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法治行政

論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法治行政

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印發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建立法治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總目標。為此,我國在依法行政的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價值追求———法治行政。從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依法行政的概念以來,在十多年來依法行政實踐中,我們都知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而沒有明確依法行政的目標是什么。通過十多年依法行政實踐,法治行政作為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和組成部分,也日益被人們所接受和重視,我們國家逐漸明確了法治行政是依法行政的目標,依法行政是實現法治行政的途徑。我國當前主要還是“依法行政”,這是針對我國政府機關長期缺乏依法辦事的習慣,有必要加以強調。但“依法行政”(實現法治行政)也是必然的趨勢。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法治行政的基本內涵

法治行政意識既然是行政領域的法治意識,其內涵就應當是法治意識與行政本質規定(社會資源的分配樞紐,國家強制力的執行機構)的互滲和融合,是法治精神融化于行政主、客體的觀念和行為之中而形成的社會意識。依此思路,它應包含公共意識、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識、正義意識三大要素。

(一)公共意識。這是法治的首要原則———民主原則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展現,也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價值所在。如果沒有公共意識,法治行政就失去了基礎。

公共意識體現行政權力的公共性質。這種公共性質的實現,一方面要求政府和行政人員必須以公民的公共利益為一切行政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另一方面也要求公民能夠從“人民主權”的觀念出發,視權力為天下公器,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勇于行使自己知政、參政、從政、督政的民主權利。公共意識是隨著市民社會的興起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階級統治采取赤裸裸的專制形式,官場通行的是視老百姓為草芥的役民殘民意識。“官主民仆”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儒家雖標榜“民為邦本”,甚至宣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但目的乃在“本固邦寧”即鞏固封建統治。所以講了幾千年也沒有設計出任何以民眾的公意制約君主及其朝廷專制權力的制度性設施。民眾只是在替朝廷納稅貢賦服役時才是“本”,作為“人”、作為“民”都不過是“末”。近代啟蒙思想家揭橥“主權在民”,認為政府是民眾為了管理公共事務而建立和供養起來的,其職責只是辦好公共事務。而市民社會以社團及其公共生活為組織形式和活動空間,以“人民主權論”為思想武器,經過長期的斗爭才逐步爭得制約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在這個過程中,公民擁有各種天然不可剝奪權利的意識,“納稅人供養政府,政府替納稅人辦事”的意識,公民有權組織各種團體爭取和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才逐步生長起來。這就是公共意識。但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使其政府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在許多事關公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經常背離公共意志。

(二)法制和法律至上的意識。這實際上是一個如何看待法制、法律在行政中的地位問題。是依靠法律制度還是依靠統治者的智慧和德行來治國,在東西方都有有過長期的 爭論。而近現代的歷史經驗無可辯駁地證明,還是應該依靠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來治國更可靠些。行政法制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內容:關于行政機構設置和人員構成的立法和規定;關于行政機構和人員的權力、責任、權利、義務的立法和規定:關于行政程序和工作制度的立法和規定;關于行政機構和人員及其行政行為的約束和監督的立法和規定,等等。有了完備的法制只是一種基礎和前提,更重要的是法律是否至上,是否能夠超越權力、金錢、感情等法外因素的干擾。法治的真精神,恰恰在于法律至高無上,無人可以例外,因為從邏輯上說,只要有一人可以超越法律,他就可能把其他人變成自己的奴隸。所以從法治的歷史淵源看,其特別針對的恰恰是專制國王。當然,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畢竟是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思想,這種思想主張以德教引導君主,以“天命所歸”提高君主的責任感,以“天象示警”約束君主的行為。它不像法家那樣重視法制,更不可能從立法上限制君主的專制權力。近代資產階級極為注重法制和法律至上,美國著名法學家潘恩說得好: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而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資產階級強調法制和法律至上,起初是為了對抗和限制王權,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則主要是為了調節本階級的內部矛盾,使本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因個別集團的特殊利益而受到破壞;并以此封堵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挑戰。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前提下,它對于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體制改良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正義意識。正義是人類普遍認同的崇高價值。在中國,傳統上更多地用公平、公正、公道、義來標示正義;在古希臘,它是公認的“四美德”之一。近代德國工人階級最早的階級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就取名“正義者同盟”。恩格斯在論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時曾說,正義者同盟時期“平等、博愛、正義還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論上的困難”。然而,正像對傳統的所有政治的和道德的觀念都要采取階級分析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以“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分析來斷然拒絕資產者關于共產黨人要廢除自由、正義等人類“永恒的真理”的責難。當然,這種拒絕并不是取消正義這一理念,而是以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推翻剝削階級”、“解放全人類”來重新規范正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但無庸諱言,經典作家們并沒有對正義問題作系統的清理和闡發,倒是西方思想界的各個流派,從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到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有不少論說,而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約翰·羅爾斯,他的代表作《正義論》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法律和制度,不管她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他認為,社會正義指的首先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制度的正義。社會正義有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原則:每個人都擁有一種與其他人的類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廣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權利。第二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以使人們有理由期待它們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它們所附屬的崗位和職務對所有人開放。”更簡明地說,就是一種正義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使每個人與其他人一樣享有同等的自由權利,他稱之為“平等的自由”原則。其次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必須正視個人的稟賦和生存環境的差異而傾斜于弱勢群體,但又應做到使其他人覺得有利而能容忍,他稱之為“差異原則”。這些原則運用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客觀上會起到掩蓋階級剝削的作用,但 仍可借鑒運用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

正義原則在行政領域的體現,可以從行政主體和行政客體兩個角度來看。從行政主體政府的角度看,首先,它既有義務執行代表民意的議會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又擁有制定行政法規或規章的權力。它在執行憲法和法律時固然應該注入正義意識,以符合和體現憲法和法律本身所蘊含的正義精神;在制定行政法規、規章并予執行時也應該以正義原則作為出發點。其次,無論是憲法、法律、法規、條例或者規章,都不可能完全、及時地適應發展著的社會生活提出的立法要求,因此,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在面對既有法的規定未能適用而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尤其需要堅持正義原則。從行政客體的角度看,(行政客體指行政行為所及的廣義對象,包括除行政機構及其人員之外的所有公民,還包括行政機構及其人員中的行政相對方。這里專指前者。)首先,在行政立法過程中,它應意識到有權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正義訴求,以防止立法侵犯自己的權利,爭取立法增進自己的利益。其次,在行政執法過程中,行政客體則應以正義的眼光審視行政行為,當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權益;當行政主體行使自由裁量權卻有所偏頗甚至事涉腐敗時,則更應勇于行使議政、督政的權利,糾正偏頗,揭露腐敗,使行政執法回到正義的軌道上來。中國傳統上所極為看重的公正、公道,明顯包含著正義的內容,但公眾關注的主要是道德正義,而不是制度正義。也就是說,他們更多地關注官吏在行政執法(在古代還包括司法)具體行為中的公道與否,而不是這些行為背后的法律制度正義與否。所以,中國古代有極發達的清官崇拜和義俠崇拜,但卻從來沒有制度崇拜和法律崇拜,就連統治者本身也很少以制定了那些制度或法律夸耀于人。其中的主要原由,乃在中國古代法律中權利和義務的嚴重失衡,表現為極為露骨的帝王權利取向和民眾義務取向,民法的缺失和刑法的獨大即說明了這一點。既然制度和法律不能體現維護民眾權益的正義,當然就只能使人畏而避之,而不是崇而拜之了。

二、當前我國在法治行政意識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公共意識方面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以“為人民服務”為最高宗旨,強調政府公務員應樹立“民主官仆”的意識,國家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為此提供了前提。但體制和機制層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主要是經濟上無所不包的計劃體制,政治上過度集權的人治體制,文化上高度統制的一元體制,以及社會層面上的全能政府包辦體制,卻使得政府的公共性在實踐領域特別是在基層很難落實,公共意識也很難生長。一方面,政府公務員在手中掌握巨大權力又很少受約束的情況下,“民主官仆”的意識在解放初革命熱潮消退后因得不到體制性的支持而不可避免地逐步弱化;而“官主民仆”的意識反倒能夠得到體制性的支持而滋長起來。另一方面,由于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十分弱小,市民社會未成氣候,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識都很薄弱。一般民眾個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的納稅都是在專制權力壓迫下的無可奈何的行為,根本談不上“納稅人供養政府,政府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而“三大改造”后實行的“歸大堆、吃大公”的體制因個人不必納稅而無從產生這種意識。而民主治政所必需的知政權、參政權、從政權、督政權又缺乏成套、嚴密而可操作的體制和法律法規的支持。民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掌握在政府和單位手中, 在缺乏完善的行政法制和嚴格的責任機制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掌握在有關的直接操作者手里,他們就更難產生讓執權者來服務的意識了。況且,在政府包辦的社會體制下,社團和社區組織既十分稀少,其活動又幾乎失去自主性,公共空間從數量到質量都極為有限,社團社區公共生活的內容往往只是聯系相關的成員討論如何學習貫徹上級的指示,很難代表本社團成員和本社區公民對上級指示提出不同意見。公民的利益和愿望得不到應有的表達,當然就無從培養出公共意識。而在現代性公共空間缺失的情況下,那些前現代甚至反現代的“偽公共意識”,如宗法家族意識、反社會的幫派山頭意識,則可能借尸還魂,卷土重來。

(二)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識方面

現代法制意識和法律至上意識要求行政人員和公民社會具備一種視法律調節為天經地義的觀念和孜孜不倦追求完備法制,包括實體法制和程序法制的信念,不允許、不容忍任何組織和個人超越于法律之上。這在有數千年專制統治傳統的中國確是不易培養起來的。打天下是要廢除舊法統、舊法制的,而坐天下要不要新法統、新法制呢?回答似乎應該是肯定的。但是今天返觀歷史實際就不難發現,這一問題既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更沒有在實踐中得到較好的解決。在制定開國后第一部新憲法的時候,毛澤東就曾說過,憲法是要制訂的,這是對革命成果的肯定,但是我們干革命不是靠這一套。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說,“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判,會上一斗爭,比什么法律都有效。”他經常聲稱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因此,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立制衡和監督機制問題,在我國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相反, 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一邊批判“司法獨立”是“資產階級觀點”,一邊取消法制局和司法部,并削弱法院的作用。1960年開始,又讓公、檢、法合署辦公,取消了三者的獨立性和相互制衡作用。鄧小平在總結這種情況時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民主沒有法制的保障,就只停留在紙上而成為空話。以致于按法律程序選舉產生的國家主席,一張《炮的“大字報”就剝奪了其人身自由。在這種公民權利不受尊重甚至遭到粗暴踐踏的情況下,普通民眾特別是鄉村農民,大抵只會囿于幾千年的舊習慣,仍然把法律看成是權勢者專門用來對付斗筲小民的工具,把司法機關看成是“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衙門,而很難理解和體會到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本質及其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維護公民的權利。他們怕官畏訟,視“動法律”、上公堂為可羞可恥,對法律避之惟恐不及,如何談得上把法律看成是保護自己神圣權利的寶物而尊之、重之、尚之、護之呢。

(三)正義意識方面

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可以說是官民兩方面正義意識的雙重缺失。由于“官本位”、“有權就有一切”或“權力通吃”意識的巨大傳統影響,“官貴民賤”、“官重民輕”的社會心理十分普遍。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及社會體制又大大強化了這種傳統意識和社會心理。因此,首先應該引起特別關注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即制度的正義問題。我國的憲法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無疑是正義的,但規范整個社會生活的法制是一個復 雜的體系,不管是從立法過程還是從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看,正義原則要貫徹到法的一切部門和層次中,都會碰到許多困難,都必須排除許多從有組織的政治權力到金錢、人情直至地方、部門勢力甚至黑社會勢力的嚴重干擾,殊不容易。從公務員一方面看,相當多的人缺乏社會主義的制度正義、法律正義包括程序正義的意識,缺乏與普通公民平等的意識,從行政辦事到日常生活都自認為高人一頭,不尊重普通公民的權利,更談不上同情弱者、濟困扶貧。從近年來揭露出來的很多案子看,某些公務員欺民壓民役民殘民幾乎成為習慣,而一些貧困地區的貪官,是連扶貧款也敢隨意揮霍甚至貪污的。真可謂天良喪盡,何談正義!從普通公民一方面看,他們至少是同樣缺乏制度正義、法律正義包括程序正義的意識,不認識也不懂得平等是社會主義制度賦予每個公民的法定權利,就是公民處于弱勢時得到制度正義的幫助(如政府的救濟)也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許多平民百姓,在權錢勾結的嚴峻現實面前,受到官員或大款欺負無處講理,更不敢去告官,生怕惹來更大麻煩。至于民間社會,傳統的“濟困助弱”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由于我們長期未能對之進行科學的批判繼承而救出其合理內核,更未能把它納入現代的正義范疇而提升其本質,加上近年商品大潮和金錢倫理的盛行,更使種種“見死不救”的悲劇經常發生,令人扼腕慨嘆。

法治行政意識三要素之間,是一種互相支持、互相影響、合則共興、離則俱廢的關系。從公共意識和法制意識的關系看,公共意識是基礎,它決定著法制意識的性質和方向。沒有了這個基礎,法制意識就可能淪為專制意識。而法制意識是公共意識的進一步理性化、形式化和固定化,是公共意識生命的延伸。缺乏法制意識,反映公共意志的意見或建議就不易法律化、制度化,公共意志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而擁有持久的效力。如果說,公共意識主要體現法治行政意識的人本層面的話,法制意識則主要體現其理性層面。而正義意識則是兩者的揚棄和統一:它舍棄了公共意識中的非理性的和次要的部分,而保留其體現理性公共意志的主干部分;它舍棄了法制意識中可能無視人本要求的偏頗,而保留其格式化、邏輯化、固定化的理性精神。它把兩者的優點集于一身,并在“差異原則”中強調在人人有利的前提下保護和照顧弱者,體現了濃厚的人道精神,反映了現代行政發展的趨勢。因此,我國今后的法治行政意識的培育,還是應該從公共意識、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識、正義意識三方面齊頭并進,使它們良性互動,相得益彰,爭取一種富有人本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法治行政意識,早日成為國民性中的主導意識。

三、法治行政原則的理論基礎和特點分析

（一）法治行政原則的理論基礎

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即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理論基礎。綜觀行政法史,行政法的基本理論發展脈絡大致是: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立足于本土資源,筆者認為,法治行政原則應以“控權—平衡論”為其理論基礎。

控制與平衡是兩個獨立的概念,但社會現代化為二者在行政法內部的連結提供了共同基礎。行政法應始終保持控權功能,有兩個基本緣由:第一,權力的運行規律告訴我們需要對它進行控制。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即“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現代行政雖然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作為權力運行的規律是不會改 變的。第二,權利的實現規律告訴我們需要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權力是實現權利不可或缺的,但它非常容易直接影響甚至侵害公民權利,況且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強度差異懸殊,所以需要對權力進行控制。社會權利包括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具體到行政法領域,則是行政權力與相對方權利;社會整體利益包括公共利益與社會個體利益,社會權利是社會利益的外觀形式。行政法領域內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因各自擴張傾向導致的矛盾,外化為行政權與相對方權利之間的沖突。從根本上說,公共利益以個體利益為基礎,實質上是個體利益社會標準下的有機組合,二者的同質性與同源性決定了二者必然體現為一種均衡。控權的視角與均衡的視角聚合便產生了控權—平衡論。即在認識現代行政權擴張的必要性、客觀性與依法保護的前提下,又控制行政權,防止行政權背離法治原則,并在此基礎上在行政法主體內合理分配社會權利,以實現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均至最大值的平衡狀態。控權—平衡論為現代行政法提供了方法論與價值觀,即控權是實現平衡的手段,控權是平衡指導下的控權;平衡是控權的目標,平衡只有通過控權才能實現。控權—平衡論作為現代行政法的基本理論,兼容了法治行政原則的內涵,旨在揭示行政法的歷史使命并推動其實現,是法治行政原則建立的基礎。

（二）法治行政原則的特點分析

行政法學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依法行政原則,其內涵包括職權法定、法律優先、法律保留、依據法律、職權與職責的統一五個方面。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包括四項:即行政法治原則;行政公正原則;行政公開原則;行政效率原則。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法治原則,并分解為三項原則:即合法性原則;行政合理性原則;行政應急性原則。二十年來我國行政法學者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提出過余條行政法基本原則,從目前來看,大多數學者接受了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原則。

法治行政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最為確切的表述,其有別于依法行政原則。依法行政的原則,如職權法定、法律至上、對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職能分離,權責統一,遵循法定程序等,一般只強調了依照或根據法律,而法律本身的性質、內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此不得而知。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來講,單講“依法行政”已不適應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要求。法治行政包含了“依法行政”的諸原則與內容,并以之為基礎,但其精神實質與價值追求,則比依法行政有了更高的理念與更現代化的內容。從實質上講,“依法行政”與“法治行政”代表了兩種法治主義。用“法治行政”代表“依法行政”,其表面意義在于防止顧名思義的理解的產生,一則防止以法治理老百姓的曲解;二則防止超越法律位級的無效行政。其實質意義在于正確揭示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質要求,即“法治”而非“法制”。從“依法行政”過渡到“法治行政”,是行政法治史上的一個飛躍,是人們對政府法治的要求從形式走向實質的標志。“依法行政”與“法治行政”之爭,實質上是“法制”與“法治”論戰的延續。退一步來講,如果說“依法行政”可以是行政管理的一個原則,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就只能是“法治行政”,而不能與行政管理的原則相混淆。

至于將行政公正原則、行政公開原則和行政效率原則與法治原則并列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筆者認為不妥。因為行政公正原則、行政公開原則和行政效率原則是實現法治 行政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包含在法治行政原則之中的應有之義,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原則,即使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也不能與法治原則并列同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關于行政法治原則,狹義的理解與依法行政原則一致,廣義上的理解與法治行政原則相同。筆者認為,作為思想范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用“法治行政”來表述最為確切。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與目標下,“依法行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行政”,也應是國家建立“法治政府”的方略與目標,怎樣實現法治行政,是建立我國行政法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終極目標之所在。

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法治行政原則也體現了現代行政法的歷史使命和時代特點。

首先法治行政原則更可體現行政關系主體平等的特點。從法律地位來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行政權力行使者。依法執法與服法、守法是平等的,任何人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尤其是現代行政除了權力行政外,還逐漸強化了行政服務、行政指導、行政合同,在法律地位上雙方都是平等的。在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與人員只能當被告,作為原告的公民或法人與其是平等的訴訟主體,享有同等的訴訟權利。從行政關系主體的地位看,依法行政強調的主要是行政機關單方的職能行使。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它所涵蓋的應是包括行政關系主體雙方權力和權利的行使和地位的體現。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法治行政原則不是依法行政原則。

其次法治行政原則可以體現出保障行政相對人權利實現的特點。作為行政相對人的權利也是公民的合法權利,現代行政權來源于公民權利,從根本目的上也服務于公民權利,公民權利是行政權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行政權力在設定、目的及運行上充分實現這些權利,是法治精神的內在要求。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至少主要有六項:即評判權、抵抗權、競爭權、選擇權、知情權、協商權。行政相對人上述權利的實現應得到法律的保障,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應涵蓋此內容,體現其精神。法治行政原則則體現了保障行政權力得到行使的同時,也要保障行政相對人權利的實現。

法治行政原則還可以體現出現代國家權力交融與合作的特點。在我國,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有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提案權,可以說是享有部分立法程序性權力。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分別有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權力,這在形式上雖仍屬行政權范疇,實質上則是立法行為,立法權滲入行政權,是行政法的大勢所趨。在我國司法權滲入行政權,表現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據行政復議法、行政仲裁法,對某些行政糾紛加以裁決,帶有準司法性質的職能。這樣,分權由原來控制行政權力的主導思想,又注入了分工合作的因素,“依法行政”已不能涵蓋權力交融與合作的特點,但其可以由“法治行政”體現出來。

最后法治行政原則可以體現出行使行政權的主體多元化趨勢的特點。現代行政權實際上在實行著既擴消權、放權,既限權、控權又參權、分權、還權的復雜演變。為了減輕政府的權力負擔,充分運用非官方或半官方組織所擁有的雄厚的社會資源,把原本屬于政府的部分行政權分給非政府組織去行使,這樣使部分國家權力向社會權力過渡。為了體現現代法治行政的民主性,表示對行政的支持,公民和行政相對人直接“參政”,參與行政決策、行政立法、行政的某些具體決定。同時,將政府所“吞食”的社會權力與 權利“還歸”于社會。如把原本屬于社會的權力歸還社會中介組織行使。部分行政權還原為社會權力與權利,體現了現代行政權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即國家行政機關已不是惟一行使行政權的主體,其行政權部分地還歸社會主體。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對行政主體學方面的要求,是行政管理的一項原則,是以前“依法辦事”的翻版和延續,而在當代社會行政權多元化趨勢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法治行政原則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當代行政法的歷史使命。

總之,在建立法治國家歷程中,展望行政法的發展趨勢,可謂任重道遠。作為貫穿行政法全部、體現行政法內在要求的基本原則,應該從根本上擯棄“人治”觀念,這是行政法學研究的首要問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用“法治行政”來表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比較妥切的,且它對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理論研究和實踐將有著重大意義,并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對法治行政—原則缺失的補救措施

（一）依“良法”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前提

哲人亞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含有雙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即法治須以良法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何謂良法?良法應該是促成政府和人民都能晉身于正義和善德之法。法如果幫助政府和人民為惡,便不是良法。在行政管理領域,所言之法范圍極廣,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等等,且法規、規章的數量眾多,制定主體十分龐雜,有些地方和部門在制定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時,因受狹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驅動,通過立法爭權、立法爭利),即立法為惡,然后依惡法恣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這已引起了人們的深深憂慮,擔心法規、規章的泛濫,最終會導致法治落空。因此,在行政領域,強調依“良法”行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學者認為,“良法”既要求符合形式標準:即法是由國家機關制定出來的,法律符合憲法,法規符合法律,規章符合法規,整個法的規范構成統一、協調、有序的系統;同時也要符合實質標準,即法應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客觀規律。法如果違反形式或實質標準,就不能認為是“法”,如果在形式上也屬于法,則屬于“惡法”,政府不應依“惡法”行政,行政機關如果按惡法辦事,公民應有抵抗之權。

（二）人權的實現是行政法治的歸宿

人權是指人作為人應該享受的權利,是一個人在社會中應享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項自由平等權利的總稱。法治的最終目標就是人權的實現和保障,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歸根結底是為了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僅僅強調限制政府權力,而不關心人的基本價值和尊嚴,是根本違背法治精神的。所以說,人權的實現是法治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法治的最終價值目標。行政法治的價值追求也應該是實現人權保障。行政法律規范及其實施,可以說就在于保護公民個人利益、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便是公民權益保障。這一原則包括消極保障和積極保障兩個方面:限制行政權力的濫用從而防止其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促進行政主體積極保障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及其實現。這一原則的內容具體包括基本人權保障、法定權利保障和正當防衛權保障等三個方 面。公民的基本人權如生存權、生命健康權、自由權、人格權、財產權、參政議政權必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任何組織或人員都不得非法剝奪、限制或侵害。在這方面,不僅立法要規定措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還要求行政主體必須充分尊重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除基本人權外,對于法律賦予的公民的合法權益,無論哪方面的權利及其利益,都應屬于保護之列。行政主體不僅不得自身侵害,而且還應采取措施予以保障并防止其他人的非法或不當侵害。在行政法治中,應允許公民充分行使防衛權,以保障其人權和合法利益。對應行政主體違法侵害權益的,法律應賦予可能受到侵害之人救濟權及抵抗權等,從而保障其合法權益。

（三）司法審查是行政法治的機制保障

司法是正義的最后守護神,行政法治必須要有司法保障。對于違法行政行為,行政相對人可提請人民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以追究違法行政主體的法律責任,這種途徑比其他任何途徑都能更有效地對行政行為實施法律監督。有學者認為,“中國的行政行為司法審查制度是自行政訴訟的正式確立開始的。行政訴訟在一定程度上以法的形式確認了國家、社會與個人的界線與對峙,把司法權樹立為行政權的一種對峙力量,從而使行政法治成為現時的原則。”但在目前體制下,我國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審查范圍僅限于對行政機關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這對于監督行政主體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的要求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我國將司法審查的范圍拓寬,在加強對具體行政行為審查范圍的同時,應建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機制。

五、主要觀點

（一）要樹立程序法治理念，這是法治行政的本質(1)行政機關的設置必須要有法律依據

我國行政機關是根據憲法、組織法及其它法律,按照一定的層次和結構加以設置的,沒有法律上的依據,便不能設置,也不能行使國家的行政職權。如國家土地管理機構是依據《土地管理法》等規定組建的,其地位及職權都是由土地管理法作了具體規定。現在全國許多地方建立了各種開發區、實驗區,根據開發區管理建設的需要,設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如開發區管委會、試驗區管委會等,這些管理機構在法律上并無設置依據,也無相應職權,其只能根據上級行政機關的委托行使相應的職權,同樣地,任何組織成為行政主體都必須具有法律上的依據,否則便是違法行為。

(2)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受法律限制

行政職權是國家行政權的轉化形式,是行政機關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資格與權能。任何的行政職權都必須依法取得,行政機關不能自行設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實施既定的職權,不能任意擴大或縮小。法律規定了各個行政機關的職責、職權,行政機關只能依據法律規定行使。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鄉、鎮、民族鄉的人民政府行使該法第52條規定的七項職權。行政職權之所以需要法律規定,是因為行政機關是公共權力機關,為了防止行政權力對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就必須用法律界定其職權范圍。

(3)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方式必須以法律為據 行政權作用于管理對象,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與途徑,這是行政機關運用行政職權實現社會管理的必由之路。現代行政法的民主性,突出體現了行政權力運作過程的法律控制。通過立法與授權制度所確立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方式,如告知、聽證、要式裁決等,行政機關必須遵循,并且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行使職權。

（二）在程序合法性、完整性的前提下，確立行政程序優先理念

在行政法中確立行政程序優先原則是與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重要地位相適應的。“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行政程序優先原則在行政法治中具有重要意義。完備的行政程序制度是實現社會公正、法治的重要手段。正如美國行政法學家K·C戴維斯所言:“正義的精髓主要在于程序。”近代社會,人們根據“自治公正”、“正當法律程序”,引申出了程序制度三大要求:任何人不能成為審理自己案件的法官;行政機關在裁決糾紛時不能偏聽偏信,應給予當事人同等的辯論機會;行政機關決定對當事人不利事項時,應當通知當事人并給予其發表意見的機會。“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難以協調運行的,硬要推行之,則極易與古代法家的嚴刑峻法同構化。其結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應當成為中國今后法制建設乃至社會發展的一個真正的焦點”。

行政程序優先原則可以分解為以下具體要求:(1)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性規范是保障行政活動有序、高效的重要方式,雖然在實際形式上表現為一種過程,但它直接關系到行政行為的公正與否,涉及相對人的權益。(2)任何違反既定行政法律程序的行為都是有瑕疵的行政行為。由于行政程序對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具有保障功能,現代行政法將程序保障提到了行政法治的核心地位。但是行政程序是一個系列步驟,而且各種程序的地位、作用都不盡一致。因此,違反既定程序的行政行為必然是有瑕疵的行政行為,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行政違法行為,構成撤銷的理由;二是行政不當行為,構成變更的理由。(3)確立行政程序優先理念。一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程序優先的理念。在思想上,要克服“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觀念;在實際工作中,要認認真真實施法律程序的規定。任何縮減程序、規避程序的行為都是與行政法相違背的。另一方面,要防止利用程序拖延時間,損害相對人利益。因為程序也是一把雙面刃,在行政機關嚴格執行法律,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職權的時候,也會給當事人造成某種時間延誤、手續繁瑣的拖累。因此,要防止行政機關任意設置、添置程序,妨害相對人權益。二是國家機關在立法、執法過程中必須將行政程序放在優先位置。無論是權力機關的立法還是行政機關的行政立法,都要優先考慮程序的需要,在設置實體規范時要有程序規范相匹配,時刻注意程序制度化、法制化。在執法行為中要優先考慮程序的合法性、完整性。

（三）推進依法行政的長遠目標，建立法治政府

《國務院關于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要求，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認真貫徹執行《行政許可法》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頒布一年來，貫徹落實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法治政府的目標全面確立；各地方、各部門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辦法和措施紛紛出臺；以實施《行政許可法》、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以及加強監察、審計監督為突破口，進一步健全了事前、事中和事后對行政權力進行全方位、全過程制約與監督的機制；各級政府和廣大公務員依法行政的意識明顯提高；依法行政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 會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加凸顯。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如何將《綱要》從綱領性的文件轉化為制度性的實踐，從書面上的條文轉化為法治化的行為，從對政府的外在規范要求轉化為公務員的內在價值追求，仍然任重而道遠。建設法治政府，需要我們根據各地區、各部門依法行政的發展現狀、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有計劃、有步驟地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花大力氣，下真功夫，真正把《綱要》貫徹到位、實施到底。

1.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動力，不斷完善依法行政的體制 科學的政府職能配置和完善的行政管理體制是推進依法行政的基礎和前提。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雖然在轉變政府職能和改革行政管理體制上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目前政府職能配置和行政管理體制與依法行政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的轉變還沒有全面完成。《綱要》把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推進依法行政的切入點和第一個環節，充分體現了它在建設法治政府中的先導性地位。當前，推進法治政府建設，首先要求我們以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動力，不斷改革和完善依法行政的體制。體制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設就沒有健全的框架，依法行政的推進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因此，一方面，應依法界定和規范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項基本職能，明確劃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界限，堅持凡是老百姓能夠自己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的和社會組織能夠自我管理的，政府就不必也不應當干預；另一方面，應合理劃分和依法規范各級、各類行政機關的職能和權限，合理設置政府機構，嚴格控制人員編制，大力改革管理方式，全面推進信息公開，努力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2.以制約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為核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設

依法行政的首要問題和根本問題，是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問題，是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問題。行政權具有管理領域廣、自由裁量度大、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等特點，這就決定了它既是與公民、法人利益最密切相關的國家權力，又是最容易被違法濫用的國家權力，因而依法行政的重心是制約和監督行政權。同時，由于我國的法治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模式，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改革，因而使得對行政權的依賴與對行政權的制約成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導致制約和監督行政權始終是依法行政的難點。公民權是國家權力之本，是行政權力之源。人民政府應當始終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維護者，行政權力應當始終是為了保護和擴展公民權利而行使和運用。制約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就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推動著依法行政闊步前進。

公務員是行政權的行使主體，是一切行政活動的最終實施者。他們依法行政觀念的強弱，直接影響著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進程。提高公務員依法行政的觀念，實現制度約束下的公務員自覺依法辦事，是我國依法行政走上良性發展軌道的根本條件之一；否則，再完善的制度也會被與之不相適應的觀念錯位和水平低下所扭曲，甚至使制度失去意義。韓非子說過：“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全體公務員只有真正做到了不唯權、不唯上、只唯法，嚴格遵循合法行政、合理 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才能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奉法者”，才能帶動全體人民真正把法律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才能實現制度與人的良性互動。唯有如此，全面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我們一定要抓住提高公務員依法行政意識和能力這個矛盾的主導方面，通過制定公務員依法行政的五年培訓規劃和年度培訓計劃，通過對培訓的認真實施和嚴格考核，通過獎優罰劣、賞罰分明，教育和督促廣大公務員自覺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行政；并以此為推動，加大在全社會普法的力度，積極營造遵法守法、依法維權的良好環境，逐步形成與建設法治政府相適應的社會氛圍。

3.以加強依法行政責任制為保障，把《綱要》真正落到實處

責任是法律的生命，違法不究必然導致有法不依。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強化政府責任是關鍵。一是各地方、各部門的行政首長要真正履行作為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加大對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的領導力度，一級抓一級，逐級抓落實。二是地方各級政府應當定期向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上一級政府報告推進依法行政的情況，國務院各部門、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定期向本級政府報告推進依法行政的情況，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應當每年對推進依法行政和貫徹實施《綱要》工作作出具體安排。三是加強對行政機關貫徹實施《綱要》情況的監督檢查，強化人大監督、行政監督、政協監督、司法監督、新聞監督、社會監督以及嚴格考核、過錯追究等機制和制度，對貫徹落實不力的要嚴肅處理，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總之，要通過嚴格落實責任制，加大獎懲力度，使《綱要》切實得到貫徹執行，防止其被淡化、虛化、口號化。

4.以推動行政法學為理論研究為先導，為建設法治政府提供理論支撐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依法行政實踐的發展，既推動著行政法學理論研究的進步，又離不開行政法學研究成果的指導。行政法學理論研究，可以揭示依法行政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演變規律，探索依法行政的發展趨勢和道路模式，總結依法行政的經驗、教訓和理念，設計依法行政的機制、制度和方法，為建設法治政府提供系統、成熟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方案。實際部門應重視行政法學研究成果對依法行政的指導意義，理論工作者則應深入調研依法行政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做到以理論研究成果指導行政法治實踐，以行政法治實踐推動理論研究深化。《綱要》正是在立足國情、遵循法治規律、全面總結我國依法行政實踐經驗和積極吸收行政法學最新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制定的，《綱要》的實施更要在這一基礎上推進。目前，我國行政法學界對依法行政的理論研究雖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明顯滯后于實踐發展，脫離實際、閉門造車、調查不多、思考不夠的現象比較普遍。這就需要根據中國國情，以實際問題為導向，以現實需要為著力點，以建設法治政府為目標，不斷加強依法行政理論研究的深度，進一步拓寬依法行政理論研究的廣度，高度重視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努力在建立中國特色行政法治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特色的行政法學。

參考文獻

[1]許崇德，皮純協.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1949-199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薛剛凌.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J].行政法學研究,1999,(1).[3]王連昌.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4]胡建淼.行政法教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5]張尚族鳥.行政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6]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7]黃賢宏,吳建依.關于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再思考[J].法學研究,1999,(6).[8]郭潤生,宋功德.控權—平衡論,兼論現代行政法歷史使命[J].中國法學,1997,(6).[9]黃潔,王福友.論行政權力的有限性[J].中國行政管理,1996,(10).[10]王名揚.美國行政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11]胡建淼.十國行政法——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孫笑俠.論法律對行政的綜合化控制[J].比較法研究.1999,(3)(4)[13]應松年.行政法新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14]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何建華,王雪麗.以權利制約權力:遏制公共權力異化的重要途徑[J].山西大學學報,2001,(2).[16]郭道暉.法治行政與行政權的發展[J].現代法學,1999,(1).[17]姜明安.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1996年年會綜述[J].行政法學研究,1997.[18]陳端洪.對峙———從行政訴訟看中國憲政出路[J].中外法學,1995.

第二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課程總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小結

目前概論課普遍存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的現象，枯燥、乏味、沒有新鮮感的教學過程影響著教學效果。所以，在備課的過程中，針對藝術類學生的特點，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案例教學。在案例教學的實踐中，雖然經歷過幾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學生們的鼓勵下，我堅持了下來，受益匪淺。

總結經驗如下：

1、教學中盲目堆積案例。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吸引學生聽課，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授課過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個案例都講不透徹。最后下課后，學生只記得講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沒有記住授課的內容，以致本末倒置。這樣使用案例，表面上熱熱鬧鬧，實際上空空如也，達不到教學目的。

2、沒有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案例教學的授課過程中，我作為教師仍處于傳授者的地位，從案例的介紹、問題的提出、分析的展開、結論的得出、所涉理論知識的深淺以及時間的把握等方面，均處于主導。真正讓學生來思考、分析、討論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為舉例教學。在這種情形下的課堂，學生仍是看熱鬧的外人，而沒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沒有積極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體會和收獲。

基于個人對于案例教學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為《探析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案例選擇與解釋——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為例》的論文，并獲得“六屆遼寧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征文比賽”二等獎。

僅此論文，作為總結的一部分，向領導匯報。

（一）原理教學引入案例教學法的必要性

1.可聽性：案例導入使抽象概念生動鮮活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通過對具體知識的概括、總結與再思考的方式，達到對世界本質和一般規律的把握。靜態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們的具體作用體現在應用的過程中。為此，《原理》課必須以案例為鋪墊，使其生動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一節講授中，教學案例是“南街村模式與華西村模式”的比較，不僅使學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學生能夠領悟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管理方式、多種運行機制共同發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問題上，選用關云長敗走麥城的典故。關羽并沒有真正接受諸葛亮的勸誡，他把孫權看成是同曹操一樣可惡的“碧眼小兒”；同時打擊曹、魏兩家，主次不分，全線出擊，最終醞成地失人亡的悲劇。這些案例的分析，學生聽得津津有味，增強了學習興趣。

2.通俗性：案例介紹加深學生對深奧理論的理解

學生不是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師覺得容易理解，學生就是想不明白，這主要與他們的生活閱歷與思維方式有關。“案例教學法”能使抽象理論具體化、通俗化，減少學生的畏懼心理和死記硬背的習慣。比如“哲學”中所講的“屬人世界”，學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學生，他們所認

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與場，不自覺地停留在機械唯物主義的層次上。授課中可以通過對“費爾巴哈生平”的分析，講清這位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為什么不能沖破歷史唯心主義牢籠。經過討論，使學生對機械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有個比較清晰的區分，從而帶動一系列難點的解決。又比如，學生對“認識來源于實踐”感受不深，覺得很多成功來源于靈感和偶然。教學中選用摩爾根纂寫《古代社會》一書的案例，向同學說明，為什么生活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摩爾根能寫出研究原始社會的一部杰作？這離不開他的親身實踐，他除了對歐、美許多未開化的原始部落進行調查、考察、分析外，還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對原始部落的經濟、社會組織、婚姻、家庭、習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徹的了解，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而靈感和機遇的捕獲，往往是多次實踐的結果。這些都能引起學生思考與探究的興趣，從而有效克服了機械的思維模式。3.實用性：案例教學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理論必須要滿足學生探索社會問題的需要、追求事業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學生對它的認同感。如在講“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問題時，列舉人們對SARS、對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斷認識，通過討論，使學生認識到人類始終處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學習是無止境的。在此過程中，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隨之增強。

有部分同學盡管對美國侵占伊拉克表示憤慨，但又認為美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做得不錯。針對這一情況，在“人的本質與價值”這一章節的教學中，可以著重介紹阿布格萊布監獄美軍虐囚事件、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設立的監獄以及美國國內的人權問題的大量案例，讓學生了解人權是基于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享有的和應當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通過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國人權政治雙重標準以及人權外交的實質。

對于學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識”相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通過主觀努力取得成功的偉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眾與杰出人物有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毛澤東、羅斯福等歷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學的歡迎。

（二）案例選擇的基本原則 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對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時效性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學中應當把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案例的典型性與新穎性、知識性與趣味性、相關性與輻射性相結合。這不僅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任務的艱巨性、嚴肅性和教學過程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更是由獨立學院學生生理、心理發展的特點決定的。

1.典型性與新穎性

典型性是案例選取最基本的原則，是指要以講授的知識為中心來選擇案例，使案例服務于講授的知識，而且被選案例要有舉一反

三、觸類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講到“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時，可以運用“六度空間理論”加以闡釋；在講授“事物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選擇詹姆士·琴納推廣種牛痘遇到的困難做作為案例。這類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說明問題，案

例的分析和討論能夠有助于學生掌握基本的原理、處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則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較陳舊，過于“正統”，如，用塞翁失馬詮釋對立統一規律，用田忌賽馬詮釋質量互變規律，雖然典型，但這些故事學生們早就耳熟能詳。這個時候，就必須舉一些具有新穎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穎性？一是新近的。對于那些新近發生在國內國際的新聞時事，那些最近發生在校園里和學生身邊的事情，大家都會關注。二是別人沒聽過的。教師的知識面一般來說比學生要寬，掌握的教學資源也比較多，應當發揮自己的特長，多舉一些學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說明問題，但有時候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新穎的案例能夠彌補典型案例的不足，為大家喜聞樂見，但未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應將二者結合起來。在案例的總體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穎性案例都應當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廢。

2.知識性與趣味性

在案例的選擇和運用上，要將知識性與趣味性結合起來。首先，要注重知識性。只有讓學生在聽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識，他們才會對課程和教師有較強的認同感。例如，在講“貨幣的本質”時就給學生舉世界文學史上“四大吝嗇鬼”（夏洛克、阿巴貢、潑留希金、葛朗臺）的例子，往往這個時候，學生都在做筆記。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選擇趣味性較強的案例，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演繹出來，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長，但一定要貼切。例如，在講授“資本”一節內容時，需要講清資本的本質屬性(資本是一種特殊的價值)、表現形式(資本表現為不同的物質形式)和基本特點(資本的運動性、增值性和返還性)。如果就理論講理論就顯得比較抽象，學生不易理解，記憶也不深刻。可以列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故事，孫悟空雖然可以有不同的變化，但它本身是孫猴子，以此來比喻資本雖然可以在不同運動階段采取不同的物質形式，但它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價值。為了說明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舉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詞，指出資本在循環運動中帶回的雖然不是“胖娃娃”，卻也帶回了“金娃娃”。通過講述案例，增強了趣味性，使學生對“資本”這個知識點能有比較形象的理解。

在知識性和趣味性結合的過程中，如果二者發生沖突，知識性為先。學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師有自己的責任，而且案例過多，會沖淡課本知識，出現“喧賓奪主”的后果。

3.相關性與輻射性

所謂相關性，要求案例選取要與學生專業相關、與學生就業相關、與學生生活相關，即以選擇最貼近學生的事例為原則。如在講人生價值時，引入“北大才子賣肉”、“廣州碩士賣豬肉”和“大學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這一系列事件和大學生就業以及人生價值的實現有密切聯系，在學生中間獲得強烈反響，課堂討論的氣氛也十分活躍。

除了相關性之外，課堂教學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夠給學生留有較大的思維空間，要有較強的輻射性，要能夠培養學生發散和創新的思維，從而提高他們的思維素質。如，在講授經濟和政治關系時，可以采用美國霸權主義的推行在世界范圍內帶來的后果，如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引導學生要正確認識霸權主義。同學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激烈的爭論，提出許多很有見地的觀點，使學生和教師均受益非淺。

（三）案例解釋時應注意把握以下三對關系 1.教師講授和學生討論相結合以加強互動性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學生是教學的客體，處于被動和服從地位。在案例教學法中，學生是教學的中心，強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創造良好的自由討論的氣氛和環境，簡要介紹案例的相關背景，在討論過程中對學生進行引導，使案例討論緊緊圍繞主題展開。

需要注意的是，學生們思想道德水平、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參差不齊，尤其是許多學生往往受現實陰暗面的影響較深，看問題往往具有較強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們過分關注社會腐敗的一面，懷疑和否定社會積極的一面。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和進行總結時，要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學生提出的觀點進行論證或批判，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共同探討，堅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學生能夠真正受到啟發，真正能夠解決思想中存在的種種困惑，切實提高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能力。

2.案例教學與理論講授相結合以凸顯科學性 案例教學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學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論教學。教師對相關原理的重點和難點進行適當講授，是教學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時包含多個理論知識點，分析時比較復雜，難以理出頭緒，這就要求教師既要把理論知識講透，又要能指導學生運用理論去分析實際。所以，學生如果沒有必要的理論基礎作為鋪墊，案例討論就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中，理論教學是案例教學的基礎，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的運用。因此，教師可適當地調整教學內容，精講知識；同時，根據理論教學的內容選擇合適的案例，使二者相輔相承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課堂理論講授應當是誘導式和啟發式的，應該與案例討論結合起來。

3.授課方式與授課內容相結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學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還必須恰當運用所選案例。運用案例進行教學，要根據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對象來決定運用方式，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

①引子懸念式：上課前用案例引出要講授的某一具體原理，給學生留下懸念，然后教師既可以結合案例講授理論，也可以讓學生聽完理論，自己去分析判斷案例，教師再做總結。

②簡單列舉式：是教師在系統講授了某一理論后，舉

一、兩個案例，用剛講過的理論去分析解剖，也可請學生先分析、發表意見，教師再做總結。這種方式

雖然層次不高，但靈活簡便，節約時間，適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各部分教學內容和學生人數較多的班級。

③課堂討論式：教師把選擇好的案例事先發給學生，并提出思考題，指定參考書目，由同學各自閱讀、分析、思考，并將分析的意見寫成發言提綱，在課堂上開展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辯論。例如在講哲學對立統一規律時，引入取消中醫的觀點，請同學們分析評價。這種方式讓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氣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學生學習的興趣大大提高。這種方式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都比較多，適用于講授教學重點內容，并且在人數較少的班級應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學法強調“授之漁而非授之魚”，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只是傳授學生課本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思考的過程，學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論知識，更需要的是能夠活用理論知識的能力；教師應賦予學生思考及行動的自由，發展學生個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學生傾聽和溝通的能力，增進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總之，在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對案例選擇與解釋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三篇：堅持依法行政 保障行政法治

堅持依法行政 保障行政法治

——談談對行政合法性原則的幾點看法

行政合法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依法行政，它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內在品質和必然要求，是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實施的任何行為都要符合法律規定的職責權限、實體規范和相關程序準則，具體地說，行政合法性包含了以下幾方面的要求：

一、行政主體合法

首先，行政主體必須是一種組織，而不是個人。這種組織既可以是行政機關或其職能機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委托的其他非行政組織。行政主體是一種組織，所以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職權的職務行為，屬于一種組織行為或者國家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有很多具體行政行為是由行政機關或受行政機關委托的其他組織的人員個人實施的，這些個人與行政主體的關系是一種代理關系，他們以行政主體的名義活動，在行政主體委托和授權的范圍內，他們的行為具有行政主體行為的特征，其法律效果也直接歸屬于行政主體。其次，行政主體是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組織。也就是說，只有依法行政擁有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職權的組織在實施行政管理活動時才屬于行政主體。再次，行政主體能以自己的名義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應具有獨立的主體資格，可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各種國家行政管理活動。另外，行政主體要對自己實施的行政管理行為負責，承擔行政法上的義務。在行政決定的有效期內，行政主體放棄自己的責任，不履行其義務的，行對人對它有請

求權。行政主體如果實施了不當的或違法的行為，就負有予以補償的義務。行政主體如不能對自己實施的行政管理行為負責，承擔應有的法律義務，就不具有行政主體的資格。最后，行政主體合法還應當是取得主體資格要合法。行政機關的成立要有組織法或其他合法依據，按照合法的條件和程序成立，行政機關如未正式成立，就不具有合法的主體資格。

二、行為本身合法性

在這里，首先，行政主體要實施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其次，合法的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實施的作為或者不作為，不是行政主體的組織所實施的行為，不能構成合法的行政行為。而且，不同的行政行為只能由不同的行政主體做出，越權者無效。然而，在實踐中要做到這一點是比較難的，在中國現行政府體制中，有的部門之間、機構之間職責與權限等的劃分還不清楚，職能交叉、權限重疊，造成了互相推諉、互相掣肘，管理效率低下。對于這種情況，應通過職能分解，調整和轉移部門之間的職能，劃清職責權限，各負其責。再次，合法的行政行為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作為或不作為，這既包括實體法上的要求，也包括程序法上的要求。最后，合法的行政行為是能夠引起法律效果的作為或不作為。行政行為的法律意義應表現為它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行政主體認真履行行政職責，依法行政，不越權，不失職，行政合法合理，嚴格行使職權，這樣的行政行為就能產生較好的行政法律效果。而對于不作為的合法行政行為來說，能否產生行政法律效果、具有行政法律意義或價值至關重要，這是不作為的合法行政行為可以成立的關鍵。

三、行為的內容合法

這是指行政行為的內容必須符合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或法律精神的要求，不得違背或超越法定的職權。行政行為的內容合法由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要求。從積極方面講，行政行為的內容必須符合法律對行政主體設定的職權的要求；從消極方面講，行政行為的內容不得違背或超越法定的行政主體的職權范圍，不失職，不越權，不違法。

四、行為的程序合法

這是指行政主體必須依照法定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現代行政管理的范圍不斷擴大，行政權力日漸強化和擴張，面對這種態勢，依法行政要求：一方面對行政主體適時地依法授權，使之擁有必要的權力進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對行政主體行駛行政權力進行必要的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為了保證行政主體能夠合法地、適當地行使其職權，避免行政權力的濫用和錯用，保障公民的權利，要求行政行為設置行為程序，即實施行政行為的次序、方法和步驟。現代行政就是程序行政，這句活不無道理。中國的行政實體相對發達，行政主體的權力授予較多，而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還大大滯后，行政主體的責任在一些立法中尚不夠明確，行政主體的行為還得不到程序上的周祥規范。因此，加強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為行政行為的實施提供充分而全面的程序合法的行為模式，將是中國深入貫徹依法行政原則的一項重要任務。

五、行為的形式合法

在依法行政的原則下，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表現形

式必須符合法律規范的要求，它包括表現為語言文字的行為形式和表現為動作的行為形式都要合乎法律規范的規定，至于行政行為在形式上符合哪些法律的哪些具體要求，要因行政行為的不同和法律規范的不同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在中國向法治社會轉型的今天，行政合法是達到行政法治的核心和基礎要求。從最簡單的邏輯出發：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所以政府的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人民的立法，根據公權力“法無明文規定不得行”的原則，法律沒有授權的政府行為都是不符合行政合法性要求的。然而，由于中國的行政起步很晚，受到傳統觀念和現實國情的影響。中國的行政合法還面臨著諸多尷尬的困境，比如說，行政機關的立法活動不規范、執法機構不健全、各機構職責界限不明確，行政執法人員素質不高、各方面監督不力、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嚴重缺乏，等等。因此要達到行政合法尚任重而道遠。中國的行政合法保障機制有很多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對行政合法性的審查，其中前者是行政系統內部的自身糾錯，后者則是外部司法審查，而對于相對人來說，則都是針對不合法行政行為的監督制約和救濟機制。

第四篇：3論行政法治原則

論行政法治原則

行政法治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權力，行政法治的形式標準是：第一，一切權力行為必須遵守法律，政府剝奪公民自由和權力時，必須指出自己的行為的法律根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有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不按照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不剝奪相對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第三，應當具備保證司法審查的機構和職業。

行政法治原則的功能是指行政法治原則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即將或已經發生的影響。從行政法治原則的內涵來看,筆者認為,行政法治原則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 第一，對法律創制紕漏的補充功能，就是說行政法治原則在行政法規范出現瑕疵和漏洞時,行政法治原則可以直接作為行政法適用，對法律創制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疏漏加以彌補。

第二，對行政權力行使者的監督控制功能，即監督和制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功能。

第三，對行政相對人的保護功能，是指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越權和超權力行使侵害的功能。

第四，對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平衡功能，就是說行政法律關系的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公平公正的調整雙方當事人的關系，有利于實現雙方良性互動。第五，對行政職權行駛的效率功能，法定化程序化的行政模式，便于加強行政法治原則對行政職權的全面控制，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效能，產生社會效益。

依法行政原則(行政合法性原則)是指行政權力的設定，行使必須依據法律，符合法律而不是與法律相抵觸。它僅僅是行政法治原則的一個方面。“行政法治”的層次與境界及要求高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易給人造成一種該概念僅具有法律工具意義的感覺。自黨十五大以來對“依法行政”提法的明確，“依法治國”概念的提出，我們并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面意義上來理解“依法行政”,而應從實質意義的法治這一深層次角度來理解“依法行政”。而“法治行政原則”，是法治原則在行政法上體現的結果。實質意義上的法治行政原則要求而言其應包括以下四個方面:①政府行政皆應有組織法上的依據;②政府行政原則上應有行為法上的依據，包括依據法律原則;③政府所守之法為合乎理性之法;④政府違法應負法律責任。由此可見，“依法行政”與“法治行政”不僅是提法上的差異，更為關鍵的是代表了兩種法治主義。其實質仍是“法制”與“法治”論戰的延續。然而如果把“依法行政”從實質上來看，在一定意義上“依法行政”又和“法治行政”是相同的。筆者認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與“行政法治”，三者是必須要統一的，它們分別屬于社會主義法治正義精神的三個不同層面，即法治的程序正義、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依法行政”主要講的是行政權力的設定和行使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達到程序意義上的“合法行政”；“法治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權力的設定和行使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而且要符合社會公序良俗、倫理道德，做到形式上的公平正義；而“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前兩者的基本要求，而且還要在現實和理想的追求上達到統一和升華，使之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總之不論是“依法行政”、“法治行政”作為原則性要求最終而且必須要以“行政法治原則”這一實質性正義要求為靈魂歸宿。

行政法治原則有以下必要性：

(一)行政國的出現需要行政法治原則加以控制

（二）法治國的成立需要行政法治原則加以控制 目前,我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從人治走向法治的轉折點上,行政法治也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這種現狀表明我們要實現行政法治還有十分艱巨的任務。就現實條件而言,無論是在制度上,還是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都需要創新。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行政法律、法規及政策的形成，需要加強公眾參與的力度，使行政法治所依之法更加科學民主

（二）行政權力的行使應當受到必要的約束

（三）改革現行行政司法體制，建立相對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

（四）健全我國公務員制度，轉變公務員觀念

行政法治原則是法治實質的、核心的原則，在實質法治實現的時候,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的精神依然被保留著,并成為實質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和最基礎的狀態,成為實質法治的構成部分。一定要摒棄實質法治是對程序法治與形式法治的否定的觀點。實質法治是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質的飛躍的表現與成果,是程序法治、形式法治的升華,但是它并不是對他們的簡單否定。在實質法治實現的時候,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就蘊涵其中。我們只有在程序意義、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三個層次上全面實現法治,使“依法行政”“法治行政”與“行政法治”這一法治的核心原則統一的前提下，整體的法治才可能得以建立或者實現。

第五篇：論依法行政

論依法行政

2004年法律本科班 姓名: 內容提要

依法行政是現代法制國家政府行使權利時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則，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樗。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內涵，基礎是什么，對依法行政的要求是什么，依法行政要實現哪三個轉變，依法行政同依法治國的關系。本文通過對以上問題的論述，說明在我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堅持依法行政是必要的，是實行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政府機關都要必須依法行政，這是我們黨治國方略的一大轉變，表明我們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有了重大發展，同時也標志著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崇尚法治，注重法律實施、力行法治的新時期。當依法行政、依法治國被寫進執政黨的綱領性文件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的時候，依法行政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依法行政是現代法制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則，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標志。下面，筆者擬就從依法行政的內涵、基礎、要求、依法行政同依法治國的關系談談我之見，僅供參考。一.依法行政的內涵

對于依法行政的內涵，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法”在本質上必須是體現人民整體意志（公意）的法，而不能是長官意志、個人意志、少數利益集團意志的反映；在形式上應限定在法律、法規（包括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兩種形式上；在法律要素上不僅應包括法律規范，還應包括法律原則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在法律淵源上原則上應采取成文法主義，以不成文法（判例法制度）作為補充。筆者以為依法行政的內涵應從以下幾點來理解：

1.依法行政的主體是公共行政的承擔者。在我國依法行政的主體主要是國家行政機關，而在西方則不僅限于國家行政機關。既是依法行政規范的主要是行政權的享有者，而非行政相對人，依法行政的實質和重心，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

2.依法行政是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既不是對私人事務，也不是對國家行政的管理。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國家行政與公共行政是不同的。依法行政的“行政”是行政意義上的行政，既指一定的國家組織（行政機關）為了實現國家職能、維護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規定的職權和規定，對國家行政事務進行組織和管理的活動，其行政的領域是其他社會組織所無力、無法或不愿承擔，只能由國家實施管理社會公共事務。

3.依法行政中的“法”應從廣義上理解，不僅指法律，也指行政法規等一個法律體系。在依法行政中法律是行政機關據以活動和人們對該活動進行評價的標準，居于國家和社會的統治地位，具有最高權威。

4.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權利，維護公民的權益，以實現公法的價值追求。在我國依法行政是一種積極保障（有效行為）與消極防范（防止濫用行政權力）的有機結合，其目的不僅僅在于對政府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規范，防止濫用權力，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為侵害的公民權利及時得到襝，而且也在于保證政府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秩序，保證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的生活條件。二.依法行政的基礎。1.依法行政是法治的要求

依法行政是建立在法治原理基礎上的，這是依法行政得以確立的內存因素。“無法律則無行政”是指任何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行為，都不具有公民必須服從的正統性而歸于無效。這一原則是指行政機關的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該原則產生于近代憲政意義上行政權的行使。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之后，以為國家權力必須分立，國家必須依法而治而不是由王者而治，法律的制定必須由具有民志的機關——議會來完成，對于議會所制定的法 律，不但要求公民個人遵守，同時要求政府也必須遵守。因而，行政的功能只在于執行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并且立法機會對這種權力的行使要進行嚴格的監督。在政府必須守法的觀念支配下，行政權的運用必須符合法律的具體規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念要數盛行于19世紀的英美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

“法治”的確切含義發展到今天尚未定論，但有一點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則是公認的。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證法律具有實質正義（良法）的前提下：⑴任何人（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對于國家機關而言，除了法律允許的以外，無權進行任何活動；對于社會組織和個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從事任何事業活動；⑵任何人違反法律規定都必須受到懲罰，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不容許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國家機關違法，由其他國家機會依法追究其責任；社會組織和個人違法，由行政機關和民事法機關依法予以懲戒。可見，雖然“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權力的重要意義，但是，法治原則的內在要求是對任何人的行為給予不偏不倚的保護或制裁。法治原則貫徹到行政法領域，即意味著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護行政機關和相對一方的合法行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機關和相對一方的違法行為。依法行政原則是應運法治原則對行政機關的要求而產生的。

2.依法行政是入世的要求。

我國加入WTO，不僅享有WT0的各項權利，同時必須承擔WTO的各項義務。這既為政府依法行政注入新的內容，也對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的依法行政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又是依據我國憲法、法律實施的。加入WTO之后，對外開放事業在WTO框架內推進到一個全面開放的嶄新的發展階段。要按照WTO規則的要求，推進政府依法行政，必須樹立加入WTO首先是政府加入WTO，加入WTO就是要加入“規則”的新概念。要以此為 基點，不僅要進一步增強國內的法律意識，同時要增強國際法律意識；不僅要有嚴格實施國內法的意識，還要遵守WTO規則，增強以WTO規則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行政法意識，并按照WTO規則和我國加入WTO的承諾，更加自覺地堅持依法行政，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例如：我國加入WTO后，對路政管理職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與WTO規則并軌，2003年4月1日，交通部頒布實施了《路政管理規定》，進一步明確了辦事程序、辦事手續、辦事條件和辦事時限，為路政人員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三.依法行政的要求 1.行政組織及其職權確定。

這是對依法行政的首要要求。依法行政，從其實質上看，就是要使行政管理進入法治狀態。首先，行政組織的自身管理要法治化。無論是行政組織的權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還是行政機構的設置、行政編制管理都要以法律為依據，排除個人意志的非理性干預。其次，行政組織的對外管理要法治化，行政組織對外管理的主體形式，行政機關及行政機構行使政權的條件、規則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設定，行政機關及行政機構必須嚴格依法進行管理。顯然行政組織法律制度與行政組織法息息相關，沒有行政組織法的規范和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完備的行政組織法律制度，行政法治狀態也就無以真正實現。2.法律保留和法律優先。

所謂法律保留即指國家的重要事項要通過法律來規定，主要有國家的主權，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法律優先是指行政機關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受法律的約束，不得與法律相違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或相沖突，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

3.行政行為運行要符合法律。

包括形式合法和實質合法兩個方面的要求，或稱之為形式合法與實體合法的要求，二者的關系，形式合法無疑是第一位的。因為，一方面，形式合法是達到實質合法的保障，只有真正地、一絲不茍地做到形式合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達到實質上的合法，為行政案件地正確處理奠定堅實的基礎。準確地說，在法治社會，任何執法活動必須要講究程序法的第一性。尤其在我國，由于整個社會長期受到“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負面傳統的影響，在社會轉型時期更上一層樓應高度重視執法活動的程序合法性內涵的法律價值。4.運作要誠實信用。

即政府在管理運作過程中，使相對人對政府產生的合理期待，不可隨意改變。但在特別情況需要下，誠信原則不排除政府對規定、政策的改變，但要求政府給予相應的補償。目前我國并未確立誠信原則，在現實生活中行政主體常以公共利益為由，來肆意侵犯相對人的權利。四.依法行政要實現的三個轉變

當前依法行政要特別注意轉變消極行政執法的陳舊意識，樹立積極行政執法觀念。消極執法意識陳舊有三：一則將管理方與被管理方樹立起來，簡單以為雙方只是管制與服從關系，忽視行政相對人參與權與主人翁地位；二則片面認為執法僅是或主要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和行政審批，否則不是執法；三則不明確法律規定的行政主營部門的職責，就是執行該法律即行政執法，誤以為政府另組建隊伍實施處罰等職能，才是行政執法。陳舊的消極行政執法觀念不僅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城市管理要求，而是有悖現代行政法治原則。因為行政法治的第一要義就是職權法定。所謂職權法定，即各級政府，所有行政機關的職權必須由法律、或法律授權法規做出規定；法定的職權行政機關必須履行，不得不履行，不得越權履行，更不能濫用職權；不履行，越權履行三種新觀念：一是行政執法手段僅為城市管理的一種手段，法律手段不是萬能的。制裁要與教育結合；法治要與德治并舉。二是行政執法手段是多樣的并有積極與消極之分。審批、命令、處罰、強制、處分等消極手段是執法；協商、協議、聽證、指導、獎勵等積極手段也是執法。現代法治政府在職能轉變的同時，行政執法的手段也在悄然改變，行政執法手段 的人性化，即更多的尊重行政相對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讓行政相對人直接參與管理，亦即行政執法的消極手段更多地被積極手段所取代是當代行政執法發展的新趨勢。三是行政執法是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門為執行法律法規實施的一系列活動，而不僅是一項具體行政行為。五.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國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使國家繁榮富強長治久安的必經之路，依法治國為依法行政開辟了道路，創造了前提條件，不奉行依法治國的方針，就不可能有依法行政，沒有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依法行政也難于推行，依法行政需要權力機關加強立法和必要的授權，需要司法機關的保障，需要全國人民有良好的法律素養，需要來自各個方面的對行政機關是否貪污行政的監督，依法行政不可能孤立存在，不可能離開依法治國的大環境單獨進行。例如：199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施行，它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公路事業步入了法制軌道，為路政管理人員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如果沒有依法治國的大環境，就不可能有《公路法》的頒布實施，依法行政也就無從談起。

2.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

首先，在整個國家機關序列中，行政機關所占比重最大，擁有部門最多。行政管理的范圍廣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行政執法活動具有多樣性，廣泛性，技術性強，對社會生活直接干預等特點。其次，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約有80%以上的法律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在整個執法活動中，行政執法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依法行政，用法律手段調節和管理各個領域的活動，將逐漸成為政府機關活動的主要形式，依法行政將成為政府機關的主要工作任務。因此，只有加強依法行政，改善行政執法活動，才能有力地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目前，雖然行政執法工作不斷加強，成績很大，但也存在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越權 處罰、無權處罰、以罰代刑等現象時有發生。針對目前行政執法不嚴的狀況，要突出加強和改善行政執法；要明確執法機關的責任，提高執法效率，切實解決執法不力，放棄法定職責或超越法定權力的問題；要狠抓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堅持不懈地抓緊行政執法人員的思想教育，法律政策教育和崗位業務培訓；加強考核任用、獎懲等制度建設，建立健全對行政執法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執法違法的追究制度和賠償制度，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辦事。

綜上所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和核心。“只有以依法行政為重心和突破點，人治的現狀方可望改變，法治才可望實現。”才能使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法制代的軌道，實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法制化和規范化，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客觀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是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提高執政水平的有效途徑。主要參考資料：

1、《社會主義法治論綱》石泰峰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0年3月

2、《行政法學》姜明安、皮純協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2年4月

3、《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知識》 任建新主編法律出版社 1996年9月

4、《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 皮純協主編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

5、《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及其現代意義》 沈巋、王錫鋅、李娟著《中外法學》 1999年1期

6、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

目錄

一.緒論 二.本論

⑴依法行政的內涵 ⑵依法行政的基礎 ⑶對依法行政的要求

⑷依法行政要實現的三個轉變 ⑸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