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醫藥倫理學角度下安樂死的審視---綜述

醫藥倫理學角度下安樂死的審視

摘要：安樂死在我國受爭議已達近百年之久，本文在對安樂死進行深入的倫理學思考后，主張安樂死的合法性。安樂死是對人類死亡的提高和進步，其核心是保障死亡的質量，體現了人類死亡的尊嚴和體面。它涉及倫理學、哲學、法學、醫學等多個方面，但受我國當前社會發展水平、國民素質和文化觀念的制約，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還有很長路要走。關鍵詞：安樂死；倫理學；生命權；自主權

在我國的醫學領域中，一方面，在有條件的大醫院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已經使用已久。至少在我國老年人和高知識階層人士上已有不少人持支持態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然而我國司法實踐中安樂死是否合情合法卻依然是一個空白，但隨著人們對自身生命價值進行反思，人們對生和死的觀念有了根本的轉變，對生死問題開始了公開、認真的討論與研究[1]。1 生命論

生命論是圍繞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而確立的理論。隨著社會的進步和醫學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生命神圣論、生命質量論及生命價值論三種基本觀點。正是人們對生命的態度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步發生著改變，才有了安樂死的提出[2]。也正是因為人們對生命的意義有著不同的理解才使得安樂死這個問題充滿爭議。

生命神圣論認為，生的權力是人的基本權力，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是神圣的，至高無上的，不可侵犯的。藥王孫思邈也說過：“以為人命至貴，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故以為名也”。該理論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尊重人的生命，重視保護人的生命，不允許對人的生命和死亡有任何觸動和侵犯，不允許對人體有任何改變和修補。

生命質量論認為生命不是絕對神圣的，應通過生命質量評價來衡量生命價值，認為有價值的生命才是神圣的，而無質量、無價值的生命并不神圣。人們開

始不僅要求活著，還要求活的更好；人們不再要求大自然賦予人類的生活水平，人們更期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更加完美的生命，活的更舒適，死的更安逸。這個觀點就要求我們在醫療工作中不僅要解除患者的病痛，維護和延長患者的生命，更需要促進患者生命質量的提高，爭取使人處于最佳生命質量狀態。

生命價值論是以人具有的內在與外在價值來衡量生命意義的一種道德觀念。生命價值論為全面認識人生命的存在意義提供了科學的論證，幫助醫療衛生人員在竭力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時，也對那些瀕于死亡的患者做出生命價值的判斷。借助現代技術，挽救有價值的生命，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而延長一個無價值的生命，增加社會不必要的負擔，是不具有道德意義的。2 安樂死問題的爭論

“安樂死”，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即“沒有痛苦的死亡”。《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將其定義為：對于現代醫學不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

傳統醫藥倫理學認為人的生命權之上，在“生命神圣論”的基本要求下，任何對病人生命造成損害行為都是堅決不允許的。古希臘著名的希波克拉底醫生曾公開宣誓：“我絕對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藥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因此醫務工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不惜一切代價去挽救患者的生命，而不管這種艱難的生命維持給病人和其家庭以及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負擔。

但這僅是就一般意義而言，是醫務人員應該遵守的職業道德，如果將其絕對化，便會走向極端。眾所周知疾病是不能被完全消滅的，那么臨床上遇到不治之癥的病人如何處置呢？誠然，我們不會鼓勵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放棄自己的生命，但我們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應該不能違背的，就是尊重病人起碼的自主權，讓病人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法律應該相信，而且現實中大多數情況也是這樣，一個人自己是關于自身利益問題的最佳判斷者。安樂死的核心是使病人安樂地死去，本質上不是讓病人從生到死，而是從痛苦到安樂。正如培根

在《新大西洋》中指出：“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們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們的健康，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此時醫生仍然是救人的白衣天使而不是殺人的黑色幽靈，他們讓病人提早安詳地結束生命而不是繼續延長這種痛苦，這是對病人的關懷，這是一種變相的醫生為病人減輕痛苦的方式，這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和升華。

盡管在先進的設備儀器的輔助下，人類的生命在延長，死亡在推遲，但新設備、新療法的使用，使病人對藥物的依賴日益增強，機體的免疫能力、抵抗能力卻在日益下降。現代醫學無限制地依靠先進的醫療科技工具、手段干預、阻止生命的自然進程，患者本身的利益被忽略掉了，醫學科技與人道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遙遠，而安樂死正是給了醫務人員職業倫理一種新詮釋[3]。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我們已經認識到死亡不簡單是一個生命的毀滅，更一般意義上講是一個生命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是生命的自然歸宿。衡量一個人的生命的價值應當堅持生命長度和生命質量的統一。當一個人的生命變得不再有價值而自愿選擇快樂地死亡時，這時醫生保住生命的行為難道不是違背了病人基本的自生命主權嗎？應該說醫生的職責不是增加病人的痛苦而是想方設法減少病人的不適，我們要極力尊重這種獨立的、自主的生命權。“哀莫大于心死”，當一個人認為自己已經死了時，這種內心的痛苦是遠大于肉體上的痛苦的，這時死亡對他來說就是一種快樂。我們之所以對這種想法有懷疑是因為我們只關注生的態度，而總是忽略死亡的意義。生命完整的意義不僅存在于充實的生活、發展中，還包容于生命的終結、更替與繁衍中。圓滿的死亡，對活著的人是一種鼓舞與允諾，請不要忘記“死是生的本質意義”。我反而覺得實施安樂死并非是對生命的褻瀆，而是在你即將離開人世時，給予你一種權力，這種權力使人更因死的可能及必然而使生活更有意義，并使病人更珍惜生活與生命。3 安樂死合法化困境的倫理學思考

我國支持安樂死的理論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與人們的情感沖突。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人的生命不僅是屬于自己，還包括一個人對自己的親人、對自己所在的集體都是有千絲萬縷互相依存的關系，子女若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則會被

視為“不孝子孫”。

社會上也有一部分民眾由于擔心被人利用而導致“合法殺人”而反對安樂死[4]。實施安樂死首先需要的是要對病人的病情有正確的診斷，而我國現在的醫療技術和檢測手段還不夠發達，距離準確診斷安樂死病例的要求還相差很遠。再者由于部分醫生職業道德的缺失，醫療事故頻頻發生，醫患關系緊張，導致醫患之間的信任危機。這也是很多人反對安樂死的原因。但我們要如何避免安樂死的泛濫正是法律應該考慮的，而不是通過立法手段禁止安樂死。

截止目前已經有荷蘭、比利時、瑞典、美國等不少國家立法確立了安樂死的合法性，但安樂死進行立法必須要十分謹慎。從2002年下半年起，不到1年的時間里，荷蘭實施安樂死的人數突然增至約7000人。但是緊隨其后，卻出現了荷蘭老人移民“大逃亡”。對比國外安樂死的司法實踐可以給我國的立法工作帶來一些啟示。第一，安樂死的申請程序上必須嚴格把關，確實是患者本人真實意愿的表達，同時經過與患者的多次溝通交流和專家組的反復討論之后才能作出最后決定，而不能是無自主意識的重殘或癡呆的嬰兒或處于不可逆的昏迷中的植物人。在請求程序上應當由患者本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除非由確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委托人是按照患者真實的意愿申請安樂死才可實施，否則便是不合法。第二，當個人的生命沒有尊嚴，活著是對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時，國家確認病人得到正確診斷，也必須確認病人的痛苦確實來自疾病本身，這種疾病可以是肉體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病人的主要親屬也都同意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對病人安樂死。第三，個人對生命的權限應當是只要個人不屬于依法被剝奪生命權，只要他還有求生欲望，就沒有任何人有權將他置于死地，絕不能以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正當權益[5]。有些患者在面臨實施安樂死時，常常臨時恐懼而放棄原先的決定，此時醫務人員必須對是否對患者實施安樂死進行重新考量。

“安樂死”是有積極的意義的，在嚴格條件的限制下，將“安樂死”合法化是可行的。安樂死的醫學倫理問題已論述清楚，但是很多技術操作難題還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討，如怎樣建立健全安樂死的法律制度；患者的自愿如何表達；以怎樣的方式來實施安樂死。但這些因素只涉及到安樂死合法化的現實可能性，并不

足以動搖安樂死合法化的根基。隨著公眾整體素質的提高，我國在經濟、法制、醫保體制的健全，越來越多的人是會接受安樂死，這只是時間上出臺遲早的事情而不是應當與否的問題。只要法律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同時對“安樂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嚴格、細致的規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學的“安樂死”實施制度，完全可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4 結語

泰戈爾曾經寫道：“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才能正確把握。我們無法逃脫死亡，但我們應該擁有選擇死亡的權利，在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后正確實施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原則，那么我們真正把握了自己生死的權利，一種尋求尊嚴的權力，并且這種權利帶給我們的是生命的安樂，而非死亡的痛苦。

[1]楊

楨.論安樂死在我國的合法化[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半月刊,2009, 11(15):266-267.[2]施 韜.從生死觀談安樂死的對象及權利[J].衛生職業教育,2009,27(16): 158-159 [3]周 幗.安樂死的倫理思考[J].理論界,2009,9:81-82.[4]劉艷蕊.安樂死的倫理思考[J].傳承,2010(11):136-139.[5]伍自強,楊 彪,等.我國第一例安樂死引發的倫理思考[J].2009.11:171-171.

第二篇：醫藥倫理學學習體會

醫藥倫理學學習體會

本學期學習醫藥倫理學后，我深深體會到這門學科對于藥品經營的日常經營的重要性，學習醫藥倫理學有利于樹立崇高的醫德風尚，有利于培養從藥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有利于提高藥學服務的質量和管理水平。

道德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醫藥倫理學作為一種職業道德，它是整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我們這些從事醫藥經營的人員，學習好醫藥倫理學能搞有效的提高人員的道德水平，同時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醫藥行業作為窗口行業，從業人員的醫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日常生活中，司藥人員的精神文明狀態，直接影響到經營的好壞與否。高尚的醫德對于改善社會道德風尚，保護社會主義生產力具有積極作用。這就要求從業的管理和工作人員，以高尚的醫德，認真對待和處理每一個病人，不僅會使病人及家屬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切身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溫暖，而且從中受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熏陶，并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充分發揮其社會主義文明窗口的作用。

對于我們這些學生來說，今天所學的專業，同日常的工作息息相關。縱觀醫德史，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可謂中國古代的醫學倫理名著，他指出“大醫”必須“精誠”。“精”和“誠”必須統一，相輔相成。古代醫家尚且如此，可見學習醫學倫理學對于培養和完善醫學人才的素質和知識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只重視專業知識的學習，而忽視醫德的培養，那么再高的醫術也會失去它的價值。同時，作為醫藥從業人員，加強醫德教育，不僅關系到個人成長，而且關系到未來的道德風尚，關系到衛生事業的興旺發達。因此，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認真學習醫學倫理學，可以促進自身的職業道德培養，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努力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的醫藥從業人員。

第三篇：倫理學—安樂死1

安樂死的歷史及現狀問題

摘要

生命是一個過程，在自己的哭聲中開始，在別人的淚水中結束，短短幾十載，不管中間經歷什么，最終都走向死亡，沒有人是例外。但是我想，人們對死亡是恐懼是與生俱來的，很少有人不懼怕死亡。然而，有些人卻選擇安樂死的方式來結束生命，更多的想結束痛苦，而且這種現象在當今的社會史有增無減，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該怎樣去評價，贊同還是指責，我們不是當事人，也好像沒有人給我們一個標準去判斷。

關鍵字： 安樂死 生命 價值 權利

正文：

以前，我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

當聽到馬加爵殺害室友的事情時，我們痛恨馬加爵，同情可憐的無辜的室友，痛恨馬加爵不尊重別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是一個劊子手，我們痛恨每一個劊子手。現在，當我們聽到有人想要放棄自己的生命而選擇安樂死時，我們是該痛恨他還是同情他？因為他也是一個劊子手。我想我們更多的是同情，他們會選擇死，更多的時候是已無法承受得起活著的痛苦，結束生命就等于結束痛苦。

但是事情永遠不會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并不是所有想安樂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沒有痛苦的離開這個世界，從此徹底解脫。安樂死意味著一個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個人的利益及社會的利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如今的“安樂死”采取不同的態度。

我國第一起安樂死案發生在1986年，在陜西漢中，一個孝順的兒子不忍讓患肝硬化伴嚴重腹水的母親受病痛折磨，請求醫生“幫助”自己的母親解脫痛苦，醫生同意了，讓值班護士注射冬眠靈，而后這位母親安靜地走了，但她的兒子和主治醫生卻被告上法庭，五年之后法院才宣布無罪釋放。而更巧合的是17年之后，曾經那個孝順的兒子得了絕癥，不堪忍受痛苦想請求安樂死，卻被拒絕，因為目前我國法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說，法律沒有授權給任何機構和個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所以根據《刑法》解釋，如果實施安樂死，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從犯罪的本質特征來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構成犯罪的基本條件。而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講可能還有利于社會。首先，從醫療工作上講，對那些身患絕癥，久治不愈，瀕臨死亡的病人施以安樂死，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醫療任務繁重，病人看病難的情況下，這更富有意義。其次，安樂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屬和親友及早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投身到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產中去。同時，由于家屬對病患者負有照料的義務，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對社會不利的。最后，對患有絕癥的病人施以安樂死，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國家對于那些老弱病殘者是承擔了一定義務的，但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許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則可以使國家有限的財力和社會有限的資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殘者身上。可見，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是于社會沒有危害的，不具備犯罪所應具有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應將之作為犯罪來處理。

再看國外，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這也是人類第一部允許安樂死的法律，不幸的是該法實施一年即遭推翻，但它仍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一院（即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緊接著，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面對安樂死的現狀，我們該如何看待？

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說：“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們不能結束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而安樂死其實也是對“侵權”（侵犯他人生命權）所作出的另一種思考。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實施安樂死是對人的生命權的剝奪，但換個角度出發，倘若一個人因絕癥而痛不欲生，倘若一個人因生活的磨難而生不如死，倘若一個人因身心的疲憊而無法解脫時，他們選擇了輕生并付諸實踐。那么，法律對它會作出如何的評價呢？在法理學上，生命是屬于個人完全所有的，對于這個絕對權利的處分，是基于個人絕對意志的支配（包括輕生），只要這樣的行為不影響社會和大眾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應該介入的。而安樂死也僅僅是借助某種手段而得到解脫。如果說，一個人有生存的權利，那么，他也不應該失去選擇死亡的權利吧！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傳出顫抖卻又有力的聲音：“各位先生，我想問問你們，若我不能批準自己去死，那我這個軀殼的主人是誰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誰擁有呢？”我們既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應該擁有選擇安逸死亡的權利。對于一個救治無望又遭受病痛嚴重折磨的人來說，也許生不如死；他們能做的僅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親人的負擔，這樣的生命質量是毫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用安樂死給以解脫，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選擇，所以應該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的權利。

也有人認為一個社會能夠切實尊重保障每個人“安樂死”的權利，既是對病人的臨終關懷，更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當生命垂危這面對及其低劣的生存環境時，他們應當有權選擇體面而又尊嚴地死去，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地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總是利弊相伴的，我們不能否認，安樂死就像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為剝奪病人選擇生命權利的借口，被不法不義之徒濫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否認了安樂死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為了給人們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我始終相信，在我國法制建設快速發展，社會觀念飛速進步的今天，安樂死合法化最終將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盧盛寬《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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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關于安樂死的倫理學思考

近來，綿陽某中學教師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壓，向成都華西醫院提出安樂死被拒一事，使安樂死再度成為社會的敏感話題。其實，自安樂死概念被提出以來，全社會圍繞安樂死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贊成者稱它為“安詳的解脫”，反對著則稱之為“合理的謀殺”。安樂死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它考驗著人們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間我們應該如何取舍？安樂死究竟是對生命權的褻瀆，還是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筆者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則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這也是人類第一部允許安樂死的法律。在這部法律中，它規定了實施安樂死的條件：按要求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經多方確診患有不治之癥，并要遞交有本人親筆簽字的申請書；同時嚴格限制醫生，實施時應有兩名醫生和一名心理醫生簽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醫生曾經參與病人的治療等。雖然，該法實施一年以來即遭推翻，但，它仍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一院（即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防止醫生護士濫用安樂死，這項法律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利，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同時，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必須咨詢另一名負責醫生的意見。在這部法案中，并沒有提到如何對“腦死亡”者進行安樂死，尚不夠完善，但仍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而緊接著，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對于安樂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兩種聲音，即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安樂死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殺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樂死是在患者極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提前結束生命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是正當業務行為，因而可以阻卻其違法性，不構成殺人罪。否定說則認為，安樂死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仍應構成刑法上的殺人罪，但處罰可以從輕。

雖然近年來，我國學者多次提出了安樂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東省中醫藥大學課題組經過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但目前，因為我國法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說，法律沒有授權給任何機構和個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所以根據《刑法》解釋，如果實施安樂死，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樂死是違法行為。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更新，安樂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筆者認為，支持安樂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項對北京人的調查中，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但有同樣高比例的人同意“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病人治病的說法”，這說明了整個社會的觀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這一觀點。不難看出，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選擇死亡的表現，是一種勇敢的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選擇，也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安樂死已被社會大多數人在觀點上所接受。無獨有偶，國內一家腫瘤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危者進行調查統計，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5千萬人走向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國也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而最終“含痛死去”。而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有條件的大醫院同樣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進行已久（上海、廣州等城市）。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自古以來，人類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

雖然，現代的醫學越來越發達，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資金來設法延長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及殘疾的風險，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極其痛苦而難以忍受的延長死亡過程的醫學干預。我們都知道，身患癌癥的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痛苦，還有更多精神上的壓力。作為健康人的我們，是無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現在我國治療絕癥大多使用的是進口藥，價格非常昂貴，且其藥理也對病人身體的本身產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國普遍采用的伽瑪刀，也僅能暫時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卻無法抑制有病細胞的再生和轉移，這無疑造成了一種“醫療資源的重復使用，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在這漫漫的求醫長路上，不僅僅是病人要承受著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屬出于道義、責任，礙于社會輿論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仍寄望于醫院，甚至有些家屬向病人隱瞞病情，自身卻背負著過重的經濟和心理負擔。當這些受盡折磨的人們要求安樂死時，我們難道忍受拒絕他們嗎？ 在我國生活水平還不高、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今天，醫治在個癌癥患人往往需要花幾萬甚至幾十萬的費用，對于年平均收入才幾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廣大農村家庭，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往往，為了治好病，他們都負債累累，直到無法負擔時，才放棄治療。可是，這些努力卻不一定會換來好的結果，患者最終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筆沉重的債務，讓其家人負擔。這些家人也往往窮盡一生，生活在漫長的還債路上。在家人、朋友為患者努力的同時，新聞媒體也在做著種種努力，我們常常能在各種新聞媒體中看到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謝社會上有如此多的熱心人，但他們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種美好的愿望。曾經，我認識一個姐姐，她在高三的時候患了腦瘤，家里的錢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療上，她的母親一瞬間蒼老了許多，而她的父親則四處借錢，家里負債累累。當時，新聞媒體報道了她的事跡后，社會熱心人士紛紛捐款，沒錯，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轉，但一年以后，她仍然離開了我們。筆者并不否認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認生命存在的價值，但我們也不難發現，對于那些絕癥病人，這些努力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資源、醫療資源的浪費。

1．安樂死的倫理原則

安樂死是社會對優化的死亡狀態的選擇和崇尚，是在死亡這個環節和領域實現的社會文明。既然安樂死是一個社會文明問題，那么對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對象實行安樂死時，就應遵循社會倫理原則和規范。其一，應堅持有利無害的原則。一系列的倫理道德規范要求我們不僅不傷害別人，而且還要求我們對維護他人的利益有所貢獻。安樂死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有利無害的原則。所謂有利無害，就是說對病人實行安樂死時，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讓臨終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穩、安詳、無痛苦、體面地走向人生的終點，又不損害病人的尊嚴。同時，還應考慮對病人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和損失。如果實行安樂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對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倫理上仍是屬于不正當之列。其二，應堅持自主尊重的原則。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選擇自己以哪種方式去死呢?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尊嚴，這尊嚴包括活的尊嚴和死的尊嚴，臨終病人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和時間的權利，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安樂死的決定是一個人自主性的最終體現，表明了人們對生命控制的終結。面對病人的痛苦，醫生應病人的要求，幫助病人安樂地死去，這既是對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對病人安樂死決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樂死的決定是在家屬或醫生的利誘、欺騙之下做出的，那么這就違反了自主性的原則，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樣，如果醫生違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樂死的自主性決定，即使是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倫理上仍屬于不正當之列。英國著名思想家湯因比曾說，當“一個人即使還有生命，卻已失去了希望” 時，“只要這個人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反復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們就不能妨礙他，在這種情況下的人如果要求安樂死，就應該滿足他的愿望，否則，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寶貴的權利——人的尊嚴。”[3]

2．安樂死的倫理意義

對瀕臨死亡的病人，施行安樂死，于人于己于社會都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對于病人來說，安樂死可減輕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與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實施安樂死，讓其懷著高雅與尊嚴告別人世，這不僅減輕了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更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上海某大醫院調查統計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況，發現在內、外、婦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癥的病人或其家屬主動要求停止搶救后死亡的。筆者認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過美好時光，再舒適平靜地離去，豈不美哉！其次，對于病人家屬來說，安樂死可把他們從經濟和精神的兩大壓力中解脫出來。病人患不治之癥，他們需要家人日夜看護，還需要昂貴的醫療費用，這既影響了家人的工作，又給家人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看著病人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著痛苦的煎熬。通常，為了醫治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家里弄得傾家蕩產，結果還是人才兩空。與其如此，還不如在生命無可挽回之時，對病人施行安樂死。這樣可以讓其家屬擺脫巨大的經濟負擔和沉重的精神壓力。筆者認為，為了一個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員在內的有意義的生命，這是無謂的和過份的要求。再次，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安樂死對社會醫療資源也是一個合理的保護，有助于社會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合理用于急需之處。美國一家保險公司曾做過調查，結果是：某肺氣腫病人最后一年的醫療費用為2O萬美元，其中臨終前34天中，就花掉6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卻有900萬兒童得不到常規醫療服務。可見，調查表明，大量的醫療衛生資源都只是為了延長病人幾天或幾十天的生命。從效用原則的角度來看，為了維持一個只具有象征意義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費有限的醫療資源，這種資源的分配是極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絕癥病人能主動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把臨終前所耗費的醫療資源節省下來，用于治療可以康復的病人，把生存的權利留給有治療價值的人。這不僅符合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而且還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三、安樂死對傳統觀念的沖擊。

傳統觀念是人類文化的積淀，它以無形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輿論、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樂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在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統觀念發生了沖突。從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上，傳統的倫理觀強調，“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因此，醫生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只要盡力醫治，就是對病人負責，就是人道的，因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但持安樂死觀點的人卻認為，當今的醫德標準已經要求每個醫生對個體病人的負責轉變到對社會負責。所以，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活下去，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病人現狀．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藥資源的人[4]。

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屬對于父母或親人的任何絕癥，只應該陪守到死．以盡孝心，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不清。為了父母和親人的疾病．即便四處求壓，不遠萬里求良方覓妙藥，甚至負債累累，壓垮自己，也應該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只有這樣做才能受到人們的敬重。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對疾病要講究科學，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當代的醫療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對一些確屬冶不好的病癥，不但病人精神和肉體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屬與親人的種種負擔，因此終止生命只是減輕病人的痛苦，決不能用“不孝或“有罪”來加以評說。

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一個人患病，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度，或者拒之于醫療大門之外，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一個人，特別是老年人，一生對社會作出許多貢獻，當他需要享受或照顧時，社會就以種種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樂死，這樣做會使目前暫時還沒有得病的老人也為之寒心。但

安樂死的贊成者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人到了老年都會面臨死的問題，對一些身患絕病而無法忍受病痛的人實施安樂死，決不能用社會不關心或不人道來指責，相反，這正是社會關心和人道的體現。

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安樂死，還要考慮到情感因素。因為人們對于自身與他人的死亡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社會情感，而科學則是理性的，它總是試圖通過理性來調整情感，使人能夠在面對死亡時可以笑著向自己的生命告別。因此，關于安樂死的討論和實施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理性與情感的問題這個矛盾如何把握，對于一個面臨垂危病人的親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5]。過分的理智會被人指責為“不孝”，過分地帶著情感處理問題，又可能被人認為缺乏理智，不懂科學，因此，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又是一個倫理問題。

生是人之向往，死令人畏懼，但是死是不可避免的。作為一種結束生命的方式，雖然安樂死至今仍沒有得到共識，但是，隨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人的尊嚴和生命的質量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人們明確意識到死之必然，并力求去追求一種尊嚴的方式時，那么安樂死無疑是結束生命的一種好的選擇。

我個人認為 安樂死是可以適當提倡的。不是說提倡死亡，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任何時候生命都顯得那么的珍貴。任何時候生命都值得尊敬。就是因為生命值得尊敬，所以在某些時候應該讓生命結束的有些尊嚴，為人們減少一些痛苦。例如那些癌癥患者，那些艾滋病患者，植物人，等等。這些被病魔長期折磨，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死無疑是對他們的解脫，是對生命的尊重。那么安樂死便不失為很好的解脫方式。只要他們個人愿意，又何必讓她們的痛苦繼續下去。

我個人認為對死刑犯使用安樂死，不值得提倡。一般情況下，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對社會，對他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的人。判他們死刑，就是要給那些犯罪分子以震懾，讓他們知道違反國家法律是要付出代價的。多少亡命之徒，在執行槍決的前一刻嚇的魂飛魄散。如果對他們使用安樂死，舒服的就死掉，就喪失了震懾力。感受不到法律的那種尊嚴。

安樂死，現在人們對其看法還頗具爭議。可能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不能輕言放棄。可是，對于那些被痛苦長期折磨的人，安樂死是不錯的選擇。當然，安樂死的使用要加強管理，這些畢竟會危及到生命。妥善的管理，合理的利用，安樂死真的會給人們帶來一些安樂。

關于安樂死的倫理學思考X

摘 要: 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 也是一個倫理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各國學者爭論的話題, 至

今仍沒有得到共識。本文從倫理學的角度, 探討了安樂死難以付諸實施的原因, 認為傳統觀念、社會文

化、社會心理、個人情感等是影響安樂死實施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每個人應該是生來平等的, 并且都具有生的權 利, 這一點今天已為人類的大多數所接受。但對于人 有沒有死的權利, 并由此引申出: 人在患絕癥之后, 在臨終前, 有沒有選擇死亡方式, 或者說選擇死的權 利? 回答便各不相同了。近年來, 歐美各國以及國內 的學者都為此進行爭論, 安樂死問題也越來越成為 當今時代的熱門話題。

死亡, 難以解釋又無法超越。古往今來, 任何人 都毫無例外地走向它, 這就使人類陷入了極為深層 的對死亡的恐懼之中。長久以來, 人們避開對于死亡 權利的追求, 或者說不提出無痛苦死亡的要求, 一個 重要原因是人類對于生命歸宿——死亡的普遍恐懼 感。對死亡的恐懼激發了人們對永生的追求。多少 世紀以來,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往往以各 種不同的方式來追求這種生命的永存: 不管是占卜 還是求仙, 不管是煉丹還是拜佛, 或者僅僅只是沉緬 于遐想之中的一種愿望。盡管至今人們還做不到, 但 人們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下去。

隨著科學的進步, 人們一方面在不斷地探索生

命的奧秘, 另一方面也逐漸變得現實起來。當人們意 識到, 既然永生不能企求, 長壽總有終點, 死亡不能 避免, 那么最好的辦法還是運用理智的方法來重新 對死亡加以審視, 讓每個人在面臨它時, 會有一個坦 然的、科學的、人道的、尊嚴的態度, 于是, 想到了安 樂死。一

弗蘭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 “醫生 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 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 和悲傷。這樣做, 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 而且 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 1] 培根在這里

所說的“安逸地死去”, 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 詞, 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 而在中文 里則被直譯為“安樂死”。

我國的學者給安樂死下了這樣的定義: “患不治 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 由于精神和軀體的 極端痛苦, 在病人或其親友的要求下, 經過醫生的認 可, 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 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 2] 這個概念認為, 安樂死

是死亡過程中的一種良好狀態及達到這種狀態的方 法, 而不是死亡的原因, 其本質不是決定生與死, 而 是決定死亡時是痛苦的還是安樂的, 目的是通過人 為的調節和控制, 使死亡過程呈現一種理想狀態, 避 免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折磨, 達到舒適而幸福的感受。其措施包括: 為解除瀕死者精神痛苦而進行正確的 生死觀教育和醫學心理指導;為解除瀕死者精神和 肌體折磨或能使其具有舒適和幸福感受的藥物和非 藥物的醫學手段, 以及縮短瀕死者進入不可逆死亡 過程后所持續的時間等。二

近幾十年來, 人們對安樂死經歷了一個從不理

解到理解, 從反對到支持, 從看他人實施到自己提出 申請的轉變, 贊成安樂死的人越來越多。上海一家醫 院曾在文化科技界的小范圍內作為探測性調查, 結 果有53% 的人主張積極探討, 并希望立法;36%的 人認為要認真對待;11%的人則根本不能談論這件

事[ 3]。這項調查還表明, 在知識層次較高的民眾中, 贊成安樂死的要明顯地高于知識層次較低的。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 醫生的責任是減輕癥狀

和痛苦, 甚至為此而不惜縮短生命;一個自由和有理 性的人有權力拒絕醫療和要求幫助自殺, 以便“悲慘 的、沒有意義”的生命可以尊嚴地結束。他們還從解 決社會問題的角度提出安樂死的六大好處: 1.結束 病人的痛苦;2.減少對家庭和醫生的壓力;3.使人 在適當的時候死去;4.加快由晚期病人占用的病床 的周轉;5.使患病統計數字下降;6.減少護理晚期病 人所用的開支。因此, 他們認為, 不顧病人痛苦以一 切代價來延長無望的生命, 這是既浪費資源又不尊 重病人的尊嚴。

為什么半數以上的人對安樂死持積極的態度, 真正實施起來又十分困難呢? 這有個傳統觀念的作 用問題。

傳統觀念是人類文化的積淀, 它以無形的方式

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輿論、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樂 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 在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 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 統觀念發生了沖突。

從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上, 傳統的倫理觀強調, “只要還有一口氣, 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因此, 醫生 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 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 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 促使其死亡, 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 只要盡 力醫治, 就是對病人負責, 就是人道的, 因為“好死不 如賴活著”。但持安樂死觀點的人卻認為, 當今的醫 德標準已經要求每個醫生對個體病人的負責轉變到 對社會負責。所以, 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活 下去, 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 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 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 病人現狀, 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 人, 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藥資源的 人。

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 傳統倫理認為: “身體 發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屬 對于父母或親人的任何絕癥, 只應該陪守到死, 以盡 孝心, 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 不清。為了父母和親人的疾病, 即便四處求醫, 不遠 萬里求良方覓妙藥, 甚至負債累累, 壓垮自己, 也應 該盡心盡力, 毫無怨言, 只有這樣做才能受到人們的 敬重。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 對疾病要講究科學, 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 當代的醫療水平不可 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對一些確屬治 不好的病癥, 不但病人精神和肉體都十分痛苦, 而且 也造成病人家屬與親人的種種負擔, 因此終止生命 只是減輕病人的痛苦, 決不能用“不孝”或“有罪”來 加以評說。

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 傳統倫理認為, 一個人 患病, 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 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度, 或者拒之于醫療大門之 外, 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一個人, 特別是老年人, 一生對社會作出許多貢獻, 當他需要享受或照顧時, 社會就以種種理由加以排斥, 甚至施以安樂死, 這樣 做會使目前暫時還沒有得病的老人也為之寒心。但 安樂死的贊成者認為, 由于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人到了老年都會面臨死的問題, 對一些身患絕病而 無法忍受病痛的人實施安樂死, 決不能用社會不關 心或不人道來指責, 相反, 這正是社會關心和人道的 體現。

同意安樂死的人從倫理學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 的根據。他們認為, 安樂死的對象僅僅局限于腦死或 不可逆昏迷的病人, 或是死亡不可避免, 治療甚至飲 食都使人痛苦的病人。對于這些病人來說, 延長他們 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死亡、延長痛苦。從這個角度 講, 實行安樂死是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的。在考察安樂死問題時, 我們不能忽視人的社會 屬性。每個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不是孤立的個 人, 都同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同時社會文化、社會心理對安樂死的承受能力都會起重要作用。中 國倫理精神的內核是以血緣為本位的, 在一個龐大 的家族中, 病者親朋眾多, 子孫滿堂, 在決定其死的 方式時, 家屬和子女對病人死的方式的選擇, 就會變 成需要對親友和社會負責的態度來選擇。如果這個 家庭的主要成員受過良好的教育, 具有現代科學意 識, 那么選擇安樂死的方式的可能性就大些。反之, 如果社會文化層次較低, 那么就會視安樂死如同殺 害親人一樣, 認為是極其殘忍的手段, 在感情上自然 是無法接受的。三

“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和思慮來醫治和扶助病人, 而決不損害他們”, “無論我走進誰的家庭, 均以患者 之福利為前提, 務必不陷于腐敗和墮落。”[ 4]這是醫

學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弟子們從醫的誓言。但是, 自從 安樂死問題提出后, 最感到進退維谷的正是這些醫 生們, 他們始終處于頭腦與心靈沖突的矛盾之中。一 方面緩解病人的痛苦是他們的責任, 另一方面“救死 扶傷”的準則又阻止他們這樣做。

解決這種矛盾的前提,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 安樂死及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必須作出嚴格的規定。

第一, 實施安樂死一定是以病人在當時的條件

下確實毫無治愈的可能, 而自身又十分痛苦, 不想再 生活下去為前提。

第二, 必須是病人自愿實施安樂死。自愿的死亡

有多種態度, 包括多種選擇, 如要求出院回家, 停止 治療, 或者要求醫務人員幫助自殺等。

第三, 病人必須具有正常的思維能力。對病人實 施安樂死的人必須是醫生, 他應當與另一個醫生或 一些指定的權威商量, 為了防止病人是在精神暫時 失常時提出安樂死的要求, 應在申請安樂死與實施 之間有一段時間, 在此期間必須注意病人可能產生 的思想變化。

第四, 在垂死患者無法表達意愿的情況下采取 安樂死的辦法, 可能會產生謀殺或他殺的嫌疑。因 此, 這種“仁慈殺死”要更加慎用。四

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安樂死, 還要考慮到情感 因素。因為人們對于自身與他人的死亡往往帶有強 烈的個人情感和社會情感, 而科學則是理性的, 它總 是試圖通過理性來調整情感, 使人能夠在面對死亡 時可以笑著向自己的生命告別。因此, 關于安樂死的 討論和實施中最棘手的問題, 就是理性與情感的問 題。這個矛盾如何把握, 對于一個面臨垂危病人的親 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過分的理智會被人指責為“不 孝”, 過分地帶著情感處理問題, 又可能被人認為缺 乏理智, 不懂科學。因此, 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 又是 一個倫理問題。

生是人之向往, 死令人畏懼, 但是死是不可避免 的。作為一種結束生命的方式, 雖然安樂死至今仍沒 有得到共識, 但是, 隨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 人的 尊嚴和生命的質量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人們明 確意識到死之必然, 并力求去追求一種尊嚴的方式 時, 那么安樂死無疑是結束生命的一種好的選擇

第五篇：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路神

濟南大學學號

摘要：“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這種選擇無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體的自殺行為，但卻因為涉及多方面的社會關系而爭論重重。有關于“安樂死”實施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觀點沖突，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對人類自殺行為支持與否的辯論交鋒。兩者如何在多重交織的社會關系中備受褒貶，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關鍵詞：安樂死 自殺行為 社會關系

一、適用“安樂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爭議

于是，有關于“安樂死”的爭議和討論不斷出現。大體來說，“安樂死”適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主要在醫學和法學的角度爭議激烈：

醫學方面，部分人認為，對于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愿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愿在他們臨終時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而另一是聲音是，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于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醫生的作法無異于“殺人”。

重重的矛盾沖突更體現在法律和司法實踐上：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瑞士、挪威、波蘭等。但是，荷蘭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國和美國的一些州也通過了安樂死法案。由于安樂死涉及道德、倫理、法律、醫學等諸多方面問題，我國至今也尚未立法。

綜上可見，看似快樂而不痛苦的“安樂死”并不那么簡單地就可以達成一致意見。我們研究時，不僅可以當其視作醫學倫理、法律或司法實踐問題；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殺行為等同的社會問題來對待。

二、自殺行為與“安樂死”的社會屬性分析

狹義的自殺行為是指有意識，自愿地直接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某種意義來說，積極的安樂死可以等同于狹義的自殺行為。它們本來只是結束個體生命的一種方式，但是也同樣在法律和道德之間飽受爭論，原因是它們背后牽涉的絲絲縷縷的社會關系和折射出來的社會屬性。

1，自殺行為起因離不開社會因素。

自殺行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終結，這種自我毀滅的意識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質來源于社會的因素。人們可以先驗地假設，自殺所取決的個人條件有兩種。首先是自殺者所處的外部環境。自殺的人有時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傷害，有時是遭到貧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時是不得不因某種道德上的失誤而自責，如此等等。此外，因為經常伴隨著自殺而被認為是引起自殺的情況幾乎數不勝數。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殺，有的人在貧困中自殺，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則剛剛通過離婚擺脫了使他不幸的婚姻。自殺行為的借口總是離不開那些點點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還可能是經濟貧困。這些種種的生活因素都來自于社會，沒有一個人能擺脫自己的社會屬性，自殺的各種行為原因，都抹不去社會給自己烙下的印記。2，自殺行為的后果影響社會關系。

我們都知道自殺行為的后果是死亡，雖然死亡看似是個體生命的結束，但作為社會個體的人類死亡意義絕非只關乎個人。早在宗教統治的封建時代，都認為人的生命是天神賜予的,死亡也由天神來決定，只有君主有權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臨終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懲罰；于是視自殺與安樂死是篡奪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權力。就這點分析，無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揚君主有著控制臣民生命的權力，這實質上是一種保證勞動力數量和對維護國家統治的社會功能。

現代，大多數國家也都從立法和司法上反對“安樂死”或自殺行為，但是民間卻幾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這是社會關系和個體關系的沖突。個人選擇自我終結，大部分原因應該是為使自己得到解脫，能逃避或者釋放某種來自于社會因素的壓力。但是對于國家或者社會來說，一個個體的自由消亡意味著在主動脫離家庭關系，主動脫離社會關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為，導致集體性自殺等。自殺行為所導致的個體或者群體的瞬間消失，對社會關系鏈條和社會的穩定性來說，都是作為統治主體的國家所必須考慮到的。3，自殺行為與社會資源分配息息相關。

上述對安樂死的理論和實踐歷史部分的描述來分析，自殺行為可看作是與社會發展同步的歷史。當人類社會生產水平低下，生活資料不足以養活所有的社會成員時，這種安樂死的習俗減少了無力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成員，減輕了社會的負擔，在當時可能是適宜的。而在人類社會進入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的階段后，這種安樂死便不被社會所提倡了。社會的不斷發展在于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也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正如某些支持安樂死的觀點，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類至今無法治療的疾病。無生存希望的病人長期占用醫療設備、醫務人員，消耗大量醫療藥品用以延續無希望的生命，顯然是對有限衛生資源的嚴重浪費。實施安樂死有助于節約吏多的醫藥資源，可以實現醫藥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而更能體現人的生命價值以及醫藥資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實行“安樂死”還有利于人體的器官移植。目前各個國家都面臨著人體器官來源稀少的困境。由于無器官來源，很多病人相繼死亡。但對于那些身患絕癥、生不如死、無生存希望的人來說，他們身體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來移植的話，不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體現。

綜上所述，“安樂死”作為無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論和實踐歷史源遠流長，在現代更是激起軒然大波。其爭論的實質表現了個人作為社會個體的自我毀滅行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現了兩者和社會屬性的沖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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