報告集中表述了一個重大判斷：必須繼續推進改革，才能消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促進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今春全國兩會期間，許多代表審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都感受到了這個鮮明特點。“政府工作報告的一大亮點或者難點就是改革。”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勝利石油管理局局長王立新直言自己比較關注改革，“不深化改革，就不能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很多問題也難以解決。報告中提到很多需要深化改革的領域，都很務實。”

不過，態度和勇氣的堅決，也暗示當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向《瞭望》新聞周刊解釋說，“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逐步完善，尤其是推動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進而協調推進政治、文化、社會等改革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我們已經建立了經濟發展或者快速發展的體制機制，但在如何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建設方面還相對滯后。”

按照他的分析，目前，中國正在從下中等收入國家向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作為中等收入國家，其成敗關鍵，已經不再是基本技術和勞動力，而是極端需要而又供給不足的體制機制，“越是到中等收入國家階段，利益格局調整就越困難。”

在向東看來，改革就會涉及利益調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不合時宜的利益體，必然會竭力維護既有格局，“即便如此，歷屆政府在改革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所言，“必須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具體到政府工作報告改革工作部署，向東向本刊記者透露，“報告盡管篇幅有限，只要報告中提到的改革領域，都有具體方案。”展望2011年乃至“十二五”期間的市場體制改革工作，他認為將會在六個方面實現關鍵性突破，為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根本性基礎。

繼續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雖然國有經濟的比重在降低，但綜合實力、影響力、控制力大大增強。”向東介紹說，目前，中央企業超過80%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和通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以及運輸、礦業、冶金和機械等支柱行業。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資產總額達到24.3萬億元，凈資產9.5萬億元，凈利潤8489.8億元。

“十二五??時期，向東指出，繼續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關鍵是把著力點始終放在做強做優、提升綜合素質和業務核心競爭力上，通過實施轉型升級、科技創新、國際化經營、人才強企和和諧發展戰略，全面提升中央企業整體素質和發展質量。”

其一，繼續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具體而言，合理收縮中央企業分布范圍，推動國有資本向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的領域集中，推動國有資本向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推動國有資本向國有企業主業集中。

其二，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鼓勵中央企業進行不留存續資產的整體上市，主業資產已經整體上市的，通過多種途徑實施集團層面整體上市。

其三，進一步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加快企業國有資產基礎管理條例等重點立法；強化全員業績考核，增強考核的針對性、有效性；合理調控中央企業職工收入分配水平，完善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和福利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出資人財務監督和產權管理；整合監管資源，切實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定期向社會發布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信息和國有資產的經營情況，穩步推進央企財務信息公開；加快建立健全國有金融資產、非經營性資產、自然資源資產監管體制和境外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大力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十一五”時期，我國推出了一系列促進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公有制經濟發展取得新的重要進展。2005年底至2010年6月，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從430萬家發展到789.4萬家，占全國實有企業數的72.4%；注冊資本由6.1萬億元增長到16.5萬億元。個體工商戶由2463.9萬戶發展到3328.4萬戶，注冊資金由5809.5億元增長到1.2萬億元。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前500家戶均營業收入總額從2005年的41.6億元發展到2009年的94.7億元。民營上市公司由2005年的402家增加到2009年的972家。

目前，個體、私營企業提供的就業人員占全部新增就業的90%。我國現有民營科技企業15萬家，國內發明專利的65%和新產品開發的80%均來自中小企業。～卜-五”前四年，私營企業進出口總額以高于全國增長率19%以上的速度增長。

不過，向東也指出，目前民營企業在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競爭、平等受到法律保護方面以及市場準入上，仍存在一些體制障礙，“?十二五?期間，將繼續堅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其一，加快構建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制度環境。要以平等使用金融資源為重要取向，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以平等使用科技資源為重要取向，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以平等使用人才資源為取向，推進人才體制和培訓體系改革；以平等使用財政資源為重要取向，推進府投資體制和采購體制改革。

其二，加快構建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環境。要健全公平的市場準入制度。凡是法律沒有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凡是對外資開放和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向國內民間資本開放；要健全公平的產權交易制度，促進民間資本的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要健全公平的對外投資政策體系，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

其三，加快構建各種所有制經濟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制度環境。要繼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權制度，切實解決不同性質市場主體和法人平等保護問題。完善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徹底清理修改不利于民間投資發展的法規。全面清理、精簡或整合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和涉企收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向東介紹說，“十二五”期間，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積極構建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科學發展的財稅體制、運行機制和管理制度。首先，著眼于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其一，力爭首先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劃清中央與地方的支出責任；其二，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分類規范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進一步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其三，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將部分適合更高一級政府承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其四，把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力爭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著眼于提高預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預算編制、執行和管理制度。

一是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健全公共財政預算，提高公共財政收入質量；強化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提高基金預算的規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政策，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試行范圍，加快推動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工作；規范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擴大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編報范圍；取消預算外資金，將所有政府性收入納入預算管理。

二是健全預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完善支出標準體系；進一步增強地方預算編制的完整性；加強預算執行管理；依法加強稅收征管，強化非稅收入管理；完善各單位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制度；深化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

三是健全完整規范的預算公開制度。在完善預算編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公開范圍，細化公開內容。結合修訂預算法，明確預算公開的原則和主體，完善預算信息披露制度，強化預算公開責任制度，加快預算公開的法制化、規范化進程。再有，著眼于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收制度，深化稅制改革。

其一，強化稅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作用。穩步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逐步消除重復征稅；充分發揮消費稅促進節能減排和引導理性消費的作用；完善企業所得稅制度，鼓勵科技創新；全面改革資源稅；開征環境保護稅。

其二，充分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完善消費稅制度，進一步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完善財產稅制度；健全社會保障籌資機制。

其三，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在統一稅政的前提下，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培育地方支柱稅源。對于一般地方稅稅種，在中央統一立法的基礎上，賦予省級人民政府稅目稅率調整權、減免稅權，并允許省級人民政府制定實施細則或具體實施辦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向東指出，首先，要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繼續深化國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機構改革。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促進證券期貨經紀機構規范發展。強化保險機構的創新服務能力和風險內控能力，加強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深化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改革，穩步提高資金運作水平。促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

其次，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增強流動性管理功能。深化股票發審制度市場化改革，探索建立國際板市場。積極發展債券市場，穩步推進資產證券化。推進期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規范發展私募基金市場。完善市場法律法規。繼續推動資產管理、外匯、黃金市場發展。

其三，完善金融調控機制。優化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健全貨幣政策決策機制，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環境。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拓寬使用渠道，提高收益水平。

其四，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健全金融監管機構之間與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體制。制定跨行業、跨市場金融監管規則，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資源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

“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任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向東指出，推進這項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同時，要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在當前物價水平比較高的情況下，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節奏和力度，改革不能影響群眾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群眾的基本生活。”2011年工作重點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完善成品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目前成品油定價機制，仍存在一定不足：價格調整滯后不能及時反映市場變化；由于成品油價格公式透明、調價周期過長、市場調價預期顯性化，引發的市場投機現象比較突出等。下一步完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重點是將滯后價格變為適時價格，建立與國際市場變動相適應，反映國內市場供求特征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并有利于保障國內石油供應的穩定性；要進一步規范天然氣價格管理，逐步提高天然氣價格，完善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天然氣價格隨生產運行成本動態調整的機制。

其二，完善各類電價定價機制。對居民用電實行階梯價格，按照電力消費量分段定價，即居民用電越多，支付的電價水平將呈階梯狀逐級遞增；要形成保證電網企業合理利潤、有利于促進電網持續健康發展的輸配電價格機制；實施峰谷分時電價、豐枯季節上網電價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優惠電價政策；全面實行峰谷分時電價，逐步建立反映市場需求和能源短缺的銷售電價機制。

其三，推進水價改革。目前已經在全國17個大中城市開展階梯水價制度。擴大水資源費征收范圍，提高水資源費征收的標準；實行農業用水計量收費，推行面向農民的終端水價制度；提高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價格，推行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完善取水許可證制度；探索建立水權市場，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水權有償轉讓。

第四，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這項改革試點目前已經擴大到7個省區市。今年要研究制定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的指導意見。積極穩妥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目前，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在3000多萬正式職工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從業人員三項相加，占總人數的3/4。其中，教育系統人員即達到一半左右。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向東指出，“推進這項改革，難度很大，任務繁重。主要是改革涉及人員多、行業面寬；機構類別比較龐雜，不是簡單的執法類、公益類和經營類的歸類就可以界定清楚的。”

他分析說，由于我國該納入公務員管理的部門沒有納入公務員管理，使一些公共機構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資源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很普遍，把服務變成了收費以滿足部門和個人利益需要。有的事業單位現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強化了公共機構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浪費和公眾利益的損失。

《公務員法》頒布以后，有些單位既有公務員，也有事業編制人員，界線進一步模糊。人員知識素質和業務素質差異很大，特別是事業單位聚集了各行各業的大量人才，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激勵機制，發揮事業單位員工的積極性，將會造成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對政府威信造成很大的損失。個別事業單位對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偏離了公共服務這個公共機構的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結構在改革中很難被打破，成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最大阻力。

因此，事業單位改革既有緊迫性，也有必要性。根據中央的部署，事業單位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確、運行高效、治理完善、監管有力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務優先、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服務公平公正的中國特色公益服務體系。改革的主要思路將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的要求，總體設計、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先行試點、穩步推進。

向東介紹說，按照現行改革方案，主要是將現有事業單位化分成三類：一類是主要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這類單位屬于“政事不分”。要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第二類是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屬于“事企不分”。此類事業單位要逐步轉制為企業，讓其走向市場，實行企業化經營理；第三類是主要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要進一步整合資源，強化公益屬性，加強政府監管。對這類事業單位雖繼續保留，但要改革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還要改革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險制度，完善財政支持政策。法治中國新起點

“十二五”期間將重點加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以及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的立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后，立法機關的腳步并沒有緩下來。

3月10日，吳邦國在向全國人大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來，放到法律配套法規的制定上來，同時還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與時俱進和發展完善。”

吳邦國表示，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到2010年底，我國已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對現行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集中清理工作。

研究人士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如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繼續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完善這一法律體系，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面臨的重大課題。“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里也明確提出，要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無論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改善民生，涉及的法律可能都是數十部。因此，法律體系的完善與法律體系的建立一樣都是系統性的工作。

中央黨校教授侯少文對本刊表示，“十二五”規劃突出了法制建設，這是黨的十四大以來，重大決策與立法相結合的經驗借鑒，可以保證決策更加法制化，也能更好地保證決策的貫徹執行。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任務艱巨而繁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政府研究所所長于安對本刊記者說，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不斷探索并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得以與國家的發展變化相匹配，從適應性和適應程度來看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突出“發展”主題

在于安看來，中國的法律體系建設，與西方法律體系建設道路有一定的相同之處，但更有自身的獨特軌跡。

法國大革命后，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建立了以民法為中心，以自由主義和市場為基礎的法律體系。其最大的特點表現為刻意忽視不同利益群體的實質差別，以所有人都有參與公平競爭的能力為前提，國家對不同的人提供相同的法律保護。這一法律體系導致的后果是加劇了社會分化，引發了社會矛盾。

此后，為了緩和這種矛盾，西方的法律體系逐漸過渡到第二階段，從自由主義、市場主義轉向關注社會分配、正義的福利國家法律體系。該法律體系強調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以勞動者權益保護為中心，但仍舊以市場自由競爭為基礎。這標志著社會法時代的到來。

在中國，自1993年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但市場帶來的社會分化現象也比較明顯。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民生建設和社會管理，立法的重點也由經濟向社會轉變。前為中西法律體系形成路徑的相似之處。于安還指出其本質區別如下：

西方的市場經濟過于追求自由和競爭，而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以發展為主題。中國的政府具有西方國家沒有或很少有的“發展”職能，與此相應，中國所走的法制道路既不是西方的市場型模式，也不是社會福利型的模式，而是突出發展主題，市場法律建設和社會法律建設相協調，能同時協調市場和社會關系，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型的法律體系。

侯少文也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包含“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兩個定語。1992年以后，我國的法律大多圍繞著市場經濟立法，這其中借鑒了國外的法律體系，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國外的法律體系有共性。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自身的個性和特點表現為，它是和社會主義相聯系，并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是對國外法律體系的照搬，也不存在攀比。適應新的發展方式

在過去的立法進程中，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與法律相沖突，乃至法律與法律之間不一致的問題曾長期存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此也高度重視，并于2009年進行了集中清理。

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廢止了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采取了打包修改的辦法，修改了59部法律當中的141個條款，使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做到了和諧統一。2010年又集中開展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

到2010年年底，共廢止了7件行政法規，修改了107件法規中的172個條款。有立法權的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較大市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共廢止了455件地方性法規，修改了1417件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清理工作也全面完成。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表示，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這三個層次的法律規范做到了內在和諧統一。

談及完善法律體系的舉措，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作了展望。一是更加注重對現行法律的修改完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代表們提出的議案有81%涉及到對法律的修改。主要原因是有些法律的規定在制定法律的時候是合理、有效的，但隨著社會發展它可能不再有效合理。

二是更加關注配套法規的制定工作。法律的實施較為復雜，法律規定有時候比較原則，很多法律法規的落實要靠配套法規的制定。三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沒有盡頭的工作，因為總會有新的問題被提出，需要通過法律手段調整。于安認為，未來的立法任務依舊繁重，不只是對法律進行修補，而是要使市場立法和社會立法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

他表示，現行的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紀90年代制定的。1992年以后我國的法律才開始系統性建設。1993年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掀起一陣立法的高潮。而當時的法律大多建立于初級的、粗糙的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法律制定的背景、依據與數量型、粗放型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在新的發展階段，原有法律中的許多內容會對新的發展方式構成制度性障礙，這是未來立法工作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講，轉變發展方式將會調整原有利益格局，實現這一目標依靠自發的市場調節難以實現，也需要法律提供必要的支撐。未來立法三大重心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重點加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以及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的立法。” 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侯少文認為，應對重大項目投資進行立法。他指出，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大的干擾是盲目投資、貪大求洋、大干快上等行為，沒有效益，熱衷于搞面子工程和政績工程，最終結果可能是勞民傷財。要把不良發展方式遏制住，關鍵要抓住項目投資這一龍頭。政府花多少錢、投資多大的項目，必須經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不能是政府首長說了算，也不能是政府的某一些會議就決定。在于安看來，轉變發展方式主要靠科技創新、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這三者的共同點是投入成本高，收益時間長。嚴格按照這種要求推行，一屆政府在任期內可能就看不到政績。這就需要對考核體系等進行調整，相關的法律也需要修改。

于安認為，需要通過立法，提高技術創新在生產要素中的作用，使得企業把取得利潤與技術創新結合起來。對國有企業，除了考核其利潤增加值外，還要考核其保值增值的手段和途徑。民營企業則可以通過市場準入、稅收等手段對其進行引導。這就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法、公司法等的修改問題。

他表示，科技創新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要靠教育，而高校的改革方向不能完全實行企業式的管理，不能完全走合同化的道路，這不符合原創式創新的規律。同時，高校的行政化也成為摧毀創新的又一力量。過去對創新的獎勵是讓研究者擔任一定的行政職務，擔任行政職務就是對創新的一種肯定，結果可能造成教師相互攀比。未來應讓研究人員與管理人員適當分開，這些又涉及教師法、教育法、事業單位改革立法的修改或制定。

在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上，侯少文認為，需要制定新的國有資產法，目前的法律范圍比較狹小，僅限定在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而國有資產還包括金融性資產和服務保障型資產。這些都應該納入國有資產的范圍，可以借鑒人口普查的方式，對國有資產進行普查，摸清全國人民奮斗了60多年后的家底。

侯少文還建議，可以設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由國務院一位副總理兼任主任，專管國有資產，每年向人大報告保值增值的情況，現有的國資委可以容納進來。

“對遺產繼承權的限制是社會正義的一面旗幟”，于安認為，需要解決貧富差別的代際延續問題，通過立法扭轉代際延續的狀況。這一現狀造成的貧富延續，一定程度上會遏制創新，會產生寄生型的階層，看起來是家庭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問題。

于安還表示，當下住房已成為最大的民生問題之一。在提供者、消費者和管理者三者中，作為最大群體的消費者不能在其中受益，那么商品房制度就違背了原來的初衷，也就需要考慮制度的設計是為誰服務。針對高房價問題，政府實施了一系列調控，但都是在原有法律基礎上采取的暫時陛行政措施，支撐這種現狀的根基一法律并沒有改變，因此推高房價的土地財政等手段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政府自身建設方面，受訪專家認為至少需要從如下多方面解決：

一是政府的廉潔問題，這涉及領導干部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以及相關監察機制的完善等。侯少文表示，第一步可以小范圍推行，一萬人納入就可以，具體包括縣委書記、縣長，市委書記、市長，省委省政府組成人員．，中央政府組成人員。于安則建議，從新提拔的官員開始執行，將財產申報作為提拔的前提條件，并逐步擴大范圍。

二是加強財政立法。預算法的修改已擬納入2011年的立法計劃，侯少文對此表示贊同。此前財政轉移支付的分配、使用，以及專款使用等都是在政府系統里循環，透明度不夠。人大應當真正把預算管起來，對其進行審議通過并監督實施。

三是對政府機構編制進行立法。目前提出法治政府的建設，更多建立在政府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要求上．停留在道德層面，應通過立法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包括機構的設置、職能的確定、內部機構的設定、機構與機構之間的關系等都需要在法律層面予以明確，防止部門間“打架”或留下管理空白。

“通過對機構編制立法，對權力進行依法設定，這就從根子上解決了違法用權問題，諸如?三公消費?等也就能更好地解決了。”侯少文說。四是要加強發展改革立法。發展是中國政府最突出的職能之一，但立法卻很少涉及。“跑部錢進”正是缺乏約束的表現，未來可考慮通過立法，把不科學發展的手段擋在門外，而不是地方政府現在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后“法律體系”立法動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務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動的終結

帶到2011年全國兩會的議案里，全國人大代表、知名法學家王利明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另一邊，全國政協委員楊維剛也遞交了類似提案，“社會救助法立法時機已經基本成熟”，楊維剛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有關立法或修法的議案提案之多，一如既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透露，代表們提出的議案有81%涉及對法律的修改。

大量訴求體現在社會民生和經濟轉型領域，這與執政黨提出的施政綱領相吻合。正在接受審議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亦提出“重點加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以及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的立法”。

最高權力機關的立法任務依然艱巨而繁重。“立法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3月10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工作報告中如是說。社會立法的高峰期

在去年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經代表聯名提出議案，社會救助法已被列入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的預備項目。雖然該法草案未按預期過會審議，但同被列入當年立法計劃的社會保險法順利出臺，為國人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大保險項目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

“社會保險法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的社會保障法律，意味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革開始從長期處于試點狀態的試驗性階段進入定型、穩定、持續發展的新階段。”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保研究專家鄭功成評價道。

此前數年間，最高立法機關先后對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作了全面修訂，頒布實施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這些事關民生的支架性法律，構成了社會法的基本框架。“國家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的法律制度叫做社會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徐顯明解釋，社會法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七個法律部門之一。在239部法律（含憲法）中，社會法有18部。

“未來三五年將是我國社會立法的高峰時期”，鄭功成判斷。2011年全國兩會關于社會立法的議案提案，成為這一判斷的注腳。

住房保障法繼續被建議加速出臺，由國家立法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對不同收入群體將采取租、售不同的住房政策。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透露，在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過程中，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提出了我國住房保障的總體框架和相關制度設計，形成了基本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見稿，并已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各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門的意見。

慈善事業法繼續被建議加速制定，以推動我國慈善事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據了解，民政部已將慈善事業法草案送審稿報送國務院，制定慈善事業法已列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

學前教育法繼續被建議加速制定，明確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2010年1 1月，溫家寶總理在北京就學前教育發展進行調研時明確指出，要“通過立法把發展學前教育納入法制軌道”。據了解，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已經建議教育部門及時總結調研經驗，盡快啟動立法程序。

信春鷹介紹，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修改職業病防治法，主要是解決職業病鑒定的機制和體制問題，使職業病的鑒定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從而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將制定精神衛生法，強調精神健康的政府服務和政府責任。

此外，還將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提高個稅起征點，調整稅率幅度，更合理地降低納稅人的負擔，以改善民生。促政府和經濟轉型 同樣已擬被納入2011年計劃的，還包括修改預算法和制定行政強制法，二者對加強政府自身建設裨益良多。

預算法修改稿2010年上半年曾密集征求意見，按照財政部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的打算，應于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審議通過，但實際上未按預期列入議程。

現行的預算法于1995年頒布，因缺乏法治、公開的預算運作，被詬病導致大量稀缺的公共資源被用于對公共利益無關的領域。“人大的預算審批權需得到法律保障，政府行政部門的預算變更權應適當限制”，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在本屆政協會議上就預算法修改連發9份提案。

行政強制法也是醞釀已久。2009年8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草案）》進行第三次審議以后，還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但尚未出臺。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張春生認為，行政強制法是以法律規范行政強制行為的重要立法，經過反復修改，有望近期審議通過。

在今年1月國務院頒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后，“法院強拆”取代了“行政強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應勇為此建議，全國人大加快出臺行政強制法，并在立法中考慮城市房屋拆遷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明確對國有土地上房屋進行征收補償決定強制執行的相關制度，合理劃分法院和政府部門的職責。

張春生認為，完善政府自身建設，還應將行政訴訟法修改提上日程，包括修改受案范圍、管轄規定等等。此外，還要努力制定行政程序法，對各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程序規則作出統一規定。

對于“十二五”立法重點，信春鷹表示，還要用法律來鼓勵創新、鼓勵自主知識產權、鼓勵科技進步。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仍然呼吁把電信法列為一類立法項目，加緊制定出臺，以規范和促進電信產業的迅速發展。這部法律的立法進程已持續20多年，被期待能從體制上協調好部門間利益，切實推進三網融合。

作為能源領域基礎性法律的能源法，2006年即已啟動起草工作，被寄望能加強能源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形成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

在新能源產業發展方面，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會法案室主任薛惠鋒此前透露，盡管已有可再生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從法律制度層面予以保障，但在實施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下一步還將從立法上逐步規范。

3月10日的吳邦國委員長能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對去年全國人大的監督工作有這樣一段總結：常委會組成人員強調，一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積極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切實抑制戰略性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過快增長。二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戰略基點，重點突破影響我國未來發展的重大科學和關鍵技術，努力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搶占技術制高點。三要大力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普及，不斷提高農業科技貢獻率，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業持續發展和農民穩定增收。觀察人士認為，這段總結，也可看作是未來立法促經濟轉型的一個動向。地方軟實力建設的“硬件”

許多地方把軟實力建設簡單地理解為文化建設，而與經濟和科技等硬實力發展完全對立化，這其實是對于軟實力概念的誤讀 楊令書：北京大學國家軟實力研究院執行院長。

軟實力競爭現在正是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新動向，也是國內區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更多的是在國家層面的討論和運用，地區軟實力建設則是對軟實力概念非常重要的衍生和實踐。它既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和強大推動力，又具有開創性和挑戰性，新的困難和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逐漸浮現。

目前我國地方各級政府對于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但在全面性和執行層面仍有許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地方軟實力建設的提升：首先，許多地方把軟實力建設簡單地理解為文化建設，而與經濟和科技等硬實力發展完全對立化，這其實是對于軟實力概念的誤讀。“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外交政策、政治制度方面的影響力。對于地方軟實力建設，它是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務、居民素質、形象傳播等非物質要素之上的城市社會凝聚力、文化感召力、科教支持力、參與協調力等各種力量的總和，是對其他地區的感召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其次，各地方在軟實力建設過程中往往忽略了自身特性，缺少對軟實力建設規劃的自我調節。盡管軟實力建設需要統一概念、建立權威的指標體系予以支持，但是完全依賴于同一種建設模式反而限制了制度創新和城市發展；在執行層面上，有些城市的軟實力建設還只是停留在口號宣傳層面，缺乏清新務實的發展戰略。軟實力建設只有在經濟產業、制度政策、科技教育等多方配合和支持下，才能深入人心，持續發展，有效地促進地方綜合競爭力的提升。

針對地方軟實力建設的發展現狀及主要問題，結合國內外研究結構的案例分析和理論探索，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地方軟實力建設需要加強以下工作：

加強軟實力理論學習，完善地方軟實力目標體系。地方軟實力發展的片面性主要受制于軟實力理論和指標體系研究的不完善。軟實力理論體系和評價體系的完備，能夠幫助地方政府認識到軟實力建設的關鍵問題，在地方發展政策制定時，兼顧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雙向發展，達到最高的政策效用。同時，也可以簡化并促進社會各界對于地方軟實力的理解，采取比較一致的積極態度，推動地方建設。

提升軟實力與發展地方經濟雙管齊下。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性盛會。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不僅僅拉動城市經濟發展，促使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極高地抬升了北京、上海、廣州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鞏固和發展了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創新意識，推動了城市軟實力的提升。多國政要、知名學者，海外游客的到訪推動了世界對于中國的進一步認識，也增強了北京上海與世界各地經濟、文化合作交流的機會。國際性盛會落下帷幕后，卻拉開了城市新一輪軟實力建設的序幕。城市建設發展中，無論是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國際化建設都互相影響且缺一不可。

依據不同的城市功能與地方特性選擇相適應的提升軟實力戰略。軟實力建設也需要因地制宜。城市根據其形態、規模不同，可以分為大型城市、中等城市、城鎮、農村等，每一類的城市群體都對國家整體的發展起著不同的作用，同時也擁有自己的發展特征和發展途徑。比如，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以及各省會城市，承接了區域經濟發展中心、行政中心的功能作用，城市文化更突出國際化和包容性，城市軟實力建設也更強調其國際影響力和區域帶動能力；對于中小城市，宜居性、獨特性則是其城市吸引力的保證。在地方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更需要通過生態人文的保護、自身獨特自然資源和文化內涵的發展，來塑造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品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鎮鄉村的軟實力建設則應該結合“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發展戰略，經濟發展與軟實力建設齊頭并進。

發展公共服務，將軟實力建設具體化。軟實力發展是一個更持久的、范圍更廣泛的城市發展戰略實施過程。舉例講，對于地方文化的保護，僅僅是遺產保護級別的確立或者媒體宣傳是不夠的，它更需要將文化與產業發展結合，與學校教育接軌，與民眾日常生活融合，才能帶來社會各界與地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動，才能長久地發展和塑造地方文化特色。再比如，地方政府擔任著關鍵角色，因此當地方醫療、交通、社會治安等公共服務逐步改善，政府執政能力和辦公效率大大提升后，地方軟實力環境以及對投資者、人才等各方人士都將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中國“中等收入”前行路徑

增加經濟自主能力，發揮大國優勢，更好地創造和分配財富，是中囡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 2001年，中國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2010年中國GDP總量達到39.8萬億元，人均GDP按年終匯率估算超過4000美元，進人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環顧左右，阿根廷、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便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目前仍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

針對一些國家賴以從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戰略，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其向高收入攀升的情況，2006年世界銀行在其《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概念。如今，這個陷阱魔咒會否降臨到正努力邁向更高收入的中國身上？

“在中等收入階段，一國原有的發展模式所產生的重大矛盾將會使其自身難以持續下去，并產生巨大的風險”，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的王小廣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就是美國。盡管如此，美國在實現現代化的時候，人口規模只有大約2億人。以中國現在的人口總量，如此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前所未有，因此要對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做好充足的準備。”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則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一個偽命題。”

在他看來，“西方提出這個概念，是在推卸責任，是要讓人誤以為?中等收入陷阱?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客觀現象，而實際上很多國家發展到此階段后之所以難續輝煌，其實是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擺了一道?。”

為什么世界工業化已經進行了250年，而近200個國家中只有少數發達國家？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是否真的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為了厘清背后的真相，本刊記者特別進行了深入采訪。陷阱還是被陷阱

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地區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5.1%、5.7%和5.6%，大多數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在其后的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卻風光不再，出現了經濟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拉美研究所原所長蘇振興，這位曾經于上世紀70年代在拉美生活_了多年的專家告訴本刊記者，和不少人的感覺不同，拉美國家在上世紀一度出現的經濟快速增長并不是因為“賣能源發了財”，實際上，當時大部分拉美國家的能源消費普遍依賴進口廉價石油。

“他們當時的成功，主要應歸因于這些國家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進程。”蘇振興指出，在1870-1930年代，拉美國家確實一度通過出口資源和農產品、礦產品而獲得了貿易繁榮。但在1929年大蕭條以后，國外需求減少，資源賣不出去，拉美國家不得不開始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化。但是，這種工業化模式下的產品多為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活消費品，競爭力不強，所以拉美各國只能依靠高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的產業發展。

在他看來，如果僅僅依靠有限的國內需求很難讓本國的產業有大的發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重建期間，外部市場需求激增，這讓幾乎未受戰火影響的拉美各國如魚得水，產品大量出口帶動了國內經濟的高速增長。

“然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蘇振興指出，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國家的產業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競爭力，但他們卻將這種短暫繁榮的假象視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并且堅信不疑，甚至在此種發展模式遇到困境的情況下，依然“舉債堅持”，結果當歐亞多國在戰后逐步恢復元氣之后，拉美國家因產品競爭力不足導致其海外市場大幅萎縮，再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工業化成本提升，經濟發展一蹶不振。

“一個?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搞到80年代，半個世紀都沒有改變，能不出問題嗎？”采訪中，蘇振興向記者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但在江涌看來，拉美地區搞“進口替代”工業化之所以最終失敗，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只是為了將拉美變成自己的經濟后院，而不能讓其真正發展壯大。

“這一點，門羅主義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所以后來美國在拉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目的就是要讓拉美的經濟始終依附于它。”江涌提醒道，當中國邁人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直將中國視為最大對手的美國，也同樣不會善罷甘休。王小廣更愿意從經濟體自身探尋原因。

針對拉美國家的教訓，這位多次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的學者認為，“競爭力是核心要素。”沒有足夠的產業競爭力，經濟發展就會成為無源之水。

更進一步來看，王小廣認為，“無論出口導向還是投資導向，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失敗或成功。例如不少東南亞國家依賴出口雖然失敗了，但?亞洲四小龍?卻成功了。問題的關鍵是具體采取哪種模式。”

“日韓模式是自主出口導向，就是說?以我為主?，主動選擇利用世界范圍內的各種資源，自主生產產品進行出口，并和國際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最終達到和它們同樣的競爭力，從而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保證其順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對照拉美的中國反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而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采訪中，多位專家認為，從發展的內外環境看，當前我國同樣面臨不容忽視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王小廣認為，“中國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并未帶來產業競爭力的顯著提高，這一表現最具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在制造業方面，我國具有世界競爭優勢的產品、品牌極少。”

他向本刊記者提出了一個衡量競爭力的指標——世界500強中中國企業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大于中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

“如果GDP比重小于企業占500強的比重，說明經濟競爭力就強。”他以日本為例，2006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比重為9.3%，但在500強中，其企業所占比重超過了16%；同年韓國有14家企業進入500強，占約3%，它的GDP不足全球GDP的2%。如今中國的GDP比重大概是8%左右，但世界500強中只有30多家中國企業，其比重低于GDP比重。

“需要強調，總量多并不一定能說明競爭力強，還要看這些企業的結構。”王小廣認為，競爭力更主要是看其中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的比重，尤其是沒有壟斷性質的企業。“中國這30多家，大部分都是壟斷性質的企業，而且有不少也不是制造業。”他直言。

“可以畫兩條增長曲線，一條是規模增長的曲線，一條是競爭力增長的曲線，現在的情況是后者可能遠遠低于前者，如果能讓二者同步的話，中國就不會掉入陷阱。”他說。

對照拉美，王小廣認為應該認真反思“過去30年，中國在發展政策上存在兩個過度依賴”，一個是出口，一個是投資”。

讓他感到憂慮的是，當今中國的出口中有很大一塊依靠的是外資。“雖然一般觀點認為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大，但實際上如果除去外資占出口的份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并不過大。”

“外資企業（包括港澳臺、外商投資）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為56,3%，所以我們真正的問題是對外資依賴過大。”王小廣指出。在他看來，一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資，是一種偷懶型的快捷發展策略，它的嚴重缺陷是政府的行為越來越短視，且抑制了本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增長。

“過度依賴外資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我們生產的產品長期處于低端，喪失對產業鏈的控制權，本國企業垂直化分工發展嚴重不足，相當多的中國企業的生產融入全球產業鏈，造成國內許多重化工業及高技術產業的產業鏈極短，企業自身的競爭力也就難以提高。”他強調。類似的模式困境在投資領域也存在。

“投資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大量投向技術更新和人力資源，它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發展能力，當然是越多越好。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房地產行業成為了投資的主要領域。”

王小廣說，房地產下游全是高耗能行業，其自身的技術進步也很有限，對下游產業升級的要求不強。因此，過度依賴房地產的發展模式，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現象難以抑制；另一方面，使得資源、資金及人才都傾向于房地產業，不僅影響經濟的宏觀資源配置效率，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而且會導致其他部門（與房地產不相關的部門）自主創新的投資不足。

“暴利型的房地產業發展使許多其他行業對創新持悲觀態度，許多制造業將新增資本大量投入房地產就是這種負效應的表現。”他對記者表達了擔憂。

穩定中矛盾風險增加

對于上述困境，王小廣認為，調整發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兩個過度依賴”轉變為“兩個依靠”，即增長動力轉變。所謂兩個依靠就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內需，內需的擴大和升級主要依賴于擴大消費需求，同時主要依賴自主創新能力而不是資源、資本的過度投入。“盡管近年來中央一直提出要擴大內需，但實際上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依舊乏力，消費及居民消費率近年來持續走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

他向本刊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從1993年開始，盡管消費總體規模在不斷增長，但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呈現快速下降態勢，到2009年分別降至48.0%和35.1%。不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低于處于同一發展水平的“金磚四國”其他三國。2008年我國消費率分別比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低18.7、32.5和15.3個百分點。

問題還不止于此，按照受訪專家的判斷，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主要建立在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基礎上，然而隨著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在不斷減少。這一切讓專家們深深感到擔心，未來支撐中國發展的動力或將比過去的30年大大降低。

另一重風險則來自于社會方面。在受訪專家看來，前30年的經濟增長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因為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

“過去30余年社會轉型積累了一些問題，比如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改革、農民稅負問題、教育醫療住房問題、土地拆遷問題等，都積累了較多的社會矛盾。新階段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系更為復雜，由此使社會矛盾與社會風險呈現新的特點。”遲福林認為，未來我國社會總體穩定的態勢不會變，但社會矛盾和風險增加也相當明顯。

而更大的挑戰在于，相比較前30年的改革突破，未來我國各方面的改革都將進入深水區，特別是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既有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從國際環境來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就要發生變化。原來靠出口低級的產品就可以，但再往前發展，就面臨著產業升級和分工體系的調整，因此必定要和發達國家產生各種利益沖突。”采訪中，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元春教授說道。“當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而如今中國卻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讓西方國家很不適應。于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層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江涌的態度更加直接。

他說，“發達國家不希望他們賴以生存的國際秩序被打破，不希望有他國來分享他們的利益，因此當一個國家有可能成長為他們對手的時候，會想方設法加以遏制。” 大國機遇抵御“陷阱”

盡管面臨多重風險，但受訪專家依舊認為，只要處理得當，中國完全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大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13億國民的潛在需求是我國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其能不能及時有效地釋放是避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這也是小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備的條件。”王小廣說。

“大國因素很重要。”劉元春也持同樣觀點。他向本刊記者談到，此前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為中小國家，或是人口有限，或是經濟總量有限。

“小國很脆弱，沒有自己的產業體系，沒有縱深度，沒有規模，缺乏抵御風險的能力。所以當中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外貿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的時候，可以發現中國的規模化效益大幅度顯現。”他說。而遲福林則將這種規模優勢歸納為四個方面。

其一，城市化將帶來巨大的投資消費空間。他認為，過去30余年，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是形成許多矛盾與問題的根源之一，而今后中國的城市化率將呈現加快推進態勢。

“有研究認為，未來幾年我國城市化率有可能以年均提高1.1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推進，到2015年達到53.5%左右。”遲福林估計，城市化率對投資的彈性系數為1.9，這意味著帶來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需求累計將達52.8萬億元左右，年均超過10萬億元。

其二，擁有7億人口的中國農村，是未來世界消費版圖上的最大亮點。遲福林表示，從近幾年的發展看，我國農村消費正處于加快啟動的時期。“尤其是在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政策刺激下，農村消費潛力開始釋放。如果農村消費水平能夠在未來10年達到城市當前的消費水平，根據2008年數據靜態測算，農村每年將新增2.7萬億元的消費規模。”

其三，中西部發展空間巨大。我國中西部幅員遼闊，但相當多的地方仍然處于欠發達狀態。從發展角度看，意味著這些地區的投資需求巨大。

其四，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帶動新興產業發展，可以帶來巨大的消費空間。遲福林以文化產業為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僅占GDP比重的2.5%，遠低于美國的25%、日本的20%以及歐洲的10%～15%。未來5年，如果文化產業增加值提高到5%以上，文化產業的增加產值將達到3萬億元，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新的支柱產業。不僅如此，由于我國社會轉型剛剛起步，因此社會需求拓展的空間同樣巨大。

遲福林說，我國前30年改革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社會轉型才剛剛起步。未來5年加快社會轉型，推進社會建設，既可以緩解社會矛盾，釋放社會壓力，又可以帶來巨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僅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例，未來5年要初步實現均等化目標，大致需要投入20萬億元的財政資金，使居民消費率提高3～5個百分點，將有效地促進我國走向消費大國。”遲福林指出，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轉型而推進的社會建設，有利于在主體多元化的格局下理順社會利益、優化社會結構。如果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未來5～10年達到總人口的40%左右，就可以初步形成一個“橄欖”型社會，夯實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此外，我國在發展進程中獨有的制度紅利也不可忽視。遲福林認為，未來5年是我國改革的關鍵時期，一旦改革有實質性突破，被某些傳統體制抑制的發展活力將被有效釋放出來，由此將極大地拓寬經濟社會發展空間。

在應對外部風險時，大國優勢也會表現得十分明顯，采訪中，多位專家對記者表示。因為中小國家實力弱，在遭遇外部挑戰時，很難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機。而中國則不同，既有足夠的回旋余地，又能憑借自身的大國實力去爭取利益。“不僅僅是利用全球化，還可以導演全球化。”

“傳統的動力源泉還沒有完全枯竭，而一些新的增長機制又開始顯現。”劉元春認為，這使我國具備相當多的有利條件，足以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出現大的沖擊，按照當前的發展形勢，我國有可能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再用10年左右時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遲福林認為。

一周網淡：網民力挺提高貧困線標準（三卿）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2055字

本周，兩會是網民關注的中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不少議案提案成為網民熱議話題。比如，政協委員沈雯建議提高貧困線標準的提案；同時，網民對從兩會上傳出的廉政建設方面信息高度敏感，比如，省部級以下不配專車，今年將首次對“裸官”登記管理等信息，均是網民關注度較高的熱點。網民力挺提高貧困線標準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沈雯在遞交的提案中稱，目前人均年純收入1196元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使過億居民人為“被脫貧”，建議把現有貧困線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這份提案經媒體報道和網絡廣泛轉載后引發網民熱議。不少網民贊同提案中的觀點，認為貧困線標準制定應與時俱進。也有輿論認為，貧困線標準的制定應考量國家的整體財力。“標準”應與時俱進

有網民表示，政協委員提案關注貧困線標準，折射出“窮人經濟學”的要義。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國家也幾次調整貧困線標準，但是應該看到，相對于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物價上漲幅度，貧困線標準的上調速度仍然顯得過于緩慢。

有網民說，貧困線標準的上調速度落后于經濟增速和物價漲幅，其必然結果就是貧困人口數量被低估。一些名義上已經脫貧的人群實際上可能仍然很貧困，卻因為收入超過貧困線而失去獲得政府救濟的權利。如果這種不協調得不到重視和解決，可能阻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網民認為，貧困線標準不僅與社會公正有關，更與經濟發展倫理相關。因此，與時俱進地提高貧困線標準，擴大扶貧救濟的人群，不僅是當前改革收入分配的題中應有之義，臺情合理，而且迫在眉睫，勢在必行。“線”該如何劃定

對于貧困線究竟應該如何劃定以及解決貧困問題，網民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有網民提出，建立貧困線標準與物價聯動、與地區差異相適應的機制。有網民主張建立貧困線標準與物價水平相聯系的機制，當物價上漲到一定程度時，自動修改貧困線標準。

有網民說，貧困線標準應因地制宜，綜合物價指數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消費水平高的地區，貧困線標準可以高一些，反之標準可以低一些。一些網民提出，貧困線的設定可以借鑒最低工資標準，由全國設定基本貧困線，同時允許不同地區根據不同人群，實施差異調整。

另一些網民提出，我國現有的貧困線標準的目標是保障貧困人口的“生存”，而未來提高貧困線的著眼點應落在“健康生存”，即滿足讓人生活健康的標準。我們不僅要關注貧困人口的生存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貧困人口的發展問題。

也有一些網民提出，提高貧困線標準確實是惠及民生的重要舉措，但也應充分考慮國情，不可盲目提高標準。網民：對“裸官”監控應更嚴厲一些

據媒體報道，日前，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在接受采訪時稱，今年我國將首次對“裸官?進行登記管理。報道引起網民關注和熱議。網民在對中央這一舉措表示支持的同時，也紛紛表達對其效果的擔心。

有網民說，為防止貪官外逃，有些地區采取了官員家人出國申報制度，國家也通過多種渠道緝拿外逃官員，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貪官外逃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從外逃貪官前赴后繼層出不窮來看，效果并不理想。外逃貪官中，不少就是“裸官”。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對“裸官”僅止于“登記”是沒有意義的，應該監管措施更嚴厲一些。有網民提出，雖然不是所有“裸官”都一定是貪官，但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國外定居，至少表明該官員及全家用“腳”投了自己國家一票，表明他們對自己國家沒有信心。因此，建議國家對“裸官”立法，取消“裸官”在政府的任職資格。還有網民表示，建議對“裸官”進行重點財產審查，調查其送妻兒出國定居的途徑和資金來源。同時，將“裸官”登記信息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網民：“省部級以下不配專車”做得到嗎? 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原副書記李宏透露，近期中辦、國辦下發“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省部級官員提升職務后不能換車，省部級以下單位車輛不固定到人。對于這個公車改革新規，網民總體上給予了比較正面的評價。

不少網民表示，公車改革終于出臺了省部級以下不配專車的規定，如果真能落實，那將大大節約行政開支，值得期待。但也有不少網民表示對這個新規信心不足。有網民說，省部級以下不配專車聽起來很好，可誰去抓落實，又如何抓落實？有網民說，名義上不是專車，可縣委書記用的車別人敢用嗎？無人敢用也就成了事實上的專車，這種情況怎么管？

不少網民表示，嚴格規定配備專車級別是公車改革和管理的重要內容，但希望中央在嚴厲打擊公車私用方面出臺鐵腕舉措。有網民說，建議所有公車統一標識并標明監督舉報電話，方便廣大人民群眾和媒體監督。同時，配套出臺一個公民檢舉獎勵制度，這樣，既可解決對數量龐大的公車監管難的問題，又能對敢于公車私用者起到震懾作用。“中性偏緊”治理通脹新周期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3993字 防通脹成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工作首要國標，已成共識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胡作華 黃玫 姚玉潔 羅博

“穩定物價”與“限購令”，一度是2011年全國兩會開幕后排名“兩會話題熱榜”前兩位的焦點話題。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目前物價上漲趨勢已逐步平穩，有信心保持今年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此前，統計部門經對統計方案的權數構成進行適當調整之后，公布了2011年1月份CPI為同比上漲4.9%，低于社會上預估的“達到5%以上”。3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月份CPI同比上漲4.9%。

但是爭議仍然存在。現階段通脹的特點是怎樣的？其走勢將會如何發展？現行一些領域實施“限購”的做法能否控制漲價預期？尤其是以“限購”對付漲價的手法，業內人士見仁見智，觀點別出，深層次治本之策仍待各方面開創性研究。新一輪通脹周期到來

“2011年上半年的物價調控壓力是比較大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考慮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揚態勢，年初的低基數將對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漲幅產生影響，一旦出現氣候或其他漲價因素，個別月份CPI同比漲幅很容易達到5%，甚至接近6%，形成較強的政策調整壓力。

就在幾個月前，我國CPI已在2010年11月份出現一個階段性高點：5.1%。這是近28個月以來最高點。一些專家發表觀點認為，我國物價正處在由結構性上漲向全面上漲擴散的關鍵時期，CPI與PPI已由交替循環波動在2010年下半年變為同步上升的趨勢，增大了未來價格上漲的壓力。

“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不再是令人擔心的事情。”接受《嘹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出U增速下滑，受外部環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數等因素影響，去年以來出口回升明顯，經濟增長勢頭已經確立，2011年經濟增速肯定會高于9%。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提出，從全球貿易環境看，盡管波羅的海“干散貨運價指數”仍在低位波動，全球貿易形勢仍不樂觀，但我國對美、日和歐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已在迅速恢復。2010年前11個月，中歐、中美、中曰雙邊貿易總值分另4增長33.3%、29.5%、24.9%。巴曙松認為，今后一個時期，保增長與防通脹不應再是并列的話題，防通貨膨脹應在經濟工作中占更大的權重。從歷史經驗看，經濟從低位刺激起來，往往伴隨有通脹壓力。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也認為，2011年是新的五年規劃開局之年，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很高，防通脹比保增長對經濟壓力更大。

曹遠征對近30年的通脹問題進行研究對比后提出，本輪通脹跟過去不一樣，原因很復雜，有流動性過剩因素，也有成本推進和輸入性通脹因素。市場上的三個關鍵指標，即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CPI，一年期貸款利率低于PPI，按揭利率低于房價漲幅，這些都是刺激通脹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告訴本刊記者，這輪通脹預期的出現有著一定必然性。1994年我國實施的結售匯制度規定，外匯最終要賣給央行，央行則通過發放基礎貨幣進行收購。隨著我國融入全球市場進程的加快，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也越來越多，結果就是流動性過剩。這恰是中國人民銀行一位高層最近提出“經常項目的順差是目前我國通貨膨脹的源頭”的注解。

這位高層人士表示，由于經常項目貿易順差過大，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央行必須購回美元，從而被迫投放基礎貨幣，而較多的貨幣必然推高物價上漲。由此，新一輪通脹周期的形成似乎無可避免。“盛宴之前 當撤灑杯”

“現在該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時候了。”銀河證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左小蕾的觀點獲得了很多人士認同。他們分析認為，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但物價漲幅應該還是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預計2011年我國CPI漲幅應在4%～4.5%，高的話應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的物價高點。關鍵在于政府應盡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價不致超出可控范圍。

左小蕾認為，CPI最好能控制在4%至5%之內。推高零點幾個百分點，可能在部分商品價格上反差并不明顯。但是經一些渠道渲染后，會激化全社會的通脹預期，從而加劇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積現象，而一定時間或空間內的供求失衡，又會對整體物價上漲形成推波助瀾之勢。巴曙松說，全年物價走勢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勢，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一要看國際資源價格上漲的持續性，2011年如果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走強，那么將增大對國際資源品的需求，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相應會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如果管理不當，有可能在特定時間窗口使經濟呈現從快速增長到階段性的偏熱傾向，從而可能帶來物價上行壓力。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相關穩定物價的措施已在積極跟進。2010年11月21日，新華社受權發布國務院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公布了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穩定農副產品供應、發放價格臨時補貼等16項措施。12月份開始，不少商品價格出現了企穩或回調跡象，當月CPI漲幅下降為4.6%。

問題并未根本解決。2011年1月，銀行業貸款投放繼續呈現高歌猛進之勢。統計數據顯示，1月份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04萬億元，盡管低于市場預期，但是隨后貨幣當局接二連三出臺緊縮手段表明，面對壓力不小。

一些專家提出，由于本輪通脹預期是流動性、成本性、輸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貨幣政策難以解決全部問題。同時，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價在某一時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的調整，改善社會的經濟、貿易和投資消費結構，控制通脹預期的愈演愈烈。

曹遠征說，中央及時把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是非常理智的。貨幣寬松和工資上漲一旦形成循環就很難收斂，因此當前收緊貨幣非常重要，這是打斷循環的必須。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僅要“穩健”，而且應該是“中性偏緊”。

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認為，解決通脹問題不只是貨幣政策的事情，還要運用財政政策等綜合性措施。對于負利率問題，政府可以選擇對低收入家庭加大價格補貼力度，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按受通脹影響程度對社會群體進行分類，相應采取補助措施，使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適當提高。深層次調整向何推進

周其仁認為，流動性過剩與某些信貸投向不合理現象是互相推漲的，幣值不穩定會加劇投資者浮躁心理，由于擔心貨幣貶值，很多資金都跟去炒房地產、做風險投資，反過來又加劇物價上漲。這些問題都必須從匯率、利率形成的制度層面著手化解。如果投資者老老實實辦企業、賺錢、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負利息，以后還會有人安心做企業、做產品嗎？

中國銀監會創新部副主任尹龍說，當前貨幣現象中，結構也是大問題。導致物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的信貸資金沒有流向實體經濟、中小企業等生產領域，而是停留在流通環節。結果，一方面都說流動性過剩，一方面中小企業、“三農”乃至商業銀行自己都感到缺錢，銀行間隔夜利率還在不斷上漲。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貨幣政策司副司長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規定國內企業必須結匯才能享受退稅，現在政府是鼓勵出口企業把外匯留在境外，但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原因，企業和商業銀行都不愿意持有外匯。加上大量出口順差，現在進來的外匯量太大了，所以平衡進出口已是當務之急，應抓緊研究下調關稅等進口推動措施。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紅輝告訴本刊記者，現有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也在加大通脹壓力。如，證券等直接融資不發達，企業過于依賴銀行貸款，而銀行貸款在流通中有著“乘數效應”；銀行贏利模式仍以“吃利差（貸款利息減掉存款利息）”為主，銀行存在強烈的放貸沖動；銀行信貸過于集中于房地產領域，這個領域資產膨脹太快，等于是在創造貨幣。

曹遠征說，國內銀行業為什么要依賴“吃利差”，為什么放貸沖動強烈，是因為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壓力大。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就提出了要素市場化目標，但利率、匯率至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調節貨幣政策也應盡量多用市場化途徑，當務之急是要讓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負轉正”。

在他看來，匯率的問題也是一樣的，要在國際上形成穩定的幣值，只有通過市場來決定，所以應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第三國使用，可以鼓勵東南亞、南美一些國家到香港借人民幣，從中國進口機械、設備、勞務，讓人民幣進入對方資產負債表，成為計價、結算、儲備工具。這既是為全球經濟再平衡作貢獻，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幣進出通道，緩解國內通脹問題。

曹紅輝分析，現在國內的資本項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購買外匯規定不能超過5萬美元，辦理程序還很麻煩，客觀上助長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幣和國家外匯儲備“兩頭閑置”的局面，應該放寬居民對外投資的渠道，鼓勵居民購匯和使用外匯。

周其仁提出，當前我國貨幣超發的核心問題就是匯率收儲方式問題，即央行發放基礎貨幣收購外匯。建議用國企上繳利潤、土地出讓金收入等設立財政性匯率調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收集起來用于購匯，這樣既能保持匯率穩定，又不影響國內幣值穩定。“此外，吸納貨幣最直觀與最根本的途徑還在于啟動投資與消費，應下決心把政府和國有企業掌握的一些社會性資源向民間開放，進一步開放民辦教育、民營醫療，而不是把進入鋼鐵業和煤炭業的民間資本趕出來。”周其仁說。公車改革兩大難點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2061字

難點一，如何依法做到公車信息公開，讓人民知道準確的公車數量以及公車費用；難點二，如何在制度上擺脫公車使用者自己監督自己的困境 文／南辰近期，關于公車改革的“給力”消息不斷傳來。財政部日前根據《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出臺了《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從預算決算關口加強對公務用車的管理；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則強調，2011年（公務）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切實降低行政成本；北京媒體報道，監察部有關領導在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時表示：今年“對公車第一步要規范，規范公車的編制，規范其使用范圍，嚴禁公車私用，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推進公共用車的改革。”

筆者認為，這一系列信號印證了黨和政府進行公車改革的巨大決心，顯示了公車改革將逐步深入推進的大勢以及在民意大潮下的不可逆轉性。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沉寂多年的公車改革此輪終于“掛上擋”了。然而，公車改革光是上面政策“給力”還不夠，要想真正前行，還要執行者腳下真“給油”才行。

當前，公車改革的第一大難點就是如何依法做到公車信息公開，讓人民知道準確的公車數量以及政府在公車運行上到底花了多少錢。此前，曾經有很多媒體報道過國內公車每年采購和運行的天價成本，但是一直未能得到權威部門數據的回應。這直接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公眾輿論對模糊估算的公車數量和天價數據寧可信其有；二是公車改革的“原點坐標”沒搞清楚，這樣一來，改革目標就容易長時間局限在不增加這種模糊的初級目標上，難以精確地實現大比例削減的最終目的。

北京媒體近日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表示，向社會公開公車數量不是難事。北京將在3月底得出去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和決算的情況，并進行審計，由此掌握黨政機關的各方面開支。屆時，北京市的公務用車數量便可向社會公布了。將通過“誰申請向誰公開”的方式實現透明化。筆者認為，北京市的做法符合民意期待，也給其他部門公車數量和運行成本公開化、透明化帶了個好頭。北京市治理交通擁堵綜合措施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但是以網民和群眾的呼聲和本輪公務車改革的方向衡量，這應當只是北京市公車改革的“最低標準”。下一步，應當明確北京目前的公務車保有數量，并順應全國公務車改革的大方向，繼續降低北京市公車配備的標準和公車的總數量。

財政部公布的《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也指出：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在審核批復本級各部門決算、匯總編制本級和本地區部門決算時，應當統計匯總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增減變動和預算執行情況，并就有關情況作出說明。筆者認為，這將從制度層面促進公車相關數據的公開和透明，讓公車改革的“原點坐標”逐步變得清晰。

公車改革的第二個難點就是如何在執行關節實施有效監督。目前，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統一貼上公務用車的標示，有的要給公車安裝GPS等。筆者認為，監督公車使用就要加大引入外部監督的力度，并嚴格控制監督成本。原因不難理解，雖然GPS這種高科技手段可以在技術層面實現精準監督，但是在制度層面，如果依然是公車使用者自己監督自己，再好的高科技也可能“啞火”。還要考慮到一部GPS和一個不干膠公務車貼的價格相差萬倍，公車本身如果已經花了10元錢，還要再追加5元錢用于監督，這明顯是一種“高成本車改”，推廣空間顯然不大。而公車“付費私用”如果缺乏公車改革力度的同步加大，就容易淪為對公車濫用的妥協和退讓，更不是良策、長久之策。公車改革還有一層應有之義是遏制公務車成為特權車、霸王車。在這方面，北京目前正在進行有效的嘗試。在為期五年的“文明交通行動”中，闖紅燈、強行超車、非法占用應急車道和公交專用車道等開“霸王車”的行為將受到嚴打。熟悉北京交通情況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以上這些“霸王車”行為中，有一些就是開著各大部門公務車的司機。這些特權思想嚴重、拿交通違法當兒戲的司機敗壞了公務車輛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急需受到嚴格約束。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現在，即使是汽車廠家也意識到公務車的某些“負面”效應。前不久，一位豪華品牌合資企業的中方老總就坦言，對進入公務車采購不怎么感興趣，因為怕網民反感，對品牌產生負面效應。筆者認為，未來，公務車市場的采購主力應當面向自主品牌廠家產品。就像印度，官員齊刷刷坐國產品牌的白色公務車，舒適程度也就等同于夏利。這應當是未來公車改革另一個重要的前進方向。而當官員們乘坐自主品牌車時，自主品牌形象的樹立也會達到全新的高度。

綜合看，公車改革是精細化管理、科學管理的系統工程，技術核心方向是合理壓縮公務車全流程的各項開支，政策核心方向則是以公車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作風轉變，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則是改革深入進行的大前提。明確這些，公車改革才能掛擋給油，真正開起來。公立醫院改革“猜想”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5746字

這個“不代表衛生部黨組意見”的頂層設計，指向了當前公立醫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顯神通的尷尬，可能引發相當深刻的利益格局調整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冉燃

被質疑為“紙上談兵”的公立醫院改革，可能迎來新的轉折。

3月8日，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告訴《瞭望>新聞周刊：“醫改在?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框架下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就公立醫院改革而言，尚需一個有活力的頂層設計，以真正讓600萬醫務工作者作為改革的主力軍參與進來，而不是目前這種觀望、徘徊甚至反感的態度。”

在黃潔夫的設想里，這個頂層設計應當以完善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為突破口，以調動全體醫務人員積極性為主要手段，最終達到深化公立醫院體制機制改革的目標。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曾撰文稱，在系統工程學中，頂層設計是指理念與實踐之間的“藍圖”，其總的特點是具有“整體的明確性”和“具體的可操作性”，在實踐過程中能夠“按圖施工”，避免各自為政造成工程建設過程的混亂無序。

顯然，黃潔夫所說的頂層設計指向了當前公立醫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顯神通的尷尬，可能引發相當深刻的利益格局調整。公立醫院改革迷霧未散 這個頂層設計的表述，濃縮著社會各界數十年來對醫療衛生行業的爭論、實踐與期盼。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國家政策的傾向和社會輿論的偏好，中國公立醫院的改革幾經沉浮。蓋因社會尚未對醫療衛生行業的性質達成共識，對“產業性”還是“公益性”的定位爭論不休。

2009年新一輪醫改啟動之后，社會對此仍聚訟紛紜。比如，對中國醫療衛生領域暴露的種種問題，“政府主導”派認為是“市場化”之過，“市場主導”派則堅稱“市場”從未真正獲得機會，恰恰是“市場化”不夠所致。

業內人士指出，這直接導致公立醫院改革在新醫改的5項重點工作中起跑最遲，且因方向不明而各行其是。

2010年2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公立醫院改革的發令槍終于鳴響。

此后的重要動作包括頒布《醫藥衛生體制五項重點改革2011主要工作安排》等文件，提出以縣醫院為突破口進行公立醫院改革等。而就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有關部門拿出了預約掛號、優化服務流程、建立分級醫療制度、按病種付費等多項辦法。

一些醫衛界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這些文件都對，但又都沒用”，公立醫院怎么改革還是沒有具體思路，“不知道我這個院長能做些什么”。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副阮長林野告訴本刊記者，目前公立醫院改革的一些措施，如優質護理服務、預約診療、無假日門診等，醫院都在做，但這似乎只是在加強醫院管理，并未觸及根本。

更重要的是，不少醫衛界全國政協委員對集納了全國最優質醫療資源的公立大醫院，在此番改革中幾乎呈“作壁上觀”的狀態并不滿意。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原院長俞光巖對本刊記者說：“大家都說今年是公立醫院改革的關鍵年，但我感覺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很多公立大醫院還可以再睡兩三年覺，沒我們什么事。”

來自16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的信息也暴露信心不足的問題。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去年在博客上發表《公立醫院改革步履艱難》的文章：“我估計，余下的20個月要完成試點的任務恐怕很難很難，幾乎難以完成！我認為，投入是一個問題，方向不明更是妨礙公立醫院改革進程的原因。”

廖新波還表示：“如果方向相反，只能越走越遠。如果方向不明，就如同百米沖刺，發令槍響，運動員朝著各自的目標方向跑，結果是彌散在運動場中。”

有關部門則迫切期待公立醫院改革盡快取得突破。3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1年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安排》（下稱《工作安排》），旨在“加快公立醫院改革步伐”。

衛生部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協調工作小組辦公室相關負責人向媒體表示，“以國務院辦公廳的名義部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在改革開放30余年來尚屬首次。”

《工作安排》明確將改革節奏調整為“點面結合”、“邊試邊推”。而有業內人士指出，從最初的“三年試點摸經驗”到“一年試點，一年推開”，再到“加快推進”，公立醫院改革已經兩次提速。

面對第三次提速的推力，這個“不代表衛生部黨組意見”的頂層設計構想能否驅散當前公立醫院改革的迷霧？公立醫院改革能否經由這個設計完成各項“規定動作”？公眾又能否從這個頂層設計分享到渴盼良久的新醫改甘露？ “?包養?，醫院肯定不行”

這個頂層設計的構思，與目前強調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特別是政府足量投入以確保公益性的觀點并不吻合，后者認為，只有政府結結實實地把醫院辦起來，才能讓老百姓病有所醫，才算盡到政府責任。黃潔夫提到，目前社會對公益性的認、識存在3個誤區：

誤區一：現在的公立醫院沒有公益性。在黃潔夫看來，無論世界上哪一家醫院，從職業特征上就界定了其是公益性的，“這沒什么好講的，醫院就是公益性的，無所謂回歸公益性。”

誤區二：公益性就是全福利性，即免費獲得醫療服務。黃潔夫表示，政府的責任是把醫療衛生作為公共產品提供給廣大人民群眾，從來沒有說醫療衛生事業是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服務應該是帶有部分福利性質的公共產品，之所以是“部分”，在于要對窮人等進行救助，但對大多數人來講則是要出錢的，有錢人還要多出錢，“這樣才能使每個人都能夠看病治病，才能保證尊嚴和公正。”

誤區三：醫療服務市場不賺錢的才是公益性的。黃潔夫說，公立醫院進藥要錢，買設備要錢，它離不開市場。“我們很怕講市場，但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那就應該用市場的機制和手段去培育醫療市場。政府則要靠制度設計和監管的雙管齊下實現公平和效益的統一。”

“有人問我公立醫院改革是不是國家要把醫院包起來、養起來，我想不要問這個問題了，政府肯定包不起來。?包養?醫院肯定不行，也不是醫院發展的訴求。”

黃潔夫解釋說，目前美國人均醫療衛生費用是7600美元，而中國跟美國的用藥水平大體一致，這意味著即便政府想包也包不起來，國家什么都不干也包不起來。

中國曾在計劃經濟時期推行過一系列帶有福利傾向的衛生政策，具體到公立醫院，政府即采取包工資，包經費、建設費等做法，以維護醫療衛生事業的“福利性”。

“如果走收支兩條線、包起來那條路，肯定要走回到上世紀60年代，我是那個年代做醫生過來的，那個時候吃大鍋飯，看一個病人、看一百個病人都是拿一樣的錢，任何醫院都不愿多收病人，因為收病人越少醫院就越節省，如果政府把醫院重新包起來，那就回到老路上去了，將是巨大的倒退。”全國政協委員、成都軍區總醫院田伏洲教授對本刊記者評論說。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通過增加財政來養公立醫院，實現公立醫院的公益性，這完全是個神話。”

朱恒鵬分析說，一個醫院若要長期持續經營下去，收入必須彌補成本，并且能夠支付有吸引力的、好的醫務人員的收入，這樣的收人如果不是來自患者和醫保的支付，那就只能長期依靠財政補貼。“如果醫院的收入全部來自于患者，它就必須讓患者滿意才能掙到錢；若其收入相當一部分來自于財政，它的主要任務將是讓行政主管部門和領導滿意，患者是否滿意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兩者孰優孰劣顯而易見。” 讓公立醫院動起來

這個頂層設計構想如得以實施，將沖擊公立醫院現有利益格局，迫使公立醫院動起來，甚至是自我轉型。

黃潔夫表示，公立醫院的弊病就是帶有壟斷性質、缺乏競爭，缺少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為此，他提出一個類似教育部“211”工程的建議，即遴選3000家左右的各級公立醫院，由政府“包”下來，其他醫院則松綁、放開，允許社會資本參與。

本刊記者獲悉，目前中國共有2萬多所醫院，其中公立醫院1.5萬多家。在這些公立醫院中，政府投入約為醫院收入的7%～15%，剩下的運營費用都要靠醫院去掙。“如果一直這樣下去，這個結就還是解不開。”黃潔夫說。

按照黃潔夫的想法，“2、1、1”分別代表2000所左右的縣級水平的醫院、1000所左右的省市級醫院和100所左右的國家級醫院，這個評定應該公開、透明，讓人民群眾，特別是醫務人員廣泛參與，而不是由官方來評定是否人選。“為了創建這3000來家?211?醫院，各級醫院都會動起來，醫院就會拿出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措施來。”

比如，縣級醫院包括縣中醫院、縣人民醫院等，數量很多，如果是一個好的評定機制，那就可以調動縣級醫院的積極性。而這2000家縣級醫院應該能夠覆蓋70%的農民，為其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同時，地方財政也能夠支持得起。

再如，挑選100所左右的國家級重點醫院，這些醫院代表國家的醫療水平，也能夠提供一些特殊服務，如外交需要等。“當前公立醫院幾乎壟斷全部醫療資源，越大的醫院壟斷的資源就越多，排的隊也越長，它們缺乏競爭，沒有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但在一個妤的評定機制下，它也必須有所動作。”

黃潔夫說：“?211?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但這不是隨便想出來的，而是我和衛生部負責醫改的馬曉偉副部長幾經探討、根據政府財力測算出來的。”

針對這個“211”醫院的設想，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教授凌鋒表示，“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想法，也是三年攻堅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而對目前16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的前景，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我已經能夠預料到不會有太多的結果，因為設計上就沒有太多的結果，也就是皮皮毛毛。” “要真正給民營醫院松綁”

這個“大膽的”、“有操作性的”頂層設計，還將面臨社會對民資辦醫的“警惕”——除3000多家“211”以外的醫院都將進入市場，這個安排很可能招致抵觸。

此前有評論指出，即便是對國企壟斷抱怨不斷的社會公眾，亦有相當多人將民資辦醫視若洪水猛獸，在他們的心目中，“公立”、“國有”等字眼似乎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而凡是民營醫院，就是要營利的；凡是要營利的，就是打算昧著良心賺錢的。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民營醫院建起來后，它首先就會開始搞贏利。”

該委員舉例說，他們醫院一位B超醫生退休后跑到民營醫院，去了一個星期，B超醫生就被院長叫到辦公室，院長說怎么搞的，前列腺都是正常？那不行啊，那大家吃啥？今后必須保證前列腺有40%的肥大。于是，B超醫生的片子就開始從前列腺正常變成輕度肥大等，這樣的片子送到醫師那里，醫師就有了開藥的理由。

黃潔夫說，民營醫院的一小部分確實是靠虛假廣告騙錢，但在這個現象的背后，是民營醫院沒有相應政策支持、發展受到限制。“你要相信大多數的民營醫院是好的。在我去過的民營醫院，我看到大多數的收費都比公立醫院低，浙江甚至還有專門收治精神病人的民營醫院，而精神疾病屬于公共衛生范疇，我挺感動。”

黃潔夫表示，不能只是在口頭上講一講鼓勵、支持民營醫院，而要真正給民營醫院松綁，以辦好民營醫院。如此一來，才“不至于我們一談到民營醫院，就聯想到虛假廣告，就很害怕”。

黃潔夫說，臺灣的經驗證明，民營醫院的發展大有必要。據他介紹，臺灣在實行全民健保之前，80%是公立醫院，在1995年實行全民健保后，情況調轉過來，公立醫院不到20%，而且它的民營醫院競爭力很強，比如長庚醫院的醫療水平就超過了政府舉辦的臺大醫院。黃潔夫表示，可以通過資產置換進行區域性的結構調整，參照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鼓勵、吸引社會資金和外資參與醫療事業的發展，擴大優質醫療資源的供給。“在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并且不斷增值的基礎上，迅速將醫療衛生事業的蛋糕做大，這樣才能使所有醫院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同時，也保證其經濟效益。”

談到保證醫院經濟效益的理由，黃潔夫說：“沒有一個贏利手段，沒有一個激勵機制，沒有一個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醫務人員待遇收入越來越高的基礎，談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就是空話。”

黃潔夫強調，有關政策應保證民間資本在進入后能分到蛋糕，這樣才能激活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從而解決醫改需要大量資金的難題。同時，還要保證“分到的是做大的蛋糕中的一份，而不是原來的一份”。

無疑，在這個頂層設計里，公立醫院的產權改革將是一個難以繞開的話題，而社會對醫院產權改革的記憶并不美好。比如，在醫院產權改革沸騰的2003年，不少地方政府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等名頭下，紛紛“甩包袱”，加入到所謂“國退民進”的拍賣盛宴、改制狂歡中，后大多遭到質疑乃至清算。

但一些研究者認為，新一輪醫改對基本醫療保障、對基層醫療機構等的大舉投入，為重提醫院產權改革奠定了基礎，因為收支兩條線的計劃經濟式管理是條死胡同，產權改革方案卻有希望闖出一片天，從而完善醫院運營機制和管理水平。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國恩去年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國有資產會不會流失，本質上是轉制中的資產評估和監管執行力度層面的技術問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問題。這種擔憂可以理解，但不是無法規避或減小。事實上，觀察各地的醫院改制，大多情況是，改制后的國有資產不僅保值增值，而且幅度大大超過預期，宿遷醫院改制、昆明醫院改制等都是如此。”

種種跡象表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已是勢在必行，作為此項改革最大的難點之一——公立醫院改革無從回避。這意味著，目前這種“下面等上面政策、上面等下面經驗”的彷徨狀態需要盡快結束。

而在這樣一個大國崛起、財政增收的年代，打破醫療行業的行政壟斷、提高社會公眾的醫保水平，已經如箭在弦。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份銳利的頂層設計構想，其考驗的，不光是相關人士的改革智慧，更考量著他們的改革意愿。走出生態城誤區

《瞭望新聞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總字數：1936字

生態城鎮與常規城鎮的一項重要區別是在社會和技術領域、以及制度上的創新 文／于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學術交流部首席研究員）

迄今為止，對于生態城鎮，世界學術界的基本共識是，在建設過程中，人們應當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減少到最低，以保證生態環境仍然具備自我恢復能力。

2010年11月份，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對全國的地級以上城市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生態城市已經成為各城市政府的重要工作，83%的城市將生態城發展作為城市長期的戰略目標。

同時，調查也顯示了中國生態城鎮建設普遍存在的幾個問題。一是唯技術論，忽略生態城市社會和環境。多數的城市在建設生態城時，雖然政策上談到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在生態城發展指標體系構建上也確實包括了相關社會進步的問題，但沒有具體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口號或指標上。在生態環境保護上，有些生態城甚至假借生態之名，行破壞生態之實。生態城鎮的建設本應避開生態敏感地段，但一些地區生態城鎮建設選擇在生態保護區或生態敏感區內，不僅對現有的生態環境遣成破壞，還可能帶來洪水、山體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風險。

二是政績評估體系影響發展模式轉型，價值導向影響生活方式轉變。目前整個政府的評估體系、方式、模式與生態城鎮發展所要求的發展模式的轉變并不配套，財稅和投資體系所產生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對生態城鎮的建設也有很大影響。在生活方式上，目前價值導向出現很大誤區。比如，一些先富裕起來的人追求歐美發達國家消費方式，比如大排量、排放污染嚴重的汽車。10多年前中國多數城市都可以看到“節約每一滴水”和“節約每一度電”的宣傳。近幾年這類宣傳從許多城市，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消失了。一些專家、學者和媒體更多考慮如何在人均用水量、用電量上向西方國家水平看齊。中國許多城市屬于嚴重缺水的城市，中西生活方式也不一樣。用水和用電等應當是以能夠滿足需求，實現舒適度為標準，“節約每一滴水”和“節約每一度電”的宣傳應當重新出現在所有的生態城鎮。

三是創新能力制約生態城鎮的發展。不少生態城鎮所談的創新，只是對綠色建筑、再生能源等新技術的運用。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的調研發現，只有少數幾個城市考慮了在運用綠色技術的過程中與本地的氣候、地形和環境特點相結合，進行本地化調整，使綠色建筑具有地域性，并體現當地的風土民俗和傳統文化。在新能源開發上需要創新，運用上也需要考慮結合本地區的氣候條件，并非所有的地區都適合風能或太陽能。生態城鎮的建設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

四是規劃理論和手段滯后社會經濟發展。生態城鎮發展也需要城鄉規劃創新，比如在區域規劃和總體規劃的層面上，需要分析和發掘一個區域的物質流走向，控制一個地區的物質數量和質量，考慮物質利用后，其廢棄物能夠成為另外的資源，得到進一步的利用和處理。在城鄉規劃的微觀層面上，在考慮城市美學的同時，考慮風向、陽光等自然環境因素布局，實現建筑節能和環保。在土地利用上，需要重視混合發展，提高密度，空間布局應當有利公共交通的使用。混合的概念應當是大概念的混合，產業、商業、住宅、商業、休閑等等混合在一起，以此減少各種類型的出行需求。在規劃管理上，對于居住區進行綠色建筑、綠色照明、綠色出行和其他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等要有控制性和鼓勵性的措施，以及相應的補償機制。

五是小城鎮發展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生態城鎮應當發揮小城鎮在我國城鎮體系中、在城鄉經濟發展中所應發揮的承上啟下的功能，實現小城鎮服務于鄉村，聯系城市的樞紐作用，發揮小城鎮傳遞大中城市向農村經濟輻射的功能；解決上億農民流向大城市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和城市問題，包括城市的交通，每年春節的民工潮，農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等。至今為止，中國生態城鎮建設針對小城鎮，特別是對現有小城鎮進行生態化的規劃，促進其生態經濟發展的并不多見。現有小城鎮的生態規劃和建設既吸引不了國內主要的規劃機構的重視，更不用說國外的咨詢機構。

六是在建設成本上存在誤區。生態城鎮不一定都是高成本的。比如中國傳統建筑的一些簡單措施，例如樓房南、北朝向和通透性，形成穿堂風就能夠起到節能作用等。曾經有一個英國的城市設計學者到中國，參觀了不少20世紀90年代以前建設的住宅小區。當他看到中國這些小區內幾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感到很困惑，認為是一種“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當他理解了這種朝向的住宅能夠有效節能，增加日照時間之后，他一直在大力宣傳住宅朝向對節能的重要性。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生態城鎮的發展之路應當更重視講究實效、成本低廉。中國曾經有過不少行之有效的經驗，恢復這些傳統對與中國生態城鎮的發展有事半功倍之效。

第五篇：瞭望未來

瞭望未來，規劃理想

文/藍淑華（大一 08級漢語言文學）

前言

新東方的徐小平老師說：“人生沒有設計，你離挨餓只有三天。”我們由此可進一步推出，“職業沒有規劃，你離失業只有三年”，可見職業生涯規劃的重要意義。在當今這個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開始成為人才爭奪戰中的另一重要的利器。有了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在職業道路上我們就已經成功了一半。現在，作為當代青年大學生的我們，只有認真、合理地規劃未來，才能認識到自己的優勢與不足，才能不至于大學四年茫然虛度，才能認真學習到真本領，從而在四年以后的求職道路上暢通無阻，而不至于在人才濟濟的現代社會上無立錐之地。這學期選修了周老師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學到了很多東西，受益頗多。現在我盡力地嘗試著寫一份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瞭望一下自己的未來，規劃自己的職業理想。

一：自我分析

我是08漢語言文學班的女生，從小對文學與語言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國高考這一獨木橋之后，我很榮幸地來到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的漢語言文學班學習。我是一個偏向外向的女孩，同學都說有我在的地方一定會有輕松的氣氛。我擅長于跟老師同學甚至陌生人交流，我覺得那是鍛煉我語言的很好的機會。學校或是班級的課外活動我一般都很積極地參加，雖然失敗是常有的事。但有時我也會顯得很懷舊，很憂時傷神，顯得少言寡語，因此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安靜的女孩。性格的雙面性，總是能讓我體驗到不同人的情感世界。

作為現代的青年大學生，我的興趣就像我這個專業的就業方向一樣，泛而不專。我的興趣很廣泛，喜歡打乒乓球、羽毛球、籃球、排球，喜歡跑步，我還鐘愛書法，喜歡看小說、電視電影，喜歡逛街，喜歡有事沒事寫點東西。我的這些興趣愛好加上學習，就構成了我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但有時熱度只能維持三分鐘。

我是一個很認真，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實的女孩。高中時，我一直堅持課前復習、課上認真聽講、課后復習，并輔佐于練習的良好的學習習慣，成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現在進入大學校園，雖然逐步地改變了學習習慣，但也總是讓自己感到充實。

就能力方面，高中三年我在班上擔任通訊員一職，還在學校一個社團擔任副會長，很好地鍛煉了自己的能力，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學校領導和班主任老師的認可，多次授予優秀干部稱號。進入到大學校園，我在班上擔任心理委員一職，雖然看起來像是一個尸位素餐的空職，但我盡量地為同學服務，另外，我還在校青協宣傳部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學習方面，我的專業知識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績在班上排名第四。盡管這樣，我覺得在很多地方我還有待提高，在心理素質方面、人際關系方面、普通話方面處理的能力有待提高。

二：專業就業方向及前景分析

我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是高等院校開設的著力于培養能夠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熟練掌握系統、全面的漢語言文學基本知識、理論和技能，具有較好的漢語書面和口頭表達能力，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潛力，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媒體宣傳部門、司法部門、社會團體以及社區需要的優秀專門人才的一門專業。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可在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從事研究、教學工作、有的可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可適宜在黨政機關，包括報刊宣傳、新聞出版、影視文化、互聯網、對外交流或其他企事業部門從事語言文

字工作的專門人才，從事文學評論、漢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傳方面的實際工作。

隨著近年來大學生不斷擴招，如今大學生多如爛泥，大學生就業困難問題逐日凸現，加之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方向泛而不專，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就業困難問題。

三：職業選擇分析

（一）我的職業選項

我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我一直以來希望以后自己的職業能與現在的所學的專業對口，這樣才能是自己的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的工作當中。我的職業理想到一家企事業單位或政府機關當一名優秀的文秘，從事文秘工作；其次，我很想去一家知名的報社搞編輯，創辦一份學術雜志；另外，我也有意向畢業后考公務員。

（二）選擇理由

（1）文秘

優勢（S）：自己從小對語言和文學具有深厚的興趣，而且文筆不錯，寫作能力較強；我做事很仔細謹慎而且我們這個專業選擇做文秘的很多；學習漢語言文學，使我文學涵養以及審美意識方面有很大的優勢；我的性格隨和，能夠調節整個辦公室的氣氛，語言溝通能力以及社會交際能力較好；身為班委以及在校青協宣傳部工作，使我的辦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身在民大，和來自全國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同學一起生活、學習，可以提高自己與人相處的能力，從而更好地融入社會等等。

劣勢（W）：企事業單位文秘工作對一個人的內外素質要求很高，特別是現在大學生泛濫的時期，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民族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文秘除了需要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還要熟練的使用計算機的能力，對各種辦公軟件能夠熟練運用，而我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水平欠佳。漢語言文學課程很多，使我們接觸社會的時間和機會很少。

機遇（O）：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開展，現代經濟建設的進行，以及各種各樣的外貿外資的涌入，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企事業單位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提供著越來越多的文秘工作崗位。在今天，秘書已成為世界范圍內覆蓋面最廣的職業之一，被稱為現代社會的第361行。秘書這個字眼在最近幾年人才市場中頻頻出現，秘書職位的空缺也是層出不窮的，其需求連續多年在招聘排行榜上位居前列。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特別是三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這種勢頭將會有增無減，同時也給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

風險（T）：作為一名文秘，個人的發展與企事業單位的發展緊密聯系。只有企事業單位的健康繁榮發展，才能有個人的發展。

（2）報社編輯

優勢（S）：報社編輯工作能夠充分地運用我大學所學專業知識，編輯中的文字編輯應該在保證稿件用詞正確、語法通順、并且沒有事實性錯誤方面有專長，這份工作很能考驗一個人的文字工作能力，而我正好擅長高文字工作；我現在在校青協的宣傳部工作并擔任副部長一職，宣傳工作需要寫很多的稿件，使我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漸漸對文字工作產生濃厚的興趣；報社的工作相對穩定，很少有奔波，而且收入穩定；編輯工作能讓我邊工作邊學習，有利于促使我終身學習的進行。

劣勢（W）：一般的報社缺乏必要資金，特別是在尚未完成資本積累任務的、經濟實力薄弱的報社；報社的軟環境欠佳，報社的“評論家”頗多，很多人善于“評論”別人的是非；工作收入雖然穩定卻普遍較低。

機遇（O）：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給報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難得的機遇，從而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崗位。

風險（T）：報社里的很多文章會觸及當今社會的敏感話題，搞編輯時在這方面要特別謹慎。

（3）公務員

優勢（S）：公務員的工作與在各類企業中的工作相比，工作量相對較少，且在福利方面，有較好的保障。而且目前國家對公務員的重視力度在逐年增加，薪資也有所增長，因而，公務員的工資也較高。此外，公務員的工作有很好的信息優勢，接近于決策的制定與傳達方。還有就是在人脈關系上的優勢，公務員工作能極大的拓展自己的人際交往圈。另外我覺得自己的性格很適合當公務員，家里很多的親戚朋友都是黨政機關中的公務員，自己對于公務員的工作也較了解。還有就是公務員的工作相對穩定，很少會有奔波，而且收入穩定，能很好地解決生活問題。

劣勢（W）：雖然我們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學很大一部分會選擇考公務員，但公務員的專業很雜，什么專業的大學生都可以選擇考公務員，專業的過于雜亂使工作的軟環境不太好。還有就是公務員工作應酬一般很多，這對于一個女生是一個很具有挑戰的工作。

機遇（O）：目前國家向社會公開招收公務員，就是給普通人提供一些公平競爭的機會，而作為大學畢業生，在理論道德修養上，以及知識水平上都有一定的優勢。而且我這個專業跟公務員的工作也很對口。

風險（T）：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公務員熱”，許多人都去報考公務員，尤其是許多的大學畢業生，將報考公務員作為畢業后就業的出路，因而，這一崗位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公務員考試的難度也比較大。競爭越激烈、考試難度越大，選擇走公務員這條職業道路的風險也就越大。

（三）第一職業目標選項的工作內容和勝任條件

當我把自己的第一職業目標選項定位于企事業單位文秘時，我對文秘這一行業就越發關注了，我了解到作為企事業單位的文秘，工作內容包括公文管理，公司文稿起草，檔案管理，日常考勤，來訪接待，完成領導臨時交辦的任務等等。這類工作對職員的能力素養要求很高，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是其最重要的崗業要求之一，還對打字速度、各種公文寫作、各種公司日程安排、日常事務處理技巧、英文口語等各方面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我覺得我通過大學四年的努力最終能夠勝任這份工作，首先我覺得我謹慎而不失隨和的性格適合這類工作，其次我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文字工作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一般的文稿起草之類的能夠很好地完成等等勝任條件。

（四）與職業選擇目標的差距

我的三個職業選項對一個人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對我的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戰，現在我在很多方面的能力都較差，我的現狀與我的職業選擇目標的差距還很大。首先我的計算機知識的相關運用和英語知識水平不夠好，而且考慮問題比較猶豫，瞻前顧后，缺少決心。另外漢語言文學課程很多，使我接觸社會的時間和機會很少等等。在今后的大學生涯中，我只有努力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才能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

四：實際職業目標的具體行動計劃

由于我并沒有打算要考研，所以大學四年將是我最后的學生生涯，沒有研究生的學習階段也就客觀上要求我要好好利用大學本科的學習機會，認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培養各方面的能

力。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也為了縮小與職業選項的差距，最終得以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未來的三年我是這樣規劃的：

2009.9—2010.1，大二上學期

學習方面，充分利用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認真學好專業知識，打下見后的專業功底；抓住與老師交流的機會，虛心地向老師請教；充分利用學校的地域優勢，多余兄弟學校的同學交流，共同進步，且好好利用我們學校旁臨國圖的優勢，盡量多看書，開拓自己的眼界。

考證方面，好好練習計算機，爭取計算機二級順利過關；好好聯系普通話，報考普通話等級考試，以拿到普通話等級證書；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會考慮考駕照。

生活方面，早睡早起，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堅持每周進行體育鍛煉，包括晨跑、打球等；合理安排飲食，使身體素質達標。（我的規劃在生活方面沒有多大差異，以下不再贅述）

實踐方面，充分利用在校青協宣傳部工作以及在班上擔任職務的機會，好好鍛煉自己的能力水平。多寫文章，并向各雜志社投稿。另外，我還會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包括運動會、話劇表演等等。

2010.1—2010.6，大二下學期

學習方面，這時我們基本上結束了專業課的學習，是我們在學習上全面發展的好時機，綜合所有的專業知識，全面提高專業水平。學好專業選修課和校公選課，培養自己的各種興趣。好好學習英語，注重聯系英語口語。

考證方面，考英語四級證書。

實踐方面，在以上實踐內容基礎上，我打算在這時找一份與專業相應的校外兼職工作，在實際工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2010.9—2012.6，大

三、大四學年。

由于距離較遠，變數太大，只能將時間的跨度弄大一些，也不會那么詳盡了。

1.積極融入社會，參加實習工作，在實習的實踐中成長。2.在各方面好好努力，盡早入黨。

3.更加關注社會時事，關注國家總體的發展，因為個人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4.在專業知識方面繼續發展，多看書。5.好好準備畢業論文。……

五：結語

如今就業形勢越發嚴峻，而大學時光是短暫的，我們只有好好利用這走向社會的最后實驗場、訓練地，好好地提升自己的內外素質，才能在4年后面臨求職就業考驗時從容不迫。相信通過我不懈的努力，我能夠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瞭望未來，規劃理想，相信我的夢想不是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