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權力與法治

“權力制約”可以說是一個老生常談而又常談常新的話題，權力必須有理性和剛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約。當前，權力理論可分為兩大主要流派。一個是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韋伯主義”，其認為“權力是某種社會關系中一個行動者所擁有的不顧反對而貫徹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這種可能性所依據的基礎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權力，就是一個或若干人在社會活動中即使遇到參與該活動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機會實現他們自己的意愿。”另一個是帕森斯主義，其認為，權力是一種系統資源，“是一種保證集體組織系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務的普遍化能力?！奔訝柌祭姿箘t認為，“權力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在其他人行為之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從古代法治理論中發展而來的，早在古希臘就有人治和法治之爭。柏拉圖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論者，其在《理想國》中主張賢人治國或“知識專政”，他認為“哲學王統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國家是靠賢人的智慧和知識而不是靠法律來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學”。不過晚年的柏拉圖卻認識到法治的合理性，將法律當作人們追隨的“上帝”。“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氏的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爭中顯得尤為耀眼。他從一開始就反對先師的“哲學王統治”，而主張“法治”。他認為：“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感情用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恰正是沒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平衡”，繼而，亞氏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們早已熟知的關于“法治”的經典定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國成為法治實踐的策源地，英國哲學家哈林頓對人治與法治也有精彩論述，他認為“有完備的法，則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則有完備的法”。現代法治理論關注的核心是國家權力，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尤其是對政府權力的制約。誠如洛克所論證的：法治的真實含義就是對一切政體下的權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見，法治從精神到形式都對政府權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實質是關于法在與國家和權力交互作用時人們對這一關系所選擇的價值標準和持有的穩定心態，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問題，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權威問題。無論何種形態的社會，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存在。如果公眾心目中認同的最高權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謂的“人格魅力”、“權力道德”，那么這個社會肯定不是法治社會，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會”也只能是“法治面紗下的人治幽靈”。在凡有權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隨執掌權力人的意志而被隨意塑造的。這種社會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沒有理性而且多變，人們既無法信賴法律也無法依靠法律，這樣只能專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權力依附”，結果就是“權錢交易”，“權力尋租”等貪污腐敗現象橫行于世。當法律的權威遠不及一人之言時，其結果便是人人自危、無法無天、國將不國。

在權力制約理論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政治家亞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作為構成的基礎,即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和審判機能。亞里士多德的分權論可以看作是一種萌芽形態的國家權力制約論。繼亞氏之后古希臘政治家波利比阿認為在羅馬的制度中存在著一種各個權力互相制約、防止對方無限擴張的關系，并認為這是羅馬興盛的重要原因。他斷言,如果國家由各種權力互相幫助,互相牽制,那么無論在什么危急的時候,都可以成為一種很堅固的團體,除了這種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資產階級權力制約學說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洛克和法國的孟德斯鳩。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了立法權、執行權和聯盟權分立的主張。他認為,政府權力如果成為絕對的不受限制的，就會成為專制的,而必然會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并且明確地提出“用強力對付強力”的原則。孟德斯鳩在國家權力制約與分權理論方面比洛克又前進了一步。他認為,自由只存在于權力不被濫用的國家,但是有權者都容易濫用權力卻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保障自由的條件就是防止權力的濫用。他主張防止權力濫用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建立一種能夠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政治體制,以確保人們的自由。

從上述西方學者對國家權力制約的論述和歷史實踐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1.一切法治國家都需要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否則就會造成權力的濫用。這是一條被人類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客觀規律。2.國家權力制約的目的是實現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沒有社會公正的國家,人民是沒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才能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

顯然，國家權力制約與依法治國是密不可分的。權力制約是實現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國家的重要內涵。法治意味著控權制度的存在和權力制衡原則被遵守。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必然存在權力制約;凡是法治成熟的國家,人民的權利定會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沒有國家權力的制約,就不會實現法治國家的狀態。

第二篇：《權力論》讀書筆記

組織設計與發展期末作業

《權力論》讀書筆記

學號：201005002385

姓名：彭霞

班級：管理10-2班

學院：商學院

《權力論》讀書筆記

書名：《權力論》作者:伯特蘭●羅素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閱讀時間：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22日

摘要：本文主要從權力的產生，權力的形態、分類，權力來源的信條，權力行使通過的組織，權力與個人組織政體間的關系，權力的道德哲學倫理準則以及對權力的節制等這幾個方面來闡述關于權力的觀點。全文分為十八個章節，分別是：權力欲的沖動、領袖和追隨者、權力的形態、教權、王權、暴力、革命的權力、經濟權力、支配輿論的權力、作為權力來源的信條、組織的生物學、權力和政體、組織和個人、競爭、權力和道德準則、權力的哲學、關于權力的倫理學、對權力的節制。

人和動物的區別，屬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區別是，人類的某些欲望跟動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無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滿足的。在各種無限的欲望中，主要是權力欲和榮譽欲。兩者雖有密切聯系，但并不等同。大體說來，榮譽欲所導致的行動與權力欲所導致的相同，因此在實際意義上這兩個的動機可以看成是一個。權力欲的沖動有兩種形態：在領袖身上是明顯的；在追隨領袖的人身上是隱含的。當人們甘心做一個追隨者的時候，其目的是依仗這個領袖所控制的集團來獲得他們感到領袖的勝利也就是他們自身的勝利。在社會科學上，權力是基本概念，猶如在物理學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樣。權力和能一樣，具有許多形態，例如財富、武裝力量、民政當局以及影響輿論的勢力。在這些形態中，沒有一種能被認為是從屬于其他任何一種的，也沒有一種形態是派生所有其他的根源。權力和能一樣，必須被看作是不斷從一個形態向另一個形態轉變，而求出這種轉變的規律，是社會科學的任務。想把任何一種形態的權力，特別是經濟權力這一形態孤立起來的企圖，一向是而且任然是許多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錯誤根源。就權力而言，不同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是有區別的。

首先，在個人或組織所享有的權力的程度上，各社會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組織的增強，今天國家的權力顯然比以前更大。其次，就任何組織最占勢力這一點來說，軍事專制國家、神權國家、財閥統治國家都是很不相同的類型。第三，在獲取權力所用的方法上，世襲的王權產生一種重要的人物，高級教士所具備的各種條件又產生另一種顯要人物，民主政治產生第三種，戰爭又產生第四種。拒不承認個人權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偉大征服者的身上最為明顯，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發現。這是由于這種情形，社會合作不易實現。每個人都喜歡把社會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間的那樣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產生了競爭，需要妥協與統治，產生了反抗的沖動以及隨之而生的動蕩不安和某一時期的暴力行為。因此就需要道德來對目無政府、堅持自己權力的人加以抑制。

章節之間的聯系：

人類的無限欲望，直接體現在權力欲和榮譽欲這兩個方面，大體說來，榮譽欲所導致的行動與權力欲所導致的相同，因此在實際意義上這兩個的動機可以看成是

一個。對人的權力可以根據權力對個人發生影響的方式或根據與權力有關的組織的類型來分類。個人方面體現為：權力的領導者和追隨者。按組織類型分類權力，體現在：軍隊和警察的權力，宣傳的權力和教育的權力等方面，因不同的組織而異。另外，權力還可以分為組織的權力和個人的權力。例如：教權、王權、暴力、革命的權力、經濟權力、支配輿論的權力等。因為專斷權力十分危險，所以采用競爭這一方式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抑制?！皺嗔偷赖聹蕜t、”“權力的哲學”、“關于權力的倫理學”這三章主要討論權力與他們的彼此影響以及之間的關聯。最后一章，“對權力的節制”主題是：怎樣保證政治不如老虎兇猛，即怎么有效的節制權力。個人認為應該是本書的重點。

個人感想：

對于我們這個年齡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對權力還沒有足夠深刻的認知和體驗。它或許僅僅只是一個名詞而已。我對書中提出的各種觀點論斷，看過之外僅存腦袋的思考是：權力的實際體現是什么？王權，教權，革命權，這些是我耳熟的字眼卻不是能詳的歷史，畢竟它們的時代，離我們太過遙遠。很多人，提到權力這個詞，就是抨擊不滿，似乎它早已是腐敗墮落的代名詞。當代的權力，我們沒有最深刻的體驗，畢竟草根一族是大眾化的，但是有最深刻的視覺聽聞，權力似乎和“拼爹”畫上了等號。若要真的問我，權力是什么?我蒼白的言語，笨拙的思維，給不出一個合理的注解，但是我可以給出最真實的例子。權力是“恨爹不成剛”的嘲諷；是李天一的護身符，是“干爹”比親爹好的事實；是富二代的優先發展權；是官二代的直接晉升權；是和你一起站在起跑線，你拉牛車，人家卻乘著飛機向前的現狀。權力的節制，是要防止苛政猛于虎，那是歷史?，F在不是苛政，是亂權。要不了人命，卻十足毀了人心。面對現狀，我們的抱怨起不了多少作用，我們憤怒積怨沒有任何意義，那只叫做權力的手我們看得見卻摸不著，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緊自己的手，命運還在自己手里。羅師說，節制權力要從政治、經濟、宣傳、心里和教育條件等方面來分析，現在這種亂權的現象還能存在，說明節制權力天時地利人和的時機還沒有到來。

第三篇：《權力論》讀后感

《權力論》讀書筆記

班級：管理11-1

姓名：劉鵬鵬

學號：20110500348

5讀伯特蘭·羅素名作《權力論》有感

很開心在張老師的推薦下，我去購買了《權力論》這本書，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時間將它完整的閱讀了一遍。雖然我的理解力有限，僅僅只能領會羅素先生對權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夠我受教了。在認真閱讀《權力論》的同時，我時不時也想起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且試圖運用《權力論》中“對權力的節制”的觀點對其進行解讀，經過接近兩天的時間分析，我似乎在它們之間尋找到了一些聯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將自己的讀書體會分兩部分進行闡述，一部分是對于《權力論》這本書的一個整體理解和個人感受，另一部分則是我結合《權力論》一些觀點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的一個個人理解。具體闡述如下：

從《權力論》的開篇起，羅素就明確指出——人，作為物質與精神的完美載體，擁有眾多的欲望，但在這之中，唯獨“權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權力欲是人們追逐權力的根源，是產生社會變化的主要動因。針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利益才是人不斷發展的基本動機的觀點，羅素有著自己的見解——“當適度的享受有了保證的時候，個人與社會所追求的是權力而不是財富；他們可以把追求財富作為追求權力的手段，他們也可以放棄財富的增加來確保權力的發展”。在羅素看來，擁有權力以及對權力的渴望與追逐，是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之一。權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級需求之一。人的權力欲表現有兩種，在領袖身上是明顯的，表現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隨者身上則是隱含的，表現為心甘情愿的受領袖支配，追隨領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領袖取得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勝利。羅素認為，從宏觀角度看，權力的來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有不同的表現。例如，軍事專制國家、神權國家以及財閥統治國家，其權力實施和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權、王權、民權等諸種權力形式，其來源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從微觀角度看，權力服從的根源基本相同。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自人類社會產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隨者和領袖們則構成了每個社會中最基本的權力關系。那么何為權力服從之根源？對這個問題，羅素指出——“一切服從的現象，根源都在于恐懼，不論我們所服從的領袖是人還是神。使人服從領袖而成為追隨者的動力在于其內心深處的恐懼，服從可以獲得安全；而促使人發號施令成為領袖的動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誠信仰而產生的超凡自信心”?；趯嗔碓捶绞降难芯?，羅素進一步分析了現實社會中教權、王權、暴力、革命權力、經濟權力以及支配輿論的權力等多種不同權力形態，詳細論述和區分了組織制度下產生的組織權力和因“天賦”或“智慧”等而產生的個人權力。在此基礎上，羅素又通過不斷考察各種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分別論述了傳統的權力、革命的權力以及暴力的權力之間的不同之處。

此外，羅素更深刻地認識到，權力具有不斷擴張的特性。他明確提出在社會生活中，個人、組織與政府對權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他所探尋的并不僅限于所謂“權力制約權力”、“法律約束權力”與“多元社會團體規制權力”等這些政治學層面的一般路徑，而是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提出了一種全面的權力規制方案。他認為，權力規制需要具備4 個方面的條件———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宣傳條件以及心理與教育條件。這四個條件需要協同作用，共同制約權力的無限膨脹，以維護民主。所謂政治條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數人統治并保護少數人的機制，通過實現中央與地方分權、公共部門內部分權制 衡以及促進各種社團的繁榮，來約束公共權力；所謂經濟條件，就是指實行民主

性的社會主義，通過土地和資本的國有化，實現對經濟管理權力的監督；宣傳條件則是指，社會應該倡導言論自由，弘揚寬容精神，在科學、文化、藝術領域不強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條件則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動狂熱情緒，消除恐懼、憎恨心理和破壞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學氣質。羅素還對權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規勸。他告誡人們要始終把權力當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讓權力結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種善良的目的。這種目的必須在實現后能有助于滿足別人的愿望，而且實現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帶的弊端超過目的實現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討論完這三種權力形式的區別之后，羅素話鋒一轉，進入了下一個更為深奧的話題：權力是如何在社會歷史的發展演進中不斷形成和實現的。他為此專門安排了一個過渡性的話題，這就是：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是從哪里來的？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對僧侶和國王表示尊敬的傳統是傳統權力的來源；而恐怖和個人的野心———這些則是赤裸權力的主要來源；新信仰取代舊信仰這是革命權力的來源。

在這之后羅素還討論了權力與道德的準則，認為這二者之間并無明顯的關系；不僅如此，他還批判了權力哲學，毫不客氣地指出：權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權力哲學在某種明確的意義上卻是瘋狂的。隨后他分析了權力的倫理學——“有權力的人，最終目標應該是促進社會的合作，不是一個團體反對另一個團體的合作，而是整個人類的合作”，“最終統治人類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們求助于人類的共同欲望——追求幸?！?。

雖然這些想法始終是積極美好的，但羅素同時也是一個現實的人，他認為僅有這些美好的憧憬與呼聲顯然是不夠的，他在著作的結尾討論了權力的和緩，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是權力和緩所必不可少的四個條件?！睋Q句話說，要使權力之獸始終在理想道路上行進，那么必須使用由這四種材料擰成的韁繩。這也就是如何馴服權力的最終解答。

關于近期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會議決定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運用《權力論》對權力的節制的一些觀點對其進行了了的一個簡單的理解與解讀。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進一步壓縮政府權力的，釋放市場功能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它將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整個公告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體現本次全會決定的關鍵性語句，它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期許和愿望，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與羅素所表達的“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成功實現自己的復興之夢。

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我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日漸豐富。但是，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極為嚴峻的問題，尤其是近幾年來，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尋租腐敗、地方債務危機等問題層出不窮，極大的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究其這些問題的根源任然是“權力問題”，是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閑不住的手”的“權力問題”。為此，中國政界與學界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大討論———究竟我國經濟應該選用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市場為主導？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它解答這一困惑，并堅定地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全會的決定體現了“市場能辦的交給市場，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這一精神，在壓縮政府權力、釋放市場與社會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隨意投資；二.嚴格控制預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減政府機構，減少審批特權；四.財權與事權對等，減少作案空間；五.強化監督，建立行政體系外的司法系統——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這些措施實施，能夠使我們的政府系統減少貪污腐敗的作案空間，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能夠使我國目前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為以消費為主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模式，能夠使我們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經濟快速增長的帶來的利好，實現“國進民進”的宏偉目標。

針對此次全會決定會帶來的主要利好，我將以“農民”、“城市居民”和“企業家”三類人群進行重點敘述。對于農民，第一步，通過使農民的宅基地和農地可以流轉，農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土地進行轉賣、租賃以及貸款等來增加農民收入； 第二步，通過進行城鎮化，改善農民居住環境，解決農民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對于城市居民，開放“單獨二胎化”，滿足廣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訴求，同時解決“人口老年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開征房產稅，限制投資性購房行為，減小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控制一二線房價猛增的趨勢；建設小產權房，滿足廣大中低收入的購房愿望，同時間接調控普通商品房的房價；對于企業家，首先，限定民營企業不能進入石油、天然氣、電信、電網等行業，其他行業都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甚至包括很多國民關心的金融領域，對此，國家更是決定在31個省市自治區特批31家民營銀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民營資本及外資進入國有企業，同時允許國有資本進入民營企業和外企，充分發揮民營企業法人治理高效靈活的特點及國有企業資金技術雄厚的優勢，同時減少經濟的行政干預；最后，僅限定外企不能進入糧食、媒體和稀有金屬等行業，降低外國資本準入門檻，吸引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和開發，極大的促進中國經濟的繁榮。

誠然，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描繪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決定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它依然會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樣遇到極大的阻礙。具體的阻礙，我個人理解主要會是“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較，可能現在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遇到的阻礙會小很多，主要因為在本次三中全會，政府、各級工作單位與學者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進行了數以千計的實地調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組織多次工作會議進行討論，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對當前社會的種種問題的不滿，對改革的集體訴求越來越濃、越來越一致。因此，本次會議決定一經公布，便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在人民群眾中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然而，相比較以前的任何時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卻是空前的。由于長期階級的固化，而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改革觸及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必然奮起反抗。而且在他們之中還有不少有權有勢之人，他們對改革的抵制會極大的影響《決定》的實施，有時甚至會顛覆我們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遠，它需要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來進行，它需要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才能實現。

第四篇：論民主與法治

論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來源：作者：

論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來源：作者：

民主與法治一直是近代以來文明國家的共同追尋。中國自“開眼看世界”以來便對西方民主與法治環境下的文明社會推崇不已，于是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引進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會自身歷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對民主和法治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再加上中國自身傳統思想的影響，這條學習之路異常繽紛但十分艱辛。其間思想流派雜陳觀點互相辯難，而經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態甚至自相矛盾，不僅難以與我國國情相契合而體現出先進性，反而有淮橘為枳的尷尬甚至流禍無窮。

因此，明確二者的含義、厘清二者的關系便有很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了。而在我黨以大無畏的精神撥亂反正并毅然選擇了法治的治國之路后，這種探討尤為重要。當然，筆者并非對民主與法治做一個系統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幾本厚厚的專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對民主與法治的關系作一點力所能及的闡述。

一

民主，永遠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詞語。民主理論源遠流長，它從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文明中持續不斷的發展而來，傳播到了每個大陸并成了人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主的含義眾多，但在現代憲政理論中，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政治事務中最基本的權利應屬于人民。民主能讓我們避免獨裁者暴虐、邪惡的統治，能保證公民享有更為廣泛的基本權利，使人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從民主的發展史來看，民主理念要在國家統治中得到實現，離不開法治。

法治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觀念。西方歷史上的法治觀念源于梭倫變法，至亞里斯多德時已經基本理論化。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的發展，法治的觀念開始廣泛傳播，并在憲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確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著多重含義。首先法治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視法為社會最高權威的理念和文化?！浯?，法治是一種價值的體現。法治不但要求一個社會遵從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還要求這種被普遍遵從的法必須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種以?法的統治?為特征的社會統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會道德等對人們內心的影響和外在行為的自我約束，但它排斥以人為軸心的統治方式，它奉行?人變道不變?的哲學原則。”[1]（第99—100頁）

民主與法治是現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們對它們的含義及相互關系的理解卻各不相同。然而，無論如何理解，我們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立足點和價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們在現實中的表現也迥然有異。

（一）民主與法治并不天然統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論。許多學者也認為民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會必然是民主社會，不是法治社會也必然不是民主社會；反之亦然。但情況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產生專制，即使是我們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淪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對于這一點，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思想家們就早已發現。杰弗遜曾寫道：“一百七十三個暴君必然與一個暴君一樣具有壓迫性……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專制政府并不是我們奮斗所尋求的目標……集權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它控制除了與代議民主制有關的條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實際的，也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盵2]（第114、263頁）事實上，西方式的民主確曾導致過“多數人的暴政”（托克維爾語）或“多人的專制主義”（孟德斯鳩語），如一百多年前美國婦女和黑人的處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由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授權美國行政當局將日本裔的公民關進集中營。而康德則堅持認為，民主是“18世紀的人們理解專制的必要詞匯”[3]（第151頁）。在一定意義上說，民主的專制比不加掩飾的專制更為可怕。甚至還有人認為，“通過人民定期普選產生領袖的體制稱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雖言稱?民治?，卻也是少數領袖在統治，是人治的一種。正因為?人民?無法行使?治權?才需要政府，需要領袖?！盵4]這段話雖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與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

資產階級革命以前，人們普遍認為權力來源于神。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權力來源于人民的學說深入人心。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原來的學說受到批判，認為“人民”是一個集合主體，“人民”的概念不斷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權力來源于法律這一學說二戰后逐漸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力統統來源于法律。這樣現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邏輯起點?！胺删_的規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義和抽象道德原則的具體化?；痉ǖ脑慈皇?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數可以任意更動?！盵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減少法律中的專斷因素，那么公眾的參與本身也必須服從審查和批評。我們可以發現，人民之所以對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他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在所處的時代，受到了太多學說的鼓吹，或只是對自己崇拜的偶像話語的迷信罷了。貢斯當乃至其后的托克維爾、伯林對民主可能產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過發人深省的論述。

其次，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民主與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體現。

（1）民主社會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會?，F實中人們對民主的理解往往過于簡單。美國的成功，使它變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國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頓在談到這一點時說：“人們愿意模仿取勝的典范”，這多少有點成王敗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簡單等同于美國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顧世事的變遷和自己的國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則令人擔憂。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黨派政治，卻不顧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國實際發展情況。經常是幾十甚至上百個政黨爭權奪利，結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卻進展緩慢，甚至造成社會動蕩，經濟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對民主產生幻滅感。二戰后，一些國家模擬西方模式，建立起多黨制、議會民主的國家，大國如俄羅斯，小國如阿爾巴尼亞、盧旺達。民主不僅沒能給他們帶來秩序安寧，相反卻是官員腐敗、治安惡化、爭辯頻繁，社會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潰，法律被束之高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更何談法治！

（2）同樣，法治社會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會。反觀亞洲一些經濟成功的國家和地區，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說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會，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發達，法度嚴謹，在西方人眼里是個嚴刑峻法的威權國家，但其經濟成就無法否認，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發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選舉制度。世界各國公認香港回歸前是一個法治社會，卻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回歸前，統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選舉產生的港督。港督作為英王統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絕對的權力。當時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輔助和咨詢機構，其主席由港督擔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況下卻能維持社會繁榮、穩定。雖然，民主是法治社會的追求，但它們的融合發展卻是階段性的，需要時間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所總結的經驗：“我不認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也不認為只有一種民主?！焙嗤㈩D由此論述不同的文化導致不同的政治選擇，政治競爭“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國或亞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這會導致爭議和混亂?！盵5]（第366頁）由此可見，民主與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種。如果離開了法治、憲政和個人的權利保障，民主獨立發展的結果很可能是集權主義的暴政。

（二）當然，民主與法治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統一的，這也正是現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標?！胺ㄖ螌⒚裰髦贫然?、法律化，為民主創造一個可操作的、穩定的運行和發展空間，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導到理性的軌道，為民主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民主為法治注入新的內容和動力，使法治為保護人權、自由，促進人的幸福生活服務。”[6]“在典型的現代民主社會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過對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權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從而保障了基本人權，支持了民主秩序?！盵7]（第259頁）民主與法治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雖然二者的運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體建構上兩者在探索中逐步實現了統一。

從法治的歷史發展來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貫穿著法治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梅因關于社會進步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的經典論斷早已為世人皆知，所謂“契約精神”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誠實信用。我們不應把“信用”一詞僅理解為民商法領域的特定含義，它實際上也深刻的影響著刑法領域乃至整個法治現代化進程。如果當事人之間絕對信任，就無須對方許下諾言；如果雙方之間絕對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許諾，也不會有契約。因此，契約是“信”與“不信”的矛盾統一體。契約一經形成即具有法律約束力，除非當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變。不論是契約的提供者-國家，還是另一方相對人-公民都必須嚴格依契約辦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約的內容，適用法律就類似于履行契約，人們可以從契約推斷出自己行為的后果。契約的履行須靠雙方當事人信用的維護。正是從此意義上，李斯特說，“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憲章?！缸锶诉_成一項文字保證，對他們的懲罰只是當具備法律條件時才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實施。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兩句話是一道屏障，保護公民免受國家權威、多數人的權利、利維坦的侵害。”若國家一方因民眾的要求突然背棄刑法典撕毀契約，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約。這樣契約便成為一紙空文，作為契約表現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問題上，如果代表國家意志的司法機關不顧罪刑法定原則把龔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將不復存在，人們不能根據刑法對自己行為的后果做出正確的預測，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盡。推而廣之，整個法律體系都毫無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礎，只能等待崩塌的命運。對于法治與民主的關系，托克維爾有深刻的認識。他指出在法國大革命時“民主革命在社會的實體內發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沒有發生為使這場革命變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應變化。因此，我們雖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減輕它的弊端和發揚它的固有長處的東西；我們只看到它帶來的害處，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處?！盵8]（第9頁）這種認識深刻揭示出第一，沒有法治及相關的意識形態建設，民主政治無法立根，甚至會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確立有助于培養與民主相適應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對此，我國學者也有深刻認識，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歷史的基礎上認為“西方較優良的民主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它們的民主是從法治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9]（第91頁），并言簡意賅的指出：“中國原沒有法治的傳統，而法治是實行民主的首要條件?！盵10]（第298頁）他還強烈呼吁要弄清民主與法治的含義。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與?；庶h的論戰中對民主法治的認識，以及對我國國情的分析都是頗有啟示的。[11]（第167-176頁）

對于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來說，對民主與法治的分殊與融合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引進西方民主經驗的時候，必須仔細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須仔細研究它與本國國情的契合條件。同時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卻有著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大民主”傳統，有著數千年重道德輕法治的傳統儒家思想觀念影響的國家來說，民主與法治的任務尤其艱巨。我們在推進民主政治時，既要以各方面完備的法律體系代替對個人完美道德的預期；又要防止西方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乘虛而入。在增強民主參與意識的同時增強法治觀念，再擴大自由完善民主，讓社會在穩定的環境中逐步實現民主政治，而不能讓激情的民主淹沒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的一些緊張之后，我們再通過一國內法律體系的運行用法律的視角繼續審視二者的關系。因為法律體系是一國建構其秩序的必需及實體外化，它的運行與走向深刻體現著各種通向文明社會的思想，民主與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們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足球“黑哨”為例繼續分析二者的關系。

足球“黑哨”問題前段是廣大球迷乃至全國上下議論的熱點，同樣也引起了眾多法律界、學術界人士的關注。大家對足球“黑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看法，見仁見智，眾說紛紜。①“黑哨”道德品質惡劣，惹得熱血球迷群情激憤。一時間，似乎不殺“黑哨”不足以謝天下。于是隨著龔建平的被逮捕、高檢通知的出臺、人大常委會立法建議的提出，許多人為之歡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義得以伸張，民主真正實現的法治國家。但從法治的含義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則卻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直令民憤難平。它不僅涉及到刑法的領域-民主與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則面前交鋒，更可以看成是民主與法治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沖突的一個縮影。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黑哨”應以貪瀆行為定罪量刑。但“黑哨”問題定罪的難點卻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難：“面目模糊”的中國足協性質難以界定，二難：裁判是不是法律規定的國家公務人員，三難：執哨足球是否屬于執行“公務行為”。這三個問題直接決定著“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該定何罪的問題。在我國的《刑法》中，涉及受賄的罪名有兩項：受賄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這兩罪的主體都是特定主體，前者為國家公務人員，后者為公司企業人員，其他行業中的貪瀆行為還沒有經過立法規定和司法解釋的確認。也就是說，如果“黑哨”裁判不屬于上述兩種特定主體，他就不應該受到刑罰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質問題正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至今沒有達成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而根據法治的重要原則-“罪刑法定”的原理，則無法對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則，即什么行為是犯罪，對犯罪行為處什么刑罰，都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原則，或者說，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否則行為不構成犯罪，也不能對行為人施以刑罰的原則。[12]（第131-132頁）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體現了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以及對人權的尊重，在刑法發展史乃至整個法治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罪刑法定與罪刑擅斷相對，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與法治斗爭的產物。當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寫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實現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發達和法治觀念的進步。它和法治中的許多原則一樣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對立統一。

當透過罪刑法定原則再去關注“黑哨”問題時，我們必須厘清民主與法治的關系，群情激憤的民主不能越過理性的法律邊界。否則，法律權威喪失，法律信用無存，結果將會是得不償失。民主應該在法治的引領下在健康的軌道中運行以實現其終極目標。

第一、樹立法律權威，確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數人的參與。為了更好的實現民主就需要飽滿的熱情、煽情的話語和昂揚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無可避免。但法治卻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樹立起法律的權威。人治與法治最根本區別即在于樹立起以憲法為核心的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最權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導控制。

有人說“黑哨”問題引起了極大的民憤，象這樣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還說什么法治？說什么法律體現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對“黑哨”道德審判的訴求大大超過了現實法律的訴求。讓我們冷靜的想一想，民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據？能不能因為人民氣憤就以刑罰手段來處理問題？有罪和違紀、違法、違規是不同的，壞人就一定是罪人嗎？國家的法律是有層次的，其責任的承擔也是各不相同的。為什么會有法律、法規、條例、紀律等不同的規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憤極大而置刑法的規定于不顧將“黑哨”定罪，那法律豈不又淪為“防民工具”，成為當權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隨時拿來揮舞一番，也同樣可以隨時將它束之高閣。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動搖的法律也在“民憤”面前任人擺弄、任人曲解，而顯得那么的軟弱無能。

法律若想在現實中真正樹立起權威，除了理論的精辟分析，宣傳的大力倡導外，關鍵還在于確立法律信用。法律無信用，法治必然難以展開，人民的權利將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難成為民主的要求了。在當代中國，法律權威不高，人們有法不依，執法人員執法不嚴，遇到糾紛當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尋求其他解決途徑，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樹立法律權威以維護法律信用，而民主則要求嚴懲不法行為以實現廣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較好地處理這對矛盾呢？這就迫切需要為民主創造一個可操作的制度，將民主納入法治的軌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筆者認為最符合法治原則的解決方法就是啟動刑法修正案，將“黑哨”問題及有關需要定罪的行為科學、客觀、準確的加以規定，并根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只對以后再出現的類似情況予以適用。畢竟，刑法具有極大的刑罰權，能直接剝奪公民的財產權、人身自由權、政治權，甚至生命權。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草率地將“黑哨”予以定罪，雖然可以一時平息民憤，滿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給法治帶來的危害卻是深遠、長久的。

第二、權力制約，權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單單是法律的統治，依法而治，它還“內含著平等、正義、自由、善德等社會價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進社會的價值。”[13]（第608頁）這些社會價值歸根結底反映在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上。權力制約原則是指國家權力的各部分之間相互監督、彼此制約，以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14]（第101頁）在歷史上權力制約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政治家、思想家對權力制約問題的闡述很多，盡管他們分析的角度、語言的表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權力制約機制是建立民主制國家的基本環節。在這個意義上，民主賦予法治以現代概念。如果法治沒有民主的注入，將顯得僵化而不能體現保護人民的價值追求。因此大多數杰出的思想家都選擇了權力制約的機制以保障權利。

圍繞“黑哨”問題是否適用罪刑法定原則的爭論其實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現實。罪刑法定首先意味著立法權與司法權嚴格分工。刑事立法權只能由國家立法機關行使，而司法機關只能嚴格執行立法機關所頒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權，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領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則還意味著以立法權限制司法權。[15]（第96頁）這種限制途徑主要表現在：排斥習慣法、禁止類推和事后法的禁止。這樣能較好的限制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對行為的定罪和量刑，均應嚴格按照刑法條款的規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員樹立嚴肅執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識，消除曲解法律、無視法律的錯誤觀念，為司法公正打下基礎。反之，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利，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盵16]（第156頁）

在“黑哨”定罪的問題上，有人還想到了司法解釋這一途徑。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兩高”的司法解釋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說，如果一旦相關的司法解釋出臺的話，凡是1997年刑法頒布以后出現的情況都是可以適用（當然包括已經發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論司法解釋把裁判界定為國家公務人員還是公司企業人員，無疑是將該罪名的主體進行了擴張解釋甚至是類推解釋。根據罪刑法定原則，類推解釋是禁止使用的，而擴張解釋一般也只適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釋將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狀態，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釋原則的。由此推而論之，在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有許多新事物涌現，如果紛紛以司法解釋為準，那么立法意義何在，法律權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設想中原本最軟弱的司法權逐漸擴張，甚至有可能改變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權專斷，最終造成對人權的任意踐踏與損害。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法治的民主要求：權利保障。權力制約乃至法治的最終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權利。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論認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認和保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為了保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最重要的是讓人們通過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制定代表民眾利益的法律，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這也隨之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憲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權人民行使自治權所授予的權威制定的。人們受法律的約束，因為法律表達他們的意志。反之，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會中的法必須是民主的法，必須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法。黑哨問題的討論焦點-罪刑法定原則正貫穿了民主的精神，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一方面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對一般人權利的保障。它明確向公民昭示了何為犯罪行為，何為合法行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間得以確定，行為的自由度也可以發揮到最大限度，從而有利于公民個人權利的充分行使。試想，如果適用司法解釋而進行類推或擴大解釋的話，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確定了行為方式的法律輕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確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權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權利便可能同樣輕易地被解釋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這種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為法治。同樣，這當然也是我國依法治國戰略的主要目標，并且在我國的法治實踐中得到體現。如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價值取向更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權利和自由，這有助于我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們應沿著這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可被一時的激情沖昏了理性。

結語

民主與法治都是人類文明進步所一直追求的價值目標。人們不能拋開民主片面地強調法治，更不能因一時的沖動而使法治受到毀損。尤其是對我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為此，民主必須體現其法治的要求-樹立法律權威，確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時體現其民主要求-權力分立，權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領下才能有序穩定的運行而不致脫軌。這樣，民主與法治相互結合、相互促進，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終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問題所引發的民主的激情雖然表現出民眾對“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對消解傳統理念、暴露現實缺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但必須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對待，否則過猶不及。在建設法治的道路上，讓我們謹記：“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

第五篇：論領導的責任與權力

論領導的責任與權力

在我們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域，無論是黨員干部，還是普通的員工，都工作在不同層次、不同崗位上，不管工作職位的大小、高低，干什么工作，必然都承擔著一定的工作責任和擁有相應的工作職權。只有正確地履行崗位職責，嚴守崗位責任，才能有緊迫感和壓力感，把工作做好。當然，世界上不存在無責任的權力，也不存在無權力的責任。不承擔任何責任或者權力大于責任，就會導致特權或權力濫用；同樣不賦予任何權力或權力賦予的不適當，也會導致責任消減或責任推諉，因此在合理配置權力的時候，就要遵循權責相稱的原則。

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把握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

權利問題也是世界觀問題。權力本身具有兩重性，用好了，造福人民，用得不好，也會造成危害。手中掌握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不是私有財產。為人民掌權，還是為個人掌權，歷來是兩種不同的權力觀。能否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對一個領導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具有重大影響。要牢記黨的宗旨，認真實踐“三個代表”，殫精竭慮，一心為民。正確把握權利與責任的關系，是領導干部自身素質高低，表率作用強弱的重要標志，必須破除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避免利誘和人情在正確運用權力過程中的影響。所謂利誘就是指金錢、美色、名利、職務等誘惑；人情主要是因為同事、親友、部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關系搞人情大于原則，這些問題究其根源是極端個人主義作祟，與學習實踐“三個代表”活動是格格不入的。我們要從事關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高度，加強黨的執政建設和保持黨員先進性的高度，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二、明確工作職責，處理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

明確個人工作職責，知道應該干什么、能干什么。正確履行本崗位的職責，秉公辦事，不謀私利，過好名位關、權力關、金錢關、色情關、人情關。更要增強責任感、事業心。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曾播出了一位領導干部在暢談學習“三個代表”體會時講的一段話，他說：“為官莫忘責任重。黨員干部實踐三個代表的關鍵是要自覺地增進同群眾的感情，感情問題解決了才能把作風轉變過來，才能聞得民間疾苦聲?！薄盀楣倌熑沃亍倍嗝茨腿藢の兜囊痪湓挘I導干部只有公正無私用好手中權，鞠躬盡瘁，勤政為民，才無愧于人民公仆的光榮稱號。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黨員、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如果權力與責任相脫節，就會成為謀私腐敗的工具。用權為民，還是以權謀私，始終是對黨員干部的嚴峻考驗。一個事業心、責任感很強的人，自然就會把手中的權力用在事業上，所以責任感事業心是公正用權的基礎。

三、加強理論學習和黨性修養，遵循權責相稱原則

要想長期正確把握和處理權力與職責的關系，一是必須加強理論學習，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養。作為共產黨員，如果放松了學習，思想就會落后于形勢，就會喪失先進性，就會使精神世界陷于低級趣味，難以抵擋物欲的誘惑。加強理論學習，要堅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強思想政治修養，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真正懂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社會的主人，擺正“主人”與“公仆”的關系，想群眾之所慮，急群眾之所難，關心群眾的具體利益。二是必須加強黨性修養，不斷增強黨性觀念，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共產黨員要有黨的意識，這是對黨員最起碼的要求。三是要遵循權責相稱原則。明確的分權、授權能夠有力地提高管理績效，使之有職、有權、有責。同時，加強對權力和履職情況的監督。有了有效的監督才能真正落實授權，有了充分的授權，才能使管理有層次，系統分明，也有利于政令暢通，指揮有力，管理效率提高加強工作責任心。否則會造成管理中的大事管不了，小事又管不好的結果。

四、年輕干部更應把握處理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

賦予年輕干部處理工作的權力，是領導對年輕干部的信任和期望。作為年輕干部必須把握住兩條：一條是決策正確，符合實際和規律；一條是作風正派，真心實意為人民大眾辦事。二者缺一不可。年輕干部使用權力時，必須牢記黨的囑托，時時處處體現人民的愿望，要把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考慮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始終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在對待權力的問題上，應讓組織去考慮和安排，自己的態度一是不伸手，二是不集攬，三是不濫用。年輕干部要清正廉潔，公道正派，更多地用人格的力量去影響他人。不要把權力看成是一種可以炫耀的榮譽和待遇，應把它看成一種歷史責任和社會義務。無數事實證

明，我們的黨員干部不論職務高低，黨齡長短，只要廉潔從政，勤政為民，就必然受到群眾的愛戴和敬仰；誰要違背黨的宗旨，以權謀私，就必然身敗名裂。

權力是實現職責的必要手段,實現職責是行使權力的目的，權力與責任是一致的，不可分離的。理解、把握、處理好權力與職責的關系，就是要向黨和人民負責，以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謹慎地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防止濫用權力。同時又要克盡職守，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敢想敢干，大膽決斷，辦更多的事，才能不負黨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