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法治文明

2000年10月30日 09:40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文正邦

在我國正處于世紀之交，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中的最強音；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設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緊密結合，同步推進。”在當今世界，現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體化關系不僅已成為時代潮流，而且體現了我們時代的特征和時代精神；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以及社會主義文明建設均已突顯出了其特殊重要意義，它們都是保障和促進我國社會全面進步所不可須臾忽視的。為此，很有必要探討一下其間的內在聯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這一概念并以此為中心探討一下有關問題。

一、法律的文明屬性

認識法律的文明屬性，首先需要在觀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意識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輔、重刑輕民、嚴刑峻法甚至酷刑亂法以及義務本位和官本位的影響，似乎一談到法就意味著懲罰、鎮壓、限制、禁止、束縛、不通人性、冷酷無情等等，使人們畏法、懼法、仇法、避法，這樣形成的法律觀念自然就與文明無緣。

然而事實上，法律不僅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產物和標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豐富的文明內涵和屬性，同時法律發達史就是法律不斷趨向文明化的過程。

文明是標識人類的進步程度和狀態，社會文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所以文明與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緊緊相連（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似應是比“文化”更高層次的概念。因為“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了比較高一級階段，即告別了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從而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動物界而進入文明時代才開始呈現的進步程度和狀態；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舊石器時期最粗陋的遺物遺跡，也具有‘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但一般都不把它們稱為“文明”。可見文明及文明史是標識人類社會發展程度中更高層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類社會任何發展成果和發展階段的概念）。可以說，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在生產工具改進（出現了金屬工具）從而使生產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礎上，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而導致私有制、階級以及國家和法律的出現（即生產關系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社會交往、社會行為趨于復雜化，而需要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更加嚴密才能使社會保持有序）。可見國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會的一種標志，雖然同時也就伴隨著嚴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但也是人類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及行為方式趨于進步和文明的表現。所以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說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項，雖不是唯一的一項，但也是主要的一項” [2]；比利時法學家班達認為，法是文明社會通向公共的強制，是為在人們之間實現一種秩序而制定的“行為規則的總和” [3]；美國法學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斷的有目的的活動的產物，“法律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 [4]；英國法學家菲尼斯認為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確定性、具體性、明晰性和可預測性引入人類相互行為中，使法律不僅規定人們的行為規則，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機構，從而使“法律調整它自己的創造” [5]；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認為法的概念應基于科學普遍性，從最廣泛的意義強調法應當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秩序”和“社會組織的特殊技術” [6]。

之所以說法律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和標志，這從法律的起源和產生過程也可以看出來。因為它是社會調整從原始社會個別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調整進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規范性的調整；從自發性調整進到自覺的調整；是從氏族社會中習慣同宗教、道德規范混溶，權利與義務不分，進展到逐步分化發展開來而形成法律規范的過程。固然調整階級關系的需要是法產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乃是法產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層次動因。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一種生產方式持續一個時期，那么，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后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在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8]。

不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屬性，法律雖然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但它作為一種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體現著某種公平、正義、理性和正當利益（雖然不同的階級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無怪乎從詞源上看，不僅中國古漢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義，而且從若干種外文詞源來看，“法”和“權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義的含義。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文化中儒家的倫理法思想之所以影響深遠，西方把理性和正義作為法的基礎的自然法學思潮之所以源遠流長，經久不息，也表明了人類追尋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強烈的、共同的價值趨向。

從法律與自由的關系來看，無論是明智的資產階級法學家、思想家或是馬克思，都肯定了法與“自由”這一標識人類進步程度的概念的內在聯系（共產主義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社會）。孟德斯鳩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9]。黑格爾以自由是對必然性即規律性的認識的辯證觀點出發，進一步把自由視為法的本質。認為法是

“作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構成法的實體和規定性”，“法的體系是實現了的自由的王國” [11]。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法律是規律的一種，是社會的法則，是人的規律，這種規律被人的理性所認識，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為國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獲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實現或體現，或者說“法律是自由的具體表現”，“是自己實現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們實現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手段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13]再從法律的功能和作用來看，法律雖然是實行階級政治統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規范職能（評價、指引、預測、教育、保護、制裁）及執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表明它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和社會沖突的調節器，是人們正當行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軌行為的矯正器，是社會生活、社會管理和各項事業的經驗總結和概括，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文明內涵和意義。

法律的發展史或發達史也就是法律不斷趨向文明的歷史過程。從同態復仇到罪刑相適應，從罪行擅斷到罪刑法定，從“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刑、民、訴不分到形成各個專門法律部門，從充當專制統治的工具到作為民主政治、公民權利的保護神，作為“人民自由的圣經”（馬克思語）。所以，近現代法制發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則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法不禁止即自由、法無規定不為罪、無罪推定等原則以及辯護制度、回避制度、公訴和公開審理制度、陪審制度、審判監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發展的成果和表現。而現代法制所體現的文明，其實際內容就是一定性質和程度的社會秩序、社會正義以及以此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紀守法就是文明行為的表現，法律調整所要求的社會有序性是社會文明狀態的基本條件。由此可見，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狀況是社會發展及進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會進步、社會文明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

二、法治文明的價值分析

筆者認為，法治文明即一個國家實行法治的狀態和程度所體現的文明，是人們在具備一定社會條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為治國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會正義、保障人民權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與人類進步事業息息相關。法治文明是社會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是人類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組成，并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著保障和促進作用。因此，對法治文明作價值分析也就是要認識法治所包含的進步的內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狀和特征。而只要我們仔細思考就不難發現，文明確是法治特別是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質屬性，是法治的總的價值特征，體現著現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并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不是靠權力者的威嚴甚至特權，更不是靠親情。總之，不依個人意志、好惡、品質、素質以及升遷進退為轉移。所以法治與人治是根本對立的，跟專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樹立崇高的法制權威作為基本原則；法律是公民行為和政府活動的最終導向，是規制和裁決人的行為的最高標準和終極力量；使每個社會成員都共同受法律的保護和約束，任何人或任何組織都無例外地受領法律的規束以及恩惠，其行為和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和范圍。因此，法治是社會調整向高層次發展，以擺脫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權，使社會在嚴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運行中，形成一種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和狀態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順利發展。這正是社會進步所必須和趨向文明的表現。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內涵比“法制”概念的內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法治”與民主緊密相聯，而“法制’則不一定。一般說來，“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謂，因此既有專制政體下的“法制”（如奴隸制和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嚴刑峻法、酷刑亂法，以及絕滅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體下的法制。所以只講“法制”，就難以避免“惡法亦法”。只有作為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產物的法制，才與法治有所通義。而且法制所關注的是建立和維護某種秩序，而法治所關注的焦點是有效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特別是現代法治必然內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為其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產生乃是伴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憲政制度即資產階級法治國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權至重（實質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憲法至尊；因此政府權力有限，人民主權神圣；實行分權制衡，以法制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利，同時依法保障公共權力的合理運用和分配。所以現代法治的精髓和要義就是把法律從作為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統治工具變為人民在當家作主（實質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來管理國家、約束政府權力（使其合理運用、不致濫用和腐敗），有效地治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服從于社會公眾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權威從屬于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權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類在構建有序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秩序的目標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會在趨向文明過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認為“文明的社會組織是唯一的法治社會”，而這種社會組織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員即公民具有憲法規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三種不可分割的法律屬性，生活在依據“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權威和權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還在于它的公正性、正義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來的法律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

造，它對整個制度文明都起著確認、維護、保障和促進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為人類經濟制度文明重要體現的商品經濟關系，尤其是它的充分發展（在近現代社會）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這一重要經濟形式，之所以成為近現代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建設不可逾越的階段，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富民的必經途經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場經濟制度或體制包含著人類經濟制度文明的豐富內涵，體現著人類經濟制度和體制建設與發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經驗。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法律手段的規制和調節作用--以價值規律為基礎，以市場為中心來調配社會資源，就使經濟主體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擔更大的競爭風險，從而使動力和壓力并存，就必然要求嚴格、科學的經營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穩定的、嚴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場規則和規范，以使經濟活動有序地進行，創造出可觀的效率和效益。這就促使人們不斷地去探尋、創設、試驗、修正和完善各種有關生產、經營、流通、交換和分配的制度、管理辦法和規則，不僅各種經濟學說和管理學說應運而生，而且有關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其實施運行機制也愈來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隨市場經濟而出現和不斷完善的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產權制度、專利制度、產品質量制度、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和保險制度等，以及我們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現代企業制度，都是人類制度建設的共同經驗和智慧的成果。它們既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一種法律制度；既是人類經濟制度文明發展中的寶貴財富，也是現代法治文明的結晶和碩果。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顯著標志和核心內容之一。政治文明之兩大核心內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現代社會，民主和法治總是緊密結合，水乳交融，不可剝離的，二者共同組構出政治文明的豐富內容。如前所述，不僅法治必然內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為其本質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須上升為法治，即要靠厲行法治來體現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層次發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優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責任政治，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法治體現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必然趨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則，如人民主權原則、分權制衡原則、平等自由原則以及依法治國原則，不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則，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來體現、保障和維護，因為法治的中心問題就是要確定國家權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權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須堅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體現人民主權和便于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代議制度、選舉制度，少數服從多數并保護少數的民意體現制度，體現政府向人民負責的政治責任制度等，也不僅都是現代法治所應堅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來體現、保障和維護。所以憲法和行政法作為現代法治的產物，正表明了法治對民主的體現、保障和維護的重要功能及作用（憲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則是憲法的具體化，它們要解決的中心問題都是合理規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權力，以保障和維護公民權利）。有的學者很好地概括了現代法治與民主的這種內在必然聯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權，通過自由表決和選舉組成代議制立憲政府；

（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憲法和法律能夠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權利，促進大眾政治參與向廣度和深度擴展；

（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對于所委托的少數管理者及由他們組成的權力機構，通過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種形式的分權與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監督，保證公共權力的合法權威和合理運行；

（四）法治的形態，在于確立嚴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運行程序，這種程序必須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規定和基本原則，如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為人民負責，越權無效等原則。”[18]這些都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雖然不同階級基礎的民主和法治實現程度和具體表現方式會有所不同，但都離不開這些基本原則和共同要求。而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一國兩制”的國家體制和結構，則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既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表現和補充，更需要靠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來保障、維護和予以鞏固，所以也是中國當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內容。

四、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問題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還在于，它不僅對整個制度文明，而且對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內的整個社會文明都起著確認、鞏固、維護、保障和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在現代社會，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夠順利地進行和健康地發展。所以鄧小平同志創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緊密聯系著的兩個“兩手抓”：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設，法制建設必須貫穿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物質文明建設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視并正在積極推行，雖然還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卻存在許多困難的問題，任務更艱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論上的問題亟待解決。

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歷來在學術界也有所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設有無必要和可能實行法治化以及怎樣實行法治化這個問題上。因為精神文明也是一個復雜的體系，總體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這兩大系列所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會在教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等方面的發展和成就，它們是社會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質生產和生活的發展程度直接相聯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產力的構成要素，科學技術還是第一生產力），又受經濟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響和制約。因此，這方

面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問題是毫無疑義的，也比較容易引起重視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建設方面，法律不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著組織和推動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師法、商標法、專利法等一些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國家頒布的有關對自然科學、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和技術改進等各項獎勵條例，還有近來國家用法律手段加強對精神產品的生產、流通領域及文化藝術市場的管理等，都具有這樣的作用和意義。可謂抓得對、抓得及時，務必堅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會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道德面貌、社會風尚、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信念、理想、覺悟、情操、組織紀律性等方面的進步程度和狀況。它們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部分，集中地體現著精神文明以及整個社會文明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并強烈地反作用于物質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們平常所說的一個社會、地方或單位精神文明的狀況，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們是精神文明建設中更為復雜、困難的領域。然而，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設也必須實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實處，收到實效，才能擺脫其軟弱無力狀態而成為過硬的一手。

首先，從人類社會文明的系統結構來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設）的實際目標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同步協調發展。但是，由于物質文明雖然是精神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為它提供物質基礎，所以古人說“倉廩實而后知禮義，衣食足而后知榮辱”），但卻不是充分條件（物質文明的發展并不一定會導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協調發展，在許多情況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還會出現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準下降等令人憂心的現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形成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的逆向畸型發展狀態。所以常言道：“飽暖思淫欲”，即謂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會刺激人的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質文明既不能直接決定整個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決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變化發展，而往往有賴于某種中間環節和經由一定的過程；精神文明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組合體系對于屬于社會存在的物質文明也既有須相適應的一面，也有其相對獨立性的一面。所以兩個文明的存在和發展都要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中極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狀和發展程度的影響制約。也就是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協調發展，相互促進而不至脫節和背離，很關鍵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進以及制度建設是否健全，即取決于能否充分發揮制度文明的協調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別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質生產與生活相聯系，而須通過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實現。換言之，物質文明對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過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現出來。所以，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發展乃直接決定著思想道德以及整個精神文明乃至整個社會文明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應該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為只能制度化才能經常化、穩定化，也才能規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當然也包括完善各單位的規章制度，但規章制度建設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為一種重大國策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還必須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權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獎懲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償罰嚴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個中心意義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既享受正當權利和權益，又必須履行應盡義務和職責。享受權利以鼓勵其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履行義務以確定和強調其應盡的職責和本分，否則就要負相應法律責任，受到追究和懲處。換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義就是使行為主體的權、責、利相統一，使其既有動力又有壓力，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的基本保證。而實行制度化、法律化的關鍵就是要嚴格、斗硬、不講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例外情況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設要擺脫軟弱無力狀態，使之真正硬起來，就必須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掛在嘴上、議在會上、寫在紙上重要，實行起來就被擠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據，精神文明建設就是硬任務，任何人、任何單位都不能掉以輕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設也有個體制建設問題，也需要進行相應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樣似乎跟每個單位、每個人都有關，但由于沒有在制度和組織上落實，更談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據，結果又與每個單位、每個人的責任無關。而且不能落實權利，也無從履行義務，條條塊塊都無法管轄和監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為軟任務。豈不可惜，可嘆！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有無可行性？這就涉及到如何正確處理在加強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中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的相互關系問題。

本來，道德和法在社會規范體系中就是姊妹關系，在任何社會中它們都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兩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都是互相滲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義的基礎就根植于社會的道義；有些法律本身就是這方面道德原則和規范的體現和確認，例如我國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等，許多法律規范中也體現著社會主義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國憲法中對公民權利和人格的尊重，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的規定等；特別是我國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誠實信用、平等互利原則和對社會公序良俗的認可等，本身就體現了市場經濟中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會主義法在以社會主義道德和法律意識教育人民，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和良好的行為方式，培養“四有”

新人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

當然，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就其性質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區別、不可混同。前者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并據以保證實施，違法犯罪者要受到應得的懲罰；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覺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不道德行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眾輿論來裁處（即所謂“道德法庭”），對之一般是說服教育和批評，即遭到道義上的譴責。前者要求權利和義務的嚴格對應和統一；后者履行道德義務（即善行）則不以報償為前提。法律規范允許或禁止人們作什么是對他的行為起碼不得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嚴格的規定；道德規范提倡和鼓勵人們作什么則是對人的行為應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進一層次要求。法律規范是控制人的越軌行為之最后屏障，突破這個屏障，就為社會和統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規范則是抑制人的不良行為的內心防線和民間防區，它注重通過潛移默化和榜樣的力量來進行自我矯治，以期養成個人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品質。法律對人的行力的規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對人的行為和思想的規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養講究“自審”和“慎獨”，著眼于啟發和挖掘人的內在善、自覺性和自我調控功能。難怪黑格爾把道德觀為人們“內心的法”。

可見道德和法律各有其優劣短長，所以需要互相取長補短以緊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會規范系統及其調控手段的嚴整體系和綜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規范引導、教育、評價和矯正人的行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設需要道德建設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們在行為的選擇及矯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礎和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變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法制觀念的增強植根于群眾道德意識，道德覺悟的提高上，也會更加牢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實現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提高和改善人們的道德水準和社會風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賴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卓有成效；而且作為法制建設重要環節的法制宣傳教育的重要內容，如培養人們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提高公民遵紀守法的自覺性以及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等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所以強調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張法律萬能，依法治國不僅絲毫不排斥而且必須憑靠道德力量對人的行為的深刻影響和對人的思想的強烈凈化作用。這也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標。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設也需要法制建設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強力度和強度。因為自覺性并不是每個人、每個時候都具有，說服教育也并非萬能，不義之徒，寡廉鮮恥之流，何談良心，更無懼眾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廣的，必須強制推行才能維護社會和公眾利益的道德規范和要求上升為法律規范，以國家權威保證實施，這看來已是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了。事實上，現實生活中不少法律規范就是由社會的道德規范、原則和要求升華轉化來的，或者說，社會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強烈的表現。例如《社會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有關社會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規，就是對某些社會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強烈表現。又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有關維護經濟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就是對包括商業道德在內的經濟職業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強烈表現；再如《法官法》、《律師法》等更是直接體現了司法職業道德原則和要求。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廣闊些，還可以從歷史上和國際上找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參考。例如我國歷史上儒家所主張的倫理法，講禮法結合，失禮入刑，把“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也予以法律化，雖然以其強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極意義為主，但也有其強調道德和法必須緊密結合，以發揮其社會控制之綜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資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許多包括講文明禮貌、公共衛生等社會公德在內的道德建設領域都納入了嚴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一旦違反無論何人概予以嚴懲。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確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呈現出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的良性狀態。其中一些具體作法雖然可能有過于嚴苛之虞，但這種高度重視社會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強調必須給道德建設、廉政建設以及其他各項重要事業以嚴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戰略原則和策略思想，卻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連美國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為道德法》，對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門供職的公職人員的行為活動（包括經濟生活中嚴格的財產申報）和職業道德要求作出了嚴格的規定，以旨在保持公務員的清正廉潔。這對我們也不無啟迪作用。

上述事實表明，精神文明建設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們注意方式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是會收到應有效果的。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還應分個輕重緩急，要有重點地推行。譬如，當前就應當把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為社會公德是整個社會道德的基石和標志之一，是公眾的道德水準，社會風氣和社會道德風貌的直接體現，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文明建設綜合效果的重要表現。它對人們的道德要求雖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圍和作用又是最廣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視的。職業道德則是社會普遍道德原則和規范深入于每個人的職業活動的具體化，是各行各業中人們行力是善或是惡，是正義或非正義的具體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細致、密切地滲透到人們所從事的工作和事業的整個過程中，關系著人們的工作態度。敬業精神、服務質量和對社會的責任，在各項工作和各個業務領域支撐著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因此切不可等閑視之。當前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出現的道德滑坡、價值淪落、社會風氣不良等令人堪憂的現象，首先就表現在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眾的普遍憤慨和深切痛惡。緊緊抓住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制度化、法律化這個樞紐，其他措施和辦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盡快扭轉和改善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的狀況，從而進一步改善整個精神文明建設中思想道德建設的狀況。

需要說明的是，對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不應作孤立的、機械的、絕對化的理解，更不能簡單化、庸俗化進行；它既不是包醫包治的特效藥方也不意味著要搞懲辦主義。而是主張把制度建設和法制建設有機地、恰如其份地結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在內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設的其他各項措施。為此，就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精神文明建設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問題都歸于制度化處理，都訴諸法律解決；而是指把那些關系到國計民生、人民生活安寧幸福的重要領域實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這些領域不能單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還要靠必要的強制和法律，這方面的越軌行為要受到懲處，要為這些領域樹立普遍的、穩定的、明確的行為模式和標準，使人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損害可以求訴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觀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客觀的、有形的社會實踐活動，這類活動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規范的現實對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觀念，后者乃屬于社會意識的領域，更確切地說，思想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強調對思想道德建設的工作及其管理應實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嚴格要求，并賦予應有的權利，明確各自的職責和任務，才能落實各項措施，收到實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設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須有其他各項切實可行的措施和辦法來密切配合，特別是要以加強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設（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觀、人生觀的教育等）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起到標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結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場合和對相當一些人來說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別是在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泛濫的情況下沒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況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必要措施，是在此情況下用法律手段強化道德教育和推動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確十分復雜，也是一個嶄新的問題，既是道德建設的新問題，也是法制建設的新問題，很值得深入細致的探討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簡單化、庸俗化。例如，雖然規章制度可以對人的政治思想表現和態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納入法律規范調整范圍的，卻只能是人的行為，而不能擴展到人的思想領域。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領域”，所以“凡是不以行為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公開認可”[19]因此在實行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線，掌握好分寸，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嚴防擴大法律責任的界限和范圍。

至于精神文明建設法治化過程中應注意的有關戰略和策略問題，初步考慮到如下幾點：

第一，應把重點放在思想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問題上，這也是其難點，是最薄弱的。應努力探尋這方面的規律性，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穩步地進行。同時應繼續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設的法治化，增強力度、加快步伐。在當前，尤其應加強和加速文化市場、教育改革、新聞出版事業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應把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的法治化作為突破口，來推動和帶動其他方面和領域的道德建設適時和適當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應把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的職業道德即“政德”建設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時及時推進那些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及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和部門的職業道德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并進而擴展到各類社會組織和法人。以利于懲治和防止腐敗，從根本上改善黨風和社會風氣。

第三，應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著重探討青少年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相結合的經驗和規律，以增強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預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導機構。實施體制、決策和運行機制以及隊伍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并應通過這種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設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加強其物質保障和信息情報系統，深化其理論研究。顯然，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以科學求實態度和勇敢開拓精神去不斷探索。

注釋：

第二篇：論文明

論文明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請不要泄氣，因為還有明天；如果你失去了金錢，請不要煩惱，因為你還有雙手；但如果你失去了文明，請務必在意，因為它是我們做人最重要的素養。所以，放眼我們，四周會發現社會上到處充滿了文明人，每天演繹著文明事！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扶盲人過馬路；就是看見地上有垃圾隨手撿起來；在公共起車上為老人，為孕婦讓坐。

最近，我們小區開展了叫“文明大行動”的公益活動。活動期間，小區的保安和物業的工作人員整天都到處宣傳有關文明的知識。活動結束了，為了驗證這次活動是不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準備調查調查。第二天早上，我便來到了小區的花園調查。來到地下車庫發現，沒有人會再占別人家的車位；繞了小區一個大圈，我又發現再也沒人隨地吐痰了。回到了家，我的腳已經酸的已經不行了。忽然，我發現樓上經常扔東西下來的樓上鄰居也長時間沒有扔垃圾下來了，要知道，這么長的時間，樓上的阿姨不知到要扔多少垃圾下來了。看來，這次活動的效果很明顯的嘛！不止是我們這些業主變的文明了，我們小區物業的人員和保安也時時刻刻為我們作榜樣，見垃圾桶外有垃圾就撿起來；見有些叔叔阿姨的車技不太好，車到不進車位，便幫忙打手勢，實在不行就幫他們開進去。

文明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注意著它，就會發現，文明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東西，它有時甚至比我們的生命還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多注意身邊的文明人，自己多做文明事！

第三篇：論法治湖北（范文）

論“法治湖北” 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

法治既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和精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省第十次黨代會將“法治湖北”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任務之一，充分彰顯了省委與時俱進、依法治省的理性思維和行動自覺，充分體現了省委對法治在構建戰略支點中重要保障作用的清醒認識和高度重視，必將對加快富民強省進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

一、建設“法治湖北”是時代的呼喚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形成為標志，我國的法治進程已經步入新的歷史階段。牢牢把握湖北“黃金十年”的歷史機遇，加快構建重要戰略支點，必須以法治為保障。努力建設“法治湖北”，既是貫徹落實中央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體現，也是湖北加快構建重要戰略支點的題中應有之義、時代大勢所趨。

1、建設“法治湖北”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的治國原則，而中國幾乎同一時代的韓非子也提出了“治民無常，唯法為治”的治國論斷。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更替變化，法治思想逐漸成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主導思想。建設法治國家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追求文明進步的標志，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由法治的一般特性所決定的：法治具有穩定性、連續性，能夠集中體現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意志；法治具有明確性、公開性，便于人民群眾了解和掌握；法治具有平等性、公開性，任何人都不因地位高低、權力大小、貧富差別和種族信仰不同而受到優惠或歧視；法治具有規范性、權威性，它以國家強制力量作為后盾，具有要求全體社會成員一體遵行的強制效力。歷史發展的經驗充分證明，“法治”總是與國家的昌盛相連結，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堅定不移的方針，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取得偉大成就，在全社會初步形成了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厲行法治的良好氛圍，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重要保障。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時代潮流，不可阻擋，我們理應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加快建設“法治湖北”。

2、建設“法治湖北”是提升湖北經濟實力、加快富民強省進程的重要保障。法治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市場經濟在其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湖北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尤其需要法治來引導、保護和規范。當前，隨著全國范圍內硬環境的普遍改善，軟環境日漸成為決定地方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而法治環境則是“關鍵的關鍵”。法律的規范化能夠保障市場的安全有序，有利于吸引外來投資；法律的透明化能夠保障利益的預期，有利于減少交易成本；公正的司法制度和高效的仲裁機制能夠有效裁決經濟紛爭，有利于平息社會矛盾。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法治環境已成為國家和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國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資源貢獻度越低，無形資產貢獻率越高，其中法治程度可決定一國57%的無形資本價值。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之所以長期保持較為穩定的經濟發展和較強的競爭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具有透明、對稱、公平、高效和可預期的法治環境。對投資企業而言，雖然低價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具有吸引力，但相比之下，企業更為看重的是這個區域內是否具有能夠保障資本運營安全與效率的穩定、公平的法治環境。面對“黃金十年”的發展機遇，湖北要長期保持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更加著力于法治環境的優化，更加重視法治對經濟的重要保障和積極促進作用。

3、建設“法治湖北”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有效途徑。“法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胡錦濤總書記在論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時，把民主法治作為首要特征，充分說明構建和諧社會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法治手段和良好的法治環境。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深化改革和促進發展的基本保障。當前，全省人均GDP已經突破5000美元，既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轉型和社會矛盾凸顯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的任務十分艱巨。民主法治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調節各種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方法。實踐證明，法治是以理性平和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最佳途徑，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和最佳模式，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方向。只有加強“法治湖北”建設，才能充分發揮法治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教育和引導廣大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表達訴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才能增強廣大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意識，提高運用法律手段調處利益糾紛、妥善處理各類社會矛盾的本領，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4、建設“法治湖北”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迫切要求。新形勢下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黨員隊伍組成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外部環境的風險前所未有，改革發展任務十分繁重，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依法執政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是黨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依法執政的水平直接關系黨與社會的關系、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直接影響各方面的工作能否依法有效推進。“以令率人不如身先”，黨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才能有效約束其他組織、團體和個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才能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監督機關依法監督，才能引導全體人民依法行事。建設“法治湖北”，從制度上把堅持黨的領導、發展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能夠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省委、省政府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能夠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同時，通過法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健全公民權益和社會公平保障機制，讓全省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惟其如此，我們的執政活動才能反映人民群眾的意志，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而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二、準確把握“法治湖北”的內涵與目標

“法治湖北”體系龐大、內涵豐富。建設“法治湖北”，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積極探索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有效途徑，努力擴大人民民主，積極推進依法治省，使法律成為經濟社會運行的普遍規則，使法治精神成為社會崇尚的普遍共識，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擴大，民主法制更加健全，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人民權益得到切實保障。“法治湖北”建設的主要目標是：

1、營造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有序法治生態。形成有序法治生態是“法治湖北”建設的重中之重。各級黨委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顯著提升。主要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意識和能力普遍提高，領導方式趨于科學合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推動工作、促進發展成為地方各級黨委依法執政的基本手段，全社會各行業、各領域的管理與服務基本步入法治化軌道。法治政府建設水平跨入全國先進行列。法律成為政府工作的基本準則，政府履行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基本到位，規范高效、公正透明、監督有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形成，行政執法體制和行政監督機制比較健全，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觀念、能力和水平被社會認可，基本實現法治政府建設目標。公正廉潔司法水平跨入全國先進行列。各級司法機關認真落實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堅持公正廉潔司法，政法干警核心價值觀得到普遍認同和有效落實；隊伍教育培訓、執法管理、內外監督機制比較完善，整體素質明顯提高，執法規范化建設水平全國領先，涉法涉訴信訪率、執法人員違法違紀案件發生率明顯下降，人民群眾對司法執法機關的滿意率穩步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跨入全國先進行列。社會管理領域法規規章進一步健全，依法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保障公民權益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公共權力配置和行使進一步規范，依法決策、依法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管理重點工作指標達到全國先進水平。

2、形成知法、守法、敬法、畏法的良好社會風氣。通過持續不斷的法制宣傳教育，各類重點對象學法制度全面落實，領導干部學法培訓率和非人大任命領導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試率進一步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學法用法自覺性顯著增強；法治文化陣地基本實現市、縣、鄉鎮和村四級全覆蓋，全社會法治意識普遍增強，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創建績效跨入全國先進行列。從社會成員的角度來講，全省公民既依法行使權利，又依法履行義務；依法辦事、依法表達訴求、依法維護合法權益的自覺性明顯提高；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帶頭學法守法、帶頭依法辦事、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與權威，自覺把依法辦事作為行為準則，普遍養成依法決策、依法辦事的習慣，成為構建“法治湖北”的表率。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全省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基本形成法治信仰、法治精神、法治風尚，法治成為全省人民的普遍思想理念、工作準則和生活方式。

3、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民主和法治不可分離，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就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建設“法治湖北”，需要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貫穿到民主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和各環節，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總體目標是始終堅持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在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前提下，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通過加強法治來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民主權利，在法治的軌道上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有效落實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這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徑，也是“法治湖北”建設的目標追求。

三、在新的起點上全面推進“法治湖北”建設

以《法治湖北建設綱要》的頒布實施為標志，近年來，“法治湖北”建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法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和人民群眾期盼還有較大差距，主要是各項工作的法治化進程尚需加快，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有待進一步提升。良好的法治環境既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之需，也是保障改善民主、增進群眾福祉之要。我們應當牢固樹立抓法治就是抓科學發展、抓和諧社會建設的理念，緊緊圍繞服務戰略支點建設這個中心，統籌兼顧、堅持不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加快“法治湖北”建設進程。

1、提高立法質量，充分發揮法律的規范引領作用。國無法不治。建設“法治湖北”的首要環節是立法。“良法利民，惡法害民，繁法擾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表明我國已經基本實現“有法可依”，國家和地方立法已經從過去的“構建”階段步入了“完善”階段。當前和今后，我省地方立法應從過去的“填補空白”走向“拾遺補闕”和“日臻完善”，應當更加注重提高地方立法的質量和效益。要大力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以人大為主導、專家與群眾相結合、全社會積極參與的地方立法機制，努力實現“五個轉變”：即由重經濟立法到經濟社會立法并重轉變、由管理型立法向服務型立法轉變、由數量速度型立法向質量效益型立法轉變、由粗放型立法向精細化立法轉變、由注重立新法向統籌立改廢轉變，不斷增強法規規章的統一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地方立法質量的重要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我省地方立法今后的任務需在結合本地實際中下功夫，突出地方特色，認真組織實施地方立法規劃，著重做好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建立健全與我省“十二五”規劃相配套、與加快構建戰略支點相適應、與保障和改善民生相銜接的地方法規體系；要緊扣我省大的戰略部署來進行立法，使我省地方立法更好地服務一元多層次戰略體系、“五個湖北”建設、長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設等重大決策部署，更好地發揮法律的規范引領作用。

2、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法治的力量在于依法辦事和嚴格執法。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80%是由行政機關負責實施的，因此，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將政府行政行為系統納入法治軌道是“法治湖北”建設的重點任務。要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深入實施《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將法治政府建設的各項工作細化成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與考核指標，為整體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打下良好基礎。必須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按照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的要求，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做到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不斷提升政府執行力。要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依法調整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切實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進一步清理、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深化政務公開，加快建設政務服務體系，努力實現從全國行政審批事項最少的省份向全國投資環境最優的省份轉變。要加強和改進行政執法工作，合理界定執法權限，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明確執法責任，減少執法層級，推進綜合執法，積極構建職能集中、管理規范、上下協調、運行有效的綜合執法體系。要改進和完善對行政行為的監督體系，嚴格行政問責，嚴肅查處行政不作為、亂作為和失職瀆職、濫用職權、損害群眾利益等問題，切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政府行政行為的公信力。

3、堅持司法為民，全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正司法是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建設“法治湖北”，必須切實發揮司法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中的特殊作用。要從人民群眾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清除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要緊緊圍繞公正廉潔執法的目標要求，切實加強司法規范化建設，完善司法各環節的工作規范。進一步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所務公開，把公正司法的要求落實到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制裁違法、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的全過程，以公正促公信、以公信樹權威。要加強政法干警核心價值觀教育，打造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的司法隊伍。要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求助制度，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讓所有公民平等享受法律保護和法律服務。要加強各級黨委對司法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積極營造有利于公正司法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

4、弘揚法治精神，積極培育法治文化。“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最重要的“法律”往往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弘揚法治精神，積極培育法治文化，不斷強化全民法治觀念和法律素質是建設”法治湖北“的一項基礎性工作。20多年來，我省先后實施五個法制宣傳教育五年規劃，對提高全省人民的法律素養和全社會的法治化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應當看到，一些干部群眾還存在法律知識欠缺、法律意識淡薄、法律信仰缺失，甚至信“訪”不信“法”、信“網”不信“法”的現象。人民群眾既是“法治湖北”的受益者，也是建設者。建設“法治湖北”應當突出共建共享，緊密結合“六五”普法目標任務，深入持久地開展以憲法為核心的全民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提高黨政機關和機關干部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能力，不斷提高公民通過法定程序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要緊緊圍繞“法治湖北”建設的各項任務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注重各行業專業法的宣傳，切實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普法宣傳重在“普”字上下功夫，必須加強重點層面、難點群體、盲點區域的法制宣傳教育，分門別類地加強領導干部、公務員、普通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必須堅持把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法律宣傳作為重中之重，從群眾需要出發，為保障民生改善、促進社會和諧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要積極推進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理念、制度、方式、載體的創新，因地制宜建設一批法治文化設施，積極創建全省公民有序參與“法治湖北”建設的載體和平臺，著力構建黨委統一領導、人大依法監督、政府組織實施、全社會齊抓共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法治湖北”建設工作格局，推動“法治湖北”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

“法治湖北”既是湖北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重要保障，事關湖北長治久安、興旺發達。從普遍意義上講，法治湖北的建設進程與富民強省進程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必須把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作為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基本實踐，不斷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在“法治湖北”建設的生動實踐中助推重要戰略支點的構建、助推富民強省進程。

第四篇：論建設法治監獄

論建設法治監獄

一、前言

法治作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并漸漸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理念。在當今社會高揚法治理念旗幟的時候，監獄的活動同樣置于法治的調整之中，依法治監、實現監獄工作法制化，是我國監獄行刑發展的必然選擇。監獄既要懲治犯罪、保護社會，又要充分保障罪犯的合法權益；既要實施對犯罪人的懲罰，又要確立并貫徹改造罪犯的根本宗旨。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努力建設法治中國，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觀點和論斷，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也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徑和努力方向。

習近平同志指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主張法治，反對人治，是西方崇尚法治第一人。他第一個為“法治”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這是對法治的一個全面定義，已成為經典，后世的法治理論基本都是在這一框架內展開的。概括地說，做到法治，第一要制定一個好法，即合乎正義的法，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前提，專制政體法律不是良法，而是惡法，它本身就是同法治背道而馳的。第二，這個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所謂“普遍的服從”，當然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內。

二、建設法治監獄的價值

法治監獄是指監獄法制、依法治監的過程、狀態和結果等符合法治的精神，其精神在于實現正義、權利、秩序、文明等這些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

（一）建設法治監獄是依法治國方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關于監獄性質和作用的認識，是我們認識監獄的科學依據。監獄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也必將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亡而消亡，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國家的實質是暴力，而監獄正是國家暴力的體現。在國家機器運行機制中，監獄以其特有的職能發揮著保衛社會的重要作用。監獄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建設法治監獄實際上是國家政權建設的問題，是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成果。同時，它作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又是實現依法治國、實現國家現代文明進步和有序管理、實現國家與社會的法律秩序、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建設法治監獄的狀況和水平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文明進步程度，尤其是民主狀況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監獄在社會進步發展中的狀況相適應，建設法治監獄在整個國家、社會法治化進程中往往總是處于相對滯后的情形之中。事實上，在迄今為止的歷史發展中，監獄總是相對落后于國家、社會文明進步和民主法治的現實水平，作為一個窗口，它從另一個側面逆向映射著國家與社會文明進步和民主法治的程度。１９９４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為監獄在中國社會民主與法治進程中的發展提供了必需的動力牽引，使其有機會和條件步入現代文明的殿堂。

（二）建設法治監獄是保證國家刑罰權實現的重要保障 刑罰權是指國家依法享有的運用刑罰制裁手段懲治刑事違法犯罪的權力，它是國家權力在國內行使的最嚴厲形態和國家同違法犯罪作斗爭的基本手段。為了確保刑罰權科學、民主和合理、有效地運用，國家刑罰權的運作機制，通常情況下劃分為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四個階段。它們緊密銜接，相互依存，既完整地反映了刑罰權運用的循序的過程，又體現了相互聯系，不可或缺的。刑罰權力和刑罰效益必須通過行刑活動來實現。行刑最終完成了刑罰由立法制刑時的規范形態，到司法求刑、量刑時的宣告形態，最后通過行刑轉化為現實狀態的完整過程。

任何一項活動都講究效益，行刑活動也不例外。行刑活動在充分體現法治精神下要注重刑罰經濟的原則---以最少的刑罰資源投入，獲得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最佳效果。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提高“改好率”，減少重新犯罪的比率，充分發揮刑罰控制和減少犯罪的效能；二是建立良好的內部運行機制，使得刑罰能夠得到準確、合法有效的運行。監獄法律對刑罰權的保障作用也體現在限制行刑中可能出現的過度、濫用和法外用刑等情況的發生。從一定意義上說，建設法治監獄的著重點應是規制國家行刑權，理由在于監獄的存在是為了滿足國家用刑罰懲治犯罪，保護社會的需求。但這種功利的需求必須從合理性的角度予以約束。如果只從功利角度出發，把監獄的功能、目的只確定為威嚇、報復、懲罰、專政工具、國家機器、保護社會等等，那么沒有這些法律法規約束，監獄可以更有效率、更加靈活地實現上述功能和目的，其威懾力將更加突出。

（三）建設法治監獄有利于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

建設法治監獄建立的重要價值基礎之一便在于行刑地位的明確。這種情況本身已經表明由于刑罰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出現了對刑罰效益即對罪犯改造和預防等目的的價值理性追求。正是這些才使得行刑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動的必然附屬中解脫出來，一舉成為獨立的并且是日益重要的國家刑事司法權、刑罰權活動。同樣，監獄也從行政機關的附屬中解脫出來，成為獨立的國家刑事司法活動主體。建設法治監獄作為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成果，同時要求保護罪犯的合法權益，體現人權與人道的精神和犯罪預防與改造的思想。中國監獄法律堅持“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這也是監獄行刑乃至整個刑事司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隨著建設法治監獄化步伐的加快，應該從法律、物質、組織等方面進一步完善罪犯的人權保障，使其真正體會到黨和國家的關懷，從而提高改造積極性。正如英國監獄學家麥克諾基所言：“如果讓一個人掌管著自己被囚的監獄的鑰匙，他很快就會把鑰匙插進鎖里。”

三、如何建設法治監獄

（一）完善的監獄法律體系是實現監獄法治的前提 1.加強立法工作

《監獄法》作為建設法治監獄的部門法律本身不夠完善。如《監獄法》規定：“國家保障監獄改造罪犯所需經費”。但沒有規定一個強有力的措施，對不執行這一規定會有什么樣的責任追究，監獄人民警察的經費、罪犯改造的經費問題無法得到切實保障與落實。例如，雖然《監獄法》規定了：“監獄對罪犯的勞動時間，參照國家有關勞動工時的規定執行；在季節性生產等特殊情況下，可以調整勞動時間。” 但是法律并沒有對“參照國家有關勞動工時的規定執行” 做出規定，參照的標準如何，參照哪些規定如何。

2.建立侵犯罪犯權利的問責制度

法律術語的問責制稱之為法律責任的追究。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政治權力應該屬于人民。這就是憲法的人民主權原則。政府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該作為的時候要作為，還要按標準地去作為，不該作為的時候不能作為。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還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以保證責任的實現。

我國《監獄法》雖然規定了“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和“對于罪犯的申訴，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及時處理”，但是對于檢察院和法院具體該怎么對待罪犯的申訴卻沒有明確規定，或者沒有處理罪犯的申訴該負什么責任也沒有規定，這也成了檢察院和法院互相推諉的借口。在實踐當中，很多時候，對于罪犯的申訴，法院和檢察院是沒有回復的。所以應該在法律上明確不作為所要負的具體責任。

在此可以借用一下“律師提前介入”機制。我認為，律師基于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職業生存動力，可以扮演這個外力的角色，推進問責制度的落實。

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訴法吸收了《律師法》的規定，把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正式確立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的地位。

新刑事訴訟法作出律師提前介入的規定,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向民主化、法制化邁出重要一步,同時也是我國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保障在押罪犯人格尊嚴權方面，有必要借鑒這一制度，并制定法律使得這一制度得以實現。在押罪犯的人格尊嚴權收到侵犯時律師可以代為申訴、控告。使得罪犯的權利在專業律師的幫助下得到有效的保障。3.提高民警的執法水平

提高民警執法水平是實現監獄法治的根本要求。監獄人民警察是監獄的執法主體，是依法治監的具體實踐者，其執法素質和能力直接影響和決定著行刑活動的效益以及刑罰實現的效果。各級監獄機關要堅持不懈地培養監獄人民警察的法律意識，提高監獄人民警察的執法水平，培養成良好的法治環境，把干警的一切行為納入法制軌道。

建設法治監獄的核心是公正文明執法，這充分體現了監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協調統一。一次不公正的執法足以摧毀千百次的教育。實現建設法治監獄要求監獄各項工作必須嚴格按照憲法、法律的規定進行運作；要求監獄人民警察依法、科學、嚴格、文明管理，克服工作中的隨意性，實現監獄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

4.培養在押罪犯的公民權利意識

在進行罪犯教育改造的過程當中，加大對罪犯的公民意識教育。教育其擁有哪些權利，當權利收到侵犯時應該如何維權。遇到不法侵害不是隱忍，而是尋求法律的幫助。在其權利受到侵犯后積極主張維權。

很多監獄工作人員認為，如此一來，豈不成了“監獄頤養罪囚，人亦何樂而不犯罪”。其實在清朝仿效資本主義國家監獄，建立模范監獄的時候也有過這樣的反對聲音。但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人生最寶貴的是自由，人生沒有哪一種追求值得用自由去交換。也有人說罪犯知道的法律知識越少越好，這樣就更有利于監獄開展工作和維護監獄的安全穩定。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愚民政策是和這個時代的不相適合的。現代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也是一個大數據時代，沒有什么可以隱瞞的住。這樣的錯誤理念背離了對罪犯實行“懲罰與改造”原則，罪犯知道的越少，則意味這其在改造的過程中凡錯誤的幾率就高，即使刑滿釋放，步入社會，重新犯罪的幾率也高，這和監獄提出的“提高改造質量”的宗旨是矛盾的。

其實，監獄應該把罪犯維權意識看成一只“牛虻”，把它看成促進工作的運作的一種監督。這樣才能不會縱容侵害，避免侵害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香港的監獄管理部門現在稱為“懲教署”。是由原先的“監獄署”更名而來的，從名稱的更換也體現了香港監獄管理理念的轉變，監獄由原來的單純的關押罪犯，向感化矯正罪犯轉變，這是一個質的飛躍。監獄管理部門掌握著國家的公權力，在法律上，罪犯的法律地位是不可能與之同日而語的，社會上普遍會受古代把監獄以及影視的影響，先入為主地認為罪犯的權利容易受到侵犯，罪犯也會遇到申訴無門的境地。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在社會各界的推動下，香港建立了囚犯權利的保障機制。

為保證罪犯有暢通的申訴渠道，能夠提出申訴并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香港政府設立了專門外部申訴機制。主要有五種外部途徑：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申訴專員和非政府組織。申訴專員的工作最規范，也成為了囚犯投訴的主要渠道。

僅僅有好的制度還不行，整個香港社會具有良好的法治環境，市民普遍公民權利意識素養很深，香港的監獄對監獄的工作人員的教育也很到位，也很在意培養罪犯的權利意識，所以罪犯的權利意識很強，常常為一些很小的事而提出申訴。

5培養罪犯的守法意識

近期以來，在押罪犯普遍存在講權利，不講義務的思想。針對這樣現象，必須對罪犯進行法制教育，打擊其有法不依，有規不遵的不良傾向。為了增強罪犯的守法意識，對罪犯的改造必須同法制、道德、文化教育結合起來。對罪犯進行法制、道德教育，重點是進行認罪服法、道德修養和人生觀教育。目的是使罪犯知法、守法、服法和提高道德水平。

法制教育主要是組織罪犯學習《憲法》、《刑法》、《刑事訟訴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等法律，以使其了解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犯罪的刑事責任等刑法的基本內容、刑事訴訟制度，以及關于婚姻、家庭、人身和財產權利等民事基本法律。在此基礎上使他們分清合法與違法行為的界限、犯罪行為與非犯罪行為的界限，充分認識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和法律責任，從而認罪服法，自覺接受改造。

道德和人生觀教育主要是抓住與罪犯切身利益最為密切的問題，如理想、幸福、良知、苦樂、榮辱、前途、婚戀、家庭等問題，教育他們懂得什么是正確的社會公德和價值觀念，從思想上劃清光榮與恥辱、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卑劣、美好與丑惡的界限。同時密切聯系本人的情況，總結他們犯罪的教訓，進行個別的、有針對性的教育，有效地轉化罪犯的思想。

第五篇：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汝州市人民檢察院紀檢書記張現周理念是行動的指南。建設法治社會，必須牢固樹立和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法治社會建設，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堅持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這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依法治國就是把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緊密結合起來，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從而保障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確立和實現以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的最具權威價值的取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的基本行為準則的觀念，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

究。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在我市的具體實踐。建設法治社會，必須不斷推進依法治市，把依法治國的理念體現在各個方面、貫穿于各個環節、落實到各項工作。

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要堅持執法為民。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這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在法治上的體現。要確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來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實現、維護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立腳點。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上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做到為人民執法、靠人民執法，保證把“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要求落實到處。

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要堅持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在建設法治社會的實踐中，要把公平正義作為制定法律和進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據，從源頭上防止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出現與擴大，并在執法、司法活動中堅持合理合法、及時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則，建立保障公平正義的防線；把公平正義作為協調社會各個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依法

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把公平正義貫穿于權利與義務的辨證統一之中，堅持權利與義務的對稱，保證廣大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所有權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義務的基礎之上，使遵紀守法成為公民的自覺行為，使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當前，全國政法系統正在廣泛深入地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這是黨中央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著力加強政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認真學習和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人民檢察院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貫徹“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導方針的一項重要任務。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認真總結我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借鑒 世界 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重大命題，這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全國政法工作會議部署，2006年要對全體政法干警進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把執法公正、一心為民作為根本指導方針，真正做到用正確的執法理念指導執法活動。這一重大舉措非常必要、非常及時，必將對實際工作產生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這里，我結合檢察機關實際，對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學習、思考，有幾點粗淺認識和體會：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非常必要，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又處于“矛盾凸顯時期”，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既有利條件，又面臨繁重任務；新形式下，黨和人民及社會各界對法治建設尤其是對執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使檢察機關的執法理念、執法能力面臨新的考驗，使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成為緊迫任務。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把握。必須堅持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把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作為學習和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過程，使各方面都能夠

堅持和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的正確方向。

（本文約2000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