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陪審制度的重要性

陪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看《十二怒漢》后之感

陪審制度起源于奴隸制國家雅典、羅馬，為中世紀歐洲少數封建國家所繼承。它盛行于資本主義社會。英美法系國家實行陪審團制，陪審團有大、小之分。大陪審團的任務是決定重罪案件是否起訴；小陪審團的任務是就案件事實作出裁斷。大多數是用小陪審團，其職權是審查證據，聽取辯論，并就被告人是否有罪的事實問題作出裁斷，如果有罪，再由職業法官據以判刑。只要陪審團大多數票通過，就可作出裁決；如果陪審團意見分歧太大，就必須解散陪審團，另行召集陪審團進行裁決。可見陪審制度的大致框架。

在《十二怒漢》里真實地給出了陪審制度的運行過程以及重要的作用。

十二個普普通通的人，他們以前素不相識，以后可能也沒有什么打交道的機會。為了一樁殺人案件，他們坐在了一起。就是這十二個人，被這個司法制度挑選了出來，組成了一個名叫“陪審團”的神圣組織，要開始決定另外一個人的命運，決定他是有罪還是無罪，是活著還是死亡。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和生活背景，從事不同的職業，有自身更關心的利益，有不同的人生經驗，有自己的偏好和性格。

在經過六天冗長枯燥的聽審之后，法官終于對陪審團發布裁決指示了。被告是一名年僅18歲的男子，被控在午夜殺害了自己的父親。法庭上提供的證據也極具說服力：居住在對面的婦女透過臥室及飛駛的火車窗戶，看到被告舉刀殺人；樓下的老人聽到被告高喊“我要殺了你”及身體倒地聲音，并發現被告跑下樓梯；刺進父親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經購買的彈簧刀一模一樣。而被告聲稱從午夜11點到凌晨3點之間在看電影的證詞極不可信，因為他連剛看過的電影名字也說不出來。

對于這個鐵證如山的案件，裁決有罪應該是板上釘釘。根據法律，他們只要一致表決通過有罪，就可以完成使命。驅使他們盡快作出裁決的更重要的理由是：這些陪審員實在已受夠這拖沓的審判了；他們被鎖在這間悶熱的小屋里，汗流浹背，焦躁不安；有人還惦記著自己的生意或下午的球賽。總之，這些更重要的理由歸結到一點就是，這時的他們還沒有真正進入“陪審員”的角色，所謂以公正法律的名義、所謂根據證據，不過是他們只想例行公事，然后趕快回家的托辭。

從影片中看出：他們的確不知如何進入自己的角色，電影開始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幅散亂嘈雜的會議室場景，上洗手間的、抽煙的、閑聊的、坐在桌上的、看財經版報紙的、感冒擤鼻涕的、看著窗外風景的、羨慕對面富人大廈的；對此無比厭倦的、因第一次參加陪審而感到莫名其妙激動的。這給人的印象就是法律裁判并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但程序畢竟是要走的。所以他們按號入座，開始舉手表決：11票有罪對1票無罪，結果有一人異議，這意味著必須討論下去、給出懷疑無罪的理由。其他人當然不愿意，爭論越來越激烈，人們越來越憤怒。亨利?方達主演的這個持反對意見的陪審員，拋出了自己的疑惑。隨著辯論深入，控方證據的混亂和矛盾之處不斷揭示出來，比如同樣的刀子不止一把；樓下老人不可能在列車噪音中聽到被告喊叫；老弱殘疾的他也不可能在15秒內趕到門口看到被告逃走；聲稱看見殺人的婦女鼻子兩邊有凹痕，證明她長期戴眼鏡，而晚上她不可能戴著眼鏡睡覺，所以她在床上看到殺人的證詞不可靠；甚至 “我要殺了你”這話也并不意味著被告真的殺了人，因為這也許只是一句氣話，況且在辯論中，也有陪審員氣急敗壞地說過這句話；被告記不住看過的電影也正常，因為經過質問，一位陪審員在清醒的時候也無法記得看過的電影，等等。

這是一個拷問的過程。審判別人的同時也在審判自己。論辯的緊張、交鋒的激烈，恰好說明他們在鄭重其事地擔當法律的角色，他們雖然以前各有其事，但現在不再為了自己的事而隨大流；他們開始認真對待而不是應付差事；他們需要說服別人和被別人所說服，而不是草率作出決定，他們是經過長時間“憤怒的”爭吵后才表決的。

一個陪審員道出了自己對此的心聲：“我們的責任重大，我們擁有偉大的民主。我們被認可和信任為真正無辜的人洗脫嫌疑。我們擁有權力。這是我們強大的原因。”

整個過程跌宕起伏，中間經歷了六次表決，表決方式有寫紙條、舉手、口頭表示，其結果分別是：11比1；10比2；8比4；6比6；3比9；1比11，同意有罪的人越來越少，最后頑固堅持被告有罪的陪審員終于放棄立場。被告終于被宣判無罪。”

結束了漫長的討論，十二個人走下法院的臺階，走入人群之中，消失在人海里，再也望不到了，他們又融入了平凡的日常生活，繼續他們各自的人生。這個場景其實很安靜，雨中，陪審員走向各自的方向。連惺惺相惜的八號陪審員和九號陪審員相互告訴對方姓名之后，也是各自走向自己的方向。這個場景雖然很短暫，雖然畫面很沉靜，但卻大言無聲地昭示著一種信念，一種精神。他們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當他們被挑選做陪審員時，他們都是盡職盡責地完成了整個案件，要知道陪審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只有聽的權力，沒有發問的權力。法庭的辯論想來是乏味的，是無聊的，而且這些乏味無聊的法庭辯論，和他們十二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關系，無論最后被告到底有沒有罪，最后法官怎么判，都是影響不到他們的生活的。但恰恰他們又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被告的命運，被告的生與死，就系于這十二個人的一念之間。

讓“普通人來裁判普通人”，這就是這種陪審制度的安排。這種制度的確是有很大缺陷的。也許陪審制度效率低下，方式笨拙，甚至常常上當受騙，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但是，這種充滿活力的制度有著其更大的好處。它的功能是用一種平等對待的立場，避免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生命受到威脅。它相信法律制度的構建需要有大量法律專家的存在，但它更愿意相信外行的、普通人的常識和判斷。它是社會正義的良心，其核心的原則是：社會和強權不能因為認定一個人是“壞人”就對其任意處罰；否則有一天喪鐘同樣會為我們這些不是壞人的人響起。它是避免每一個置于法律弱勢地位的人被不公正對待的最后的安全閥。

在這個意義上，《十二怒漢》讓我們更加相信保留陪審團制度的必要性，讓我們對法律更有信心和希望。同時我認為只有國家對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有這樣的陪審制度；只有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有充分的責任感，才能有這樣的陪審制度。

希望在中國可以盛行起來陪審制度，讓公平和正義站在身邊永遠的陪伴著我們。

第二篇：陪審制度

所謂陪審團制, 是指由一定數量的陪審員組成陪審團參與案件審判, 決定案件的事實問題, 而由專業的法官決定案件的法律問題的一種陪審形式。

一、陪審制度的起源

陪審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古雅典著名的政治家梭倫實行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項措施是設立了被稱為“赫里埃”的公民陪審法院[2]。陪審法官從年滿30歲的雅典公民中選舉產生,然后按照一定的順序輪流參加案件的審判。每次參加審判的陪審法官人數大概是法院陪審法官總數的十分之一,審判結果由陪審法官投票表決,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內投放石子。當時雅典并沒有職業法官, 所有案件都是靠陪審團來審, 而且案件越重要,陪審法官越多。

古羅馬的陪審團制度類似于雅典。古羅馬的司法審判權最初屬于民眾大會, 案件由從公民中選舉產生的法官審理。這種集體審判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蘊含了陪審團制度的思想, 因而可以說這是陪審團制度的萌芽。古雅典和古羅馬是西方文化發源地, 必然對英美法系的陪審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陪審制度的確立與發展

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度起源于英國。1066年諾曼底公爵同意英吉利王國后陪審團作為一種鄰里證人制度從法蘭克被引入英國，但其職責只是就知情的內容進行宣誓作證，似乎像是一種證人制度，陪審團由證人組成其所掌握的事實就是斷案的依據。直到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陪審制度才作為一種司法制度得以運用，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以法律的形式將陪審制度固定下來，但此法所規定的陪審制度僅僅賦予了陪審團起訴的權利，是以后大陪審團的基礎。但隨著神明裁判法的廢止，陪審團又擔當起了審判的角色，自己審判自己是司法公正所不允許的。為了改變這一現狀，1 3 5 2 年，愛德華三世頒布詔令，禁止起訴陪審團參與判決，另設一個由1 2 人組成的陪審團專司審判之職。這樣，審判陪審團即小陪審團也正式出現。兩個陪審團各司其職——大陪審團主要是確定被告是否有犯罪嫌疑和提起公訴，小陪審團則主要在審判中從事實方面裁判被告是否有罪。至此，現代意義的陪審制度在英國確立起來了。

而陪審制度的充分發揮是在美國。雖然美國在繼承英國的基礎上有所改進，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的陪審制度比英國的陪審制度先進很多，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法律要比英國的法律靈活、多樣，各種法律制度能夠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自己的作用，這也許是因為美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造成的。也正是因為這種開放、活躍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使得大陪審團能在反對英國王室的斗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所以在美國獨立后 ,人民對大陪審團制度表現了極大的尊重,并將它寫入了在1791年成為美國憲法組成部分的共包括10條修正案的《權利法案》，使陪審制度的地位得以確立。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由于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和起訴的機構相繼出現, 大陪審團只剩下預審職能大陪審團，甚至有些國家已經廢除了大陪審團制度，但在美國依然保留著大陪審團制度。

三、陪審制度的運作

第一，是陪審員的確定。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現行法律制度，一個案件的陪審團由12個陪審員組成，而且每個美國合法公民只要年滿21周歲均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陪審員的選擇是在審理具體案件的法官主持下進行的。法官的助理秘書從當地的選民登記手冊中用電腦隨機抽出候選人名單。根據案件的情況法官確定最初陪審員的候選人數，在某些案件中候選人數可多達二三百人。在這眾多的候選人中最終有哪些人入選最終的名單還需要進行陪審員的挑選，選出最終的12名陪審員和若干名候補陪審員。

第二，如果一個英美法系國家，已經不存在大陪審團制度，那沒陪審團的作用只有審理與裁決；如果仍然存在大陪審團制度，那么大陪審團起訴，小陪審團進行審理和裁決。但無

論是何種情況陪審團的主要作用仍是審理和裁決。

第三，就是陪審團的審理與裁決。首先，在正式開庭審理之前，法官會將審判中陪審員需要注意事項詳細地以書面形式告知陪審員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其次，進入審理階段。在陪審團審理過程中，法官和陪審團有著明確分工，陪審團主要是對案件事實加以認定。其程序是：（1）陪審團在法庭上認真聽取控辯雙方的陳述和申辯，仔細甄別雙方提供的證據。（2）是陪審團評議。陪審團評議必須在一個封閉的與外界隔離的環境里進行。評議的時間一般較長，特別在美國對陪審團做出的裁決，必須遵循“一致原則”，即要求陪審團意見必須一致。（3）投票。陪審員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初步形成一項裁決意見，然后再交陪審員們投票表決。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要求陪審團相同投票結果達到9票以上就可以形成最終的裁決。如果這時有陪審員在最終宣告判決時反對，并且反對票超過4票時，裁決就將無效，陪審團就需要重新審議。

四、陪審制度的評價

不同的法學家對陪審制度的態度和意見是不一致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陪審團制度是否能體現公正公平。有人認為:陪審制度可以體現公平公正。他們 將陪審制視為“摧毀一切舊制度思想的有效工具”，甚至將其奉為“阻止司法權力濫用的唯一方式”。（1）普通民眾的參與，打破了司法專權的壁壘，使公民能夠充分的參與到司法審判的過程中，民主制度得到充分的體現。（2）陪審員是人民主權的載體，也正因為此，陪審團的決定和裁決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而且，法官的判決只能建立在陪審團成員的決定之上，在根本上杜絕了司法的腐敗，能達到用權利來制約權力的目的。（3）最重要的一點是，陪審團的成員比法官有更多的生活經驗，可以彌補職業法官在生活經驗上的不足。有的人認為:陪審團審理案件并不能保證審理結果公正且浪費了司法資源導致訴訟效率低下。（1）因為通過隨機抽取的候選陪審員，由于種種原因很可能對案件或當事人產生某種偏見從而導致不公正。而且當事人往往濫用回避制度，把對自己不利的陪審員排除在案件之外，從而影響了案件的判斷。（2）陪審員的遴選就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而且對于陪審員的回避還要重新遴選，加重了法院的工作量。（3）在審判活動中陪審員在審理與裁決的過程中，必須要達成一致意見，不達成一致意見，陪審團就要重新開始評議，大大延長訴訟時間。一旦陪審團至始至終不能達成一致裁決，那么這個陪審團就要被解散，對于這個案件重新組建新的陪審團，庭審程序重新進行一次。這無疑浪費了司法資源導致效率低下。第二，陪審員的判斷能力的問題。有人認為就像公正公平中所說的那樣，陪審員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可以彌補法官的不足，但有的人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1）陪審員的法律知識缺乏，他們面對復雜的案件時很難像專業的法官那樣，準確理性的進行判斷，非常容易受到律師的誤導做出錯誤的判斷。（2）即使是法官在法律適用和事實判斷等方面都很難做到完美，何況是陪審員，他們在實踐中，很難分清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常常把他們糾結在一起，那么他們所做出的裁決的準確度就可想而知了。

【2】蔣安.論我國的陪審制度與司法改革學評論,1999,(6).【3】何家弘.陪審制度縱橫論.法學家,1999,(3).[ 3 ].董華，英國陪審制度探源[ J ]，西北第二民族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科版），1 9 9 7

[ 6 ].陳朝華，英國大陪審團制度的歷史考察[ D ]，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 0 0 6

[5]何家弘.陪審制度縱橫論.法學家,1999,(3):41

[ 4] 論美國的民主, 托克維爾著, 董果良譯, 商務印書館, 1988年第一版, 第314頁.[3]陳毓,丁迅.淺談西方的“陪審制度”2009年（9）

【4】劉燕.中美陪審制度比較及對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完善.民主與法制.2007-4.

第三篇：陪審制度

中國的陪審制度

清代以前沒有陪審制度。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于1929年曾頒布關于政治案件的陪審暫行法，規定的陪審官資格是25歲以上的國民黨黨員，該法于1931年廢止。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中，具體規定了陪審制度。在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都對此作了相應的規定,除反革命案件外,一切民事、刑事案件都實行陪審制。陪審員由工會、農會、婦女會、青年會等群眾團體選出，有的案件還臨時邀請群眾代表陪審。陪審員和審判員有同等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都對陪審員制度作了規定。1979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重申了過去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除簡單的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外,都由審判員和陪審員組成的合議庭進行。1983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鑒于上述規定在實際執行中困難較大，決定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有關條文,作出比較靈活的規

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5條也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審判。

人民陪審員在執行職務期間同審判員有同等權利，有權參加所辦案件的全部審判活動，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制作出判決或裁定。除被剝奪過政治權利的以外，凡年滿23歲的公民都可以被選為人民陪審員。陪審員大多是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定期輪流到人民法院參加審判；有的經人民法院向當地機關、企業、學校、團體邀請，由各該單位臨時推選代表充當。

第四篇：河南 陪審制度

關于河南省高院實行人民陪審團制度的心得體會

2009年2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在公開開庭審理一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死刑二審案件過程中，率先嘗試邀請人民群眾代表組成人民陪審團對案件裁判發表意見，供合議庭參考。此舉引起強烈反響。河南高院黨組對此高度關注，經過論證，于2009年6月出臺方案，決定在鄭州、開封等6個地方的法院刑事審判中開展人民陪審團制度試點工作。

由于各種條件的制約，現在人民陪審團主要對如下一些刑事案件和部分行政案件參加庭審：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涉及群體性利益的案件；當事人之間矛盾激化，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媒體重點關注的案件；當事人多次申訴或重復上訪的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證據不充分，有可能作無罪判決的；被告人或其辯護人作無罪辯護并提供一定證據或依據的案件；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引發，可能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當事人申請人民陪審團參加庭審的案件；涉及公共事務、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因拆遷安置、土地征用、環境保護等引發的群體性案件；其他適宜人民陪審團參加的案件。

每個試點地方的基層法院應配備不低于500人的陪審團成員庫，成員庫由23歲至70歲的未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員組成。法院審案前，從成員庫中隨機抽取20至30人，根據是否應當回避、能否參加庭審等情況，最終確定9至13人組成陪審團。其意見對法官具有參考作用。人民陪審團一致意見或多數人意見與合議庭意見不一致的，案件應當提交審委會討論。案件最終處理結果與人民陪審團意見不一致的，要闡明理由，及時溝通。

據悉，從2009年6月起試點工作推開至今，河南省已有107件刑事案件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審理，參與進來的陪審團成員已逾千人。這些案件無一起出現信訪告狀現象，實現了服判息訴、案結事了。

陪審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國家一種古老的司法權公眾化的重要制度,訴訟公正和司法民主是陪審制度存在的基礎緣由和目標。

歐美的陪審團制度，將司法審判權一分為二：一是事實認定權，二是法律適用權。陪審團行使事實認定權，法官行使法律適用權。陪審團作出的事實認定，法官不得輕易推翻；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職權，只是對上訴案件進行法律審查，而非事實審理，其作用僅在于監督下級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和適用是否正確。陪審團成員由案發所在地的12名普通公民組成。陪審團隨機成立，隨機解散，陪審員對案件判決的結果不負個人責任，沒有持續的社會輿論壓力。判決一旦作出，陪審員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我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人民參與司法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制度設計的不完整以及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導致人民陪審員制度實際運行中存在許多弊端。比如人民陪審員的名額以現任法官人數為基準確定，數量有限，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司法實踐中不能保證隨機選取陪審員參加案件審理，有的陪審員已經變相成為‘編外法官’；陪審員文化程度底線為大專文化，把廣大農村普通群眾和城市基層群眾排除在選任范圍之外，無法體現民眾的廣泛參與；還有的陪審員‘陪而不審’、‘審而不議’的問題普遍存在等等。

而河南省高院實行的的人民陪審團制度正是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深化和發展。當然，從試點實行到正式施行的過程中，該項制度也面臨了許多質疑甚至批判。

有相當的群體質疑，在人民陪審團制度下的審判會不會變成民意審判，背離法律？也有相當多的法官提出:人民陪審團成員來自普通民眾，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法律條文，如果胡亂發表意見，特別是與法院意見不一致，甚至互相沖突、矛盾，不是在影響法院工作嗎？

在我看來，人民法院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將寸步難行，將群眾意見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之一，并非脫離法律進行民意審判，而是在法律規定范圍內，更加謹慎地把握刑事的審判標準，順應人民群眾的意愿，以最嚴格的標準和最審慎的態度適用刑罰，以求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而且，該人民陪審團制度與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最大的區別在于，判決的最終決定權仍在法院。所以，當人民陪審團之間意見出現分歧，合議庭可以全面考慮各種意見，而法院最終有權去納合理的部分祛除不合理的部分。而對于普通民眾也能進陪審團的質疑，我覺得這恰恰證明了推廣人民陪審團制度的必要性。因為人民群眾對案件處理、對法院工作的意見和看法是客觀存在的，不論法院聽與不聽，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同時，雖然法院也具有令人信服的公正決斷能力，但若在此基礎上實行人民陪審團制度，讓法官近距離了解群眾的看法，不就更便于法院合理吸納群眾的意見，從而作出客觀、公正、合理的判決了么。這些陪審團成員也并不需要具備很高的司法水平，因為最初的法律源于道德，這一制度的實施就是幫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切合人民群眾的常識性認知。當然，為了保證人民陪審團的嚴肅性，庭審前合議庭會圍繞庭審爭議焦點、適用的法律及證據規則等，給予陪審團成員必要的指導和解釋。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人民陪審團”出處不明，既不像英美的陪審制，也不像日法的參審制，既不決定定罪問題，也不決定量刑問題，是個四不像的東西。也就是說，該項制度其實只是形式創新，而非制度改革。其合法性及其發揮的效力都是值得商榷的。

對于這樣的指責，河南省高院并沒有否認推行人民陪審團確實沒有給予陪審團實質性的裁判權。但是，推行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意義是讓更多公民零距離地接觸司法審判。不僅僅是道聽途說、無障礙旁聽、瀏覽網上文書、看視頻直播，而是真正參與進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此外，關于制度改革還是形式創新，我們不能簡單的加以評定。因為司法權是一項公權力，在司法過程中，各方參與者的權力內容由法律創設，權力邊界由法律來劃定，如果要有所改變，只能由法律來進行。超越這個界限，便是逾矩，是違法。目前，很多地方法院都在積極進行探索，以求更有效地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雖然不少做法冠之以“司法改革”之名，但如果這些做法真的觸及了司法制度中的權力結構，創設或限制了司法參與者的權力，那么是難脫違法之嫌的。而如果“改革”只不過是對司法參與者行使權力的方式進行創新，并不觸及權力內容和界限，也沒有違反法律關于履行權力方式的強制性規定，那么就既不逾矩，也不違法。一旦這種創新做法經過實踐檢驗行之有效，就值得提倡、推廣。

所以，對于那些發出人民陪審團制度是“非制度改革”的聲音，我不僅認為有失恰當，相反的，我認為人民陪審團制度的提出及實施是較為謹慎的。

當然，每一項制度背后都有一套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歷史的特殊背景，雖然陪審制的魅力傾倒了許多大陸法國家，但是我們在借鑒學習的過程中絕不能脫離了自己的實際。更何況，陪審制度原本就是存在頗多爭議的。正如美國人所言，至少陪審制的問題與它的好處一樣多。因此，我們切不可為陪審制羞花之貌而障眼，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實踐中不斷嘗試著創新。

但是，不論怎樣，人民是司法的最終法官。

而實行陪審團審判的目的，正是要避免陪審員的法律專業化傾向，使司法過程中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有所區分，使職業法官的權力受到普通民眾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論是否僅為一項形式創新，大陸法系對人民陪審團制度的借鑒與利用都不可不謂之為一項有益的嘗試。

任何新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現成的，必須要在實踐中不斷嘗試，不斷總結，不斷豐富，在較為成熟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再形成相對完備的制度。河南高院人民陪審團制度的實行，就是要為將來相關的立法完善提供實踐參考。從而發現更好的，更貼和中國國情與政治體制的審判形式，讓這道保護公民權利的最后一道屏障真正得到人民的信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07級英法雙學位班

鄧毓淑

（20070401011）

第五篇：4-5陪審制度

陪審制度

（一）《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

1．資料引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2．資料分析

對于中國陪審制度的討論，并沒有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紙《決定》結束，相反，它倒是開啟了新一輪討論的序幕，而這一次討論，由于實踐運作在同步進行，反而更為實質性，也更有針對性。作為一名旁觀這場演出的普通觀眾，目光早已被它吸引，看臺上流光溢彩，心卻生出迷惘。到底中國式陪審制度是浴火重生的“鳳凰”，還是新瓶裝的“老酒”？或許，讓它回歸程序法的視野，放在理性的平臺上審視，我們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1）人民陪審員：平民性還是非平民性？

首先，從人民陪審員的選任資格上、選任方式上看，是精英性的。《決定》第4 條規定： “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這實際上意味著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并不是完全向普通公民開放的，因為“一般”的公民并不具備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選任人民陪審員的工作要求，“各基層法院應優先考慮提名那些文化素質高，特別是有一定法律知識的公民，把好人民陪審員的業務素質關。”其次，現行人民陪審員的培訓、任期、工作方式體現了專業性。

這種精英化和專業化，是為實現陪審制度價值或目標所必需的嗎？ 《決定》開門見山闡明了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公民依法參加審判活動，促進司法公正”，可見立法者本意是要保障公民對司法的參與性，并緩解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壓力。但為達致該目標所采取的方式，卻是令人困惑的。現行人民陪審員并沒有保障更廣泛的公民參與審判，反而在精英化上誤入歧途。“高學歷”真的能保證審判的公正性嗎？這是一個無法證成的問題，但至少經驗表明，我國司法實踐中產生錯案與否，與法官是否具備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并無必然聯系。

（2）人民陪審員：事實認定還是法律適用？

《決定》明確規定，人民陪審員“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問題在于，我們國家的陪審制度的模式，并無比較法的背景，它既沒有像普通法傳統一樣有過長期的醞釀和試驗，也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經過審判實踐的長期考察和檢驗，只是脫胎于一種國家立法的規定，而這種規定的母體，即改革前的陪審制度，似乎已經被證明了是失敗的。因此，在另起爐灶時我們要考慮的是，我們到底該采取何種模式，是否該賦予陪審員法律裁判的權力。陪審員對事實的認定權利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問題。無論是大陸法系的參審制度還是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都賦予了陪審員這樣一項權利。但是另一方面，陪審員對法律適用的權利卻被嚴格禁止。在他們看來，如果陪審員可以向法官一樣適用法律，將會產生如下悖論：當陪審員的意見并非多數時，他們只能附和法官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就沒有意義；當陪審員的意見屬于多數時，他們就可以左右法官的意見，法官的意見就沒有意義了。而無論是采用6人陪審抑或12人陪審，陪審團的影響力都可能是絕對的。

陪審員參與法律適用過程，可能初衷是為了司法公正，但作為經過法律職業訓練、通過司法考試并且有著多年審判經驗的法官，要在法律適用這種專業問題上受制于“速成”的陪審員，是否反而有影響法官公正裁判之嫌？而且，法律“素質”不一樣的陪審員，法律適用的能力也參差不齊，是否會造成個案裁判的更大不公正？值得商榷。

（3）人民陪審員：提升民主還是折損效率？

《決定》發布后，從官方媒體的諸多報道可以看出，立法者還是肯定陪審制度改革提升了民主的。但是從細節而言，現行人民陪審員“提升”民主的說法有點牽強。《決定》對人民陪審員資格的限定，以及各地在挑選陪審員人選時的傾向性做法，仍然使所謂的“大

多數人的利益”處于邊緣化。陪審制度改革提升了效率嗎？這個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的。《決定》雖然規定人民陪審員的任期為五年，但未規定是否可以連任，也沒有規定陪審員的數額，因此從理論上說，法院可以長期聘任較多的陪審員，來充當“編外法官”，緩解審判人員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些選任的陪審員真的提升了效率了嗎？答案又可能是否定的。問題就在于陪審員通常都是兼職的，而擁有較好學歷和工作能力的陪審員本身的工作可能就是比較重要的，因此，陪審與本職工作就產生了一定的沖突。試想，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時間與法院的工作時間是一致的，政務繁忙的行政人員能保證陪審時間嗎？當魚與熊掌不能得兼時，陪審員會舍工作而參加陪審嗎？筆者甚為懷疑。

（4）人民陪審員：公民權利還是政治權力？

我國人民陪審制度采用的是定期常任制。而且對候選人的消極資格沒有過多的限制。《決定》明確規定：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執業律師等人員，不得擔任人民陪審員。”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資格規定為一些特殊的主體留下了后門，如人大代表、行政人員、政協委員，這就可能在實踐中帶來一些問題。雖然《決定》也規定了人民陪審員要“在名單中隨機抽取確定”，但既然被抽取的基數已經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如何能使陪審員有代表性呢？更何

況，這種“抽取”在實踐中已經淪為“法官選取”。

（5）中國式陪審：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立法者試圖讓人民陪審員來緩解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壓力，同時也解決法官審判工作的壓力，雖然目前不能說是完全失敗，但至少是不成功的。人民陪審制度沒能成為浴火重生的鳳凰，倒像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雖然《決定》是由最高立法機關發布的，但最高司法機關卻是最有力的“推手”，而司法機關作出的立法，因為視角上的偏差和利益上的糾葛，可能會存在一些體制內難以克服的硬傷。如果非要給人民陪審制度“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定一個路線，筆者倒是覺得，可以先停下來看看，到底我們要不要走。(1)

（二）關于制定《人民陪審員法》

1．資料引用

期待《人民陪審員法》

http://.cn 2005年04月30日06:13 成都日報

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訊

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從紅軍時的蘇區開始，已經搞了70多年了，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效果不盡如人意。一直以來，法律界對于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否符合中國國情也爭論不休。

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擺脫理論上的存廢之爭，逐步走向完善。這顯示，決策層下了巨大決心要推進司法民主，確保司法公正。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這項司法制度，僅僅靠一個《決定》來規范只是權宜之計。一方面，人民陪審員制度缺乏明確的憲法依據。我國審判制度日趨成熟，最高權力機關既然決定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就必須從憲法上將其確定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司法制度，這樣才有利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長遠發展。

另一方面，人民陪審員作為“不穿法袍的法官”，這一制度還需要設定一系列的規則并形成體系。而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主要依據散見于三大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此次《決定》雖然對人民陪審員制度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規定，但仍需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同時需要對近年來一些地方各自制定的規定進行梳理，以確保該項制度的統一實施。

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民陪審員制度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就必須對憲法、三大訴訟法、法院組織的有關條款進行較為系統的修改和整合，并在此基礎上出臺一部正式的《人民陪審員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絕不是一種制度“作秀”，而是為了更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更接近于公眾認可的司法公正。

2．資料分析

我國現行《憲法》沒有規定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一種缺憾

在訴訟中實行陪審制度是各國訴訟法的共同特征，我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對此都作了規定。實行陪審制度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為民的體現，有利于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實現，是司法與社會公眾建立聯系的橋梁，對普通公民而言，也是生動的法制宣傳教育過程。當然，陪審制度也有其弊端，如訴訟成本加大、訴訟過程延長，尤其是，如果陪審員不能有效地行使職能，還給人以一種形式主義、陪而不審的印象。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對陪審員制度都有明確的規定，而且該《憲法》還將實行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對待，因而使我國在50年代迎來了陪審制度的“黃金發展時期”。“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陪審制度。文革結束后，1978年《憲法》和1979年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以及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重新規定了人民陪審員制度。但是，1982年《憲法》又再次取消了陪審員制度。目前我國4次修憲，都沒有涉及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再度入憲問題。

修憲建議和立法建議

在最高法院的建議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并于今年５月１日起實施。該《決定》就陪審制度所涉及的職責定位、案件范圍、日常管理、經費保障以及產生機制等事項都做出了具體的規定。但是，該《決定》并沒有在實質層面改變我國的陪審員制度，陪審員依然沒有獨立的審判職能，尤其是，該《決定》還不是以立法形式表現的，其制度的體系性和規范性不強，法律效力的位階尚不夠，因而，陪審員制度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具體建議如下：

（1）修改憲法，將人民陪審員制度規定在憲法中。陪審制度是因其重要性，應當在憲法中加以明文規定，使之成為具體法律的終極依據，并獲得具有憲法保障的穩定性。同時，通過陪審的形式參加司法審判，也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政治權利之一，屬于基本人權范疇，其重要性和根本性也需要由憲法加以肯定。對訴訟當事人而言，獲得陪審員的審判是其基本訴訟權利，是其訴權的應有之義，作為一項基本的訴訟權利，自然也應由憲法予以確認。事實上，只有將人民陪審制度上升到憲法保障的高度，“人民司法、司法為民”的新型理念才有得以充分發展的堅實基礎。

（2）制定獨立的《人民陪審員法》。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問題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人民陪審員的資格、選任、任期、職權和職責、獎懲、培訓與管理、監督和經費保障、以及適用人民陪審員審理的案件范圍和審判方式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分散立法，會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訴訟法、選舉法、法官法等多項法律，在制度建設上步調不會完全一致，以后修改起來也極不方便，尤其是分散立法對加強陪審制度的落實和強化人們對它的利用觀念，都是不利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陪審制度

陪審制度雖然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訴訟制度，但各國根據其國情的不同，對陪審制度的具體構建是各有特色的：英美法實行陪審團制度，大陸法國家實行參審制度。陪審團人數較多，一般為12人，他們從社會成員中隨機抽選出來，構成一個臨時性的審判組織，行使對案件事實的判斷權，對法官行使審判權實施制約，法官應當尊重陪審團的決定。大陸法國家的參審制類似于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參審員通常是在某個領域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因而與我國的“平民參審”有別，其屬于“專家參審”的范疇。我國應當綜合吸收兩大法系陪審制度的優勢，摒棄成規，形成二元化的陪審制度。具體的制度構建以及適用的邏輯如下：

（1）人民陪審團制度。在任何一個案件中，是否實行陪審團審判，應當首先由當事人選擇。如果當事人選擇實行陪審審判，則應當采用“人民陪審團”的形式。我國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容易淪為形式主義，難以發揮切實的作用。人民陪審員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外行法官，他們不懂法律知識，也不一定有認定案件事實方面的優勢，因而在訴訟中不能不聽命于職業法官的指揮，難以發揮獨立的功能。當事人選擇適用陪審制度，其理論基礎是當事人對職業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不予信任，他選擇適用陪審團審判，實際上是選擇一種審判方式和訴訟程序，其目的是對法院的審判權實施分割和制約。有鑒于此，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應當在獨立的權能上有所突破。在這個方面應當借鑒英美的做法，適當擴大人民陪審員的人數(比如說6個)，賦予其認定事實的獨立權能，一般情況下，法官不能推翻陪審員做出的事實認定。在陪審員事實認定的基礎上，法院適用法律做出裁判。實際上就是將英美式的陪審團制度經過適當改造引入我國。這種陪審團制度，應當作為我國陪審制度的常規形式看待。

（2）專家陪審員制度。如果當事人不選擇適用陪審制度，而案件涉及專門技術問題的，法院認為有必要，也可實行陪審制度。法院決定采用的陪審制度，其意義與當事人選擇適用的陪審制度已完全不同，這是在當事人對法官行使審判寄予信賴的基礎上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靈活方式，其目的是補救法官在事實認定方面的知識不足。一般情況下，在案件涉及專門性問題時，可以考慮適用專家陪審員制度。這里所形成的陪審制度依然是參審形式的陪審制，陪審員和職業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合一行使審判權。當事人對此種選擇可以提出異議；一經當事人提出異議，法院就不得采用該種陪審形式。對于案件中的專門問題則采用鑒定人鑒定的形式加以解決。為此，應當建立專家陪審員名冊，分別擔任各類專門訴訟案件的陪審員，如知識產權案件、專利侵權案件、稅收訴訟案件、反壟斷案件、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交通事故案件、涉外案件等等。因為涉及專門問題的訴訟案件，訴訟中會有鑒定人出現，只要有兩個專家協助法官審判案件就可以了，無需建立陪審團，實行陪審團審判。這種陪審制度，實際上就是我國目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變種。

經過上述改造，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即由陪審團制度和專家參審制度構成。在制度適用的范圍上，除立法明確規定不宜適用陪審團制度的外，其余均應允許當事人選擇適用陪審團制度；若當事人不選擇適用陪審團制度，法院可以根據案情決定采用專家參審制度。而這兩種陪審制度，均應由統一的《人民陪審員法》加以確認和規范。(2)

(1)

(2)參見吳丹紅：《中國式陪審的省察――主要以＜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載《政法論壇》，第7輯。參見湯維建：《應當制定＜人民陪審員法＞》，載《團結》，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