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權力與話語的幾點思考

關于權力與話語的幾點思考 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陳維振

一

從語言學的角度上看，語言與話語是有區別的。語言是一種由符號與規則組成的閉合系統，它沒有指向外部的能力，而話語則是語言系統的實在化、具體化，是活生生的人的言說。拜肖認為：?話語是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下，決定自己該說什么，怎樣說的潛在的制約機制?，而福科也持類似的觀點。福科的話語是從索特爾創立的?語言與言語?標準的二元系統中剝離出來的嚴肅的言語行為，其功用是作為知識載體和傳統工具，以權威性的陳述迫使人們認可它有意義或是真理，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如潛在定規或程序般的束縛力，使人無法脫離話語去進行理性思維，因此這里的話語具有雙重含義，它既可以是活生生的言說，又可以是一種如語言那樣的潛在機制。

二

任何言說性的東西都反映了人的存在活動，它實際上就是人的存在活動的本身，話語承載著民族的文化。在福科那里，文化換成了權力，只是權力不再像人們過去所普遍認為的那樣，是純粹?壓制性?的。我們先不考慮文化是否就是權力關系這樣的問題，我們能肯定的只是，話語確實承載著權力與權力關系。從福科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權力指的是社會關系中的雙方或各方互相制約的力量。它比我們日常所理解的權力意義更為廣泛。話語反映了言說者在社會權力關系網絡中所處的地位，?與其說你在說話，不如說話在說你?（福科）。

三

確實，權力并非純粹?壓制性?的。權力也會做好事。實際上，任何有效的社會行為，任何巨大的進步，都是權力組織和運作的結果，一種沒有權力的社會，一個沒有政府的國家，是難以想象的。但是，權力經常以壓制性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千真萬確的，尤其是在一個專制、集權的國家里，情況更是如此。由此我們有了?權力話語?，甚至以政府口號形式出現的?國家話語?的概念。當權力話語變成壓制性話語時，必定出現大眾爭取話語權力的斗爭。權力話語特別是國家話語的力量是極其巨大的。它可以推動國家的巨大進步，也可以把國家和大眾拉進巨大的災難的深淵（例子有：?農業學大寨?、?人多力量大?、?改革開放?、?計劃生育?等）。

四

經典的話語分析（主要指語言學家的話語分析）認為，話語交往的原則是?合作?。這在一般情況下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必須追問，為什么在一般條件下，情況必須是如此，請看不久前發生在我個人身邊的一次話語交往活動：

8月底我向電信局申請安裝一部電話。次日，安裝組的工人即來電聯系，接電話的是我8歲的外甥女。她當然一無所知，扯了一陣后，則洗完頭發的我的兒子去接電話：

對方說：?我×你媽的！你為什么不接電話？?

兒子說：?我×你媽的！我剛才洗頭怎么接電話？?

對方說：?你浪費了我多少時間，你知道嗎？?

兒子說：?誰叫你要賺錢？?

談話沖突到此結束。接下來他們約定了裝電話的時間，心平氣和地結束了談話。整個交往活動雖然以沖突開始，但是后卻以?合作?的方式結束。但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合作原則在這里為什么會得以實施。

電信局仍然是壟斷行業。安裝工人以獨此一家自居，使用了典型 的權力話語，這在國家特別是壟斷的國家服務部門是屢見不鮮的，只不過是他的第一句話就把權力話語推到了極端。迫使我年輕氣盛的兒子把他的話語權力隨心所推到了極端。他們之所以最終采取合作方式，其原因是，我們除了需要電話外，還存在著另外的其它話語權力；我們可以向消費者協會或電信局有關部門投拆，其結果很可能是工人因此受到批評或被扣發獎金等，這是由于目前企業內部普遍實行的小小的改革，正是這一改革使電信局領導有了對工人制約的權力。

因此，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話語交往活動，其合作原則的實施，完全是參與雙方或各方備具權力的結果，而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可能僅存在于社會地位平等的雙方或各方話語群中。當某一方沒有權力而另一方握有絕對權力時，話語合作原則的實施，極可能是一個假象，或者不如說，它極可能是壓制與屈服的結果。

在一個獨裁的體制中，權力的壓制性特點尤為明顯。它可以規定大眾該說什么和不該說什么。而奇怪的是，在這樣的體制中，話語的沖突卻不是那么明顯。有時候，大眾話語的主要形式甚至是沉默。在某些社會，沉默可能在長時間內構成了社會文化的性質。四人幫當道時，我們親身經歷過這種沉默。但是，權力壓制的特點會使權力本身受到挫折，促使它走向反面，從而爆發大規模的話語沖突。天安門廣場的?4〃5?詩歌運動正是權力和權力話語走向極端的結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應了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你要么沉默當順民，要么爆發當暴民。我們有順民、有暴民，可就是沒有公民。

福科在他的訪談錄里，描述了一種圓形監獄的結構。這種圓形監獄的各個牢房面朝監獄中心的監視塔，犯人的一舉一動皆暴露于監視之下。福科稱這樣監視為?權力的眼睛?。的確，在一個國家里，權力的眼睛越是明亮，大眾的話語權力就越是有限。而往往在這樣的國家里，權力的眼睛豈止來源于權力中心，它幾乎遍布于全社會。你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盡在掌握之中，甚至你身邊的人也可能是一只權力的眼睛。你極有可能因為一句牢騷而遭到告發，結果以?對現實不滿?罪而遭到拘禁。這種現象難道我們還少見嗎？你要么不說話，要么說假話，?合作?原則的實施只不過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強奸行為。在伊拉克，我們看到電視臺晚間新聞播出前必定先奏樂，歌唱偉大的領袖薩達姆：?薩達姆，薩達姆啊，你有數偉大的勝利，你像最高的山峰，沒有人比得上您?。開會時，發言人總是不厭其煩地引向薩達姆語錄：而聽眾也一遍又一遍鼓掌。薩達姆本身在講話中提到自己時，總是直呼其名曰?薩達姆?，這是因為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一種權力和人人敬畏的象征，它遠比薩達姆本人的肉身要偉大。在朝鮮，我們也同樣看到到處充斥著薩達姆式的話語垃圾。在前蘇聯，我們看到斯大林有一次是這樣對列寧遺孀普斯卡亞說話的，他警告說，如果魯普斯卡亞不停止對他的批評，那么黨就將宣布，列寧的妻子不是的。我要說，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的，你究竟殺了多少人，有人說他殺了1600萬！難道還有比這更殘忍的事情嗎？

五

?真理?當然也是一種權力。我們大家都看到。?真理?是如何被賦予無限的價值而把全社會臵于它的絕對控制之下的。它不是政府，但它卻是以超政府的形式出現。一個沒有真理與正義概念的政府是糟糕的政府。但一個宣布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的政府是可怕的政府，而當真理被奉為國家宗教而強迫大眾對它加以頂禮膜拜時，這樣的政府更為可怕。真理只能在不斷批評中建構。由于思想存在于話語的體系和結構中，因此批評的話語能夠擦亮思想并努力改變思想。批評的關鍵是使沖突凸現。它比旨在維持系統穩定或超穩定結構的頌揚更為重 要，因為一種穩定的結構正是阻止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我們需要政府，不怕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關鍵是看它是否為國家留下變革和改革權力關系的余地，是否為批評的話語留下空間。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以知識的名義，進行馬克思所說的?無情的批判?。林肯的身邊有個智囊人物，專門與他唱反調。每有決議，必提出嚴厲批評。林肯身邊的人受不了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因此聯名要求林肯將他逐出白宮。林肯坦然地講了一個故事：我在鄉下工作時看見農夫用一匹馬耕田，他吆喝一聲，馬才肯走一步。我發現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蠅，想幫農夫把它趕走。可農夫趕緊阻礙止我說：?幸虧有了這只牛蠅，不然馬連半步也走不了?。

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就是牛蠅。牛蠅叮在身上必定難受，除了像林肯這樣的人，一般的政治家不伸出巴掌去打牛蠅才怪呢。

六

甚至科學也是一種權力，如果你不想被人當作白癡，持有意見，你就得乖乖地服從科學的權力，科學之被制度化為權力，是通過教育實現的，而一旦國家出面，把某種科學，或不是科學的科學制度化為權力，那么就會發生最可怕的事情，它會窒息掉社會的學術空氣，窒息掉社會的各種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在福科看來，話語生產總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選、組織和分配的。由于權力的暗中壓制，話語名為表意系統，但卻經常成為?強加于事情的暴力?。在他看來，西方所謂的科學、哲學、宗教、法律之類，都是些歷史沿革下來的龐雜的話語集群，它們在權力的沖突與支配下，經過不斷剔除、混淆和積沉，才逐漸成為不同專業的話語系統，至于科學，也難說的什么純粹干凈的知識，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權力干預的傷痕。（例子略）

七

軍事更是一種權力。

八

道德無疑也是一種權力。不同的話語群，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他們的道德觀念不盡相同，因此他們的話語機制也不盡相同，對同一事物的談論和表述也不盡相同，而占社會主導地位的倫理道德觀念又會制約著整個社會的話語機制。道德觀念是制約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的重要力量。道德有時會驅使一個人干出驚天動地的事情。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學教授胡伯因參加地下抵抗運動，被納粹以叛國罪處以極刑。審判他的軍官百思不得其解，他問道，你是純粹的日耳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為什么要跟叛徒們攪在一起呢？是不是一時受蒙蔽？胡伯拒絕為他開脫的好意，在最后陳述中，他聲稱康德的?絕對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納粹的根據。他說：?呼吁反對政治上的胡作非為，這不只是我的權利，也是我道德責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疇命令觀念問我自己，如果我的這些主觀準則成為普遍法則的話，將會發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個：將會有秩序、和平及對我們政府的信任。每個肯對道德負責的人都會發出反對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統治的呼聲。我要求：把自由還給人民，使他們凈脫奴役的鎖鏈。我確信，無情的歷史進程，必將證明我的希望和行為是正確的?。

九

話語是權力斗爭和意識形態爭霸的場所，反動的統治階級總是試圖霸占話語領域而把表達反統治階級的批評話語趕出這一領域。他們制造一言堂，要求整齊劃一的思維形式，甚至消滅批評話語言說者的肉體。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學大師博爾赫被正式告知：市政廳決定 將他調出米格爾卡內圖書館，?升任?科爾多瓦街國營市場家禽及家兔緝查員。這是庇隆一伙的一次奇襲行動。博爾赫斯在他的聲明中說：?讓我歸納一下，獨裁導致壓迫。獨裁導致卑躬屈滕，獨裁導致殘酷；最可惡的是獨裁導致愚昧、刻著標語的微章、領袖的頭像，指定呼喊的‘萬歲’與‘打倒’聲，用人名裝飾的墻壁、統一的儀式，只不過是紀律代替了清醒……，用這種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爭是作家諸多的職責之一?。

因此，鼓勵多元的話語形式是開明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

十

批評的話語不僅能擦亮和改變思想，而且有可能改變權力關系或者給新的合理的權力關系以話語的支持，從而創造出哈貝馬斯所說：?理想的言語交往環境?。哈貝馬斯把這一理想環境定義為?真理在此中能夠得以追求?的環境。我認為這一定義基本正確，雖然它還有待于進一步廓清。哈貝馬斯的反對者們，其中包括伽德默爾、利奧塔等人，猛烈抨擊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不存在著什么普遍的理想的言語交往環境，任何語境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文化傳統的痕跡。然而，像利奧塔、福科等這樣極力主張批評的話語的后現代哲學家忘記了一個問題：批評如何才能開展？當他們開展批評并試圖說明某一話語是壓制性的時候，他們不是以一定的理想的條件作為衡量的標準嗎？沒有一個被認為是?真理?那樣的東西作為依據，批評就無法進行，但我同時相信，一個現成的普遍的理想交往條件確實不存在，它只能在不斷批評中去爭取。

語言或話語本身的變化或改革果真能達到改變權力關系或支持權力關系的目的嗎？答案可以從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中找到。

中國傳統社會末期的書面語言與人們所操持的口頭語之間嚴重脫節，這正反映了古文言、古文化所積淀的精神和意識與當代人的思維、情感相捍格。早在文學革命的發端胡適就認定?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上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它方面?，在胡適看來，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語言上的革命。?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盡管五四思想文化運動并未在根本上改變廣大民眾的政治文化習慣，完全實現傳統話語向現代話語的轉變，但畢竟建立起一套以白話為基礎、古今并容、雅俗兼收、中西合璧的?現代國語?，從而使辛亥革命確立的新的權力關系即新的國家形式以話語的支持，特別是這一話語尚未變成國家話語時，它顯示出蓬勃的生機。

主要參考資料

1．包亞明（主編），《哈貝馬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包亞明（主編），《福科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趙一凡，《歐美新學賞析》。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1996年。4．李幼蒸，《結構與意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5．余潔，《火與冰》。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第二篇：關于“權力”與“權利”的思考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即：“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要想實現這一目標，本人認為，必須在法治觀念的層面以及在承擔法律責任的層面上，分別梳理清楚“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使國家與社會成員都能明確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權力”與享有“權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條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關于“權力”與“權利”的思考的角度與層面很多，如從概念的來源、不同法律部門中的體現、不同學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學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僅從最粗淺的普法常識的角度，對梳理“權力”與“權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內容和理論上梳理“權力”與“權利”所需要的條件幾個方面做簡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鳴或爭鳴。

一、梳理“權力”與“權利”的必要性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深深地感嘆：“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于‘人的知識’。”①雖然此言發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識”中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權利（權力）問題。因為人的各種利益關系在法律方面無不表現為權利（權力）問題，因此，在當今的各類社會問題中，首當其沖的就是要理順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問題。同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要解決的難題，也最終集中于此。

（一）在人與人的勞動關系中，權利（權力）問題不梳理清楚，則無法保障各個勞動主體的合法權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存在決定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權利（權力）概念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與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產生、發展和更迭相適應的；縱觀人類文明史“人本身的權利（權力）問題”始終是與勞動者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斗爭緊密相聯系的。②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雖然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逐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但由于權利（權力）問題沒有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處于最基層的勞動者在國家的改革、社會的進步中的勞動權益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社會中許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復雜化。如在勞動爭議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用人單位與勞動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勞動者與勞動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各自的權利（權力），在我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似乎很簡單；而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過程中，勞動者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用人單位的層次越來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預越來越受限制，各自的權利（權力）與義務（責任）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原國企改革中游離出的那些年齡大、學歷不高、技術老化的職工，其權利（權力）的享有和行使問題不梳理清楚，將難以解決連新總理都敢于直面的問題：“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就業。”

（二）在資源配置的關系中，權利（權力）問題不梳理清楚，則無法保障我們在全球范圍內參與各類資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資源配置的關系中的各類資源”當然是包括物質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術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織其中的各種信息和各種關系形態的資源。

在人類同屬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礎上，無形資產和信息資源的合法占有、開發與利用的過程，實質就是在法律和各種制度的框架內，對資源配置關系的調整、整合的過程，以有利于人類的共同健康、和平地發展；因此必須認真梳理權利（權力）主體對無形資產和信息資源在占有、發布、使用中存在的差異關系，以防止公權力的濫用、私權利的錯位和缺位，導致破壞人類安全與和平的可避免的現象發生。

我國加入WTO即意味著我們在國際經濟循環中參與全球資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規則，我們必須與其他成員國一樣，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則即公平貿易原則、關稅減讓原則、透明度原則、非歧視性貿易原則、一般禁止數量限制原則等為貿易行為的基本準則。但由于我國有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在觀念上的余毒，和幾十年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習慣，在權利（權力）問題的理解上與WTO其他成員國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必然影響我們對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則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現一些爭端，甚至付出慘重的代價。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會與國家三者的關系中，權利（權力）問題不梳理清楚，則嚴重影響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公民（自然人）作為社會和國家的最基本分子，其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如何和最終實現狀態如何，是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最基本統計學體現，如表現為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人均數字統計；表現為能體現社會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以及就業、就醫狀況的數字統計等；這是權利（權力）的量化表現。但在這些數字中，經常會出現國家公權力掩蓋公民個人的私權利的現象。如“權大還是法大”只爭，就反映了這種問題。

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會與國家三者的關系中，權利（權力）問題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雙方之間有了利益沖突，弱者一方能通過何種法律途徑才能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權利（權力）如何落實的問題，都將直接涉及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以及人們對法律的信仰與否。

二、“權力”與“權利”的內容

梳理“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必須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角度加以分析，僅從理論或僅從實際一方面都不可能說清楚。

（一）理解“權力”與“權利”的概念現實問題

“權力”與“權利”的概念，從實際運用的角度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人們都處于一種模糊認識中，使用時經常將二者當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國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確二者的差別。經過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論界長期的研討、爭鳴，公民權利是憲

法精神的終結所在，國家權力只是保障和實現公民權利強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認識，已較為普遍；但我國憲法中對公民權利的規制，以原則性規范為主，過于籠統，過于模糊；我國憲法采取“列舉式”的授權方式規制公民權利的范圍，這意味著憲法沒有規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則是違法的，這嚴重違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憲法原則。而現實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會”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著“法無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權利”的行使規則，也是道德觀念的反映；國家工作人員則自覺不自覺地奉行“法有規定的我才做”的規則。

有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成為我們理解“權力”與“權利”的法律含義的障礙：我國的公民、國家工作人員，都具有雙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問題，因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還是以身份為主。而相當數量的人受傳統的“家國同構”的文化影響，個人在不同法律關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單一，“官本位”意識使公權力私權（利）化、私權利公權（力）化現象普遍存在。因此我們只有梳理清楚“權力”與“權利”的關系，才能解決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三個文明共同發展中的相關問題。也才能使我們在不同法律關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現“錯位”、“缺位”、“越位”等問題。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與人民的概念。公民與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實不然。因為本人經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講到“權力”與“權利”的相關問題，涉及到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時，使用的權利（權力）概念語詞不準確，主要是所指主體是公民還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討論清楚的問題中，因公民與人民的概念運用不確切，反而是相關問題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與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與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對權利（權力）的理解

公民與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僅在此說明我們日常把握公民與人民的概念，應注意以下幾點主要的不同：（1）性質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邏輯關系不同，公民是具體概念，在現實中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法律關系的邏輯前提；我們說“我的權利”就是在公民這個邏輯主體定位上的“私權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現實生活中，只有討論國家權力、國家主權、“三權分立”等屬于政治理論和公法的問題時，才能以人民作為邏輯主體來定位；（3）法律關系的內容不同，公民的法律關系內容即權利義務，由憲法和各個具體法律部門明確加以規定；人民的法律關系內容即權力責任，由執政黨的規范性文件和憲法給以界定；（4）范圍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會環境比較穩定的國度內，一經由法律（如我國的國籍法）做出規定，則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圍內就是確定的；而人民的范圍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且每個具體的個人是否屬于人民范圍內也以其政治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

還有一些差別，本文不在此贅述。對公民與人民的概念的差別界定清楚的意義就在于，對“權利”與“權力”主體的定位。

（三）對“權力”與“權利”概念的具體理解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渾然一體，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會中的個人不知法律上的權利（權力）為何物，其個人利益通過不斷地向外擴張去實現；國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過“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層向內“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國同構”的結果就是沒有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利之分，更無個人權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說，在封建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人們沒有在理論上能夠分清“權力”與“權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條件。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為人民爭取出版自由的權利，經過批判資本主義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權利，到創建了無產階級的科學的權利觀，指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途徑和方式才能真正實現人的權利。馬克思主義權利觀的理論的最重要貢獻在于：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權利學說；科學地論證了人的權利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客觀地分析了以人類解放為目標的權利意識，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目標中權利與義務的高度統一；辨證地告知后人：權利的來源不是“天賦”而是“商賦”（即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權利）；個人的權利不可否認，但社會的、國家的、民族的、集體的權利更應受到尊重。④

結合馬克思主義權利觀和當代法學理論研究成果以及社會實踐中的運用，本人認為，權利的概念有不同層次的涵義。

當然，我們理解“權利”概念的前提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此基礎上，可以把權利理解為具有合法性、正當性的主張，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權益的侵權方主張自己的利益，而對方必須履行的義務就是權利主張的對象或內容；可以把權利理解為一種法定條件下的自由，如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勞動、婚姻家庭等等行為自由。但法律允許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法定義務；可以把權利理解為法律所承認和給予保障的利益，而從經濟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獲得都要有投入（代價）的，法律所承認和給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權利主體承受相應的負擔或不利；可以把權利理解為法律賦予權利主體的一種享有或維護特定利益的力量，如專利權人在獲得專利的同時就具有了享有專利權的力量，當然專利權人的義務就是服從法律規定的義務；還可以把權利理解為法律規范規定有相應資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為的可能性，以及請求國家強制力量給予協助的可能性；還可以把權利理解為法律保障或允許權利主體能夠做出或不能夠做出一定行為的尺度；等等。⑤總之，本人認為對權利的理解，主要應集中于民商主體的平等法律關系范圍內為宜，且與義務相對應，因為從法律關系的內容角度，從法律與道德的區別角度，權利就是現實社會中的一種實然狀態，這樣更有利于法學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權利和義務貫穿于法律現象邏輯聯系的各個環節、法的一切部門和法律運行的全部過程，權利和義務是從法律規范到法律關系再到法律責任的各個邏輯聯系各個環節的構成要素；權利和義務貫穿于

件，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與近幾年頒布的內容，在對“權力”與“權利”的理解甚至用詞上，使人產生歧義的不難找出。好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習慣，從中文發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沒有必要揪住這兩個詞不放”的想法不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場，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間也能讀出這種意思。本人以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應有歧義，而且還應具體規定各自的語境。否則違法現象難以制止，法律權威難以樹立，“人治”現象依然是我國社會的主流；責任主體難以定位，腐敗難以根治！

（四）對全社會的普法宣傳應與立法精神一致

綜上，要想梳理清楚對“權力”與“權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運用，研討和爭鳴是必須的，真理會越辯越明。

但是，任何理論的研討和爭鳴都必須以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標、任務，以及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政策方針為中心，與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應的人的素質和社會環境的要求的；我們只有在全社會深入進行普法宣傳、深刻理解與我國國情基本一致的現代法治精神，才能為早日實現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盡自己的努力。

①參見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局，1962，p62。

②參見 鮑宗豪 金潮翔 李進《權利論》上海三聯書店，1993，p7。

③參見袁祖社《權力與自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p106。

④參見 鮑宗豪 金潮翔 李進《權利論》上海三聯書店，1993，p43-55。

⑤參見 張文顯 《法理學》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p112-113。

⑥參見 林喆 《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1997，p1-20。

⑦參見《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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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更多期刊：點此訪問 >>> 2007年第5期

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作者：金敬紅 張艷新 字體：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權力話語理論闡述了權力、知識和話語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即知識是權力的象征,話語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強勢文化憑借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并對弱勢文化進行操控。翻譯作為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勢必會受到這種文化霸權的影響,這體現在譯者對翻譯題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中。翻譯已不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工具,而是一種在不同的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弱勢文化通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介紹自己本民族的優質文化,有利于抵制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

關鍵詞:權力話語;強勢文化;弱勢文化;異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 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紀7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這種文化轉向強調了翻譯與目標語體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關系,這使得研究者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翻譯已不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利益沖突的純粹的文字轉換活動,而是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在另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中的改寫、變形或再創造。與此同時,異化翻譯也逐漸成為當今翻譯理論的熱門話題之一。作為文化轉向的產物,異化翻譯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學乃至政治的內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異化翻譯進行了客觀的解釋。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宏觀視角,將社會之維、歷史之維引入翻譯研究,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寬了翻譯研究的領域。權力話語理論深刻揭示了翻譯活動的社會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構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權力話語理論的視角,將異化翻譯置于廣闊的國際政治文化框架內進行審視,注重探討異化翻譯的真正含義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權力話語理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被公認為是西方結構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馬克思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以及尼采關于真理、知識和權力關系觀念的影響,福柯在對文學和哲學領域、精神分析領域、政治經濟領域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權力話語理論。權力、知識和話語是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而且權力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權力和知識的關系

在權力話語理論中,福柯認為權力是社會理論的重要課題。權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也有無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的影響。這些都可以視為權力,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們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任何人都不能獨立于這個網絡而存在［1］。而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知識更不能擺脫權力的制約。福柯針對人與人的關系指出,知識就是權力。

通過考察,福柯發現人文科學的社會知識內在地與權力機制聯結在一起,因為這些學科的主題至少部分地是被權力機制所建構的,知識的生產只有依靠作為社會權力網絡的知識團體作背景才可能實現。在福柯看來,不僅人文科學是與權力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學也是如此。

在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問題上,福柯不僅考察了權力對知識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識對權力的作用。他認為知識和權力是不可分的,權力深受知識的影響;知識能給人以權力,如果沒有知識的傳播、保存,權力也無法發揮作用。知識中又滲透著權力關系。權力對知識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它或者鼓勵和激勵知識,或者征服、限制知識,在知識身上打上權力的烙印。權力和知識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知識不僅僅反映著權力關系而且蘊涵在權力之中。人類的本質就是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權力和知識相互作用。沒有知識,就沒有權力關系,權力在已有的知識基礎上發展;相對應地,沒有權力體系也就沒有知識,權力體系是知識存在的前提條件［2］。權力和話語的關系

福柯所指的“話語”,從狹義上,可理解為“語言”的形式;從廣義上,它又涵蓋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疇。因此,對“話語”的分析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1］。事實上,福柯所謂的“話語”是從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標準中分離出來的,但這里的“話語”并非索緒爾的“言語”,它不是指個人的語言實踐或表達方式,而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是對某一特定的認知領域和認知活動的語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緒爾的“語言”,因為它不是指一種抽象的語法規則,而是一種受到制約的語言應用,并且體現意識形態的語義。關于“話語”,福柯早已超出了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中所說的“話語”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所有權力都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所以權力實質上就是說話的權力［3］。在任何一個社會里,“話語”一經產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權力形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我們通常看到的某種歷史性表述,都是經過具有約束性的話語規則的選擇和排斥后的產物［4］。

福柯認為,權力和話語是不可分割的,權力通過話語來實現。例如,知識和真理是權力的象征,通過掌握知識和真理的話語權,人們可以掌握權力。換言之,話語是實施權力的工具,也是獲得權力的關鍵。每個社會層面都存在著一些特別的話語,它們與政治、權力及意識形態相互交織,組成一個龐大的網絡體系控制和支配著社會成員的思想。所有的社會活動都會受到這些權力話語的支配。福柯認為,文本應該從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角度進行理解和闡釋。翻譯已不是純語言轉換活動,而是從始至終都受權力話語支配的活動。翻譯帶來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夠支持或者減弱甚至摧毀目標語中的意識形態,所以翻譯是一種控制行為。

二、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翻譯中的文化霸權

根據福柯權力話語理論,文化也是無形的權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權力網,使得整個社會中的任何個體都不能擺脫它的影響。知識,作為權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與文化緊密相連。因此,任何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都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較而言,強勢文化國家通常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以至于他們能夠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而弱勢文化則經常會陷入失語的狀況。這種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知識話語的差異勢必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權的存在肯定會影響重要的文化和知識傳播工具翻譯。翻譯活動已不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行為。相反,翻譯是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活動。譯者對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無不受到文化霸權的影響。

一般說來,強勢文化國家多數會不屑選擇弱勢文化國家的文本來進行翻譯,因此,導致翻譯書籍在強勢文化國家市場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國出版了63?980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625種(24%);美國出版了46?743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380種(296%)［5］。與其相反,翻譯的書籍在弱勢文化國家中卻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見,強勢文化國家利用其經濟、社會、文化等的快速發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權主義,長期以來,翻譯實行的是強勢文化譯成弱勢文化民族語言的單向運作。在翻譯選材方面,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常常以英美本土習見的美學標準來審視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識的選擇。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為強勢文化國家的首選,并且將之當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經典一譯再譯,而那些不符合他們預設的文本則被剔除。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也明顯受到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文化權力差異的影響。在對待翻譯中怎樣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上,翻譯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歸化翻譯策略和異化翻譯策略。前者是以目標語文化為導向的翻譯,這種翻譯往往撇開原文的語句和形象,進而把源語文化中的異質成分轉化為目標語中人們所熟知的內容。而后者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這種翻譯保留源語中特有而目標語中沒有的語言表達形式或文學形象。一般說來,在翻譯外語文本時,由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比較自信,輕視其他文化,往往對他們認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顧,在翻譯東方弱勢文化文本時,一般不會接受東方弱勢文化中有別于自己文化價值的成分,多半會采取歸化策略。在具體的翻譯中,譯者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刪除原文中與譯語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國對那些選中的文本還要加入許多適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釋性的材料,使譯語在內容上歸化于目的語(英語)的嗜好和偏見。

自從17世紀以來英美翻譯外語文本時就采用這種“流暢翻譯”或“透明翻譯”,其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今天。這種翻譯潮流體現了英美文化霸權主義,其實質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一種侵略。這種歸化翻譯有意抹殺存在于外語文本里的語言、文化差異,盡可能將外語文本歸化,用英美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觀念予以取代,使譯文變得明白易懂,讓讀者陶醉在轉化成為自己文化的異地文化之中。龐德在《神州集》里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所采用的顯然就是歸化策略。其歸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數評論家一致將之視為“一組基于中國素材的英語詩歌”,而不是翻譯作品［5］。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英國譯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對波斯詩人歐謨·伽亞謨(Omar Khayyam)《魯拜集》的翻譯。在英美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菲茨杰拉德對原作進行了隨意改動,他在1851年寫道:“這些個波斯人,我拿他們想怎么著就怎么著,實在是開心得很。他們雖說也是詩人,但還沒到讓人不敢恣意妄為的地步,而且他們也確實缺乏一點藝術來塑造自身”。結果譯作被英國人視做不僅是英國整個翻譯史上最優秀的譯作之一,而且是英國文學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強勢文化和東方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翻譯活動是一種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著文化霸權主義。歸化的翻譯策略與文化霸權緊密相連,歸化翻譯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塑造了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即一切弱勢文化都得聽命于英美強勢文化的擺弄,歸化的翻譯成了他們進行文化殖民的共謀。也就是說,歸化翻譯幫助強勢文化撒播話語權力,實施文化侵吞。

三、權力話語理論的借鑒意義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深刻地沖擊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給翻譯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機。福柯的一大貢獻在于他使話語不再局限為話語本身,而是把話語變成了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對象。換言之,權力話語理論給翻譯研究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轉變了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根據權力話語理論,我們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權的影響下,語言之間透明的互譯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語言為媒介來進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譯已不再是純粹的文本之間的信息轉換,而是一種在兩種不同的權力話語(源語話語與譯語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西方強勢文化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應以翻譯為武器,對文化霸權主義給予反擊。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策略

為了打破西方強權話語下的翻譯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國家應大量翻譯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學作品。換句話說,如果弱勢文化不想被強勢文化同化,磨滅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須把自己的文學、史學和哲學作品翻譯成外語,以使得各國人民對其地域風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對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勢文化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譯本民族的文學作品時應充分體現本土文化之異,或者改變傳統以西方人的價值為準則歸化弱勢文化的翻譯策略,從而讓西方意識到文化無優劣之分,世界上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為此,許多翻譯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提倡在翻譯中應盡量使用異化翻譯策略來保留異國文化形象,盡量不使譯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異化翻譯策略的代表人物韋努蒂。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源于德國思想家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的啟迪。1813年,施萊爾馬赫在就不同的翻譯方法發表演講時指出:“翻譯只有兩種方法,要么譯者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讓讀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譯者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讓作者去接近讀者”［6］。韋努蒂因此認為:“譯者可以選擇歸化或異化的譯法,前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把外國的價值觀歸化到異語文化中,把原作者請到國內來;后者則離經背道,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表現出來,把讀者送到國外去。”［7］除此之外,韋努蒂指出:異化翻譯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構的同時,也會破壞目的語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戰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價值觀。

在翻譯過程中,韋努蒂提倡采用異化的處理方法而不是英美傳統上的歸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發展一種翻譯理論與實踐,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帶進占統治地位的目標語文化價值中,進而發展一種不同于今天廣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譯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異化翻譯重在彰顯原文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翻譯的“語言之異”和“文化之異”,而且這種差異只有通過打破目的語中現行的文化準則才能得以保存。異化翻譯通常會偏離本土的文學規范,讓讀者感受到一種異樣的閱讀體驗。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會使翻譯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溝通的作用。其實不然,因為溝通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相互了解和尊重,當然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異,從而做到互通有無。從這個角度上看,異化翻譯更是一種有益于各國、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讓源語文化得到目標語讀者的理解。漢譯英中的異化翻譯

身處第三世界的我國在把自己優秀文化譯成英語時,更應該對異化翻譯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只有通過異化翻譯原汁原味地介紹我國文化的特性,我國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強勢文化所歸化,進而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紅樓夢》的兩個不同譯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說明了異化翻譯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這兩個譯本分別來自楊憲益夫婦和戴維·霍克斯。由于他們采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譯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紅樓夢》第十一回中王熙鳳說道:“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前者將其譯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將其譯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顯而易見,楊憲益采用的是異化翻譯策略,其保留了源語中的文化因素和漢語諺語的句法結構及修辭風格。這種翻譯有利于在西方讀者中營造一種生疏感,以使他們面對文化差異的事實,進而質疑當今世界標準語言(如英語)的優越性和文化霸權。而霍克斯則采用了歸化譯法,其拋棄了漢語諺語的形象,對源語的文化因素進行了歸化,表面看起來似乎霍克斯的譯文把兩種文化的距離拉近了,因為它讀起來通俗易懂。但事實上正好相反,英語讀者借助變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內容,而對原文的真實文化內涵卻全然不知。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剝奪了英語讀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權利,從而也阻礙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難看出異化翻譯更有利于將我國的特色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屬性,從而保存自己的優秀文化遺產不被色彩繽紛的西方強勢文化所吞噬。也許有些人會對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譯文能否被外國讀者所接受提出疑問。但事實上大可不必,因為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與過去那種抵御陌生和尋求認同的心理相比,人們已經對異質文化采取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他們正逐漸縮小彼此間的差異。所以說那種采用“入鄉隨俗”的原則將無助于滿足人們渴望尋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實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構成的心理。

四、結語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讓我們認識到翻譯遠非語言轉換那樣簡單,它與政治、經濟、權力、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我們應該時刻注意翻譯和翻譯實踐的復雜性,這有利于我們對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提高警惕。我們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遺忘,就必須大力加強文化輸出,以此來改變原來翻譯逆差的現象。當然在面臨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將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進而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而不是“文化霸權”這套觀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在對待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以批判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主動吸取強勢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我們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權行為而感情用事,閉關鎖國,對西方文明一概排斥,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學的發展。我們所要倡導的是在對各種文化的差異給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賞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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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文華 翻譯 一種雙重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再創造活動［J］ 外語學刊, 200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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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紅滿 翻譯研究的后殖民視角［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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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建中 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 外國語,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責任編輯:劉曉萍)

第四篇：關于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思考

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我們黨和政府近年來一直著力要解決的問題，更是億萬中國人民最關注的制度建設和社會問題之一。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有效與否，不僅事關民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更關系到社會穩定、和諧和發展。為了更好地理解權力制約和監督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制度執行的關鍵性，本文通過回顧新中國權力制約與監督的曲折歷程，深刻反思其歷

史的經驗教訓，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參考。

一、新中國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建設的回顧

新中國黨和國家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是在革命根據地建設時期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基礎上逐步發展，卻又不斷遭受挫折的過程中曲折地發展起來的。有學者總結指出：“黨的歷史上比較重視監督有兩個時期：一是延安時期，一是五十年代初。”在延安時期，出于全民抗戰的需要，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要贏得人民的支持，黨十分重視民主，重視監督制度的建設，特別是黨外人士對黨的監督。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反映出以毛澤東為領導的黨虛心接受人民群眾意見的精神和態度。黨對黨外人士的許多批評意見十分重視并盡可能采納。如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的“精兵簡政”意見，黃炎培與毛澤東一起探討中國歷史的興衰周期率，毛澤東提出了民主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政黨持續執政興旺的觀點等。他特別強調，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說明當時黨已認識到人民對政府進行監督的重要性和對監督制度建設的重視。所以，延安時期，邊區政權建設中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原則，明顯的是為了從制度上實行民主黨派和黨外群眾對共產黨和政府的監督和制約。而《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更是建立了一套代表機關的監督制度，議會有廣泛的監督權。此外，還建立了陜甘寧邊區行政督察專員制度。《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更是以法律形式確認了人民的罷免權。盡管這些制度受當時戰爭任務的影響，不能充分實施，但如此重視監督和制約制度的建設，的確是我們黨和國家建設的寶貴經驗，值得繼承和發揚。

建國后，黨依然比較重視監督制度，到1957年這段時期是我們黨重視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又一重要時期。其主要表現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制度，體現了民主監督和對權力制約的政體特征。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臨時國家權力機關中，各種社會力量既共同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管理，又相互監督和制約。除此之外，黨還比較重視發揮人民群眾和新聞輿論對黨的監督作用。1950年，黨中央作出《關于在報刊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決定指出當時存在的一些黨的領導者隨著地位、威信的提高，不能接受群眾對其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批評，從而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傾向，為此號召廣大人民群眾通過報紙等形式，對黨和國家實行監督批評。

與此同時，國家對行政監察和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也是較為重視的。當時中央人民政府設立的人民監察委員會是當時政府的四大委員會之一，專門負責監察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遵守法律和正確履行職責。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使黨內監督制度得到加強。但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國家監督制度上的滯后問題。隨著1954年憲法的頒布，人民代表大會取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的監督和制約地位有所下降。同時，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監察部，使它的監督有效性受到限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56年黨的“八大”是我們黨對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建設的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論探索。劉少奇同志在政治報告中從四個主要方面全面論述了加強對國家工作監督的四個方面：第一，必須加強黨對于國家機關的領導和監督。第二，必須加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對中央一級政府機關的監督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地方各級政府機關的監督。第三，必須加強各級政府機關由上而下的監督和由下而上的監督。第四，必須加強人民群眾和機關中的下級工作人員對于國家機關的監督。必須鼓勵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和揭露，凡是對批評實行壓制和報復的人，必須受到應得到的處分。遺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勢突變，黨的這些加強監督的主張沒能付諸實施。1957年開始以后的幾年發生的幾件大事使監督被大大削弱，在一些領域甚至不存在了。一是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及其擴大化錯誤，在客觀上導致了堵塞人民群眾言論、關閉社會監督渠道的錯誤；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開始實行的“政社合一”，在不斷加強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過程中，不適當地把權力集中于黨委，使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職能得不到發揮，且司法機關分工配合、互相制約的理論也受到批判；三是1959年國家監察部被撤銷，監察權歸黨的監察機關，破壞了國家權力的監察體系；四是1958年后各

項權力向黨委集中，導致黨內監督功能也日趨退化，“一言堂”、“家長制”盛行，黨內監督近乎消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健全，黨和國家的各種監督制度逐步得到恢復。首先，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權和憲法監督原則在憲法上得到確立。其次，司法監督和行政監察制度也得到恢復和發展。1986年恢復設立

國家監察部。再次，迅速健全和完善了黨內紀律檢查制度。最后，社會監督被中央重視并反映在1982年憲法規范中。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20世紀九十年代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權力的正確行使在不斷發展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經受著種種考驗，權力與腐敗之間的關系因為經濟的中介而變得敏感而明朗。權力制約與監督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緊迫，因為權力的濫用不單是造成國家社會和公民財產的損失，更會威脅和損害千千萬萬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權力監督和制約就成為黨必須下大力氣徹底從制度上解決的問題。為此，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這是黨第一次對“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這一問題進行全面闡釋，標志著我黨對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是理論上的創新和認識上的飛躍，為今后進一步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制度指明了方向。

二、新中國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的反思

（一）經驗和教訓

1.在思想理論上，長期以來對權力本質認識不足。黨的歷史上盡管有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比較重視監督的思想和行動，但理論上的探討十分欠缺，這種監督只是應付時局、為完成鞏固根據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抗日和政權穩定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只要形勢稍一好轉，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便退居其次。歸納起來，在思想理論上主要有兩個值得吸取的教訓：一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人民監督的思想和制度的問題。長期以來，黨對監督的“支持”功能和“工具”作用過分強調，而忽視了監督本身是政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基石是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便是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國家管理、監督一切國家權力機關和組織。馬克思恩格斯早就預見過：沒有人民監督罷免權，無產階級國家的工作人員官僚化和脫離人民的傾向就不可避免。二是對西方權力分立與制衡思想的一概否定導致對權力本質認識上的不足。誠然，西方分權與制衡的權力分配和運行模式從本質上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且這種模式并不能完全防止權力濫用，但也要看到，這種分權，按恩格斯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而實行的日常事務上的分工罷了”。我們既要反對以“三權分立”為國家權力分配的盲目迷信、崇拜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認在處理復雜的國家事務方面進行適當分工和互相監督是符合管理好國家這一目的。而且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的要求改造西方這一理論，把僅靠國家機關間的互相監督和制約，擴展到既強調不同機關間的互相監督，更強調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

2.建立穩定、權威的監督制度是搞好監督的關鍵。列寧主張：監督機構必須是有高度權威和地位的，必須是完全獨立行使職權的，監督人員必須有可靠的職務保障。我們在過去沒有按這一理論指導制度建設。長期以來，監督機關地位不高，機構不獨立，權威性低，缺乏明確的憲法保障。對監督制度的建設隨時局的變化而變化，隨少數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特別是監督始終沒有指向最高權力機關及握有最高權力的人，這既導致監督制度的人治性，也導致了各級監察的乏力。按照權力的一般定律，權力越大，越應受到全方面的監督，否則，監督就流于形式化和空泛。

3.要高度重視監督制度的法律化。新中國建立后的一段時間里，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也十分重視監督工作，但由于沒有及時將其上升到國家意志即法律的層面加以固定下來，使監督制度難以一以貫之和有效實施。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黨和國家盡管也強調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但由于沒有將這些監督及時地加以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僅公民的監督權不能依法真正享有和行使，而且權力的運行失范，最終釀成“文革”這樣的社會苦果。

所以，監督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確保黨的執政能力不斷提高，政府真正為民和社會真正持久穩定的重要機制。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表明，一個國家在權力受到較好監督和制約的時期，便是和平發展的祥和時期；相反，如果權力缺乏必要的監督，最終為少數人所控制，便造成擅權專斷、腐敗橫行、官場腐敗、民不聊生。哪里有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哪里就會存在腐敗和濫用權力的現象，那里的人民都會成為專制和暴政的對象。人類歷史反復證明的權力定律告訴我們，只有建立和完善黨和國家的監督機制，才可能對黨和國家及領導人權力的運行方向、活動方式起調節、控制和制約作用，或在事先防止可能引起的失誤，或在出現失誤之后盡快糾正錯誤、減少損失。

（二）完善權力制約與監督的幾點思考

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但沉溺于歷史而不思改進也是對現實和將來的不負責任。民主法治的社會不是保證不犯錯誤，而是不能犯同樣的錯誤和盡量避免錯誤。回顧新中國在權力制約與監督曾走過的曲折之路，現在和今后在權力制約與監督方面應重點做好以下方面：

1.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制約與監督制度體系。如前所述，新中國權力制約與監督的曲折歷程從根本上講，是政治體制不順造成的。其中特別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正確處理黨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以黨代政證明權力制約與監督易走形式和落空，那么只有黨政分開才是解開監督乏力癥結的關鍵。當然，黨政分開是在不削弱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黨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的根本轉變，黨主要進行政治原則、政治方面和重大決策的領導，對政府一切行為進行全方位適時的監督，以保證政府的行為按憲法和黨的方針、政策辦事，始終為人民的利益去公正、高效地辦事。黨的監督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一是通過黨的組織活動和黨的紀律對國家機關的黨員干部實行監督；二是通過各級黨委直接對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實行監督；三是通過密切各級黨委和黨員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及時了解人民群眾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權利行使的情況，及時將民意與黨的意志協同起來，并及時提醒政府改進工作中的缺點，從而保證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透明化。

2.借鑒和改造西方權力制約與監督的經驗。在西方，無論是對權力制約與監督的理論探索，還是制度實踐都有幾千年的歷史，近代以來更是日趨完善和有效，當然它也存在著排斥廣大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的弊端。但西方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經驗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人類社會權力科學和實踐方面的一些真理性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于吸取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加以適合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需要的改造，從而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對于西方的權力制約與監督理論和實踐，我們決不能照搬，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生吞活剝，只能帶來水土不服，造成社會動蕩、混亂紛爭的惡果，但對西方權力制約與監督理論的某些科學性成份和制度有效性的內在機理可以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這種研究和思考必須堅守的前提是：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遵奉這個前提下，進行權力分工的有效性和互相制約性的理論創新、制度設計及運作規范。這樣，將所有的由人民委托出去的國家機關的權力都納入到權力制約與監督的制度體系之中。

3.抓住權力制約與監督的重點和突破口。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已經在官方和民間即全社會形成共識，現在關鍵是從哪里入手進行制度體系的建設。分析我國幾十年來直至目前權力制約與監督乏力的情況，突出的困難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執政黨的黨內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并切實執行；二是各國家權力機關主要負責人的權力因“首長負責制”而形成理論上的矛盾和實踐上的“雷區”；三是社會監督特別是媒體監督本質上的缺位。而突破口在于對黨政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權力制約與監督的制度建構和實踐運作，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要防止領導班子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的權力失控、決策失誤、行為失范，就必須借助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和健全，規范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做任何與職務相關的事情特別是重大決策都要從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明確和堅決追究失職、瀆職等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當前，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的突破口是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班子“一把手”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的建立和有效運行，如果對“一把手”的權力能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那么對所有握有一定權力的黨政機關干部的權力制約與監督就迎刃而解了。而要實現這一突破，關鍵是兩點：一是執政黨的核心領導層能否首先從自身開始，并在黨政系統中以黨紀和法律法規形式推開；二是能否允許新聞媒體參與進來，代表全體人民時刻行使有效的權力制約與監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有撒開人民充分進行權力制約與監督之網，對權力制約與監督才能真正實現，否則既不可能，更不可信，也更難持久和徹底。

總之，自新中國建立幾十年來，我們黨和政府一直在進行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加強權力制約與監督問題的探索和實踐，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于進一步通過以法律制度建構為核心健全我國的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五篇：加強權力制約監督的實踐與思考

加強權力制約與監督的實踐與思考

蒙自市紀委宣教調研室 趙昆京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探索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方面的重要經驗和實踐總結。加強權力監督，對于規范權力運行、從源頭上防治腐敗、促進蒙自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意義十分重大。如何加強領導和機關權力的日常監督，從而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當前我市對權力運行日常監督的主要做法

蒙自市認真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的要求，結合本地實際，以改革創新精神，積極探索，有益嘗試，在建立健全權力運行監督制約機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主要做法是：

（一）加強制度建設，嚴格規范用權

落實完善了黨內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并認真執行市委、市政府工作規則，建立了?三重一大?決策制度。貫徹落實了黨內監督制度，充分履行監督職責，嚴格執行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信訪處理、談話和誡勉等各項制度。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政，以人事權、財政權、辦事權、資產管理權等權力監督為主體，以領導干部監督為重點?等原則，全面推開了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 單位內部監督制度建設，較好地改變了市、鄉二級靠人管人、管財、管事的落后現象，實現了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理財、按制度辦事的良性狀況。

（二）科學配置權力，分工制約用權

全市各鄉鎮、各部門均較好地貫徹落實了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度，領導班子成員分工明確，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做到職權和責任相統一。嚴密了權力運行程序，行使權力的部門（單位或崗位）間既分工負責、互相配合，又互相把關、互相制約。針對薄弱環節，推進了權力運行監督制約機制建設：在選人用人方面，推行逢進必考、公開考選?五監督?、離崗考察、?雙推、雙考、雙票決?等制度，嚴格執行選人用人征求紀委意見制度；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按照?三個縮減30%?要求，清理、取消、調整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推行了網上審批，并聯審批，提高了審批效率；在平臺建設方面，加大了行政服務中心、招投標服務中心（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機關效能投訴中心、政務信息中心?四大中心?建設力度，行政服務和資源交易服務向鄉鎮延伸；在重點工程建設方面，先后出臺《政府投資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全過程監督暫行辦法》、《建設工程招標投標中標后監督管理辦法》等一系列制度，在全過程監督各關鍵環節，引入投標人預審、工程進展情況業主月報告和監察日志、?紅名單?與?黑名單?等制度，多層次、全方位建立強化監督的機制體制，確保了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全過程監督正常化、規范化；在財政資金運行監管方面，推行了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嚴查?小金庫?，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定，強化了對政府采購的監管。

（三）推行政務公開，實行民主用權

明確政務公開的原則、目的，規范了公開內容，編制了辦事公開目錄，豐富和發展了公開形式，科學設計了公開運行的程序，規范了公開的責任主體，在全市所有部門、單位、鄉鎮普遍推行了?三務?公開，人民群眾充分享有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例如, 蒙自市依托?陽光村務e路通?查詢平臺，不斷拓展鄉鎮紀委監督工作新領域。通過對?陽光村務e路通?的推廣，有效拉進了村民和干部的關系，增強了群眾對干部的信任。通過對?陽光村務e路通?的推廣使用，將全市農村黨務、村務、財務情況放進了魚缸中、臵于陽光下，使全市農村各項公開工作切實取得實效。群眾普遍反映查詢自己想要了解的內容，只要手指輕輕一點就可以知道，村集體大到幾十萬元小到幾元的開支都臵于群眾監督之下，全市通過 ?陽光村務e路通?共公開各類財務收支資金金額達4.6億元。加快推進了村務公開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促進了農村社會和諧穩定和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落實責任制度，保證負責用權

制定出臺了《蒙自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建立健全了領導責任制，實行了責任追究制。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要求，堅持?誰主管、誰負責?原則，明確了領導班子成員的責任，強化了責任追究，依紀依法查處失職、瀆職和腐敗行為，引導、警誡領導干部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拓展了工作思路，細化了個人責任制，在作出決策時，將決策意見記錄在案，確保對決策者決策失誤行為追究有據；在決策執行時，強化了考核、檢查和監督，獎優懲劣，促使領導干部深入一線，靠前指揮；在履行經濟責任方面，強化領導干部經濟責任任中、任后審計，促使領導干部遵守經濟紀律。

（五）全面加強管理，全程監管用權。

通過科學管理、依法管理、嚴格管理，前移了預防腐敗關口。在機關效能建設中，提倡集約化管理，推廣標準化管理，采用?效能蒙自?（該軟件平臺是一套條塊結合、功能清晰的預防腐敗科技網絡，共有電子監察、紀檢監察、行政審批、數據安全四大系統，在運用功能上涵蓋了?三重一大?、行政審批、行政監察、市場監管、工程招投標、績效評估、內部監控、辦公辦文等各項內容）電子監察系統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防止了徇私舞弊行為發生。?效能蒙自?還具有隨時監察、預警糾錯、績效評估、信息服務等功能，隨時監控每一個行政許可事項辦理過程的各個環節，以黃、紅、綠標識進行提示，并對辦理時限和不許可、不受理、補充材料等情況實行重點監察和預警糾錯，使監察部門及時、同步、全程監察審批事項的辦理過程。

（六）加強鄉鎮紀委建設，強化監督用權

充分發揮鄉鎮紀委在推進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中的職能作用，以加強鄉鎮紀委建設為重點，以增加鄉鎮紀委工作經費和辦案經費為保障，特別是創新設臵了市監察局派駐鄉鎮監察室機構,彌補了行政監察空檔。進一步健全鄉鎮紀檢監察組織機構，明確工作職責，完善工作制度，切實加強鄉鎮紀委建設，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及時出臺了《中共蒙自市委關于加強鄉鎮紀委建設的實施意見》、《蒙自市貫徹落實<關于在部分縣市開展加強鄉鎮紀檢組織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實施方案》等 文件，并明確要求，打好隊伍建設、經費保障、落實制度、工作創新、紀檢干部培訓、廉政文化建設?六張牌?，強固了監督工作根基。

（七）加大辦案力度，懲罰違法用權

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有力地維護了黨紀政紀的嚴肅性。規范了信訪舉報，提高了信訪質量，運用審理監督機制，提高信訪問題初核辦理水平。集中查辦了基層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信訪問題，有力地維護了群眾切身利益。保持高壓態勢，堅持辦案執紀服務發展的指導思想，積極查找案源線索，充分利用技術手段突破案件，強化了對基層案件查辦的督導，嚴肅查處了一批頂風違紀的案件。自2006年以來，全市共辦理各類案件29件39人，受處分黨員中，涉及科級干部30人，極大地震懾了腐敗分子。

二、權力運行監督中存在的問題

蒙自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廉政風險防控為主抓手，著力加強對領導干部權力行使的監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還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監督工作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有些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監督意識不強，認為上級監督是?不信任?，群眾監督是?找茬?，思想上消極抵觸。另一方面?上級監督不到，同級監督不力，群眾監督不了?的現象依然存在。監督主體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愿監督、不敢監督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群眾普遍反映，單位的主要領導集人權、財權、物權于一身，權力太大了?。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所以?殺雞給猴看，猴子不看，照樣前‘腐’后繼?。二是黨內監督不力。黨內監督不力的癥結是民主集中制原則貫徹不到位，班子成員之間、成員與?一把手?之間，構不成強有力的內部約束。班子內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積極健康的黨內思想斗爭有所淡化，還沒有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濃厚風氣，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有的同志反映，從當領導到免職，組織只談過兩次話，一次是任職，一次是免職。?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從而形成對黨員領導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監督。

三是監督機制不暢。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機制還不健全，如領導干部責任追究制、干部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等還沒有實質性動作。?組織部是辦喜事的，紀委是辦喪事的?，職能部門還沒有形成高效聯動的全程監督運行機制，有時監督沒有到位。人大、政協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力度不夠。群眾監督條件不完備，渠道不通暢，監督保障體系還不能有效保護群眾監督的合法權益。

四是制度落實不夠。目前，干部監督的制度規定措施已經不少，但操作性差，缺乏后繼措施。有的同志尖銳地指出：?制度不落實關鍵在黨政一把手，沒人愿意往自己頭上戴緊箍咒?。

五是監督的氛圍不濃。群眾監督、民主監督、社會輿論監督流于形式，有的監督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

三、創造條件,加強權力運行監督的思考

國務院3月26日召開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講話。他強調，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決策部署，深化改革和加強制度建設，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腐敗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幕后操作?、?暗箱操作?，脫離了群眾的監督。如果所有的行政行為都能在陽光下操作，就能最大限度地預防和遏制腐敗。?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至腐敗?，?領導干部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崇尚監督?。為了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領導干部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要解開認識上的“心結”。一些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有誤區，認為監督是對自己的一種不信任，一種限制，于是乎，在工作中不歡迎人民群眾的監督，害怕監督，甚至千方百計地逃避監督。其實，有人監督并不是壞事，相反，監督是一種愛護。監督可以讓人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小錯及時糾正過來。缺少監督，就會讓權力任意妄為，偏離正確的方向后得不到及時糾正，最終導致越行越遠，最終釀成大錯。領導干部只有解開認識上的?心結?，才會真心實意歡迎人民群眾監督，才會想方設法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

二要解開考核上的“糾結”。對干部的考核一直是讓人最糾結的事。按理說，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應該是為群眾謀利益的。干部是否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自然心中有數，是最有發言權的。然而，多年以來，干部干得好壞，完全由上級領導說了算，這就使得有些官員是唯上、還是唯下有了糾結。因此，要把考核干部的權力交給人民群眾，讓群眾說了算，這樣，干部才會真正重視民意，重視老百姓的監督，才會真心實意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三要減少技術上的“環節”。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就必須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環節，讓人民群眾能方便快捷地監督。在一些地 方，人為地設計很多程序，提高一些?門檻?，讓人民群眾對監督政府望而生畏。因此，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就必須搭建多種平臺，暢通各種渠道，減少繁瑣的程序，讓政務公開做到?零障礙?。與此同時，對人民群眾舉報、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要及時回應，認真調查核實，依法處理，結果要反饋或向社會公布。

四要拓寬監督的“鏈接”。要不斷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拓寬群眾的訴求渠道，加大政務公開力度，使其現代化、便捷化、有效化、快速化、準確化。如?陽光事務e點通? 電子觸摸屏信息查詢平臺就可使民生情況和群眾訴求可以快速地在該系統中查詢到，充分發揮信息交流共享、下情上傳通道、黨群干群間的紐帶作用。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各項事務工作的透明度，而且還可以拓寬民主監督渠道，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五要讓監督有所“了結”。監督不僅要勇于監督、敢于監督，還要善于監督，監督之后要有成效。監督工作不能?做秀?、?走過場?，監督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以起到?懲一戒百?的效果。進一步增強拒腐防變、執政為民的自覺性。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牢記宗旨，用權為民；嚴格自律，經受住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誘惑的考驗；自覺地接受黨和人民的監督，始終用黨紀國法約束自己。

云南省蒙自市紀委 趙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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