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規范社區矯正 完善非監禁刑罰執行的社會防控體系

規范社區矯正 完善非監禁刑罰執行的社會防控體系

宜賓縣司法局 侯廷剛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非監禁刑罰執行包括對下列5種即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被裁定假釋的、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的刑罰執行，上述5種罪犯的刑罰執行均納入社區矯正。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應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上述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一、積極探索，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成效顯著

社區矯正開展以來，受到各級黨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廣大群眾的一致贊同，試點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

（一）黨政統籌領導，部門密切配合。一是加強組織建設。社區矯正試點開展以來，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形成了“黨委政府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有關部門配合，社會積極參與，司法所具體實施”的工作格局。各級均成立了黨委政府領導牽頭，公、檢、法、司、民政、勞動保障、財政等部門組成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在司法局內，負責日常工作。二是健全協調機制。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有效的保障了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要的人財物等的需要。各相關部門依法履行職責，積極參與，密切配合，保證了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有序推進。

（二）加強隊伍建設，社會積極參與。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需要專業的矯正力量對罪犯實施懲罰和改造。各鄉鎮司法所積極履行組織社區矯正工作的責任主體職責，派出所主動配合，依法履行對罪犯執法主體職責。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組織相關社會團體和社會志愿者參與社區矯正，建立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為主體的專群結合的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即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為主體的社區矯正專業隊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參與的社會力量隊伍、社會志愿者參與的幫扶隊伍。2009年，四川省司法廳為加強社區矯正工作，專門從監獄抽調了200名警察到區縣司法局協助指導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增強專業隊伍力量。切實發揮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積極作用，依靠基層，依托村（居）組干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村（居）委會干部處在最基層，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密切，也最了解矯正對象的家庭、社會關系、生產生活等情況，能夠全面掌握矯正對象的教育改造、監督管理等具體現狀，利于有針對性的實施個案矯正。

（三）注重制度建設，規范矯正運行。一是完善制度，規范依法矯正。各級黨委政府印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的實施意見及公檢法司聯合制定的工作方案。根據四川省委辦公廳、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的《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省公安廳、省司法廳〈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方案〉和〈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各地結合實際作了安排部署。四川省法、檢、公、司等部門聯合簽發了《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銜接規定》、《社區矯正對象考核獎懲辦法》，印發了《關于依法辦理罪犯減刑假釋案件實施規定》、《關于依法辦理“老病殘”罪犯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四川省司法廳除了聯合有關部門制定規范性文件，提供政策支撐，還相繼制定出臺了《四川省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方案》、《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公用經費保障標準》、《四川省社區矯正工作銜接規定》、《四川省社區矯正對象考核獎懲辦法》、《四川省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流程》等規范性文件，確保社區矯正工作規范運行。各級各地社區矯正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并嚴格按照各項制度開展矯正工作。二是創新工作方法，改進矯正方式。依法實施監管，確保刑罰的有效執行。結合實際，按照“依法實施矯正”、“突出人文關懷，實施人性化矯正”、“整合力量、依托有關部門和村（居）組干部”、“典型示范、致富引路”等要求開展矯正工作。對于農村矯正對象，以“分散矯正為主、集中矯正為輔”，注重培養勞動技能，引導自食其力。建立以鄉鎮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員會和有責任能力的矯正對象家屬或近親屬組成的農村社區服刑人員監督管理網絡，確保服刑人員不脫管、不失控。針對矯正對象的不同犯罪類型、心理特點、年齡結構和生活狀況等情況，因人而異制定有針對性的矯正個案，實施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針對矯正對象的不同刑罰類型，在教育矯正過程中，積極引入心理咨詢、心理矯治等科學手段，進一步增強矯正工作的針對性、科學性和實效性。

（四）有效落實監管，試點整體推進。一是突出人文關懷，實施分類矯正。抓好對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服刑人員的分類矯正。青少年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是特殊對象，對青少年服刑人員的社區矯正，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往往更加關注，務必加強對這類人員社區矯正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對在讀的未成年人，應協調有關部門，盡可能幫助其完成學業。對暴力型犯罪、侵財型犯罪服刑人員落實分類矯正。暴力型犯罪、財產型犯罪社區服刑人員對社會安全的影響比較大，做好這部分人的社區矯正，可以極大地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對過失型犯罪，加強教育引導，做好疏導工作，使其走出陰影，做好消除群眾的歧視、誤解工作。對農村社區矯正對象，要注重培養其勞動技能，增強致富本領。二是針對個案，注重個性化矯正。矯正對象的行為習慣和心理健康教育是矯正工作應當掌握的重點，要逐步實現社區服刑人員行為習慣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態化。努力提高專業化水平，對心理問題突出的社區服刑人員實施心理咨詢或心理治療，積極探索建立專業心理服務制度。三是實施危險性評估，促進矯正工作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有效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社區矯正對象危險性評估采取科學測評方式，結合矯正對象的基本情況（包括勞動技能、收入來源、家庭成員及主要社會關系）、教育改造情況、現實表現情況等三個方面，進行全面、客觀地進行分析和評估，對其社會危害性和重新違法犯罪可能性，可確定矯正對象分別為高危險性重點矯正對象、一般重點矯正對象和一般矯正對象三個等級，分別由基層司法所、村（社區）和其家庭負責落實矯正監管，采取個性化教育改造措施，不斷提高矯正工作的水平。

（五）促進社會和諧，各界充分肯定。首先，做好社區矯正工作，是更好地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需要；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第二，社區矯正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對罪犯改造方式的一種有益嘗試，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社區矯正是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積極推行社區矯正”精神的具體實踐，是中央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司法行政體制改革任務中的一項重要工作。第四，社區矯正是我國刑罰執行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合理配置行刑資源、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需要。第五，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有利于動員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進平安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社區矯正是世界行刑改革發展的趨勢。

（六）法律保障滯后，矯正難以拓展。一是法律支撐缺位。目前雖有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規定，但是社區矯正的法規體系尚未確立，法律、理論支撐仍然蒼白。二是保障機制缺失。人員、經費不能滿足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需要。三是管理手段缺乏。面對管理對象外出、不接受管理、不參加法規學習、不參加公益勞動等，缺乏強有力的懲治、處罰管理措施，矯正的效果難以保證。

實踐證明，各級黨委政府對試點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廣大群眾對此擁護，罪犯對抗心理減少，受害者也能夠理解和接受，有效地預防和減少了重新違法犯罪，刑罰執行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明顯，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應當深入、廣泛、持久的開展好這項工作，迫切需要使之上升成為一項法律制度。

二、重在規范，切實提高社區矯正工作質量

落實對非監禁刑罰執行的教育改造，依法是前提，規范是關鍵，質量是核心。深入推進社區矯正，務必做好以下工作。

（一）立法刻不容緩，解決瓶頸制約。社區矯正是嚴肅的刑罰執行活動，必須有充分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否則，刑罰執行重要工作之一的社區矯正的瓶頸制約就始終無法解決。目前，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人民警察法》等對社區矯正均未作出明確規定，實施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司法行政部門在工作中承擔了大量的責任，但是其刑罰執行的法定權力未得到確立，責權不對等，難以有效實施監管，缺乏強制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修訂完善，社區矯正才能納入各地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統籌安排，協調推進。社區矯正試點7年來得到普遍肯定和認同，深入推進社區矯正務必加快其立法進程，及時對《刑法》、《刑事訴訟法》相關內容予以修訂，確立司法行政機關的社區矯正刑罰執行主體地位，賦予其非監禁刑罰執行的職責和權力，確保刑罰執行活動的嚴格依法。要積極探索在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建立司法警察隊伍，抓好社區矯正的各項規范化建設。實踐證明，推行司法所專職司法警察或者由監獄警察實施對社區矯正人員的專業化、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管理教育，成效顯著，應當推廣。

（二）完善配套措施，依法實施獎懲。一是落實文件要求。按照《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方案》、《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實施意見》和《社區矯正對象考核獎懲辦法》等要求，細化獎懲措施，建立考核獎懲機制，充分體現刑罰執行的嚴肅性。二是規范日常監管。根據《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銜接規定》等規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在公檢法司系統全面統一完善交接制度，落實交接手續，嚴防逃脫監控，及時接收矯正對象并納入矯正。三是強化協調配合。公檢法司等部門的協調配合已有上述規范性文件確定，民政、財政、勞動保障等有關部門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應切實承擔幫扶等工作職責，合力推進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

（三）確立保障制度，穩定經費投入。一要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制度。社區矯正較之監獄改造有諸多優勢，同樣均屬刑罰執行，理應納入財政預算。二要拓寬資金來源渠道。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建立工作基金，對熱情接納矯正對象的企業、社會團體采取給予稅收優惠、資金項目傾斜、財政補貼等辦法，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三要確立政策支持制度。通過建立長效的社會保障機制，切實解決矯正對象在就業、生產、生活、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實際困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四）增強專業技能，提高整體素質。一抓好司法所建設。認真貫徹中央、省市關于加強司法所建設的精神，積極開展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盡快達到組織健全、業務規范、人員充實、隊伍穩定、設施完備的要求，為司法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二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深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抓好教育整頓，踐行司法為民，不斷提高司法行政隊伍的整體素質。社區矯正是司法行政機關的一項新的職能，刑罰執行的專業性強，要求高，責任重大。當前多數司法所都是“一人所”，承擔著法制宣傳教育、人民調解、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刑解安幫等職能，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力不從心，增強力量、提高司法行政隊伍干部素質，保障必要的辦公、交通、通訊條件是當務之急。司法行政干部務必加強學習，提高法律知識、專業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充分發揮社區矯正志愿者作用。結合實際，挖掘和整合社會資源，重點吸收離退休老干部、社團組織、教育等部門的積極分子和有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專業知識的人才參與社區矯正的培訓、幫教和理論研究等工作，不斷提高社區矯正工作的前瞻性與實效性。

三、創新思路，健全非監禁刑罰執行的體制機制 建立適應社區矯正工作的體制，必須及時修訂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規定，使其適應社區矯正發展的需要，健全保障社區矯正規范、高效運行的工作機制。

（一）深化司法改革，擴大非監禁刑。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落實中央關于“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積極推行社區矯正”精神，深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對社區矯正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大膽突破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有關社區矯正的規定，建立完善司法資源合理分工的司法體系，確立刑事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各項職能分屬公檢法司各部門的相互監督制約機制。人民法院要大膽適用非監刑罰措施，及時修訂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釋，充分使用非監禁刑罰措施和減刑、假釋等鼓勵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罰執行措施。監獄管理機關要積極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措施，對符合假釋條件的人員要及時報請人民法院裁定假釋，并積極協助社區矯正組織的工作。充分發揮社區矯正改造罪犯的職能作用，充分尊重社區矯正組織的地位，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全面推行判處緩刑、裁定假釋、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前征求罪犯經常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意見并形成制度，有效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

（二）健全體制機制，強化監督改造。一是完善領導體制。切實形成“黨委政府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有關部門配合，社會積極參與，司法所具體實施”的社區矯正工作領導體制。二是建立社區矯正管理體制。進行科學管理，有效實施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指導、檢查、監督、評估、考核，及時研究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推進社區矯正工作深入開展。三是統籌協調，建設長效機制。不斷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實矯正對象預測評估、銜接、檔案管理、社會保障、例會、培訓、監督、信息通報、聯席會議、考核獎懲等各項制度，規范運行，落實監管，確保社區矯正工作高效、有序運轉。

（三）依法履行職責，健全社會防控。一是明確主體職責，落實分工負責制。要依法確立司法行政部門的社區矯正工作法律地位，建立依法、高效、順暢的社區矯正管理體制。司法行政機關要切實履行社區矯正工作的主體職責，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和基層組織、社會團體、社會志愿者積極參與社區矯正工作。政法各部門是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職能部門，公安、檢察、審判、司法行政機關（包括監獄）應依法履行社區矯正工作的各項相應職責。二是有關部門履行職責。司法行政機關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配合，民政、勞動保障、教育等部門要切實承擔起對社區矯正對象這類特殊群體的生活、就業等的幫扶責任。三是實行目標考核。把社區矯正與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促進平安建設有機結合，納入對鄉鎮、各部門的目標考核，發揮和整合各界力量，齊抓共管，整體推進，共同搞好社區矯正工作。

第二篇：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審前社會調查報告

XX縣司法局XX司法所關于XX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審

前社會調查報告

2014年月日XX縣司法局收到詔安縣人民法院《適用非監禁刑罰審前社會調查委托書》，指派XX司法所專職工作人員全面深入地對XX所在的村委會、家庭等進行了調查，初步對XX的個人情況、一貫表現和社會背景有了較為系統的了解和認識，現將委托調查獲取的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XX的基本情況：

XX，男，漢族，年月日生，住XX縣XX鎮村 號，身份證號，職業：。

二、XX的家庭情況

父親 xx，漢族，歲，住XX縣XX鎮村號，農民。母親 xx，漢族，歲，住址及職業同上。

配偶xx，漢族，歲，住址及職業同上。

兒子/女兒，三、調查情況

20年月日，XX司法所干警對 XX被取保候審前所在村委會、家庭、學校、鄰居等開展調查，大家一致認為XX在本村的表現非常好，根本想不到他會犯罪，肯定是受了他人影響或迫于生計，希望人民法院從輕處罰，給予非監禁刑罰，也相信他現在非常后悔，相信他會痛改前非，會認真悔罪，同時不會再做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事情，重新做人。

四、對罪犯XX適用非監禁刑罰的意見和建議

通過全面深入的調查，結合調查結果進行的初步分析評估，XX司法所認為：罪犯XX系因家境困難、經濟壓力極大而犯罪。其妻子沒有職業又要照顧年幼的女兒，體弱多病的父母全靠罪犯XX一人贍養醫治，家庭負擔很重。且犯罪后，其能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并立功贖罪，自身更是萬般后悔。因此對罪犯XX適用非監禁刑罰，應不致于會再危害社會，建議可以對其適用非監禁刑罰。

XX縣司法局XX司法所

年 月 日

第三篇：社區矯正：未成年罪犯刑罰執行制度的優先選擇

社區矯正：未成年罪犯刑罰執行制度的優先選擇

摘要：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日趨嚴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罰執行問題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未成年犯刑罰執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區矯正作為全新的刑罰執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罰執行制度的優先選擇，它對未成年罪犯的順利改造與回歸有著重要的意義。目前，我國社區矯正體系已初步建立，但還存在立法滯后、觀念陳舊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

關鍵詞：社區矯正未成年人犯罪優先選擇再社會化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日趨嚴重，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如何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共同課題。未成年人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國的明天。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進行研究是全社會的責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工程，需要各個公民及部門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罰執行問題進行一些簡單的論述。

一、社區矯正的涵義

社區矯正，又稱社區矯治，英文翻譯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國學者對社區矯正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中將法院參與社區矯正解釋為，“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和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等非監禁刑案件中，堅持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原則，適當運用刑罰，并配合社區矯正組織從事教育轉化工作，以達到預防犯罪和減少犯罪，實現維護社會穩定目的的活動。”2003年3月的兩會期間，司法部部長張福森對社區矯正做了這樣的闡釋：“我們所講的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小組和民間組織及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這項制度雖然在我國尚未廣泛采用，但在一些國家這是普遍適用的一種法律制度，有的國家非監禁刑的比例還很大。”還有學者指出，社區矯正是一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區環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總稱。

社區矯正，在國外更多的稱之為社區處遇或社會處遇，所謂社區處遇是指社區為基礎的矯正、治療罪犯的措施，包括緩刑、假釋及各種重返社會的制度。結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是指設置專職機構和配備專職工作人員，利用專業方法，運用社區資源，在與社會不隔離的社區環境中對犯罪人員的矯正或改造活動。

二、對未成年犯實施社區矯正的積極意義

未成年人正處于長身體、長知識的關鍵時期，鑒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我們對未成年罪犯判處刑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教育和挽救。社區矯正作為全新的刑罰執行制度，它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與回歸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罰執行制度的優先選擇，因為它既具備應有的矯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實現使未成年人罪犯回歸社會的功能。因此，社區矯正制度對未成年人罪犯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

1、可以有效地保護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個人思想的不夠成熟，加之社會不良因素的影響才走上犯罪道路，絕大多數都可以通過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從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標出發，對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區矯正這種非監禁刑罰，能夠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懲罰，又在社會的關心、指引和幫教下，重塑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和養成適當的社會生活方式，從而最終達到保護未成年罪犯的目標。

2、能夠避免過早貼上標簽。標簽理論認為，違規者一旦被貼上“罪犯”的標簽，就會在其心靈上打下恥辱的烙印，產生“自我降格”的心理變化，進而順應社會對其的評價，“違規”甚至會被行為人“合理化”而演變成難以改變的生活方式。如果過早將罪犯投進監獄，尤其是未成年罪犯，無疑是最深刻的“標簽化”過程，他們會給自己貼上“罪犯”的標簽，勢必會影響他們幼小的心靈，他們會將自己歸類到違法犯罪的人群當中，容易對社會產生反感與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區矯正這種有效的教育與挽救措施，對于可塑性較強的未成年人來說，可以減少因這種“標簽化”帶來的負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觀惡性并不深，但是與外界隔絕的集中關押，致使他們的交流對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內容往往也是社會的消極方面，不可避免的會對他們帶來許多消極影響，這對辨別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來說，刑滿釋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區矯正屬于非監禁刑，是將他們置于社會之中服刑，無需收監，從而克服了集中關押導致的交叉感染問題，更有利于他們的改造，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實際上是一個重塑人格的過程，對罪犯的人格改造是

人道價值的主要體現。由于未成年犯的繼續社會化過程一般較為短暫，所以，其再社會化的過程就更為重要。而社區矯正是一種非監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會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努力促進未成年犯與社會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顯淡化，為其再社會化提供了保障，從而達到再

社會化的目的。

5、體現刑罰社會化原則。刑罰社會化是開展社區矯正的理論基礎之一。傳統上人們主張“惡有惡報”，但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的刑罰觀念也在不斷進步，在刑罰中越來越強調教育觀念、改造觀念。我們對未成年犯判處刑罰，根本上是為了教育改造他們，讓他們通過刑罰執行活動，轉變成合法公民，從而順利回歸社會。社區矯正正是體現了這一刑罰原則。

三、目前我國社區矯正體系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實施社區矯正的時間較短，還沒有完全建立，盡管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在實踐中也存在了不少問題：

1、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國構建社區矯正制度的思路、任務和工作方法，標志著社區矯正正式在我國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國順應世界刑罰發展的潮流，真正重視未成年犯的刑罰執行問題。但是這個文件只是提出社區矯正的法理依據，還缺乏更具體的法律規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撐。而社區矯正是一個嚴肅的刑事執法活動，必須要有相應的立法作為支撐，而我國現行法律與社區矯正發展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

一、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社區矯正的執行機關，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牽頭、公安配合”，這雖然加強了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力量，但在實踐中，卻容易出現職責不清、界限不明、銜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問題；二是現行法律中雖對某些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實際上形同虛設。例如在當前社區矯正的實踐中，普遍存在失控、脫管服刑人員法律制約不力的問題。我國刑法雖然規定了對違反監管規定的緩刑假釋人員可作出撤消的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基本沒有加以適用。三是現行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對罪犯在社區中進行監管的具體規定和要求，對罪犯進行必要的改造和矯正措施等。而且現行法律有關非監禁刑的規定是根據若干年前規定的，其規定也比較原始、粗放，隨著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完全適應目前的實際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從而把社區矯正變成是原有法律基礎上的修修補補，導致在執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區的不穩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員權利的后果。

2、觀念陳舊。由于我國刑法長期受報應主義和重刑思想的影響，法律始終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現，所以難以使人們將刑罰執行與人文主義精神結合在一起。在司法實踐中，公眾特別是司法人員崇尚重刑，迷戀監禁刑的行刑方式，這種觀念在我國仍有相當的市場，不少人懷疑社區矯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正是基于這種思想，有的人在社區矯正的探索方面不熱心，對社區矯正刑罰執行制度的適用，仍然停留在過去的認識水平上。

3、機構不健全。由于受到現行刑法的限制，我國在實施社區矯正的過程中，實行“司法牽頭、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盡管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并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司法所具體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問題在于：會同公安機關監督考察，不僅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脫節，而且造成對人力、物力的浪費。司法所管理社區工作也存在一定問題，一是街道、鄉鎮司法所人員不能完全到位；二是街道、鄉鎮司法所專職人員都身兼數職，導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區矯正中去，服刑人員的失管、漏管和脫管，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三是基層司法所尚未明確為執法機關，在工作中容易陷入被動。同時，由于居委會的職責較多，使其力量有限，不能很好的參與到社區矯正中來。

4、相關部門配合不力。由于種種原因，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司法機關等部門對未成年犯的監管實際上難以到位，使得在社區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處于脫管狀態，法院對緩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緩了之”。這樣既影響了刑罰目的的最終實現，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會的穩定；同時，這也讓罪犯感覺參加社區矯正就是放任不管，從而導致任其恢復“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區矯正體系的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社區矯正體系還存在不少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使社區矯正對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實效，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制度化建設，必須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設置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專職機構和配備專職工作人員。為此，結合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系存在的問題，并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議：

1、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根據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基本原則，吸收實際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關的司法解釋，現有各級立法部門要盡快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和條件，對現有《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條款進行修改和補充，單設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遇專章，以確定未成犯的處罰原則，規定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和具體量刑標準，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放寬減刑和假釋條件。同時，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礎上，按照當前國際通行做法，結合我國實際，在條件成熟時，加強特別法的建設，包括《未成年人事件處理規則》等，通過專門立法，規定專門的刑法制度，將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區別開來，并設立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未成年人的權利得到有效執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時，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社區矯正機構的地位及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職責，規范社區矯正的刑罰執行活動。

2、更新觀念。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刑罰及其執行制度也產生許多新變化，一是刑罰體系整體趨輕；二是刑罰在國家管理系統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這種刑罰變化的趨勢下，我國應該積極開展社區矯正，因為單靠嚴厲的刑罰難以受到威懾犯罪行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惡有惡報”觀念將他們送進監獄，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社會，仍然需要社會對他們寬容、接納。因此，我們應該改變以往的刑罰觀念，從保護未成年和刑罰社會化、人道化的角度出發，將他們放在社區中進行矯正，將會受到更好的效果。

3、設置未成年犯社區矯正專職機構，配備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專職人員。要將社區矯正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就必須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對此，筆者建議在司法部門內部設立專門的部門負責管理未成年犯社區矯正工作。社區矯正的執行也屬于刑罰執行的范疇，因由國家公務員負責執行，但由于社區矯正是在社區內執行，必須得到社區內相關人員的支持和幫助。對此，筆者建議，應配備由專業人員和志愿者組成的執行人員。專業人員包括國家公務員和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專業人員。社會志愿者包括專業社會工作者、離退休人員、大學生等，這些人員應當具有較高專業水平，有豐富的社會經驗，熱心公益事業，能夠勝任這項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種資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區內執行刑罰，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系應當以行政區域內的社會資源為依托，充分利用社區資源。自1999年我國民政部開展社區建設實驗以來，我國大中城市的社區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社會事務社區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觀上為矯正罪犯過程中利用社區資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系的完善，應根據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充分利用社區資源，制定專門的教育改造措施：（1）開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識淡薄，因此，在社區內，聘請法院少年審判庭的法官為社區的法制宣傳員，把法制引入社區，讓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開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動。針對未成年人的特點，開展各種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動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動，培養他們正確的政治方向，引導他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他們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質。（2）開展心理教育活動，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應通過多種途徑，如開展心理健康輔導等，引導他們形成健康的心理。（3）開展勞動技能培訓活動。根據各自的特點和愛好，開展一系列勞動技能培訓活動，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勞動態度，學會一定的職業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們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夠保證自己立足社會。

5、形成合力、齊抓共管。社會各界和全體公民都要高度重視社區矯正對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確自己在保護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長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強責任感，齊抓共管，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保護未成年人的工作網絡。具體做法是實現四個結合，和家庭結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環境，未成年人罪犯的個性及世界觀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視家庭建設，確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讓其父母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對未成年人罪犯及時進行教育和挽救；和學校教育，大多數未成年人罪犯都處在適學年齡，學習對他們今后的成長非常關鍵，因此，要幫助他們獲得重新學習的機會；和社區結合，讓社區負責人想辦法給他們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們因無所事事流入社會再受不良因素的影響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結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務，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檔案，實行專人專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區矯正階段定期進行思想匯報，并走訪、回訪緩刑期間表現突出的人員，可以在當地社區開展“模擬法庭”等教育宣傳活動，加強對未成年人罪犯幫教與感化。使得社區矯正真正取得實效。法院可以加強與工、青、婦聯、教育部門、街道、勞動人事、宣傳等部門的聯系配合，就安置、就業、上學等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盡可能多地為未成年人罪犯創造一些就學、就業的機會，最大限度地消除社會、學校乃至家庭對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見、誤解及不公平待遇。

五、結語

總之，對未成年人罪犯實施社區矯正工作，是對我國刑罰直性制度的一大進步。對未成年罪犯實施社區矯正，體現了對未成年罪犯的尊重和保護，順應了現代文明的發展。但未成年人罪犯社區矯正的實施需要形成一套規范化、科學化的制度和方法，因此，要實現懲罰他們的同時，完成對他們的幫教和矯正任務的目標。最關鍵是通過立法及時填補法律制度中的空白，讓社區矯正逐漸成為改造未成年人罪犯的一劑良方，從而真正實現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

第四篇：刑罰執行與社會福利社區矯正性質定位思辨

刑罰執行與社會福利：社區矯正性質定位思辨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來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滬)2009年1期

【英文標題】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簡介】史柏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秘書長。（北京 100081）

【內容提要】有關社區矯正的單一的刑罰執行性質說，雖然是國內理論界最流行的論述，但是在實踐中已經越來越陷入困局。筆者嘗試從人類刑罰觀念和刑罰制度歷史變遷、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目的與任務，以及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相互關系等三個角度，闡明社區矯正的雙重性質定位：刑罰執行與社會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關 鍵 詞】社區矯正/性質定位/刑罰執行/社會福利/社會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名下發《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開展試點工作以來，社區矯正作為一項司法改革的重大舉措，已經走過了將近6個年頭。近6年中，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不清晰、不準確。為對社區矯正的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中的其他問題的厘清提供基礎性認識，筆者嘗試對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談一些個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監禁性刑罰執行：社區矯正的單一性質解說及其困局

非監禁性刑罰執行是目前國內有關社區矯正性質定位的最流行的論述。兩院兩部的《通知》是持此種觀點的最權威的法規文件。《通知》明確：“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北京市是最早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長吳玉華在論述社區矯正的基本含義時，也持非監禁性刑罰執行的解說。他說：“具體到北京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它(社區矯正)有三層含義：一是社區矯正是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二是社區矯正是針對被判處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緩刑的罪犯、被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釋的罪犯和刑滿釋放后繼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員的刑罰執行活動；三是社區矯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區矯正組織來實施的針對五種人員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1]

除了司法部門領導的上述界定外，國內學界和實務界的許多人也持此種論述。例如，上海大學法學院劉強教授認為，對社區矯正的定位可以從三個層面上理解：社區矯正是一項刑事執法活動；社區矯正是對特定罪犯的刑事執法活動；社區矯正是在社區中的刑事執法活動。[2]

最早開展社區矯正理論研究的郭建安教授雖然主張社區矯正是刑種、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結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區矯正是刑罰執行的觀點。例如，他與鄭霞澤合著的《社區矯正通論》認為：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兩院兩部《通知》所列舉的社區矯正的五種類型中，管制和剝奪政治權利屬于刑種范疇，而其它三類不屬于刑種。因此，對社區矯正的性質的完整表述應當是，社區矯正是刑種、量刑與行刑制度相結合，但是偏重于執行的一種綜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關社區矯正刑罰執行性質的解說在一般意義上來講是正確的，或者說是沒有錯誤的。在我國目前社區矯正尚處于試點探索的情形下，堅持社區矯正的刑罰執行的性質，既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對社區矯正對象的有效監督管理。

但是，問題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罰執行看做是社區矯正的唯一的性質定位，他們排斥和批判對社區矯正性質的其他角度的解說，因此，有意無意地將社區矯正的性質作了窄化和絕對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罰執行看做是社區矯正的唯一性質定位，所以在社區矯正的主體問題上始終沒有形成共識，致使社區矯正各參與機構之間的職責分工始終沒有明確界定，造成了社區矯正理論研究和工作實務中的矛盾和混亂。

例如，有的學者一方面主張，“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社區矯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罰執行活動，執行主體與執行對象不能改變。”另一方面又主張，社區矯正的“具體的執行工作與矯正內容，必須由國家司法行政系統的基層司法所及專業社區矯正人員承擔與負責落實”。[4](P30)既然強調“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那么就應該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規中有關公安機關是對被判處管制、緩刑或予以假釋、監外執行等罪犯執行監督、考察等任務的主體的規定，而不應該主張“由國家司法行政系統的基層司法所及專業社區矯正人員承擔與負責落實”社區矯正的“具體的執行工作與矯正內容”，因為在上述法規文件中，沒有任何有關國家司法行政機關參與對監獄之外服刑人員實施執法任務的授權規定。而如果要落實兩院兩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機關來承擔和發揮社區矯正的“牽頭組織”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過分強調“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因為，作為一項司法改革的實踐活動，社區矯正的試點本身就意涵著對現有法律制度體系的突破與革新，一味強調要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運行，明顯地會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創建。

上述認識上的困境必然會造成社區矯正實際工作上的混亂。因為對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作了窄化和絕對化的解說，將社區矯正看作是一種單純的執法活動，因此按照現行法律框架，對管制、剝權、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任務只能由公安機關來執行。但是，除了監督、考察等事務之外，社區矯正還有大量的、復雜的教育矯正、福利服務等工作任務，完成這些任務又非公安機構及其人員的分內職責和能力所長，因此還需要有其他相應機構和人員來承擔。于是就出現了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和人員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體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體承擔主要任務。就像有的地方當作試點經驗所呈現的：“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社區矯正中的刑事執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機關的派出所承擔”，但是按照試點工作的要求，“社區矯正具體的監督管理與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統的司法所負責”，基層司法所實際上成了“社區矯正工作的主導力量”。[5]

這樣一種將社區矯正的刑事執法職權與教育矯正職責絕然分開的做法已經嚴重影響社區矯正工作的效率與效果。因為兩個部門分別被賦予了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和“主導力量”的職責，而“刑事執法程序工作”和“具體的監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絕然地分開，其結果是：一方面會造成兩個部門工作內容的交叉重復，兩個部門都要制定一套對矯正對象實施監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匯報、見面會談，以及對矯正對象限制性要求的監督執行；另一方面也會造成兩個部門工作職責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為具有執法職權的公安部門不承擔監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體任務，而承擔監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職責的司法行政機關不具有執法權威。筆者在調研中不只一次聽到基層司法所的社區矯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矯正對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現得很馴服、很聽招呼，可是在我們面前卻總是百般抵觸、狀況不斷，像我們這樣“有責無權”的身份，很難把教育矯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實處。

2.由于把刑罰執行看做是社區矯正的唯一性質定位，社區矯正三大任務的落實情況始終不平衡，重監管輕矯正的現象始終是眾多試點地區的通病。

兩院兩部《通知》明確，社區矯正的任務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和監督，確保刑罰的順利實施；其二是通過多種形式，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會公德教育，矯正其不良心理和行為，使他們悔過自新，棄惡從善，成為守法公民；其三是幫助社區服刑人員解決在就業、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利于他們順利適應社會生活。

上述監管、矯正和服務的任務是三位一體的，它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監管既是對社區服刑罪犯的懲罰，同時又能為教育矯正措施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矯正是社區矯正的核心和重點，矯正目標的實現又能最有效地對矯正對象實施監督管理；服務既能幫助矯正對象解決實際困難，又能促進其自覺地、心悅誠服地接受監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矯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區矯正的性質作了單一的刑罰執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區矯正的三大任務中，最偏重監管目標的實現，而把其他兩方面的任務當作次要的、從屬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關注對矯正對象實際工作和生活困難的幫助解決，出發點也是為了換取其對監管措施的配合與服從，似乎矯正對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萬事大吉了。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開展的社區矯正的實際工作，一切圍繞當下的“平安”目標，一切為了對矯正對象實施控制，根本無暇也無力去實現教育矯正的目標。

更為嚴重的是，有的矯正對象摸準了矯正工作人員的思想脈搏，每逢重大節慶、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動前夕或者期間，總會向社區矯正機構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因為他們知道，為了確保“平安”，矯正機構總會想方設法來滿足這些過分的要求，以換取自己對社會控制措施的配合。這樣久而久之，看似實現了社會“平安”的眼下目標，但是矯正對象的不良心理和行為非但沒有得到矯正，反而變本加厲，社會穩定的長期目標實際隱含著嚴重的危機。

3.由于把刑罰執行看做是社區矯正的唯一性質定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專業定位和素質能力大多不能滿足社區矯正艱難和繁重工作任務的要求，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始終處于低水平運作的狀態。

社區矯正是一個需要眾多機構和專業人士合作實施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涉及的專業涵蓋法律、心理、教育、社會工作、社會保障等領域，只有發揮各專業的特長，形成優勢互補，才能實現社區矯正的全面目標。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區矯正工作領導人員)把社區矯正的性質作了單一的刑罰執行的定位，認為對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務，所以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業績考核，只強調其能否承擔對矯正對象實施監督管理的任務，而不重視能否承擔對矯正對象實施教育矯正的任務；對矯正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也僅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偵等領域，不重視心理、社會工作等專業理論知識和方法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運用。所以，一些試點地區社區矯正工作的機構設置，只是簡單地把基層司法所換牌變作為社區矯正工作的“具體工作機構”；“在人員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負責人，專職矯正工作的干警和監獄、勞教場所調出并經過培訓的司法警察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學、社會工作學專業的人員參與，也只是把他們當作是社會的志愿工作者而非專職工作者來看待。

我們考察歐美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的社區矯正制度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在聘用和培訓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時，對心理學、社會工作學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方法是極其強調和重視的。例如：

1945年美國觀護及假釋制度協會公布的觀護人與假釋人員的三條遴選標準是：(一)特別知識：需要具備社會工作的個案工作之知識及實務經驗，包括人類生理、心理及情緒變化之了解，以及處理家庭問題，運用社會資源之能力與經驗；此外還需要熟悉有關法律之內容，以便行使職權；熟悉管轄區域內各機構活動之情況。(二)特別學歷：具備學士學位并選讀社會科學之課程(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三)特別經歷：需曾在社會機構從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會工作學院的實習或曾受有關訓練被認同為實際工作經歷。[6]

英國在1998年之前，是將具備“社會工作資格”當作擔任社區矯正官的必備條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區矯正工作者被稱作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須具有社會工作的教育訓練背景，并經過一定時間的工作實踐，再學習相應的法律知識才能勝任。

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有些地方對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專業定位顯得過于狹窄。他們從社區矯正是單純的刑罰執行這一性質定位出發，把社區矯正需要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方法也簡單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偵領域，沒有意識到：社區矯正雖然在本質上有刑罰執行活動的屬性，但是因為其適用對象是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程度較小、再犯罪幾率較低的初犯、輕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罰的懲罰性屬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矯正等工作任務大大突出，而要完成這些任務，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工作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和方法顯得尤為重要。

而現實狀況卻是：大多數社區矯正工作者不具備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工作學方面的專業教育訓練背景，不善于運用心理、教育、社會工作的理論知識和方法去對矯正對象實施有效的教育矯正，社區矯正的內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層次和低水平的狀態。就像有的基層司法所人員所描述的：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學習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在理論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內容，但在具體實施中卻受到各種制約。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現為報到、談話及走訪，由此，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8]

二、社會福利：社區矯正性質定位的社會學視角

在社區矯正性質定位的爭論意見中，有關刑罰執行活動的性質是具有較高共識的解說，在這一點上沒有多大的分歧意見。有關社區矯正性質定位的分歧意見在于：除了刑罰執行之外，社區矯正是否還有其它角度的性質定位。對此問題的不同理解和觀點，形成了所謂社區矯正的單一性質說和雙重(多重)性質說之爭。

與單一的刑罰執行活動的性質定位不同的是，雙重(多重)性質說認為：社區矯正除了刑罰執行的性質之外，還可以從其他角度給予性質定位。例如：

張昱教授主張：社區矯正具有“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和矯正罪犯的“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雙重性質；[9](P112)

石曉芳提出社區矯正具有刑罰執行和社會工作的雙重屬性的觀點，認為刑罰執行是社區矯正制度的基本屬性；而它的社會工作的屬性，是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區別于傳統監禁矯正，作為一種具有開放性和社會性的刑罰執行所必須具備的屬性。[10]

劉永強博士和何顯兵博士持社區矯正多重性質觀，他們認為：社區矯正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其性質是專門機關工作與社會工作的結合體，是融合社區刑罰執行、監獄行刑社會化和出獄人社會保護等多方面內容于一體的綜合性制度。[6]

綜上可見，與單一的刑罰執行說持不同觀點的社區矯正的性質解說中，有相當比例的人認為：社會工作是社區矯正的屬性之一。正因為如此，持單一刑罰執行性質說的人們也把反對和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社區矯正的社會工作屬性說。其中，劉東根博士的觀點較具代表性，他明確表示對社區矯正是一種社會工作的觀點“不能茍同”，認為：“社區矯正在性質上不能等同于社會工作。如果將社區矯正與社會工作等同，勢必會忽視或淡化社區矯正的刑事執法功能，影響刑罰的懲罰和威懾作用的發揮，導致社區矯正工作定位的偏頗。”[11]

是否具有社會工作的屬性似乎成為了社區矯正性質定位爭論的焦點。對此爭論意見，筆者的觀點是：不贊同對社區矯正的單一的刑罰執行的性質解說，贊成社區矯正的雙重性質說；不贊同將“社會工作”表述為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贊成將“社會福利”表述為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基于上述見解，筆者對于社區矯正性質的理解是：社區矯正具有刑罰執行和社會福利雙重屬性。理由是：

1.社區矯正是現代刑法觀念、刑罰制度與現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發展交匯的產物，其中既蘊含了對罪犯懲戒的社會公義性要求，又蘊含了維護罪犯權益和尊嚴的人道主義精神。

人類社會對罪犯的處置，從最初“以牙還牙”式的血親復仇，到中世紀“殺雞儆猴”式的威懾阻嚇，期間經歷了數千年的觀念轉變和制度更迭，變化雖大，但是用嚴酷的懲罰給犯罪人以報應，始終是刑罰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紀末，人們才開始采用感化、矯正的理念和方法來對待罪犯，而不再以殘酷的刑罰懲治罪犯而后快。引起這一根本性變革的，首先是刑罰觀念上的“報應主義”刑罰觀逐漸消退，“功利主義”的刑罰觀逐漸抬頭。

報應主義認為刑罰是為了懲罰罪犯而存在，刑罰的正當性在于犯罪的不正當性。功利主義則認為，刑罰的價值在于其滿足國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積極意義，這種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預防，預防犯罪才是刑罰存在的正當性根據。預防犯罪又分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一般預防以社會一般人為對象，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通過刑罰的威懾，警示和預防社會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預防以犯罪人為對象，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通過剝奪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對于剝奪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側重，特殊預防又可再分為剝奪犯罪能力主義和矯正改善主義。由于純粹的矯正論與剝奪能力論都失之片面，于是就產生了融矯正與剝奪犯罪能力于一體的綜合論的問世。

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社會改革家邊沁是功利主義創始人，其功利主義學說所涵蓋的功利主義原則、福利最大化主張為近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邊沁把功利主義學說運用于司法改革，成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預防領域的綜合論者。他說：“盡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補償，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類似的犯罪。有兩種途徑達到這一目的：一種是制止犯罪意圖，另一種是消除行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圖稱作改造；消除其行為能力稱作剝奪能力。”在此，他把“矯正”和“剝奪傷害能力”視為刑罰的必備特質。[12](P51)

風靡于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葉的特殊預防論對刑罰理論和刑罰制度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促成了人們認識到刑罰的真正目的應當是矯正或剝奪犯罪能力以保衛社會，而不是用報應或威懾的手段以懲罰罪犯；促進了刑罰的寬容、輕緩和對犯罪人的人道化、個別化處遇。當然，特殊預防論也有其局限。在理論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殺報應刑論主張的刑罰對罪犯的懲罰功能而喪失社會的公義性；在實踐上由于沒有能為刑罰提供一套限制原則，而容易為擴張國家刑罰權和侵犯公民人權提供口實。

通過歷史考察發現，現代刑罰目的理論已經不可能僅僅采納報應論或預防論中的單一觀點來作為自身的全部內容，而應該兼容報應刑論和預防刑論各自的長處來建構刑罰的目的理論，并由此設計刑罰制度。使得刑罰措施既具有報應的功能，以滿足公眾對犯罪之惡進行必要懲罰的社會公義訴求；又具有教育矯正的功能，以實現預防犯罪、保衛社會的目的。我國當前試行的社區矯正制度，就應該建立在上述綜合刑論的理論基礎上。

一方面，社區矯正作為一項刑罰執行措施，應該具有對罪犯懲戒、監督、考察等監管性功能，通過限制一定范圍和程度上的自由讓罪犯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作出報償；另一方面，社區矯正作為一項面向罪犯的社會福利措施，應該具有教育、矯正、服務的功能，讓罪犯通過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務得以矯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順利回歸社會。

2.現代刑罰制度應該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以及社會福利的政策導向，兩院兩部《通知》的相關條文充分彰顯了社區矯正的社會福利屬性。

“福利”一詞的簡單涵義就是“好的生活”。社會福利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通過國家治理，達到全社會不虞匱乏、充分就業、安全、健康、快樂、受教育、社會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關人類幸福的目標。而貧困、疾病、失業、無知、懶惰和犯罪則是反福利的社會病態。從這一理解出發，如果將濟貧、醫療、就業、教育、扶老、助殘等社會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會福利的話，那么對罪犯的教育矯正同樣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區別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務的對象不同。

在古時候，人們把犯罪看做是當事人對神的意志的冒犯；后來，犯罪人類學派把犯罪歸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體和心理特征；現代社會中，人們更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當事人自身原因和社會環境因素綜合作用下形成的社會適應欠佳、心理沖突、行為偏差、社會關系失調的結果。由于其社會化過程的阻斷或弱化造成社會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們無法通過社會公眾所認可的途徑和手段來維持在社會中的正常生活，所以從這一角度來看，罪犯屬于社會中的特殊的弱勢群體。而當他們的行為被社會判定為違法或犯罪、受到社會的制裁和懲處時，其社會地位更處于與社會主流背離的不利境地。因此，對罪犯施行福利服務，使其恢復重建社會功能以擺脫弱勢地位，既可為服刑者謀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會福利目標的實現。

在現代世界各國的刑罰制度中，無論是監禁性措施還是非監禁性措施，都兼具懲罰性的刑罰執行功能和教育矯正性的社會福利功能，兩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質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異。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在社區環境中實施的刑罰措施，其適用范圍是一些初犯、輕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經改造有悔改表現的、對社會危害性較低的人群，因此，社區矯正措施的懲罰性功能相對較弱，而教育矯正等社會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處于核心地位的屬性。

兩院兩部《通知》對社區矯正的雙重性質定位有充分的體現。例如：

《通知》在闡釋社區矯正的涵義和性質時，在明確社區矯正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的屬性之后，又指出：“社區矯正是積極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中進行有針對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論述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意義時，特別強調社區矯正“有利于對那些不需要、不適宜監禁或者繼續監禁的罪犯有針對性地實施社會化的矯正，充分利用社會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質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維護社會穩定”；并且把“堅持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嚴厲懲罰，積極探索對罪行較輕的罪犯進行社區矯正”，當作是推進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改革的目標。

《通知》把教育矯正、幫助解決困難和問題與監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為社區矯正的三大任務。在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會公德教育，矯正不良心理和行為，成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業、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幫助，不僅僅是為了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從而確保刑罰的順利實施，更主要的是它們被看做是社區服刑人員應該享有的福利待遇。較之以前的偏重于監督管理的社區刑罰，社區矯正更注重對服刑人員的服務、幫助、干預、救助。充分保護犯罪人的人權是社區矯正追求的美好價值目標之一。社區矯正不僅僅是一種刑罰執行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服刑人員的一種權利。[13]

綜上可見，兩院兩部推進社區矯正的試點，其出發點不僅是為了節約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蘊含社會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罰制度。

3.社會工作是社區矯正工作中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主要專業之一，但是把它表述為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會窄化社會福利的涵義。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總結第一階段試點經驗基礎上，又把社區矯正試點地區的范圍擴大到河北等十二個省(市、區)。兩院兩部聯合頒發的《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明確提出：“社區矯正工作是將罪犯放在社區內，遵循社會管理規律，運用社會工作方法，整合社會資源和力量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使其盡快融入社會，從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進社會長期穩定與和諧發展的一種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在這里，特別提到“運用社會工作方法”，顯示兩院兩部對社會工作專業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視與推崇。

社會工作作為一個以利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助人活動，是面對廣大社會成員尤其是社會弱勢人群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渠道和專業。在司法領域尤其是社區矯正實踐中，社會工作者常常被當作對服刑人員實施福利服務的專業力量。但是，社區矯正工作所依托的專業力量并不僅僅局限于社會工作，還需要心理、教育、社會、社會保障和法律等學科專業的知識和方法。所以說，社會工作只是社區矯正工作專業團隊中的一支力量。盡管由于社會工作善于整合資源以服務于人們的多樣化的福利服務需求，而在社區矯正專業團隊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將它視作為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

在邏輯學意義上講，社會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蓋社會工作的概念。在社區矯正的實踐中，社會工作被當作是體現社會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體化的實施方法和途徑，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體現社會福利的內容。把社會工作作為社會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說成社區矯正的性質定位，就會窄化社會福利的豐富內涵，就會降低其他相關專業機構和人員對社區矯正事業的關注和資源投放，最終會損害矯正對象的權益。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社區矯正作為一個新的刑罰理念和制度，其性質定位可以從多角度給予解說，其中刑罰執行和社會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質定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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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如何建立和完善治安防控體系

現如今，我國社會各個領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財物流動的數量劇增，經濟文化發展的快節奏，違法犯罪活動日益猖獗，***部長在第二十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因此，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新形勢下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實現社會治安良性循環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公安機關應在黨委、政府統一的領導下，整合警

力資源和社會治安資源，建立和完善以預防、打擊、控制違法活動為基本目標，以指揮中心為龍頭，以派出所民警、巡警、刑警、交警等多警種合成為主體，以群防群治力量為依托，以社區警務、陣地控制和單位內部防控為基礎，以快速反應機制為保障，以科技手段為支撐，集打擊、防范、控制、管理、教育、改造的等多種功能于一體，形成多警聯動、點線面相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

一、治安防控體系的構建

治安防控體系的建設在實踐中一直比較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安的警務運行機制改革不到位，防控網絡沒有建立起來，傳統重打擊輕防范已不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因此，要實現公安機關報的保駕護航作用，構建和諧社會，打造平安中國，必須建立以打造治安防控網絡和改革警務運行機制為切入點的新型的治安防控體系。

（一）治安防控體系中防控網絡的建立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復雜的社會工程，需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參與，而不是靠派出所幾條槍就可以完成。公安機關要通過對人、地、事物和時空的全方位管理，通過人防、物防、技防等防范措施的運用，形成點線面相結合的防控網絡。主要由社區治安、街面治安、卡口治安、單位治安以及其他治安等網絡構成。這些網絡既自成系統又相互支撐，構筑起點線面有機結合。

1、立足社區，整體防面，編織社區治安防控網絡

社區是派出所預防、控制違法犯罪的主陣地。社區應以社區警務為重點，深化派出所工作改革，切實強化社區防范管理工作。社區警務戰略是以治本為主、治標為輔的預防犯罪戰略，是把握防控結合的關鍵。公安機關應大力推行社區警務戰略，規范社區警務室建設，充分發揮社區民警的作用，有效地動員和組織社區各種群防群治力量，開展多種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動，及時發現整改不安全隱患。派出所要實行向社區群眾通報治安情況的制度，定期、不定期地發布警情預報，實行警務公開。要認真做好重點人口、暫住人口、閑散人員的管控工作，及時發現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尤其是對流動人口情況要做到底數清、情況明。即：及時掌握、核對流動人口的底數及流向。對流動人員的姓名、年齡、原籍住址、流動時間、詳細地址、從事職業、經濟情況、現實表現、發復函情況一一作了登記，建立完整基礎臺帳。

2、布建嚴密的治安巡邏網，建立街面巡邏防控網絡

巡警、交警部門是街面、路面巡邏防控的主力軍，要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推向街面路面，切實增加街面路面有警密度和有警時間，以動治動，提高發現和抓獲現行犯罪的能力。在交通繁華、治安復雜的重點路段和時段以步巡為主，在其他路段和時段以車巡為主，提高巡防效能。在主干道，以交警為骨干，既管交通又管治安；在次干道和主要街區，以巡警為骨干，加強巡邏控制。要針對街面路面搶劫、搶奪犯罪日趨突出的動向，有重點地加強對犯罪高發區域和路段的巡邏控制，全力遏制犯罪案件多發的勢頭。要把巡警、交警街面巡邏防范工作與派出所社區巡邏防范工作有機銜接起來，做到不漏防、不失控。

3、科學合理地設置防控點，建立卡口治安防控網絡

卡口防控是根據交通發展情況和犯罪規律特點，以城市出入口、交通要道和案件多發地段為重點，通盤考慮，合理布局，分類設置治安卡口或查報站，形成嚴密的堵控網絡。要加大治安卡點和查報站的投入，配備必要的通訊、交通、路障等設施，對重點卡點要配備比較先進的設備，有利于及時準確地識別違法犯罪嫌疑人。要加強與卡點周圍單位和群眾的聯系與溝通，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安的積極性，爭取群眾的廣泛支持，增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與運行的群眾基礎，提高社會治安防控的有效性。

4、嚴密陣地控制，建立單位內部防控網絡

健全組織，落實責任，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依靠各企事業單位的黨政領導，充分發揮單位內部保衛部門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項安全防范制度，落實單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的安全保衛工作責任制，確保各項安全保衛措施落實到位。要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適時開展企業、學校及周邊地區治安秩序整治活動，凈化治安環境，維護良好的生產、生活和教學秩序。

（二）治安防控體系中的警務運行機制的建設

打擊現行犯罪，提高駕御治安局面的整體能力，就必須運用各種社會控制，建設規范化警務運行機制。要積極探索并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警察行政資源配置、使用、管理模式，徹底清除影

響這種模式形成并發揮作用的意識觀念和扭曲的資源配置、使用、管理政策和制度。加強警務運行機制規范化，是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關鍵環節。其中包括指揮快速反應機制、信息預警機制、勤務運作機制、整體作戰機制以及績效考核機制等。

1、強化實戰功能，進一步完善以110指揮中心為龍頭的快速反應機制。

以前我們破案的基

本方式是“從案到人”，大多數案件主要依靠調查摸底、現場分析確定嫌疑對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破案的基本形態也由“從案到人”發展到“從人到案”，案犯隨機作案，與事主之間沒有深層次的社會聯系，大量的案件通過現場抓獲后擴大線索，串并案件，抓一批人，破一批案，這種破案方式是當前的主流形態。因此，應該強化110的龍頭作用，構建快速反應和緊急救援的指揮協調機制，進一步提高各警種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協同作戰水平。要積極推進城市應急中心建設，逐步實現110、122、119三臺合一，并網運行。關鍵是把110指揮中心建設成為接處警、突發事件指揮處置，緊急警務活動組織協調與一體的“合成式”指揮中心，充分發揮其信息匯總、實戰指揮、參謀決策的作用，統領協調治安防控體系的有效運作。

2、建立預警性的情報網絡，強化預警機制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公安工作對情報信息的依賴和需求越來越強。只有信息靈，情況明，反應快，才能掌握工作主動權。要建立覆蓋面廣、反應靈敏的信息網絡，各警種、各部門和各基層單位都要在工作職能所涉及的范圍內，分系統、按行業分布建信息員，把工作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廣泛搜集情報信息，做到耳聰目明。要加強對各類信息的分析判斷和運用，增強觀察問題的敏感性。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各部門要普遍建立情報信息分析研究和情況通報制度，研究治安動態和犯罪規律，充分利用情報信息為實戰服務，提高治安防控工作的針對性和時效性。

3、實行勤務制度改革，強化勤務運作機制

各級公安機關要實行勤務制度改革，基層派出所和一線實戰部門要打破傳統工作模式和常規作息制度，針對夜間案件多發的規律和特點，因地制宜地實行兩班制、夜班制以及彈性制、錯時制等警務模式，把警力向案件多發的時段、路段和部位延伸，根據各警種的工作性質，綜合安排警力部署及工作時間，增強治安防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實現由機關型警務向實戰型警務的轉變。各部門、各警種要針對各自的業務特點，確定相應的勤務模式，最大限度地將有限的警力和防控力量投向街面和社區，走向群眾，服務群眾，實現由被動反應型警務向主動服務型警務的轉變。

4、強化整體作戰機制，加強各警種合成作戰的能力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建設涉及到各個警種各個部門。各級公安機關、各警種要樹立整體作戰的意識，在防控體系履行相應職責的同時，要從防控工作的實際需要出發，打破區域、警種、各部門之間的界限，加強協同配合作戰，形成整體合力。要以指揮中心為龍頭，以情報信息為紐帶，采取民警個體間的搭檔，警種部門的聯勤，機關基層間的聯動等形式，實行基礎共建、信息共享、責任共擔、捆綁考核，推動防控各個環節工作的有機銜接，完善防控一體化的整體作戰機制。刑偵體制改革與派出所工作改革要從全面出發，配套進行，在管理體制上來，應該把刑偵、治安兩部門的工作統一主管，以保障打擊防范工作的協調和公共安全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5、堅持正確導向，建立科學的績效考核機制

盡管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基礎工作和防范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很多地方卻長期得不到落實。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出在導向上，尤其是在考核評估方面。目前，從公安部到地方，還沒有建立起系統、科學、嚴密的考核機制。考評方法對基礎工作往往缺乏量的標準，可操作性差。相反對打擊處理人員和破案的數字卻一目了然，易于操作。因此，把極其復雜的公安工作考核標準簡單化，不切實際地制定發案、破案或控制指標，以此作為公安機關工作考核的主要指標甚至惟一指標，并與公安工作的實績相結合，與單位的評優評獎以及工資金掛鉤，以此為導向，必然出現盲目追求和攀比“打處”數字的傾向，進入“案多則喜，案少則憂”的怪圈。這就背離了預防犯罪、減少犯罪這一防控工作的終極目標。因此，要堅持正確的導向，探索、建立針對不同對象自成體系的系統、科學、嚴密的考核機制，準確、客觀、全面地評價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乃至每個民警工作的實際效能。這是解決重打輕防、基礎工作薄弱等問題的核心和關鍵。像目前正在創建的“平安零發案”活動就是很好的嘗試，以可防性案件發案率、抓獲現行、提供破案線索數和群眾安全感為主要指標，按照“結果性考核與過程性考核相結合，以結果性考核為主”的原則，客觀評估各警種、各部門及各位民警的治安防控工作實績，并以此作為單位評價、人員提升、立功受獎的依據和標準，營造出實事求是、公平競爭、憑績效實際定優劣的工作環境。

二、治安防控體系的完善

完善防控體系是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重要保證。各級公安機關必須整合各方資源，充分挖掘潛力，把警力、民力、科技裝備等各種戰斗力要素置于防控責任區中有機整合起來，追求防控效能的最大化，形成全民參與，全警參戰的整體防控局面，以鞏固和完善治安防控體系。

(一)合理調整警力部署，充分挖掘現有警力資源

要立足內部挖潛把有限的警力用足用好，大力精簡壓縮機關非實戰人員，減少非警務活動，科學調整警力部署，把公安機關各種戰斗力要素置于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全盤中有機整合，最大限度地充實基層實戰警力，解決一線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同時要從政策上保證一線民警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要堅持科學用警，把有限的警力用于防控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合理布局警力，增強整體的戰斗力。

(二)開發民力資源，充分發揮群防群治的作用

社會治安的各項工作，公安機關不可能包攬，失去群眾的支持，治安防控體系將無從談起，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警力有限，民力無窮”，充分挖掘民力資源，把群眾充分發動和組織起來參與維護社會治安，才能打牢治安防控體系的根基。重點要抓好專業化的保安聯防和義務性的治安志愿者兩支隊伍的建設，進一步加強警民聯防站和警民聯系點的建設，著力提高新形勢下群防群治工作的組織化水平。同時，進一步拓寬思路，加快推進報案服務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進程。同時，還要從解決社區成員的思想認識入手，提高社區成員參與治安打防范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樹立和強化公眾治安意識，讓社會公眾經過長期的公共選擇,真正理解、認同和接受它們，并把它們內化為自己的觀念、價值準則和態度，外化為治安行為。一個社會只有真正重視并切實加強公眾的治安意識培育，才能保證自己在社會安全維護和治安秩序建設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和信息資源有效配置，并產出高質量的社會治安成果。

(三)實施科教強警戰略，充分挖掘科技資源

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犯罪分子的知識水平越來越高，作案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公安機關要有適度的超前意識，用戰略的眼光看待警務科技建設，大力推進現代科技在警務工作中的作用，不斷提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中的科技含量。要加強防控裝備的現代化建設和提高民警運用高科技警務裝備的水平。要完善公安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盡快建成覆蓋所有基層單位的寬帶、高速信息通信網絡，提高信息通信技術手段的普及應用程度，全面推進治安的科技化和信息化，大幅度地提高工作效率。社區治安信息網絡建設絕不僅僅是現代網絡技術在社區信息工作中的運用，更重要的是實現觀念上的更新，用現代網絡觀念來改革傳統治安信息工作，是現代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在社區治安工作中的綜合運用。因此，要加強公安信息化、數字化的建設，把更多的科技手段運用到治安打防控工作中去，不斷擴大技防覆蓋面，努力形成規模效應。

(四)廣開財源，增加經費的投入

開發社會治安資源必然要涉及經費問題。應該說。充足的治安經費不僅是開發警力資源、科技資源的前提和基礎，而且籌措治安經費本身也可納入治安資源開發的范疇。要合理運用經濟學原理，積極尋求并營造更主動，更有效性的融資體系，特別是用服務戰略贏得資源投入渠道的暢通，是社會犯罪控制諸主體在社會治安結合治理領域里既構成政治一體，也構成經濟一體。一方面，要積極爭取黨委、政府對防控體系建設的重視和支持，爭取經費投入；另一方面，要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誰出錢，誰受益”的原則，本著“自覺、自愿”的精神，引導企事業單位和個人對防控體系建設進行投資，用于防控第一線，營造“社區治安社區臺，社區安全共同擔”的良好機制。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安全需要的不斷增加，“花錢買平安”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對治安經費資源的開發也將逐漸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另外，還應注重資源開發和節約并重，提高資源使用效益，把節約放在優先地位，以較少的控制資源消耗產出較高的社會治安效益，以實現治安打防控戰略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