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加快處理縣內“僵尸企業”的建議

關于加快處理縣內“僵尸企業”的建議

內

容:

僵尸企業是指那些無望恢復生氣，但由于獲得放貸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閉的負債企業。僵尸企業不同于因問題資產陷入困境的問題企業，其特點是“吸血”的長期性、依賴性，而放棄對僵尸企業的處理，社會局面可能更糟，因此具有綁架勒索性的特征。我縣境內，由于各種歷史原因，造成了諸如屈原酒廠、維維豆奶廠、雨潤肉聯廠、中天晟電子廠等10多家大小不一的“僵尸企業”，這些關而不清、倒而不破的“僵尸企業”的長期存在，勢必會吞噬市場經濟活力，消耗原本可以投入新興企業和部門的稅款、資本和勞動力，長期懸擱債權債務關系，嚴重妨礙了市場秩序和社會發展要求。為此,我提出以下兩條建議:

一是結合“萬名干部進萬企”活動的開展，全面摸排我縣境內涉困企業和僵尸企業，查明原因，理清債權債務，依法進行破產清理程序。

二是引入民間資本參與對僵尸企業的并購重組，并由政府主管部門引導、監督。僵尸企業并非徹底沒有價值，有些企業具有人才和專業優勢，是轉型晉級的主體，對民間資本而言存在一定的出資價值，通知民間資本融資化解僵尸企業的債務風險，更好利用閑置資產和人員。

第二篇：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一）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開“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僵尸企業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座談會上，二級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介紹了下一步人民法院開展破產案件審理、依法處置“僵尸企業”的六項重點工作。

一、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近年來，普通民事商事訴訟案件數量激增，人民法院整體上面臨“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將有限的審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審判中，未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所以在破產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沒有專門的審判組織，所以法院不愿或不會處理破產案件;由于不處理破產案件，就更不需要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的不良循環。這種局面十分不利于開展“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廣東深圳中院、浙江溫州中院等少數地方法院成立了專門的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實踐證明，設立專門審判庭的法院，處理企業清算和破產事務的積極性高、效果好。專門審判庭是企業清算和破產審判工作專業化、常態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產審判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中央高度重視人民法院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據中央要求加緊研究制定有關方案，并將與中央編辦協調推動這項工作。這次會議結束后，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切實擔負起職責，監督指導轄區內中級人民法院立即開展相關工作。各中級人民法院要盡快行動起來，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啟動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省會城市、較大的市和經濟較發達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要率先將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作為重點專項工作，立即協調地方編辦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在地方編辦未審批之前，要調劑使用現有編制，先把專門的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成立起來，立即開展工作，不能因審批而耽誤工作。

從目前開展企業清算與破產案件審判工作的需要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應承擔以下11項職能：1.企業破產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審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3.依法處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負責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的有關調研;5.對下級法院企業破產案件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進行業務指導;6.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法院之間的協調，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7.破產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訓;8.高級人民法院對本轄區內下級法院破產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指導;9.最高人民法院對有關司法解釋的制定與貫徹實施;10.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企業破產大要案審理的監督指導;11.破產檔案的管理。上述11項職能是否科學全面，可以做進一步研究探討。

在建立專業化審判機構過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進破產審判法官隊伍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專業化建設。已有專門破產審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強對在任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培訓，進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業務素質;要將紀律意識強、業務素質好、綜合能力強的同志配備到破產審判崗位，實現破產審判新生力量補充常態化;要結合破產審判工作特點，做好“傳幫帶”工作，組建成熟的破產審判團隊，切實避免“一人離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無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法院，要加緊發掘、培養專門人才，確保專門審判人員及時到位。同時，在當前司法改革推進法官“員額制”過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須將專門審判庭作為一項內容特別考慮，要在各方面為下一步工作預留空間。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當地專門審判庭、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專業隊伍建設情況，在今年8月1日前報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立后，企業清算、破產案件的管轄會相應發生變化，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已著手研究，并將適時予以明確。

二、做好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工作。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13條至515條規定了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原則，解決了法院內部執行轉破產的程序啟動問題，拓寬了破產案件受理渠道。對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重慶、深圳、溫州等地部分中級法院已開始積極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具體規定。當前，在適用上述規則時需注意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執行信息平臺和信息資源，及時發現、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針對同一“僵尸企業”的多起執行案件信息。執行法院及其上級法院要依法盡力創造集中管轄、集中執行等有利條件，促進“僵尸企業”及時、順暢轉入破產程序。

二是判斷當事人同意移送破產的時間點，既可以是執行不能時，也可以是當事人申請執行時。同時，不僅要考慮債權人的同意，也要關注債務人的申請，尤其要充分考慮債務人對企業重整的申請。在同意的形式上，應采取書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執行法院對依法應當移送破產的執行案件要及時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產法院要克服對破產案件的“畏難情緒”，應當依法受理的破產案件要及時受理，切實避免在受理破產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執行法院將案件移送破產時，應當中止執行程序。企業破產法第19條已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二)也作了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還有相當一些地方法院未嚴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后繼續對被執行人進行執行和保全。這種情況要堅決予以禁止，嚴格依法辦事。

三、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直接決定著企業破產工作的質效。人民法院要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提升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破產管理人隊伍建設既要嚴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大對適應企業重整需要的破產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產重整的需要作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發揮企業家、經營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員的作用，不斷加大破產管理人工作程序規范化建設。當前，應當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要強化破產管理人隊伍人才的積聚。人民法院要引導擔任破產管理人的傳統中介機構吸收擅長>企業管理、熟悉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確保對企業破產重整、破產清算能作出準確有效評估。同時，對破產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開展為原則積極進行探索。

二是要試行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制度。破產案件個案之間差異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的專業性、技術性較強，事務繁重，而有的小微企業破產則相對簡單。從近年破產審判實踐情況看，對管理人分級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從不同級別、資質的管理人名冊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確保破產案件質量的提高和破產程序順利進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隊伍的發展壯大和整體素質提升。管理人的分級管理應是當前人民法院在破產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點。

三是要試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補和升降級制度。從多數地區情況看，管理人名冊自2007年建立后就一直未發生變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條件并具有一定破產管理水平的中介機構入冊，也未對一些不符合條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這種狀況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改變。尤其是在實行管理人分級管理之后，要根據業績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補、除名、升降級措施。

四、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很多“僵尸企業”停工停產多年，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破產費用中的訴訟費部分雖可減免，但律師等破產管理人的報酬部分應當支付。目前，務必要克服“僵尸企業”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的問題。建議財政部門撥出資金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機遇，積極爭取財政部門支持，補充企業破產案件中的破產費用缺口，要保證管理人能夠按勞取酬，激發破產管理人工作積極性。已經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規妥善利用專項資金，做到專款專用。要在使用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做好開源節流，適時推動建立政府財政援助的常規機制，同時逐步探索企業正常經營中自行提取破產費用資金等措施。

五、慎重適用重整計劃強制批準權。在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相當一批企業會采取破產重整方式實現提質增效。在制定重整計劃草案時，應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場參與者協商和談判，最終重整計劃力求由當事人表決通過。“僵尸企業”重整一般應包括債務重組和營業整合兩方面內容。如果“僵尸企業”重整計劃草案只規定債務重組的有關內容，而不涉及營業整合和資產重組，人民法院在批準這類重整計劃時應當謹慎。因為這類重整計劃草案可能并未解決導致企業破產的深層次矛盾，企業經營前景和市場空間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減債務，不能真正實現重整讓企業提檔升級、更加適應市場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應當堅持重整計劃由債權人等利害關系人按照企業破產法第87條第2款的規定，通過自由表決決定。如果重整計劃未經利害關系人表決通過，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強制批準權。

六、積極探索破產案件快審快結程序。破產案件尤其是破產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審快結。快審快結包括兩個方面要求：第一，對于有挽救希望的企業進行重整時，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既不能一味圖快，也不能久拖不決;第二，對于沒有挽救希望，不需要進入重整的企業，要通過破產清算程序，盡快結案。浙江法院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如簡化審理程序，當事人之間對財產評估已協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鑒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學習借鑒。

依法處置“僵尸企業”涉及的問題面寬、政策性強，各級人民法院要強化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依法積極穩妥開展各項工作。上級法院要針對企業清算破產工作特點，依法依規采取審級監督、審判管理、組織監督、紀律監督等綜合手段，加強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監督指導，保障有關工作順利進行。目前破產案件審判工作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難情緒，抓住工作機遇，把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抓實抓好，開創破產審判工作新局面，力爭相關各項工作都取得豐碩成果。

僵尸企業調研報告

（二）3月25日下午，《改革內參》“僵尸企業治理之道”內部研討會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大會議室召開。本次研討會由我國經濟學家何帆教授擔任主報告人。研討會邀請了中央財經大學公共財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周放生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都陽教授，上海鋼聯>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波，國家統計局就業大數據小組組長李志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等學者擔任點評和發言嘉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總編輯史克毅、編輯部主任劉學軍、調研部主任賈存斗、財新智庫宏觀經濟研究員朱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樊軼俠、上海鋼煉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任竹倩，以及來自中央財經大學、民生銀行等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者共同參與研討。

何帆教授研究團隊的主報告《中國僵尸企業：現狀、成因及政策建議》是在長期跟蹤、研究僵尸企業，多次深入企業進行調研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報告提出處置僵尸企業不能緊靠企業自身之力，需要銀行、政府和企業之間相互配合，共同發力，形成“企業自救、銀行輔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這是成功處置僵尸企業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認為在經濟低迷的時期去產能以及解決僵尸企業，難度會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去產能的主體是市場而非政府，但現在是政府在主導去產能，比如讓各省拿出一個去僵尸企業的數量名單，這種方法有可能會導致激勵機制的扭曲。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解決問題的是企業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會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長從財政治理的的角度來剖析僵尸企業，認為討論僵尸企業的對策必須關切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僵尸企業的制定標準，二是僵尸企業應該正確分類，三是財政壓力和可承受性的測試，四是政府的職能邊界，五是財政支持的方式。

都陽教授和李志龍博士均從就業角度來分析僵尸企業的治理。都教授認為如果把去產能過程中的就業問題判斷成很嚴重，會阻礙這個進程的推進。應采取保護工人，不保護崗位的原則來解決就業問題。李博士認為去產能帶來的沖擊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業，可能還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寬一點。對員工的安置問題，他認為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分享經濟可能是下一個淘寶式的就業發動機;二是健全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更加有針對性的做好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

高波總經理建議由國家部委牽頭成立高級別巡視組，摸清現有僵尸企業和即將成為僵尸企業的數量及產能，立即停止求助、補貼及銀行貸款，對各類鋼鐵企業壓縮產能的獎補一視同仁，優先解決從業人員分流及安置問題。

陶然教授認為去產能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國退民進，而現在的很多做法是國進民退，包括壓產能，把民營壓掉，保國企。

樊軼俠研究員提出去產能的目標，不能全國性的劃一個杠桿，總體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標，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標準，給一定的自主權。政府要提供間接的去產能補助。除了直接的補貼，還有融資支持，在稅收優惠方面更能體現間接的支持。

第三篇：國資委摸底僵尸企業（推薦）

國資委摸底僵尸企業：總數超2000家 資產3萬億

2016年11月20日00:25 經濟觀察報

日前，經濟觀察報獲悉，國資委已經全面梳理出中央企業需要專項處置和治理的“僵尸企業”和特困企業2041戶，涉及資產3萬億元。

剛剛進行了兼并重組的一家資源性央企，已經向國資委上報了22家待處理僵尸企業。與該企業進行了兼并重組的相關央企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對于兩家企業兼并重組前就存在的僵尸企業，目前正在共同商議處置措施。

在上述央企人士看來，目前乃至明年處置僵尸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有三點：債務重組、人員安置和資產瓶頸。

資金瓶頸欲解

涉及的3萬億資產，真正處置起來并不容易。

一家礦產央企人士表示，以自己所在企業為例，在資本金上，自己所在企業是轉型而來，資本金非常少。今年以來，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去產能的企業，需要清理的僵尸企業，大多數經營極度困難，面臨債務問題、人員安置及資產處置困難等多重現實難題，企業乃至整個行業都需要更加具體的政策支持和更加到位的資金支持。

另外一家煤炭央企的打算是，推進子公司功能界定與分類改革，從而推進困難企業減虧脫困，破除制約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下一步將認真研究總部定位、部門設置，擬定方案，擇機推進集團總部、子分公司“瘦身”，嚴格控制煤礦、電廠、車間等用工人數。

在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除了“人”的問題，另一個挑戰便是債務問題。

前述礦產央企人士透露，集團內部在處置僵尸企業前達成的共識是，自己所在的行業本身就是一個強周期行業，但絕不是夕陽產業，現在處置僵尸企業，剝離相關資產，進行債務重組，是為了更好地輕裝上陣，等待下一個可期待周期的到來。未來幾年，考慮到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行業產能出清周期較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預計集團會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進入最為艱難的時刻。該人士還表示，自己所在企業正在完善相關的債務重組方案，但是目前來看，還需要更加具體的政策支持，希望上層能給企業提供更多可參考的細項操作建議。

這家礦產性央企的著力點之一便是破產企業的后續處理上，這家央企希望能讓僵尸企業順利進入正規的破產渠道。不過，推進也不容易。該央企內部人士表示，集團下屬的一家地方僵尸企業，便不愿意進入司法渠道，剝離起來困難重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袁東明認為，解決此類企業的問題需要遠近結合。近期，建議各地盡快摸排統計本地區內停產超過1年且復產無望的企業數量，由主要領導牽頭，組織地方國土、勞動、法院、銀行等相關機構協同配合，集中處理一批停產企業破產。遠期，應逐步完善土地、債務、職工安置、企業破產等方面的制度，提升行政能力，提高市場效率。

去產能初見成效

被率先納入供給側改革中的鋼鐵和煤炭行業，去產能已初見成效。經濟觀察報從國資委獲悉，中央企業已經化解鋼鐵過剩產能483萬噸，完成率達到67.2%，分流安置職工2.5萬人，完成率達到91%；化解煤炭過剩產能2642萬噸，完成率達到83%，分流安置職工2.6萬人，完成率達到69.9%。

其實，一些央企能夠較好完成去產能及人員分流安置的目標，原因之一在于早有規劃。前述煤炭央企下屬子公司從2013年起，就開始為減員增效做鋪墊，該煤炭央企內部統計顯示，集團的用工總量已經由2013年初的4萬多人減少到了目前的3萬人左右，累計減員超萬人。

為了核減現有用工，上述煤炭央企“徹底清理了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務工”。目前，這項工作還在逐步推進中，截至目前，這家煤炭央企已經通過清理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務工實現減員314人。同時，這家央企還在績效考核層面發力。比如試用期考核的標準更加嚴苛，按照企業自己的說法，“不合格人員予以辭退，不勝任工作崗位人員進行轉崗培訓或辭退”。

另據了解，目前，各地和國務院國資委正在按照驗收辦法開展去產能完成情況的驗收工作，有的地區還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結合各地驗收工作進展，國家層面的抽查工作已經陸續展開。

在國家發改委看來，經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鋼鐵煤炭去產能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企業效益明顯好轉，行業發展狀況改善，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市場供需總體平衡。

第四篇：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概括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的智庫報告。本文系國發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報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戰略和主要抓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加快淘汰僵尸企業。在此背景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僵尸企業課題組使用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庫，對中國僵尸企業進行了全面研究。

首先，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新的識別僵尸企業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在當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識別為僵尸企業（即企業獲得的貸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那么該企業在當年就是僵尸企業。相對于官方標準和學界流行的CHK標準，這一方法能夠較好地減少僵尸企業識別過程中的“漏網之魚”，又可以減少“誤傷”。

其次，本報告描述了中國工業部門僵尸企業的全貌。（1）分年份來看，2000-2013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尸企業比例最高時（2000年）大約30%，此后呈下降趨勢，并在2004年之后保持穩定。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尸企業比例大約為7.51%。這說明中國僵尸企業的問題是在逐漸緩解的。（2）分行業來看，利用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我們發現：僵尸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筑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尸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3）分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南部地區僵尸企業比例比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僵尸企業比例較高。（4）分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最高，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相近，且遠低于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5）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僵尸企業比例最高，但由于基數比較小，大部分僵尸企業還是小型企業。（6）分年齡來看，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僵尸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立1-5年的企業中，只有約3%的企業是僵尸企業；而在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尸企業。

再次，我們梳理了導致僵尸企業的五個主要原因。（1）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為了政績和維穩，地方政府不斷給瀕臨破產的僵尸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輸血”，或者給非僵尸企業施加就業壓力和產量擴張壓力，然后再通過補貼和貸款來維持其局面。這使得本來不是僵尸的企業變成了“僵尸”、已經是“僵尸”的企業更加難以清理。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更多補貼、或者冗員更多、或者是國企，那么成為僵尸企業的概率就更高。（2）地方政府之間和國企之間的惡性競爭。一旦國家將某個行業列入重點扶持范圍，地方政府就一擁而上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在該行業出現大量僵尸企業之后，地方政府又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當地企業，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扶持”來“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許多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兼并、“以大吃小”，甚至在行業救助時直接規定只救助一定數量的大企業，這直接造成了企業間“競相做大”的囚徒困境。（3）大規模刺激的后遺癥。2008年11月，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中國政府推出了投資總量約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一些行業引起了過度投資、盲目擴張，埋下了產生僵尸企業的隱患。（4）外部需求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需求減少，使得出口依賴型行業和企業在短時間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訂單不足、商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投資方撤資，許多原本發展良好的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甚至淪為僵尸企業。（5）銀行的信貸歧視。2008年以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利潤率在波動中下降，但負債率卻逐年增高；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潤率一直比較穩定，但負債率卻有所下降。雖然國有和集體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卻更容易獲得貸款；雖然民營企業盈利能力非常穩定，但卻更難獲得貸款。

最后，我們提出了減少僵尸企業的五條政策建議。第一，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尤其是慎用產業政策。地方政府要減少對企業運行的干預，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不要給轄區內企業施加超出其負擔能力的就業壓力和財稅壓力，不要給缺乏效率、生存無望的僵尸企業提供各種補貼或迫使銀行發放貸款。第二，完善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指標，全面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要警惕最后的結果是國企光是“做大”而沒有真正“做強”和“做優”。如果國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產能擴張的囚徒困境，必然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從而產生更多僵尸企業。第三，強化銀行的預算硬化。一是要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二是要減少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銀行的行政干預，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銀行體系的相對獨立性。第四，多渠道化解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兼并重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網。可以考慮將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用于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央政府或者幫扶的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代為支付。第五，加快國企改革步伐，關鍵是明確國企定位。進一步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明確哪類國企要承擔政治和社會功能，哪類國企是純粹的市場化企業。對于前者，限制數量，當做特殊企業來對待；對于后者，加強市場化考核，鼓勵做強做優。

第五篇：如何處理班級內問題學生

如何處理班級內問題學生

何莊中學 杜豐剛

一、教師應當尊重學生

以前，作為一名擔任初中班主任的男教師，我不止一次地重復過案例中所描繪的一幕。對于膽敢對我的批評教育公開表示不滿或進行頂撞的學生，我都聲色俱厲地將其“氣焰”打壓下去，讓他們俯首貼耳。案例中所描繪的一幕在我們初中與小學“教育”中并不鮮見。在接受“人權”價值觀之前，我從沒意識到這種處理有何不妥。

從影視作品和一些紀錄片來看，牛仔們馴烈馬不是靠打，而是靠自己高超的駕馭本領，是不借助武力的一對一的較量。牛仔被烈馬甩下馬背，一次、兩次……如果不能最終“粘”在馬背上，那么牛仔認輸，給烈馬自由。相反，烈馬會從此服服帖帖聽從牛仔的調遣使喚。

馴烈馬的方式，是不是也反映著一種潛在的價值觀呢？我們馴烈馬靠打。在我們的潛意識里，馬是畜牲，與我們不在一個等次，談不上什么尊重。只要它不聽話，抄家伙往死里猛打就是了。牛仔馴烈馬靠自己的駕馭本領。在他們的潛意識里，馬與自己是平等的，應當尊重它，不能靠手持“兇器”傷害它的身體與尊嚴來取勝，那樣取勝是很可恥的。盡管馬不是人，但對待馬的態度是不是“尊重”的延伸呢？

我想，用暴力馴服的烈馬，雖然服從主人，但被打掉了尊嚴，是很可悲的，令人惋惜。而被對手永不言敗的精神和令人嘆服的駕馭本領馴服的馬，它不僅服從主人，還會對主人充滿由衷的敬佩。它活得有尊嚴，會一如既往地高昂著頭，生活和勞作在這個平等而有尊嚴的世界上。當然，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不是人與馬的關系，但上述事情與道理對我們當老師的應當有一定啟發。

二、教師應該摒棄“兇”，明確學生權利意識

拋開家庭教育，我們追溯一下“兇”的教育的起始階段，大概是孩子最初的幼兒集體教育時期，說得奢侈一點，就是從“托兒所”或者“幼兒園”開始的。

我無意譴責“幼兒園”，還有很多孩子，連這樣的條件還沒有呢。我也無意譴責那位“阿姨”，她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能將孩子攏在一起不出事，已經很不容易。她已經盡了力量。我想說的是，那時以及以后的很多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條件好還是不好，在某種程度上都缺乏一個人所應當享有的尊重。

如果老師不懂得尊重學生，在初中，某些學生對“欺人太甚”（學生語）的老師動手的可能性加大。這時的某些初中生很難管教，老師也就干脆不去管他，“反正他也大了”。

這是多么悲慘多么無奈的事情啊！某些教師對學生的管理，在某種程度上，竟然依靠身體與力量上的優勢。尊重孩子的教育應當從家庭從幼兒園開始，從孩子是最不堪一“推”的弱小者的時候開始。否則，當孩子的身體與力量和老師相當或優于老師的時候，老師會“束手無策”，孩子也會“無法無天”。從這種意義上說，教育者靠身體上的優勢所維持的教育是一種“短期教育”，“教育”的有效時空是“有限”的。

案例中我“威懾”住學生李某，令李某低頭不再反嘴，并不能讓李某心服，只不過不敢在老師面前表現出自己的不滿罷了。“教育”的有效時空實在是有限得很。要說真正對李某和其他學生產生長遠“教育”影響的，還是我的以“兇”制服學生的身教。我用自己的行為方式使學生學會了如何來處理這類問題，如何來對待表示不滿的被教育者或其他弱者。

在這件事的處理上，我的不妥之處大致有四點：

第一是急躁不冷靜，這樣最容易把事情辦糟。

第二是接受先進思想不及時，跟不上時代潮流。

第三是主觀判斷是非。

第四是不準學生辯白。

盡管羅列了四條不妥之處，但都是從方法、道德等方面來看的。從思想觀念深處來看，我則是缺乏學生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識，缺乏對學生權利應有的尊重。這種對學生權利的漠視，是很多老師的無意識行為，就象我在前面所說的“從沒意識到這種處理有何不妥”，完全是沒有負罪感的。現在，這些老師該補一補學生權利神圣不可侵犯這一課，該明確樹立師生權利平等的觀念了。

三、教師處理問題學生應有創新理念、創新方法

假如我接受了學生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認識到“兇”是侵害學生權利的行為，是野蠻的扭曲學生人格的行為。在班里形成這種不平等的師生關系，是自己的恥辱，也使學生遭殃。在這種新理念支配下，我再來處理一次，相信會有嶄新的解決方式。

“同學們，上課啦！” 我用黑板擦拍著講臺，學生紛紛跑回自己的座位，兩位斗毆者顯現出來。學生辛某一見我，立刻停下手來。李某卻仍抓著他，還要繼續打。我過去拍拍李某的肩膀“好了，到此為止吧。先去上課，其他的事下了課再說，怎么樣？”

李某仍不松手，挑釁地盯著辛某。我去松李某的手：“現在已經上課了，咱已經影響了大家上課。快松開手，先回自己座吧。”

在通常情況下，學生會松開手回到自己的座位。如果李某仍不松手，我應當說：“這樣吧，你要么回位上課，要么去辦公室，我們不能再耽擱了。”

相信我把選擇權交給李某，他會權衡利弊，做出正確的選擇——回自己座位上課。因為選擇去辦公室，就意味著他自愿放棄了上課學習文化知識的機會，同時也意味著他承認自己不聽從老師的善意勸解。

可喜的是，我在李某一再表示不服氣的情況下開始警醒，意識到自己剛才的處理可能有問題，必須立刻進行補救。我立即用緩和的語氣說：“那好吧，也許剛才有錯怪你的地方。如果錯怪了你，我一定向你道歉。這樣吧，你先回位上課，怎么樣？”

李某一看老師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也就不再說什么。

“下課后，咱們再仔細地談一談。請你相信，我會公正處理這件事。” 我說著，拍拍李某的脊背，催他快回位。李某不好意思地說了聲“謝謝老師”，就跑回了自己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