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甲申紀念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歷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里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了歷史舞臺。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只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吶!”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里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后，運動蜂起，爭斗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歷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歷史）。為了明天而逼近歷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領袖

甲申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是領袖的歷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歷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歷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歷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歷史，但自那以后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歷史就是全部歷史。全部歷史就是一個人的歷史。我們民族總是格外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歷史這個女人只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歷史的交媾的話，那么不妨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干凈，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后多爾袞興沖沖地云雨巫山。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最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歷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得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只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仿佛與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飽經了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么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里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里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事實，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么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人才不用，國家必亡。

崇禎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載：“帝刻忌。”何謂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擁有世界最大的帝國，心卻比針尖還小。有兩點可以說明：

一、他不敢負責。李自成兵臨城下，有人建議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援京師。此舉意味著放棄遼東。崇禎皇帝明明想這么做，而自己偏不說，要讓臣屬們說。臣子們早看透了這一點，偏不說。最富于戲劇性的一幕是，崇禎召一個大學士商議此事，大順軍的炮聲已在西直門外隆隆響起。崇禎說：“今事已急，此議如何，你說一句話就可以定奪啦!”那個大學士跪在地上，不發一言。崇禎追問再三，大學士始終像個啞巴。崇禎皇帝一跺腳，回后宮去了。須臾，城破。二，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罵崇禎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沒有錢嗎？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驚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霉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崇禎無語。他為什么無語？他陰暗的心里那一刻飄過什么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后來能被皇太極那么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于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兇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兇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這個東西。《圣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歷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贊美活著的天才，而只贊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后，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胡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于心理的沖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凌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干凈。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地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

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動機，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

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只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只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合格的領袖嗎？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劇不在于他輸了，而在于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因為歷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還那么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歷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并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余資本，縱有剩余勞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次上可勁兒地徘徊。李自成進北京后，完全是一副莊稼漢作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貴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后，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戰士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陜，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項羽前進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巖，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宋獻策送給他的圖讖“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讖。]炮制的東西，卻像夢魘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李巖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巖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于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后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嘆為觀止。”殺李巖，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制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后，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巖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來于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里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既不堅定，又有欲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過高的欲望必須克制。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張獻忠似乎不值得多說了。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已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卷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論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沖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么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尸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他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復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那個原住族。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北方。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漢民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里出現過什么“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們的步伐仍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了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后代對中國歷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的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裕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里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志是，它的心胸非常開闊，什么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筑家參觀故宮。面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么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滿清開國，面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面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今天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容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嘆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的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么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得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平時他們吃些什么。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肴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今天回顧甲申年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精英群。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們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①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制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②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兩個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們的結局：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臟。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后，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圣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發，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奸。儒教的先師講過，頭發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發，前額不留發，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后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漢人剃發，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征。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發近乎于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于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發令實則是一種精神凌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民族必須剃發，那就是漢族；只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人的心態與他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么“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二、機會與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么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后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歷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面臨著機會和歷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臺階，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占領西安后，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只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么？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么？時間。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墻進來的，飽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陜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彌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墻下咽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歷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歷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后，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臺。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后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歷史的，因為它只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歷史是一個平面圓圈的循環。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志性年份。中國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制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么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涌動著原始的激情和沖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后面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后。滿族最后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歷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呵。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面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墻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游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沈陽西南一個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墻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于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只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發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墻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他決心在山海關與李自成軍做正面戰斗。當一個國家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它就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翁后決策，饒是大戰略家手筆。八旗軍如離弦之箭。清軍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關，相當于紅軍搶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離開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關四百余里，大順軍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結果與清軍差不多同時抵達山海關。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關之戰就不是后來那個結局了。在次日發生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山海關大決戰中，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與大順軍接戰。大順軍越戰越勇，吳三桂眼看就不能支。這時候，從海面上突然刮來一陣狂風。此風怪矣!起來的真是時候。且又是對著農民軍刮去。后來清朝史籍中把這股風稱為“神風”。這股風莫非也是機遇？多爾袞立即抓住這股風的絕好機會，揮軍出動。萬馬奔騰。山呼海嘯。農民軍被這股遮天蔽日的沙塵吹得閉上眼睛，重新睜開時，忽然發現對手已換成剃光了前額的清軍士兵，戰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崗之上觀戰，一個和尚告他：“韃子兵!”自成撥馬就走。這不是一場戰斗，而是一場屠殺。

機遇就像陽光，它會公平地照在每一個人身上。捕捉機遇就是捕捉歷史。滿清沒有像英國那樣走上一條更新的發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滿人有這個可能。漢人則毫無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滿人，有點無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居然都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輸在不知彼上。他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有相當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強大，不知道敵人有多強大。特別是，敵人的強大要比我們認識的強大還要強大，事情就不可為了。滿清雖然是游牧民族，生產力低下，但戰爭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戰爭熱情和戰爭能量整整燃燒了幾個世紀，摧毀了三個文明。他們不會種地，但是會發明戰爭機器。馬鐙就是中國游牧民族發明的。有了這個小東西，所向披靡，竟騎馬打到歐洲去了。薩爾滸大戰時，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鐵所制，朝鮮援兵的披甲則是紙做的，少數是用柳條做的，而清兵幾乎人人皆披精鐵制成的鎧甲。除護住胸部和背部外，連頭、手臂和腳，都被層層防護，甚至連戰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堅硬，除非用強弓，否則百步之外根本無法洞穿。薩爾滸大戰是萬歷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銳。

大順軍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也煉成了鋼鐵。秦地是出過“虎狼師”的。大順軍亦是一支“虎狼師”。我舉一例：大順軍的戰馬平時是不飲水的，而是飲血。殺俘虜的血飲馬。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飲馬，讓馬特別饑渴。上了戰場，戰馬一旦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騎這種馬陷陣，無不克。這種事到今天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順軍仍遠不是八旗鐵騎的對手。何止不是對手，完全不堪一擊。你想，敵人有多強大？當時有人這樣稱贊八旗兵：“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于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

然而，在郭沫若寫作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不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們比滿清幸運百倍。宥于歷史條件，滿清王朝只能在“壞”與“更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則可以在“好”與“壞”之間做出選擇。歷史機遇一如向滿清招手那樣向我們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國既存在著國民道德素質問題，也存在著當權者統治素質問題。到了郭沫若寫作《祭》文的甲申年，經過鴉片戰爭來百年的猛醒，經過先賢們的奮斗，二者都達到古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按說，偉大的民族變革應當到來。我們終于等到了這個偉大的變革，不過不是在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時候，而是在幾乎六十年后，鄧小平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們又一次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個亡靈真是強悍，不僅在中國游蕩，不僅在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國家游蕩，甚至一度完全籠罩了我們北方那個龐大的鄰國。古希臘創造了城邦政體。秦王朝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體。希臘的影響是世界的，秦朝的影響只能是中國的。那個北方鄰國創建了現代集權專制，它的影響也只能是中國的，當然階段性地它也影響了歐洲東部幾個小國家。毛澤東曾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那毫無可能。在中國復辟的只能是封建主義。過去是，如果根除不絕，將來也可能是。鄧小平的歷史功勛不僅是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還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面循環，使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到了與世界發展潮流一致的方向。偉大的改革從來都是偉大精神的產物。鄧小平的精神應該被稱作中國歷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內心。內心的變化比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更深遠。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機遇再次眷顧中國。中國的安全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好。自秦漢兩千年來的歷史中，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海上的威脅；自1894年甲午戰爭一百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東北面那個小島的威脅。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百年和平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肯定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其它因素動搖這座平臺。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再革命，為的不就是尋找一個和平的環境，使自己更加強盛嗎？現在這個時機來了，我們要抓住它，不能讓它溜走。不能為局部歡呼。心境最重要。我們要善于改變心情。改變心情就改變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滿清喪失歷史機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要從被它征服和反過來又征服了它的漢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個話題—— 三、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前面談到，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歷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累累的尸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后，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后，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后，也是一殺再殺。直殺得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歷史為何這么悲？一個大國亡于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武器不可謂不精，地域不可謂不廣闊，為什么只會望風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李自成就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跡。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里，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于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古代漢族人是世界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臺的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么改變了我們？是什么使漢民族變得這么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過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們生存至今，不，茍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于，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因素。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猶太人兩千年前是什么樣，今天還是什么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對他們予以絲毫的改變。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這么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以及從獵鷹威風凜凜地捕捉麻雀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努爾哈赤和多爾袞的雄風。

中國為什么會屢屢喪失歷史機遇？如果說滿清喪失歷史機遇是偶然的話，漢民族則是必然的。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尋找，那就是文化。回顧甲申亡國史，一個龐大的民族被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讀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們民族為什么會獨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系。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制。專制是戰無不敗的。甲申年失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只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領袖，就有什么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么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定，天下為什么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國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經濟的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歷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么拼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布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并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么。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系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家伙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鐘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吊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面。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歷史時寫道：“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斗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書《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余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于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只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的評彈，我總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之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后，一個個都煥發了嶄新的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真令人嘆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并沒有顯出多么強的戰斗力，可一旦易幟后，變得像豹子一樣兇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只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與其媲美。洪承疇[注：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松山大敗，被俘后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并親統軍隊平定江南。]曾被困松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后，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于“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后達到了新的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江南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第一部史書黃鐘大呂。最后一個朝代撰寫的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數人命運的殘酷制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后，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給精力充沛的專制。”這就要說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并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面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壓壓一片，走起路來整齊劃一，喊起口號來震天價響。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明末，清軍尚未入關，但幾次撕破邊墻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 [注：孫傳庭，陜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挾潼關大勝的余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講：“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只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兒!”清兵大笑，從軍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計其數。

專制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民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對的羊究竟是一只還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揚州城破，清軍開展大屠殺。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面。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然后乖乖地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揚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的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愿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后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游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曾有一個玩笑，問：豬除了可以吃外，還有什么用？答：可以用來罵人。走筆至此，我突然想，豬比羊出息多了。一個人是殺不了豬的。豬堅決反抗。豬的吼聲是絕望而雄壯的。它一輩子只有在被殺時才發出這最后的吼聲。殺羊簡潔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戶根本不用捆綁，只用手輕輕摩挲羊的頭和身子，羊便馴服地躺下。屠戶用刀在羊喉嚨處輕柔地一抹，血噴出來。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淚水。我們應當學習豬的胸襟。

專制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于公戰，勇于私斗。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兇。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有人認為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暢。“一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干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回避的話題。潘岳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系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反過來就頂翻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斗爭的，愛看別的東西斗爭，也愛看自己人斗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斗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哪里？漢奸在我們心里。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官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還在中國人手里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們寧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制的地區也發生了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后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得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也罷，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凄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里。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能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斗，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斗，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甲申年，江蘇有個曾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刑。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后，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內戰兇猛，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論看起來最無私的，其實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無私”。而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憑什么為公？你經營你的大家，我經營我的小窩。你殺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個自私的人是不會愛國的。明朝“靖難之役”時，兩個大官相約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殺以殉。北兵進城時，城中大亂。大官甲聽見大官乙對家人大聲喊道：“外面亂糟糟的，你們趕緊把豬欄門關好，小心偷豬賊。”甲苦笑道：“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舍不得一條命了。”

中國亡在滿清手里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這個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生命的價值低于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于中國文化。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歷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歷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歷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后，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第二篇：甲申文化宣言

《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5日

當今，幾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和人文學者都在關注和談論全球化。這一顯見的世界趨勢既推動了人類現代文明特別是科技成就和企業經驗的共享，也凸顯出國家、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文明的差異、分歧和沖突。

鑒與此，我們響應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位發起人的提議，應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邀請，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2004文化高峰論壇”，愿籍此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環境和歷史過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斕的人文圖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相互解讀、辨識、競爭、對話和交融的動力。我們期待，經歷過全球化的洗禮，原生狀態的、相對獨立的多樣文明將獲得更為廣泛的參照，更為堅定的認同。文明既屬于歷史范疇，既已成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為方式和習俗，則理應受到普遍的尊重。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彌隔閡，消彌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形容為不可調和的沖突，甚至認為這種沖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

文化既涵蓋價值觀與創造力，也包括知識體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對于全球范圍的人文生態，猶如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物種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為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經濟次發達地區的文化命運深感憂慮。國家不論大小、歷史不論長短、國力不論強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我們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并認為此類行為是反文化的。

華夏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應當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發生于上古時代多個區域、多個民族、多種形態的文化綜合體。她不但有自強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氣度、靈變的智慧。當是時也，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長，以發展中國的文化。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我們呼吁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文化價值的體現和文明的進步，還將有待于偉大的創造和成功的實踐。我們愿與海內外華人一起，為弘揚中華文化而不懈努力，愿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為促進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共同奮斗！

2004年9月5日

簽名：

許嘉璐 季羨林 任繼愈 楊振寧 王蒙 于廣華 于友先 馬金鳳馬博敏 王石 王立平王紀言 王曉棠 白先勇 白淑湘 田愛習葉嘉瑩 馮驥才 湯一介 李立 喬羽 呂厚民 劉厚生 劉國平劉詩昆 劉效禮 劉夢溪 朱建榮 任曉兵 許倬云 何偉康 何茲全何超明 吳祖強 陳映真 邵恩 楊兆麟 蘇樹輝 杜維明

阿不都熱依木·熱介甫 阿來 貢敏 張信剛 張繼剛 尚長榮龐樸 周小燕 周文中 周汝呂 周穎南 金堅范 胡恩 費明儀高占祥 簫馬 尉天池 黃會林 黃苗子 黃俊杰 曹澤林 梅葆玖寇世勛 辜正坤 謝晉 焦晃 詹建俊 滿都夫 裘錫圭 熊召政潘震宙

第三篇：甲申文化宣言

余英時：談《甲申文化宣言》

余英時

我覺得他們的用心當然是很好的。就是希望表示一下中國人對文化的態度。

這個宣言的一般性的原則可以說是大家早已接受的嘗試，用不著在宣言上聲明了。比如說，宣言里面說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選擇、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人人都接受的。

另一個原則，比如說，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者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的因素。這個原則作為一個原則講本來也沒有什么，可是我們知道這是代表中國官方的聲音，官方對于現在想接受的西方文化大概是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到中國來，給中國賺很多錢，我想他們大概是要接受的。

可是西方講的那種民主制度，選舉制度，多黨制度就是他們不要接受的，完全不接受的。還有些主張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在中國也有很多的人，這些人就不包括在他們的宣言里面了。所以這是代表官方的一種表態，就表示中國人還是要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就是由一個黨控制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全國人民，作最后的決定。這是弦外之音，當然在共同原則提出來的時候是不便提這些具體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這個宣言的基本原則就可以看出，這次文化宣言的主要用意在什么地方。

這個宣言使我想到，1935年國民黨也找了10位教授，發表了一篇叫做《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說對西方文化也不排斥。這跟《甲申宣言》是一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取其所當取”，什么是我們要的我們自己決定；“剔其所當剔”，就是西方文化我們不喜歡的我們也可以不要。我們知道1935年當時的國民黨，正想以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中心，也想在文化上達到這樣一個統一的目標，因此就有10位教授寫出這篇宣言。

而這篇宣言作為文化宣言，跟70年后《甲申文化宣言》幾乎可前后呼應。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文件好好研究一下，就會發現，一個是以國民黨主導的，第二個是在新時代情況下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他們在怎么樣來維護政權，在文化上表示一個態度，是極端相似的。所以我們必須把今天的宣言跟70年前，就是1935年的宣言做一個對比。經過對比以后，你就會發現，這其中的政治文化幾乎沒有什么變化，還是延續了幾十年前的東西。

再往前追到清朝末年，張之洞曾提出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這個意思也是一樣，就是中國的道德、政治體制要維持原來的，西方的科技要接受，那是用。這也是一種態度，并不是隨便就可以被罵倒。可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多多少少為上層士大夫所共同接受；但是也有反對的，比如說，對研究西方文化最有成就的嚴復，就對體用觀念提出嚴格的批評。他認為，一體就有一用，體

和用是分不開的，你不可能保持中國的體，然后又接受外國的用。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從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1935年的《本位文化宣言》，然后再到今年的《甲申文化宣言》，這里面的精神系脈是相通的，但背后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專制的，或者是集權的政治體制，這是不能動的。不動這些體制之下，我們可以接受任何西方文化，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值得大家再好好反省的。

附錄：《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5日

中國青年報

當今，幾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和人文學者都在關注和談論全球化。這一顯見的世界趨勢既推動了人類現代文明特別是科技成就和企業經驗的共享，也凸顯出國家、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文明的差異、分歧和沖突。

鑒與此，我們響應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位發起人的提議，應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邀請，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2004文化高峰論壇”，愿籍此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環境和歷史過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斕的人文圖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相互解讀、辨識、競爭、對話和交融的動力。我們期待，經歷過全球化的洗禮，原生狀態的、相對獨立的多樣文明將獲得更為廣泛的參照，更為堅定的認同。文明既屬于歷史范疇，既已成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為方式和習俗，則理應受到普遍的尊重。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彌隔閡，消彌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形容為不可調和的沖突，甚至認為這種沖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

文化既涵蓋價值觀與創造力，也包括知識體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對于全球范圍的人文生態，猶如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物種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為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經濟次發達地區的文化命運深感憂慮。國家不論大小、歷史不論長短、國力不論強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我們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并認為此類行為是反文化的。

華夏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

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應當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發生于上古時代多個區域、多個民族、多種形態的文化綜合體。她不但有自強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氣度、靈變的智慧。當是時也，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長，以發展中國的文化。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我們呼吁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文化價值的體現和文明的進步，還將有待于偉大的創造和成功的實踐。我們愿與海內外華人一起，為弘揚中華文化而不懈努力，愿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為促進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共同奮斗！

2004年9月5日

簽名：

許嘉璐 季羨林 任繼愈 楊振寧 王蒙 于廣華 于友先 馬金鳳

馬博敏 王石 王立平王紀言 王曉棠 白先勇 白淑湘 田愛習

葉嘉瑩 馮驥才 湯一介 李立 喬羽 呂厚民 劉厚生 劉國平

劉詩昆 劉效禮 劉夢溪 朱建榮 任曉兵 許倬云 何偉康 何茲全

何超明 吳祖強 陳映真 邵恩 楊兆麟 蘇樹輝 杜維明

阿不都熱依木·熱介甫 阿來 貢敏 張信剛 張繼剛 尚長榮

龐樸 周小燕 周文中 周汝呂 周穎南 金堅范 胡恩 費明儀

高占祥 簫馬 尉天池 黃會林 黃苗子 黃俊杰 曹澤林 梅葆玖

寇世勛 辜正坤 謝晉 焦晃 詹建俊 滿都夫 裘錫圭 熊召政

潘震宙

第四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與晚明政治史的啟示

[ 毛佩琦 ] 來源：[ 北京日報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發表60周年，一系列紀念文章相繼于各報刊發表。這些紀念文章體現了學界對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認識有了新的進展。本文是一篇專從歷史啟示的角度談晚明史的新論——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當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會常常想起歷史，就是因為歷史可以指導現實，昭示未來。六十年前（1944年），同樣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標題中簡稱《甲申》），祭的是從當時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明祚在滿洲政權和浩蕩的農民戰爭的擠壓下燈枯油盡，進駐紫禁城的大順政權，又在與新興的滿清政權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們驚魂未定，城頭已經變換了大王旗色。火光沖天，血流遍地；失敗的痛哭，勝利的歡歌；新貴們彈冠相慶，黎民在刀槍中求生??多么生動，多么豐富的歷史畫卷！自那以后，這個甲申年就是史學家們熱衷的話題，各種著述盈匣聯車，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諸梨棗，沸沸揚揚一直說了300年。

說不盡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這個甲申，郭沫若這個“有點歷史癖的人”又舊話重提，是為了什么呢？郭沫若決不是無病呻吟。他要從300年前的天下興亡中探尋歷史的規律，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去發現推動歷史、控制歷史運轉的根本力量。在這一點上，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報》就開始逐日將其全文轉載。接著4月20日，毛澤東在黨的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說：“我黨歷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不久，黨中央便把它列為整風文件，成為延安及解放區全黨及廣大干部的必讀書。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雖然不大，內涵卻十分豐富。而為什么毛澤東單單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一點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李自成軍進入北京時，“市民各持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盡貼‘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但李自成軍隊的紀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搶掠一片混亂。當李自成軍受挫于山海關，又在清軍的追趕下撤離北京時，百姓已對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從小巷突出，擊賊下馬，立殺之”。李自成軍自3月19日進京至4月29日撤出，僅四十天，其潰敗之速，令人震驚。其次，“我黨歷史上”也確曾“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而且“都是吃了虧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形勢向我們黨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面對全國勝利的曙光，是擺在全黨和整個革命隊伍面前的嚴肅問題。事實證明，這次整風運動中，對李自成教訓的借鑒，的確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談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有這樣兩句話：“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滿招損，謙受益”這樣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隊伍中也一直廣泛流傳“驕傲使人落后，謙虛使人進步”這樣的警句。但把驕傲作為一種錯誤，與革命事業的成敗聯系起來，卻是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可以說，毛澤東謙虛謹慎的態度代表了當時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而正是這種謙虛謹慎、兢兢業業的態度，最終成就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鐵的紀律的有戰斗力的黨，最終取得了對國民黨統治的決定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

“歷史周期率”的背后

歷史是一部豐富的教科書。不同時代、不同的人會從中讀出不同的感悟。毛澤東讀《甲申三百年祭》，從農民戰爭的角度讀出了李自成軍由于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而導致失敗的經驗；國民黨政府讀《甲申三百年祭》，則從中讀出了對自己的譏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華日報》連載完畢的第二天，3月2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商務日報》等就相繼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郭沫若等人展開攻擊，說《甲申三百年祭》“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其作者“無異于為敵人作第五縱隊”，而且進一步引申說“其實失敗主義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國共產黨底思想”，要求“陜西自稱‘農民運動領袖’的人必須認真懸崖勒馬”，云云。我們且不說這些言論是如何地不合邏輯。我要說的是，從今天的現實和今天的認識出發，我們可以從“甲申”史事中讀出更多的內容。

1644年那個甲申距今已經360年。1949年新中國建國至今已將近55年。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已經掌握政權55年的執政黨。積55年之經驗與教訓，再回過頭來看“甲申”這段歷史，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應該是明朝因腐敗而滅亡的事實。明朝建國后，太祖朱元璋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說：“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煥然不變。”由于吏治清明，經過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傳”是專門記敘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傳不計），而其中正統以前81年的清官就達30人，占總數四分之三。可見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國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稱為流寇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連續的旱災，但郭沫若斷言：“無論災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促成的。”這實在是一卓見。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何嘗不想長治久安？明宣宗曾登萬歲山（即今北京北海瓊華島），說：“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渾一區宇，以成帝業”，“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因之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輪回，元朝末年的形勢，明朝再次出現。這就是一些人所說的“歷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開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敗而陷入無法挽回的頹勢。他引用了崇禎帝于崇禎十年（1637）下的《罪己詔》，用皇帝自己的話來指陳明朝的弊端：“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囊

既富，則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誰能安枕”？這些，都是統治者公開承認的，實際情況當更為嚴重。崇禎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詔”，卻把一切罪責都推給百官，他自己應負什么責任呢？對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敗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敗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個個表現得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專政，錦衣衛、東西廠橫行，明朝的局面已經爛到無法收拾。崇禎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無回天之力！皇朝統治者們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他們的利益從根本上說與廣大民眾是對立的。因而注定無法跳出走向衰亡的“歷史周期率”。

怎一個“順”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長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學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這么一篇不大的論文，卻在中國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發揮了重要影響。以史為鑒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優良傳統。《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司馬遷說：“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不盡同。”又說：“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正因此，歷代不論是官修還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書。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長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統治者規諫。要實現長治久安則要求統治者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使之“應天順民”，至少不要超過被統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線。

史家最貴史識，而惟有真知灼見才可用以警誡垂訓。沒有思想的史學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蒼白的，也是游離于社會的，也是難于對現實產生影響的。馬克思主義使史學變成了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歷史規律的探索，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傳統史學不可同日而語。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道路上進行了卓越的開拓與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推動、指導中國革命上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時，史學也形成了一個重視理論，注重思考，關注現實的優秀傳統。

《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之作，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時代與認識水平的局限，人們在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時也出現過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的傾向，甚至出現過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的極左思潮，閹割歷史的儒法斗爭史和影射史學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無疑是應當堅決予以糾正的。但當前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偏頗卻是忽視理論，把史學邊緣化，煩瑣化。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連篇累牘，引經據典，而不知所云，這是一種倒退！我們重讀《甲申三百年祭》，從中發掘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要發掘對當今史學的借鑒作用。新史學應該保持和發揚它的優良傳統。史學呼喚理論，史學界要提倡學習理論，研究理論，提倡探索，要關注現實生活。

同時，史學研究者與政治實踐者應是互動的，我們不僅要求史學家成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虛懷若谷，傾聽包括史學家在內的各種聲音，他們的諍言、讜言。政治家是影響國家命運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非同小可。高瞻遠矚，居安思危，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謂群眾利益無小事，這不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懷和膽魄，也是他們應具備的品質。還要重復毛澤東當年的那句話：“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這話說得何等好啊，隨時讀起來都會令人感動。

360年前的甲申，幾個逐鹿中原的勢力都想到了一個“順”字：李自成自稱“新順王”后又建“大順”國號；張獻忠建大西政權而以“大順”為年號；滿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號稱為“順治”。順民心者得天下，他們同時舉起了順民的旗號，標榜自己應天順民。《禮記·禮運》說：“天子以德為本，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為大順。”所謂“大順”，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紀念甲申，應該在“大順”二字上有所啟示。

（作者為文物出版社副社長、明史專家）

第五篇：《甲申300年祭》

《甲申300年祭》書評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發表了歷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選擇這一天是意味深長的，正是在1644年3月19日，闖王李自成殺進了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立國276年的明朝滅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這段時間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我有了一點感悟：文章不僅總結了李自成的教訓，實際上更是如作者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是在總結明亡的教訓。

明亡的教訓現在看起來，也還會讓人不勝唏噓。崇禎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外有努爾哈赤的清軍虎視眈眈，內則是連年的旱災、蝗災，鬧到了“人相食，草木俱盡”的程度，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勢。對朝廷來說，要御侮，要救災、要“剿寇”，提供這些物資都需要錢。問題是錢從哪兒來？

郭沫若寫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這位名叫李璉的武生提出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也就是說，讓富人出一點錢。

雖然在郭沫若看來，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頭腦”的，但他這個建議還是徹底得罪了當時的“士大夫”們。當時崇禎為了故作姿態，一面采納了錢士升的理論，一面也對錢進行了“切責”。但郭沫若發現，“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命’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準確的。崇禎自殺之后，這些士大夫們并不為他“死節”，而是熱衷于當李自成的“大順”朝的新貴。明朝遺民寫的《小史》記載，李自成手下的將軍李巖和軍師宋獻策在北京街頭曾經“見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過”，不解“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實際上，在清兵入關后，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貴。看來，只要能夠保住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則無論國號是“大明”、“大順”還是“大清”，無論皇帝是姓朱、姓李還是姓愛新覺羅，他們都不是很在意的！

明朝已經亡了三百多年了。無論是李自成因為驕傲而功敗垂成，崇禎因為被人誤導而招致覆滅，都已經是歷史長河中的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法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說過這樣一句話：“拒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同歷史遺忘癥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其實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