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實踐探索

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實踐探索

所謂“僵尸企業”，是指喪失自我修復功能和自我發展能力，必須依賴政府補貼、銀行續貸等非市場因素生存的企業。“僵尸企業”本身已不符合市場需求，雖身已死，但遇“血”則動，如繼續輸血供氧，必拖累銀行、拖垮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攔路虎”，社會穩定的“絆腳石”。2015年中央和全省經濟工作會議均提出了“僵尸企業”退出市場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下決心淘汰一批“舊動能”，對“僵尸企業”狠下刀子。然而現實中，一批“僵尸企業”毫無效益，卻占用大量土地、能源、資本、勞動力等資源，甚至擾亂市場秩序；一些基層政府還在以扶持當地產業、維護社會穩定為由，無端消耗著本應支持新興產業和創業創新企業的政策和要素資源。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結構改革的需要、政策調整的機遇，妥善處置“僵尸企業”，可謂時不我待，勢在必行。

處置僵尸企業的實踐

目前，江都區已初步形成以機械電子、汽車及零部件、船舶特鋼等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體系，但空間布局不合理、產能過剩嚴重、發展同質化等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建設用地指標緊缺與土地利用粗放、土地后備資源匱乏與耕地保護壓力之間的矛盾并存，項目建設“增量不足”與“存量不優”的問題亟待解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雖轉型艱難，但已在路上。

嚴峻的形勢倒逼轉型。一方面，由于多種原因，一部分企業失去正常的造血功能，經營乏力，舉步維艱，或半死不活，度日如年，或茍延殘喘，病入膏肓，形成了事實上的“僵尸企業”。比較典型的，如：丁伙鎮的揚州中材，400畝寶貴的土地拋荒多年，12萬平方米的廠房白白浪費；宜陵鎮的碧波環保，100畝土地、4萬平方米廠房閑置；仙女鎮的希林光源占地50多畝，停產已2年；江都開發區的同昌電子，占地150畝，已資不抵債。還有一批小型船企，占著長江、內河岸線等稀缺資源，卻長期“僵而不死”。另一方面，一批成長型中小企業面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機遇充滿發展信心和創業熱情，但受用地制約而力不從心。如中環塑業有在手訂單3億元，由于發展空間受限，被迫放棄部分訂單；麥香人家總部2012年落戶江都后，在揚州市布點20多家直營店，年銷售近億元，解決就業500多人，但受制于規劃、用地，產能無法釋放，近期被迫放棄4000多萬元的訂單。僵死的存量不出清盤活，優質的增量難煥發活力。在江都區十二屆十次全委（擴大）會議上，江都區提出了把盤活閑置資源作為2016年度重點工作的思路，標志著妥處“僵尸企業”，騰出并盤活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已在全區上下達成共識。

積極的行動盤活存量。近年來，針對出現的“僵尸企業”，以及撤鄉并鎮、農民進城、單位合并后而產生的“睡眠土地”，江都區按照“控制總量、優化增量、盤活存量、用好流量、提升質量”的原則，以土地資源利用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節地水平和產出效益“雙提升”。2012年以來，江都區已兩度獲評全省國土資源節約集約模范縣（市）。2015年，江都區對全區工業集中區1168宗工業企業用地狀況進行了摸底調查，盤活存量土地1200畝。同時，試點工業用地20年的彈性出讓制度，重點解決土地出讓年限與企業生命周期不匹配的問題。當年，新華社、人民網等8家中央、省級媒體集中報道了江都區節約集約用地的做法，也表明江都區節地增效、內涵發展的土地利用方式已走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前列。

有益的嘗試初現成效。江都區始終按照“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的原則處置“僵尸企業”。近年來，先后引進了江淮汽車、中海工業、中船防務等戰略投資者，重組盤活了女神汽車、江都造船、科進船業等一批“僵尸企業”，取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效應。近期，“僵尸”多年的企業揚州中材進入破產程序，為通過司法途徑處置“僵尸企業”開辟了新的路徑。這些舉措對于緩解企業壓力，盤活存量資源，力促轉型升級，起到了較好的示范作用，更為江都區在更大范圍內處置“僵尸企業”積累了寶貴經驗。

處置僵尸企業的難點

目前，縣域層面的“僵尸企業”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資不抵債，主要標志是企業虧損、資產負債率高；二是生產停頓，主要標志是企業申請暫停用電容量；三是經營停滯，主要標志是半年以上未交增值稅。在這些“僵尸企業”中，有的發展方向不明，市場定位不準，上馬之時，往往已瀕臨倒閉之日；有的也曾獨領風騷、風光一時，甚至一度是所在地財稅支柱和就業的“蓄水池”，但時過境遷，由于無法與市場同頻共振，于是乎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大起大落。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是等著“僵尸企業”尸位素餐，甚至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還是快刀斬亂麻，騰出必要的市場資源和空間，顯而易見。但在操作過程中，要充分認清處置“僵尸企業”的主要難點所在：

一是啟動難。目前，“僵尸企業”真正進入市場化破產程序的還很少，一些企業主更愿“跑路”，而很少依靠破產制度自我保護，實現起死回生或有序退出。加上一些領導干部思想觀念上的偏頗，認為企業破產不光彩，有損政府形象，甚至限制債權人起訴，不愿法院受理破產案件，把“僵尸企業”問題和包袱留給下任領導。

二是協調難。“僵尸企業”兼并重組、破產，涉及職工安置，土地、廠房、設備的處置等方方面面，需要協調的事情很多。有的基層政府雖有心撮合，但由于職責不明，協調事項不到位，影響了政府職能的發揮和公信力。有的基層領導還存在“怕”“等”“拖”的心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現象亟待改觀。

三是甄別難。中央層面雖提出了對連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僵尸企業”進行清理的要求，但沒有對“僵尸企業”差異化處置的甄別機制，容易錯殺一些陷入周期性困難的優勢產能或地方特色產能。

四是審理難。《企業破產法》有些規定較為原則，執行中，存在破產案件立案難、審理慢等問題。比如，按《企業破產法》第113條規定的清償順序，稅收、電力等債權一般應到破產財產分配的時候給予優先辦理。但實踐中，稅務、電力等部門往往提前采取強制性措施，大大降低了破產財產的實際清償率。另外，屬地責任和司法程序對接機制的缺失，也導致基層政府在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往往忽視《企業破產法》等法律的規定，留下了后遺癥，不僅增加了后續司法程序推進的難度，而且容易使法院的破產審理和資產重組陷入困境。

妥處僵尸企業的建議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比的是膽識，拼的是決心。一方面，要尊重市場規律，積極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推進“僵尸企業”重組；另一方面，要杜絕上級下了淘汰令、打了退出牌，而實際中變換花樣，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

明確思路，下定決心。“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也意味著過去那種“面多了和水，水多了加面”的做法即將終結。建議依據產業政策、發展規劃，按照“一業一策”、“一市一策”、“一縣一策”的原則，擬出一個處置“僵尸企業”的路線圖、退出機制以及權威認定標準，用好產業政策、發展規劃、市場準入、要素保障、金融稅收、價格杠桿等“組合拳譜”，從防范系統性風險、全局性風險的高度，對“僵尸企業”或重組，或改進，或淘汰。

多措并舉，抓好“兩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圍繞供給側改革，多措并舉處置“僵尸企業”。建議抓好兩頭。一頭抓新動能發展生成。搶抓“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長江經濟帶”、“軍民融合”等國家戰略的政策機遇，延長傳統產業鏈、拓寬產業寬度、增加產品種類，著力推動新興產業、新型業態的生成和發展。一頭抓舊動能退出改造。加強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缺能力”問題研究，出臺“僵尸企業”處置指導性意見，注重分類指導，注重因業、因地、因企制宜，加快“僵尸企業”兼并重組、債務重組、破產清算，著力“消化一批、整合一批、轉移一批、淘汰一批”，著力推進“騰籠換鳥”，著力發掘新品種，消滅舊品種，不斷提升傳統產業優勝劣汰、創新提升和自我修復功能。2016年，特別要堅決貫徹落實總書記“把修復長江生態擺在壓倒性位置”的要求，以處置“僵尸企業”為契機，加快淘汰一批沿江地區的“兩高一剩”企業。

調查摸底，謀定后動。建議企業方面：重點排查涉及產能過剩、盲目擴張、負債率高或企業主戶籍、資金移居國（境）外的企業，全面摸清欠薪、欠稅、欠費企業風險狀況，做到家底清、權屬清、債務清。對確無幫扶價值的企業，要下決心通過破產清算等法律手段進行處置。要重視發揮債權人的作用，通過市場手段，擱置爭議，共利共贏。建議用地方面：鼓勵挖潛，由基層政府組織專班專人，對各類低效用地、閑置土地進行清理排查、分類登記、逐塊分析，深入推進“僵尸企業”、低效建設用地二次開發。同時，對可整合利用、挖潛增效的地塊，及時收儲，營造起“嚴管地”“盤死地”“處閑地”、“整舊地”“促調地”“抓收地”的良好氛圍。

加強督導，落實責任。妥處僵尸企業，政府責無旁貸，政府要努力完善工作機制和保障機制。一是宏觀把握。成立處置“僵尸企業”工作領導小組，明確牽頭部門，建立政府與司法部門、省市縣鄉四級聯動機制，各層級組建起善于把握產業政策，懂法律、金融、財稅、環保、安全、規劃、土管等專業的工作班子，定期會商“僵尸企業”兼并重組、退出等問題，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政策兜底。完善社會托底政策，加大資金投入，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加強轉崗職工技能培訓，給予下崗職工必要的創業支持，使得失業人員能夠順利再就業。三是考核監督。發揮考核“指揮棒”作用，把閑置資源利用和處置“僵尸企業”成效與社會穩定工作結合起來，作為對各級黨政正職考核重點，推動基層政府當好“中間人”。要強化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兩個責任”的監督問效。縣、鄉級政府要發揮對“僵尸企業”歷史沿革、經營現狀、風險防控等情況熟悉的優勢，積極承擔處置“僵尸企業”主體責任。省、市行業主管和行政監察部門，要積極履行處置“僵尸企業”的監督責任，加大對“僵尸企業”處置的業務指導和行政問責力度，著力解決各級干部“不作為”、“不會為”和“不敢為”的問題。

（儲勝金：江蘇省委研究室；張旭、張鋒：揚州市江都區發改委）

責任編輯：錢國華

第二篇：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一）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開“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僵尸企業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座談會上，二級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介紹了下一步人民法院開展破產案件審理、依法處置“僵尸企業”的六項重點工作。

一、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近年來，普通民事商事訴訟案件數量激增，人民法院整體上面臨“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將有限的審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審判中，未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所以在破產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沒有專門的審判組織，所以法院不愿或不會處理破產案件;由于不處理破產案件，就更不需要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的不良循環。這種局面十分不利于開展“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廣東深圳中院、浙江溫州中院等少數地方法院成立了專門的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實踐證明，設立專門審判庭的法院，處理企業清算和破產事務的積極性高、效果好。專門審判庭是企業清算和破產審判工作專業化、常態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產審判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中央高度重視人民法院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據中央要求加緊研究制定有關方案，并將與中央編辦協調推動這項工作。這次會議結束后，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切實擔負起職責，監督指導轄區內中級人民法院立即開展相關工作。各中級人民法院要盡快行動起來，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啟動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省會城市、較大的市和經濟較發達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要率先將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作為重點專項工作，立即協調地方編辦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在地方編辦未審批之前，要調劑使用現有編制，先把專門的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成立起來，立即開展工作，不能因審批而耽誤工作。

從目前開展企業清算與破產案件審判工作的需要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應承擔以下11項職能：1.企業破產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審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3.依法處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負責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的有關調研;5.對下級法院企業破產案件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進行業務指導;6.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法院之間的協調，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7.破產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訓;8.高級人民法院對本轄區內下級法院破產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指導;9.最高人民法院對有關司法解釋的制定與貫徹實施;10.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企業破產大要案審理的監督指導;11.破產檔案的管理。上述11項職能是否科學全面，可以做進一步研究探討。

在建立專業化審判機構過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進破產審判法官隊伍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專業化建設。已有專門破產審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強對在任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培訓，進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業務素質;要將紀律意識強、業務素質好、綜合能力強的同志配備到破產審判崗位，實現破產審判新生力量補充常態化;要結合破產審判工作特點，做好“傳幫帶”工作，組建成熟的破產審判團隊，切實避免“一人離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無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法院，要加緊發掘、培養專門人才，確保專門審判人員及時到位。同時，在當前司法改革推進法官“員額制”過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須將專門審判庭作為一項內容特別考慮，要在各方面為下一步工作預留空間。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當地專門審判庭、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專業隊伍建設情況，在今年8月1日前報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立后，企業清算、破產案件的管轄會相應發生變化，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已著手研究，并將適時予以明確。

二、做好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工作。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13條至515條規定了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原則，解決了法院內部執行轉破產的程序啟動問題，拓寬了破產案件受理渠道。對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重慶、深圳、溫州等地部分中級法院已開始積極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具體規定。當前，在適用上述規則時需注意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執行信息平臺和信息資源，及時發現、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針對同一“僵尸企業”的多起執行案件信息。執行法院及其上級法院要依法盡力創造集中管轄、集中執行等有利條件，促進“僵尸企業”及時、順暢轉入破產程序。

二是判斷當事人同意移送破產的時間點，既可以是執行不能時，也可以是當事人申請執行時。同時，不僅要考慮債權人的同意，也要關注債務人的申請，尤其要充分考慮債務人對企業重整的申請。在同意的形式上，應采取書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執行法院對依法應當移送破產的執行案件要及時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產法院要克服對破產案件的“畏難情緒”，應當依法受理的破產案件要及時受理，切實避免在受理破產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執行法院將案件移送破產時，應當中止執行程序。企業破產法第19條已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二)也作了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還有相當一些地方法院未嚴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后繼續對被執行人進行執行和保全。這種情況要堅決予以禁止，嚴格依法辦事。

三、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直接決定著企業破產工作的質效。人民法院要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提升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破產管理人隊伍建設既要嚴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大對適應企業重整需要的破產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產重整的需要作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發揮企業家、經營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員的作用，不斷加大破產管理人工作程序規范化建設。當前，應當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要強化破產管理人隊伍人才的積聚。人民法院要引導擔任破產管理人的傳統中介機構吸收擅長>企業管理、熟悉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確保對企業破產重整、破產清算能作出準確有效評估。同時，對破產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開展為原則積極進行探索。

二是要試行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制度。破產案件個案之間差異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的專業性、技術性較強，事務繁重，而有的小微企業破產則相對簡單。從近年破產審判實踐情況看，對管理人分級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從不同級別、資質的管理人名冊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確保破產案件質量的提高和破產程序順利進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隊伍的發展壯大和整體素質提升。管理人的分級管理應是當前人民法院在破產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點。

三是要試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補和升降級制度。從多數地區情況看，管理人名冊自2007年建立后就一直未發生變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條件并具有一定破產管理水平的中介機構入冊，也未對一些不符合條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這種狀況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改變。尤其是在實行管理人分級管理之后，要根據業績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補、除名、升降級措施。

四、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很多“僵尸企業”停工停產多年，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破產費用中的訴訟費部分雖可減免，但律師等破產管理人的報酬部分應當支付。目前，務必要克服“僵尸企業”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的問題。建議財政部門撥出資金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機遇，積極爭取財政部門支持，補充企業破產案件中的破產費用缺口，要保證管理人能夠按勞取酬，激發破產管理人工作積極性。已經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規妥善利用專項資金，做到專款專用。要在使用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做好開源節流，適時推動建立政府財政援助的常規機制，同時逐步探索企業正常經營中自行提取破產費用資金等措施。

五、慎重適用重整計劃強制批準權。在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相當一批企業會采取破產重整方式實現提質增效。在制定重整計劃草案時，應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場參與者協商和談判，最終重整計劃力求由當事人表決通過。“僵尸企業”重整一般應包括債務重組和營業整合兩方面內容。如果“僵尸企業”重整計劃草案只規定債務重組的有關內容，而不涉及營業整合和資產重組，人民法院在批準這類重整計劃時應當謹慎。因為這類重整計劃草案可能并未解決導致企業破產的深層次矛盾，企業經營前景和市場空間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減債務，不能真正實現重整讓企業提檔升級、更加適應市場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應當堅持重整計劃由債權人等利害關系人按照企業破產法第87條第2款的規定，通過自由表決決定。如果重整計劃未經利害關系人表決通過，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強制批準權。

六、積極探索破產案件快審快結程序。破產案件尤其是破產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審快結。快審快結包括兩個方面要求：第一，對于有挽救希望的企業進行重整時，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既不能一味圖快，也不能久拖不決;第二，對于沒有挽救希望，不需要進入重整的企業，要通過破產清算程序，盡快結案。浙江法院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如簡化審理程序，當事人之間對財產評估已協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鑒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學習借鑒。

依法處置“僵尸企業”涉及的問題面寬、政策性強，各級人民法院要強化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依法積極穩妥開展各項工作。上級法院要針對企業清算破產工作特點，依法依規采取審級監督、審判管理、組織監督、紀律監督等綜合手段，加強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監督指導，保障有關工作順利進行。目前破產案件審判工作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難情緒，抓住工作機遇，把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抓實抓好，開創破產審判工作新局面，力爭相關各項工作都取得豐碩成果。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二）3月25日下午，《改革內參》“僵尸企業治理之道”內部研討會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大會議室召開。本次研討會由我國經濟學家何帆教授擔任主報告人。研討會邀請了中央財經大學公共財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周放生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都陽教授，上海鋼聯>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波，國家統計局就業大數據小組組長李志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等學者擔任點評和發言嘉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總編輯史克毅、編輯部主任劉學軍、調研部主任賈存斗、財新智庫宏觀經濟研究員朱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樊軼俠、上海鋼煉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任竹倩，以及來自中央財經大學、民生銀行等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者共同參與研討。

何帆教授研究團隊的主報告《中國僵尸企業：現狀、成因及政策建議》是在長期跟蹤、研究僵尸企業，多次深入企業進行調研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報告提出處置僵尸企業不能緊靠企業自身之力，需要銀行、政府和企業之間相互配合，共同發力，形成“企業自救、銀行輔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這是成功處置僵尸企業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認為在經濟低迷的時期去產能以及解決僵尸企業，難度會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去產能的主體是市場而非政府，但現在是政府在主導去產能，比如讓各省拿出一個去僵尸企業的數量名單，這種方法有可能會導致激勵機制的扭曲。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解決問題的是企業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會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長從財政治理的的角度來剖析僵尸企業，認為討論僵尸企業的對策必須關切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僵尸企業的制定標準，二是僵尸企業應該正確分類，三是財政壓力和可承受性的測試，四是政府的職能邊界，五是財政支持的方式。

都陽教授和李志龍博士均從就業角度來分析僵尸企業的治理。都教授認為如果把去產能過程中的就業問題判斷成很嚴重，會阻礙這個進程的推進。應采取保護工人，不保護崗位的原則來解決就業問題。李博士認為去產能帶來的沖擊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業，可能還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寬一點。對員工的安置問題，他認為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分享經濟可能是下一個淘寶式的就業發動機;二是健全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更加有針對性的做好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

高波總經理建議由國家部委牽頭成立高級別巡視組，摸清現有僵尸企業和即將成為僵尸企業的數量及產能，立即停止求助、補貼及銀行貸款，對各類鋼鐵企業壓縮產能的獎補一視同仁，優先解決從業人員分流及安置問題。

陶然教授認為去產能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國退民進，而現在的很多做法是國進民退，包括壓產能，把民營壓掉，保國企。

樊軼俠研究員提出去產能的目標，不能全國性的劃一個杠桿，總體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標，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標準，給一定的自主權。政府要提供間接的去產能補助。除了直接的補貼，還有融資支持，在稅收優惠方面更能體現間接的支持。

第三篇：僵尸企業的清退之路 ：破產法實施的探索與構想

僵尸企業的清退之路 ：破產法實施的探索與構想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僵尸企業”成了熱點問題，僵尸企業不是法律概念，但大部分僵尸企業已符合法律規定的破產條件。因此“僵尸企業”可通過資產重組、產權轉讓、破產清算、重整等方式來處置，同時按照中央要求“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產能過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提到了議事日程。在當今經濟形勢下行壓力日益嚴重，社會資源急需優化配置國情下，為處理好僵尸企業社會問題，重新探索破產法的實施和運用已經提上日程。

一、僵尸企業的概況

“僵尸企業”不是法律概念，是經濟學家彼得·科伊等提出的一個經濟學概念，原指那些無望恢復生氣，但由于獲得放貸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閉的負債企業，它們占用大量資金、社會資源，卻不產生經濟效益[1]。李克強總理對僵尸企業的定義是：不符合國家能耗、質量、環保、安全等標準,連續虧損三年以上,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僵尸企業應該是屬于社會轉型期要淘汰的領域的企業，是經濟下行壓力下需要減負清退的企業，是連續虧損不產生經濟效益靠政府、銀行扶持而存活的企業。

“僵尸企業”并沒有精準的概念，要處理好僵尸企業問題還需對其細分研究。我們可從僵尸企業成因、存在狀態和處置方式了解其概況。

（一）僵尸企業的成因，一是不恰當的政績考核和維穩的增長壓力，促使政府盡力從資金上維持一些僵尸企業的生存；二是不當的業績考核和責任的追究，又使銀行不斷地讓一些“僵尸企業”靠輸血維持；三是現行企業破產制度不健全，政府、企業、銀行、法院，對“僵尸企業”市場出清望而生畏。

（二）從存在狀態看，一類是名存實亡型僵尸企業，這類企業實質已經消亡，不再生產經營，只是因為國家法律不健全而沒有進行清算注銷，在工商登記中還留存這些企業名稱。一類是吸血型僵尸企業，這類企業雖然已經連續虧損，甚至資不抵債，但靠著地方政府、商業銀行的輸血還在生產、經營，繼續占用大量的社會資金和資源，這類企業危害性較大。

（三）僵尸企業的處理方式，按照中央指導方向清理僵尸企業是“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

從上述僵尸企業成因看，清理僵尸企業有很大阻力。但清理僵尸企業為有競爭力的企業騰出更多社會資源和空間，對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很有價值。

筆者認為：一，對于只差清算、注銷程序性手續的僵尸企業，還是應該完善立法，確保督促其完成清退市場的手續；二，對于擁有知名品牌的，擁有“殼資源”的，或有特色經營產品的企業，如將來有盈利的可能，可通過重組、重整的方式將其救活，但要避免從一種僵尸企業狀態進入另一種僵尸企業狀態；三，對于一些資不抵債已符合破產條件的大型僵尸企業，雖然地方政府為政績，商業銀行避免壞賬仍在不斷輸血而堅決不破，還是應該通過破產程序來解決這一類企業，當然還應考慮重整優先原則。

二、破產法在我國實施現狀

破產程序是僵尸企業出清的重要方式。但目前我國《破產法》在實施過程中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企業破產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2006年審議通過，自2007年6月1日開始實施。在此之前我國每年有4000多萬企業會因而破產，實施后我國每年2000多件破產案件，2015年有所回升至3000多件，但這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破產法實施情況相去甚遠。

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對破產法的重視有很好的經驗。市場經濟越完善的國家，越重視破產法的制定與實施，破產案件也越多。特別是美國，其破產的數量每年100萬件左右，以2013年為例，其中破產清算案件為728，833件，企業重整案件為8980件，家庭農場主的債務重整案件395件，個人債務重整案件333，626件。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對經濟轉型，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提上日程。對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經營虧損、資不抵債，卻占用社會大量資源的僵尸企業，急需通過法定的破產程序來出清。同時打通企業的退出通道，也是國家市場經濟成熟的表現。

三、我國破產難的原因

破產制度對市場出清，經濟發展有良性作用。美國經濟繁榮，不影響其每年破產案件有100萬件左右，但是我國只有2000-3000件。我國破產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干預企業破產。地方政府通常借助政府托管平臺和某些大型僵尸企業有密切往來，如果企業破產會影響社會穩定性、地方政績及賬面虧損。同樣，企業破產時商業銀行也會形成壞賬，加之銀行不當的業績考核和責任的追究，商業銀行和地方政府都會選擇對僵尸企業輸血，但這些幫扶救治措施不但沒有解救企業，反而浪費了社會資源，占用了大量社會資金，并向市場釋放了錯誤的信用信號，使得僵尸企業“僵”而不死。

（二）法院不愿意受理破產案件。實踐中，法院不愿意受理破產案件主要出于幾個因素：破產案件行政協調成本太高；破產案件的專業性很強，且費時耗力；破產案件對債權的清償難于執行；法院也沒有專門的破產法庭和破產法官隊伍。

（三）專業人士未有效配置。按照《企業破產法》規定可以由有關部門、機構的人員組成的清算組或者依法設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產清算事務所等社會中介結構擔任破產管理人。為有效處置處理僵尸企業，管理人隊伍已擴容，當尚未制定管理人分級制度。實踐中，單純靠搖號產生管理人的制度，使得復雜疑難的破產案件搖落到相對缺乏經驗和專業技巧的管理人，使得這些破產案件面臨尷尬境地。破產管理人不僅要多，還應該分級并有效配置。

（四）破產法體系中缺乏個人破產。我國目前的《企業破產法》只適用于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我國并無個人破產制度。因此個體工商戶、合伙企業、個人債務都不適用破產法，很多商事主體債務得不到清理，債權人債務得不到有效清償，這也給社會產生很多信用垃圾。現實中，普遍存在企業主對企業債務承擔擔保責任的現象，企業破產但是企業主的債務卻得不到清理。

（五）文化傳統與商業習慣因素。中國人“好面子”的文化與商業傳統觀念認為“破產”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人們會盡可能通過其他途徑，甚至“跑路”，而非破產程序解決債權債務問題。

綜上原因，導致破產制度在我國長期失靈，造成市場難以正常出清，僵尸企業得以茍延殘喘，占用信貸等寶貴資源，抬高企業杠桿率，加劇產能過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債權人和股東的合法權益，扭曲市場價格信號，限制了市場優勝劣汰的“創造性毀滅”作用的正常發揮。

四、對破產法實施的探索和建議 中央經濟工作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對市場進行結構性調整，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煥發市場的內在活力，優化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等市場要素的配置。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供市場化的制度供給。這些市場化制度中，破產制度最為重要，是治愈當前經濟中產能過剩頑疾的一劑治本良方。作為法律人，在新形勢下對破產制度的探索也提上日程，以下是筆者的幾點思考，以期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一）打消對破產的誤解與確立重整優先原則

從上述破產障礙看，一些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會選擇避免僵尸企業破產，雖然明知死守著一個沒有經濟效益的企業，還要不斷的輸血也不見得是多好的政績，但是對于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而言，僵尸企業形同“雞肋”，兩害相侵取其輕，還是選擇繼續維持現狀。但是如果通過調研，會發現企業重整、兼并可整合企業的優勢，不僅可以減去企業的負擔，還可能更好的為地方創收，實現經濟的發展。實踐中也存在不少這樣成功的案例，雖然有短暫的陣痛，但是從長期發展看是有利的。破產不一定只有毀滅減損的效果，更有毀滅性創造的價值，更避免陷入“父債子還”的怪圈。

當然破產管理人、債權人應樹立破產重整優先原則。美國破產法中，破產重整有絕對優先的原則。正因為這原則美國通用，美聯航空才得以重生和發展，而我國的東星航空卻淪為破產清算，債權人10%清償率，導致破產大規模侵權的詬病。這也是中央在清理僵尸企業過程中一再強調“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的原因。

（二）管理人擴容與管理人分級制度并行

管理人已經擴容，增加管理人數量為處理僵尸企業儲備人力資源是需要的，但是管理人分級制度尚未形成。我國特別江蘇一帶，選擇管理人主要是通過搖號隨機產生，能進管理人名冊的中介機構都是經過審核挑選，但在管理經驗、業務水準上終究存在差異，對管理人進行分級制度，不同級別的管理人重點處理不同大小、難易程度的破產項目，這在分類化處理清理僵尸企業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在這點上浙江運用得比較多。對于大批量的需要清退注銷的企業具有合格水平的管理人應該可以操作，但對項目大、難度高的破產案件就需要由經驗豐富、水準優良的管理人操作。相應管理人的考評機制也需要形成制度化，這也是市場化發展的基本要求。

對于特殊、重大的破產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商業銀行破產、大型破產重整項目等，這些破產項目本身更專業、更繁瑣，應該選擇對專業領域有所研究，有所建樹的管理人團隊。當然法律規定這些項目是通過競標方式產生管理人的，但筆者認為要有效處置僵尸企業，管理人分級制度還應該深入細化。

（三）重整優先原則與庭外重組和預重整制度

破產法律一般有三個目的。首先，破產法確保債務人的財產被平等公平地分配給債權人；第二，防止無力償還債務的債務人作出損害部分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從而保護全體債權人；第三，通過破產免責制度，提供債務人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也是破產法最為重要的目標。破產程序有破產清算和破產重整兩種方式。破產不僅應該有程序性分配清算功能，更應該有破壞性重生的功能。我們可借鑒美國破產法破產重整絕對優先的原則，正因為這原則，當初通用公司等行業領軍企業才得以保存。同時為解決企業“過大而不能破產（too big to be bankrupt）”的問題，還可探索庭外重組、預重整制度，將最大保護那些擁有知名品牌的企業，擁有“殼資源”的企業的價值。

第一，庭外重組。法庭外債務重組，是指在破產程序之外，無力償債的企業與其債權人之間通過協議的方式，對企業進行債務調整和資產重構，以實現企業復興和債務清償的一種拯救手段。它是與正式的司法重整相對應的一種非正式的和非司法的自愿拯救機制。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格蘭銀行創立法庭外債務重組的“倫敦模式”（London Approach）以來，對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在法庭外重組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并被視為是對破產法規定的正式重整程序的一種補充和更有利的替代方法而存在。

庭外重組可以適用債務減免、債轉股、貸款、增資及并購等各種方式，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并可避免公開的調查和外部監督，保護企業的聲譽，有利于債務人和債權人在相關市場上維護市場信用，可以大大減少解決債務問題的總成本。但是庭外重組的制度先天缺陷是只有協議的效力而沒有強制力。且債務企業不得不面臨與眾多債權人分別談判的交易成本，而且還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鉗制”問題。庭外重組應當建立一個怎樣的機制，既能約束不同意的債權人，使庭外重組不至于因為個別債權人的個別行動導致重組失敗，同時又能尊重這些異議債權人的意見，保護這些異議債權人的財產權利？這些都是大家探討研究的問題。目前為止，許多國家的庭外債務重組模式主要是適用于金融機構或僅適用于金融機構，有時甚至僅適用于銀行，如倫敦模式。但該模式為商業銀行破產選擇了較為穩妥的通道，值得大家探索研究。

第二，預重整。

預重整制度是介于傳統重整和庭外重組之間的重整模式，債務人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前，預先與其他利害關系人協商、決定重整計劃之內容以及各利害關系人權益的保護。預重整制度在美國已是成熟的制度，有傳統重整的優勢，又避免庭外重組“鉗制”僵局的成本。

與傳統重整相比，預重整的協商和征集意見都發生在重整申請之前，所以預重整時間短，結果更確定。其次，預重整對商業的消極影響被縮小化，避免同業競爭對手大做文章。最后，債權人在提起重整程序前必須就預重整計劃進行談判、起草并通過計劃。這樣申請重整后法院需要做的工作大大減少，成功的預重整案件必然比傳統重整案件花費的時間少，而且成本也低。

隨著破產申請增多，選擇預重整，或與法庭內重整程序的迅速解決機制相結合，對平衡債權人利益和企業的經營價值有重要作用。但是預重整在我國還在探索中，沒有形成系統的制度。

（四）破產機構的改革

我國破產主要靠法院的力量，所以沒有政府的配合和支持，法院一般不愿接受這個“燙手山芋”。畢竟破產案件行政協調成本太高，專業性強、費時耗力，又不符合法院結案標準，因此以訴訟方式進入破產程序的少之又少。當然法院內部也沒有專門的破產法庭和破產法官隊伍。

在2016第五屆金融街論壇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也講到破產案件不能光靠政府做，可以交給國家專門的破產管理局來做。他山之石可攻其玉，在我國可以設立破產法庭專職處理破產案件，或者借鑒英美等國及香港地區政府管理破產事務的經驗，設立破產管理局來負責推動破產法的實施與修改，管理破產方面的行政事務。

許多發達國家都設有破產管理局，并賦予以下職權:

（1）搜集破產法實施現狀與問題，為精準實施與修改破產法做出規劃。破產管理局作為官方機構，有途徑追蹤債務人財產的分配情況，了解各種債權的清償情況，分析整理破產法的表現和效用，有能力推動立法領域和司法實踐的發展。（2）考察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履行誠信義務情況，發現和認定他們違反破產法的事實，追索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并將追索的數額在債權人之間公平分配。

（3）作為破產管理人的管理者，破產管理局可以監督檢查破產管理人在破產程序中履行職責的情況，防止破產管理人濫用職權，以確保破產管理人按照法律規定專業處理破產事務，提升破產程序的效率。

（五）制定個人破產法。

在治理僵尸企業過程中，會發現很多僵尸企業情愿選擇“跑路”也不愿意破產，原因是很多企業主對企業債務提供擔保，企業破產了，但企業主缺乏債務清理機制而陷入債務泥沼不能自拔。沒有個人破產制度的破產法是不完整的，也影響了困境企業申請破產的積極性。

西方國家有成熟的個人破產制度。美國2013年破產清算案件728，833件中，其中個人債務重整案件333，626件，個人破產占整個破產案件的45%。客觀上市場經濟越完善的國家，越重視破產法的制定與實施，破產案件也越多，反過來也促進社會資源流向優質企業而形成良性循環。

隨著我國信用制度的信息化建設，社會信用成本的提高，個人破產制度的制定可實施也具有可行性。特殊的商事主體，企業主、高管等的個人破產及法律責任也是研究和討論的重點。

結束語

上述問題是大家關注的問題，2016年第八屆東亞破產與重組研討會近期在上海召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杜萬華大法官在會議上重點介紹了最高人民法院為落實成果清單中有關建立和完善公正破產制度的承諾，推動破產法制發展與完善的八點工作方向：一是高度重視運用兼并重組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二是堅持把救治“生病企業”放在首位，以市場化為導向，建立正常的市場主體救治和退出機制；三是落實立案登記制度，積極解決破產案件“啟動難”問題，并通過破產案件的審理解決執行難問題；四是繼續加快破產審判機構和審判隊伍專業化建設；五是高度重視破產管理人隊伍建設，加強監督管理、完善管理程序；六是繼續加大信息化建設的力度；七是深入研究、著力解決破產案件審理中的新問題；八是積極推動破產審判領域的雙邊、多邊交流，吸收國外有益經驗，宣傳推廣中國破產制度的優秀成果。

在會議期間，與會專家還將主要圍繞“法庭外重組”、“破產從業者的角色”、“法庭內重整程序的迅速解決機制”、“企業主、高管等的個人破產及法律責任”共計四個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這也是破產的熱點議題和發展趨勢。

“不知死，焉知生”，僵尸企業不能有效的清退，優質企業就沒有更好的發展空間。本文是筆者根據自身破產管理人的經驗對僵尸企業清退的一點設想與探索，尚待實踐檢驗。僵尸企業清退是及其復雜的系統工程，而完善破產制度是解決該問題的利器。現實需要我們改變思路、尋找出路，而不是妄自菲薄、退縮不前。重新探索破產法，依法去“僵”，讓生產要素更加市場化流動，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一步。為什么不讓我們的思路更開闊一些呢？

第四篇：幸福企業建設實踐探索

幸福企業建設實踐探索

一、課題研究的背景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們正經歷空前的社會巨變：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價值追求也越來越多元多樣。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描繪了人們美好生活的藍圖，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和科學路徑，把每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起來。今天，繼續“中國夢”的“圓夢”之旅，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疑是唯一正確的途徑。

總書記在闡述“中國夢”中談到，“中國夢”的本質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共圓“中國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進而提升全社會的幸福指數。黨的十八大著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將“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促進社會和諧”納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等等。這些和諧因素地充實，對“中國夢”的階段性特征作了更為清晰的描繪，也為“中國夢”增添了更加美麗的幸福光環。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司提出了建設幸福公司的目標。****總經理在局第九屆一次職代會暨2013年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 “落實安全、協調、綠色、創新、和諧發展方針，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科技支撐、文化制勝工作理念，推進以平安、品質、責

任、活力為內核的幸福公司建設”的工作目標。幸福達電建設體現的是一種全面發展的思維，不僅強調了建設堅強****的重要性，而且體現出更多關注員工的生活感受，提升了發展的內涵。

二、幸福企業的內涵

對于人的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為心理學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對于主觀幸福感的探討更多地來自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社會老年學三個學科領域。由于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對于幸福感的測量，西方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等已經探索了幾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識和經驗積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種幸福感測量工具能夠得到普遍認同，對于幸福指數，每位專家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大都體現在追求人類社會文明發展、以人為本等詞匯上。

通常被認可的幸福指數公式是：國民幸福指數=生產總值指數×a%+社會健康指數×b%+社會福利指數×c%+社會文明指數×d%+生態環境指數×e%。其中a, b ,c ,d ,e分別表示生產總值指數、社會健康指數、社會福利指數、社會文明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所占的權數，具體權重的大小取決于各政府所要實現的經濟和社會目標。

綜上所述，提升幸福指數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考慮物質因素，又要考慮非物質因素，從根本上講，就是要進一步提升社會和諧的水平。建設幸福公司，需要把推進發展與增進福祉統一起來，將工

作落腳到提升員工的幸福度、增強員工的幸福感，不斷提高****建設和企業發展水平、不斷滿足員工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實現與發展階段和水平相適應的幸福。

三、采取的主要做法

建成堅強****和幸福公司的目標，改變了過去唯各項工作指標看政績的傾向，轉而更加關注企業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更加關注企業發展給員工帶來的實際利益和感受，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我們要牢牢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持續深化“兩個轉變”，扎實推進****和企業安全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展，把企業員工的幸福指數公式轉化為：員工幸福指數=企業科學發展指數×50%+（員工健康指數+員工福利指數+企業文明指數+工作生活環境指數）×50%。提高員工的幸福感，就要緊密圍繞企業各項中心工作，努力提升安全生產水平、建設堅強****、實現經營管理目標、關注員工身心健康、提高員工福利待遇、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等各項指數。

（一）確保安全生產形勢穩定

一是持續加大安全管控力度。強化安全規章制度的執行力，實施標準化安全管理，嚴格量化安全考核，逐級傳遞安全壓力，確保安全責任落實到每一個人和生產環節。開展“五大”體系安全“回頭看”活動，不斷完善新模式下各級安全管理機制。認真做好現場作業組織和安全管理，嚴格落實到崗到位制度，加大科技成果在安全監督領域運用，做好重要環節、關鍵過程現場安全風險管控。二是不斷提高****

運維水平。著力加強生產技術綜合管理，強化技術監督，注重過程管理，深入開展設備運維專項活動，積極實施狀態檢修和帶電作業，持續加強輸變電設備隱患排查治理，不斷提升輸變電設備健康水平。繼續加強地、縣兩級調控一體化平臺數據整治及深化運用，給予監控、調度、方式、保護專業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加快地、縣調一體化OMS系統建設，提升調控中心核心業務全過程管理水平和調控防誤水平。三是繼續強化應急能力建設。認真編制現場應急處置方案，不斷完善應急預案體系，建立應急專家隊伍，大力開展應急管理業務和實戰技能培訓。積極推進縣級企業應急指揮分中心建設，推進應急指揮體系與和地方政府應急平臺有機融合。四是全力做好設施保護。緊密依靠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加大設施保護及涉電違法犯罪法律法規宣傳，增強全民保護設施安全意識。積極向政府溝通匯報，力促市設施保護區內施工作業行政審批制度出臺。加強警務室建設，嚴厲打擊涉電犯罪，保障設施安全運行。

（二）加快推進堅強****建設

一是著力加強****規劃和前期工作。推廣運用“地電”合作模式，強化與地方各級溝通協調，滾動修編各級****規劃，確保與地方發展規劃的有序銜接，加強交叉區域****項目協調推進力度，確保“十二五”項目規劃順利落地。加強可研、評審、核準等前期工作全過程管理，確保完成2013年項目前期工作計劃。二是狠抓重點工程建設。積極開展質量通病防治、標準工藝運用和達標投產工作，加強勞務分包隊伍管理和基建安全質量管控，不斷提高施工效率、工程

質量和工藝水平，爭創流動紅旗和優質工程。三是積極實施****升級改造和園區****建設。提高重要輸變電設備承載能力和健康水平。規范推進農網改造升級工程，加強新農村電氣化建設，大力提升農村地區能力和可靠性。新建****等地工業園區配網主干線，滿足園區企業用電需求。

（三）塑造優質服務品牌

一是強化服務措施。實施“三新”農電發展戰略，完善服務標準，創新服務手段，規范服務行為，強化服務監督，全力實現從“規范服務”向“用心服務”轉變。建立生產、營銷和媒體的長效聯系機制，整合城鄉配網搶修資源，提高故障搶修效率，強化停電信息的傳遞和發布，減少客戶停電次數和停電時間。豐富優質服務文化內涵，爭創群眾滿意窗口，打造優質服務品牌。二是拓展服務方式。延伸服務范圍，大力實施客戶繳費方便工程，增加智能電表24小時自助繳費終端，拓展第三方電費代收平臺，推廣運用手機繳費、網上支付等繳費方式，全面實現城區范圍客戶“十分鐘購電、繳費圈”。三是強化服務監督和行風建設。推進服務品質評價量化管理，健全內查外評相結合的多種監督評價方式，提高服務風險分析與防控能力。對內以服務品質評價系統為依托，開展30個以上服務指標的在線自動測評，同時積極實施明察暗訪和行風監督檢查。對外以第三方評價為主導，主動接受政府和社會監督，適時分析和跟蹤客戶滿意度的相對水平及其變化情況，積極采取措施，努力改進和提升客戶滿意度。

（四）提升企業精益管理水平

一是深挖市場潛力。始終堅持以客戶為導向，突出市場調研和分析，持續深化“一型五化”大營銷體系建設。跟進服務重點項目建設，加強業擴服務全過程管理，提高業擴報裝效率。加強線損過程管控和跟蹤分析，提升線損管理水平。深化用電信息采集系統應用，完善營銷稽查監控組織構架，大力開展反竊電專項活動。二是強化依法治企和經營風險防范。加強全員普法教育，落實中央企業法制目標三年規劃。落實“三重一大”風險評估和法律監督，提高依法治企能力。依托協同監督平臺，充分運用各項檢查結果和管理建議，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內部審計及財務專項檢查，規范經營行為，堵塞管理漏洞。加強電價電費精益化管理，確保電費“顆粒歸倉”。三是提升綜合管理水平。加強同業對標指標會診分析，積極找差消差，實現管理水平和指標排名持續提升。建立動態考核機制，鞏固創一流成果，積極開展標準化所建設。開展“班組建設月”、班組建設專項整治和班組建設評先樹優活動，持續提升班組基礎管理水平。四是加強管理及技術創新工作。緊密結合企業生產經營實際，以精益化管理為目標，加強實用性、創新性課題研究，總結提煉管理創新成果。大力推進群眾性創新工作，將實際工作中的亮點、創新點轉化成專利。加強管理及技術創新成果交流運用，建立健全創新激勵機制，助推企業創新發展。

（五）深化“****”體系建設

一是大力提升人、財、物集約化水平。以控總量、調結構、健機制、增效益為導向，著力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盲點、難點和風險點，全方位、深層次查找整改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不斷提升人力資源集約化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管理機構關鍵績效指標體系和一線員工積分指標庫，全員簽訂績效合約，健全逐級考核機制，深化考核結果的應用，構建與“三集五大”體系相適應的全員績效管理體系。堅持財務集約化核心理念，以流程標準、成本標準、內控標準為重點狠抓基礎管理，加大財務監督檢查力度，深化全面預算執行，提高財務標準化、信息化建設應用水平。加強物資質量監督，持續深化物資計劃管理，建立健全科學的倉儲管理模式和快捷的配送工作流程，提高物資集約化管理水平和供應保障能力。二是持續深化“五大”體系建設。進一步明確職責界面，完善制度標準，加強業務磨合，建立健全新體系下各級考核管理機制，加強部門之間的橫向協同、信息共享，實現“五大”體系安全高效運轉。深入開展以業務流程、工作標準、專業技能崗位為重點的崗位適應性培訓，促進員工隊伍素質的不斷提升，增強崗位勝任能力。三是增強集體企業管理水平和發展能力。大力開展集體企業管理提升活動，深入查找存在的薄弱環節，科學分解安全、經營、廉政等各項指標，強化集體企業考核力度。全面規范集體企業人力資源日常管理和勞務用工管理，搭建與集體企業發展相適應的薪酬福利體系。增強競爭發展意識，大力開拓市場，提高經營效益，促進集體企業自身實力和發展質量邁上新臺階。

（六）全面加強黨建和精神文明建設

一是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工作。大力轉變工作作風，認真學習貫徹中央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嚴格落實關于作風建

設的十大禁令，增強干部員工的政治堅定性。完善基層黨組織體系，加強學習型黨組織和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抓好新《黨章》學習，強化黨員教育。推動廉政風險防控體系建設，開展風險辨識、季度風險排查，強化關鍵崗位人員管控力度。認真執行“一書兩報告”制度，加強協同監督工作成果的深化運用。深化檢企合作，加大信訪案件處理力度，及時化解企業面臨的廉政風險。二是深入推進企業文化和品牌建設。開展“中國夢·****情”主題實踐活動，將活動落實到企業中心工作和優秀企業文化建設中。開設“道德講堂”，深化文明細胞培育，爭創“****公司文明單位標兵”和“全國文明單位”。創新品牌傳播方式，大力選樹先進典型，組織媒體體驗活動，加強新聞應急管理和輿情監測，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彰顯****品牌形象。三是著力加強和諧企業建設。切實加強信訪穩定工作，積極暢通訴求渠道，及時排查、化解穩定風險。深化廠務公開，拓展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渠道。大力開展職工勞動競賽，提升青年綜合素質。認真落實離退休“兩項待遇”，確保離退休人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加大對口指導和幫扶力度，促進結對幫扶藏區企業快速發展。

四、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安全生產形勢保持穩定

堅持“安全為綱、管理為先”的安全工作理念，嚴格落實各級安全生產責任制，安全管理基礎不斷夯實。實行安全巡查常態化管理，各級管理人員到崗到位得到有效落實。積極應對嚴峻的防汛形勢，著力構建科學合理、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機制，開展防汛應急演練、****

迎峰度夏聯合反事故演習，進一步提高了事故快速反應能力。

（二）****建設進展總體順利

主動加強與各級黨委政府、市級相關部門溝通協調，****建設工程全部納入地方政府督辦項目及重點工程，公司發展外部環境逐步好轉。大力開展****發展診斷分析，編制完成《市2013-2020年配****滾動規劃報告》，****規劃科學有序實施，前期工作進展總體順利。普光220千伏輸變電新建工程獲得2013安全質量管理流動紅旗，****保障能力持續提升。

（三）營銷服務工作成效顯著

以市場為導向，與****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全力增供促銷。開展電價電費“雙快捷”行動和低壓智能電表客戶預存電費促進活動，電費回收風險防范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大力拓展服務方式，初步建成了雙向互動服務平臺。先后開展“安全服務進鄉村”和“春耕春灌保電”等專項活動，全心服務返鄉農民工和農業生產，受到市委市政府和群眾的廣泛贊譽。

（四）企業管理基礎得到夯實

大力推進依法治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嚴格執行合同法律審核及會簽制度，有效防范法律風險。強化可控成本預算細化分解，加強財務檢查稽核力度和報表審計，促進審計關口前移，有效防范企業經營風險。狠抓同業對標管理，強化責任分解落實，加強弱項指標分析及改進提升。大力開展企業技術、管理創新和精益轉型，實施科技項目和管理創新項目，創新驅動能力得到提升。

（五）集體企業經營壓力逐步緩解

進一步規范了以****公司為管理平臺的統一運營模式。完成“主多分開”工作“回頭看”自查自糾工作，理順了公司各層級與集體企業的監管關系。開展集體企業勞動用工規范清理，及時梳理用工現狀，有效防控用工風險，盤活人力資源。持續提升集體企業管理技術水平，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大力開拓市場，提高經營業績，全面完成了職工股權清退工作，經營壓力逐步緩解。

（六）精神文明建設深入推進

深入開展“中國夢·****情”學習實踐活動，開展建黨 92 周年“五個一”系列活動，進一步發揮了黨組織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嚴格落實反腐倡廉責任制，強化協同監督和效能監察，懲防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舉辦迎春系列活動、“安康杯”職工籃球賽等文體活動，豐富員工業余生活。創新離退休服務模式，成立*離退休黨支部，積極為離退休老同志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暢通訴求渠道，妥善解決歷史沉淀信訪問題，公司保持和諧穩定良好局面。

（七）員工個人價值逐步實現

全面開展人力資源調研，切實規范勞動用工管理，結合實際加強統籌分析，崗位績效工資制度改革平穩實施。把員工的個人愿景融入企業的發展戰略中，實現個人價值和企業價值的和諧。建立穩定有序、公平競爭的良好機制，營造鼓勵人才能干事業、支持人才干成事業、幫助人才干好事業的環境，使員工職業生涯隨著企業發展得到改善。激勵員工自覺鉆研新知識、新技術，更新知識結構，豐富知識

儲備，提高員工能力和隊伍整體素質。關心關注集體企業員工、農電員工和困難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深化企業民主管理，切實采取措施為班組減負，成立**個職工文體協會，建成勞模工作室和職工書屋，改善班組工作環境。員工健康指數、福利指數、企業文明指數和工作生活環境指數正在隨著企業的發展不斷提升，建成堅強****和幸福公司的美好藍圖正在逐步得以實現。

第五篇：國資委摸底僵尸企業（推薦）

國資委摸底僵尸企業：總數超2000家 資產3萬億

2016年11月20日00:25 經濟觀察報

日前，經濟觀察報獲悉，國資委已經全面梳理出中央企業需要專項處置和治理的“僵尸企業”和特困企業2041戶，涉及資產3萬億元。

剛剛進行了兼并重組的一家資源性央企，已經向國資委上報了22家待處理僵尸企業。與該企業進行了兼并重組的相關央企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對于兩家企業兼并重組前就存在的僵尸企業，目前正在共同商議處置措施。

在上述央企人士看來，目前乃至明年處置僵尸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有三點：債務重組、人員安置和資產瓶頸。

資金瓶頸欲解

涉及的3萬億資產，真正處置起來并不容易。

一家礦產央企人士表示，以自己所在企業為例，在資本金上，自己所在企業是轉型而來，資本金非常少。今年以來，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去產能的企業，需要清理的僵尸企業，大多數經營極度困難，面臨債務問題、人員安置及資產處置困難等多重現實難題，企業乃至整個行業都需要更加具體的政策支持和更加到位的資金支持。

另外一家煤炭央企的打算是，推進子公司功能界定與分類改革，從而推進困難企業減虧脫困，破除制約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下一步將認真研究總部定位、部門設置，擬定方案，擇機推進集團總部、子分公司“瘦身”，嚴格控制煤礦、電廠、車間等用工人數。

在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除了“人”的問題，另一個挑戰便是債務問題。

前述礦產央企人士透露，集團內部在處置僵尸企業前達成的共識是，自己所在的行業本身就是一個強周期行業，但絕不是夕陽產業，現在處置僵尸企業，剝離相關資產，進行債務重組，是為了更好地輕裝上陣，等待下一個可期待周期的到來。未來幾年，考慮到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行業產能出清周期較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預計集團會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進入最為艱難的時刻。該人士還表示，自己所在企業正在完善相關的債務重組方案，但是目前來看，還需要更加具體的政策支持，希望上層能給企業提供更多可參考的細項操作建議。

這家礦產性央企的著力點之一便是破產企業的后續處理上，這家央企希望能讓僵尸企業順利進入正規的破產渠道。不過，推進也不容易。該央企內部人士表示，集團下屬的一家地方僵尸企業，便不愿意進入司法渠道，剝離起來困難重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袁東明認為，解決此類企業的問題需要遠近結合。近期，建議各地盡快摸排統計本地區內停產超過1年且復產無望的企業數量，由主要領導牽頭，組織地方國土、勞動、法院、銀行等相關機構協同配合，集中處理一批停產企業破產。遠期，應逐步完善土地、債務、職工安置、企業破產等方面的制度，提升行政能力，提高市場效率。

去產能初見成效

被率先納入供給側改革中的鋼鐵和煤炭行業，去產能已初見成效。經濟觀察報從國資委獲悉，中央企業已經化解鋼鐵過剩產能483萬噸，完成率達到67.2%，分流安置職工2.5萬人，完成率達到91%；化解煤炭過剩產能2642萬噸，完成率達到83%，分流安置職工2.6萬人，完成率達到69.9%。

其實，一些央企能夠較好完成去產能及人員分流安置的目標，原因之一在于早有規劃。前述煤炭央企下屬子公司從2013年起，就開始為減員增效做鋪墊，該煤炭央企內部統計顯示，集團的用工總量已經由2013年初的4萬多人減少到了目前的3萬人左右，累計減員超萬人。

為了核減現有用工，上述煤炭央企“徹底清理了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務工”。目前，這項工作還在逐步推進中，截至目前，這家煤炭央企已經通過清理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務工實現減員314人。同時，這家央企還在績效考核層面發力。比如試用期考核的標準更加嚴苛，按照企業自己的說法，“不合格人員予以辭退，不勝任工作崗位人員進行轉崗培訓或辭退”。

另據了解，目前，各地和國務院國資委正在按照驗收辦法開展去產能完成情況的驗收工作，有的地區還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結合各地驗收工作進展，國家層面的抽查工作已經陸續展開。

在國家發改委看來，經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鋼鐵煤炭去產能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企業效益明顯好轉，行業發展狀況改善，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市場供需總體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