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再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原創： ruonaxi 若那溪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確寫的很好，既論時事也寫史實，使人能清楚地了解到明朝之所以敗亡的原因。

毛澤東看了之后思考性地提出了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至今仍然有用。

驕兵自敗的道理發人深省。作為個人，也應要時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從書中看來，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因驟勝而產生的積極享樂的思想更不可取，如果說這本書蘊含著兩個最為深思的哲理的話，這是其一。

第二個就是：天災、災難 ,或因人禍，很大的饑餓困難都是由于政治原因促成的，倘若資源能夠順利流通，集中分配到受災地方，也不至于人人被逼而造反。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實際上，天不作為，但人可以盡人事，只是特權、糧食資源掌握在不良善人的手里，實屬自掘墳墓，可歷來這樣的人很多。

到了今天，再讀《甲申三百年祭》仍存在它很大的意義，最近看很多人都在討論，我國的糧食減產十分嚴重，但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人對此抱有非常樂觀的想法，晃著腦殼裝模作樣，理由是多進口就是了；還有的說現在機械那么發達，復耕就是了。

糧食是人生存的根本問題，一天兩天不吃或者少吃還可以，但你能連續七八天不吃嗎？如果外國卡著糧食不給我們怎么辦？如果我們復耕來不及怎么辦？糧食又不是一兩天就能長出顆粒來的？

俗話說，口中有糧，心中不慌。無論你去工作還是干大事，首先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中國歷史上的糧食短缺危機發生了很多次，有很多都是發生在青黃不接的秋冬時節，秋天收獲時遇到一場大旱或者大災，冬天自然很難過了，大多數人都在這個節骨眼上活活餓死，如果能熬過去，到了開春，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

糧食問題永遠是個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你忘記它，意味著失敗來得更快?，F在很多人不去想饑餓的年代，也有很多人不以為意，而我覺得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饑餓就會存在，甲申年的斗爭還會重演。

——完——

第二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與晚明政治史的啟示

[ 毛佩琦 ] 來源：[ 北京日報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發表60周年，一系列紀念文章相繼于各報刊發表。這些紀念文章體現了學界對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認識有了新的進展。本文是一篇專從歷史啟示的角度談晚明史的新論——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當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會常常想起歷史，就是因為歷史可以指導現實，昭示未來。六十年前（1944年），同樣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標題中簡稱《甲申》），祭的是從當時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明祚在滿洲政權和浩蕩的農民戰爭的擠壓下燈枯油盡，進駐紫禁城的大順政權，又在與新興的滿清政權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們驚魂未定，城頭已經變換了大王旗色?；鸸鉀_天，血流遍地；失敗的痛哭，勝利的歡歌；新貴們彈冠相慶，黎民在刀槍中求生??多么生動，多么豐富的歷史畫卷！自那以后，這個甲申年就是史學家們熱衷的話題，各種著述盈匣聯車，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諸梨棗，沸沸揚揚一直說了300年。

說不盡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這個甲申，郭沫若這個“有點歷史癖的人”又舊話重提，是為了什么呢？郭沫若決不是無病呻吟。他要從300年前的天下興亡中探尋歷史的規律，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去發現推動歷史、控制歷史運轉的根本力量。在這一點上，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報》就開始逐日將其全文轉載。接著4月20日，毛澤東在黨的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說：“我黨歷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不久，黨中央便把它列為整風文件，成為延安及解放區全黨及廣大干部的必讀書。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雖然不大，內涵卻十分豐富。而為什么毛澤東單單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一點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李自成軍進入北京時，“市民各持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盡貼‘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但李自成軍隊的紀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搶掠一片混亂。當李自成軍受挫于山海關，又在清軍的追趕下撤離北京時，百姓已對其“恨入骨髓矣”?！鞍傩崭鞒龃沧赖任铮先锟?，或以白梃從小巷突出，擊賊下馬，立殺之”。李自成軍自3月19日進京至4月29日撤出，僅四十天，其潰敗之速，令人震驚。其次，“我黨歷史上”也確曾“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而且“都是吃了虧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形勢向我們黨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面對全國勝利的曙光，是擺在全黨和整個革命隊伍面前的嚴肅問題。事實證明，這次整風運動中，對李自成教訓的借鑒，的確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談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有這樣兩句話：“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p>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滿招損，謙受益”這樣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隊伍中也一直廣泛流傳“驕傲使人落后，謙虛使人進步”這樣的警句。但把驕傲作為一種錯誤，與革命事業的成敗聯系起來，卻是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可以說，毛澤東謙虛謹慎的態度代表了當時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而正是這種謙虛謹慎、兢兢業業的態度，最終成就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鐵的紀律的有戰斗力的黨，最終取得了對國民黨統治的決定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

“歷史周期率”的背后

歷史是一部豐富的教科書。不同時代、不同的人會從中讀出不同的感悟。毛澤東讀《甲申三百年祭》，從農民戰爭的角度讀出了李自成軍由于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而導致失敗的經驗；國民黨政府讀《甲申三百年祭》，則從中讀出了對自己的譏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華日報》連載完畢的第二天，3月2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商務日報》等就相繼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郭沫若等人展開攻擊，說《甲申三百年祭》“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其作者“無異于為敵人作第五縱隊”，而且進一步引申說“其實失敗主義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國共產黨底思想”，要求“陜西自稱‘農民運動領袖’的人必須認真懸崖勒馬”，云云。我們且不說這些言論是如何地不合邏輯。我要說的是，從今天的現實和今天的認識出發，我們可以從“甲申”史事中讀出更多的內容。

1644年那個甲申距今已經360年。1949年新中國建國至今已將近55年。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已經掌握政權55年的執政黨。積55年之經驗與教訓，再回過頭來看“甲申”這段歷史，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應該是明朝因腐敗而滅亡的事實。明朝建國后，太祖朱元璋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說：“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煥然不變。”由于吏治清明，經過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盛世?！睹魇贰贰把魝鳌笔菍ｉT記敘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傳不計），而其中正統以前81年的清官就達30人，占總數四分之三?？梢娒鞒捌谇骞俣?，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國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稱為流寇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連續的旱災，但郭沫若斷言：“無論災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边@實在是一卓見。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何嘗不想長治久安？明宣宗曾登萬歲山（即今北京北海瓊華島），說：“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渾一區宇，以成帝業”，“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因之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輪回，元朝末年的形勢，明朝再次出現。這就是一些人所說的“歷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開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敗而陷入無法挽回的頹勢。他引用了崇禎帝于崇禎十年（1637）下的《罪己詔》，用皇帝自己的話來指陳明朝的弊端：“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囊

既富，則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誰能安枕”？這些，都是統治者公開承認的，實際情況當更為嚴重。崇禎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詔”，卻把一切罪責都推給百官，他自己應負什么責任呢？對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敗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敗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個個表現得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專政，錦衣衛、東西廠橫行，明朝的局面已經爛到無法收拾。崇禎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無回天之力！皇朝統治者們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他們的利益從根本上說與廣大民眾是對立的。因而注定無法跳出走向衰亡的“歷史周期率”。

怎一個“順”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長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學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這么一篇不大的論文，卻在中國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發揮了重要影響。以史為鑒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優良傳統?！渡袝ふ僬a》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司馬遷說：“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不盡同?！庇终f：“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闭虼?，歷代不論是官修還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書。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長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統治者規諫。要實現長治久安則要求統治者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使之“應天順民”，至少不要超過被統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線。

史家最貴史識，而惟有真知灼見才可用以警誡垂訓。沒有思想的史學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蒼白的，也是游離于社會的，也是難于對現實產生影響的。馬克思主義使史學變成了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歷史規律的探索，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傳統史學不可同日而語。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道路上進行了卓越的開拓與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推動、指導中國革命上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時，史學也形成了一個重視理論，注重思考，關注現實的優秀傳統。

《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之作，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時代與認識水平的局限，人們在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時也出現過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的傾向，甚至出現過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的極左思潮，閹割歷史的儒法斗爭史和影射史學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無疑是應當堅決予以糾正的。但當前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偏頗卻是忽視理論，把史學邊緣化，煩瑣化。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連篇累牘，引經據典，而不知所云，這是一種倒退！我們重讀《甲申三百年祭》，從中發掘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要發掘對當今史學的借鑒作用。新史學應該保持和發揚它的優良傳統。史學呼喚理論，史學界要提倡學習理論，研究理論，提倡探索，要關注現實生活。

同時，史學研究者與政治實踐者應是互動的，我們不僅要求史學家成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虛懷若谷，傾聽包括史學家在內的各種聲音，他們的諍言、讜言。政治家是影響國家命運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非同小可。高瞻遠矚，居安思危，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謂群眾利益無小事，這不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懷和膽魄，也是他們應具備的品質。還要重復毛澤東當年的那句話：“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边@話說得何等好啊，隨時讀起來都會令人感動。

360年前的甲申，幾個逐鹿中原的勢力都想到了一個“順”字：李自成自稱“新順王”后又建“大順”國號；張獻忠建大西政權而以“大順”為年號；滿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號稱為“順治”。順民心者得天下，他們同時舉起了順民的旗號，標榜自己應天順民?！抖Y記·禮運》說：“天子以德為本，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為大順?！彼^“大順”，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紀念甲申，應該在“大順”二字上有所啟示。

（作者為文物出版社副社長、明史專家）

第三篇：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馮心軍

近日，再讀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隨使我感慨頗深、體會頗深。隨筆寫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國農歷的甲申年，郭沫若揮筆寫就了這篇史論名著，不僅在歷史學界，同時，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這不僅僅是一篇學術論文，更是一篇發人深省的警世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我們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慘狀，看到農民起義的發端、發展與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權的成與敗。文章反映的問題既廣而深，我們可以從自身職業做出自身的詮釋和理解。

閱讀文章可以看出，一個政權能否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最高領導的決策固然重要，而政權機構的高官要員、文臣武將、甚至基層行政，事務人員也都對政權的存亡發揮著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眾起義。初時，起義軍旗幟鮮明、紀律嚴謹、愛民如子、作風廉潔，“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綿幕”，甚至頒令“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由此前后僅四、五年時間，他們陷北京，覆明室，坐上了金鑾寶座。然而，他們開始“紛紛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無危機可言。高官要員、文臣武將們每日沉淪于勝利的喜悅，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

于迎來送往、權貴之交。“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在京城“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殺人無虛日，縱兵丁掠搶民財”。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里面享樂。”起義軍的腐敗作風，導致了清兵入侵，義軍失敗，李自成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13天，便鬧出了劉宗敏為得陳圓圓逼反吳三桂的荒唐事兒。誠然，出問題的是牛金星、劉宗敏。但是在牛金星、劉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劉宗敏”在重復著他們的錯誤？而在這些“小牛金星、小劉宗敏”之下，難保沒有更小的。他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什么”居安思危、優良傳統、軍紀嚴明、打天下者衛天下”，統統都丟在了腦后。他們僅僅是享受再享受，安樂再安樂。至于明王朝的滅亡，皆由其統治極端專制和腐敗。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好剛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而其官吏則“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結果只能是“縱貪橫于京幾”，吏治敗壞到了極點。這樣的王朝是必然要滅亡的。

歷史是一本教科書，如果翻書假設，當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頒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國利民的方針大計而率眾實施，想必不會有此悲慘結局吧。

中國共產黨汲取歷史的教訓，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同志便及時告誡全黨，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今天，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重要講話，在黨內外也引起了強烈反響。我們不能不認識到，在新世紀新階段，要踐行“三個代表”，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黨的各項任務，開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不僅要大力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終保持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這樣，才能牢牢把握我們所處的重要戰略機遇，在以往經驗和成就的基礎上，有新的更大作為。在我國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著很多社會矛盾，也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肩負的任務還很艱巨，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很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停滯不前，必須按照黨的要求，始終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為完成歷史使命不懈奮斗。今天，重溫并牢記毛澤東同志所倡導的“兩個務必”，認清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對我們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十分重要。

盡管我們是基層單位、商業的服務窗口，但我們畢竟是共產黨員，是企業的一份子，是員工的服務員，更應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謙虛謹慎作風，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始終不渝地為企業謀利益；為員工謀福利。我們的工作置身于黨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之下，必須牢記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腳踏實地，埋頭苦干，開拓創

新，講實效、講政策，時刻把企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貪、不占、無私敬業。

當今，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歷史的教訓且不可忘記，越是在新的形勢下，越是要充分認識堅持“兩個務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防止因勝利而驕傲；防止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情緒的滋長，始終保持清正廉潔，勤奮敬業，只有這樣，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第四篇：《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

守成——讀《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級新生開學典禮的事情后，接著讀完了由董事長作序并希冀傳閱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讀此文，首先被海航創業先輩們的心懷憂患和以史為鑒的歷史觀所感染，不禁讓我這個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對集團厚重的人文情懷的認知和感動。

郭沫若先生的學識和為人是確信的，他在新中國還未成立的時候寫下此文，適值抗日戰爭接近尾聲，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國民黨的統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貪吏奢，天災頻至，三大家族把控國家政治經濟，軍紀散漫、饑民遍野。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奮起反抗，按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針，組織發動廣大底層農民、工人起來革國民黨的命，從最初被貶稱為“共匪”到承認共產黨的政治地位，有著或多或少與闖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時候，郭老的這篇文章表現了他對當時形勢的擔憂，也算是對共產黨人的一種勸勉。

讀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創業的艱辛，李自成在陜西隨高迎祥起義，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沒有多少成就，流竄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創業舉起義旗再無回頭躬耕之理，當是時，他占有天時地利，獨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巖、牛、宋、劉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賢納士，廣聽善言，恰如其 1

分的運用宣傳政策，一句“十八孩兒兌上座”，一句“闖王來了不納糧”從天命和現實兩個層面奠定了群眾基礎。至此，闖王才算初步站穩了腳跟，很快他就席卷陜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禎，登極稱帝了。歷時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進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風并未有所改變，依然是箭衣騎射，樸素不減。

創業不易，守成更難。俗話說“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短命的大順朝僅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農民領導的群眾起義奪取政權的斗爭就這樣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歷史教科書上常說是因為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和領導者的性格與領導集體的智慧和施政方針有著密切的關系。郭老認為，李自成并非剛愎自用之人，對自己也是嚴格要求，一切過錯都被推到牛、劉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禎九年主政以來，個人威望和勢力應該是無人能敵的，進京以后其個人雖寬仁愛民、體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殺人，文官設典，外患未除而內憂漸起。不聽諍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穩而執政之才無備，領導集體對形勢的判斷失誤而導致最后的覆滅。

通常崇禎帝被定義為一個悲劇的角色，郭老通過分析給我們指出，他更多的應該被定義為一個“要譽”（邀譽）之人，他屢下《罪己詔》而不行善政，每言愛民而不思賑饑，自減御膳而皇庫充盈，“作秀”的表現一時可蒙蔽人眼，長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頹勢。以此為鑒不可不察海航守則之

“待人以至誠為基石”這是處事的不變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貶牛、劉而獨尊李巖，然李巖亦無善終，看似善人并無天佑，個人愚見這只是片面之辭，遍讀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筆法，更多的是演義文章，所依《剿闖小史》等文均為稗官野史，所選正史僅做輔證。如是所言，李巖之高妙的宣傳手法確實給闖王的部隊帶來了奇跡般的勝利，但人無完人，他本人亦曾殺人等等。天佑者，其實蒼生百姓，政權更迭雖不改封建專制，但人民生活漸次從水深火熱中有所緩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

第五篇：重讀《甲申三百年祭》

重讀《甲申三百年祭》

１９４４年３月，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十分重視。把它當作整風文件。還沒有建國，毛澤東就開始思考中國共產黨怎樣保持廉潔、防止腐敗的問題。

文章提到，崇禎皇帝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無論“君非亡國之君”，還是“臣皆亡國之臣”。明朝是滅亡了。

現實如何呢？自2010年4月17日以來，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一輪比一輪嚴厲，皇帝是想叫老百姓住上房子。但是在調控目標被地方政府異化后，房價并未有明顯的松動跡象，不少地區樓市更是出現了“量價齊升”的現象。顯然是臣子們再作怪吧。

真是不知道是皇帝無能，還是臣子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