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權力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權力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大師，代表作有《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沖突》（1984），并與約瑟夫·奈合著《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三版，2001）。他是當代詮釋和發展世界政治理論的經典大師。在其學術生涯中，基歐漢一直身處國際關系理論論戰的核心。《權力與相互依賴》由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頗有理論建樹的力作。1977年，該書第一版出版，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理論霸主地位的開始，構成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的理論基石；1989年，該書重版并增加了對批評的回應；2001年該書第三版出版，兩位學者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依賴概念相整合，指點國際局勢，激揚文字，對21世紀初的世界政治進行嚴肅的理論分析，成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義發展的巔峰之作。

自1977年以來，該書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引用頻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國學者視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紀60、70年代，國際關系出現大分化、大組合，一度有美國霸權衰落之說。對此，美國學術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和政策建議，而《權力與相互依賴》的復合相互依賴模式公認是最有解釋力的理論之一。本書是兩位著名學者的雙劍合璧之作，既有理論上的深度建構，也有實踐上的指導價值。盡管作者強調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國際體系不斷變化的性質及其

理解（并稱之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確立理論框架，提出理論解釋新模式，但從本書的結構來看，提供美國外交對策乃是應有之義。“征戰沙場。劍強于筆；長遠觀之，卻是筆指導劍”恰是本書的點睛之筆。

1997年《權力與相互依賴》的出版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理論的霸主地位的開始。自出版以來，該書被美國學者視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見本書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權威和重要性。

本書認為隨著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深,相互依賴已被用來作為一種制約他國的權力資源,事實權力并沒有從相互依賴中分離出來,而是有力詮釋了相互依賴。隨著相互依賴的逐漸深化,民族國家利用相互依賴而帶來的各種條件和機遇,維持和增強國家的權勢,提高國際地位。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是因為舊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潰，世界變得相互依賴，傳統的議程無法界定我們所面臨的威脅，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隨著跨國社會運動等非領土行為體的出現，傳統的領土作用在減弱，他認為恰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的作為經濟單位額國家有可能消失。傳統主義不能理解，將其稱之為全球主義謊言，他不關注于這些反駁，在他看來，這如同關注一個針尖上能有多少個天使跳舞的中世紀經院式爭論一樣。

羅伯特·基歐漢他并不認為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沖突就無影

無蹤，相反，國際沖突會以新的形式出現，甚至會呈現上升態勢。也不能將相互依賴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賴，最可能影響的行為體應對過程的是依賴的非對稱性。

權力一直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權力在相互依賴中的作用必須區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所謂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內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賴的代價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試圖改變局面而作出的變化之前受外部強加脆弱性是行為體因外部事件強加代價而遭遇損失的程度。羅伯特·基歐漢認為脆弱性相互依賴包含戰略意義，而敏感性相互依賴恰恰缺少這一點。這并不意味著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試圖操縱相互依賴的戰略有可能導致戰略反擊。僅僅依靠經濟手段對抗嚴重的軍事威脅有可能是無效的。在此意義上，與經濟力量相比，軍事力量是處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賴影響世界政治和國家行為，而政府行為也影響著像話依賴的模式，政府通過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動的程序、原則或制度來調節跨國關系，國家間的關系，將這些控制性安排為國際機制。國家機制可由國家之間的協議或條約組成，如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回憶上的安排，國際機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戰后的美加關系。當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規范和程序或規則，無機制情況就會出現。

所謂國際體系的結構即同類單位的能力分配狀況。其中國際政治體系中最重要的單位是國家，有關能力被視為其權力來源。而國家機制是國際體系權力機構與該機構的政治、經濟談判的中介因素，即對其有著正式或非正式的影響。

國際機制的變遷往往非常重要，因為國際機制的變遷，新的機制影響著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視貿易原則的確立一樣，改變了世界貿易的舊貌。但是從某種意義而言，某些國家面貌也改變了國際機制。

在關于現實主義與復合的相互依賴方面，羅伯特·基歐漢推導出一個具備如下經濟特征的世界，國家間存在著現實或潛在的沖突，國家隨時都有可能動用武力，每個國家都力圖保護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現實威脅。只有強大的國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復合相互依賴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各社會之間是多渠道聯系的，二是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很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問題，三是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是，一國政府不再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復合相互依賴三個主要特征導致不同的政治過程，而這些政治過程將權力資源轉化為控制結果的權力。在現實主義的世界里，軍事安全將是國家的首要目標。甚至影響到那些不直接涉及軍事實力或領土防衛的問題。

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在復雜的環境下，國際組織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國際組織可以確定某些重要問題，從而幫助政府決定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或機構間委員會及其他政府內部安排的性質。如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環境回憶的召開，促使美國重要部門集中關注防止世界糧食短缺問題。也幫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潛在聯盟。對于穩定世界秩序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相互依賴的持續加強，全球化趨勢進程的不可阻斷，國際社會的整體性得到加強，全球意識得到張揚，霸權意識和行為越來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脅世界和平。雖然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已經過去，國際社會也無法容忍赤裸裸的強權和武力征服。但權力無疑是政治領域的通行證，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特別是隱藏在國際秩序和國際制度背后的權力框架，這種制度性強權或結構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難以更改。權力還是權力，只是給自己加了個精美的外殼。因而權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理解摩根索權力政治理論的鑰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鑰匙。

第二篇：《權利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國家與市場》讀書筆記

戰后，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密切。

但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政治和經濟仍然彼此分離，各自孤立，難以充分闡明和解釋許多重要的問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歐美有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對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和世界經濟中的政治因素給以越來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國際政治學和世界經濟學結合起來，加強對國際關系的綜合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發展。在這批開創先河的學者中。著名的英國國際關系專家蘇珊·斯特蘭奇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在《國家與市場》中，斯特蘭奇深入淺出的評價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理論基礎和主要流派的觀點，特別是指出了聯系性權利和結構性權利的區別，用四個基本結構——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運輸、貿易、能源和福利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剖析國際上紛繁復雜的政治經濟現象，比羅伯特·吉爾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論概括功夫。

開場白中荒島的故事所闡明的一個簡單而又重要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首先考慮人類設法通過社會組織提供的基本價值觀念，即財富、安全、自由和正義。接著我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社會（或不同的時期相同的社會）在產生這每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的同時，總是對四種價值觀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順序。所有社會都需要生產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質產品，但是有的社會最優先安排物質財富的生產。所有社會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組織，以便使個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來自本國或國外其他人的暴力傷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國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實上，社會有組織的生活比個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這兩大優點，正是在于與其他人的聯系可能增加財富和個人安全。不管怎樣，社會組織的確帶來了對自由的若干選擇，即帶來了個人的選擇權；因此一旦有了社會，就要作出安排，為個人或集團提供一些財富，一些安全，一些選擇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的組合比例方面，各個社會是有區別的。如果不仔細觀察經濟生活中權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學好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各自對四種基本社會價值觀念作出輕重緩急順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徑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財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種觀念不同的比例組合。從根本上說，決定這種組合的性質的是權利問題。

正是權利決定了權威和市場的關系。除非施展權利和擁有權威的人的允許，市場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功能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私營市場經濟和國營統治經濟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政府給予市場經營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場運轉所處的環境。這種環境也反映了權利的分配。不管環境可靠不可靠，穩定不穩定，或者是繁榮還是蕭條，都反映了擁有權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決策。因此，不僅權威對市場的直接權利至關重要。而且權威對市場運轉的環境或周圍條件的間接影響也至關重要。

該書認為，在政治經濟中使用的權利有兩種——結構性權力和聯系性權力，但是，世界體系里國家之間和降級企業之間正在進行的競賽中，結構性權力越來越比聯系性權力重要。按照現實主義者作者在國際關系教科書的傳統說法，聯系性權力就是甲靠權力使乙去做它本來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國靠聯系性權力迫使瑞典允許德國軍隊穿過它的“中立”領土。美國憑借它對巴拿馬的聯系性權力支配了巴拿馬運河的航行條件。另一方面，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其他國家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別的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些結構中活動。結構性權力不只是指確定議事日程或“設計”包含了支配國際經濟關系的慣例和規則的國際機制。這是結構性權力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國的結構性權力對小麥和玉米交易的影響使得買賣雙方可以進行套頭交易，即使蘇聯購買糧食，也會采取這種方式。倫敦的“勞埃德”是國際保險市場上的一個權威機構，它允許小保險商或承保人把大風險“賣給”再大的保險商，從而使該體系的運營以完全能承擔和管理大風險的大國和大保險商為中心。需要保險的人必須照此辦理。簡而言之，結構向權力就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就是構造國與國之間關系、國家與人民之間關系或國家與公司企業之間關系框架的權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關系中也能決定周圍的結構，那么各方在相互關系中的相對權力就會增大或減小。

結構性權力不只存在于單一的結構中，而是存在于四個各不相同但互有聯系的結構中。其設計的圖像是一個有四個面的棱錐體或四面體的，每個面都與其它三個面接觸，并且依靠它們才在這個棱錐體中占有一席之地——對安全的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貸的控制以及對知識、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能夠控制人們的安全的人那里落葉存在于能夠決定和支配商品和勞務生產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發達國家，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或者兩個人的混合——能夠控制信貸供應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識、能夠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決定獲得知識的條件那些人，也可運用結構性權力。

結構性權力的四個來源：

一，只要暴力沖突的可能性威脅著個人的安全，為別人提供免受威脅的保護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務方面使用權力。對安全的威脅越大，人們愿意付出的代價越高，接受提供保護的防御力量本身將會對它所保護的人帶來另一種威脅的風險也越大。就國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現存秩序及當時本地區流行的意識形態挑戰的“革命”國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價并接受軍事政府和諸如秘密警察之類“國家安全”力量的統治的風險。政治經濟學中的安全結構就是由于某些人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力框架。保護者，即提供安全的人，獲得某種權力，使他們得以決定，也許還能限制其他人面臨的選擇范圍。在運用這種權力時，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己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會關系中取得了特權。因此，安全結構必然會對經濟中誰得到什么產生什么影響。誰也不能忽視安全結構。

二，生產結構可以定義為決定生產什么，由誰生產什么、為誰生產，用什么生產和按照什么條件生產等各種安排的總和。生產結構涉及參加勞動的人們和他們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它們可以得到畜力或機器的幫助。他們的努力也許會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輔佐。但是生產結構主要涉及勞動者如何組織起來和他們正在生產什么。在政治經濟學中，生產結構就是什么創造了財富。

三，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權力是掌握在能夠提供安全或拒絕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設法通過生產創造財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產結構外，還有金融結構。它與這兩種結構同樣重要。發放信貸的權力意味著有權允許或不讓別人獲得今天花費、明天償付的機會，意味著讓別人運用購買力去影響產品市場。也意味著有權控制或濫用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貨幣，從而影響以其它貨幣為單位提供信貸時的匯率。因此，金融結構實際上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僅包括信貸得以建立的政治經濟結構，而且包含貨幣體系或確定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不同貨幣體系。因此，金融結構可以定義為支配信貸的可貨性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條件的所有要素的總和。

四，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雖然它與其它三種結構衍生的力量同樣重要，但還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識也是權力，誰能夠獲得知識，并且能不讓別人接觸他們所尊重和尋求的某種知識，誰能夠控制知識的傳播的渠道，誰就可以利用這種非常特殊的結構性權力。

下面的四章論述了刺激權力結構——運輸、貿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國剛剛在歐洲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比除蘇聯以外任何其它歐洲國家都強大。在廣島和長崎，美國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勝過蘇聯和所有的其它國家，以為它暫時壟斷了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武器。但是這種戰略力量不足以使經濟生活的車輪重新在西歐轉動起來。如果沒有生產能力供應食物和資本品以復興歐洲工業，如果沒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貸，美國就不不可能對馬歇爾計劃受援國使用權力。美國的結構性權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結構、生產結構和金融結構主宰的基礎上。美國以外的國家相信，美國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本國人民和別國人民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戰后世界，這種想法加強了美國的權威性。

第三篇：權力與繁榮讀后感

《權力與繁榮》讀后感

在這本書的序中提到奧爾森對于權力、政府、政治與經濟相聯系所提出的思考，對于我來說這些理論是比較抽象難于理解的，而且我的價值觀中已經形成了對于這些理論的一些看法，雖然說現在應該是沒有一個令人滿意讓人普遍接受的關于權力、政府與政治的理論，但是奧爾森的這些分析為這些問題打開了一道新的門，對于我固有的認識是個沖擊，例如為什么有的市場經濟國家貧窮，有的富裕；為什么市場經濟不是保證國家繁榮的唯一條件；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能夠帶來經濟繁榮等。《權利與繁榮》據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認為其中有不少可以借鑒之處，以下就我感觸比較深的幾點談談我的認識。

奧爾森運用比喻的方法闡釋了權力的邏輯，提出了國家起源的流動幫匪定居理論。他認為，存在一群流動幫匪，到處掠奪。后來，這群流動幫匪發現，通過在一固定地區征稅，對該地區提供保護等公共產品，能夠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們定居下來，對其成員制訂了一些規章制度，嚴格保護成員產權，不準外來者掠奪該地區，也不準內部成員隨意掠奪或盜竊他人財產。這樣，國家就產生了。當稅率過高時，就可能導致生產下降，從而可能使稅收總額減少。因而，最優稅率應該為：稅率提高增加的稅收恰好等于稅率上升導致生產下降造成的稅收損失。為了增加稅收，定居下來的幫匪就會提供公共物品、保護產權等。

專制統治權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權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實現了公共物品的供應，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數人統治與專制統治一樣都擁有社會的共容利益，因為他們都控制著稅收征收權。但是，大多數人統治下還能獲得社會中重要的市場收入份額，從而使其擁有更強的社會生產上的共榮利益觀。這就使人們更傾向于民主政治，無論從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為了在一個既定稅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個社會必須公正的執行契約，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長期的基礎上才可以再次產生。為了從長期契約執行中獲得好處，一個國家還需要穩定的貨幣。那些定居的匪幫首領就會有最大化的稅收所得，他的臣民就會在他的領地的生產中得到最大利益。當然，這需要首領絕對采取長遠的政策，只有這樣，臣民才會絕對相信他們的私有財產權利及契約執行會得到永遠的尊重，并且貨幣會保持著完全的幣值。但是絕大多數專制統治者都會著眼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們的政權總是短暫的，結束于多樣的政變中。

然而，獨裁者被消滅并不一定會帶來民主。獨裁被消滅后，民主的出現是有條件的。只有當面臨外部影響的時候，民主才會出現。但是，在有些國家民主也能夠自發產生。這些國家不存在導致獨裁的條件；各個領導者不是相互分散，從而不能在不同地區形成分散的小獨裁者；不會被外部勢力所征服。每一個想成為獨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獨裁的條件，其最好的選擇就是分享部分國家的權力。1

奧爾森認為，科斯定理是一種烏托邦。根據科斯定理，當人們自愿進行交易時，如果沒有欺騙或者錯誤，交易會使他們的狀況變得更好。“盡管那些從壟斷者手

中購買東西的人要比那些從一個競爭性價格市場中購買東西的人要稍微不劃算

一些，但是他們都在購買他們希望獲得的東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間也會發

生壞的事情，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談判的那樣——都是自愿的。相對于富裕國家來講，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由于這些國家的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富裕國家的人并不比貧窮國家的人更善于討價還價和達成交易。過高的交

易成本無法解釋貧窮國家更加貧窮的原因。因此，盡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論

可以很好地解釋科層制企業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奧爾森認為，要正確理解政治，不僅必須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還必須要明白武力和強制。

擁有權力的一方通過武力威脅或者使用權力能夠得到收益，并且這種行為的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時，理性自利也會引導人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強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涼、貧窮、卑鄙、野蠻以及短缺”的無政府狀態生活的主因。

在無政府社會中，生產的動機受到一個人的產品、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奪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勞動力不是用來生產，而是用來掠奪的。

在一個無政府社會中，一個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奪而不是在生產

上。因此，本用于生產的資源被用于防止掠奪活動了。資源流向土匪以及社會的防止掠奪行為都減少了產量。

如果無政府社會被一種恰當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產量就會大幅度增加。

即使無政府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簽訂了社會契約以確立一個和平秩序，無政府狀態

也不會根除，除非契約能夠得到強制執行。但是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一方可以強

制執行契約，那首先不會有先前的無政府狀態。

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利去創造和保護私有產權并去強制執行合約，而且

受到約束不去剝奪這些個人權利，就是強化市場型政府。奧爾森認為經濟成功有

兩個條件，一要是對所有人都有穩定的且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公正的契約執行權

利，另一個必要條件是沒有掠奪行為。如果政府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可能就會對

經濟繁榮起阻礙作用，甚至導致經濟衰退。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把國家興衰的理

論更進了一步，增加了對政府限制或保護權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對政府作用的認識。奧爾森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從個體追求最大利益的動機出發分析政府的作用，彌補了關于政府作用的傳統理論只從政治學或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觀基礎的缺陷。

政府對社會經濟的作用與影響，并非在于如何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夠保障民眾的經濟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場的擴展。如果

沒有由尊重個人權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約束條件，要想發展起嚴格的產權制度

及合約的有效執行是不可能的，這就必須從政府的激勵機制出發，建立一個能夠

給予涵蓋利益最大決策權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只有“強化市場型政府”的政府才能夠做到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和公民自由，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

約，能夠向社會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并且在此同時它還能夠

受到約束而無法任意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于是“奧爾森條件”才能得到充分滿

足。也只有在這兩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場，并且讓市場機制拓展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

政府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強制發展，是我們習慣的方式。關于發展中國家，奧爾森的邏輯認為，其落后的最大挑戰不在于資源或資本匱乏，而在于它們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分工、交換等

市場活動，特別是高質量的政府活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征服重點發揮作

用的領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徑庭，其關鍵差別集中在保護個人權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國，真正讓人擔心的問題始終不是市場，而是政府，或者說，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權力對于經濟的干預無所不在，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

時，由此產生的問題也在不斷地積累和發酵，它帶來的后果是發展的質量不高，經濟失衡，環境破壞大，腐敗頻發，社會分化。這些問題反過來又為高質量的政

府活動制造了障礙。

中國以傳統的治理方式推動了經濟增長，并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過，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盡

快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憲政的政治經濟體制，構建

強化市場型政府，就成為決定未來中國改革能否真正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四篇：甜與權力讀后感

讀《甜與權利》有感

201024144113 吳綺莉 10歷史文遺班

糖，從1650年起在許多國家從一種奢侈品、稀有品變成一種日用品和必需品。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平凡又十分常見的調味料，裝飾著現代社會的每一張餐桌。平時我們也許不會把糖跟權利聯系起來，兩個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西敏司卻在《甜與權力》一書中，為我們娓娓道來“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尋常的歷史。首先我先剖析一下這本書的結構：作者在第一章試圖引入食物和“吃”作為人類學研究對象，使之成為研究現代生活之人類學的一部分，通過討論甜不是指甜的東西，來闡述甜是一種味覺，霍布斯稱之為一種“品質”。而糖、蔗糖是激發甜的感覺的物質。然而人們對甜的喜好程度卻往往大相徑庭，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所以不能說喜歡甜是人類的普遍特征，從而又引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一個特定的民族是怎樣變得頑固地堅持對“甜”的大量的、習慣性的攝入。第二章則通過考察西方各國對糖的消費，生產情況，把問題集中放在向英國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種植園生產體系，以及那些使產品得以生產出來的主要勞動榨取形式。同時也展現出了像糖這樣的殖民地產品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增長過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過討論糖的消費把生產與消費聯系在一起，依據人們的行為和所思來對消費加以解釋，滲透到社會行為中的糖，通過被賦予新的用途并承載了新的意義，從一種稀奇和奢侈的東西轉變成一種平常的必需品。作者西敏司認為這樣的意義源于

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幾個跟權力有關的問題并進行討論。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深入的探討了權力的問題以及強調了田野工作對研究食物和飲食的人類學的重要性。

作者西敏司聚焦于工業化早期的英格蘭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種植園，把糖的命運講述得格外深刻。使我們看到了糖從一件奢侈品化身為工業化生產的商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密切地與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奴隸化生產，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聯系在了一起。與此同時，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經過一個自上而下的復雜文化過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是一個靠食物維持生命的有機體，而我們的身體也因為進食才有了新的能量，這些能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會很快的轉化為支撐我們行動和思考的力量。但這只是食物對于人而言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一個方面，食物除了滿足個人需求之外，另外還有一種社會功能。恰如西敏司所指出的，盡管在食物與親屬關系或者食物在社會群體之間關系上，我們現代的生活已經和原始部族的生活大相庭徑。但是，在食物對于我們對于我們的生活以及構建社會關系的影響力上依舊和原始部族有著同樣的形式和重要性。在《甜與權力》一書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種類的糖，不過著重關注的是蔗糖。決定這一觀點的是最近數個世紀以來蔗糖消費的歷史。

蔗糖在近代的消費歷史是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的，本書雖然一直在圍繞著”糖”這個話題進行討論，但作者關注和揭示的焦點是“權力”這樣一個復合概念。

糖作為一種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產與消費是與世界市場的誕生和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關的。本書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費歷史的時候，采用的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生物和文化的視角來展開探討——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關的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不同之處。

通過對這些家用、日常的物品進行探究，幫助人們澄清世界是怎樣變成現在的樣子，以及在變化中如何保持某些層面的內在一致性。其實，西敏司所謂的“權力”，其內涵是很廣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外，作者認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種權力。當糖的消費日益蔓延開來，蔗糖消費的增長改變了人們日常的飲食習慣，某種形式的油脂和糖成為以大量淀粉質食物為主食的一餐飯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缺乏肉類的時候，糖成為了替代品，并且決定了吃什么樣的淀粉類食物。糖作為輔食卻具有了決定主食的權力特點。同時，作者還指出，糖的消費與女權也有著一定的聯系，發生在窮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這樣一個文化模式。昂貴的蛋白質食品是給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婦女和兒童消費，這并不是說女性比男性更喜歡甜食，而是一種權力的控制，食物營養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上的不平等，從這一點上，蔗糖似乎成為了權力傾軋的工具。

作為一部人類學經典作品，《甜與權力》西敏司娓娓道來的是“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尋常的歷史。讀完這本書，給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對蔗糖與權力之間的聯系的理解，更讀懂了人類學與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以

及田野工作對研究一種歷史現象或者是地方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認為如果沒有歷史，人類學的解釋力就會被嚴重削弱，要形成一門關于當下的學科，必須研究那些缺少所謂“初民社會”相關特征的社會，即使是面對平凡的研究對象。人類學家在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要珍視當地人所說的，所期望的和所做的，研究對象如果僅僅針對某些弱勢群體，則稱不上是客觀的、科學的研究了。這本書按照自己的方式，為我們開辟了一條了解人類學的道路，十分值得我們一看。

第五篇：《權力論》讀后感

《權力論》讀書筆記

班級：管理11-1

姓名：劉鵬鵬

學號：20110500348

5讀伯特蘭·羅素名作《權力論》有感

很開心在張老師的推薦下，我去購買了《權力論》這本書，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時間將它完整的閱讀了一遍。雖然我的理解力有限，僅僅只能領會羅素先生對權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夠我受教了。在認真閱讀《權力論》的同時，我時不時也想起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且試圖運用《權力論》中“對權力的節制”的觀點對其進行解讀，經過接近兩天的時間分析，我似乎在它們之間尋找到了一些聯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將自己的讀書體會分兩部分進行闡述，一部分是對于《權力論》這本書的一個整體理解和個人感受，另一部分則是我結合《權力論》一些觀點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的一個個人理解。具體闡述如下：

從《權力論》的開篇起，羅素就明確指出——人，作為物質與精神的完美載體，擁有眾多的欲望，但在這之中，唯獨“權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權力欲是人們追逐權力的根源，是產生社會變化的主要動因。針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利益才是人不斷發展的基本動機的觀點，羅素有著自己的見解——“當適度的享受有了保證的時候，個人與社會所追求的是權力而不是財富；他們可以把追求財富作為追求權力的手段，他們也可以放棄財富的增加來確保權力的發展”。在羅素看來，擁有權力以及對權力的渴望與追逐，是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之一。權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級需求之一。人的權力欲表現有兩種，在領袖身上是明顯的，表現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隨者身上則是隱含的，表現為心甘情愿的受領袖支配，追隨領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領袖取得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勝利。羅素認為，從宏觀角度看，權力的來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有不同的表現。例如，軍事專制國家、神權國家以及財閥統治國家，其權力實施和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權、王權、民權等諸種權力形式，其來源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從微觀角度看，權力服從的根源基本相同。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自人類社會產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隨者和領袖們則構成了每個社會中最基本的權力關系。那么何為權力服從之根源？對這個問題，羅素指出——“一切服從的現象，根源都在于恐懼，不論我們所服從的領袖是人還是神。使人服從領袖而成為追隨者的動力在于其內心深處的恐懼，服從可以獲得安全；而促使人發號施令成為領袖的動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誠信仰而產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對權力來源方式的研究，羅素進一步分析了現實社會中教權、王權、暴力、革命權力、經濟權力以及支配輿論的權力等多種不同權力形態，詳細論述和區分了組織制度下產生的組織權力和因“天賦”或“智慧”等而產生的個人權力。在此基礎上，羅素又通過不斷考察各種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分別論述了傳統的權力、革命的權力以及暴力的權力之間的不同之處。

此外，羅素更深刻地認識到，權力具有不斷擴張的特性。他明確提出在社會生活中，個人、組織與政府對權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他所探尋的并不僅限于所謂“權力制約權力”、“法律約束權力”與“多元社會團體規制權力”等這些政治學層面的一般路徑，而是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提出了一種全面的權力規制方案。他認為，權力規制需要具備4 個方面的條件———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宣傳條件以及心理與教育條件。這四個條件需要協同作用，共同制約權力的無限膨脹，以維護民主。所謂政治條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數人統治并保護少數人的機制，通過實現中央與地方分權、公共部門內部分權制 衡以及促進各種社團的繁榮，來約束公共權力；所謂經濟條件，就是指實行民主

性的社會主義，通過土地和資本的國有化，實現對經濟管理權力的監督；宣傳條件則是指，社會應該倡導言論自由，弘揚寬容精神，在科學、文化、藝術領域不強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條件則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動狂熱情緒，消除恐懼、憎恨心理和破壞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學氣質。羅素還對權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規勸。他告誡人們要始終把權力當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讓權力結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種善良的目的。這種目的必須在實現后能有助于滿足別人的愿望，而且實現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帶的弊端超過目的實現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討論完這三種權力形式的區別之后，羅素話鋒一轉，進入了下一個更為深奧的話題：權力是如何在社會歷史的發展演進中不斷形成和實現的。他為此專門安排了一個過渡性的話題，這就是：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是從哪里來的？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對僧侶和國王表示尊敬的傳統是傳統權力的來源；而恐怖和個人的野心———這些則是赤裸權力的主要來源；新信仰取代舊信仰這是革命權力的來源。

在這之后羅素還討論了權力與道德的準則，認為這二者之間并無明顯的關系；不僅如此，他還批判了權力哲學，毫不客氣地指出：權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權力哲學在某種明確的意義上卻是瘋狂的。隨后他分析了權力的倫理學——“有權力的人，最終目標應該是促進社會的合作，不是一個團體反對另一個團體的合作，而是整個人類的合作”，“最終統治人類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們求助于人類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雖然這些想法始終是積極美好的，但羅素同時也是一個現實的人，他認為僅有這些美好的憧憬與呼聲顯然是不夠的，他在著作的結尾討論了權力的和緩，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是權力和緩所必不可少的四個條件。”換句話說，要使權力之獸始終在理想道路上行進，那么必須使用由這四種材料擰成的韁繩。這也就是如何馴服權力的最終解答。

關于近期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會議決定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運用《權力論》對權力的節制的一些觀點對其進行了了的一個簡單的理解與解讀。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進一步壓縮政府權力的，釋放市場功能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它將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整個公告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體現本次全會決定的關鍵性語句，它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期許和愿望，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與羅素所表達的“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成功實現自己的復興之夢。

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我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日漸豐富。但是，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極為嚴峻的問題，尤其是近幾年來，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尋租腐敗、地方債務危機等問題層出不窮，極大的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究其這些問題的根源任然是“權力問題”，是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閑不住的手”的“權力問題”。為此，中國政界與學界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大討論———究竟我國經濟應該選用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市場為主導？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它解答這一困惑，并堅定地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全會的決定體現了“市場能辦的交給市場，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這一精神，在壓縮政府權力、釋放市場與社會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隨意投資；二.嚴格控制預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減政府機構，減少審批特權；四.財權與事權對等，減少作案空間；五.強化監督，建立行政體系外的司法系統——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這些措施實施，能夠使我們的政府系統減少貪污腐敗的作案空間，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能夠使我國目前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為以消費為主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模式，能夠使我們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經濟快速增長的帶來的利好，實現“國進民進”的宏偉目標。

針對此次全會決定會帶來的主要利好，我將以“農民”、“城市居民”和“企業家”三類人群進行重點敘述。對于農民，第一步，通過使農民的宅基地和農地可以流轉，農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土地進行轉賣、租賃以及貸款等來增加農民收入； 第二步，通過進行城鎮化，改善農民居住環境，解決農民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對于城市居民，開放“單獨二胎化”，滿足廣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訴求，同時解決“人口老年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開征房產稅，限制投資性購房行為，減小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控制一二線房價猛增的趨勢；建設小產權房，滿足廣大中低收入的購房愿望，同時間接調控普通商品房的房價；對于企業家，首先，限定民營企業不能進入石油、天然氣、電信、電網等行業，其他行業都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甚至包括很多國民關心的金融領域，對此，國家更是決定在31個省市自治區特批31家民營銀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民營資本及外資進入國有企業，同時允許國有資本進入民營企業和外企，充分發揮民營企業法人治理高效靈活的特點及國有企業資金技術雄厚的優勢，同時減少經濟的行政干預；最后，僅限定外企不能進入糧食、媒體和稀有金屬等行業，降低外國資本準入門檻，吸引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和開發，極大的促進中國經濟的繁榮。

誠然，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描繪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決定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它依然會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樣遇到極大的阻礙。具體的阻礙，我個人理解主要會是“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較，可能現在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遇到的阻礙會小很多，主要因為在本次三中全會，政府、各級工作單位與學者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進行了數以千計的實地調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組織多次工作會議進行討論，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對當前社會的種種問題的不滿，對改革的集體訴求越來越濃、越來越一致。因此，本次會議決定一經公布，便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在人民群眾中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然而，相比較以前的任何時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卻是空前的。由于長期階級的固化，而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改革觸及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必然奮起反抗。而且在他們之中還有不少有權有勢之人，他們對改革的抵制會極大的影響《決定》的實施，有時甚至會顛覆我們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遠，它需要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來進行，它需要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