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項繼權

從“社隊”到“社區”: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摘要：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經歷了從社隊制、村組制到社區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國家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的基本要求是從城鄉分離向城鄉一體轉變,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和管理體制;農村服務從農民自我服務為主向社會發展服務為主轉變;農村社會從靜止、封閉向開放和流動轉變;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轉變;農村社區從生產和行政共同體向社會生活共同體轉變。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建設農村社區,是我們黨和國家為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提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也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社隊制:公社體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體

新中國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務院發布了《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區人民政府及區公所組織通則》、《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1951年4月,政務院又頒布了《關于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的指示》。根據這些法規、法令,我國農村基層政權體制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實行區、村兩級政府體制,即在縣以下設立區政權和村政權,分別召開區、村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區政府和村政府,對本地區實施行政管理。這種體制在北方地區比較普遍。在這種情況下,村是一級政府,為農村基層政權。另一種是區鄉建制,即在縣以下設立區公所,作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區公所之下設立鄉政權,召開鄉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鄉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級不再設立村政權。當時在南方的多數省實行這種體制。

在這兩種情形下,“村”和“鄉”分別是不同地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1954年9月,我國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憲法取消了過去的區村制和區鄉制兩種體制并存的制度,對全國農村基層政權進行了統一的規范,規定實行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鄉鎮為農村基層政權。同時也規定,人口居住集中的鄉,鄉人民委員會可直接領導居民組進行工作。面積較大、居住分散的鄉,鄉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別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劃定居民組開展工作。從建國初的村鄉制來看,有三個重要特征:從管理規模來看,建國初“村的規模一般很小,平均每個行政村不足900 人,東北各省人數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內蒙古地廣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積較大[ 1 ](P188-189)。”從組織性質來看,建國初村鄉制具有明顯的行政化特點,除區公所作為縣級派出機構或一級政府之外,村或鄉也是“政府”組織。從組織基礎來看,建國之初的村鄉制是建立在個體所有或私有制基礎之上。農民和農戶擁有土地、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勞動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不過,隨著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發展,建國初的基層鄉村制度已經不能容納日益擴大的集體組織,也不適應國家集體化發展的目標。為此,在集體化過程中,我國廢止了原有的村鄉制度,轉變為人民公社體制。

如果從1958年實現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在農村存在和延續了25年之久。25年間,雖然人民公社的規模和結構有所調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組織原則和運作方式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基本的組織特征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一是“集體化”。人民公社時期實行高度的集體化,農村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不允許農民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集體經濟成為公社的經濟基礎,集體勞動成為公社基本的生產方式;集體生活也成為農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農民通常將人民公社時期稱為“大集體時期”。二是“三級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調整并確立為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架構,這一體制通常被稱之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成為農村基本的產權單位、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三是“一體化”。人民公社體制是一種組織與功能融合的體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國家基層政權組織與人民公社組織合為一體;另一方面是“黨政不分”,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公社一級設黨委,大隊一般設黨支部,生產隊則設黨小組。公社黨委和大隊支部是各自區域的領導和決策機關,一切重大事務都由黨組織決定。由此形成了“黨、政、經”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組織和管理體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及城鄉分離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條件下,它本身不僅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也是計劃經濟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維系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國有與農村集體產權基礎上的二元化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確定的二元糧食供應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醫療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等等,將城鄉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由此形成了獨有的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 2 ](P7)。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村人民公社體制。首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制度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家庭聯產承包從一開始就是以分戶承包集體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為前提,農民也因此獲得了對土地及部分集體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及相應的受益權和轉讓權。在聯產承包過程中,部分集體資產也折價轉歸農民和農戶所有,后續的改革還允許對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灘的拍賣,農民也因此獲得了部分生產資料的占有權。這一切都觸動了人民公社賴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時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經濟及組織基礎。其次,家庭聯產承包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改變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集中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的經營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聯產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虛化,管理方式喪失效力。最為突出的是,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的實行,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的職能轉到農民和農戶手中,公社各級對農業直接經營管理及統一分配的職能隨之消失。由于農民和農戶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權和獨立性,農民的流動性增大,傳統管理中所依賴的種種經濟上的制裁和強制手段隨之失效。

顯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人民公社組織及管理方式喪失效能。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體系迅速崩塌和解體。1982年底,中央決定廢除人民公社,重建鄉鎮政權,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對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制度實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十五條規定:“省、直轄市、縣、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同時規定,在城市和農村設立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并在它們下面分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這是廢除人民公社,重建鄉村基層治理體系的決定性的步驟。新憲法頒布后,中共中央在中發[ 1982 ]36號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計劃地進行建立村民(鄉民)委員會的試點”。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全國性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陸續展開。1985 年春,建鄉工作全部完成,全國5.6萬多個人民公社、鎮,改建為9.2萬多個鄉(包括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同時按照憲法規定,取消了原有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建立了82萬多個村民委員會(《人民日報》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國大多數省區的農村基層形成了區———鄉鎮———村委會三級基層建制。

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層組織與管理單位的調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層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組織創新,其中,最富意義的是村民自治及鄉鎮與村民委員會關系的調整。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1998 年通過的新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此再次予以確認。由此確立了“鄉政村治”或“鄉村分治”的新的治理體系。按照新的治理體系的設計,鄉鎮作為國家農村基層政權,依法行政;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依法自治。鄉(鎮)村之間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級和直接的“領導關系”,而是“指導關系”。“鄉政村治”體制不僅重新構造了農村基層的行政組織與管理體系,也力圖重新劃定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農村基層政府與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邊界。

從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國農村的實施已有20年。二十年來,有的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興高采烈,他們在此看到了中國民主的希望;有的則嗤之以鼻,認為此舉無足輕重,甚至斥之為一種“民主的怪胎”;還有的人則對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現實似乎與他們的理想漸行漸遠。的確,村民自治及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遠不是十分完美的,與法律的要求和人們的期望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各地村民自治的發展不平衡,實踐成效迥異;真正嚴格依法實行民主直選,全面落實村務公開以及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監督的村數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選舉流于形式,壓制、阻撓村民自由民主選舉的事件屢屢發生,各種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員會組織本身也名存實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及前景表現出深深的懷疑、憂慮、悲觀甚至否定。

20年對于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漫長的,但相對于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則只是彈指一揮間。人們常說,民主是一個過程。這并不僅僅是指民主政治的運作是一個過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發展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有著長期的封建專制影響的國家,民主建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就使人口達九億的農村完成民主建設的目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國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一切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會立馬帶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的富裕;民主也絕不意味杜絕非民主行為的出現。事實上,抑制、防止和消除這些非民主行為恰恰是實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據。

從實踐來看,經過近20年的實踐,我國農村普遍完成了從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轉換,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為農民群眾的自治組織,也是農村基層基本的組織與管理制度,村民委員會已經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起來。尤其值得關注和肯定的是,村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規范,村級民主選舉開始從動員選舉發展到農民的自動參與、從等額選舉到差額選舉、從組織安排到自由競選。村級民主公開性、公正性和競爭性在不斷增強。村級民主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及基層政權組織的民主日益顯示出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選舉的背景下,為了確保擴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礎,增強黨的合法性及鞏固黨的領導地位,一些地方也開始探索用兩票制等方式改進黨支部的選舉方式,加強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選舉的實施,對鄉鎮體制產生重大影響。一些鄉鎮進行鄉鎮長及鄉鎮黨委書記的直選實踐。這些表明,農村基層民主已經開始從村級民主向鄉級民主擴展,從基層組織的民主向國家政權組織的民主推進,從一種社會自治民主向國家政治民主發展,這顯然是村級民主引發的又一富有歷史意義的成果。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實踐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紀末我國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體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制度特點: 其一是“城鄉分離”。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僅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繼續延續這一體制。其二是“村社一體”。村民委員會組織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隊基礎上建立的,也是社隊組織體系的延續。如何處理村委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或社區經濟組織的關系問題也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從實踐來看,大多數村根據中央的規定,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實行“兩塊牌子,一班人馬,交叉任職”。這導致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在集體和合作經濟薄弱的鄉村,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有名無實,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員會承擔,事實上又重新回復到“政經不分,以政代企(經)”的狀態。以致于相當數量的村民和鄉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員會),不知有“社”(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區集體和合作經濟發達的村,村社區非農產業尤其是村辦企業發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組織形式是村企業和公司組織。在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體村民都在村辦公司和企業就業,村社區高度的企業化。村辦企業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員會的職責,進而使村民委員會“有名無實”,成為“一個空牌子”。對于這些村來說,村民自治將以何種形式存在和發展? 村企業是否能成為村民自治的組織載體? 更重要的還在于,村民委員會畢竟是社區村民群眾自治組織,其目標及內在的組織及運行原則與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原則并不相同。村民委員會與村社區集體和合作經濟組織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農村基層組織關系和組織體制并沒有理順。

其三是“組織封閉”。迄今為止的中國鄉村社會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基礎上形成的,鄉村社會和社區具有強烈的封閉色彩。基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及承包關系,農民歸屬于一定的“集體”,享有相應的權力。村委會組織及黨支部組織也是在這種集體范圍內組建起來的。集體的土地邊界及產權邊界也是村民、村莊及村組織的邊界。這種封閉性也限制外來人員參與村委會的選舉及公共事務的管理,使村委會及村民自治組織本身封閉起來。無疑,這些均是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內在局限。

三、社區制: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創新與變革 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經面臨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條件,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面臨新的變革。

首先,國家城鄉發展戰略從城鄉分離向城鄉一體轉變,要求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改革以來的村民自治的實施并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繼續延續這一體制。在城鄉基層,城市實行街道、居委會及社區體制,鄉村則實行鄉鎮與村委會及村民小組體制,城鄉之間在戶籍、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農民和農村發展仍受到諸多政策上的歧視和制度上的束縛。不過,改革以后,黨和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廢除了城鄉二元的糧食供應制度,改革戶籍管理方式,鼓勵農民進城及勞動力自由流動,推進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漸打破了長期城鄉隔絕的局面,城鄉一體化明顯增強。城鄉之間在戶籍、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黨中央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

“十一五”規劃再次強調,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從“城鄉分割”到“城鄉一體”、從“城鄉隔絕”到“城鄉融合”、從“城鄉二元發展”到“統籌城鄉發展”,這不僅表明我國鄉村建設和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也表明未來農村發展將建立在全新的體制基礎之上。未來的鄉村將是城鄉一體、自由流動、社會融合的和諧社會。這也要求村民自治體制及鄉村整個組織與管理體制應從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中走出來,從城鄉分離到城鄉一體轉變,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的同時,強調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其實質就在于黨和國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構建城鄉一體的社區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

其次,不斷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農村服務從農民自我服務為主向社會公共服務為主轉變。建國以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們采取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發展戰略,通過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規模地動員和吸納鄉村資源以快速推進工業化。據估算,改革前,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從農村隱蔽地吸取了8000 億元資金[ 3 ](P7)。正是依靠這種積累,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并推動了城市的快速發展。但是,這一發展戰略造成對農業、農村和農民過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壓抑和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加劇城鄉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不僅限制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也制約著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為了從根本上打破城鄉失衡的二元結構,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城鄉統籌、以工支農的方針。“十一五”規劃進一步明確,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表明,我國從此結束了長期的通過農業的積累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的發展戰略,走上了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新的發展道路。隨著我國農村政策從“資源索取”到“反哺農村”的戰略轉變,傳統村民自治所承擔的公共服務及公益事業將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中央和地方也將更多地承擔村民自治的財政及運行成本,鄉村組織的工作內容和重點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傳統的稅費征繳、計劃生育向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這些要求重新審視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財政基礎、權力職責及其工作內容,對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的功能和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農村社區建設也是旨在突出農村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構建農村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新體制、新機制。

第三,農村社會從靜止、封閉向開放和流動轉變,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轉變。無論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還是在村民自治時期,村集體組織依然延續。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以及鄉村社會整個的組織與管理體制實際上是建立在集體土地所有基礎上,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基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及承包關系,農民歸屬于一定的“集體”,享有相應的權力。村委會組織及黨支部組織也是在這種集體范圍內組建起來的。集體的土地邊界及產權邊界也是村民、村莊及村組織的邊界。村民自治僅僅是擁有村集體產權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逐步打開了城門,放開了市場,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及鄉村內部的流動日益加快。農地流轉的不斷增多,不少人務工經商或移民城鎮放棄土地經營,也有不少人遠赴他鄉承包經營,而一個村莊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傳統封閉的村落和集體組織日趨瓦解。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和普遍,農村地權關系及村民(居民)關系將變得更加復雜,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傳統的鄉村集體組織及基層組織如何維系、如何運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處理原居民與移居民的權力關系? “外來人員”是否有權參與居地村莊的自治事務? 如何才能保障這些“外來人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權益? 這也意味著我們面臨著重建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務,或者說是如何構建與農村開放、流動和多樣化相適應的新型農村組織與管理形式的任務。隨著農村社區體制的建設,我國的村民自治也將向居民自治轉變。集體土地產權不再成為人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的先決條件。農村基層自治與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種封閉和排外的體制,而是賦予所有在鄉村生產和生活的人們以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及居民的民主權利。

最后,農村社區與經濟組織逐漸分離,農村社區從生產和行政共同體向社會生活共同體轉變。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村實行村民委員會制度。從村民自治角度看,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村民委員會本應該是社會生活共同體,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員會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續而來的,雖然不再是集體性生產共同體,但仍然保留集體經濟及集體土地產權,“村社一體”、“政經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強的經濟和行政功能。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樣化,集體、個體、私營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種經濟形式并存。農村土地流轉也使土地關系更加復雜。這種多樣化的產權結構和經濟組織形式打破了傳統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或者說人們不再從屬于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社區也將不再是一種集體經濟組織或生產共同體,而是從事多種經營、多種職業的人們的生活聚居地或社會生活共同體。正因如此,中央明確提出加快農村社區建設,“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經過了從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制”到村民自治時期的“村組制”兩次重大變革。如果說社隊制是適應計劃經濟體制及城鄉分離的需要而建立的話,村民自治及村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及打破城鄉分割的過程中建立的。隨著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及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我國的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再次走到歷史性變革的重要關口: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及城鄉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城鄉一體的社區制度,以進一步加強農村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形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制的建設將是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變革。

參考文獻: [ 1 ]張厚文,白益華.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M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改革面臨制度創新[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88.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理論學刊》2007年第11期

第二篇：我國成套設備進出口管理體制的發展及變革研究論文

【摘要】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不僅對加快我國產業建設有著促進的作用，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也做出過很大的貢獻。而且到現今止，它仍然盈利豐厚、發展勢頭強勁，這和它具有優良的政策扶持以及擁有眾多監管部門作為中堅力量是分不開的，本文就圍繞進出口行業所衍生出新興的部門企業的發展和變革進行淺析和論述。

【關鍵詞】設備進出口；CQC；進出口銀行；保稅物流

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堅定不移的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并且積極的與各國建立健康友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加強與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這樣建立的友好平等的進出口交易不僅能刺激我國企業的生產力的增長給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來源，還能引進外來先進的技術來改善我國產業技術不先進的狀況。根據數據顯示，2009年1月到8月的時間內，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就達到了1。3萬億美元左右，其中出口產品貿易額為7307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54。5%；而進口產品的貿易額為6079億美元左右，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5。4%進出口貿易順差為1228億美元。而在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更加勢不可擋，只前七個月的進出口總值和去年相比就又增長了40。9%，達到了1。6萬億美元左右，且出口同期增長35。6%，而進口則增長了47。2%。由此可見，我國已成為進出口貿易的中心之一。

而要取得這樣傲人的成績，光有正確的政策指導方向和龐大的勞動力數量是不夠的，這就需要有更全面的體制和舉措來管理和協調。以下就將詳細的闡述一些中國現有并且能有效管理和幫助中國進出口更好更快發展的舉措。

1。建立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

為保證進出口設備及產品的質量，在我國國家局的正確領導之下，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之前稱作中國商檢質量認證中心，英文簡稱為CQC）自成立于1993年開始，便始終把“躋身于世界優秀認證機構行列”作為自身發展的目標并不斷奮斗，經過這些年不斷的努力，CQC已經成為中國最大也是最具有知名度的管理體系的認證機構。而它也為我國出口企業的產品開拓國際市場以及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從成立伊始到現在共擁有ISO9001、ISO14001、IQNET、SA8000能源管理等十一多種的認證體系，所以它能在產品安全與性能、節能環保、生態農產品、新能源及節能減排方面進行多達500個產品的檢驗以及認證，并且提供評價服務、認證培訓、管理體系認證、產品認證四方面成熟的業務，服務范圍非常的廣。不僅如此，隨著CQC發展的拓寬，本著對顧客提供“一站式”方面服務的理念，它在國內建立了36個管理體系認證的分支機構和11個產品的認證中心，甚至在各個合作國也設有25個業務推廣的平臺，方便了進口供應商掌握貿易信息。至筆者寫作這篇文章為止，它又新增了低碳與能效認證、PV產品認證、CDM審定與核查、中新EEMRA部署及實施、出口沙特認證、LED照明節能這些新領域的體系認證，緊跟著經濟發展的腳步。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還擁有上萬人認證的專業團隊，其中多人都在國際上獲得過認證資質，其科研成果也獲得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殊榮，這樣強大的技術力量能夠提供給客戶高質量、高附加值的專業的服務。

作為為進出口貿易提供服務和支持的最早出現的政策扶持的部門，在這十幾年的發展中始終密切的關注自己質量的提升和社會經濟的趨勢，堅定不移的堅持客戶至上的服務理念，在中國認證體系行業一直處于領先的地位。

2。建立中國進出口銀行

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則1994年成立，它是直屬于國務院領導、全資擁有的國家級政策性質的銀行，是我國對外經貿支持體系的重要力量以及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我國機電產品、成套設備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和對外承包工程及各類境外投資的政策性融資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促進我國改革開放型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總部設在北京。到2011年末，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國內已設有21家營業性的分支機構，而在境外則設有東南亞、非洲代表處、巴黎代表處以及圣彼得堡代表處，并且與境內外1250多家銀行的總分支機構建立代理行的合作關系。

中國進出口銀行從成立伊始，就始終堅守自己的主要職責，創先運用政策性手段，擴大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的出口量。1995年時，中國進出口銀行就開辦了買方毀約保險、短期出口票據保險、買方信貸擔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等險種，并承保了56個合同。其承保金額達到4。48億美元，支持了7。65億美元在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的出口上。中國進出口銀行還向伊朗出口總額為6。5億美元的四個水、火電項目，出具了出口信用保險的意向書，讓該項目在國際招標中成功中標，為企業后期收匯提供了保障。同年在加強對原來的670個轉貸項目的管理同時，還新增了審批貸款項目99個，批貸金額達到21億美元。到1996年9月時，中國進出口銀行已對外簽署了7個優惠的貸款協議，總額達到7。6億人民幣。在當時正確的實行了將投資和外援、貿易互利結合起來的外交貿易的新決策，不僅幫助了我國發展民族經濟，而且還促進我們的機電設備和產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現今，中國進出口銀行更是將支持企業對外發展作為一項業務重點發展。中國進出口銀行通過創辦出口買方信貸、出口賣方信貸和實行優惠政策三種方式讓國內企業又好又快的走出國內走向世界。到2010年的10月末，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經支持了1300多個業務的貸款項目，覆蓋了歐洲、亞洲、美洲、非洲等100多個的國家和地區。這項業務本外幣貸款余額占中國進出口業務貸款余額高達40%。它不僅在機電產品與成套設備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還涉及公路、鐵路、機場、建筑、通信等行業基礎設施的建設。

而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中國早期實行企業對外政策的業務的銀行之一，在這十幾年的業務實踐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也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優勢，對未來銀行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第一，中國進出口銀行始終將誠信作為準則，在這十幾年的運營中對外從未發生過拖欠的現象，將國家的信譽作為自己的招牌恪守。

這為中國進出口銀行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同時也擁有了良好的客戶基礎。所以客戶對這樣的銀行所支持和培養的企業也充滿了信任。這樣也就為一些剛剛涉外沒有經驗的企業贏得了有利的名聲，從而能更快的形成穩定的客戶群體。第二，在對外政策實行方面給客戶塑造了專業的正面印象。中國進出口銀行既是中國官方級的信用機構，在對外業務實行方面也有過里程碑式的貢獻。這無論在國內還是世界企業中都有著很高的聲望，這也是吸引客戶合作以便推廣國內企業的明顯的優勢。第三，中國進出口銀行通過長期的業務實踐和經驗的不斷累積，內部擁有一批高素質專業的團隊，他們長期從事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業務，在協助企業對外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業務實戰技能和經驗。不僅能夠為不同類型的企業在不同國家開展的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和詳細的信息咨詢以及風險的評估，還能切身的了解顧客從而深入的挖掘出他們的潛在需求并且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和決策，幫助客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

由上述可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發展大體上是順風順水，可是在2009年爆發了全球經濟危機，而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了刺激消費，當年就發放了400億左右的人民幣，占到全年貸款額度的近50%，而在經濟危機后，發達國家財政和金融機構企業財政困難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資金出現的流動性危機也給中國進出口銀行帶來了不小的考驗。可是這在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中國進出口銀行若能把握這次機遇使其發展更加成熟，便能使機電產品以及成套設備進出口貿易更加繁榮。

3。物流保稅區的建立

而在成套設備以及產品的進出口中，運輸環節是最復雜也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所以，經我國海關總署和國務院從2002年始對保稅物流管理制度的創新和發展新的保稅物流模式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最終制定了保稅物流園區及保稅物流中心的特殊的區域性的物流管理模式，形成了保稅物流中心A型、保稅物流中心B型、保稅物流園區、保稅區、保稅港區、保稅倉庫和跨境工業區等保稅物流場所。這種新型物流業的發展不僅給傳統的生產制造業帶來了新的生機，保稅物流的發展也將進一步的帶動對外進出口的貿易與企業產業的升級。

這些保稅物流園區是根據物流科學研究出來的，屬于物流形式的一種，但是它區別與普通的物流倉儲，擁有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保稅物流園區以及中心擁有政策優勢，貨品一旦進入園區及中心就會被視作是出口，期間不征收進口關稅以及免批文，不受配額限制。同時也新創了貨物的“入區退稅”政策，改變了以前貨物運往保稅區后要等離境以后才能享受到出口退稅的局面，為企業開通了一條降低運營成本、縮短供貨時間的綠色通道。

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存在功能方面的革新。它將港口服務拓展到成套服務，讓港口和保稅區之間產生良好的互動以此吸引國際配送、中轉等一些增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多的像中國轉移。另外，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被賦予整套齊全的物流功能，滿足現在公司所追求的零庫存、JIT無縫對接等新型的生產方式需求，并且實現在園區及中心內部對貨物進行包裝、分揀、拼裝等一系列簡單的加工。

真正做到了物流與制造的同步，不僅為一些深加工制造型企業帶來了便利，也為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提供配套的服務。

最后，物流保稅園區及中心在海關報關報檢方面進行突破性革新，使得通關更加便捷。

它通過實施“區域管理封閉化、園區管理信息化、海關管理智能化、海關通關快捷化”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一次性申報、一次性查驗、一次性放行的高效工作模式，并設立自動判別體系的信息化管理技術，實現了EDI無紙報關，直通式卡口的實貨放行，在園區內開通了一條直通式的通關通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通關費時費力的問題，大大的提高了通關的效率。

基于這些鮮明的特點，截止2004年，在發展為期不到2年的時間內，我國綜合型保稅區累積共批準“入住”企業達37442家，其中三資企業占其中的37。8%，投資總額為489。18億美元，合同外資為281。31億美元，實際利用的外資達到145。6億美元。而在2004這一年內，他所吸引的投資總額就達到79億美元，同比增長15%。其中，三資企業的投資額高達60億美元，增長26%，占了投資總額的75%；合同利用的外資也大幅度提高至40億美元，增長率達到16%。實際利用的外資達到21億美元，增長率達到14%。這些數據明顯的顯示出了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吸引外資的優勢。

但是，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從提出到實行只有短短6年不到的時間，而它的出現又是在中國經濟極不穩定的時期，加上它是屬于盈利型企業各個物流園區及中心之間存在著競爭性的關系，所以它的發展是極不成熟。就對于成套設備進出口方面，其設備本身體積大主要部件不易拆解、一機多箱和收發貨人所在區域不同的特性，在運送方面就存在了不少的漏洞與問題。

首先，由于整機設備的通常個頭比普通貨品要大出許多，如果成套設備采用整機運送的話又會大大增加運輸方面的成本，所以在裝箱時一般都會把整機的多個部件分裝起來放在多個箱子里，在收貨人進口后到達另一目的地再組裝起來使用，這比其他貨品多出來的工序在發展不完善的物流園區及中心的運轉中又會出現問題。首先，要在主管地的海關做預申報，把整一套的設備的信息打在一份報關單上，按照整一套的設備來申報，再在運輸時對應車輛裝箱的明細，車號對箱號一一對應。設備進入園區卡口時，又要將所有車輛整齊集合號由報關員帶著出口的報關預錄單一一審核進行過關。而設備進口過海關時，也需要這樣詳盡的步驟來保證設備的齊全。這種看似全面的體系在實際操作中卻不被一些物流園區所接受，因為在多元化貨品運輸中現有的物流園區及中心還沒有能力徹底解決這種類型的貨物報關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成套設備的出口方的發貨人和進口方收貨人分別處在國內分屬不同海關管轄的企業，進出口方面也容易出現編號不一致的問題。當出口方的客戶是以進料加工方式出口設備時，就會出現發貨方的《進料加工手冊》和收貨人報關單上面的貨物品名有出入，這時對于同一個設備的名海關會認定有差異甚至存在較大的差異。而按照保稅物流功能的規定，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內只提供簡單的加工，并不涉及改變貨物名稱及功能方面的效用。這樣就會使得設備無法通過園區走貨。而目前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將設備出口海運到香港等地后在運返回國內在解決，這種類似于“港澳臺一日游”的方案不僅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大量的物流成本以及浪費運輸時間，也體現了物流園區及中心發展的不成熟。

以上出現的問題雖然對保稅物流園區及物流中心的運營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這也充分可以說明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尚處在成長發育的階段，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手段處理這些問題，使保稅物流更好的為產品設備的進出口提供服務。

結語：

通過上述分點分段的淺析不難發現，在中國產品與設備進出口上，********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中國質量認證體系中心、中國進出口銀行、物流保稅區的建立更是對產品和設備進出口管理跨出了里程碑式的腳步。而中國在這幾十年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了這些部門的設立是正確的。今后，這些部門將更加促進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擴大機電產品和設備出口中盡其最大的努力，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強大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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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國稅收管理體制

我國稅收管理體制

一、稅收管理體制的概念

稅收管理體制是在各級國家機構之間劃分稅權的制度或制度體系。稅權的劃分有縱向劃分和橫向劃分的區別。縱向劃分是指稅權在中央與地方國家機構之間的劃分；橫向劃分是指稅權在同級立法、司法、行政等國家機構之間的劃分。

我國的稅收管理體制，是稅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內容。稅收管理權限，包括稅收立法權、稅收法律法規的解釋權、稅種的開征或停征權、稅目和稅率的調整權、稅收的加征和減免權等。如果按大類劃分，可以簡單地將稅收管理權限劃分為稅收立法權和稅收執法權兩類。

二、稅收立法權的劃分

(一)稅收立法權劃分的種類

稅收立法權是制定、修改、解釋或廢止稅收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什么機關有稅收立法權；二是各級機關的稅收立法權是如何劃分的。稅收立法權的明確有利于保證國家稅法的統一制定和貫徹執行，充分、準確地發揮各級有權機關管理稅收的職能作用，防止各種越權自定章法、隨意減免稅收現象的發生。

稅收立法權的劃分可按以下不同的方式進行：

第一，可以按照稅種類型的不同來劃分，如按流轉稅類、所得稅類、地方稅類來劃分。有關特定稅收領域的稅收立法權通常全部給予特定一級的政府。

第二，可以根據任何稅種的基本要素來劃分。任何稅種的結構都由幾個要素構成：納稅人、征稅對象、稅基、稅率、稅目、納稅環節等。理論上，可以將稅種的某一要素如稅基和稅率的立法權，授予某級政府。但在實踐中，這種做法并不多見。

第三，可以根據稅收執法的級次來劃分。立法權可以給予某級政府，行政上的執行權給予另一級，這是一種傳統的劃分方法，能適用于任何類型的立法權。根據這種模式，有關納稅主體、稅基和稅率的基本法規的立法權放在中央政府，更具體的稅收實施規定的立法權給予較低級政府。因此，需要指定某級政府制定不同級次的法律。我國的稅收立法權的劃分就是屬于此種類型。

(二)我國稅收立法權劃分的現狀

第一，中央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以及全國統一實行的地方稅的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以保證中央政令統一，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企業平等競爭。其中，中央稅是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具體包括消費稅、關稅、車輛購置稅等。中央和地方共享稅是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具體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證券交易印花稅。地方稅具體包括營業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使用稅、房產稅、車船稅等。

第二，依法賦予地方適當的地方稅收立法權。我國地域遼闊，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經濟資源包括稅源都存在著較大差異，這種狀況給全國統一制定稅收法律帶來一定的難度。因此，隨著分稅制改革的進行，有前提地、適當地給地方下放一些稅收立法權，使地方可以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特有的稅源開征新的稅種，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這樣，既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發揮當地的經濟優勢，同時便于同國際稅收慣例對接。

具體地說，我國稅收立法權劃分的層次是這樣的：

1．全國性稅種的立法權，即包括全部中央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和在全國范圍內征收的地方稅稅法的制定、公布和稅種的開征、停征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

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簡稱常委會)。

2．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權，全國性稅種可先由國務院以“條例”或“暫行條例”的形式發布施行。經一段時期后，再行修訂并通過立法程序。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正式立法。

3．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有制定稅法實施細則、增減稅目和調整稅率的權力。

4．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國務院有稅法的解釋權；經國務院授權，國家稅務主管部門(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有稅收條例的解釋權和制定稅收條例實施細則的權力。

5．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違背國家統一稅法，不影響中央的財政收入，不妨礙我國統一市場的前提下開征全國性稅種以外的地方稅種的稅收立法權。稅法的公布，稅種的開征、停征，由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統一規定，所立稅法在公布實施前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6．經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授權，省級人民政府有本地區地方稅法的解釋權和制定稅法實施細則、調整稅目、稅率的權力，也可在上述規定的前提下，制定一些稅收征收辦法，還可以在全國性地方稅條例規定的幅度內，確定本地區適用的稅率或稅額。上述權力除稅法解釋權外，在行使后和發布實施前須報國務院備案。

地區性地方稅收的立法權應只限于省級立法機關或經省級立法機關授權同級政府，不能層層下放。所立稅法可在全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執行，也可只在部分地區執行。

關于我國現行稅收立法權的劃分問題，迄今為止，尚無一部法律對之加以完整規定，只是散見于若干財政和稅收法律、法規中，尚有待于稅收基本法作出統一規定。

三、稅收執法權的劃分

根據國務院《關于實行財政分稅制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我國現行稅制下稅收執法管理權限的劃分大致如下：

(一)首先根據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國民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并充實地方稅稅種，增加地方稅收收入。同時根據按收入歸屬劃分稅收管理權限的原則，對中央稅，其稅收管理權由國務院及其稅務主管部門(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掌握，由中央稅務機構負責征收；對地方稅，其管理權由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稅務主管部門掌握，由地方稅務機構負責征收；對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原則上由中央稅務機構負責征收，共享稅中地方分享的部分，由中央稅務機構直接劃人地方金庫。在實踐中，由于稅收制度在不斷地完善，因此，稅收的征收管理權限也在不斷地完善之中。

(二)地方自行立法的地區性稅種。其管理權由省級人民政府及其稅務主管部門掌握。省級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自行決定繼續征收或者停止征收屠宰稅和筵席稅。繼續征收的地區，省級人民政府可以根據《屠宰稅暫行條例》和《筵席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制定具體征收辦法，并報國務院備案。

(三)屬于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在省級及其以下的地區如何劃分，由省級人民代表大會或省級人民政府決定。

(四)除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和經濟特區外，各地均不得擅自停征全國性的地方稅種。

(五)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的批準，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擁有某些特殊的稅收管理權，如全國性地方稅種某些稅目稅率的調整權以及一般地方稅收管理權以外的其他一些管理權等。

(六)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的批準，經濟特區也可以在享有一般地方稅收管理權之外，擁有一些特殊的稅收管理權。

(七)上述地方(包括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和經濟特區)的稅收管理權的行使，必須以不影響國家宏觀調控和中央財政收入為前提。

(八)涉外稅收必須執行國家的統一稅法，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權集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各地一律不得自行制定涉外稅收的優惠措施。

(九)根據國務院的有關規定，為了更好地體現公平稅負、促進競爭的原則，保護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正常發育，在稅法規定之外，一律不得減稅免稅，也不得采取先征后返的形式變相減免稅。

四、稅務機構設置和稅收征管范圍劃分

(一)稅務機構設置

根據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需要，現行稅務機構設置是中央政府設立國家稅務總局(正部級)，省及省以下稅務機構分為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兩個系統。

國家稅務總局對國家稅務局系統實行機構、編制、干部、經費的垂直管理，協同省級人民政府對省級地方稅務局實行雙重領導。

1．國家稅務局系統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稅務局，地區、地級市、自治州、盟國家稅務局，縣、縣級市、旗國家稅務局，征收分局、稅務所。征收分局、稅務所是縣級國家稅務局的派出機構，前者一般按照行政區劃、經濟區劃或者行業設置，后者一般按照經濟區劃或者行政區劃設置。

省級國家稅務局是國家稅務總局直屬的正廳(局)級行政機構，是本地區主管國家稅收工作的職能部門，負責貫徹執行國家的有關稅收法律、法規和規章，并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局長、副局長均由國家稅務總局任命。

2．地方稅務局系統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稅務局，地區、地級市、自治州、盟地方稅務局。縣、縣級市、旗地方稅務局，征收分局、稅務所。省以下地方稅務局實行上級稅務機關和同級政府雙重領導、以上級稅務機關垂直領導為主的管理體制，即地區(市)、縣(市)地方稅務局的機構設置、干部管理、人員編制和經費開支均由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稅務局垂直管理。

省級地方稅務局是省級人民政府所屬的主管本地區地方稅收工作的職能部門，一般為正廳(局)級行政機構，實行地方政府和國家稅務總局雙重領導，以地方政府領導為主的管理體制。

國家稅務總局對省級地方稅務局的領導，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業務的指導和協調，對國家統一的稅收制度、政策的監督，組織經驗交流等方面。省級地方稅務局的局長人選由地方政府征求國家稅務總局意見之后任免。

(二)稅收征收管理范圍劃分

目前，我國的稅收分別由財政、稅務、海關等系統負責征收管理。

1．國家稅務局系統負責征收和管理的項目有：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營業稅、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中央企業繳納的所得稅，中央與地方所屬企業、事業單位組成的聯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繳納的所得稅，地方銀行、非銀行金融企業繳納的所得稅，海洋石油企業繳納的所得稅、資源稅，證券交易稅(開征之前為對證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稅)，個人所得稅中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部分，中央稅的滯納金、補稅、罰款。

2．地方稅務局系統負責征收和管理的項目有：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不包括上

述由國家稅務局系統負責征收管理的部分)，地方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繳納的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不包括對銀行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部分)，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及其地方附加，地方稅的滯納金、補稅、罰款。

此外，依據國稅發[2002]8號文件通知規定，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范圍按以下規定執行t

(1)2001年l2月3l El以前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征收管理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包括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仍由原征管機關征收管理，不作變動。

(2)自2002年1月1日起，按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有關規定，在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設立(開業)登記的企業，其企業所得稅由國家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但下列辦理設立(開業)登記的企業仍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

①兩個以上企業合并設立一個新的企業，合并各方解散，但合并各方原均為地方稅務局征收管理的；

②因分立而新設立的企業，但原企業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的；

③原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辦理設立登記。但原事業單位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的；

④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的企業，其企業所得稅仍由原征收機關負責征收管理。

（3）自2002年1月1日起，在其他行政管理部門新登記注冊、領取許可證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律師事務所、醫院、學校等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其他組織，其企業所得稅由國家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

（4）2001年12月31日前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但未進行稅務登記的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組織，在2002年1月1日后進行稅務登記的，其企業所得稅按原規定的征管范圍，由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分別征收管理。

（5）2001年年底前的債轉股企業、中國企事業單位參股的股份制企業和聯營企業，仍由原征管機關征收管理，不再調整。

（6）不實行所得稅分享的鐵路運輸（包括廣鐵集團）、國家郵政、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氣企業，由國家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

（7）除儲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外的個人所得稅（包括個人獨資、合伙企業的個人所得稅），仍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

為了加強稅收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避免工作交叉，簡化征收手續，方便納稅人，在某些情況下，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可以相互委托對方代征某些稅收。

3.在部分地區，地方附加、耕地占用稅，仍由地方財政部門征收和管理。

4．海關系統負責征收和管理的項目有關稅、行李和郵遞物品進口稅，同時負責代征進出口環節的增值稅和消費稅。

(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稅收收入劃分

根據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我國的稅收收入分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享收入。

1．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費稅(含進口環節海關代征的部分)、車輛購置稅、關稅、海關代征的進口環節增值稅等。

2．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車船稅、契稅。

3．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

(1)增值稅(不含進口環節由海關代征的部分)：中央政府分享75％，地方政府分享25％。

(2)營業稅：鐵道部、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政府，其余部分歸地方政府。

(3)企業所得稅：鐵道部、各銀行總行及海洋石油企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政府，其余部分中央與地方政府按60％與40％的比例分享。

(4)個人所得稅：除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的個人所得稅外，其余部分的分享比例與企業所得稅相同。

(5)資源稅：海洋石油企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政府。其余部分歸地方政府。

(6)城市維護建設稅：鐵道部、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政府，其余部分歸地方政府。

(7)印花稅：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的94％歸中央政府，其余6％和其他印花稅收入歸地方政府。

主要稅法依據：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國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稅收征管范圍意見》的通知

1996年1月24日國辦發[1996]4號

2．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稅收征管范圍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1996年3月1日國稅發[1996]37號

3．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所得稅收入分享體制改革后稅收征管范固的通知

2002年1月24日國稅發[2002]8號

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2005年l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46號

第四篇：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

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

---------對我國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的探析

行管0801李創業200872012

摘要：教育行政體制作為國家領導教育的最基本方式，是各項教育管理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基礎，影響著教育管理模式的選擇。我國的教育行政管理是在我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具有我國自身的特點。通過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現狀的分析，客觀了解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發展與不足，使我國教育行政管理能有針對性地進行改革，推動我國教育管理模式更加適應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教育行政專業化是當今世界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趨勢與潮流，也是解決教育行政各種矛盾、提高教育行政機關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教育行政人員隊伍建設的理想追求和現實需要。因此，走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之路，對于如何建設一支高素養、優質、專業化的教育行政領導隊伍；對于如何充分地發揮教育行政領導對教育的統領、協調、服務職能，促進教育發展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

1.引言

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是對教育行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總稱。從世界范圍來看，一般表現為：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和均權制。我國由于原來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教育行政體制也選擇了與之相適應的中央集權模式，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這一體制也出現了新的變化。通過對我國教育行政體制現狀的分析，使我們在清楚了解這一體制發展過程的同時，發現其中的不足之處，從而使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能夠在適應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趨勢下促進教育管理的不斷發展。因為教育行政領導從事的教育行政工作，無論在入職前還是在職期間都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在工作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或工作技術，形成了自己的專業道德，形成了服務政府、服務社會、服務學校的意識，維護公平與正義；教育行政從普通行政中分離出來，有了自己的活動領域和活動自由，工作中有了主動權；教育行政領導人員入職前要具備行政、教育方面的理論知識。從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教育行政工作是一種專業工作，所以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是教育發展和時代發展的共同趨勢與潮流。

2.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現狀世80 年代以前，我國的教育行政體制是一種國家集中計劃，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級政府分別投資辦學和直接管理的體制。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政府直接進行行政管理，學校的建制按行政級別確定，學校按政府指令性計劃進行辦學和管理。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高度集權的教育管理體制是與之相適應的。它有利于集中國家有限的物力、財力，根據國家的需要，培養急需人才；有利于保持各地區教育的平衡發展，一定程度上減小了教育不公平現象。但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這種體制帶來的教育弊端也逐漸顯現。如：限制了地方辦學積極性以及教育不能適應地方發展，缺乏地方特色等。黨的“十四大”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我國教育體制改革，消除就體制中的弊端開辟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而這一經濟體制的變革也是一場社會的變革，它必然推動著教育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起基礎性作用。市場是一個強調開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下，任何組織機構要生存和發展，都要不斷變革和

創新，以增強其市場競爭實力。而走向市場參與競爭，獲得變革與創新，是以組織機構有較大的自主權為前提的，教育也不例外。要適應新的經濟體制的發展，教育由國家全權管理的模式必須改革，從單純中央集權制的行政體制向集權與分相結合。權利應適當下放給地方各級政府和學校，這是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我國的教育體制改革也正沿著這一方向在不斷推進。教育行政體制正由中央集權制向均權制逐步變革。

3.我國現行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高度集中的傳統行政體制基本被打破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獲得了一定的辦學自主權。但由于我國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央集權制，以及人們傳統的教育國辦等思想的影響，給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帶來較多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進一步阻礙了我國教育的發展。

3.1 權力下放不徹底

權力下放不徹底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在下放權力時具有較大的選擇性和保留性。即中央政府放多少權，地方政府才有多少權；中央政府放什么權，地方政府才有什么權。地方權力的多少和內容，完全取決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客觀的論證和界定。雖然指出中央政府只負責統籌規劃、宏觀管理，地方政府具有獨立管理教育的權力，但都只作出了籠統的概括。地方要真正進行管理必須有明確的權利保障，但我國權力下放的程度和范圍完全由中央決定，并沒有科學的、明確的規定，這當然就限制了地方辦學的自主性和地方辦學作用的發揮。

3.2 地方權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我國教育由于很長時期都是由國家全權管理的，所以教育國辦已經在人們意識里成為習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到來，使得教育行政體制也出現新的變化。教育權力開始下放時，人們顯得有些無所適從，許多地方在擁有了權力時，卻不知如何充分有效的使用已有的權力，而仍然按照原來的教育管理方式進行管理。沒有創新，或者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辦學模式，而沒有充分利用地方辦學優勢、特點，真正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教育。

3.3 權力下放沒有真正落實到基層

在我國教育行政體制由集權制向均權制的不斷發展過程中，我們只關注中央集權的削減，卻較少真正關注到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省、市的權力下放情況。中央權力的下放和劃分是具有層級性的，真正的地方權力的下放不只局限于中央政府到省一級，同樣也包括省一級對市、縣、區等層級權力的下放。只有權力真正得到逐級下放，才算下放到了各個地方，才能真正做到發揮地方辦學積極性。使各底層地方也有權力和能力參與教育管理，促進我國教育的全面發展。而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并沒有真正的機制來監督我國底層權力的下放。

4.我國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現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下，我國教育體制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問題，這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原來的教育行政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社會日益發展的需求。我認為教育行政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而在改革中，教育行政領導的專業化發展則是關鍵，沒有專業的教育行政領導，教育行政體制的改革則會受到很大阻礙，甚至會將改革后的體制帶回原來的軌跡。然而我國的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發展過程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4.1教育行政領導觀念陳舊。

教育行政領導承擔著教育的改革者、設計者和教育者角色，對教育資源進行計劃、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他們的觀念直接影響到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當前我國有些教育行政領導觀念落后，與建立一支專業化領導隊伍的目標相距甚遠。他們在教育

觀、學生觀、教師觀、發展觀、質量觀上還體現著應試教育的影響，與當前實施的素質教育存在著明顯的偏差。

4.2教育行政領導“逆專業化”現象嚴重。

所謂“逆專業化”，是指一些教育行政領導本來是教育專業人員，而一旦從事教育行政工作后，卻身不由己，被事務性工作纏繞，沒有堅持學習和更新知識，出現了非專業化的行為。當前，大部分教育行政領導，作為事務型人員，對教育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要親自過問，親自操辦，只有這樣才能放心。結果把自己當成辦事員，出現了“逆專業化”的現象。這樣的“逆專業化”，在本質上就是教育行政領導在履行職能時越位、缺位、錯位。

4.3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研究薄弱。

國外對教育行政領導的學歷、資格、專業素質等方面有明確規定。然而，我國在校長、教師專業化過程中，卻忽視了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對教育行政領導的素質，特別是在文化業務素質方面尚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定，還沒有建立全國性的教育行政領導資格制度、責任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專業組織，用相關教師制度套用到教育行政領導，這顯示出我國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研究還處在低級階段，不利于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4.4教育行政領導缺乏相應的培訓。

首先，在思想上沒有重視教育行政領導的培訓，各級政府在教育行政領導培訓上互相推諉、不愿意承擔責任，把教育行政領導的培訓看成是教育部門的事，在經費投入上不肯花錢。其次，教育行政領導培訓制度不完善。目前，國家沒有正式頒布《教育行政領導培訓規定》之類的條例，教育行政領導接受培訓的機會較少。如果培訓，接受的也是公務員性質的培訓，很少有專業對口的培訓；培訓課程建設滯后，組織不夠嚴密，培訓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4.5教育行政領導標準難以確定。

在標準制定上，有的人較多關注“行政”標準，認為教育的發展與社會各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教育行政領導要協調好內外、上下的各種關系，才能形成教育發展的合力；有的人較多關注“教育”標準，認為教育行政領導必須有正確的教育觀、學生觀、人才觀來統率教育工作全局，才能使教育不致迷失方向。因此，教育標準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標準。其實，教育行政領導的標準是教育標準和行政標準的結合，并且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但兩者孰重孰輕，目前還存在著分歧。

5.教育行政領導專業化存在問題原因透析

5.1教育行政職能定位不清。

教育行政職能是教育行政部門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在教育事務的管理中所應履行的職責及其所應起的作用。教育行政職能規定教育行政機構、教育行政人員在教育中應該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樣的效果。教育行政職能包括職責和作用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職責是與自己社會位置相一致而必須承擔的工作、完成的任務，即所謂“在其位，謀其政”。其作用也就是職能產生的效果和貢獻，是教育行政領導在其工作過程中所希望達到的結果和價值目標。

5.2教育行政組織運行機制存在缺陷。教育行政組織是一個有嚴格的層級結構，組成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體系，上層對其部下具有指揮的權力；通過勞動分工，制定相關制度，通過對其員工的控制來提高效率。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存在以下缺陷：組織結構層層疊加，橫向職能分工過細；協調成本過大，應變機制僵化，對環境刺激反應遲緩；組織整體活力不足，組織成員的發展受到抑制；行政服務效率低下。具體表現為：

5.2.1.教育行政組織結構中的缺陷。教育行政部門是由教育管理部門、管理職能部門、機關事務管理部門、行政監督部門等部門組成。這些機構設置存在交叉重疊、人員冗余和協同不

足問題。教育行政機構內部設置的管理層次和控制幅度不合理。黨政關系不協調；副職過多，分工不合理；教育行政機構擴張，各部門之間工作存在交叉和割裂。

5.2.2.教育行政權力運行存在缺陷。我國教育行政體制中的行政權力運行，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行政權力分配關系，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教育行政權力配置，教育行政機關與各級各類學校之間管理權力劃分存在矛盾。

5.2.3教育行政領導自身素質不高。教育行政領導作為國家或地方的高級行政官員，代表政府來管理教育事業，充當教育政策制定者、規劃者、協調者、管理者等角色，理應要求他們德才兼備。當前，我國還沒有建立科學的教育行政領導用人機制，沒有形成一套合理的教育行政領導人員的聘任、選拔、錄用、獎勵、考核制度，使得一些專業素質不高，甚至是非教育方面的領導因人事安排需要也走上了教育行政領導的崗位，這樣的領導干部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會阻礙教育事業的發展，給教育的發展帶來了阻力。而教育行政領導學歷層次較低，教育行政領導資歷淺、經驗不足、知識水平和結構狀況與專業化發展要求不符，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教育行政領導自身素質低下。

5.2.4相關規章制度建設不夠完善。加強制度建設是促進教育隊伍發展的關鍵。用制度化來規范教育成員的行為、解決錯綜復雜的問題，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是我們在多年來的社會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經驗。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一部直接針對教育行政領導的管理制度，仍然套用一般公務員條例來管理教育行政人員。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沒有建立起相關的教育行政領導任職、資格制度。在錄用教育行政人員前，并沒有明確規定要通過教育行政領導職業資格認證制度考試后才能上崗；第二，沒有建立起教育行政領導職責制度。導致教育行政領導對自己所應承擔的角色模糊不清，在其位，不能謀其政。第三，沒有建立起科學的教育行政領導考核、評價制度。目前，一般是組織人事部門通過看一些教育行政領導相關書面材料對教育行政領導進行考核評價，他們既不熟悉教育業務，又沒有做深入細致的教育調查研究，因此而作出的評價結論對教育行政領導不能起到應有的服務及導向功能。而熟悉教育業務，經常跟教育行政領導打交道的基層學校校長，在評價教育領導方面卻沒有發言權。第四，教育行政領導培訓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對教育行政領導培訓重視不夠，資金投入不足，培訓內容和形式單一，培訓課程開發不切實際，師資培訓素質不高等。

6.應對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及行政領導專業化的措施

6.1進行必要的權力下放

權力下放、提倡地方辦學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發展，教育行政體制變革產生的一種新的體制。受長期以來教育國辦思想的影響，許多較底層地方還是無法適應這種體制，對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和特點進行辦學和教育管理找不到明確的方向。這就需要對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進行正確引導，使地方明確自己具有的權力和特點以及國家關于教育的大政方針，了解辦學所需的教育內容和知識，進行大膽創新。配備有經驗和知識的人給予相關實踐指導。使地方能夠在大政方針范疇內，充分發揮地方辦學積極性和地方辦學特點，創辦有地方特色的教育。

6.2建立有效的機制，監督權力真正下放到各級教育部門

真正有效的權力下放是建立在各級部門都能夠得到權力下放的基礎上的。長期以來我們較多關注的是中央政府到省、市一級的教育權力下放，而市以下底層地方權力的下放卻沒有人給予太多關注。但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權力只有逐級都得到下放，才能真正實現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參與。而較底層地方教育的發展一直相對落后，只有權力下放到這些最底層的地方，使他們也有權力充分發揮積極性，全面參與到學校辦學和教育管理中來，才能使我國教育行政體制的完善成為可能。而這就需要有效的機制進行監督，保證最底層地方權力的下放，避免上層教育部門的權力下放不具體或少下放等。

6.3加強相關規章制度建設提高教育行政領導自身素質

用制度化來規范教育成員的行為、解決錯綜復雜的問題，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國家應正式頒布《教育行政領導培訓規定》之類的條例，增加教育行政領導接受培訓的機會，接受專業的教育行政領導培訓，提高教育行政令的素質。應建立科學的教育行政領導用人機制，形成一套合理的教育行政領導人員的聘任、選拔、錄用、獎勵、考核制度，去除那些專業素質不高和非教育方面的領導因人事安排需要也走上了教育行政領導的崗位的人員，排除這樣的領導干部對教育事業發展的阻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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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村官農業農村工作知識：我國農村基層組織

一、黨的基層組織

《黨章》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 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黨的基層組織，根據 工作需要和黨員人數，經上級黨組織批準，分別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

二、黨的基層組織的地位

《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 礎。”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執政的組織基礎。”

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社區黨組織，領導本地區的工作，支持和保證行政組織、經濟組 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充分行使職權。

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保證監 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企業的貫徹執行;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廠長)依法行使職 權;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支持職工代表大會開展工作;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加強黨組織的自 身建設，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和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領導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 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同時保證行政領導人 充分行使自己的職權。

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中黨的基層組織，協助行政負責人完成任務，改進工作，對包括行政負責人在 內的每個黨員進行監督，不領導本單位的業務工作。

三、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務

《黨章》第三十一條明確提出，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務是：(1)宣傳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和執行黨中央、上級組織和本組織的決議，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團結、組織黨內外的干 部和群眾，努力完成本單位所擔負的任務。(2)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科學發展觀，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學習黨的基本知 識，學習科學、文化、法律和業務知識。(3)對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和服務，提高黨員素質，增強黨 性，嚴格黨的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維護和執行黨的紀律，監督黨員切實履行義務，保障‘黨 員的權利不受侵犯。加強和改進流動黨員管理。(4)密切聯系群眾，經常了解群眾對黨員、黨的工作 的批評和意見，維護群眾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做好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5)充分發揮黨員和群眾的 積極性創造性，發現、培養和推薦他們中間的優秀人才，鼓勵和支持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6)對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進行教育和培養，做好經常性的發展黨員 工作，重視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青年中發展黨員。(7)監督黨員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員嚴格遵守 國法政紀，嚴格遵守國家的財政經濟法規和人事制度，不得侵占國家、集體和群眾的利益。(8)教育黨 員和群眾自覺抵制不良傾向，堅決同各種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

四、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第二條規定鄉鎮黨的委員會(以下簡稱鄉鎮黨委)和村黨 支部(含總支、黨委，下同)是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鄉鎮、村 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落實黨在農村各項政策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是 發展農村先進生產力、發展農村先進文化和實現廣大農民群眾利益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是農 村各類組織和一切工作的領導核心。

具體而言，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黨聯系廣大農民群眾的橋梁 和紐帶;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 踐者。

五、鄉鎮黨委的主要職責

1.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組織及本鄉鎮黨員代表大會(黨員大會)的決議。

2.討論決定本鄉鎮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需由鄉鎮政權機關或集體經濟組織決定 的問題，由鄉鎮政權機關或集體經濟組織依照法律和有關規定作出決定。

3.領導鄉鎮政權機關和群眾組織，支持和保證這些機關和組織依照國家法律法規及各自章程充 分行使職權。

4.加強鄉鎮黨委自身建設和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

5.按照干部管理￠(限，負責對干部的教育、培養、選拔和監督工作。協助管理上級有關部門駐鄉 鎮單位的干部。

6.領導本鄉鎮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及計劃生育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