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

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

摘 要：我國正逐步融入全球化進程，勞動與社會保障立法存在嚴重不足。應貫徹“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的立法思想，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關鍵詞：全球化；勞動；社會保障；立法

一、全球化的涵義及對我國的影響

（一）全球化的涵義

全球化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在英文中由不同的單詞來表示，例如Unification，Integration和Globalization.相對于Globalization，Unification還有侵蝕、削弱（政府職能）等意思，能夠比較準確地體現經濟一體化進程的自身特點。我國學者一般使用Globalization.全球化主要指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跨國界流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斷增加，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范圍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使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增強的趨勢和過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顯著加快，帶來了國際分工模式、國家經濟利益的含義及維護方式的深刻變化。因此，對于政府來說，創造與維護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比采取某些產業政策更重要。而市場體系既包括消費品市場又包括生產資料市場，例如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能夠在統一無阻礙的市場中按照市場規則進行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其中涉及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需要更完善的制度環境，勞動者面臨的各種勞動風險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加以保障。

（二）全球化對我國的影響

1.我國正逐步融入全球化進程。

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不斷融入國 際分工體系，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通過吸收外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增強了綜合國力。與此同時也存在著明顯不足：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整體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準入、投資融資等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勞動者在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無根本性變化，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加入WTO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全球化進程，有助于我國的勞動就業。

2.政府職能在緩慢地發生積極轉變。

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表明了我們對政府經濟職能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國際社會中高效率的政府活動觸動和自我發展的壓力下，我國政府職能在多方面、緩慢地發生著積極的變化。主要包括初步建立了間接的宏觀調控體系、培育和監管規范市場體系有所進展、國企改革采取大膽舉措（在中央關于“國有資產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決策下，西安市決定出售50億元國有資產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向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靠攏、注重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以及開始探討政治體制改革、嚴懲腐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政務活動受媒體和群眾監督（江蘇泗陽縣公選“最不滿意官員”，高票當選者如坐針氈。）等等。

3.迫切要求熟悉國際法律規則，并建立與之相銜接的法律制度。

全球化在一定意義上要求法律全球化，即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活動中遵守大致相同的規則，對同樣事物同樣處理。體現為更多的國家接受國際公約，融入國際法律規則。同時，由于更多國家加入國際組織和公約，使更多的本土文化進入國際法律規則，二者構成法律全球化的內涵。法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促進我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必須與國際接軌，盡可能地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和國際公約完善勞動立法，以達到協調勞動關系和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目的。

二、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現狀及不足

勞動創造世界，也創造了人類自身。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生產、勞動實踐過程中，以為勞動者提供勞動機會、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以及促進勞動者全面發展為目標。

（一）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現狀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勞動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勞動關系雙方的主體地位逐步確立，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勞動爭議逐漸增多。針對這些變化，政府為了建立和維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圍繞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探索新型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勞動政策基準、勞動合同管理、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為主要內容的勞動關系調整體制，并形成了以《勞動法》為主體、以《集體合同規定》、《企業經濟性裁減人員規定》等一系列勞動標準規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初步實現了勞動關系調整的法制化、規范化，為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生產秩序，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市場經濟體制下，投身于市場中的所有主體-企業、個人都隨時面臨各種風險。對于勞動者而言，一旦遭遇勞動風險，就陷入喪失經濟來源、生活困頓的狀況，這種風險僅依靠勞動者個人和家庭的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賴政府通過全社會的物質幫助才能為勞動者解除后顧之憂。因此，我國政府自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來，不斷努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優撫等。在積極推進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重點加快了社會保險法制建設的步伐，陸續出臺了《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工傷保險條例》等行政法規。

（二）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不足

1.勞動法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

我國《勞動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 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第二款規定：“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從本條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法》的適用范圍不包括農民勞動者、個體業主、私營企業的經營者、國家公務員、家庭用人等勞動者。當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獲得力所能及的工作崗位，參與城市建設時，《勞動法》就應將其納入調整范圍。

2.勞動法的有關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和執行性，勞動者的許多權益難以落實。

我國《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但由于我國從1953年起實行的剛性戶籍管理制度[1]，我國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遷徙便結束了，人為地劃分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且在就業、分配、經濟政策等方面都嚴格執行城鄉差別待遇，直接導致城鄉勞動者在就業權利上的不平等。這與國際上普遍遵循的公民勞動權利能力平等的原則[2]背道而馳，導致勞動法的規定形同虛設。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非國有經濟成份的產出已占整個國家的65%，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達50%—60%，但戶籍制度卻幾乎沒有多少松動”[3].雖然有的地區在嘗試放寬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的限制，仍不能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大市場。又如《勞動法》第十三條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但實踐中，用人單位在招用人員時直接或間接限制婦女的現象屢見不鮮，用人單位因此而受法律追究者寥寥無幾，既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也嚴重侵害了婦女的平等就業權。

3.社會保險的立法層次低，覆蓋面狹窄。

我國有關社會保險方面的立法主要是由國務院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制定的，立法層次偏低；《勞動法》中關于社會保險的規定簡單、籠統，缺乏具體操作性（《勞動法》第九章關于社會保險和福利的規定僅有七條，從第七十條到七十六條。第十二章關于此方面的法律責任的規定僅有一條，即第一百條。），覆蓋面僅限于城市的一部分人，農村勞動者等未被納入保障范疇。沒有完善的包括所有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制度體系，使所有人都能夠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待遇，農村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就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社會保險以任何理由將農村勞動者排除在外都是缺乏道德正當性的。

4.結社權及其活動受到極大限制。

結社尤其是組織和參加工會是勞動者爭取和捍衛自己權益的最基本手段。《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4款規定：“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勞動者可以參加已有的工會組織，也可以組織新的真正能維護其權益的團體。工會是勞動者的聯合團體，其主要功能是團結所有勞動者，利用集體的力量對抗用人單位的不法侵害。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結社自由，但我國勞動者自由組建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我國工會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職能未充分發揮出來。

5.所有制差別在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中清晰可見。

雖然我國已經加入了WTO，但身份歧視和所有制歧視仍隨處可見。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投資行業、融資渠道、產品出口、公共設施等方面存在嚴重差別；在勞動就業、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待遇、子女入學等方面的政策處處可見歧視性規定。在各種促進就業的措施中，優先適用于城市戶口的勞動者；在勞動報酬中，正式工不論業績如何，其收入數倍于非正式工的收入；在社會保險待遇方面，出外打工的人幾乎不享受任何待遇；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的子女如果希望就近進入公立學校讀書必須繳納高昂的借讀費??無處不是在以身份定待遇。因此，在我國不僅沒有實現別國二百年前就完成的事業-“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4]，相反，以各種制度和政策制造著更多的身份差別和更多的不平等待遇。

三、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先決條件

（一）立法思想上始終貫徹“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則

這一原則是每一個人充分發揮自我潛能，最大限度實現自身價值的基本保障。聯合國大會要求所有成員國必須廣為宣傳《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其目的就是要貫徹這一根本原則。如前所述，我國遠遠沒有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在全球化的今天，實現人人平等已 是迫切的任務，也是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這就要求在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中消除一切導致人與人不平等的制度和措施，并制定新的能夠實現人人平等的法律。

因此，筆者認為：限制勞動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戶籍制度必須予以廢除；身份歧視制度必須消除；限制勞動者進城的一切收費制度必須廢除（當前一個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要辦理外出務工證、計劃生育證或未婚證、健康證、暫住證等，每一個證件都收取不低的費用。）。讓我們共同呼吁“廢除戶口制度，廢除這種不人道的種姓制度，給全中國人一個身份的平等，戶口不應成為個人求學、工作、晉升、社會福利享受和政治權利享受的障礙。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城里人，也沒有天生的鄉下佬，人生而平等，不能有天生的身份歧視”[5].（二）徹底轉變政府職能，承認社會自治和人民自治的能力，變“為民作主”為“人民自主”，實現“勤政、高效、廉潔”的民主政府

WTO要求政府行為要透明，有人說是“透明度”，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因為“透明度”本身就包含模糊、不見光的意思。公務透明是根本要求，除非涉及國家機密。

實現上述要求必須轉變傳統的政府定位和傳統的思想觀念。我國古代所謂的“做人之道”和“治人之道”構成了中國文化獨有的“人身法”特征。只要一個國家仍然是氏族的擴大形式，而不是諸氏族、部落的妥協、契約形式，它的法律形態無疑仍會是“人身法”形態[6].只要政府的理念依然是如何“治人”、對待國民依然要求“順從”，政府行為模式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能政府理念雖然有所糾正但仍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應是一個全新形象和作風的政府。這就要求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確保國民對公共事務、公共決策的知情權、質詢權、調查權和監督權。政府行為應透明，置于全體國民的監督之下。

（三）立法技術上改變以所有制和身份為立法依據的錯誤做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民族、種族等概念界限逐步淡化，實現各國家、民族、種族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的平等權利是大趨勢。法律在立法及實務中存在所有制和身份歧視是與世界發展潮流背道而馳的。我國在改革之初的企業立法中，嚴格按照 所有制性質的不同進行立法，例如《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等，企業的權利、投資范圍限制、用工制度等規定迥然不同。

在當前，大中專畢業生在擇業時面臨在國有和非國有單位之間選擇的兩難處境，國有單位收入雖低，個人發展緩慢，但有保障、福利待遇全面；非國有單位收入高，個人發展較快，但壓力大、風險大，對個人能力要求高。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一是因為個人在比較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因為現有法律制度導致的不同所有制性質的勞動關系在按照不同的規則運行，使擇業者不能正確選擇，使身處國有單位的在業者艷羨非國有單位的高收入、快發展，身處非國有單位的在業者又艷羨國有單位的高福利、低風險。都不滿足目前的狀況，這種不滿和憤懣不是源于個人能力大小、勤勉與否、學歷高低，而是源于不同性質所有制的差別待遇。雖然學術界大加批評，在立法上也逐漸采用科學的企業法律形態劃分標準進行立法，但上述以所有制為標準的立法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在《勞動法》條文中雖然沒有明顯的所有制、身份差別的字眼，甚至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似乎不存在任何歧視，合乎“人人平等”的理念，但這條規定不如改為“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就業不因戶籍性質和地域不同而受歧視”顯得更具實效。因為我國勞動者在就業時遇到的障礙不是民族歧視、種族歧視、宗教信仰歧視，而是戶籍歧視、身份歧視。

在進行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時，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但在立法者的觀念中已經有了潛在的前提-國家處于困難時期或轉軌時期，不可能做到保護所有人。在此前提下，受到保護的總是占我國人口比例較小的城市人，非城市人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犧牲品。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立法觀念，變“立法保護一部分人”為“立法保護所有人”，并在具體立法中體現平等原則，為實現國民待遇提供完善的立法依據。

四、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具體思路

（一）修改《憲法》，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我國憲法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中，其內容比較完善合理，全面規定了公民的各項自由。但此后的憲法思想出現倒退，尤其是在極左思潮影響下的憲法脫離了憲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在民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憲政理論已經成熟的今天，應盡快修改憲法中不適應新形勢的條款，承認人的各項天賦人權，賦予每一個人真正享有遷徙自由、結社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集會自由的權利。《共產黨宣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7]胡適也曾告誡青年：“爭取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你們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在操作層面，應著力改變過去人們認為憲法沒有實際運用價值的觀念。為此，必須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確保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得以落實并防止行政權力的不當侵害。當政府的行為有侵害國民權利的可能或已經侵害了國民的權利時能夠得到及時救濟。2001年山東三高中畢業生狀告教育部的案件的起因是教育部的高考錄取政策有違憲內容，即對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錄取標準，享受到政策照顧的是全國教育設施最好、師資力量最雄厚的地區，而不是老少邊窮地區。在法院方面必須遵循“凡有訴訟必須受理的原則”；在憲法的執行方面，借鑒國外的司法審查制度建立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是確保憲法效力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勞動法律體系

面臨全球化的趨勢，我國用來規范勞動力市場和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不僅在數量上不足，而且相關內容上也難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亟須完善。

1.調整就業政策。

在我國《勞動法》現有就業政策規定的基礎上增加彈性就業內容。彈性就業與全日制就業不同，可以根據勞動者的就業條件、擇業選擇和各類用人單位需求建立多樣形式的勞動關系。彈性就業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是支持現代企業用人制度、促進就業和建立彈性退休制度的有效措施。為適應勞動力市場彈性發展趨勢和建立彈性就業機制，需要在《勞動法》中明確規定彈性就業為我國合法就業形式，并規定第二就業關系的合法性，明確勞動者有依法簽訂第二就業關系勞動合同的權利。在“工資”一章中規定不同就業關系中工資分配的原 則和比例。在“法律責任”一章中規定勞動監察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相應責任。

2.調整工資調控措施。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國家對工資總量進行宏觀調控。”這種措施僅對從國家財政支付工資的機關、團體具有實際效力，而對非國有組織缺乏調控的可能。因此應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由企業根據其利潤水平自己控制工資水平，政府為用人單位提供工資價位參考數據，監督工資保障措施的實施，并通過立法和監督建立嚴格的工資報告制度，從而確保政府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用的征繳。

3.健全裁員的法定程序和雇主補償責任。

裁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而經常采用的措施，一味地限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立法上，承認用人單位擁有裁員權力，但要合理地行使，在不得已而裁員的情況下，應給予被裁減職工充分的補償。

4.健全集體談判制度。

我國《勞動法》關于集體談判的規定顯得空洞1，缺乏支持集體協商的原則和程序性規定，影響集體協議的真實性和效果。因此，我國《勞動法》中應當設立獨立的集體協議章，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與《工會法》相銜接，具體詳細地規定集體協商主體資格、代表產生和代表的權利義務、談判程序和階段、談判費用、協議執行等問題。

5.建立職工參與法律制度。

職工參與法律制度包括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和企業利潤分享。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即通過勞動關系雙方的平等協商，在企業內部建立民主管理機制。其外在表現為信息分享、平等協商和有效結果。職工參與企業利潤分享，即雇員分紅、入股或二者合并的參與企業利潤分享。在1992年歐盟理事會通過的一項建議案中稱：“工人參與企業利潤分享，是一種鼓勵雇員投 入企業未來發展的有效方式；對雇員分紅可以創造潛在利潤。”因此，在《勞動法》中增加職工參與章，明確規定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和利潤分享的原則與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社會保障費用征收

社會保障制度已經被普遍認為是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安全網”和“減振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最終會降臨到具體的個人身上。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認識不足。而制度中1%的缺陷對受其影響的人來說就是100%的損失。因此，既需要以立法方式將其制度化、法律化，又要廣泛宣傳和切實實施，讓人們知道個人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責任和當其遇到困難時可以從社會得到什么樣的保障待遇以及如何得到這些待遇。只有這樣，在出現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和個人勞動風險時，人心才能夠保持穩定。因此，應盡快制定《社會保險法》[8]，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將社會保險的覆蓋面普及全社會。

（四）完善工會立法，賦予工人基本的罷工權

罷工權是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第8條規定：“本盟約締約各國承擔保證：??（丁）有權罷工，但應按照各國的法律行使此項權利。”結社自由委員會認為罷工行為是工人及其組織為捍衛或增進其經濟和社會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種重要手段；罷工行動屬于第87號公約第3條規定的工人組織有權規劃自己的活動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計劃這項權利范圍內的行動。因此，用法律禁止罷工是對工會捍衛和增進會員利益以及對工會自由規劃其活動的重大限制，是與結社自由原則相抵觸的。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我國勞動關系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現。因此，應對罷工權重新認識，賦予勞動者在一定條件下以罷工來對抗雇主是彌補其弱者地位的一種有效手段。我國在2001年2月批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并未對罷工條款作出保留，而國內法中沒有關于罷工的規定，出現了法律漏洞。罷工行為涉及面廣，具有對抗性、群眾性和遷延性等特點，對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 生活秩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應通過法律規定勞動者的罷工權、罷工的條件和不得罷工的情形以及罷工的處理機構和處理程序。

五、結束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我國立法包括勞動與社會保障立法最大的沖擊主要來自思想觀念和法治精神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要求基本人權和各種法定權利的真正實現，因此各項立法必須具有邏輯上的自恰性又具有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同時要伴隨政府職能轉變和公務員素質提高，從而改進政府形象，實現“高效、廉潔、低成本”的政府運作機制，充分體現法律和制度的人文關懷。最終在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社會自由的前提下，落實各項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保障所有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由擇業，賦予勞動者罷工權和用人單位裁員權，協調勞動關系，實現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

參考文獻：

[1]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

[2]國際勞工組織1958年通過的《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1964年通過的《就業政策公約》。

[3]仲大軍。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二元結構下的中國[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271。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97。

[5]鄧放歌。一個農民孩子的心路歷程，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附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354。

[6]江山。中國法理念[M].北京：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89.115.3311《勞動法》關于集 體合同的規定僅有三條，即從第三十三條到三十五條。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8]王全興。勞動法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453。韓桂君

第二篇：探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國電子商務立法

探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國電子商務立法

來源：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作者：佚名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訊)摘要：電子商務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絡開展的商務活動，具有與傳統的商務活動不同的特點，所以現有的調整商貿活動的法律規范已經不能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全球化的商業活動形式需要新的法律規范與之相適應。自從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制訂頒布《電子商務示范法》、《電子簽名示范法》、《聯合國國際合同使用電子通信公約》后，電子商務立法和法學的研究就成為全世界法學領域的一個熱點。迄今為止，已經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頒布了電子商務相關法律法規，但在對電子商務法的范疇與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其立法活動也遇到各種困難。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互聯網在我國迅速發展，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國網民總人數達到2.1億，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2位。同時電子商務在我國蓬勃興起，其普及與應用不斷帶來新情況新問題，而我國政策性的電子商務發展框架尚未出臺，有效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法制建設滯后，妨礙和制約了我國電子商務的國際化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吸收借鑒國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加快相關立法工作。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外電子商務立法的共同認識和做法

1.電子商務法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

眾多國家與國際組織積極開展電子商務立法就是期望趕上信息技術發展的浪潮，以確立先發優勢。不僅美國、歐盟如是，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也不甘落后。它們的電子商務立法往往是與其信息化建設目標緊密相連。例如，美國在開展“信息高速公路”項目時，首先廢除于20世紀30年代制定的電信管理法案。無獨有偶，馬來西亞作為制定電子商務基本立法的第一個亞洲國家，也提出了建設“信息走廊”的計劃。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迫切要求實現貿易規則(也就是國際商法)的統一，如果國際商法要實現統一，那么電子商務法將首當其沖，因為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發展基礎上的。這表明電子商務法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

2.電子商務立法可以邊制訂邊完善

由于電子商務發展迅猛，且仍在高速發展中，電子商務遇到的法律問題還將在網絡交易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這個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因而目前要使國際的或本國的電子商務法律體系一步到位是不現實的，只能就目前已成熟或已達成共識的法律問題制訂相應的法規，并在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和修改。典型的例子是聯合國貿法會制訂的《電子商務示范法》，該法是一個“開口”法律，第一部分為“電子商務總則”;第二部分為“電子商務的特定領域”，目前只制訂了“第一章貨物運輸”，該部分其余章節則有待內容成熟后再逐章增加。該法于1996年通過后不久其第一部分內容即于1998年6月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作了補充。

3.電子商務立法中全球化與民族性的關系

電子商務天然具有跨國界交易的特點，任何國家或地區單獨制訂的國內法都難以直接適用于這種跨國界的電子商務交易，因而電子商務立法從開始就是通過先行開展國際立法實現的。由于發達國家具有資金、人才與技術優勢，其電子商務發展程度領先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目前有關電子商務立法的各種新思路新想法也大多是由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和部分歐盟成員國)提出來的。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被動地位。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國際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經濟增長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更為自由地流動的結果，必將帶來效益的最大化和相關法律的全球化。立法趨同化的結果是，在競爭的市場中，國際互聯網的使用普遍提高，進而提升了商家的電子商務水平和經濟效益，各種弱勢群體(市場份額低的商家及廣大消費者)也真正體驗到了經濟效益的種種益處，也即獲得了在封閉壟斷市場中所無法得到的公平和正義。但同時這種立法趨同化會導致一國法律的調控能力相應下降，陷入了可能喪失民族性的陷阱。電子商務法必須注意解決電子商務中全球化與民族性、公正與效益的矛盾。

二、我國電子商務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

1.電子商務立法原則

電子商務立法的目的與功能首先是保障交易、特別是網上交易的安全。具體說，電子商務立法旨在為電子商務發展提供一整套長期穩定、透明有效、權責分明、統一協調的行為規則，使電子商務參與者可以在公平、公正、公開、安全的“軟環境”條件下開展電子交易;其次，在開展電子商務立法，制定強制性規范的同時，也應當考慮當事人意思自治，或者鼓勵在電子商務領域行業自治和當事人自治，鼓勵商界探索新的規則，使限制性規定建立在維護交易安全與合理的基礎上。從上述指導思想出發，筆者認為我國電子商務立法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與國際電子商務法律接軌原則;媒體中立性原則;技術中立性原則;保障安全原則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媒體中立性原則和技術中立性原則。

媒介中立性原則是指法律對于不論是采用紙質媒介進行的交易還是采用電子通行形式進行的交易都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因交易采用的媒介不同而厚此薄彼。根據這一原則，采用了電子形式的交易不應僅僅因為其形式而影響其法律效力，當然也不應因此享受法律上的優惠待遇。這一原則的目的在于支持和鼓勵經營者采取電子通訊的形式進行交易，但是并不強制推行這種交易媒介。尤其對于消費者合同而言，如果經營者迫使消費者使用某種電子通訊形式，還可能構成不公平商業做法。

技術中立性原則是指法律應當對交易使用的技術手段一視同仁，不應把對某一特定技術的理解作為法律規定的基礎，而歧視其他形式的技術。因此，不論電子商務的經營者采用何種電子通訊的技術手段，其交易的法律效力都不受影響。從保護和促進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技術中立性原則在各國電子商務立法中都有所體現，但是澳大利亞“電子交易法”將這一原則貫徹得更為徹底，使之有關電子簽名的規定顯得與眾不同。由于有關電子簽名的法律規定與技術手段有密切的聯系，澳大利亞“電子交易法”為了保持技術上的中立性，在對電子簽名作出規定時只能采取“最簡化”的方法，不對電子簽名及安全認證技術作任何具體的規定，只在法律上承認電子簽名的效力。澳大利亞“電子交易法”對電子簽名采取的這種“最簡化”的做法能否保障交易安全還有待實踐的檢驗。這也說明技術中立性雖然是電子商務立法的原則，但是對這一原則的把握也要適度。

2.電子商務立法模式

從立法學理論及立法實踐出發，電子商務立法有兩條途徑：

第一先行訂立“電子商務基本法”，然后再對電子商務產業鏈中涉及的具體問題單獨立法。沿用這條思路的好處：一是可以做到“超前立法”，使電子商務立法反映并服務于電子商務迅速發展的現實，并指導與規范電子商務實踐;二是有利于宏觀把握電子商務發展趨勢，掌握并解決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實際問題;三是可以從立法實踐中得出明晰的思路與統一的目標，指引其它單獨立法工作，并解決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矛盾與問題。但是在立法過程中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不要限制電子商務發展;二要根據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及時修正法律條文。

第二先行分別立法，即針對電子商務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信息流、商務流、資金流和物流)分別立法建制，研究制訂諸如電子合同、在線支付、電子提單、電子商務稅收、網絡廣告、網上消費者權益保護、反垃圾郵件等問題的相關法律法規，一俟時機成熟，再行制訂“電子商務基本法”。這個思路的優點一是能夠有的放矢地解決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實際問題;二是能夠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提出比較切合實際的綜合立法思路。這種方法也有不足一是缺乏全局觀念，使得各單行法規很難配套與協調;二是容易沿襲傳統的按行業、部門、地方歸屬立法的弊端，割裂電子商務法律體系。從實際做法來看，我國采取了第二種立法思路，從電子商務應用的關鍵問題著手，首先確立了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進而規范了電子認證服務。目前正針對電子合同、稅收、網絡廣告規范、網上商業數據保護等問題逐步開展相關立法建制工作。筆者認為，我國電子商務立法應采用綜合立法的模式，盡快建立起較為健全的電子商務法律體系。這樣，不僅可以保證電子商務法體系的統一，杜絕在電子商務立法中從地方和部門利益出發，取利棄責，條塊分割，制造新的權利沖突，但應突出重點，對一些非重點問題可在其他相關部門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或進行配套立法即可，無需在電子商務法中面面俱到，區別于大而全的法典式立法。

3.電子商務立法中的核心內容

電子商務法實際上是為了解決數據電訊在商事交易中的運用，特別是在因特網這一開放性商事交易平臺上的應用，而給商事法律關系帶來的一些新問題，大致有以下幾種：

(1)數據電訊問題。其具體內容包括：數據電訊概念與效力，以及數據電訊的收、發、歸屬及其完整性與可靠性推定規范等，這個問題，我國通過的電子簽名法中已有所規定，但是很不完善，還需進一步的細化。

(2)電子簽名效力問題。其主要內容有：電子簽名的概念及其適用、電子簽名的歸屬與完整性推定、電子簽名的使用與效果等，我國目前已通過了電子簽名法，對相關的問題進行了規定，但仍需進一步的健全。

(3)電子商務的認證問題。其具體內容有：認證機構的設立與管理、認證機構的運行規范、風險防范及認證機構的責任等。

(4)電子合同問題。電子合同是在網絡條件下當事人之間為了實現一定目的，明確相互權力義務關系的協議，是電子商務安全交易的重要保證。其內容包括：

①確證和認可通過電子手段形成的合同的規則和范式，規定約束電子合同履行的標準，定義構成有效電子書寫文件和原始文件的條件，鼓勵政府各部門、廠商認可和接收正式的電子合同、公證文件等。

②規定為法律和商業目的而作出的電子簽名的可接受程度，鼓勵國內和國際規則的協調一致，支持電子簽名和其它身份認證手續的可接受性。這一點，我國目前的立法已經確認。③推動建立其它形式的、適當的、高效率的、有效的合同糾紛調解機制，支持在法庭上和仲裁過程中使用計算機證據。

(5)電子支付問題。電子支付是金融電子化的必然趨勢，美國現在80%以上的美元支付是通過電子方式進行的。為了適應電子支付發展的需要，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詳細規定了電子支付命令的簽發與接受，接受銀行對發送方支付命令的執行，電子支付的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及責任的承擔等。

(6)電子證據問題。電子證據問題，是各電子商務問題效力的關鍵所在。應通過立法的方式，對電子證據形式、效力及提取等問題進行全面的規定。

參考文獻:

《第2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網站

中國電子商務世界網業內第一本指導人們應用電子商務來創造財富的全新財富經濟類媒體，由電腦報與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聯合主辦，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唯一指定會刊，機械工業出版社出品發行。

中國《電子商務法（示范法）》高級研討會綜述

《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年02期

《北京林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3年01期董彬

賣炭翁;電子商務中的法律問題亟待解決[J];中國律師;2000年08期 楊曉娟;淺談電子商務法[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5年02期 張楚;電子商務法初論[D];中國政法大學;2000年

電子商務產生的背景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時，高速成長的電子商務改變了傳統的貿易方式，并將成為未來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電子商務的興起與發展對強調書面形式要求的商事和貿易法律制度構成重大挑戰，對傳統法律制度提出了多方面的變革要求。新興的電子商務法正逐步消除傳統國際法和國內法的界限，給國際貿易法的統一化注入了新的內涵。

本文從探討電子商務的特點及其對傳統法律制度的挑戰出發，通過對各國和國際組織電子商務立法的比較分析，對全球電子商務法統一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最后就我國因應全球電子商務法統一化的趨勢，制訂和修訂相關法律提出了建議。全文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著重分析了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模式相比在交易形式及內容方面的特點，進而回答了電子商務給傳統法律制度帶來哪些挑戰的問題。

第二章綜述并比較評析了各國和國際組織的電子商務立法，詳細論述了全球電子商務法統一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第三章系統探討了統一電子商務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論述了電子商務法的調整對象與基本概念、性質與特征、全球電子商務法統一化的途徑以及統一電子商務法的淵源、基本原則和框架體系等問題。

第四章和第五章選擇兩個專題具體論證了全球電子商務法的統一化。第四章重點論證了電子商務法的程式性規則——數據電文、電子簽名和認證規則的統一化；第五章以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分析為主線，重點論證了電子商務實體交易規則的統一化。

第六章針對全球電子商務法統一化的趨勢，立足我國國情，就我國電子商務立法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

第三篇：勞動合同法立法背景

一、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勞動合同制度是隨著勞動關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而出現的。

背景一：新中國成了后破除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

背景二：計劃經濟時期的用工制度：

以固定工為主體的用工制度，一次分配定終身，即職工被單位錄用后，除調動或開除、除名的特殊情況外，就一生成為該單位的職工，職工的生病死亡都由單位負責，用一句通俗的地說，就是“生是企業的人，死是企業的鬼。”職工只要被單位接收后，就再也不用為失業和就業而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用工形式的弊端也慢慢地呈現出來。這種以固定工為主體的用工制度事實上正成為了一種無條件的“終身制”，它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結合為一體，形成了“鐵飯碗”“大鍋飯”的弊端，其主要表現是：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干多干少一個樣，技術高低一個樣，一線二線一個樣，在這種制度下，有些人心安理得地躺在企業和國家身上吃大鍋飯，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得不到發揮。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未得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用工制度上的“終身制”就面臨著改革的命運。用工制度的“終身制”的改革探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1983年2月勞動人事部下發了《關于積極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通知》通知的目的就是：為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充分調動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解放生產力（如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也是一種解放生產力）。

勞動合同制度試行幾年后。國務院在1986年以國發77號文件，下發達了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4個重要文件，即：《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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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這四個規定也隨著國家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正形成，開始推廣。

背景三：為了使勞動合同制度走入法律軌道，1994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5年1月1日起實施，勞動法頒布實施以后，開始普遍實行勞動合同用工制度，目前，勞動合同制度已經成為我國勞動用工的主要形式。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法制的進一步市場化，用工形式多樣化，如勞務工、農民工、小時工、外來工等等，這些新的用工形式因為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而呈現出一種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所以這種混亂局面，當前勞動法來調整還不能規范，勞動者的權益也得不到應有的保護，所以急需制定一部規范勞動合同制度的專業法律，《勞動合同法》

二、《勞動合同法》調整的范圍

就是說在什么地方、在哪些領域內具有約束力，適用什么人，《勞動合同法》

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組織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適用本法。

三、勞動合同的訂立

勞動合同的訂立，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就勞動合同條款達成一致，從而確立勞動關系以及明確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行為。

1、勞動合同的訂立形式（以書面形式）

勞動合同的書面形式，是指勞動合同當事人采用書面文字表達方式確定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協議。《勞動合同法》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什么要以書面形式訂立，因為勞動關系必須以勞動法律、法規來規范，要以文字化把這種關系確定下來，作為勞動關系的有效保證，便于雙

方當事人在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進行的相互監督，共同遵守各自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再是一旦發生勞動爭議有據而查，因此，書面形式訂立勞動合同對于減少勞動爭議，維護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法律對訂立勞動合同的要求

《勞動法》第十六條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定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

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四、勞動合同的解除

什么是勞動合同的解除：是指勞動合同訂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種原因導致勞動合同一方或雙方當事人提前消滅勞動關系的法律行為，勞動合同既可以由單方依法解除，也可以以雙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解除與勞動合同的終止不同。（如勞動合同期滿、勞動者死亡、用人單位被依法宣告破產或者補吊銷營業執照）勞動合同就依法的規定立即消滅。當事人無條件的要接受。

1、勞動合同的雙方解除

（1）勞動合同的雙方解除（協商解除）雙方解除是由哪一方主動提出來，是直接涉及到經濟補償金問題。用人單位主動向勞動者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反之，勞動者主動向用人單位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與用人單位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則用人單位不具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的義務。因此在解除勞動合同時，是由哪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來很有必要。

2、勞動者單方解除

無過錯解除：勞動者單方解除中的無過錯解除是指勞動者并非因用人單位有

過錯而解除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勞動者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這就是關于勞動者單方解除中的無過錯解除的規定。該條規定了兩種無過錯解除：

（1）、普通性預告解除

預告解除，要求勞動合同的一方當事人解除勞動合同時按照法律規定提前一定期限告知對方當事人。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只要勞動者樂意，勞動者只需要“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

（2）、特殊性預告解除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與普通性預告解除對比，這種預告解除特殊在兩個方面：一是只有試用期內的勞動者才享有此項解除權；二是試用期內的勞動者只需“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單位”，就可以解除勞動合同。正因為這種預告解除有其特殊性，所以可稱之“特殊性預告解除”。

3、過錯解除

勞動者單方解除中的過錯解除，是指勞動者因為用人單位有過錯而解除勞動合同。

關于勞動者單方解除中的過錯解除，《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八條也規定了兩種情況：

普通性即時解除

所謂即時解除，與預告解除相對應，它是指勞動合同的當事人不必提前通知對方，而是可以隨時通知對方解除勞動合同。關于勞動者的即時解除，第三十

八條第一款規定：“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勞動條件的；

（二）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

（三）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

（四）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損害勞動者權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勞動者在解除勞動合同的其他情形。”

4、用人單位單方解除

（一）過錯解除

用人單位單方解除中的芝錯解除是指用人單位因勞動者的過錯而解除勞動合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用人單位做出過錯解除的，不必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具備勞動者存在主觀過錯的下列六種情形之一時，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1、勞動者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2、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

3、勞動者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

4、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5、勞動者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用人單位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或變更勞動合同，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6、勞動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無過錯解除之一：有因解除

1、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滿后不能從事原工作，也

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2、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3、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不能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

五、法律責任

在《勞動合同法》的立法過程中，國家考慮到勞動者是弱勢群體，用人單位相對還是強者，為勞動關系的平衡和協調發展，法律對勞動者進行適當的傾斜和保護，因此，在法律責任方面，用人單位負的比重較大。

1、沒有訂立勞動合同的責任：

《勞動合同法》第十條規定：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不依法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保障部責令改正。未改正依據第三十條處予2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

《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五條：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經用人單位書面通知后，勞動者不與用人單位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無需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

第四篇：勞動合同法立法背景

信春鷹談勞動合同法立法背景

一個人只要有工作 就應該有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生活

中國人大網 日期： 2007-12-17瀏覽字號：大 中 小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勞動者正當的勞動權益，其本質是對目前某些地方勞資不平等帶來的諸如血汗工廠、以死討薪等巨大社會不公的一次矯正

法制網 記者 王婧 朱雨晨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前不久在青島市出席“和諧勞動關系與企業制度創新法制論壇”時指出，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企業和勞動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焦慮。

或許再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夠像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一樣令整個社會都感到焦慮了。在新法實施前夜，無論外資、國企、私企，還是事業單位，很多都在忙著“規范”用工形式。普遍做法是不再直接和員工簽訂勞動合同，而改由勞務派遣公司派遣；花錢買斷老員工工齡，以避免和他們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或者干脆裁員。

清斷工齡則隨著中國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一場耗資10億元的運動而達到喧嘩的頂峰。在這場“7000員工先辭職再競崗”運動中，包括總裁在內的所有工齡8年以上的老員工一律辭職清斷工齡，再重新上崗。

信春鷹個人認為，正是“華為辭工事件”開了一個頭，很多企業和勞動者都開始有了焦慮———企業將勞動合同法當成了洪水猛獸；勞動者在企業一波波的“規范”活動中變得不安和困惑。

那么，為什么要有這樣的一部法律出來？對依然還在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來說，這部法律帶來的是危險，還是機會？要消除人們的焦慮、疑惑和偏見，信春鷹認為有必要從宏觀上和微觀上重申勞動合同法立法的重要性。

宏觀上：有條件讓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了

亞洲一些國家的發展路徑表明，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

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往前進一大步

從宏觀上，信春鷹認為有幾個方面促進了勞動合同法的出臺。

首先，我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史上的奇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國充足的廉價勞動力。

那么，中國的勞動力到底有多低廉？信春鷹前不久到廣東去調查，廣東的最低工資漲了之后才是670元，也就是不足100美元，而在美國，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卻是3000美元。

“三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現在有能力來逐步提高我們的人力成本了。大家看到，今年我們財政超收差不多又到10000億元。”信春鷹表示，國家財富在大幅增加，我們已經有條件讓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有一點點轉型了。

其次，另一個大背景就是和諧社會的構建。和諧社會里頭一個最關鍵的關系就是勞資關系。信春鷹認為，如果勞資關系不和諧，這個社會和諧就是空的。而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勞動者正當的勞動權益，其本質是對中國長期勞資不平等帶來的諸如血汗工廠、以死討薪等巨大社會不公的一次矯正。

“溫總理在經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其中有一句話特別講到要提高工資性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信春鷹指出，這就是說GDP各種構成當中，其中一塊是人力支出的份額，就是所謂的工資支出。現在我們國家這個比例是14%，西方發達國家是60%-70%。1993年，人力支出在我國GDP里所占的比重是19%，現在下降到了14%。為什么呢？就是經濟發展特別快，蛋糕是越做越大，但每個人得到的份額并沒有相應增加。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亞洲一些國家的發展路徑就會發現，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往前進一大步。”

第三個大的背景就是現在講科學發展觀。信春鷹認為，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是維護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很重要條件，勞動者的素質和產品質量相關，一個沒有知識的勞動者不可能生產出高端產品，產品質量又和我們的產品質量升級，和中國在整個國際產業鏈中的位置相關。

“在整個世界產業鏈上面，我們處在最低端。”信春鷹說，商務部的兩組數字就值得我們深思：一是我們用8億件襯衣去換回來一架波音飛機；二是我們用2萬條牛仔褲換回來一個芯片；8億件襯衣和2萬條牛仔褲，耗費了我們多少勞動力？用去了我們多少資源？又污染了我們多少的水？而這一切是因為“我們業務太低端了，沒有辦法在高端上面競爭。”

所以從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工人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保護，勞資狀況需要有大一點的改善。

微觀上：讓人們有穩定可預期的生活

國家的義務就是要建立一個公正的制度，讓每一個人只要有工作，就應該有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生活微觀上，信春鷹指出，勞動合同法立法時主要是針對三個方面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公平的制度，讓每一個人只要有工作，就應該有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生活。”

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合同簽訂率低。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一個執法檢查，發現中小企業和非公企業勞動合同的簽約率不到20%，個體經濟組織的簽約率就更低。

“我們曾經收到山東省淄博市一個工人的來信，對我們很有觸動。”信春鷹說，工人在信中提到，“我已經出門打工十幾年了，但這十幾年中，簽過惟一一次勞動合同，還是個不平等的合同。像我們這樣的打工者，沒有什么保障，一旦遇到什么意外的事全家都垮了”。

信春鷹指出，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出現勞動爭議的時候很難處理，企業很難處理，工人也很難處理。

第二個問題是勞動合同短期化。合同一年一簽，甚至是一年四簽，經調查，信春鷹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而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曾經對話一名一年要簽四次合同的勞動者。該勞動者告訴信春鷹，“我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一年要簽四次合同，就意味著我必須每3個月就重新規劃一次生活，就連孩子什么時候上學我都拿不準，因為萬一我沒了工作，家庭沒了收入來源怎么辦？”

信春鷹表示，調研人員由類似事例認為，從長遠來看，合同日期過短，員工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不利于企業發展。

第三個問題是用人單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突出。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信春鷹感觸最深的，是在東莞與一名27歲女職工的對話。女職工坦率地告訴信春鷹，她不可能計劃她的生活。首先她不可能嫁人，因為當地人不會娶她，而她也不可能嫁給一個跟她一樣在打工的人；其次，她也不可能回老家，離開那里二十年，土地什么都沒有了，人家也以為她是一個外來人。

女職工樸實的話震撼了信春鷹。信春鷹認為，現在生活好了，很多年輕人精神疾患卻越來越多，原因就是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樣的問題國家是要管的。因而國家的義務就是要建立一個公正的制度，讓每一個人只要有工作，就應該有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生活。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周末 2007年12月16日

第五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國際研討會”綜述（本站推薦）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國際研討會”

綜述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佚名 日期：2013年08月09日 瀏覽： 80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國際研討會”綜述

2013年6月26日，百余名中外網絡安全專家、學者齊聚武漢東湖，出席“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國際研討會”。

此次研討會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簡稱“中心-研究院”）于去年成功競標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基金會海外高層次人才交流基金“社會管理”專項課題——《當代網絡社會治理中的立法模式研究》與《全球視野中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及其整體法律對策》后聯合《中國法學》雜志社召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張新寶、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建鳴、工信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司長趙澤良分別在研討會上致辭。從當前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現實綜合分析了召開此次研討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表達了“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借鑒國際立法經驗，推動網絡安全立法，構建網絡法律體系”的美好愿景。

此次研討會圍繞“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這一主題，各專家學者通過專題報告、自由討論、總結發言等方式建言獻策，現將會議主要發言綜述如下：

一、國內外專家學者作主題報告，共探“網絡安全立法模式”（1）各國重視國內立法，多國形成伙伴關系

澳門圣若瑟大學楊誠教授就加拿大的網絡安全戰略和立法問題指出，加拿大構建了其網絡安全戰略的3個支柱：一是維護聯邦政府網絡系統的安全，二是合作保障聯邦政府外的網絡安全，三是幫助加拿大人維護其網絡安全。該戰略在2011年取得實質性進展，2012-2013年將增加對政府信息基礎系統的撥款，加強聯邦政府同各省政府的合作，建設關鍵設施，并不斷加強與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包括英國、澳洲、新西蘭，以及與聯合國、北約、G8集團的溝通。最近，加拿大國內網絡安全立法取得了進展，《打擊互聯網和無線垃圾郵件法案》已經批準通過，《保護加拿大人個人信息法案》正在走立法程序，并加大了對既有法律的修改力度。特別是，加拿大非常重視網絡安全國際合作，加拿大參與了同聯合國、北約和八國集團等國際組織關于網絡安全的討論，加入了歐洲的網絡犯罪公約，與美國、英國和澳洲形成了最密切的安全和情報伙伴關系，在操作和戰略層面都在不斷加強合作。

（2）適應數據時代挑戰，重新界定個人信息

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梅夏英教授指出，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信息存儲成本的大幅降低，信息的系統化程度大幅提高，給個人隱私信息保護帶來了新問題新挑戰。在大數據背景下，既有的界定個人信息的方法與大數據技術條件下的個人信息收集現狀之間存在兩對矛盾：一是個人信息的自決要求與自決成本之間的矛盾，二是特定目的限制與信息二次利用成本之間的矛盾。個人信息的隱私價值和社會價值需要得到同等重視。應將保護人格尊嚴和優化信息資源的配置至于同等重要之地位，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盡可能地減少信息權利轉移中的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在判斷某項信息是否屬于法律保護之個人信息時，還需要重點考量、信息的自身屬性、信息主體的身份等。需要一部切實可行的法律，擴大個人權利保護與信息資源優化配置之間的調整空間，使二者保持動態平衡關系。（3）依據數據自身限制，確定開放受限條件

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朱塞拉·多萊斯·費諾切羅（Giusella Dolores Finocchiaro）教授指出，數據是一種新式商品，是權利的可能內容，但它與財產權不同。數據具有三大性質：一是數據以分散的形式存在，通過一個特定許可證授權使用；二是通過信息技術獲得；三是可免費使用數據，或以較低成本使用數據。開放數據需要立法選擇，開放源代碼是一種作者的個人選擇。對于數據是否是一種公共資源，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但是，財產權受到大眾利益的限制，公共資源受到個人利益的限制，開放數據受到個人信息保護、知識產權、身份的限制。

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亞歷山德羅·阿莫索（Alessandro Amoroso）副教授對此表示，數字簽名的公開密鑰加密要求每個人都有一對唯一對應的密鑰：公開密鑰和私有密鑰。公開密鑰對外公開，私有密鑰由個人秘密保存；用其中一把密鑰來加密，就只能用另一把密鑰來解密。發送數據的一方用另一方的公開密鑰對發送的信息進行加密，然后由接受者用自己的私有密鑰進行解密。公開密鑰加密技術解決了密鑰的發布和管理問題，是目前商業密碼的核心。使用公開密鑰技術，進行數據通信的雙方可以安全地確認對方身份和公開密鑰，提供通信的可鑒別性。

（4）強化國際司法合作，重拳打擊網絡犯罪

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新疆大學法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犯罪預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皮勇教授指出，目前，在刑事實體法方面，我國的立法已經超過了歐盟理事會的《關于攻擊信息系統的理事會框架決議》規定的網絡犯罪立法標準，并在多數方面已經滿足了歐盟理事會的《關于網絡犯罪的公約》的立法標準。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國近年來加快了立法進度。但總體來說，我國有關網絡犯罪的刑事程序立法較為遲緩，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規、規章、司法解釋中與電子數據相關的規定在網絡犯罪案件處理中實際發揮著法律依據的作用。我國的網絡犯罪立法需要繼續完善法律效力、可操作性、平衡打擊犯罪與保護公民合法權利等，并適時推動打擊網絡犯罪的整體立法。

網絡犯罪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挑戰，唯有建立廣泛的國際司法合作，才能有效控制網絡犯罪。當前，亟需建立打擊網絡犯罪全球司法合作體系。應建立一個包含所有世界互聯網應用大國的、超越歐洲的、以聯合國國家為締約國范圍的、打擊網絡犯罪國際公約，并以此來促進各國反網絡犯罪刑事立法的一致化。未來的中國信息網絡安全立法應在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雙重軌道上發展。

二、網絡安全亟待法制護航，與會專家學者熱議主題發表觀點

與會專家學者從推進網絡安全制度化、規范化、體系化、法律化的視角，就網絡安全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及國外借鑒，中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的選擇等問題展開熱烈爭鳴，奉獻智慧，分享成果。

（1）直面問題

網絡安全問題的新問題、新危機、新挑戰與日俱增。近日國際媒體披露美國的“棱鏡”事件，揭秘美國運用網絡技術竊取其他國家核心機密及重要信息的斯諾登，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網絡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和挑戰，是國家安全的一大“軟肋”。新華社湖北分社黨組成員、紀檢組長方政軍表示，隨著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及其催生的互聯網絡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大數據時代正在來臨，其積極效應帶來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提升、財富的增長、交易的便捷、文明進程的加快。其負效應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全球范圍內的經濟過剩效應、知識霸權效應以及制度霸權效應等。華中科技大學圖像識別與人工智能研究所、博士生導師胡漢平教授對此表示擔憂，認為目前中國網絡規模之大，網民數量之多，電子商務發展之迅猛，然其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如網絡攻擊上升、網站數據篡改量增多、網絡系統的復雜性及脆弱性增加等，這些問題都使得網絡變得更加不安全。

（2）理性引導

當前人類社會已進入一個全新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互聯網的深度運用，正深刻地影響和改變我們的生活，互聯網已經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不可或缺的工具，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將網絡參與者的行為引導在理性的范圍之內，公安部刑偵專家、湖北省政協常委、省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尚武表示，互聯網作用巨大，“怕不得，離不了”，但“網無邊，行有界”，“要用好，先管好”互聯網急需規范管理，且必須依法管理。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對網絡環境的治理，并攜手互聯網協會將網民的行為引導在理性的范圍之內。只有在理性的范圍內，才能更全面的看待互聯網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院主任（院長）徐漢明教授強調，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規范有序運行，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是推動網絡社會管理領域法制建設的有益舉措，是構建中國特色網絡安全法治建設的重要回應，對于推動我國網絡秩序構建與網絡安全法制建設，實現經濟社會健康持續協調發展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3)比較借鑒

在回顧反思中國信息網絡安全立法歷程的基礎上，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主任、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張紹明剖析了我國網絡立法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問題：其一，立法層級低，其明顯弊端在于法律效力低，適用范圍有限，實施效果差；其二，條款過于原則，可操作性差，難以有效執行；其三，相關規定缺乏統一性，“多頭立法，政出多門”現象嚴重，立法內容交叉重復；其四，存在法律空白，呈現出明顯的被動性、滯后性和局限性。透過“棱鏡”事件可知，網絡安全是一個世界性的議題，探求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是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是法治建設的急迫任務，是國際人士、國內學者、執法司法工作者一致選擇的目標任務。對此，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丁道勤博士表示，發達國家憑借技術開發應用占優的比較優勢，適時出臺國家信息安全戰略與相關法律、制定國家緊急狀態處置機制、建立國家安全數據中心、建立防御系統安全中心等。其網絡安全管理規范呈現出規范化、制度化、體系化、現代化的特征，為中國網絡立法模式建立完善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與路徑。為此，《中國法學》雜志社編輯、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李小明認為：我們有必要適時總結網絡信息安全領域的各種新問題、吸收借鑒各國網絡信息安全立法的成功經驗，加快網絡安全立法研究，推動國家網絡安全立法進程，并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逐步形成網絡安全法律體系。

（4）重點探索

網絡安全涉及面廣，但立法應有重點。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副處長畢海濱表示，信息安全是網絡安全的核心，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組成部分，網絡社會的安全問題就是現實社會的安全問題，我們應實現實體社會權利保護與虛擬社會權利保障的協調一致。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汪習根教授補充提出，有一種“被遺忘的權利”，即網民有權提出刪除個人數據信息的主張，其實際上是隱私權在網絡信息時代的新發展。為應對網絡信息時代發展的現實需求，我國需要一部《個人信息保護法》，該《保護法》要將“被遺忘的權利”明確地寫進《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并完善相關的法律救濟途徑和侵權責任認定標準，以實現對個體網絡隱私保護的最大化。”

（5）多維推進

網絡安全立法應堅持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理性思考和經驗概括相結合，對網絡安全立法進行多維度、多視角的探討。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心-研究院首席專家王亞平認為，中國立法模式選擇應當有條件采用集中式立法模式，即制定網絡安全的基本法。與此同時，應加快電子商務立法，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等地方立法。同時，應堅持安全優先，政府主導與行業自律相結合，保護網絡自由，維護利益平衡，保護個人信息，保障網絡公共秩序等相關原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周詳教授基于網絡社會視角，聚焦探討網絡公共事件的法治思維轉型分析網絡民意對司法實踐的影響，提出網絡社會的新社會結構形態特性是網絡民意影響司法裁判的內在發生機制，在不同性質的案件以及不同的條件下，網絡民意既可能促進司法公正，也可能對司法公正產生消極影響。在網絡民意與法律科層之間應建立一個可以互相對話的溝通機制。多維探索網絡安全立法模式，頂層設計網絡安全司法制度，如何進行網絡執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網絡安全保衛學院講師王慧博士深有體會，認為為更好的發揮“技術，管理，法律”三只有形手的作用，彌補三者的現實缺陷，在堅守法律底線、追求道德上限的前提下，完成構建健康的網絡生態系統目標，網絡安全保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應當遵守的倫理理念、道德原則和道德準則。作為國家公權力的執行者，要從思想和行動上緊抓“信念”與“責任”兩根倫理主線不放松。徐漢明教授建議應根據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從應對維護國家網絡安全、國家安全，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高度，提高對網絡安全保護的重要性、急迫性、正當性、程序性的認識，制定權責明晰、結構嚴密、體系完備、功能健全的網絡安全法律規范體系，形成統一高效權威的網絡安全法律保護屏障。

三、當下與未來——網絡安全立法研究二人談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向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全方位滲透，“大數據”（big data）時代正在來臨，網絡安全成為各國無法回避的危機和挑戰。“全球化”更將網絡安全這一“非傳統安全”（NTS）因素疊加并放大成為國際議題，近日被披露的美國“棱鏡事件”即是注腳。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的網絡安全立法模式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是法治建設的急迫任務，更是法學研究的時代使命。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范有序進行”，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于去年年底通過并發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在此背景和形勢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攜手《中國法學》雜志社于2013年6月26日聯合召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模式國際研討會”適逢其時，十分必要。

（1）立足當下，認清問題

張新寶教授指出：近年來我國在加強網絡監管的同時，也在強化網絡安全方面的立法，但綜觀當前的立法現狀，仍存在如下隱患：

其一，指導思想重管理而輕服務。信息網絡安全立法總體強調對網絡群體的行政監管，行政服務有所忽略。立法具體規定中片面注重行政審批、收費及事后追究、處罰，未能寓服務于管理，寓監督于保障。

其二，內容滯后且立法位階較低。網絡安全在法律和法規層級的立法較少，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較多，而后者因在制定中缺乏縱向統籌和橫向協調的考慮，導致規則不少但效用不高。

其三，與傳統法律兼容不夠。網絡安全立法與行政法、民事法和刑事法等傳統法律的規定未有效銜接，兼容不夠，導致網絡安全立法操作性孱弱，并造成多頭執法、標準不一等問題。

為此，應在吸收國際有益立法經驗的基礎上首先轉變指導思想，以服務代監管，立足便利網絡群體和保障合法權益；進一步完善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厘定現行網絡安全法律淵源的層級關系，消除效力位階沖突；細化網絡安全法律制度及程序規則并增強操作性；修訂補充其他法律中的信息安全相關規則；完善網絡安全犯罪的刑事制裁制度，延伸信息安全的民事保護制度。此外，網絡安全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反對國際黑客和他國的非法侵入與竊密，制定國際規則也十分必要。總之，需要加快網絡安全立法研究，推動國家網絡安全立法進程，形成網絡安全法律體系。

（2）展望未來，創新機制

徐漢明教授認為：全球化背景下網絡安全立法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放眼國際，立足中國，深化研究，大膽探索，加快推進，未來應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立法研究：

第一，開闊網絡安全立法研究視野。綜合運用法學、管理學、倫理學、信息資源學、新聞傳播學等多學科的智識資源與研究視角，加強對網絡安全立法的功能、價值取向、基本模式的研究，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視角進行全面、系統的詮釋，以增強網絡安全法律體系的理論性和科學性，創新性與前瞻性。

第二，探索網絡安全管理模式。集中精力梳理世界主要法治國的網絡安全立法模式，把網絡安全規范管理內容作為研究的重中之重，注重網絡管理模式的厘清、比較與借鑒，融匯制度規范、政府監管、技術管控、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的各方優勢，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符合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的網絡安全管理模式。

第三，明確網絡安全立法重點。信息安全是網絡安全立法的重點，尤其是個人信息保護。需要對《憲法》、《電信條例》等法律法規進行梳理，完善對個人信息收集、占有、處理、使用的保護，研究制定以《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核心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第四，選擇網絡安全立法路徑。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加強保護，夯實基礎；二是循序漸進，逐步提升；三是加強政府信息安全相關立法，以點帶面逐步擴大；四是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并行推進。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重視信息安全立法工作；加強立法規劃和設計；突出信息安全立法重點內容；著力建設信息安全智庫；推進重要信息數據共享。

第五，推進網絡安全國際合作。網絡安全與法治保障是世界性議題，需要密切開展國際合作，互通共享。應謀求推進國際網絡安全交流對話機制和應急處理機制；共同制定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和網絡空間規則；建立打擊網絡犯罪的國際司法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