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化背景下對國家主權的觀察

內容提要:主權是國家的身份,而非國家的權利,這種身份來自于明示或默示的約定;作為國家身份的主權是不能分割、不能讓渡的;所謂“主權限制”,除非是外來的強制,其實是主權的行使方式;全球化使國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約”約束之中而并未減損國家的身份。

關鍵詞:國家主權、主權限制、身份、契約

一、主權是國家的身份

主權是一個法律概念,因為它隱含著可被強制執行的規則;主權是一個復合型的法律概念,因為這一概念包含著兩個重要的法律規則:在一國之內,主權超越任何其他社會成員的意志;在國際社會,各國地位平等。

主權既是一個國內法上的概念,又是一個國際法上的概念,但相比之下,人們通常是在國際社會的范圍之內,從國際法角度來討論國家主權問題;在國內法上,主權并不是一個特別引人關注的概念。然而,無論在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主權這一概念所表達的內容,與其說是權力,不如說是身份。

權力與身份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權力通常是指某主體從事某項可以產生法律效力的行為的能力;[1]而身份則是指某一個體與共同體的其他成員的法律關系。[2]我們在談論國家主權的時候,我們所關注的通常并不是國家的某項行為是否會產生法律效力,我們關注或強調的是國家與其他國內社會成員或國際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們關注的其實是國家的身份。[3] 國家在國內社會中的身份與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是有區別的兩個問題。當我們在國內社會的框架下談論國家主權的時候,我們意欲強調的是沒有任何其他社會成員的意志會高于國家的意志,任何其他實體的權力或權利都在國家的主權之下。因此,國家主權的概念這時所表達的含義其實是代表國家的那一部分人或機構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關系。當我們在國際社會的框架下來談論國家主權的時候,我們意欲強調的是任何國家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將自己置于其他國家之上。這時,國家主權所表達的含義是國家之間的關系,至于是哪些人或機構代表一個國家則在所不問。

國家主權的概念是后來所創設的,但國家的身份則是與國家同時出現的。由于主權的概念比較好地概括了國家在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身份,因此,雖然也產生出“國家身份權”及“國家人格權”等概念,但卻并未得已流行。

國家的身份應該是首先產自于國內社會。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國家是階級分化的結果。在經濟上占優勢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鞏固自己的地位,創設出軍隊、監獄、法庭等國家機器。雖然統治階級將自己的意志表述為國家的意志,并將其解釋為全社會的意志,但“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4]這種與人民大眾相分離并且必須由人民大眾予以服從的“公共權力”即是主權,也就是人們現今所說的“對內主權”。

關于國家主權的產生依據,除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之外,其他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也對主權的產生依據作出了解釋。布丹被公認為近代主權理論的創設者,他認為主權是從人民中分離出來,并超越人民。[5]洛克是議會主權理論的倡導人,他把一個國家中的議會作為國家主權的承擔者。洛克認為議會主權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法。人們為了避免自然狀態下的戰爭,便訂立社會契約,把在自然狀態中由個人行使的權利交給一個社會性權威機構去行使,這個機構就是一個立法機構。[6]盧梭也認為國家是契約的結果,但他認為國家主權屬于人民全體。“主權在民”成為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被載入了許多國家的憲法。

無論是議會主權、人民主權還是在此之前的君王主權理論,都不能掩蓋一種事實,即主權的承擔者或行使者與他人是分開的。分開的主體而又存在著某種約束關系,于是人們自然會想到以契約理論對此加以說明。如果說契約理論不能科學地解釋國家權力最初與人民大眾相分離這一過程,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現代民主社會中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與人民的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政府必須在人民授權的范圍內行事;對政府在人民授權范圍內所發布的指令,人民必須服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國內社會,主權是產自于契約的特定機構的身份

當國家間的交往尚屬偶然的情況下,不會在國際社會中產生國家主權的概念;當國家之間的弱肉強食不僅是一種實踐,而且還被某些理論所承認的時候,[7]也不會產生國家主權的概念。國家主權的呼聲一定是首先出自于相對弱小的國家;而國家主權的概念能夠被普遍接受,一定是國家間的交往已成為日常現象,個別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任意行事不僅不被其他國家所接受,也無法為這些個別國家帶來長遠的利益。事實也正是如此。被稱作國際法之父的荷蘭學者格老秀斯是最早從國際關系角度來論述國家主權的。他之所以更強調“對外主權”,顯然是為了反對西班牙對荷蘭的侵略,爭取荷蘭在國際上的獨立身份。他還一再勸告世人,即使是最強有力的民族,也只是在一個法律社會中才感到安全。如果誰為了暫時的利益而違反法律,誰就是自我毀壞了自己未來的太平城堡。[8]另一位著名的早期國際法學者也是以國家主權來闡釋國家的平等地位的,他說:“侏儒和巨人都是人,小小的共和國和最強大的王國同樣是主權國家。”[9]各國主權平等這一國際法中的基本原則在當代國際法律文件中也一再得到重申。聯合國大會1970年10月24日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規定:“各國一律享有主權平等。各國不問經濟、社會、政治或其他性質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權利與責任,并為國際社會之平等會員國。主權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國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國均享有充分主權之固有權利;(c)每一國均有義務尊重其他國家之人格;(d)國家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不得侵犯;(e)每一國均有權利自由選擇并發展其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f)每一國均有責任充分并一秉誠意履行其國際義務,并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10]顯然,該宣言對國家主權原則的闡述也著眼于國家的地位或身份的平等,也是從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角度申明了國家主權的含義。

國家因主權而地位平等,主權的概念確立了各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身份。“各個國家按照它們的性質在權力、領土等方面肯定不是平等的。但是,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它們在原則上是平等的,盡管它們可以有任何差異。這是它們在國際范圍內的主權的結果。”[11] 如果說在國內社會中主權代表者的身份是通過契約確定的還值得商榷的話,那么,認為國際社會中各國的平等身份是通過國家間的契約確定的當不會受到太多的質疑。確立主權國家地位平等的規則是國際法規則。國際法規則的創設無非是兩種方式:國際條約的制訂與國際習慣的生成。國際條約是國家間明示的契約;國際習慣是國家間默示的契約。如果我們把主權平等看作是一項國際法強行規則的話,那么它也將約束那些反對這一規則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應認為這一規則是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集體約定。

二、國家行為受到限制并不一定是主權受到限制

在國內社會,主權是最高的權力,因而可以說是不受約束的權力;而在國際社會,主權僅表明一國在國際社會中具有與其他國家平等的身份,因此,主權這一概念即已表明它所受到的限制,即:一國的權力不能超越其他國家之上。這種限制可稱之為“主權擴張限制”。

但我們通常所說的“主權限制”還不是這個意義上的限制,我們通常所關注的是一國主權是否可在原有范圍內受到擠壓(可稱之為“主權不足限制”)以及如何對此加以解釋。

在實踐中,國家受到限制或約束的情形是很多的,從某種貿易管理措施被要求取消,到政府大選接受國際組織監督,以至領土被他國占領。上述現象有時被不加區分地一概視作“主權限制”,這其實并非準確。國家受到限制不等于主權受到限制。

我們可以把國家受到的限制分為自愿限制和非自愿限制。自愿的限制通常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因而并不違背國際法規則,非自愿的限制的合法性則需要具體考察分析。

國家可以通過國內立法等單方行為和與其他國家訂立條約等雙方或多方行為,自愿地限制自己的行為界限。例如,一國可以單方面地放棄本國軍隊的組建,一國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簽訂條約而放棄本國的貨幣發行權。當國家自愿作出上述選擇時,不應將這種選擇視為“主權限制”,恰恰相反,這正是自主行使主權的表現。

在另外一些場合下,國家行為受到某種限制并不是自愿接受的,而是外來的、強迫性的,例如,其他國家對某一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的國家實行禁運或其他形式的經濟封鎖,一國不經另一國同意而對其領土實施占領。由于這種限制違背了受限制國家的意志,剝奪或部分地剝奪了該國在國際社會中與其他成員的平等身份,因而應視為是對國家主權的限制。非自愿的主權限制應有合法與違法之分。簡單說來,被國際法所承認的對他國主權的非自愿限制應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第一,被限制主權的國家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例如,對他國進行侵略,從事或縱容國際恐怖行動;第二,實施限制的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限制行為遵循了正當的程序,例如,依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行事,或者在遭受他國侵略時予以反擊;第三,所實施的限制與被限制主權的國家所從事的不法行為相稱,即:實施限制不應超過糾正不法行為和恢復正常狀態所需的程度。如果一項外來的主權限制不具備上述條件,則應認定其為危害他國主權的違法行為。

三、全球化使國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約約束而并未減損國家的身份

全球化都在哪些方面對國家帶來了影響呢?人們可以列舉出很多,例如:全球化使國家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國際組織從國家手中拿走了許多權力;跨國公司在迫使國家讓步;個人正在逐漸成為國際法的主體,從而可以對抗國家;環境等跨國問題需要國家間日趨緊密的合作等等。上述現象的一個共同特征就在于:在越來越多的情形下,單個的國家已經不能獨立地作出決策,而在幾十年之前,沒有人會懷疑國家有這種獨立決策的能力。于是,人們開始以“主權萎縮”、“主權讓步”、“主權消亡”等言語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事實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覺得自己已經力不從心。于是,我們不得不懷疑學者們的闡釋是否正確。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和個人是否已開始動搖國家的主權者身份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貿易、投資等經濟活動日益突破國界的限制以及與此相關的個人的權利保護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許多跨國公司發展到今天已經具有了很強的經濟實力。據統計,目前跨國公司的年生產總值已占西方發達國家總產值的40,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和跨國公司之間的貿易約占全世界貿易總額的60。跨國公司還控制著75的技術轉讓、80以上的對外直接投資。全世界100個最大的經濟實體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國家。[12]公司為了獲取更多的海外利益,往往會借助本國政府的力量向其他國家施加某種壓力,要求更加開放的市場和更為寬松的管理。個人也開始在國際社會尋求空間,這主要表現為人權的國際保護機制已開始形成。國際法不僅要關注國家的權利義務及其公正程度,而且還要關注個人的權利義務及其公正程度。“在世界范圍內提倡人權保護,根本的目的還在于提高公民個人利用國際人權法來對抗國家和政府的能力。”[13] 但無論是國家對公司管制的放松還是對個人權利保護的增強,都不能認為是國家主權的地位的削弱。從國家與公司間的關系來看,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須依據一國法律設立,取得某一國家的國籍,從而置身于某一國家的管轄之下。雖然國家對公司的管制(特別是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有放松的趨勢,但國家與公司的管制與被管制的關系沒有任何改變。國家可以通過降低關稅、簡化許可程序、提供財政支持等方式來鼓勵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合理地配置各種生產要素,獲取更多的利潤,但與此同時,當公司的行為可能破壞環境、限制市場競爭、違背本國的外交政策或不利于本國的國家安全時,國家對公司的強制將是毫不留情的。從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來看,已有相當數量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存在,但個人的法律地位首先還是由一國的國內法所確定的。依照地域來對居民進行管轄是國家同其他社會組織相區別的一個基本特征。從國際人權公約對國家所確定的義務的模糊以及國家在開放人員的國際流動方面的謹慎,就可以看出,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國家不會允許個人在國際社會取得足以挑戰國家的地位。因此,國家對公司管制的放松和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的增強只不過是國家在新的形勢下對自己行使權力的方式的調整,而這種調整既可以通過單方面的國內立法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對外締結國際條約或參加國際組織的方式進行。[14](二)國際條約是否在限制國家主權

國際條約的大量產生及其覆蓋領域的擴大使得國家不能再像先前一樣獨立地進行決策,因為它必須考慮已經通過條約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但能否就此認為國際條約在限制或剝奪國家主權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這是因為: 首先,如前所述,對外訂立條約是國家主權的一項具體內容。正因為主權使得各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平等,國家才擁有對外訂立條約的資格。前常設國際法院于1923年即曾聲明:“法院拒絕承認,國家在締結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種特定行動的條約時是放棄了它的主權??。參加國際協定的權利,是國家主權的一種屬性。”[15] 其次,條約對國家的約束是國家之間的彼此約束,而不是其他實體對國家所施加的約束。通過締結條約,國家雖然承受某種新的約束,但同時也獲得它先前不曾獲得的利益。

再次,條約對國家的約束并非是絕對的,且不說每個條約都可能包含例外條款、免責條款,即使是那些條約所要求的必須履行的義務,也并沒有一種外來的力量可強制國家實際地履行這一義務。國家可以選擇是實際地履行某一條約義務,還是不履行義務而接受他國的報復或對其他國家提供補償。

最后,國家既然可以締結和加入條約,也就可以在其認為適當的時候退出條約。當國家認為它參加條約所獲得的利益小于它基于條約所付出的代價的話,它自可以依照條約所設定的程序退出該條約。

(三)國際組織是否在弱化國家主權

二戰之后的一個新的國際現象就是國際組織的增多及其作用的增大。世界上已存在著數以千計的國際組織,大概每個國家都具有某一國際組織成員的身份。無庸質疑,政府間國際組織對成員國的影響通常甚于國際條約對締約國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似乎已被有意或無意地夸大。例如,有人把國家主權和國際組織的關系比作一張帶有大小不同洞孔的白紙,其中紙好比國家主權,原本是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洞孔則如同被各種全球的和區域的國際組織所侵吞的主權成分。[16]其實,這種看法是很值得懷疑的。

首先,盡管政府間國際組織通常均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但這種國際法主體資格是成員國政府通過條約方式予以設定的,因此,國際組織盡管在主體資格方面可以同成員國的資格相分離,但它畢竟是成員國的合意的產物,成員國不會因為創設了國際組織的人格而使其自身的人格受到損傷。

其次,成員國讓渡給國際組織的只能是主權者的某些權力或權利,而不是主權本身。[17]如前所述,國家主權其實指的是國家的身份、國家的人格;只要國家正常存在,主權就不容許有任何減損。但主權者的權力或權利,或者說主權性權力或權利是可以轉讓的。許多國際條約對主權(sovereignty)和主權權利(sovereignright)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別,正說明主權這一概念雖然在漢語中隱含著“權力”或“權利”的概念,但它有別與法律意義上的“權力”或“權利”。

再次,即使是歐盟這種高度發達的國際組織,也沒有產生銷蝕成員國主權的后果。雖然歐盟的成員國已經將貨幣發行權這種最能體現國家主權的權力都交給了歐盟組織,但也只能將此理解為成員國選擇了別樣的行使貨幣發行權的方式。不是每個歐盟成員都必須選擇歐元,而且,即使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成員國仍有退出的權利。正如有的外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對于國際組織,既然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就不能說是對主權的限制。[18]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國際組織不僅會影響成員國的行為,也會影響非成員國的行為,例如,1991年底,歐共體部長理事會要求凡是想獲得承認的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國向歐共體提出附有憲法副本和有關承諾的申請,由后者進行評估,而波黑、克羅地亞、馬其頓和斯洛文尼亞等均按時提交了申請;再如,1999年初,北約對南聯盟實施空中打擊,并對南聯盟進行包括海上石油封鎖在內的各種經濟制裁。如果說前一種情形可以解釋為前南斯拉夫共和國自愿接受歐共體的限制或影響,從而是可以接受的話,那么,后一種情形則完全是一個國際組織對一個非成員國家的主權的違法踐踏。

(四)其他國際問題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許多人還從國際環境保護、國際金融危機的預防以及危險性技術的擴散等問題的研究,論證國家主權所受到的限制或侵蝕。的確,國家在上述各個領域中的合作已變得日趨頻繁和普遍,在這種合作中,國家之間的約束也會日益加深,但是,只要這種合作是國家自愿參與的而不是外來強制的結果,那么就很難將其看作是主權的弱化,或主權被侵蝕。因為這種自愿的合作或者是通過條約進行的,或者是通過國際組織進行的,而國家通過締結國際條約或參加國際組織的方式行使某種權力正是主權的表現。[19] 結語:全球化使得國家間的聯系日益頻繁緊密,而頻繁和緊密的聯系需要有明確的規則,[20]于是,國際條約與國際組織便承擔起確立規則的任務。當人們發現國家日益受到條約和組織的制約時,便簡單地將其歸結為“主權弱化”、“主權銷蝕”和“主權讓渡等。但事實上,由于主權其實是國家的身份,而不是某中特定的權力,因此,主權是無法“讓渡”的,可以讓渡的只能是主權權利或主權者的權利;主權也并沒有被“弱化”或“消逝”,實際發生的只是主權行使方式的改變。因此可以說,在全球化趨勢下的今天,國家只是承受著更多的契約義務的約束,而其主權者的身份并沒有出現任何改變。

注釋: 3.已有學者指出:主權的概念一直被用來標明國家的總體功能。見: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4.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14頁。

5.見約瑟夫.A.凱米萊里吉米.福爾克《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東燕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頁。

6.見程虎:《國家主權及其當代命運——一種全球化的分析范式》,載于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8頁。

7.例如,某些西方學者曾在國界的確定方面提出過“自然國界說”,認為各國應該以自然賦予它們的天然屏障,諸如高山、大河、海洋作為國界。沒有這種天然屏障的國家有權尋求和取得這種天然屏障作為自己的國界。這種學說顯然在為強國的地理擴張提供理論依據。見高樹異、吳琦、李春福:《國際法講義》(上冊),1981年2月,第188-189頁。

8.格老秀斯:《戰爭與和平法》(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頁。9.轉引自趙建文:《關于國家主權的性質和地位的理論演進》,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第113頁。

11.[英]詹寧斯、瓦茨:《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王鐵崖等譯,275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12.紀玉祥:《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載于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35頁。

13.莫紀宏:《論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憲法的關系》,CASS-KAS國際條約與國內法關系學術討論會(1999年,上海)會議論文。

15.轉引自[英]M.阿庫斯特:《現代國際法概論》,汪暄等譯,1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6.轉引自曾令良:《論冷戰后時代的國家主權》,載于《中國法學》1998年第1期,第114頁。

17.有學者指出:國家可以向國際組織讓渡某些主權功能(sovereignfunctions),但這絕不意味著主權的任何部分的永久出讓。見:IngridDetter,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8.484.18.[日]寺澤

一、山本草二主編:《國際法基礎》,朱奇武等譯,14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第二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創新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創新

市委宣傳部文藝處 李 珍

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它正在突破以往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把世界的各個角落越來越緊密地聯系起來，使各國的經濟技術聯為一體，政治接觸更加頻繁，文化交融更加緊密。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作為當代世界發展的潮流，無疑標志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既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極其嚴峻的挑戰，迫切要求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文化創新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戰略選擇

文化是與經濟、政治相對應的范疇，是反映并作用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意識和觀念形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全部智慧與文明的集中體現，是維系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紐帶。可以說，文化乃國家之精神。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從國際情況來看，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各國的經濟競爭領域，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文化競爭領域，尤其是文化霸權主義者利用其在網絡技術方面的優勢，將其創新的網絡標準推廣為全球標準，通過因特網向世界全方位、全時 空、全天候地傾銷其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迫使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在創新能力方面形成對它的依賴，并借此進一步侵蝕、消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創新能力，從而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從國內情況來看，隨著我國現代化全面、深入的進展，人們的現代觀念、現代意識逐步確立，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審美觀念等在內的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現代文化體系正在形成。但由于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加上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科技革命的不斷深化，特別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使文化發展也呈現出全新態勢，表現為各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日益激烈與頻繁。在這種國際國內背景下，中國文化該何去何從？

江澤民同志明確提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我們必須把增強民族創新能力提到關系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認識。” “如果不能創新，一個民族就難以強盛，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對這個問題，不僅各級領導干部要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而且要使全社會都樹立這樣的意識。”江澤民同志的這個論斷可以驗諸世界文明史：凡是具有文化創新能力的國家和民族，就保持了旺盛的發展勢頭；反之，就要停滯，就會沒落。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文化是一種“人化形式”,是人類在創造性的社會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起來的有關世界和自我的經驗與知識,是有關生命意義的價值判 定及其表達。因此文化是發展的，沒有哪一種文化是固定不變的。從歷史的發展看，有的文化發展了，有的文化消失了，這就是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歷史學家湯比因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羅列了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20多種文明，而今其中很多已經絕跡。在四大文明古國中，除中國外，其他三大文明都消失了，其文化原因在于喪失了文化創新的功能和能力。而當它們作為世界古文明發展的代表的時候，它們具有很強的文化創新能力。中國文化以頑強的生命力發展并延續下來，創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其間奧秘如同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在其名著《歷史哲學》中所指出的，中國文化有一種吐故納新的能力。這種文化創新能力，來自中國文化所固有的“自強不息、求變圖強、日日維新”的文化精神。可以說，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興衰完全取決于文化自身能否隨著歷史的步伐不斷前進，不斷創新，這不僅關系到國家文化的生存與發展，還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安全。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強調：文化創新“要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著眼于世界科學文化發展前沿,積極進行文化創新,不斷增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這就要求我們在保持其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通過全面的創新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建設先進文化。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世界在變化，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前進，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在發展，迫切要求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總結實踐的新經驗，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論上不斷擴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鄧小平、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在全球化背景下觀察與思考問題。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放在國際環境中來考察，放在人類發展的大勢中來考察，反復強調領導干部“眼界要非常寬闊”，“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同樣，江澤民同志還從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高度提出，我們黨尤其是新一代政治家要努力培養自己的世界眼光，“要大力拓寬中青年領導干部的視野，使他們能夠善于觀察世界大勢和正確把握時代要求”。文化創新，正是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作出的戰略性選擇。

二、全球化與中國的文化創新

（一）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種超越國界的、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溝通、交流、聯系、影響的社會活動進程。文化全球化是由經濟全球化過程所決定的、以文化傳播技術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層面上的大規模交流與互動為內涵的世界文化發展過程。從文化的角度講，全球化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各民族本土文化通過廣泛的交流、相互的滲透和補充、交相融合，不斷地突破民族本土文化各自的地域界限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斷超越民族本土文化固有的疆域并在世界多元文化價值觀的評判和取舍中獲得文化上的認同，不斷地將各民族本土文化區域的資源轉變為人類共同享用的資源。美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遜認為，全球化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或國際關系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因為全球化作為一個整體首先是一個社會文化“系統”。事實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也日趨明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就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個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歷史和現實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論斷的預見性和正確性。

文化全球化之所以成為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各民族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以來導致本民族文化突破地域上的局限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共性，構成人類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財富和資源。而由于資本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全球流動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出現，更使得文化產品及文化生產方式跨國界跨民族的傳播與交流得到空前的擴展；另一方面是因為人類本身就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需求和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利益的問題，因而人類的文化行為和文化創造便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一面。顯而易見，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種必然結果，是人類共同體驗、創造的結晶，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它客觀上有助于 各個國家、民族文化的發展以至整個人類文化的進步。

事實上，當我們在國內暢飲著可口可樂飲料、品味著麥當勞快餐、欣賞著好萊塢電影、在同一時間內驚詫于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崩塌時，當我們在國外穿行在唐人街上、走過洋大夫們所開設的中醫針灸與按摩診所、看到外國人認真地練習太極拳及國外電影中瀟灑飄逸的“中國功夫”時，都會體驗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悄無聲息的文化全球化過程的參與者，因為在信息時代，許多經濟產品、經濟現象同樣也是文化產品、文化現象，如圖書出版、影視、音樂作品、傳播技術與傳播內容，直至餐飲、旅游等。的確，經濟全球化本身蘊涵著經濟與文化的不可剝離性。只是當人們再度回眸時才發現，原來與經濟、政治的全球化相比，人們更為直接、也更強烈地感受到的還是文化的全球化發展過程。

（二）文化全球化對當代中國文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在這場世界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匯融合，彼此取長補短，一定意義上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在中國向世界充分展示中華文明成果，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全面展示中國文化的無窮魅力的同時，拓展了我們的文化視野，使我們可以用一種新的眼光和視角來環顧世界，審視自己的文化；它開闊了我們的文化胸襟，使我們不再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狹小范圍來考慮問題，而是積極思考、關注一些具有全球化或全人類的文化現象和課題；它促進了我們同其它不同文化的接觸、對話和交流，使我們能夠分享世界文化的資源和人類文明的成果；它也給我們提 供了更多文化參與的機會和更大文化創造的舞臺，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開辟了道路。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文化全球化也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同時另一方面它又無法消除伴隨著文化交往和融合而來的文化沖突與矛盾。相反，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反而使這種沖突與矛盾更加復雜，更加激烈。事實上，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強弱兩極的不平等條件下進行的。文化全球化本身既是客觀歷史進程，同時又是西方強勢文化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的過程。在這場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承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或者說，與其他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是強勢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對其他國家的文化具有強大的影響，它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等得到擴張，文化主體性得到張揚，是文化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它們作為強勢文化的代表，憑借經濟、科技和文化上的優勢，主宰了全球的文化生產和信息傳播。隨著文化產品的推銷，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也被輸出到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其文化明顯處于守勢和邊緣地帶，甚至有失去自主性和生存空間的危險。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我們就有武器。”這就提醒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中,必須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文化霸權。但要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還不僅僅在于這種“警惕”,而 在于必須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潮頭,立足傳統,面向現代,用發展的眼光，積極進行文化創新。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能否保持前進方向,不斷增強吸引力和感召力,將最終取決于在競爭和選擇的環境中的文化創新的能力。

由上可見，文化全球化的過程是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激蕩、互相滲透的過程。這一過程有可能風和日麗，也有可能電閃雷鳴。但不論是友好的交流，還是激烈的沖突，中國文化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國文化要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就必須在發展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事實上，全球化所導致的文化競爭的加劇，使得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顯得更加重要，也使得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日益成為文化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文化的興衰，全在于創新與否。中國文化的創新，就是這樣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被鮮明地凸顯了出來，成為我們無法回避也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

三、中國文化創新的維度

建設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先進文化，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臶。按照江澤民同志的思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其內容來說，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致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在當代中國，講文化創新，根本目標是建設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發展需要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種文化，就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我們必須以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用宏觀的理論思維和整體的戰略目光來思考和研究社會主義文化面臨的新問題，推進全方位的文化創新。

（一）推進思想理論創新

思想理論創新是文化創新的核心。發展先進文化，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重大變化和嶄新課題，要使先進文化的發展不停頓，首先在理論上不能停頓。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先進文化的核心、靈魂，其指導地位絕不能動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丟掉老祖宗，是錯誤的、有害的；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也是錯誤的、有害的。我們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境界，以實踐來檢驗一切，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文化實踐。這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反復證明了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對不同歷史階段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反映。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代表了先進文化發展的方向。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 放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鄧小平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培養“四有”新人的目標，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價值功能和凝聚作用。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世紀之初，為解決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與時代發展的關系問題，提出了“與時俱進”的新理論，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時代性問題。面對世界各種思想文化思潮既有吸納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爭、既有滲透又有抵御的復雜形勢，只要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將煥發出勃勃的生機。

（二）推進文化觀念創新

以嶄新的思想文化觀念去迎接全球化對社會主義文化的挑戰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無論哪一方面的創新，都是首先源于觀念、理念的創新。因此，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地解放思想，大膽創新。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面對經濟方式多樣化的趨勢，面對小康社會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我們必須解放思想，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實際、新要求，把豐富多彩、波瀾壯闊、日新月異的生活實踐當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同生活保持著血肉聯系，關注和回答現實問題，傾聽和解決人民群眾的心聲與要求，在全社會大力提倡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價值、新觀念、新道德、新規范，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在新的實踐中變挑戰為機遇，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全面發展。

（三）推進文化內容的創新

第一，要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大膽改革，勇于創新。我們要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于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長處，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實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在內容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社會主義文化產品成為鼓舞人、鞭策人、激勵人的精神武器，無論是理論研究成果，還是文化藝術作品，都應深刻反映社會生活，探索社會發展規律，以深沉的思想內涵和嶄新的表現形式，去適應全球化進程的需要。第二，要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和實踐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全球化進程的影響和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 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第三，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新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引導人們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認真貫徹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為重點，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為著力點，在全社會逐步形成新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第四，要積極進行教育和科技創新。堅持教育創新，必須把深化教育改革，優化教育結構，合理配臵教育資源，提高教育質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進素質教育，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作為教育創新的主要內容。不僅如此，還要積極進行科技創新，只有積極跟蹤高新技術發展，及時運用科技進步最新成果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升級，不斷提高文化產品的科技含量和競爭力，才能使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奪取和保持優勢地位。

（四）推進文化體制創新

推進文化體制創新，必須加強文化的產業化發展，積極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產業，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道路。文化的發展雖由經濟的發展所決定，但它又有滋生發展的規律。文化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文化體制的改革必須遵循文化發展的規律，積極探索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符合當代中國先進文化要求、遵循精神產品創作生產規律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為生 產更多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致的優秀作品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只有異質文化之間才具有交流、融合、更新發展的條件。自改革開放以來，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通過各種渠道大量傳入中國。中國要融入世界潮流，首先就要讓世界了解開放的中國。全球化給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會。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充分利用互聯網在內的各種現代傳媒手段，把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傳播出去。把開放的中國展現在世界面前。同時，我國有源遠流長的文化資源，應多創作一些群眾喜聞樂見，反映人們生活和傳統道德，積極向上的文學藝術形象，大力發展影視產業，打入國際市場。認清文化的產業化、市場化、經濟化是知識經濟發展的結果，是一種潮流和趨勢。毛澤東曾指出，社會主義的文化陣地，如果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會去占領。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文化消費市場。西方的一些大型國際傳媒和娛樂業公司對中國的文化市場窺伺已久，面對挑戰，我們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立足民族文化的創新來改變文化市場中民族文化產品的短缺，遏制音像制品盜版和非法出版物出籠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要加強文化市場的規范化管理，健全法律法規制度，嚴禁資本主義文化垃圾的傳入。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已越來越高，它必將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四、文化創新中應處理好的幾對關系

（一）歷史傳統與時代精神的關系

江澤民同志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必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造精神，”“必須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的要求，結合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積極進行文化創新。”

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既有落后的傳統，也有優秀的傳統。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人合一的終級關懷，仁義禮智的道德理想，經世致用的實踐理性，和而不同的文化胸懷，整體性的思維方式等，都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全世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然，由于長期受封建專制主義和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傳統文化也存在著濃厚的官本位、等級觀念、保守封閉心態、小富即安、知足常樂的思想以及迷信成分，對國民習性產生消極影響。長期以來，在如何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需要辯證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傳統文化具有怎樣的弊端，也無論對傳統文化持怎樣的批判態度，我們都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文化母語，是我們承襲的文化基因，是我們創新的密碼。對傳統文化的弊端和負面因素有著清醒的認識是必要的，但一味對傳統文化進行否定和抨擊，無疑是一種文化自戕行為。它不僅將使傳統文化自身無法更新，而且也將使當代中國文化的創新成了無源之水，無木之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破舊不能立新，只有承舊方可創新。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離不開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要以 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為根。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民族的精神風貌，是一個民族發展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內在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對待傳統文化，必須立足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經過現代的詮釋，給傳統文化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在此基礎上實現超越、創新，實現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

（二）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

列寧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說，“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也就是說，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它的兩面性。西方文化有其缺失的一面，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中國文化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一個民族如果能發揚民族文化的積極方面，改變消極方面，該文化則有利于民族的發展；反之，則不利于民族的發展則應予以革除。目前，在世界諸多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西方文化，無論是其積極方面還是消極方面，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化。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這是任何民族發展過程中都必然會受到的沖擊，關鍵是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這種沖擊和影響。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促進中國的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吸收外國文化的有益成果，發展中國文化，增強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面向世界。所謂立足本國就是說我國的文化建設要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民族習慣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來進行，而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所謂面向世界就是說我國的文化建設必須實行開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閉。近代中 國和世界的歷史都表明，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文化，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步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這樣一種矛盾運動：一方面它要維護自己的民族傳統，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來文化以發展壯大自己。”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民族逐漸形成了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文化傳統，而這種文化傳統正是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積累而成的精神財富。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傳統極其深厚、哲學智慧十分豐富的文明古國，應該更加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那些為中國的繁榮富強而不懈奮斗的仁人志士，他們行動的源泉就來自于民族文化傳統中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它要迎接世界現代化潮流的挑戰，把自己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更需要以民族文化傳統為依托，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否則就不能自豪、自信、自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現代化不應該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國或東方日本現代化的翻版，而應該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勇氣、信心、智慧和力量的產物”。

我們在肯定民族文化意義的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到當今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文化的全球化，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無法回避，只能積極應對，主動迎戰，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同其他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中才能更新和發展。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的，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要大力弘揚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對于我們來說，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要有現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氣魄，敢于正面對各種外來文化加以分析權衡，去取得 當，促使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在融合中實現創新。

（三）文化創新與文化安全的關系

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穩定發展的精神保障，其底線是國家的指導思想、主流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觀不受侵犯。美國前總統布什曾經說過：“我們的政治和經濟聯系由于美國文化對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補充。這是一種新的我們可以利用的軟力量。”文化的力量看似無形，但它進攻的威力遠比經濟進攻的威力要猛烈得多，涉及的領域要廣泛得多，采取的手段要隱蔽得多，造成的危害要嚴重得多。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的最終目的，是企圖通過文化滲透，極力推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從根本上摧毀我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瓦解我們的民族凝聚力，從而對社會主義的中國“不戰而勝”。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高度重視和警惕我國的文化安全問題。當前,文化創新能力不強，理論儲備不足，是制約我國文化發展，從內部構成我國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也正是因為“不足”和“不強”，成為在全球背景下“文化帝國主義”對我國實施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地”的一個重要而且是危險的“接口”。“文化殖民主義”現象在我國的客觀存在所構成的文化威脅，普遍地存在于從觀念形態到產業形態的各個文化層面。在這種文化生態狀況下所產生的一切文化產品怎樣能在國際文化市場中擁有競爭力和市場份額？又怎樣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而自覺抵制“西方大片”的文化誘惑？又怎樣在人們精神生活的深處形 成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從而在根本上構筑起國家文化安全的萬里長城？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國家文化安全的大壩是最容易從人的思想和靈魂深處被摧毀的。因此，要全面構筑中國文化安全發展戰略，推進國家文化安全創新能力建設，就必須首先著眼于思想觀念的轉變、更新和理論的創造，克服對于西方現代文化的依賴，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融合世界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以獨立之精神，全面尋回對中華民族文化創新能力的自信。其次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創新能力，在全面推進中國國家文化創新的建設，完善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只有這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對來自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全面滲透和挑戰，中國文化才可以獲得全新的發展，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發展中，中國文化才能獲得安全發展的全面保障。

第三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教育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教育

在五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已經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而從二十世紀后半葉開始，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到如今，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股強大的時代潮流跨越民族、國家的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礙，使人類逐漸形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但是，經濟全球化絕不是政治一體化，愛國主義仍是當代維系民族國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不能放棄、也沒有理由忽視愛國主義精神。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下必須發揚愛國主義。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跨國界流動，信息得以共享，各國的公民在世界范圍內流動，一個國家的公民可能工作和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并對另一個國家產生感情。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它導致主權概念、國家利益的關系和矛盾復雜化，這種情況使一些人對自己的歸宿感產生了困惑，甚至認為愛國主義在今天已經過時了。事實上，愛國主義并沒有也永遠不會過時，只要國家繼續存在，愛國主義就有其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意義。我們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堅定地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這就更需要愛國主義的支撐。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更是挑戰。現實情況表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不僅要面對經濟方面的挑戰，而且也必然面對政治和文化上的挑戰。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經濟、科技甚至軍事等方面的優勢，竭力輸出他們的政治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力圖主導經濟全球化進程，把發展中國家納入西方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軌道。在這種情況下，愛國主義顯得尤為重要。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要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容應對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各種挑戰，持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當然，我們也不能迂腐不化，一味奉傳統愛國主義為圭臬。愛國主義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內涵,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一種民族精神的先進與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適應時代潮流，能不能跟進歷史潮流。古代世界曾經產生過20多個不同的文明，但大部分都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了。究其原因，就是這些文明或者說民族精神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得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這就提醒我們，愛國主義的內涵要與時俱進，不斷豐富，不斷發展。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這是對我國現階段愛國主義特征的精辟概括。

當前，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增強教育實效，我們既要注重愛國主義的歷史淵源和傳統內容，更要把握全球化時代的特點，認清我們肩負的歷史責任，為愛國主義注入鮮活的時代內涵。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全球化難以導致政治全球化，國家仍然是民族整體利益的代表著，仍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組織形式。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全球化趨勢與民族國家觀念并存的時代。所以，我們所倡導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開放的、兼容的，而不是封閉的、排他的，其內容應該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而非單調的。

由此看出，當代的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我們建立在對本民族的歷史、傳統、國情及其現實客觀的認識基礎上 ,允許并鼓勵人們對國家和民族文化進行理性的分析，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樣才能使愛國熱情持久不變，落到實處。新時期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應該是科學的愛國主義，要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愛國主義，使其具有豐富政治內涵和鮮明倫理特征。黨和國家所倡導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仍然應該是我們秉承的精髓。弘揚愛國主義有利于全球化條件下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處理，既要熱愛自己的國家，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既不盲目排外，又不盲目崇洋，這樣才能塑造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的良好形象，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愛國主義應該是一個全民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尤應如此。在我國歷史上，愛國主義向來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動力，是每一個中國人成就偉大人格的根本所在。因此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愛國主義教育是具有戰略性意義的基礎性工程。就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如：像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現象，而有的人生理素質和心理素質都不成熟，極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風氣的影響，一部分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觀念淡薄。愛國主義的全民教育顯得迫在眉睫。當前愛國主義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廣大青少年。他們再經過十年八年即將走上社會，將是新世紀的主角，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藍圖將由他們去繪制，變成為現實。他們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他們愛國感情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未來公民的愛國之心，立國之志和報國之舉，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從青少年抓起，并把它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項基礎工程，這對于培養青少年具有愛國的情感、志向和報效祖國的思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要通過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增強全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強精神，這樣才能推動全體人民奮發前進的，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當代大學生來，在如何把握經濟全球化趨勢與愛國主義的相互關系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我們需要認識到：

一、人有地域和信仰的差別，但報效祖國不受限制。無論是生活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如何，也無論在何種所有制企業中作，作為中華兒女，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報效祖國。應當說，經濟全球化趨勢為個人報效祖國消除了許多障礙或阻隔，開辟了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間。

二、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科學的無國界性，無損于科學家與自己的祖國命運攸關的親緣聯系，也不等于科學運用的無國界性。

愛國主義是人類在長河中逐漸形成和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們14億中國人，更需要這樣一種凝聚力。當今時代，我們要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堅決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尊嚴，認真貫徹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基礎！

第四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新思路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新思路

作 者：著名國學專家 段俊平

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趨勢，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也影響著國際企業文化發展的動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跨國公司不能進行文化的整合，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全球范圍內的多種文化中生存下來，也不可能取得輝煌的業績。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其企業文化也要進行中國化改造，同樣中國企業融入世界，也要在自身文化上嫁接具有全球化視野的文化基因，只有如此，中國企業才能適應全球化的趨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必須強調跨文化管理，必須進行與當地的文化融合。當企業走出國界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就面臨著不同區域、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跨文化管理”對中國企業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時，往往采取并購的方式，但實踐證明，并購的成功率是極低的，失敗的原因往往是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問題沒有妥當的解決。

舉兩個典型的例子。我國的TCL公司并購法國的阿爾卡特公司。這次并購從開始到解體總共只有八個月的時間，結果是失敗的結局。其失敗原因主要是TCL在并購前對文化的整合考慮不足，并購之后，TCL又將自己的文化強加到阿爾卡特員工的身上，造成很多員工自行離職，使公司失去了這些有專長的員工。沒有了骨干員工，企業肯定是經營不下去的。與之相反的另一個是成功的案例，我國的聯想集團并購IBM的 PC業務。剛開始這個并購并不為外界看好，被稱為是“蛇吞象”的行動，并且在并購初期，確實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柳傳志在后來的演講中說：“當時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沖突就是文化沖突。所謂文化沖突，具體講是指從高層管理人到項目管理人，特別是高層之間如何互相配合工作，這是決定一個公司能不能好好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最根本原因。在金融危機出現時，聯想就出現了大幅度虧損，表面原因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直接沖擊，但從根本上講，是部門管理問題，是文化沖突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2009年，聯想董事會下定決心進行了改組，形成了優秀的中西合并的領導班子。建立了中西方相結合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中，既有IBM的優秀文化基因，還保留了聯想集團的優秀文化基因。此后半年，聯想集團在團隊和文化等方面實現了很好的融合，業務也成功扭虧，取得了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強勁增長。（更多有關中國化管理相關觀點，可以參見著名國學專家段俊平先生文章觀點）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道德傳統、生活環境、物質與精神追求等都是不一樣的，對于跨國并購的中國企業而言，如何進行文化融合是一個課題，全球化文化融合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公司文化層面的融合，另一個則是民族文化層面的融合。而公司文化的融合必須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下來進行融合。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是中國企業全球化的一門必做的一門課程，也是全球化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戰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必須把誠信作為企業文化的首要部分。信譽是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個企業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入世之初，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穆爾先生就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中國入世后，從長遠看，最缺乏的不是資金、技術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體系的機制。”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重提誠信是非常有意義的。

誠信是一個企業的無形資產。有些企業百年不衰，靠的便是誠信。誠信會給企業帶來高質量的產品、良好的信譽，從而為企業贏得顧客，贏得市場贏得利益。國際上許多大企業都很重視誠信**。比如，IBM把“誠實”作為企業的座右銘；松下公司把“贏得人們的信任”作為企業的價值觀；諾基亞把“科技以人為本”作為自己誠信的實質。反之，一個不守信用的企業，不管它的技術力量多雄厚，廣告力度多大，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也不可能創出好的信譽和品牌，不可能發展壯大，必將最終面臨著被揭穿、被淘汰的可悲結局。近年來，我國已

經發生南京冠生園陳餡月餅、“三鹿奶粉事件”、重慶火鍋底料摻假以及“紫砂鍋”事件等一系列的悲劇，無一不說明誠信的缺失。因為一些企業失信，還可能造成整個地區、整個行業都受到打擊。像南京冠生園陳餡月餅事件使當年全國月餅銷量銳減四成以上。在重慶火鍋底料摻假被媒體曝光后，重慶火鍋業遭受了巨大信譽危機和慘重經濟損失。（更多有關中國化管理相關觀點，可以參見著名國學專家段俊平先生文章觀點）

誠信，這一經濟活動的首要準則，歷來被世界各大知名企業視若生命。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境內的企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這不僅有來自國內的競爭，還有國際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誠信儼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能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關鍵。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信用積累與升華形成的商譽是企業寶貴的無形資產，要讓誠實守信滲透到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深入到企業文化的核心層；要建立良好的職業道德，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雙贏”的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的觀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企業文化必須不斷創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文化的內涵和文化管理模式都不同于原來僅限于國內市場低層次的競爭，因為塑造企業文化的參照背景發生了變化，企業文化內涵和機制的創新也就勢在必行。

企業文化的創新，第一個方面是理念的創新。必須創造一種適應全球化趨勢的企業文化，有利于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文化。總體上講，這種理念的創新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基于對知識價值的認識，建立學習型企業，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第二種是從道德的角度，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第三種是基于對人性的認識，旨在建立尊重人、激勵人的文化。

企業文化創新的第二個方面是文化管理模式的創新。文化管理不同于以往的以生產過程和質量為核心的管理模式，它強調的是管理過程中的人的因素，要做到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思想認為企業不單單是一種經濟組織，人也不單純是創造財富的工具，人是企業最大的資本、資源和財富，這對開發人力資源和人力價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企業文化創新的第三個方面是企業文化個性方面的創新。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現在存在一個誤區，就是雷同化和形式化，缺乏個性。個性化的企業文化應該包含一種獨特的理念，特殊的經營方式，形成屬于自己的特殊的氣氛。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跨國企業都有屬于自己的不可復制的企業文化。

總之中國企業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文化的建設必須要有戰略眼光，要想成功的走出去，中國企業必須在企業文化的跨文化管理、誠信和文化創新三個方面下功夫，任何企業的兼并成功與否，固然有許多因素，但文化融合是主要因素，企業全球化的過程其實就是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一定要建立一套具有中國化特點又有全球化視野的新型企業文化系統。

作者：段俊平，著名國學專家，著名書法家，知名管理學者，中華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化管理商學院院長，愛維龍媒咨詢集團董事長

第五篇：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摘要：當今時代，全球化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現在世界范圍內也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交雜的局面，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大學生的各種愛國主義精神也面臨著各種嚴峻的挑戰，如部分大學生愛國主義情愫弱化，很大一部分大學生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確地認識到真正的愛國主義或者已經慢慢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就更加需要在觀念、內容和表達方式上創新愛國主義觀，而加強對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已經十分迫切。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而愛國主義教育的形式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如何認識經濟全球化對愛國主義帶來的沖擊以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施愛國主義教育是關系到中國既能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合作、融入國際社會，又能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培養、調動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精神保障。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慮，本文主要介紹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特色，如何正確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如何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等等一些內容。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正確認識愛國主義精神

導言：在全球化背景下發揚或者說詮釋愛國主義精神問題，我想說兩個例子來引出我的正文。

第一個例子是老師曾經在課堂說過這么一個故事，在天津的一家網絡游戲軟件開發公司，這是一家日本商人獨資的企業，老板自然是小日本，老板對三個中國年輕人說：“只要你們開發一項關于二戰的游戲，結局是日本獲勝的話，我會給你們豐厚的回報。”這是一個充滿了誘惑力的條件，但是這幾個年輕人在民族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權衡中，勇敢地站在了民族的角度，依然舍棄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并且也憤然提出了辭職。我想這三個年輕人的行為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大學生學習的，他們絕對是我們的驕傲。這應該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吧。外商不斷的進入，他們甚至不考慮我們的民族感受，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要求，包括這種極其不合理的要求。我想只要我們站在民族的角度，堅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這樣的話我想我們也已經真正地做到了發揚了愛國主義精神了吧。

我還想起一個事例，雖然這個事例老師講的不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為了說明民法之類的問題，但是我個人覺得這也可以拿來為愛國主義所用。故事是這樣的北京的一家涉外飯店，幾位中國顧客在里面用餐，用完餐之后，其中一位顧客看飯店的環境不錯，后面還自帶了后花園，于是準備去后花園散散步，但是在后花園守候的保安就是不讓這位顧客進入，并且指指邊上的指示牌。顧客

一看都是英文，沒有一個漢語。幸好顧客的英語水平還比較不錯，看懂了上面的意思是：中國人不能入內。于是那位顧客就把這家飯店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允許了他的要求飯店道歉的請求，但是還有一個關于這是對這傷害民族自尊心的說法駁回了。雖然法官是出于法律方面的考慮駁回了那位顧客的說法，但是我認為，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對于那位顧客的行為是值得宣揚的，這個牌子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另外的一個牌子，在老上海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難道不是對于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有了巨大的傷害嗎？況且還在北京，還用全英語表達。我想這也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達吧。在全球化背景下，當年的列國主義又開始提著手提包回來了，他們似乎還是沒有對中國人有平等的對待，我們不禁很憤怒，像那位顧客一樣，用法律武器來保護我們的民族不受或者是少受傷害，也是現在全球化背景下表達愛國主義精神的一種有效的形式吧。

正文：既然我們討論的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關于愛國主義精神的問題，自然我們也不可避免的要庸俗一回——解釋一些關于全球化和愛國主義的基本問題。

（一）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表現為建立在資本、市場、技術、生產和通訊的一體化基礎上的經濟全球化，而經濟全球化就是指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包括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領域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滲透,以前那些由于民族,國家,地域等因素所造成的阻礙日益減少,世界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在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隨著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的擴大，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已成為當今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從根本上說，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和國際分工高度發展的產物。

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生產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資全球化。

當然如果只有經濟的全球化的話，那么這個全球化就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賴于全球各種價值的確立，全球化既有經濟的內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內涵，它既是“一種文化現象、政治現象，又指一種經濟現象”。總的來看，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全球化為核心、包含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系、影響、制約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為科技、經濟、政治、法治、管理、組織、文化、思想觀念、人際交往、國際關系十個方面的全球化。

（二）愛國主義

江澤民曾指出：“歷史上愛國主義從來就是動員和鼓舞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精神支柱”。

愛國就是人們對自己祖國的無比熱愛的一種高尚情感。祖國是一個集自然、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為一體的綜合概念，是由一定社會歷史階段和一定區域的國土、國民和國家機器等基本要素構成的社會共同體。愛國就是愛故土、愛人民和愛國家的統一。

愛國主義體現了人們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反映了個人對祖國的依存關系，是人們對自己故土、家園、種族、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和榮譽感的統一，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對于公民個人而言，愛國主義包括愛國的情感、愛國的思想和愛國的行為三層內涵。

而愛國主義是從各族人民所處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環境以及人民群社會實踐中產生，并經過世代相傳的豐富和連續不斷的發展而積淀形成的一種精神財富。這種精神財富，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又反過來積極、深刻的影響和作用于各族人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道德。我們龍的傳人，愛國主義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作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和激勵人們奮發圖強的思想力量，它過去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現在和今后也是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巨大推動力。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特點

愛國主義仍舊是愛國主義，但是不得不說，由于是在了全球化這個特殊的背景下，由于時代的要求等一系列原因使愛國主義精神呈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我個人而言是很贊同淮北煤炭師范學院的熊大輝先生的一篇名叫《試析全球化時代愛國主義的新特點》的文章中所說的幾個觀點：（1）全球化意識與民族國家意識的統一。我們既要看到全球的共同利益，畢竟我們一起生活在地球上是絕對存在著互利的東西，更要看到我們自己本國的利益，不能使自己的正當利益受到其它國家毫無道理的損害。做到全球化意識與愛國主義精神同時并存，并行不悖。

（2）愛國主義與對外開放統一。對外開放不僅是強國之道，也是愛國之道。對外開放開闊了愛國者的視野，決定了愛國主義的開放性。要善于將愛國之情的培養與開放意識的培養相融合。（3）愛國主義與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統一。全球化也是一個文化全球化的過程，民族也是世界的，我們要在繼續保持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華和特色的情況下，與外國的優秀文化做交流，顯示出華夏文化的大氣。

另外的還有一些特點我稍稍做了一些概括可能是這樣的：發展、和平成為愛國主義的共同要求、經濟成為愛國主義的主旋律，開放和交流成為溝通的主要渠道。發展成為各國家和民族的共識，沒有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愛國主義將只是一句空話。同時無意識的群眾自發組織的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作用將更加明顯和聲勢浩大。比方在北京奧運會之時的范圍涉及全中國的愛國主義游行等就是一次次從內心深處都可以受到感染的宣傳。

（四）用小例子（正反）來闡述我理解的全球化的愛國主義

說的太理論的東西部容易理解，我來舉兩個我們身邊的例子吧。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沒有來到合肥，我上網的時候，網上的有很多關于去年合肥的“家樂福事件”，去年4月18日的合肥發生了抵制家樂福的活動，原因就是家樂福的大股東捐資給**，支持**的大西藏計劃，而且薩科奇還抵制來中國奧運會觀看開幕式。于是聲勢浩大的抵制便自發的集結了，先是通過網絡的力量集結，然后就是到了家樂福門口抵制，主要以學生為主，我們安徽大學的許多同學也是不會錯過這個“絕佳的機會”，甚至還出現了打砸搶的事件。我想這就是一個不理性的愛國的表現了，難道你這樣做就能改變什么嗎？我想效果就算有也并不是很大，而且這種行為真的是很欠考慮的。不得不承認，確實家樂福賺了中國很多的錢，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結果，這么一鬧可能家樂福的老板是有點緊張，畢竟這里的市場也是很大啊。但是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既然家樂福剛來的時候大家以為是大品牌，于是都默許了它的存在，家樂福也已經在合肥扎下了根，很多人也已經習慣了到家樂福購物，那么我們就要吸收它了，我們要把這里的家樂福看做我們的企業了一樣了，而且這里面的工作人員試問哪個不是我們的同胞。所以就算是他們的股東有問題，我們也不應該鬧自己的企業了，這也是一種不理性的，其實說實話這到底屬不屬于愛國行為還真的有待商榷，因為我們要的不是“家樂福事件”這樣的后果，這只會使中國在國際上威望下降。我還有一個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適合，姑且拿來看看吧。家樂福和沃爾瑪在合肥，我曾經去購過物，超市的老板一定賺的很多，人絡繹不絕。但是你如果到了浙江的話，你會很驚訝的發現，有許多浙江人是不怎么看得上什么家樂福沃爾瑪的，在浙江，只有杭州，寧波和紹興有家樂福，而且生意即使不能說慘淡，也算比較差的了。比方在杭州，最受歡迎的絕對是銀泰，雖然真正起步才11年時間，但是以銷售額計算，公司在浙江省已連續9年穩居浙江百貨業第一。公司六大管理指標(坪效收入、坪效利潤、坪效稅收、人均收入、人均利潤、人均稅收)均居全國第一。因為我是海寧人，說一點嘉興和海寧的情況，在嘉興市沒有一家家樂福，只有沃爾瑪，可是沃爾瑪幾乎是撐不下去的。江南大廈是我們心目中比較理想的購物的地方。而在海寧家樂福曾經租了很大的店面做過一段時間，但是結果是家樂福的老板連房租都沒有付清就卷鋪蓋走人了。沃爾瑪的也曾野心勃勃進駐海寧，可是結果是還在建造中的房子成了爛尾樓，原因很簡單，我們是上海華聯江南總部，我們真的不怎么相信你這個所謂的國際大品牌。

我說了那么多到底為了說什么呢，看上去的表象就是家樂福和沃爾瑪是進不了浙江的市場。更加深層次的是我們的抵制，我們始終認為那些所謂的國際品牌是沒有什么真的可信度的，家樂福曾經在寧波被爆料出賣過期產品開始他們原本就“多踹的命運”上再加上了“死期”。在我們看來，他們所謂的先進理念隨著我們本土企業家的學習還不是手到擒來的事情；他們所謂的優質產品還不是中國產的啊。根本沒有什么理由放著我們自己本土的零售企業不支持而來支持你一個舶來品。我想這也是一種愛國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吧。在浙江，我們從來都沒有接受過家樂福包括沃爾瑪，我們也不會因為他們支持藏獨就去它們門口鬧，這一切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我們本土的品牌和它們所謂的國際大品牌可以做的一樣好的時候，我們還是愿意支持自己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兩個例子是不是合適，但是我想運用這兩個家樂福的抵制事件，來表現完全不同的愛國主義精神，合肥的抵制是比較不理性的，是看到了遠在法國的老板對于藏獨的支持，然后在中國大陸鬧，對于身在法國的老板其實影響并不大，那幾天辛苦的是在家樂福里面工作的中國同胞，況且這種抵制時間短，幾乎沒有影響他們的銷售額等。但是我們反觀浙江的抵制，是一種長期的，人們心目中的抵制，不會因為遠在法國的老板的任何行為而來對在中國的家樂福做更加激烈的抵制。這樣的長期結果就是成就了銀泰，江南大廈等一批本土零售商的發展。我想這才是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的愛國主義吧。我想這也不屬于排外吧，而是一種正常的保護本土的意識吧。

（四）：秉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普惠的大同世界。各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在接納和遵守普遍的國際準則時，始終不能忘記本國的傳統與國情，要將國際準則本土化。我想秉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要堅持這么幾點：

首先，要創新，要在觀念上創新，既要反對閉關自守的民族排外主義，又要反對崇洋媚外的民族虛無主義。要在內容上創新，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追求進步、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支柱，是中華民族巨大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培育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內容

其次，要有大國思維。要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為我們的歷史驕傲，為我們的未來要充滿希望。也要在不傷害我們國家原則的情況下，也要學會大度，大氣。也要善于學習，有博采眾長的理性態度。

4.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要與“三觀”（人生觀、社會觀、價值觀）教育融為一體，而且也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總結：

以上我主要講述了愛國主義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點認識，從以上的講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由于當前國際和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愛國主義教育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而保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也是我們民族更好的向前發展的需要。不可否認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魂，無論是在以前相對隔絕還是在現在全球化背景下，而沒有統一的思想和靈魂精神支柱，一盤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

當然愛國主義內涵也是與時代感、現實性相適應的，我們必須根據社會時代的現實需要，積極探索愛國主義教育的新途徑新方法，切實提高教育實效。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走向世界，這要求我們更多地了解世界歷史，借鑒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當然首先要做的還是我們更多地學習掌握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全球化時代，在我們的心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情愫。▲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更好地開展和推進愛國主義教育是真的是一個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年輕人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