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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歷史博物館時期的展覽研究(精選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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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北京歷史博物館時期的展覽研究

北京歷史博物館時期的展覽研究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北平重新更名為北京,并確定為首都。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歷史博物館隨之改名為“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1950年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頒發“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印信;1951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明確指示歷史博物館為“中國歷史性質的博物館”;6月21日,文物局下發文件《所報你館啟用新印日期及印模準予備查由》,“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更名為“北京歷史博物館”。

展覽是博物館的核心業務工作,其他方面如社教、宣傳、研究等均需圍繞展覽來制定相應的計劃和落實相關的項目。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館藏品日漸豐富,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展陳體系也開始逐步確立。20世紀50年代初,博物館就曾對展覽業務提出過三方面的要求:(1)“中國通史陳列”自原始社會起至“五四運動”止,其陳列內容應該正確地反映中國歷史的發展;(2)中國物質文化的專題陳列,如歷代服飾、生產工具、交通工具以及科學發明等都分別地予以科學的系統的陳列而表現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3)臨時性發掘展覽,主要與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關機關共同舉辦,以宣傳偉大祖國的文化燦爛和昌明(這三個方面的任務構成了當時的展陳體系。參見《北京歷史博物館改進草案》,1954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經過充分的論證和研究,本著“把祖國的歷史形象化”的理念,歷史博物館首先籌備并推出“中國社會發展史展覽”。經過數年的實踐與積累,結合當時所具備的條件并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展覽的目標通過建立正常歷史分段而逐漸落實下來,具體內容依次分為原始社會、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近代史。

一、“中國通史陳列”的籌備與實踐

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變化,中共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一次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運動,社會發展史學習即是這次學習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北京歷史博物館,也為了積極配合干部學習社會發展史,開始策劃舉辦“中國社會發展史展覽”,并于1950年春開辟東朝房21間為陳列室,籌備“原始社會陳列”。根據規劃,北京歷史博物館擬依照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理論,借助考古學上的實物,以布景箱、模型、繪畫配合實物等方式,來體現“勞動創造人類、勞動創造世界”的精神,使觀眾能得到遠古祖先在原始社會的生產斗爭中如何克服自然、用勞動創造出世界的具體認識。這樣的陳列方法,在當時的中國尚屬創舉。

北京歷史博物館為使“原始社會陳列”籌備得更為充分,便開始進行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首先制定出陳列的總體方針:必須確定方向,以符合工農兵的需要;必須作重點表現,以突出核心思想;貫徹勞動創造文化的真義,增強觀眾對勞動的認識。之后,又參照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裴文中的《中國史前期之研究》、尹達的《原始社會史》及其他報告書及論文,開始起草《“中國原始社會陳列”計劃》,內容包括“總的方向”、“先氏族社會”和“氏族社會”三個部分,其中“總的方向”部分有詳細的說明:“(1)基于我國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工農兵為服務對象,因此陳列場面必須與觀眾文化水平密切結合,適合其需要、解決其問題;(2)使觀眾認識我國原始社會發展的規律、過程及必然走入奴隸社會的具體情況,以便獲得系統的知識,而完成‘歷史是發展的’教育意義;(3)使觀眾認識到‘生產與生產力能夠決定經濟形態及社會形態’,進而領會勞動的可貴性;明了社會的發展即生產的發展,也就是勞動者本來的歷史;(4)根據我國原始社會的具體歷史背景,指出我國古代神話傳說的由來。”(參見并引用自《“中國原始社會陳列”總結》,1950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同時,聘請郭沫若、范文瀾、尹達、翦伯贊、呂振羽等進行方法上的指導,又聘請史前考古學專家梁思永、賈蘭坡、蘇東琦、郭寶鈞、黃文弼、張政?R、安志敏及人類學專家胡先縉、馮家升、林耀華、吳澤霖、費孝通等進行資料方面的指導,徐悲鴻、王朝聞、胡蠻、高莊、王遜、楊鶴汀、孫昌煌等進行美術上的指導,宋泊進行造型方面的指導,以確保陳列的科學性與藝術性。

1950年4月2日上午9時,北京歷史博物館在館會議室召開座談會,邀請文物局領導鄭振鐸、王冶秋、裴文中、王振鐸,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林耀華、楊鶴汀、安志敏、胡先縉、張政?R、鄭天挺、賈蘭坡、孫毓棠、吳澤霖、向達、蘇秉琦、孫云鑄、尹達、馮家升共18人(另有范文瀾、梁思永、宋泊、嚴京耀、郭寶鈞、楊鐘健、徐悲鴻、胡繩、艾思奇等9人受邀但未出席)與會,與博物館工作人員韓壽萱、張文勛及編目、教育、總務各組職員共同探討“中國原始社會陳列”的具體問題。會上,專家們的一些意見實際上已經為歷史博物館的“原始社會陳列”確立了基本原則,正如考古學家尹達所言:“我們辦這個博物館要注意解決這些問題――要使觀眾知道勞動創造了人,勞動創造了世界;要使人們知道歷史是勞動者的歷史,是勞動者斗爭的歷史;我們要表現那時無剝削、無壓迫的快樂,但不要忽視生產工具的幼稚及因此而導致生活上的貧困,以免使觀眾發生今不如古之感。”(引自《“中國原始共產社會陳列室”專家座談會開會經過及記錄摘要》,原文載于《國立北京博物館工作周報》,1950年3月29―4月5日,第15號。)此外,在陳列內容增添與減少材料方面,鄭振鐸、張政?R、馮家升等也都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經過近一年的緊張籌備,1951年1月20日,“中國原始社會陳列”開始在午門外東朝房舉行預展。中央首長及相關領導參觀后提出了修改意見,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就專門指出:“對于原始社會的生活極端困難,不加說明,而只說共同勞動、共同享用,似乎原始社會反而比后來進步些,這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希予糾正。”(引用自《群眾對本館中國通史陳列的意見摘要(1951―1953)》,195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學者及相關專家也提出了較好的建議,如光線應該更柔和、民族形式不夠、未能表現原始生活、用畫不如多用模型等方面。適當修改以后,2月6日,“中國原始社會陳列”正式面向社會開放,這是中國博物館最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組織陳列的嘗試。

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部于1951年5月正式成立。根據新的工作計劃,博物館全部的業務力量均投入到“夏商周時代陳列”的籌備與設計工作中(實際上,根據歷史博物館1951年的工作計劃,原擬在1951年繼續完成“近代史陳列”的“舊民主主義時代”部分,并設計陳列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兩個階段。考慮到人力、物力的不足,不可能將三個階段一并完成,因此在計劃中擬將舊民主主義時代一階段盡可能爭取于上半年完成,奴隸社會階段至年末完成,封建社會階段則定于1952年完成。但在1951年3月間,文物局頒布《1951年改革方案》,歷史博物館為配合這一改革方案,開始重新修改1951年工作計劃,決定將“舊民主主義時代陳列”設計工作暫行停止,改為“以人物、事件為主”,從“夏商周時代”起,按朝代布置,并于5月間開始實行。這樣,就無形中把將近一年的“近代史陳列”籌備工作完全放棄)。這一陳列原定于是年12月10日布置完成,15日預展,但因陳列偏重于“以實物為主”,不符合文化部“以人物事件為主”的指示,經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口頭通知而予以修改【據《北京歷史博物館1951年工作總結》記載,“夏商周時代陳列”的失敗,其原因主要在于:(1)因為有些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尚未完全肯定,又不敢盡行臆測該時代各階級人物的服飾與建筑,設計與表現兩方面都有困難,所以畫的人物較少;(2)一遇上述困難,大家遂即轉移注意于實物,這個轉移,恰合于舊知識份子愛好實物的趣味。總之,一則強調了困難,二則表現了自己個人的喜好,加以工作人員思想沒有改造好,群眾觀點也不健全,結果,造成了違反文化部“以事件、人物為主”的正確指示,使整個陳列計劃未能如期完成】。在“夏商周時代陳列”試展開放后,考古研究所、北大史學系部分同志及一些觀展群眾就提出了很多珍貴意見。隨后,博物館群眾工作部和陳列部又分別聯絡了北京中學科研中心組、文化館負責人、文聯代表、全國總工會、市總工會、勞動人民文化官代表、工人,搜集了數百條觀展意見,包括原則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失誤等諸多方面。在匯總研究了諸多意見之后,歷史博物館對“夏商周時代陳列”不斷地加以修改完善。1952年5月,“夏商周時代陳列”正式展出。

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工作不斷加以完善,更符合人民大眾的期待與需求,因此參觀人數也逐步上升。1949年3月至1950年2月,參觀人數為37598人,每月平均3133人;1950年3月至12月,每月平均數即激增為12778人;1951年全年為176512人,每月平均為14709人;1952年截至12月7日,即為184391人,每月平均數已超過16000余人,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倍(統計數據源于《北京歷史博物館1952年工作總結》,195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1953年,歷史博物館完成“夏商周陳列”的修改工作,專門組織召開“專家座談會”,并將征求意見形成報告匯報至文物局;“秦漢時代陳列”的重新布置工作也已完成。這一年各陳列室的參觀人數為296153人,較1952年增加92145人(統計數據參考自《北京歷史博物館1953年工作總結》,195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同時,經過摸索與實踐,歷史博物館在陳列工作上也開始積累一些經驗。首先,逐漸認識到陳列工作是博物館工作的重心,《歷史博物館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總結》中便提出:“陳列工作是全館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應圍繞這一工作進行。各部門應該主動地配合這一工作。”其次,蘇聯的先進經驗對陳列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對每一陳列事先制定圖樣和陳列計劃表,然后施工”已在“夏商周陳列”和“秦漢陳列”的修改設計上運用,這不但使工作變得具體切實,也有利于專家的討論和領導的檢查,具體明確且易于提出意見,在實際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還特別注意到陳列設計與技術施工的配合,如在規劃“秦漢陳列”時,設計人員為技術組講解秦漢的歷史,解釋有關秦始皇的資料,而技術組也能去鉆研秦漢時代的文獻、色調等,這對“秦漢陳列”的技術施工提高了一步;同時,在布置陳列之前,技術組又主動討論了布置方法,認識到現場布置的責任,所以在布置場面上亦改進了不少;而“夏商周陳列”修改時,從設計開始,便有技術組人員參加,每一個場面的圖樣,即由技術人員組織繪制,為陳列的具體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為了確保陳列中展品的質量,博物館也非常重視通過收集新的資料來充實內容。在布置“秦漢陳列”時,能隨時注意收集各地新出土的文物資料并加以利用,如四川發現的漢磚,除了拓片之外,還制作了模型,又如洛陽出土的漢代谷物,在陳列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也及時收集有關史跡的照片,如請安徽宿縣文化館代攝“陳勝吳廣起義”大澤鄉的照片,請河南南陽文化館代攝張仲景像等,這些都豐富了博物館的陳列內容,使無法表現的人物事件也能形象化了。爭取館外專家的支持,也是當時做好陳列工作的一個積極的嘗試,如1953年,在陳列設計過程中,曾請專家來館做報告,并召開專家會議討論陳列計劃。另外,還不斷地向在京專家請教,如當時來京的劉敦楨等教授也請來館座談,解決了陳列中古建筑和甲骨文字等一些問題;對一些不在京的專家,也采用通訊的方式來解決陳列中所遇到的問題。歷史博物館陳列部工作人員繪圖工作的質量也隨著經驗及實踐的積累而有所提高,如所摹繪的漢代絲毛織物、戰國漆器圖案等,都很精細逼真;在模型的制作上,也有新的創造,如以石膏仿制漆器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其他銅器仿制品,在形制色彩等方面也都很精確逼真。

1953年下半年,北京歷史博物館擬定出《“中國通史陳列”的原則》和《計劃步驟》,《原則》主要包括7個方面:(1)“中國通史陳列”,自原始社會舊石器時代“北京人”開始,斷至“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以后階段由革命博物館陳列)。(2)全部陳列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結合中國歷史發展具體特點來割分歷史階段,在階段內以“朝”為基本單位(因一般人對朝代比較熟悉和容易記憶)。(3)“實物”應以有科學根據的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為基本材料。(4)陳列中的“實物”、“人物”、“事件”應使有機聯系,說明歷史問題,避免名自孤立。(5)無論“實物”、“人物”、“事件”,應選擇突出重點,采取“寧缺勿濫”方針,凡可陳列可不陳列的,或尚無把握下結論的,都暫不陳列。(6)應表現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時代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各方面特點及其相互關聯與發展,避免偏重一方面及勉強湊數、生硬表現的偏向。(7)在表現方法上應力求形象化、深入淺出、鮮明易懂,著重政治思想性的提高,反對偏重形式、忽略內容的形式主義。文化部周揚副部長審查完之后,于11月29日組織專題會議,他在會上首先肯定了這一原則,其次談了自己對于“通史陳列”的幾點意見:(1)博物館的基本特點是通過實物展覽,表現技術和教科書不同,實物是有力的――因它是可感覺的、可信的,有實物作證,就是有歷史事實的有力依據。(2)至于地方有的實物,我們沒有的,可以集中在中央,寶貴的東西拿來后,作一復制品給他們。(3)陳列中所要表現的人物,請專家開個名單,哪些人需要陳列出來的,請中央批準;人物的內容可分政治家(帝王可歸入)、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等。(4)關于政治路線的場面,要避免“外人侵略”等字句,如展示成吉思汗時須考慮,對朝鮮、越南等問題要避免,因在民族情感上使別人看了不舒服,最好是免去這種刺激;對內方面注意民族互相團結,凡刺激民族情感的必須避免,也不算失真。但“張騫通西域的場面”是從文化交流方面表現,很好。(5)實物的判斷,多請歷史、考古家驗定,要多用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我們可以不斷的修改陳列。這樣從不斷的豐富與修改過程中,把博物館建立起來。(6)博物館也須進行研究,集中專家(參見《1953年11月29日周部長會議紀要》,195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為了更好地配合當時全國經濟建設和滿足觀眾的要求,也為了進一步提高陳列的質量,1954年,歷史博物館重新修訂了《“中國通史陳列”的原則》:(1)通史陳列必須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結合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來進行劃分歷史階段,每一階段以“朝”為基本單元。(2)陳列的“實物”,基本上應該是有科學根據的考古發掘文物。(3)陳列中所選擇的“實物”、“人物”、“事件”應有機地聯系并重點突出,著重表現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每一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點,其表現手法,應力求形象化,深入淺出,鮮明易懂,但要寧缺勿濫,不要勉強求全和硬湊,并避免割裂、孤立、概念化、形式化。1954年參觀的人數,總計為362185人,較1953年增多66032人,即增加了2%至3%(自1954年起,由于保管員不足,每星期一停止開放,第三季度長期下雨,因此影響了參觀的人數。在這些觀眾中,以工人為數最多,其次是學生、軍人、干部,觀眾中還包括了25個不同國家的外賓866人)。截至1955年止,歷史博物館先后布置出“原始社會陳列”、“夏商周陳列”、“秦漢陳列”、“魏晉南北朝陳列”、“隋唐五代陳列”。而“中國近代史陳列”也于1956年7月上旬得到批準后正式開放,已經初步把中國歷史的發展陳列出來。

1956年,黨中央號召全社會“向科學進軍”,在此背景之下,“中國通史陳列”的詳細計劃才最終制定出來。具體而言,其背景是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所強調的博物館“必須為發展科學研究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1956年5月舉辦的“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博物館本身既是“文化教育機關”和“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遺存的收藏室”,同時也是“科學研究機關”,科學研究是博物館一切活動的基礎。博物館各項業務工作都是科學研究的內容)根據總理的指示也起草出具體的方案。北京歷史博物館通過研究學習相關材料,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確定了當時的發展方向,經全館多次研討而制訂出《遠景規劃》,并提出“中心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進行科學研究,在此基礎上,使‘中國通史陳列’能正確體現出我國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能反映我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并盡最大努力為科學研究工作提供資料”(參見《北京歷史博物館的簡介》,1956年9月22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中國通史陳列”最終以令人滿意的狀態呈現在公眾面前,在背后做出巨大貢獻的兩方面專業人員不得不提:其一,歷史、考古領域的學術工作者,他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和資料;其二,對各種展覽專題進行研究的學術團體與個人,他們為展覽的具體內容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如“原始社會陳列”借助了我國學者對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周口店中國猿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的研究成果均在展覽中有所體現。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提供了中國猿人、河套人、山頂洞人的石膏化石(模型)以及他們使用的石器,作為用火的證據的燒土燒骨和與他們共生的動物化石。在科學觀點的支持下,借助具體而生動的展品,才能確鑿地向群眾說明我們的祖先由勞動而進化,以勤勞的雙手創造了祖國的歷史。歷史博物館近代史資料收藏原本是非常缺乏的,又兼研究不甚充分,幸有胡繩先生關于近代分期的論述和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取得的成果,才使“近代史陳列”的分期和重點呈現出合理面貌。

二、專題文物陳列與臨時展覽

對于當時國家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央文化部曾有“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指示。落實到博物館展覽方面,就形成了一面整理新舊藏品、舉辦通史陳列,一面組織并舉辦專題文物陳列及臨時展覽的工作格局。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歷史博物館即在文物局的領導下開始考慮各陳列室的分布,專題性文物陳列與臨時展覽也均在考慮范圍之內。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局組織的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蘇聯、日本、蒙古、朝鮮、印度、越南、緬甸、錫蘭、巴基斯坦、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伊朗、塞浦路斯、黎巴嫩、敘利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工會的代表參加了會議。為慶祝亞澳工聯召開并招待與會代表,歷史博物館將華北圖片供應社提供的中國人民革命照片加以整理,于11月26日策劃舉辦“中國人民革命照片展”,展覽場地在午門樓上第八陳列室,參加開幕式的與會代表有50余人。12月1日,展覽正式面向社會開放。“中國人民革命照片展”分為“八年抗日戰爭時期”、“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解放后”三個部分,共計展出12寸照片540張,全面展現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擊日本侵略者、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光輝歷程。此次展覽原是為慶祝亞澳工聯在北京開幕而辦,但面向社會開放后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很多專家學者認為這樣的展覽對民眾所起的教育作用甚大,“應多延長展期,廣事宣傳”,歷史博物館也兩次邀請各級工會學校和人民團體到館參觀。展覽自公開展出至1950年9月11日撤陳,觀展人數總計達到157513人(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后,此次展覽的展品全部由歷史博物館移交)。“中國人民革命照片展”很好地展示出人民新生的力量,大大地提高了觀展群眾對革命的信心和對國家的熱愛。

針對北京歷史博物館的業務發展狀況,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11月17日批復《通知你館各陳列室布置陳列內容》,規定了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原則:“以東西朝房布置社會發展史過程的陳列,而以樓上作專門的陳列。”此外,經過文物局鄭振鐸局長、裴文中處長和韓壽萱館長的討論,具體規劃了歷史博物館樓上陳列室的專題內容為:第一室(東雁翅樓北端),布置陳列雁北及東北西團山發掘之文物;第四室(大殿東之北房),布置陳列錢幣發展史;第五室(大殿),布置陳列敦煌古代藝術品;第六室,布置陳列燕下都考古發掘文物;第七室,布置陳列兵器室;第八室(即西雁翅樓北端),布置陳列紹縣及景縣出土之陶瓷。1951年1月19日,歷史博物館在將樓上大部分陳列室借與“戰績展覽會”之后,在原陳列內容基礎上重新擬定新的計劃:

(一)第五室(大殿)陳列敦煌古代藝術品,墻壁刷成淺米色,室內除少數陳列柜外,補充大批活動屏風;

(二)第四室(大殿東之北房)陳列紹縣出土的銅器、貨幣、陶瓷等;

(三)第一室(東雁翅樓北端)陳列銅器,并以館藏生產工具、日常用品、造像、貨幣補充;

(四)第八室(即西雁翅樓北端)陳列史前物品,以寄存的大批彩陶器及第三室的石陶等器物加入陳列。

根據規劃,歷史博物館在20世紀50年代組織了很多專題文物陳列與臨時展覽,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河北景縣封氏墓出土文物展覽”“紹興出土文物展覽”“長沙出土文物展覽”“中國歷代錢幣展覽”“中國歷代雕塑展覽”“中國歷代陶瓷器展覽”“兵器專題展覽”“敦煌文物展覽”“1950年殷墟發掘品展覽”“吉林西團山文物展覽”“義縣遼墓展覽”“雁北文物勘察團文物展覽”“京郊漢墓展覽”“燕下都文物展覽”“陜西斗雞臺發掘品展覽”“新疆文物展覽”“河北唐山發掘品展覽”“北京西郊明墓發掘品展覽”“中國歷代建筑展覽”“楚文物展覽”“曹子建墓出土文物展覽”“炳靈寺圖片展覽”“徐州茅村漢畫像石拓片展覽”“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輝縣發掘及望都漢墓壁畫展覽”等。

(責任編輯:李珍萍)

第二篇: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展覽調研報告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展覽調研報告

一. 調研對象:陜西省歷史博物館

二. 調查的目的與意義:通過對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展示的布局實地觀察,對博物館的整體情況進行深入了解。從而分析展示布局合理與不合理之處。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

三. 調查內容:1.博物館的簡介 2.設計師簡介 3.總體環境布局 4.功能關系和空間組合 四.1.博物館的簡介: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是遵照周恩來總理的遺愿建設的。位于中國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的小寨東路91號(大雁塔西北側)。于1991年6月20日落成,是按照宮廷院式布局的一組雄偉壯觀的仿唐建筑群。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舍的設計由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設計師張錦秋女士擔任。

2.設計師簡介:

張景秋(1936年),女,四川成都人,清華大學建筑系建筑歷史和理論研究生。1966年進入中國建筑西北研究院從事建筑設計。其間,她的代表作設計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其中有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大雁塔景區的三唐工程,陜西省圖書館,美術館建筑群體等作品。并注重將規劃,建筑,園林融為一體。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3.總體環境布局: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主要有四部分組成,包括展覽區域、廣場、停車場、辦公區域。以展廳區域為中心,中心廣場,停車場以及辦公區域四周環繞的布局明顯是仿唐建筑群。

第一展廳

展出面積5051平方米,展線長1247米,在中央大廳,分上下兩層,共三個展室,分為七個部分(史前;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后部一、二、三、層是辦公區域,兩端是附屬展廳,東端是藏傳佛教展廳和佛教展廳,西端是臨時展廳和專題展廳。四個崇樓作為輔助用房。

4.功能關系和空間組合和:

放射建串聯的組合方式使得空間組合緊湊,路線靈活。展品陳列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進行,這種陳列方式很好的引導人們從古代走到現代,更好的去了解歷史文化。展廳中厚重的墻

體部分掏空作為展臺,用玻璃分割,形成虛實對比。走廊的頂部用圓形并突出的燈。、、、、、、、、休息設施缺少,無法滿足巨大的人流。洗手間的位置偏僻難找,男女衛生間可以設在同一位置,節省參觀者的時間。博物館的安全設施少,并且不完善,安全通道地板滑,窄小,沒有針對殘疾人的綠色通道,具有安全隱患。

五.我的建議:1.可以適當添加參觀線

2.增加休息設施

3.衛生間可以改建的更簡潔,方便 4.完善安全通道等設施

153201班 張 婧 122787

第三篇:北京展覽總結匯報[模版]

國際煤炭采礦技術交流及設備展覽會總結匯報

時間:2011年10月29日—2011年11月1日 地點:中國農業科技展覽館(北京)目的:交流,學習,借鑒,優化。

我們參加了為期四天的北京國際煤炭采礦技術交流及設備展覽會,其中防爆指揮車車展是我們這次了解的重點。現在就了解其他同類防爆指揮車后,對防爆指揮車的優缺點談談個人的想法:

1.車身的強度需要提高。畢竟防爆指揮車所使用的環境非一般的環境,有時可能遇到礦井坍塌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保護指揮車內人員的安全應該放在第一位,并且坍塌可能產生高強度的沖擊力,防爆指揮車只能抵抗輕度沖擊,適用環境相對狹小,相比起來,防爆指揮車給人的感覺就不是很安全。

2.爆指揮車車身使用空間面積小。發動機機倉空間小,很多設備和儀器的添加和優化都受到了空間的限制。比如內外散熱器就無法加大散熱面積。國內外其他防爆指揮車都擁有較大的散熱器。

3.發動機有效功率偏低。主要表現在動力方面比較弱,防爆車在爬坡的時候表現得會尤為突出。國內外同等車型達到了75KW。

4.防爆指揮車的底盤偏高。在車身總高度受到參數限制的情況下,底盤偏高,直接導致指揮車載人空間的降低,影響舒適性。

5.防爆指揮車發動機各個管道接口材料需要提高要求,主要表現在使用壽命方面。

6. 輪胎的強度不夠,需要采用專業防滑輪胎。7.干式發動機冷卻系統值得我們借鑒,只是國外干式冷卻系統完全封閉,無法了解其結構構造。

8.汽車底盤沒有防護措施,在礦井下工作時,可能有粉塵等物體順著底盤間隙直接進入汽車運動部分,直接導致整車使用壽命和維修頻率。

總結,此次參觀對我們礦用車組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同時也讓我們了解了彼此的差距,相信在今后的工作當中,我們在別人優秀的基礎上進行學習吸收,使我們的防爆指揮車之路走得更加長遠,更加寬廣,讓我們的特種車做大,做強,做精。

2011-11-3

第四篇:談博物館展覽研究

談博物館陳列設計

中文摘要:陳列、展覽是博物館向社會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也是博物館向社會展示藏品和研究水平的載體,是博物館工作者的科學藝術勞動結晶。陳列并非簡單隨意的擺放,它必須根據一定的條件,并遵照一定的原則來施行。一個新的展覽從醞釀、構思到操作實施,都要進行整體考慮、整體策劃,一切從觀眾的需求出發,才能取得較好的展出效果。以下是筆者結合多年從事的博物館陳列設計工作,談談展覽的陳列設計。關鍵字 博物館 陳列 設計 一.陳列設計的概念

陳列設計(也稱展示設計或展覽設計)是一門綜合性展示藝術,是接觸面較為廣泛和復雜的工作過程,它包含了文學、美術、音樂、攝影、雕塑、書法等學科,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它要求設計師運用各種藝術手段,把展品、版面、圖片、圖表、展具、模型、場景和展出場地以及環境氛圍按一定的主題、序列和藝術形式科學而有效地組織結合起來,對觀眾進行直觀的教育和信息傳播。

陳列設計一詞在博物館學中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陳列設計概括了陳列的總體設計、內容設計和形式設計;狹義的陳列設計只是指陳列的形式設計。在習慣上,人們把陳列的內容設計看作是陳列的研究工作,歸屬于學術研究的范疇;把陳列的形式設計看作是陳列的技術工作,劃入博物館技術的范疇。但陳列的技術工作通常被認為是具有博物館特點的藝術創作活動,二.陳列設計的要素

每一種藝術形態,都有其形式構成要素。所謂形式要素,即構成藝術形式所必需的最基本因素。通過這些“要素”的運用,才能構成它的“形式”,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它的形式美。在現代陳列設計中,時空藝術的表現,聲、光、電等科技應用的形式特色等形式構成因素很多,但在這些形式構成因素中,空間、造型、材質、色彩是構成陳列形式最基本的四個要素,也是進行陳列設計時主要考慮的四個方面。

(一)空 間

空間是陳列形式設計的首位要素。沒有空間,就不可能有陳列、展覽。所謂空間是指展廳的四維空間,即展廳的長、寬、高三維以及人的行動與不同的視點、視角需要的空間。也就是說,只有人的行動,才賦予了第四空間以內容。因此,對于陳列的空間設計,應根據觀眾的生理、心理特點,從行走參觀、視線移動、審美注意等這些現象特征,按觀眾從外環境進入室內環境這一系列不同的空間變化來進行。它通過屏風、隔斷、展板、展臺、展柜、場景等展具與有關設備的組織排列,從而對空間進行了再劃分,形成了新的界定空間。另外,現代博物館的設計甚至提倡圍繞陳列主題,確定室內陳列設計方案后,再進行建筑的外觀設計,使陳列的形式設計與陳列的內容設計更完美更統一。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陳列藝術設計,就是先有陳列,后有建筑的成功范例。例如它的第二展廳《眾神之國》,陳列的主題是《神秘的原始宗教》,它由四組場景組成,復現了古蜀先民精神生活的神秘境界。天花利用大傾斜度制成多達七層的仿巖石崩裂狀板塊,噴涂深褐色彩釉砂毛面,頂隙隱隱露出紅光,展柜展臺鋪紅毯,喻示開天辟地、天崩地裂之雄偉景觀;四個大型組合場景以坑、架、壇、臺的形式層層遞進,步步升騰。充分利用空間營造神秘氛圍,觀眾沿著逐級上升的參觀路線前進,隨著內容的深入,最終到達代表仙界的最高境界,把神秘威凜的古蜀氛圍渲染到了極致,取得了極好的視覺效果,陳列的內容也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在此,空間的藝術設計,重在體現空間的陳列氛圍與該陳列主題的統一。而通常情況下,展廳一般是四方形的,高度一般也不過五、六米,要創造這樣的空間造型根本不可能。因此,只有先確定陳列方案,再進行建筑設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展覽空間的審美設計,不在求過多的變化,而在求多樣的統一;不在求刺激,而在求淡化;不在求繁雜,而在求簡練,“空間消失”即展覽空間設計的最高審美標準。在我國現有的陳列中,上海博物館的《中國古代青銅館》、《中國古代陶瓷館》等陳列堪稱“空間消失”的典范。

陳列設計包括展覽的室內空間設計和展廳的外環境設計。而展覽的室內空間設計主要指序廳的設計和整個展覽空間的走向布局設計。

序廳是陳列、展覽的開端部分,是給予觀眾第一印象的地方,它應顯示出陳列空間的主體風格和陳列特性,賦予每一位進入序廳的觀眾深刻的空間感受,而這種感染力要通過簡練的陳列語言和藝術的表現形式來實現。序廳的設計必須根據陳列主題,抓住典型的事例特征,用簡潔概括、不落俗套、具有震撼觀眾心靈的表現形式,努力營造出主題突出、特色鮮明、形式和內容融為一體的、具有高度感染力的過渡空間來引導觀眾。如南京市博物館的《六朝風采》陳列序廳,一進門映入眼簾的是仿六朝墓室鳳凰磚刻圖案的屏風,上有集東晉“書圣”王羲之字體而成的“六朝風采”展標;轉過屏風,迎面是一座氣勢雄渾生動的復制麒麟石像,兩旁豎立著復制的神道石柱,背景為大幅的紅色晨曦中的六朝古都建康(南京)的城市風景畫。設計者抓住了鳳凰磚刻圖案、麒麟石像、神道石柱這幾件最具六朝風采的文物形象,反映該陳列的主題,在燈光、背景的烘托下,給觀眾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使人一下進入了到那蒼涼、遙遠而富于神秘色彩的時代氛圍中,極好地起到了“序”的作用。

在空間的總體布局上,要求空間結構合理,展示內容排列有序、層次清晰、重點鮮明、主題突出,并在空間顯示出平衡但又具重點的層次感。在視覺上給人秩序化的產生、理想化的聯想,節奏感與韻律美的感受。如前面提到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空間設計就達到了這些要求。

(二)造 型 展覽是通過展品來表現陳列內容的,它的藝術形象必須通過形式的特定造型來完成。因此,造型是展覽形式設計最主要的要素之一。可以說,沒有造型設計就沒有陳列形式設計。不同的展覽造型設計,有著不同的特性,這些特性由以下幾個方面決定:第一、展品紛繁各自具有自己的形象造型;第二、展品的陳列必須由特定的空間、展具、裝飾等通過藝術排列組織來造型;第三、陳列主題的內容傳達,多是陳列科學與藝術門類的綜合進行展品組合的造型。這三個方面結合所顯示出的陳列藝術造型,就是展示空間陳列形象化的藝術表現形式。當這些造型按展覽總體設計的布展結構在展廳空間進行布局組織、藝術排列而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它所顯示出來的就是這一展覽的形象。這一形象的外表形式,即展覽的形式。展覽形式的各種造型,按應用性質分,可分為三大類:總體設計造型、展品展示設計造型、設備設計造型。

1.總體設計造型

總體設計造型是設計師在熟悉展覽陳列大綱的基礎上,結合展廳的實際空間,經過藝術思維的形象構思與多次在電腦上修改效果圖而最終確定的。這一造型設計必須把握的要領是:

第一、要體現出該展覽個性的基本形象特征; 第二、要提煉出該展覽內容本質的深刻內涵;

第三、要創造出該展覽獨特的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

這三者統一的目標,是以美的形式突出主題。要達到這些目標,在內、外形式的造型設計上都離不開對自身以及空間、色彩、材料等形式要素的創造性發揮。這樣才有可能在陳列特性的造型上,表現出或莊重大方,或活潑生動,或精巧秀美,或樸實厚重等風韻。例如:陳列主題如果是成就展覽,總體設計就一定要氣氛熱烈,催人奮進;如果是反映事件的主題,那就要求相對嚴肅,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如果是歷史題材的陳列,那就要體現莊重、典雅,以表示對先人的崇敬;如果是反映民族風情的主題,那就要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

一個好的總體設計造型方案,必須是實用功能與審美功能兩者的統一。做總體設計造型時,要突出表現陳列內容中的幾個重點,它們既能體現出陳列的最精華部分,又是整個形式空間的重心支柱。處理好一般表現與重點突出的關系,既有利于反映陳列內容,又能產生形式美的節奏與韻律,也有益于調節觀眾審美心理情感的起伏,以保持視覺興奮。

2.展品展示設計造型

展品展示設計造型又分為主題內容表現性展示造型設計與欣賞性展品展示造型設計。

⑴ 主題內容表現性展示造型設計

這類陳列多采取文字標題、說明為結構,實物展品為中心,與其他輔助展品相綜合的形式來表現主題內容,即主題綜合陳列,簡稱主題陳列。它是我國博物館陳列最主要的陳列形式。如通史展、圖片展等都屬于這類陳列。在形式設計上,它主要體現了科學與藝術的綜合。這一綜合,既可將文字符號的各展品(文獻、資料、書刊、報紙、信件、詩文、著述、語錄等)相聯系,又可將藝術符號的各展品(照片、繪畫、雕刻、圖表、沙盤、模型、場景等)相結合。因此,編寫陳列提綱的研究人員應基本懂得陳列的科學內容與藝術的綜合規律,以及這一組合展品的方法反映在陳列提綱上的格式,設計師則根據陳列提綱的結構,對這些展品進行陳列空間的造型設計,通過藝術的升華再創造表現出來。這類設計通常按照提綱,以表現事物現象的內在聯系順序組合,即在室內該具體環境的三維空間中,按人體工程學視覺的最佳角度,確定展板、展柜、展品的擺放,以重點醒目與美的形式表現出來。有時,設計師還運用聯想、寓意、象征等藝術手法,用新穎的形式進行展品的結構組合,以取得較好的陳列效果。現在,我國博物館的陳列幾乎都屬于這類陳列。⑵ 欣賞性展品展示造型設計

這類陳列多是個體展品集成序列展出形式的造型設計,一般屬物質文化或藝術類的展品陳列。例如傳統文物的陶、瓷、銅、玉、漆器等展品的專題陳列;民俗文化的各種物質產品的陳列;繪畫、雕刻、工藝品等藝術類展品的陳列。這些多屬于審美欣賞性的陳列,內容的連續性不太強,主要著重形式美的創造設計。這類陳列的設計主要考慮展柜與展臺的運用、采光或照明的運用、色彩與裝飾材料的襯托運用、特殊展品采取特殊手法展示這幾個方面的結合。這類陳列的設計一般遵循現代美學的形式美法則,或按中國傳統的美學觀來進行。現代美學的形式美法則注重變化與統一,均齊與對稱,平衡與呼應,對比與調和,比例與尺度,節奏與韻律等規律的運用;中國傳統美學觀則考慮立象盡意,章法要變而貫,體勢要奇而穩,擺布要重虛實疏密,以賓揖主,前呼后應,高低交錯等。至于光、色、裝飾材料、特殊手法的運用,要結合實際設計,著重創造整體統一、重點突出、視覺良好、審美愉悅的四維空間。3.設備設計造型

設備設計造型主要指展柜、展板、展臺、屏風、實物托板等展具的造型。其中展柜又分單柜結構,通柜結構,框架、展柜、展板合成結構等,而實物托板又可按不同的需要設計各種不同材料的幾何造型。這些設計,都應符合陳列設備造型設計總的原則,即實用、美觀、經濟、安全。設備造型的設計規格必須符合人體工程學,充分考慮觀眾的視覺習慣及對色彩的情感需要等,不同類型的陳列展覽,設備的造型也應具有不同風格的設計。如《長沙三國吳簡暨歷年出土文物精品展》的陳列設計,設計師為突出表現古文物,設備造型大都采用出土場景復原形式,讓觀眾參觀時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展出效果生動自然。而《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成就展覽》的設計風格就截然不同,設計師為深化主題,展覽使用了大量的聲、光、電組合成的動畫、全景模型、時空列車、幻彩涂繪、寬銀幕音樂電視等最現代的科技手段去表現現代的深圳,設備的造型和使用的材料都極具現代感,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也取得了極好的展示效果。

(三)材 質 陳列設備的制作需要各種物質材料來完成。材料在形式設計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要滿足陳列需要的實用功能,另一方面它要滿足裝飾陳列的審美功能。因而,陳列設備材質選擇的好壞,將會直接影響到該陳列設計的成功與否。現在市場上的裝飾材料種類繁多,性質、功能各異,不同的材質會給人產生輕重感、軟硬感、冷暖感、光滑或粗糙感、華麗或質樸感、柔美或剛強感等聯想。作為設計師就必須對各種材料固有的質感、肌理特征及其審美作用有所認識,有所感悟,以便在設計中結合空間設計、造型設計藝術地運用,使陳列形式趨于和諧、完美。

陳列設計中的用材,切忌過多過雜,在整體上應力求材料品種及表現格調的簡練。造型用材應把握實用與審美的原則,服從總體設計風格,遵照人的視覺習慣精心選擇,于差異中求協調,對比中求和諧。如墻面、地面、展具系列、頂部天花的色調應達到協調、統一。而反映內容的文字、標題及重點裝飾的用材,就應有所不同,即在協調中尋求對比,突出重點,產生層次感。

(四)色 彩

對于形式的構成,色彩和造型同樣處于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形式的各種因素中,色調和色彩的配合最能觸動人們的情緒,激發觀眾不同的心理反應。它能夠從感覺上影響物體的大小、性質,在一定的條件下,它的自身還具備一種烘托陳列環境氣氛、創造意境、感染觀眾情緒的動人的吸引力,激起人們的感情變化。因此,色彩也是展覽形式設計最主要的要素之一。

色彩的運用創造了陳列、展覽的藝術風格和情調氣氛,色彩是陳列造型的手段。陳列色彩的使用應遵循一定的原理,遵照色彩美的構成原則,不能單純憑個人的好惡隨心所欲地亂用。不同性質的陳列、展覽,其內容對形式的要求、色彩的選擇和運用也不同。如社會歷史性的陳列用色,一般是沉靜和興奮的色調兼而有之;反映自然科學類的陳列用色,一般使用接近自然的青藍色;反映民族、民俗的陳列用色,必須尊重該民族的風俗習慣或當地的傳統用色;反映工業產品類的陳列用色,一般用大面積的灰色襯以鮮艷明快的亮色。

生活中,人們的每一個活動都與節奏有關。美的節奏,會激發人們的感情,引起視覺的快感,給人以美的感受和精神享受。在陳列展覽的色彩構成中,色彩的節奏,是在展覽環境氛圍上有秩序的重復、交替和漸變的明度、色相、純度、冷暖、形狀、位置、面積和材料等要素所產生的空間性節奏。它使人們的視覺在本身靜止的環境感受上活動起來。

一個陳列、展覽的色彩往往表現為整體色彩和局部色彩。整體色彩的好壞,是局部色彩的表現所致,而整體色彩統率全局,直接影響陳列、展覽的藝術設計效果。陳列展覽中的色彩設計,要善于掌握陳列主題的深化,依據展品固有色為母體,以烘托展品、突出特色、突出主題為原則來確立整體效果總的感受,探求陳列空間環境、輔助展品設計、展品背景與陳列裝飾等的色彩。

一個陳列首先給人的是整體感,而色彩對人的情緒影響最大、最深。陳列整體色彩的形成,就是該陳列色彩的基調、節奏、韻律給觀眾的感受印象。基調的準確與否是表現陳列主題內容的關鍵,基調的選擇要根據不同的陳列主題,歷史性的、文化性的陳列,宜選用穩定、沉著、雅致的基調;自然科學、工業技術以及成就展覽就要選擇比較強烈、鮮明的基調。展覽的基調一般應相對沉著、穩定,使觀眾的視覺不易疲勞;而為了照顧人的生理特征,又要用鮮明的色彩引起觀眾的興趣,設計師就要巧妙的圍繞基調處理好局部色彩的對比調和、協調統一的關系,充分運用色彩的魅力來提高陳列設計的藝術效果。三.陳列設計的原則

除了具備上述四大要素,陳列設計還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來實施。國家文物局1997年編寫的《博物館陳列藝術》指出:陳列藝術的基本原則是:把握陳列主題、創造完美形式、滿足實用功能、保障展出安全、力求經濟合理。

(一)把握陳列主題

不同的陳列展覽有著不同的主題思想,主題思想是陳列內容的靈魂,形式設計能不能緊扣主題思想是至關重要的。觀眾往往把參觀博物館陳列看作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活動,因為每一個陳列都是研究人員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等人類歷史文化的演變進化加以探討,將人類文化的成就展示于世人面前,它既向人們傳播知識,又使人們從傳統的文化中汲取新的創造力,其思想教育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而形式設計對陳列內容來說是再創作,更應突出表現積極、健康的思想情趣。

陳列形式和內容相統一,也是準確表達主題重要的一點。對于藝術理論上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無論從哲學或美學的范疇都已有了定論。本質上說,內容和形式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離開了陳列主題的陳列設計,形式再美也無意義;而沒有優美的藝術設計,無論陳列內容多么精彩,也不能體現出來。因此,陳列設計主張內容和形式完美統一,即要以相應的、貼切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各自不同的內容,達到渾然一體。陳列藝術設計在表現形式上有偏重裝飾美、偏重外在形式的特點,在設計中處理好內在形式與外部形式的關系,就能比較全面地體現陳列設計——這一綜合藝術的特性了。

(二)創造完美形式

陳列、展覽的目的就是供人們觀看,它在給觀眾提供知識的同時也給人以美的熏陶、美的感受。只有寓教于美,將主題思想以美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展覽,才會對觀眾有吸引力,才算是成功的展覽。因此,參觀陳列、展覽的過程既是一個汲取知識的過程,也說是一個審美的過程。美觀是陳列設計追求的目標之一,設計師能否把握好美觀這一原則也是展覽陳列設計成敗的核心問題。有目的地針對觀眾的審美心理設計展覽,又通過陳列展覽去激發觀眾的一系列審美意識,甚至通過有意識地運用其中一些特性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從而使陳列展覽真正“深入人心”,富有活力。要做好這一點,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①.一個有個性特征的展覽,不僅含有民族的、地域的因素,也要有時代的風尚,同時也反映出設計師的藝術素養和追求。②.一個好的展覽要有獨特的個性、有活力,同時還要適應觀眾求新、求異、求變的心理,在造型的塑造、色彩的運用、線條的勾勒等方面鮮明、新穎。③.設計注重多樣統一,在統一中有變化,平衡中有動感,從而使陳列具有生命和活力。

④.在設計中還要考慮面對不同的觀眾進行不同的設計,如面對學生層次的展覽,就要突出寓教于樂,寓教于美,融知識性、趣味性、娛樂性于一體;而面對學術界觀眾層次的展覽,形式設計就要側重明快簡潔、結構嚴謹、層次分明。

(三)滿足實用功能

展覽是一門綜合藝術,它不同于純學術研究,也不同于純造型藝術創造。它必須依據大綱內容作出形式設計,既要體現與思想內容完美和諧的內在形式,也要通過設計解決大量的外在形式,解決為數不少的符合布展要求、參觀活動中符合人體工程學要求的造型與結構問題。總之,設計應適于陳列形式構成需要,做到科學合理,滿足陳列物質功能要求。

從現代藝術構成原理來講,陳列形式構成是涉及平面、立體、空間和色彩各個部分的。而且這些構成形態又都交融在一起。如版面設計一般是平面構成,設備設計一般是立體構成,而空間設計是空間構成各種原理的匯合。陳列設計要熟練地運用各種構成原理解決形式結構問題,但不能脫離具體陳列對象進行設計,設計時要圍繞展品的布置和觀眾的參觀來解決一系列功能性問題。僅展廳內就有空間布局、展品布置、色彩光照、展柜展具設備、版面文字、參觀路線等設計。布局是整體問題,是指在限定空間內及空間范圍內進行安排,其任務是把一切陳列物件分門別類進行組合配置,分別安排在一定的空間位置上,該連貫的連貫,該分散的分散。布局又同觀眾參觀路線相聯系,陳列內容要求連續性展出或非連續性展出,這就決定了布局安排的功能性特征。可想而知,通聯式展柜展壁可滿足連續展出,散點布陳的中間立柜、展臺則適合可獨立欣賞的藝術品陳列,這足以說明展具設備也具有特殊的功能要求。

陳列形式構成和物質功能需要有著自然的聯系,因此又應注意處理好下面幾個方面的問題:布局有變化但要合理;參觀路線講曲折但要通暢便捷;陳列設備展具要結實穩固并便于調整;展品布陳錯落有致系統有序;色彩光照應和諧宜人;版面排列高度應合適。總的來說應當是整體性強而不零亂。

陳列藝術設計想要做到科學合理,還應當以人體工程學為出發點,將科學性滲透到各個方面:版面設計范圍、文字大小、字形字體以及配色應當以人的視距、視環境多種因素來確定;色彩的冷暖、光照的強度都應以測定的科學數據為準。科學重在嚴謹,不得絲毫疏忽,施工圖一定要一絲不茍,計算中的數據有時要精確到毫米,否則部件之間無法吻合,例如展柜玻璃的推拉軌道設置就要相當精確。展具的設計應注意以下兩點:

一是展具結構應符合力學要求。設計中遇到不少結構上的問題,如結構的方式,結構點的部位選擇等,都與力學相關。展品的布陳涉及重力、應力和靜摩擦力作用,如瓷器放在玻璃臺上總有滑落的感覺,但放在呢絨面上就比較穩當。一些特殊的展品、超重的展品的承受關系要經過科學計算,合理安排。另外,展具設備、樓層結構與樓板的荷載力也是設計中不容忽略的問題。

二是展具選材應適合加工條件。陳列設計應用的材料紛繁復雜,加工的方法也多種多樣。審美著眼于材料個性特征和肌理效果,科學著眼于材料的性能和加工適應程度,材料性能主要指物理性能、化學性能以及各種參數,對此設計師手邊應有材料學依據。

陳列設計既要用到硬質材料,也要用到軟質材料。以合金、木料、石材、玻璃等為主的硬質材料一般用在展具和展架等空間環境構筑上,取其性能堅固耐用;軟質材料為紡織品、有機玻璃、涂料等,取其有粘附性,一般用在裝飾和飾面工藝上。設計師應當熟知材料性能,選擇適宜的材料和加工方法。

空間場地是陳列、展覽賴以存在的最基本條件。陳列的規模和場地空間大小成正比例,選定場地應當以適用為宜。小不足以容納展出內容,大則浪費面積,而且過大的空間致使展線過長,造成結構松散,無形中延長了觀眾參觀路線,這不符合人體工程學和陳列結構的合理性。片面強調陳列空間的高大氣勢是不足取的。

(四)保障展出安全

安全是陳列藝術設計的又一個重要原則。這主要著眼于展品的安全和觀眾的人身安全。博物館的藏品大都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有的是稀世珍品,安全防盜設計是陳列設計中的頭等大事。設計師應從陳列環境、陳列設備、陳列方式等多方面進行科學的處理,盡量排除人為因素的破壞和自然因素的損害。在設計實踐中,我們經常會遇到“藏與露”的矛盾,從文物保護的角度看,藏是最重要的舉措,而且越嚴越安全;但從陳列藝術表現看,文物在展出中恰到好處的露,更能呈現其藝術魅力。藏與露是陳列設計中的一對突出矛盾,這個問題大到展廳建筑空間的防盜措施,小到一個陳列柜,甚至一個積木的設計,矛盾的焦點是要解決一切防盜設施的隱蔽性與美觀性的問題。因此,設計師在陳列設計時,對于安全防盜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在陳列設計中創造對文物展品的科學保護條件

展覽的陳列設計必須考慮到展品的保護,一方面要考慮博物館小氣候環境下對文物的科學保養;另一方面要考慮博物館環境內對文物安全的保護。博物館氣候是一定人控條件下的小氣候,常用空氣溫度和相對濕度表示,這是立足于對展品的防與治,避免溫濕度劇變,減少空氣污染,防止灰塵、光照、昆蟲、微生物等自然因素的損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安裝空調設備,全自動化調節;使用溫濕度調節機械設備;采用全封閉展柜;局部(展柜內)加空調或溫濕度調節器;調節門窗設施,減緩室外不良氣候的干擾等。

2、防盜、防火、防震等技術預防是設計中另一重要安全因素

陳列廳是法規中列出的博物館重點要害部門之一,它既是文物的存放點,又是觀眾集散的場所,同時也是籌備陳列、展覽的制作場地。水、火、電都在此范圍內運作,防盜與防火是不能忽視的。除了行政規章制度的約束,重要的是加強技術預防。應根據不同的情況選用各種不同的防盜報警設備和消防設備,形成點線面空間綜合報警系統控制網。設計師應在設計階段就會同安全保衛部門制定防范措施。3、其他安全因素

陳列設計中的安全方面除了考慮排除展廳內外環境的非安全因素,還要考慮陳列設備的安全系數和陳列布展方式的選擇。對環境應考慮門窗護欄、水源、電源的合理調整以及其他污染源的排除。總體布局上應考慮防盜和消防通道、觀眾疏散通道的暢通,合理布局。

陳列設備應盡量選用安全系數高的材料和結構方式,在布展方法上,應選用藝術而又安全的方式。比如擺在方臺上的器物是安全平穩的,但吊掛起來也許更活潑一些,然而吊掛的繩索如果不足以承受長期的重力,就會危及展品和觀眾的安全。此外,實物展品陳列的高度,地面臺座能否護衛裸置的展品,臺面的質地會不會造成展品的滑動等細節問題,都應在設計中加以科學處理。

(五)力求經濟合理

眾所周知,我國博物館陳列的經費一直較低,如何運用有限的資金,辦出真正高品位的展覽,就不能不考慮經濟的投入和最后的效果。從實質上看,陳列、展覽作為一門綜合藝術,它的實用性和藝術特征本來就和經濟有直接的聯系。搞設計,不考慮經濟就必然脫離實際。把經濟作為一個設計原則提出來,不僅不會限制設計師的思路發揮,而且能使設計思維更趨于全面、更合理。因此設計初期就要做好預算,避免奢華,杜絕浪費。設計師要在經濟條件制約下,使陳列設施達到實用、美觀、安全等各方面的要求,就需要在調整好下面幾個主要關系的過程中篩選出最佳方案。1.選用材料多作對比

充分發揮材料的特點,巧妙運用材料本身的紋理、色澤、質感等特征,放棄一切虛浮多余的裝飾,這是選材的著眼點。在材料設計中圍繞著實用、美觀、安全作大范圍的全面的經濟核算,它涉及同種材料不同價格的對比,涉及不同種類材料的綜合對比,必須貨比三家。2.慎重選擇制作技術方案

現在科技發達,制作工藝日新月異,如照片的制作就有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加色照片、電腦寫真照片、燈光照片、油畫效果照片、水晶照片等等;而版面中的文字制作也是各種各樣,種類繁多。但是哪一種更實用美觀、更經濟合理,就必須認真的加以選擇。

另外,在做方案設計時,應考慮到制作加工的過程及技術環節。比如設計展具的尺寸,除了符合人體工程學的要求,還要考慮現在市場上各種裝飾材料的規格,采用標準尺碼,就能省工省料,否則就要裁切或拼接,既費工又費料。所以設計時要認真研究施工制作中的各個技術環節,避免一些復雜化的工序,選擇切實可行的加工技術方案。只有這樣才能減少經費投入。3.緊湊安排工期

施工周期的長短直接與經濟發生聯系,因而緊湊安排工期也是陳列設計中需要考慮到的。通常,質量和工期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約的,對一定的項目應保證有必要的制作時間,但對于整體的展覽工程項目絕不能用松弛的施工安排,一定要把各個環節緊密地聯接起來,做到同步正常運行,避免一些工序不能很好銜接,延誤時間,拖拉工期。四.陳列設計的具體實施

掌握陳列設計的要素和基本原則是陳列設計師應具備的最基本素養,只有掌握了這些基本知識,才能進行陳列設計。一般情況下,陳列設計工作分為四個階段進行:

(一)準備階段

當接到新的展覽陳列設計時,首先要進行一些調查研究,主要了解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

①. 展覽的展出要求和目的; ②. 展覽的主要觀眾對象; ③. 觀眾流量、流速;

④. 展覽的主題內容和展品、文字、圖片的數量;

只有充分了解上述這幾方面的情況,才能按照陳列大綱開始進行陳列設計工作。

(二)設計階段

陳列設計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在陳列設計的過程中,要有一個認真、科學的態度和嚴謹的工作作風。只有在充分了解上述情況后,才能按照陳列的基本原則確立總體設計方案,開始陳列設計工作。

陳列設計首先要明確陳列主題,深刻理解陳列大綱的精神,根據不同的主題采用不同的設計構思,不能雷同。一般情況下,一套設計方案應包括有:方案說明、展出場地平面布置圖、序廳效果圖、展廳整體環境效果圖、主要場景效果圖、展覽工程計劃與經費預算等。

初步方案完成后,設計師應詳細地進行解析,讓大家能直觀地檢驗這一設計,并提出更好的想法,使方案進一步完善。只有把一個經過反復論證、修改或再設計的,效果好、省時、省力、省錢的最佳方案制訂出來,才能算較好地完成了設計這一程序。一旦設計方案確定,就應開始畫施工圖,然后按設計要求采購材料,以便材料短缺時能及早進行替換,避免耽誤工期。

(三)施工階段

當設計圖和施工圖確定后,就進入了施工階段。施工的質量是陳列設計成敗的關鍵。評價一個展覽的好壞,一方面需要從整體來看,看它的構思是否精巧,選題是否獨特,展品的組合是否恰當,看它的形式表現內容是否完美,空間、虛實的搭配是否富于想象,節奏變化是否合理等等。另一方面,它還有更為直觀的,就是組成這個陳列、展覽的設備、展具等的制作工藝質量也不能忽略。因為這些工藝質量除直接影響陳列的傳播效果外,它還會直接影響陳列的整體美。它可因其精致和嚴謹把展品映襯得更為珍貴,也可因它的粗陋使本來珍貴的展品黯然失色。可以說工藝質量對于陳列設計的完美實現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從施工開始就予以重視,最后無論多么大的投資、多么理想的設計和多么貴重的材料,一切都會枉費。因此,在施工階段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施工單位的選定。這是影響施工質量的第一因素,因為施工單位的工藝水平和技術力量,直接影響施工的質量。

第二,設專職人員負責質量驗收。在整個施工過程中,要有熟悉材料、工藝,做事嚴謹的專職業務人員深入現場進行監督、檢查,必須嚴格按照設計圖紙施工制作,如有變更,需有主管人簽署的正式文字通知。無人管理或檢查驗收不嚴也會影響施工質量。

第三,材料的使用要適合工藝要求。在制訂施工方案時,選定恰當的材料也特別重要。一定的設計需要適合的材料,一定的材料適合一定的工藝,盡量避免必要性不大,工藝難以保證的一些表現手法。

第四,合理安排工期。在設計階段就要制訂施工進度表,科學合理地安排工序,施工中各類工程順序的復合、銜接安排要周密,杜絕工程交叉發生反復。在施工期間,應保證工程跟上施工進度表,在宏觀上控制,防止違反科學的趕進度或出現前松后緊的現象,確保展覽按質、按量、按時完工。

第五、安全施工。在整個施工過程中,特別要強調的是安全施工。因為許多制作都是在現場施工的,各種材料——包括某些易燃材料都進入現場,人員也較雜亂,用電的設備較多,有時還會有電、氣焊的明火式操作。這一切對于博物館建筑及整個博物館的安全都構成威脅。所以在進入現場施工時一定要首先安排專職人員負責安全制度的制訂和監督檢查,一刻也不能放松。除此之外,設備制作使用的木材類的易燃物,一定要預先涂刷防火涂料,必要時還要做防霉、防蟲處理;織物地毯類則應選用阻燃類的。

(四)布展階段

陳列布置是陳列設計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保證陳列設計完成的關鍵。一切的構想都在這一步來實施完成。

空間改造完成后,第一步是應當徹底全面地對現場和設備作一次清理及清潔工作。展廳清潔完畢后,就可開始布展。從文物進場到布展完畢,都要在展廳門口設立臨時門衛,謝絕無關人員進入現場,以免造成展品、文物的碰磕損壞及丟失。

第二步是要熟悉展品。具體進入布展階段,還要再次對展品進行細致的了解,諸如質量、體積、材質、結構特點、組合狀況、牢固程度及其他各種情況都應了如指掌。準備工作完成后,在開始布展前要有一個工作順序的安排,例如需要等待懸掛上墻、上壁的板面,部分說明、單元說明等應先行處理;較重、較大的實物應當先期到位,過重的展品還應作特別的處理,把這些都安排妥當后,即可開始具體的陳列布置。

布展時還必須注意的是文物的運輸、持拿、放置等工作。展品在運輸過程中不能擠、壓、磕、碰;持拿時必須用雙手抄底捧托,輕拿輕放;走動時要先看清地面情況,文物的臨時放置點應是比較僻靜的地方,切忌放在通道上。展品定位時,要做到平穩、牢固,古舊書畫的陳列還應做出支架承托畫軸,以免拉損畫幅等等。

布展完畢,還要經過審查、開幕和修整、維護,展覽的陳列設計工作才算完成了。

總之,陳列設計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在宏觀上控制好整個系統的運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做出成功的展覽

第五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研究

一、黨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黨的反腐倡廉思想萌發于建黨初期。1921年7月,黨的一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在規定黨的性質和奮斗目標的同時,提出實行紀律約束和黨內監督,“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的地方組織中黨員人數多時,可派他們到其他地區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嚴格監督。”“地方委員會的財務、活動和政策,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1]這充分表明黨從建立之日起,就為實現黨的清正廉潔、取信于民打下基礎。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一部分黨員在國民政府任職,一些思想不堅定的共產黨員開始投機鉆營,出現了貪污腐敗問題。中共中央極為重視,1926年8月4日發出《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個革命的黨若是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的黨陷于腐化,不特不能執行革命的工作,且將為群眾所厭棄。”要求黨的各級組織“迅速審查所屬同志,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2]同時,針對共產黨員競相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的問題,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給江西黨組織的信中指出:“嚴厲取締黨中機會主義作官熱的傾向”,“絕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黨組織,對于“幾個當縣知事的同志,當立刻限期命令他辭職,如過期不理立即登報公開開除。還有不服從黨的命令而自由獵官、獵高位的人,亦須嚴重警告,不聽即斷然公開開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再次規定:“黨員未得黨的同意,不得任國家機關內任何的職務。”

中共中央對黨內剛剛露出的貪污腐敗苗頭,及時采取嚴厲而堅決的措施,充分表明黨絕不容許存在貪污腐敗,對貪污腐敗分子必須堅決懲治,以贏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

二、建設廉潔政府取信于民

中國共產黨實現局部執政后,工作人員的廉潔作風與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官吏們橫行霸道、貪污盤剝的腐敗作風,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時,多次將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進行比較。他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5]解放戰爭時期,“我們是艱苦奮斗,軍民兼顧,和蔣介石統治區的上面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實面前,人民群眾迅速分清了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中國共產黨以它廉潔為民的形象,贏得了民心,革命戰爭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經濟十分困難。本著節省的方針,黨加強管理,嚴禁貪污浪費。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中規定,省、縣、區三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領生活費的工作人員,省不得超過90人,縣不得超過25人,區不得超過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關于嚴格建立財政經濟制度的決定》中指出:“任何機關部隊必須照批準之預算限度內開支,如有浪費或超過情事,概不批準。”“各機關部隊學校除自己節省伙食舉行會餐外,不得互相請客(外客來賓招待除外)。平時開會不得招待酒菜香煙。”[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規定抗日根據地黨政和民眾團體中的工作人員,全部脫離生產人數不超過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對黨政軍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標準,黨和政府也作出明確指示和規定,要求他們與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嚴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員要成為認真辦事的工作者,生活與群眾在相同的水平線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條件,取消私人的馬匹與馬夫及私人勤務員;除部隊外,現行的警衛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車必須統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車。[10]

在黨的領導下,根據地各級政府勤儉節約、清正廉潔,涌現出了一大批一心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主力紅軍長征后,繼續領導開展游擊戰爭,在戰斗中突圍與組織失去聯絡之后靠乞討度日,卻從不動用帶在身上的黨的活動經費,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臨時省委成立時,他將保管了3年的經費拿出來。[11]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無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說:“廉潔奉公,已成為政務人員一般具有的品質……雖然個別的還存在著浪費與貪污現象,但是用錢少辦事多,仍然是我們的工作作風的主要特點之一。我們的工作人員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從邊區到鄉級的行政干部,現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長期斗爭歷史,有著實際工作經驗,雖然很多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卻能吃苦耐勞,埋頭苦干,忠誠于人民解放的事業,因而也為大眾所愛護。”[12]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漸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這給黨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黨制定了城市政策,嚴肅入城紀律。如,部隊在解放石家莊時,中央工委向進入石家莊工作的干部和警衛部隊宣布:“一切到石家莊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準私人拿取一點東西,不準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須保持純潔與艱苦的作風,如有人違犯這些規定立即送出石家莊。所有繳獲物資,一律歸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襪牙刷襯衣等,由物資委員會統一搜集或購買,有計劃地分配。”這些規定使城市工作人員和部隊官兵保持廉潔的作風,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三、依法懲治貪污腐敗,純潔革命隊伍

制定法規條例,依法嚴懲貪污腐敗分子,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制定嚴格的法規條例,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紀律約束和管理,如有貪污受賄者堅決依法懲處。1930年3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頒布的《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中規定:“政府工作人員侵吞公款有據者、受賄有據者,撤職并剝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賄至五十元以上者槍決。”[13]1933年12月15日發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六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規定:“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利用自己地位貪污公款以圖私利者,按貪污公款數額分別進行懲處。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污論罪。”此后,凡經查實核準的貪污腐敗案件,均依此訓令予以嚴懲。如,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會計科長唐仁達,貪污各種公款共34項,合計大洋2000余元,被判處死刑,沒收其財產。又如,于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領導干部嚴重的集體貪污腐敗案件中,判處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劉士祥及劉天浩、李其芬,少共縣委書記滕瓊,潭頭區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等5人死刑;撤銷縣委書記劉洪清職務、熊仙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于都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14]貪污腐敗分子被依法懲處,革命根據地人民拍手稱快。正如毛澤東所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5]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腐敗出現了新傾向。部分黨員干部“雖是出身于工農,也知道群眾的苦難和要求,但他們已經染上了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不僅不好好地為群眾辦事,反而企圖爬到群眾的頭上,假公濟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發財致富”[16]。為懲治這些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頒布,規定:“克扣或截留應行發給或繳納之財物者、買賣公用物品從中舞弊者、盜竊侵吞公有財物者、強占強征或強募財物者、意在圖利販運違禁或漏稅物品者、擅移公款作為私人營利者、違法收募稅捐者、偽造或虛報收支賬目者、勒索敲詐和收受賄賂者、為私人利益而浪費公有之財物者,以貪污論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關于懲治貪污腐敗分子的法令條例也先后公布,如《山東省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西北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污條例》等。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陜甘寧邊區200個縣由司法機關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總數的5.16%;在晉冀魯豫邊區1943年—1945年由司法機關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總數的5.45%。[17]對貪污腐敗的嚴懲,沉重地打擊了新貪官污吏,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反腐敗斗爭。

解放戰爭時期,貪污腐敗形式又發生新的變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過去我們沒有作假報告的,現在有了,貪污腐化也有了,發財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來了,浪費民力、物力等等現象很嚴重。”[18]1948年2月12日,楊成武在報告中指出:“貪污浪費非常嚴重。在三查中發現不少貪污腐化現象,多種多樣:如貪污公款、盜賣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賬目,以公款運銷、違法走私等等。貪污數目多者竟達××萬元以上,并有集體貪污現象。”[19]各解放區人民政府根據反對貪污腐敗斗爭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懲治貪污條例,先后頒布《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冀魯豫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華北財經辦事處的《關于反貪污浪費的指示》、《修正淮海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這些條例對各解放區嚴懲貪污腐敗分子起到法令效應,有效地保證了解放區的廉潔政治。

四、發揮人民群眾的檢舉和監督作用

充分發揮和依靠人民群眾檢舉和監督的有效作用,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反腐敗斗爭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時指出的,同貪污腐敗現象做斗爭,“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群眾,在政府系統中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這種群眾的批評和監督,應當成為我們肅清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肅清貪污腐化和反對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傾向,以及消除對這些不正確思想傾向采取的自由主義態度的一種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檢舉運動。1932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發布第二號訓令,指示“對于被選舉的各級蘇維埃政府委員,及各級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員,和各地軍事機關及地方武裝、獨立師團、游擊隊、赤衛軍、少先隊等部隊的指揮領導人員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動搖消極的分子,要來一個大的檢舉運動,洗涮他們出蘇維埃政府機關及地方武裝中去”[21]。大規模的反貪污檢舉運動首先從中央各機關開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員等群眾性組織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央機關一級的貪污腐敗案件,大多數是在“工農通訊員的積極工作與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熱烈參加之下”被檢舉出來的。1934年3月,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公布,被檢舉的機關和企業有中央總務廳、招待所、財政部、勞動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廠、鎢礦公司等,共查出貪污款項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個;中央機關被檢舉出的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開除工作的3人,包庇貪污與官僚主義者送法庭的1人,建議撤消改調工作的7人,給嚴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規定:“對公務人員有功或有過,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議之權。”“各下級政府或政務人員,如接得人民向上級政府控告的訴狀,特別是控告政務人員的訴狀,須隨時負責轉呈上級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難,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陜甘寧邊區,由群眾直接揭發檢舉的、在群眾中影響極大的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逼婚未遂后殺人案和蕭玉璧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

事實證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來監督黨和政府,以防止黨和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發生貪污腐敗,是民主革命時期黨領導反腐敗斗爭的成功經驗。

五、加強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線

加強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礎,是黨政干部拒腐防變的根本。民主革命時期,隨著革命戰爭的不斷深入,革命形勢的不斷變化,黨的隊伍中貪污腐敗現象和方式也發生變化。黨在反腐倡廉建設中,有針對性地對廣大黨員及干部進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們思想政治覺悟和道德修養,以及廉潔自律的自覺性,使其在反腐敗斗爭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線。

土地革命時期,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提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規定發展新黨員的五個具體條件,即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忠實;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沒有發洋財的觀念;不吃鴉片、不賭博。這些規定對于純潔黨的組織,加強對黨員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但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企圖沒有變,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抗日根據地,對共產黨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進行拉攏和腐蝕。這給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反腐倡廉建設提出了新的考驗。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告誡全黨,要時刻防止“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并指出黨內已經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在紅軍改編后某些個別分子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現象”,這些新軍閥主義“帶著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24]黨的及時教育和提醒,使根據地中的廣大黨員及干部對國民黨企圖瓦解共產黨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認識和警醒,時刻提防腐敗現象的發生。

解放戰爭時期,黨注重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保持艱苦奮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劉少奇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中指出:“各地應當教育干部,特別是區鄉干部,發揮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取得過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眾不滿,轉向同干部作斗爭。”[25]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廣大黨員及黨政軍干部通過認真學習,深刻地認識到反腐倡廉同黨和政府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同貪污腐敗現象作斗爭,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的這些指示對現在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同樣具有教育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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