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美自由貿易區論文,產生,發展,影響

遼寧大學外國語學院

國貿09級3班范唯北美自由貿易區

北美自由貿易區

摘要：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與發展都為北美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許多條件，其不僅對北美地區也是求全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北美自由貿易區 建立 發展 影響

最能體現北美經濟的就是北美建立的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它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3國組成。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一致意見，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國領導人分別在各自國家正式簽署。1994年1月1日，協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宣布成立。三個會員國彼此必須遵守協定規定的原則和規則，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來實現其宗旨，藉以消除貿易障礙。自由貿易區內的國家貨物可以互相流通并減免關稅，而貿易區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壁壘。美墨之間因北美自由貿易區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國受惠最大。

一、產生原由

關于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最早出現在1979年美國國會關于貿易協定的法案提議中，1980年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其總統競選的有關綱領中再次提出。但由于種種原因，該設想一直未受到很大重視，直到1985年才開始起步。

美加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1985年3月，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在與美國總統里根會晤時，首次正式提出美、加兩國加強經濟合作、實行自由貿易的主張。由于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及文化、生活習俗相近，交通運輸便利，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程度很高，所以自1986年5月開始經過一年多的協商與談判于1987年10月達成了協議，次年1月2日，雙方正式簽署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經美國國會和加拿大聯邦議會批準，該協定于1989年1月生效。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規定在10年內逐步取消商品進口（包括農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取消對服務業的關稅限制和汽車進出口的管制，開展公平、自由的能源貿易。在投資方面兩國將提供國民待遇，并建立一套共同監督的有效程序和解決相互間貿易糾紛的機制。另外，為防止轉口逃稅，還確定了原產地原則。美、加自由貿易區是一種類似于共同市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標志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萌芽。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

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和《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墨西哥開始把與美國開展自由貿易區的問題列上了議事日程。1986年8月兩國領導人提出雙邊的框架協定計劃，并于1987年11月簽訂了一項有關磋商兩國間貿易和投資的框架原則和程序的協議。在此基礎上，兩國進行多次談判，于1990年7月正式達成了美墨貿易與投資協

定（也稱“諒解”協議）。同年9月，加拿大宣布將參與談判，三國于1991年6月12日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行首輪談判，經過14個月的磋商，終于于1992年8月12日達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宣告成立。

二、發展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北美自由貿易區運行的基本模式是美國和加拿大利用其發達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通過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來進一步加強它們在墨西哥的優勢地位，擴大墨西哥的市場；而墨西哥則可利用本國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成本，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并將商品出口到美國，同時還可以從美國獲得巨額投資和技術轉讓以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快本國產品的更新換代，在垂直分工中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三國之間密不可分的經濟關系成為它們合作的紐帶。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是南北經濟合作的典型代表之一。美、加、墨三國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組成自由貿易區，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從理論上看，南北區域經濟集團組織的形成, 首先必須具備兩個戰略性前提：

第一，殖民地和落后地區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獨立，至少在名義擺脫了發達國家的控制，存在通過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強烈愿望。

第二，同一區域內的發達國家基于共同的利益考慮, 需要通過合作來共同對付外部經濟力量的競爭。

具體而言，一方面，20世紀80 年代以來，歐盟（前身是歐共體）經濟實力日益壯大，亞洲的日本經濟也急劇膨脹。在冷戰結束后，世界形勢的發展對美國出現了一些不利態勢，美國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單槍匹馬地與對手進行競爭。美國必須創建以自身為核心的、能與其他經濟集團和經濟強國相抗的區域經濟集團，以鞏固美國的世界經濟地位。美國因此對建立自由貿易區就擁有了巨大的動力和熱情。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符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利益。加拿大經濟一直嚴重依賴于美國，原有的《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已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墨西哥作為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由于一些歷史原因曾長期拒絕與美國在經濟上結盟，但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其國內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使得與美國合作成為唯一的選擇。總而言之，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三國都以務實的態度調整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最終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區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南北區域性經濟組織，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內有著絕對的主導作用。美國不僅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而且是該自由貿易區的主導國，它在貿易區的運行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從貿易區內部的實力來看，美國占有2/3 的人口和90 % 的經濟實力，加拿大則僅有7 % 的人口和8 % 的經濟實力，墨西哥雖擁有近26 % 的人口，但經濟實力則不到2 %。美、加、墨三國按工業化程度和發展水平分屬三個不同的層次：美國屬于第一個層次，加拿大屬于第二個層次，二者均是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墨西哥則是第三個層次，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因此，無論從經濟實力、工業化程度和發展水平等方面相比，美國都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自然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強的制約力。北美自由貿易區給美國在雙邊貿易、直接投資、技術轉讓及第三產業諸領域內提供控制和滲透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機會，從而在貿易區對

內外事務上擁有了絕對的發言權。因而，從根本上說，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更多地體現出了美國的戰略意圖。但是，在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又給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難得的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對于促進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國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也隨之大為增強。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在很大程度上是雙贏的選擇和結果。

三、主要影響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對北美各國乃至世界經濟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對區域內經濟貿易發展有積極影響，對美國而言，積極的影響是：

第一，不僅工業制造業企業受益，高科技的各工業部門也將增加對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國同墨西哥的貿易順差將會因此而增加。第二，美國西部投資的擴大。第三，由于生產和貿易結構的調整結果，將會出現大量勞動力投入那些關鍵工業部門。第四，協定對墨西哥向美國的移民問題將起到制約作用。

消極影響的主要有：技術性不強的消費品工業對美國不利，為改善墨西哥與美國邊境環境條件，美國要付出60億－100億美元的經濟和社會費用，關稅削減美國減少大筆收入，加重了美國的負擔。協定對加拿大、墨西哥兩國同樣有很大的影響。

最后，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也會產生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一方面擴大了區域內貿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國家擔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區域外向美國出口構成威脅。

參考文獻：

黎國混《21世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 世界經濟研究 鐘昌標《世界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二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 導言

1.1 選題的目的與意義

隨著貿易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區域經濟合作已變成多數國家及地區的戰略選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勾畫與實施正是順應了全球經濟發展規律。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到2010年該貿易區正式成立已有半年時間。本文將通過研究中國-東盟貿易區的貿易效應，深入研究中國與東盟地區建成后為中國帶來的新的機遇及遇到的問題，并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希望能夠對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相關問題提供參考。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開端，不僅關系到中國、東盟的經貿發展，同時也是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試通過分析中國-東盟貿易現狀，對兩國的貿易變動情況作了細致的對比。并且對于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給予政策建議。對于區域貿易一體化道路應該如何走下去，我們應該如何促進區域貿易的發展給出了可行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1.2 關于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的相關理論研究 1.2.1 關稅同盟理論

關稅同盟，是指在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所有成員統一對非成員國的進口關稅或其他貿易政策措施。美國經濟學家那位和李普西系統提出了關稅同盟理論，認為關稅同盟的組建會產生靜態效應和動態效應。1.2.2.1 靜態效應

靜態效應是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和技術進步的前提下，一體化組織在貿易、經濟發展和福利方面對成員國的影響靜態效應包括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貿易擴大效應、減少行政支出、減少走私和增強集體談判力量幾個方面。1.2.2.2 動態效應

動態效應指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對推動成員國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間接作用。動態效應對于成員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有利于加強競爭、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有利于擴大投資三個方面。1.2.2 綜合發展戰略理論

與關稅同盟理論不同，綜合發展戰略理論是用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區域一體化的理論。其代表人物是鮑里斯塞澤爾基。該理論認為經濟一體化是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發展戰略，要求有強有力的共同機構和政治意志來保護較不發達國家的優勢。所以，有效的政府干預對于經濟一體化是很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體化是變革世界經濟格局、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素。1.2.2.1 綜合發展戰略理論的原則

一體化是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發展戰略，它不局限于市場的統一；兩極分化是伴隨著一體化的一種特征；拒絕古典和現代一體化理論中所闡述的一體化成功條件。1.2.2.2 發展中國家地區一體化的考慮因素

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的一體化，不僅要考慮自身發展情況，也要考慮國際環境。發展中國家一體化主要從從經濟因素、政治和機構因素來考慮。

經濟因素包括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各成員國之間的差異；各成員國之間現存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而相互依存狀況等。

政治和機構因素包括區域政治協調程度、對外政治關系模式和共同機構效率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背景及進程

2.1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背景

2.1.1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圍內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使各 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共同參與世界經濟的整合。世界經濟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依存已成為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征。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顯著特點與趨勢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

在全球化進程中，尤其是近些年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比較迅速，越來越多的追求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同時，都在積極推動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區域。2.1.2 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緩慢，需要搭乘中國這班經濟列車

1997年發生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使東盟國家之前的高速經濟增長暫時處于停頓，也凸顯了中國與東盟經濟的相互依賴性。

于此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印尼等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條件，受援國必須實行嚴格的財政政策，進行更自由化的市場管理，甚至必須在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使得東盟國家極度不滿。而中國在此期間頂住巨大的壓力，以負責任的大國風范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受危機打擊的東盟各國給予了極大的支持，最終幫助東盟國家走出了金融危機。中國在危機中的負責任表現贏得了東盟各國的普遍好評，與中國的關系因此而迅速改善和發展。經歷金融危機后，東盟更加明確了地區的發展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以加快經濟一體化來防止危機的再次發生和沖擊。2.2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進程 2.2.1 萌芽階段

萌芽期出現在1999年，當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就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三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中國愿意加強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得聯系。

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自貿區的構想。

2001年3月，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正式成立。專家組認為中國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對雙方是雙贏的決定，建議中國和東盟用10年時間建立自由貿易區。11 月，在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正式提出組建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構想，并提出了兩點：建議確定新世紀初的重點合作領域，根據各自的優勢產業來確定近期合作的重點領域；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進程，在今后10年，正式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2.2.2 發展階段

2002年，朱镕基總理和東盟10國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合作框架協議》，標志著中國-東盟的關系進入了發展階段。

2003年，中國宣布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非同盟國家，并與東盟簽署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不論從中國還是東南亞經濟合作的角度上看，此舉都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進展，表明東盟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已經走上快車道。

2004年11月，中國又與東盟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規定2005年7月起，出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獲產品和少量敏感產品外，雙方將對其他約7000個稅目的產品實施降稅。2.2.3 成熟階段

自2007年1月14日，中國與東盟在菲律賓宿務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雙方在60多個服務部門相互做出了高于世貿組織水平的市場開放承諾開始一直到現在。

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第一個對外商談的自貿區，也是東盟作為整體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中國和東盟的發展情況

3.1 中國和東盟的貿易情況 3.1.1 中國和東盟進出口額的改變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10年初建成，對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1至5月，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達1118美元，增長近58%，東盟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1994-2004年間，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額由132.8億美元增加到1058.79億美元，除了1998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經濟不景氣及9.11事件的影響，雙方貿易有較大幅度下降外，其他年份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基本都保持在20%以上。

表1

2005-2008年中國與東盟國家進出口增長情況（單位：億美元）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國對東盟出口 522.57 650.10 779.45 855.56

同比增長率% 26.37 24.4 19.9 9.77

中國從東盟進口 611.36 749.51 931.72 1069.76

同比增長率% 31.73 24.31 14.82 28.46

進出口總額 1133.93 1399.61 1711.17 1925.33

同比增長率% 27.31 23.43 22.26 12.52

數據來源:根據東南亞國家聯盟官方網站數據整理做成

3.1.2 中國和東盟主要貿易伙伴的改變

2008年中國是東盟第五大出口市場，并以12.9%的比例超過歐盟和美國成為東盟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同時東盟是中國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可見目前雙方的貿易在各自的對外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雙方已成為對方不容忽視的重要貿易伙伴。(見表2)表2

2008中國和東盟主要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來源

中國主要出口市場 排名

國別 1 2 3 4 5 占比% 中國主要進口來源 排名

國別 1 2 3 4 5

占比%

東盟主要出口市場 排名

國別 1 2 3 4 5

東盟 歐盟 日本 美國 中國

占比% 27.6 12.8 11.9 11.5 9.7

東盟主要進口來源 排名

國別 1 2 3 4 5

東盟 日本 中國 歐盟 美國

占比% 25.9 12.9 12.9 10.8 9.6 歐盟 20.5 美國 17.7 香港 13.4 東盟 日本 8 7.9

日本 13.2 歐盟 11.4 東盟 11.4 韓國 臺灣 9.4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和東南亞國家官方網站數據整理做成

而從表3中可以看出，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規模占東盟對外貿易的規模的比例逐年增長。2008年占比是2002年占比的兩倍，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密切。

東盟已逐漸成為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在東盟的發展中起到了愈發重要的作用。同時雙邊貿易貿易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正式啟動將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貿易上的聯系，使得兩國在貿易上的關系更加密切。

表3 中國與東盟貿易規模占東盟對外貿易規模的比例

年份 占比% 2002 6 2003 7.2

2004 8.3

2005 9.3

2006 10

2007 10.6

2008 11.3

2009 12.7 資料來源:根據東南亞國家官方網站數據由筆者整理做成

3.2 中國和東盟吸引外資的情況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過程中，東盟的大體上中國和東盟在吸引區外直接投資方面表現出一定的增長趨勢，而且中國吸引外資的規模總體上大于東盟十國，表現出更強的投資新引力。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仍保持了對外商的投資吸引力，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外商對中國經濟充滿信息，外國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增長。

************.72180.22242.35353.42396.29549.67694.82605.96

圖1 2001-2008年東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東南亞國家官方網站整理而得

1000800727.*********0072008407.15468.78527.43535.1606.3603.25923.95835.21

圖2 2000-2008中國吸引外資直接投資情況（單位：億美元）資料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數據整理得出

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但中國-東盟自貿區所帶來的投資刺激效應將進一步促進中國吸引外資的增加。自貿區建成后，將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到中國投資生產就可以更加方便地進入東盟市場，使國家間的貿易活動開展的更加方便和快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存在的問題

4.1 雙方繼續發展貿易關系存在的問題 4.1.1 東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2009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額首次由逆差變為順差，2009年1月至6月，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順差為12.93億美元。隨著《貨物貿易協定》的實施，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降稅的逐步啟動，中國出口規模正呈不斷擴大趨勢，中國對東盟的順差已經引起一些東盟國家的重視和擔憂，擔心自貿區的建成和相互市場的開放會使中國制造的產品大量涌入東盟。現在東盟仍未擺脫金融危機影響，仍需要擴大出口和減少進口，增加外匯儲備，擔心失業的增加，而中國部分產業產能過剩，不少東盟國家害怕會沖擊本國產業，擔心中國迅速轉化為順差大國，有關行業商會己經向本國政府提議不能開放市場或放慢開放市場，印尼、越南等紛紛出現防御動作，如印尼貿易部區域合作司長伊曼就曾表示，由于害怕中國商品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印尼可能向東盟提出正式申請，要求延緩實施自貿區協議關稅，對與中國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中降低關稅的部分內容推遲執行。今天，市場開放與貿易保護正成為一對矛盾而影響雙方的貿易發展。4.1.2 中國企業缺乏對自貿區規則的了解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中國和東盟90%以上的貨物實現了“零關稅”，雙方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實現了便利化。已有不少企業開始利用自貿區規則享受關稅優惠，但是仍有不少企業對自貿區的規則認識不足，特別是在利用原產地證書方面缺乏足夠的了解，自貿區原產地證書可以幫助降低中國企業出口成本，增加中國產品在東盟國家的競爭力。類似于原產地證明書的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

4.1.3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結構缺乏足夠的互補性

中國和東盟各成員國同屬發展中國家，各國都實施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發展戰略，且都以歐美和日本為主要出口市場和主要貿易伙伴。由于各國在國際分工中基本處于同一層次，出口產品存在同構性，使得雙方在國際市場上一直存在著競爭。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比較難形成區內叫完整的產業水平分工結構。目前，雙方的貿易產品數量值低，多數產品仍為初級產品，科技含量低。如何確定合作領域，加快合作的步伐，促進雙方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擺在中國與東盟面前的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4.1.4 中國與東盟雙方行業商會對接不夠

在中國與東盟相互開放市場的過程中，我國的行業商會對東盟相關行業的信息 了解不夠，雙方行業商會之間缺乏有效和及時的溝通，行業對接薄弱，合作不夠，直接影響了雙方在更大范圍內的互利合作，這不利于區域內產品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打造新的產業鏈還有待加強，合作空間有待大力開發。

自貿區建成以后，為雙方的企業帶來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尤其是在雙方取消了關稅這道門檻以后，在11個國家的共同市場內，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會大大增強，為雙方企業在更大范圍的互利合作創造了條件，這需要雙方的行業商會一起探討，在區域內做好規劃、分工和優勢互補，促進形成新的產業鏈，從而使區域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大的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共同開發更廣泛的國際市場。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要通過開放市場密切相互之間的合作關系，使這個區域能夠提高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4.2 中國企業在東盟投資存在的問題 4.2.1 中國企業缺乏對東盟投資意識

雖然近幾年我國投資東盟國家的企業數量逐漸增多，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意識到自貿區的建設意義和帶來的機遇，不能充分認識到自貿區為企業直接投資東盟提供的有利條件和保障，有些中國企業甚至認為大多數東盟國家經濟比較落后，沒有投資價值，缺乏投資東盟的意識，不能充分利用這些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鼓勵和優惠政策，缺乏對投資東盟國家商機的認識，面對自貿區建設帶來的新變化沒有應對方案，以至于錯過良好的投資機會。

比如，文萊自然資源豐富，但農業相對落后，其大量農產品需要從國外進口。由于水域沒有污染，適宜養殖魚蝦，但自身養殖和捕撈技術落后，目前文萊有近一半的海產消費品靠進口，政府鼓勵外資與文萊本地公司開展漁業合作:印尼具有發展熱帶農業的良好條件，長期以來是重要的棕擱油、天然橡膠和可可等熱帶農產品的出口大國，而我國又是印尼棕擱油和天然橡膠的主要進口國。因此，農業和種植業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老撾在木材和森林產品生產上具有競爭優勢，是企業從 事木材和橡膠加工豐富的原料供應基地，由于老撾勞動力素質和當地管理水平低下，投資木材和橡膠加工廠有廣闊的前景。除此之外，東盟還有很多具有開發潛力的領域值得中國企業及時發現商機，加大投資。4.2.2 國際化專營的專門人才不足

國際化經營不能簡單照搬國內的市場營銷經驗和本國企業文化，中國企業需要既懂企業經營管理，又了解當地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能夠按照當地的禮儀標準開展社會交往活動，同時又能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化迅速做出經營調整的國際化經營人才，開發新市場的優秀人才不足己經成為制約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障礙。4.2.3 政府對東盟投資信息服務缺乏時效性

中國企業缺乏對東盟投資的相關信息，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相關部門對東盟投資信息服務尚不完善，企業依靠自身力量要收集全面準確的投資信息十分困難，目前商務部的《中國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是每發布一次，對投資信息的發布缺乏時效性，沒有建立起專門的信息資源數據庫。針對已經走向東盟國家的企業所面臨的行業相關信息，如行業的供需狀況及市場發展前景和趨勢等沒有提供足夠的實時信息，這使得中國企業要想在大量的信息資源中尋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像大海撈針。因為信息的不通暢而導致企業不能根據當前的行業狀況和現有競爭對手狀況對經營戰略做出相應調整，不能及時發現投資機會和商機。4.2.4 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融資難目前仍然是阻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一大問題，解決融資難問題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支持與推動。

首先，由于中小企業對銀行的收益貢獻不大，因此銀行不大愿意給中小企業貸款，中小企業也往往存在信息不透明和財務不健全問題，資信度較低，而不像國有企業有政府部門或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與擔保，這就給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相當大的障礙。其次，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發展還很不完善，其服務主要面向大型企業，缺乏與中小企業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機構，而在國外，企業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方式來籌措資金已經相當普遍。我國債券市場起步較晚，規模較小，基本上未向中小企業開放，債券發行的法律門檻較高，同時還要求有實力雄厚且信譽較好的單位為之擔保等，這一系列的條件限制了中小企業進入債券市場。對中小企業而言，由于自身規模和實力的限制，使其很少有能力進行股票融資。發行股票和債券融資渠道的不暢通，導致了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制約了企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中國-東盟發展的對策建議

5.1 加強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關系的對策建議 5.1.1 建立預警機制，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

首先，中國企業應認真研究東盟技術貿易壁壘體系、反傾銷調查體系和綠色壁壘體系，總結國內外企業突破貿易保護的經驗和教訓，及時向企業傳遞相關信息，發布預警，幫助、指導國內企業突破國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障礙。

其次，檢驗檢疫機構應積極利用信息優勢，增強對出口商品價格的分析能力，及時發現低價競銷的苗頭，給決策部門提供參考。最后，定期對一些敏感產品列出清單，與海關、經貿部門配合，公布有關商品的最低限價，并建立合理的出口商品評估制度。

5.1.2 提升企業利用自貿區的意識和能力

首先，政府部門要加強自由貿易區政策法規的宣傳和培訓，要向企業提供自貿區信息，完善服務工作，發展與自貿區相連的服務機構和服務經濟，這會增強企業對自由貿易區的了解。比如在2009年，遼寧營口經濟技術開發區檢驗檢疫局共簽發中國一東盟自貿區原產地證書金額達3924萬美元，與2008年相比增長32.7%，此地 區原產地證書簽證金額出現較大增勢的主要原因就是宣傳工作的加強，該局在網站上建立了區域性原產地證書專欄，詳細介紹各種情況，組織企業人員舉辦培訓班進行義務講座，面對面解答企業疑難問題。

其次，企業也應及時根據市場規模的變化，制定出新的市場開發戰略和策略，更加積極主動地了解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規則、了解《貨物貿易協議》和具體的降稅時間表，抓住降稅機會，在出口產品前可以到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網站進行查詢，弄清楚自己產品的稅率，以更低的成本方式進入對方市場，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5.1.3 增強中國與東盟貿易結構的互補性

中國和東盟國家存在著產業的同構性、出口貿易競爭激烈等問題，但如果對產業進行細分，仍然會發現其互補性，這也是雙方進一步擴大貿易的重要基礎。

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產品目前主要以資源稟賦的差異為基礎，約占雙方貿易額的一半。東盟的比較優勢在國家森林、礦藏和熱帶作物等自然資源方面，中國則主要是金屬及其制品、紡織品服裝與鞋類、蔬菜及加工食品、車輛等。此外，雙方電子信息產品在雙方貿易結構中都占據相當的比重。中國與東盟之間應盡快建立一種密切的產業分工，突破目前以一般性資源互補為基礎的雙邊貿易，使得兩國之后的發展空間更大。

相對于東盟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中國的產業技術相對成熟，相對于新加坡這樣的較發達的國家，中國可以吸取其資金與科技產業的經驗，來為自身謀求發展。

因此，中國與東盟雙方可以在這些互補性交強的產業部門加強合作，提高雙方的貿易依存度。

5.2 推進中國企業投資東盟的政策建議

5.2.1 企業加強市場研究，對外投資“因國制宜” 企業應增強投資東盟國家的意識，及時發現商機并重視進入對方市場的可行性分析，合理選擇投資國別和投資領域，制定有效的市場開發戰略和經營策略，真正做到“因國制宜”。

5.2.2 積極推行“人才本土化戰略”

中國企業不能簡單的照搬國內企業文化，在國內的市場營銷經驗也往往不適用于國外新市場，應努力培養開發新市場的優秀人才，不斷加大對當地人才培養的力度，積極推進當地管理人員的提拔和使用，使企業能夠快速開辟新市場并更好地扎根當地。

同時，企業聘用當地人員參與企業經營管理，還能為附近居民創造就業機會，增強員工主人翁意識和凝聚力，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避免文化沖突，建立和諧的企業文化，實現合作共贏，營造和諧的發展氛圍。例如格蘭仕在進入東盟市場時就成功的實施了“人才本土化”戰略，通過獵頭公司尋找熟悉技術、設計、工藝、管理、市場和渠道的當地人才，為格蘭仕快速占領當地市場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5.2.3 完善政府信息服務職能

為了促進更多的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并避免企業“走出去”的盲目性，政府要加強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的建設，對海外投資的國別和行業選擇等進行指導，提供豐富的市場信息，制訂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東盟規劃，成為企業在東盟直接投資的智囊團和助推器，如通過建立東盟投資環境信息庫、東盟吸引外資項目和中介機構信息庫等，為企業提供東盟經營和政策環境、項目合作機會和合作伙伴資信等信息。

5.2.4 加大財稅、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

中國政府應通過各種途徑切實解決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中出現的融資難問題。首先，應盡快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基金，按增量對金融機構中小企業貸 款給予適度的補助。政府通過適度補助的方式，可與金融機構共同承擔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責任和風險。中小企業貸款相比于大型企業以及有政府背景的項目來說風險更大，地方政府通過給予一定補助的形式有利于形成風險補償機制，降低銀行貸款風險，從而提高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對風險補償的額度、受益范圍、使用規則和管理方法應盡快出臺相應細則加以明確。

其次，設立企業聯合組建的和包括中央、地方財政出資的多層次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和擔保基金，同時也需要政府成立信用度較高的再擔保機構，在銀行和再擔保公司之中起到協調作用，調動擔保機構對中小企業擴大信用擔保規模的積極性。

再次，應要求大中型銀行成立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專營機構，對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實行差異化監管，從而使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積極性得到加強。結論

本文通過對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現狀的研究，看到了自貿區的建立給中國和東盟各成員國帶來的貿易和投資方面的影響。中國和東盟的關系日益密切，合作也越加頻繁。但同時也看到了在投資和貿易方面存在的問題，如若不及時的想出對策，這些問題將會影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來的正常運作。由于數據的時效性和本人能力有限，此次論文不能在關稅同盟的靜態和動態效應方面給予更加具體的數據分析，建議可以從關稅同盟帶來的經濟效益方面來進行研究。

第三篇：會展業發展及其對稅收產生的影響

**區擁有國展中心、國貿中心、農展館三個大型會展中心。會展經濟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推動了**區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同時也對稅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課題。

一、**區會展業的基本情況及稅收變化趨勢

近幾年，**區會展經濟呈加快發展態勢，國展、國貿、農展館舉辦展覽的個數和規模呈逐年遞增。三大會展中心2003年共舉辦展會165次，參觀人數達350萬人次，取得各項營業收入1.55億元；2004年共舉辦展會226次，參觀人數達464萬人次，取得各項收入2.42億元；2005年共舉辦展會217次，參觀人數達481萬人次，取得各項收入2.31億元；2006年共舉辦展會234次，參觀人數達502萬人次，取得各項收入2.81億元。

2003年～2006年，三個展館繳納各項稅收共計2.4億元。從近幾年**區各大型會展中心的稅收完成情況來看，2003年完成稅收3549萬元，2004年完成稅收6050萬元，2005年完成稅收7209萬元，2006年完成稅收7587萬元。4年來稅款逐年遞增，平均增幅達30，2006年比2003年實現稅款翻了一番。2006年在國展中心舉辦的第九屆北京國際汽車展，共有來自110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家參展商參展，取得的展位及門票收入共計1.5億元，上繳稅利近3000萬元。

二、目前會展業存在的征管問題

1．會展經濟缺乏法律保障，市場較為混亂。目前北京市缺乏有關會展方面的法律法規，缺乏對會展主體的基本規范。出現多頭批展，重復辦展的現象，沒有有效的協調和數量控制，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僅在**區內注冊的大大小小會展中心就達130余家，每年舉辦各種展覽會數百個，給日常的稅源管理和稅源監控帶來困難。

2．納稅主體不穩定，管理難度較大。展銷會組織部門較復雜，參展商較多，納稅主體不穩定，組織展銷會的既有展館、中介、商家，也有政府部門。一些主辦單位、展館、參展商常為逃避納稅義務相互推諉，給稅收征管工作帶來困難。而且，目前尚沒有法規政策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

3．部分承辦單位和參展商納稅意識淡薄，稅務部門對展銷會的稅收征管力度不大。許多展銷會為引來參展商，都自行規定了稅費優惠項目。一些展商為了少繳稅或不繳稅，采取多種方式偷稅，造成稅款流失。其涉稅問題主要體現以下幾種：一是組展方出售展位時，沒有按規定開具發票和申報繳稅；二是在會展現場簽訂的購銷合同沒有按規定及時計繳印花稅；三是參展人員補助費連同展銷會攤位費一并作為交易會費用支出，未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四是展會現場發放的贈品實物未按規定繳稅；五是擅自壓低外出經營活動管理證明單上的金額。此外，由于會展展商多、展期短、臨時性強、稅源不穩定等客觀原因，造成稅款征收難度較大，加之主辦單位很少與稅務部門溝通，又不會主動通報參展計劃，致使不少稅務部門甚至連轄區內到底舉辦過多少個展銷會都不甚了解，更談不上征稅了。

4．存在著重復征稅、稅負不公平等現象。一是部分展會的組展方要按展位費繳納5的營業稅，而展館要按承辦單位支付的場租繳納5的營業稅，有重復征稅的現象。二是建筑業相關室內裝修行業營業稅稅率為3，而為展覽進行布置、搭建工作的行業的營業稅稅率為5，同是裝修行業稅率卻不同。

三、規范完善會展業稅收征管的建議

1．盡快制定會展業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統一歸口管理。行業法規是約束業內主體經濟行為的基本規范。制定和出臺北京市會展業地方管理條例，來盡快促成行政審批制向登記制和備案制轉變。同時，通過抬高市場門檻、加強年審和統計評估等有效措施，強化辦展組織資質審批及動態跟蹤管理，實施較為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提高會展主體的整體素質。搞好規劃，統一的歸口管理，確定日常監管部門，定期與稅務機關進行數據交換，為稅務部門日常的稅源管理、稅源監控帶來可靠的數據支持。

2．理順征納關系，明確責任。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理順征納關系，明確納稅主體。

3．強化稅收征管力度。在理順征納關系明確業務流程的基礎上，加強對納稅人的宣傳輔導，使企業在參展前了解相關的稅收政策。

4．加強政府部門間的聯系，實現精細化管理。如制定定期交流機制，地稅部門與工商、國稅、文化等部門共同攜手，定期進行數據交換，互通信息，相互補充，實現信息共享。

第四篇：交通對旅游產生的影響與發展

交通對旅游產生的影響與發展

交通對旅游業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交通便捷的地方的旅游業將比交通閉塞的地方更加發達。而中國目前的旅游交通公路等級差距大，各種交通設施相對落后，交通服務不到位，旅游發展的同時又破壞了環境，這些因素都影響著旅游業的發展。為此有必要完善各種交通設施，提升交通服務質量，兼顧好環保與旅游業的發展，加強各交通部門的分工合作，優化各交通運營部門的現代化管理制度，以期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旅游業。

經濟發展的同時，各地的旅游業也漸漸發展起來，各種生態自然景觀都被包裝上了商業化的面孔供人們觀光玩賞。在物質享受豐裕后，每個人都有出門看看新鮮，拓展視野的愿望。在交通不便的時候，人們去旅游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如同苦行僧修行一樣歷盡艱險。隨著交通也的發展，旅游才真正變成一件賞心樂事，各種“休閑游”，“享樂游”紛紛打起了宣傳的招牌。由此可見，便利的交通對旅游業的發展是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的，人們希望旅游是一件休閑放松的事情，所以更希望自己的行程不會因為交通問題而受阻。如何發展交通，成了目前旅游業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交通對旅游發展的影響與制約

1、交通對人們選擇旅游目的地的影響

交通的便利與否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旅游地點的最后選擇，一般情況下，人們不會選擇“舍近求遠”，或者是“舍易求難”，交通便利的旅游景區比交通閉塞的景點更占優勢。同時，交通的便利與否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出游半徑和景點的客流量，對于那些危險系數高，交通狀況差的景點，游客會相對稀少。由此可見，客源地與旅游景區之間的距離和旅游景區對游客的吸引力之間是成反比關系的，人們是否選擇去該地旅游，除了考慮附近住宿條件和飲食條件，以及當地的文化，風景的吸引力外，還會考慮當地的交通是否便利，這次出游是否劃算等等，而且，超過半數的人將交通這一指標列在首位，如果該地的交通狀況差，那么很可能人們會退而求其次，放棄對該地的選擇。

2、交通對旅游資源開發的影響

旅游業的長線發展離不開觀光者的支持，游客產生的旅游效益是促進旅游業發展的根本，開發旅游業的資金需要從旅游效益中撥出。而由于交通問題導致旅游業發展滯后，旅游資源將得不到有效開發，最終無法形成發展規模化，產線發展的旅游產業鏈，當地的經濟發展也將受到一定的影響。

3、交通對旅游質量的影響

來自不同地域的游客，由于自身經濟實力，文化素質，情趣愛好有很大的差別，因而對旅游地域的食物，住宿，景致的要求往往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游客對旅游景區交通的要求卻驚人的一致。而在游客的投訴信中，大多數都是關于當地交通狀況的。游客選擇在長假或者小長假期間去旅游是為了放松身心，而不是去尋找疲憊的，因此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游客旅游時的心情，影響游客對該地的印象。這也是為什么當今的“享樂游”，“休閑游”如此受人歡迎的原因。旅游業也不能再滿足于從前的“溫飽型”，而應該努力朝“享樂型”發展了。

二、旅游業發展中的交通問題

1、公路等級差距大

我國的公路建設融資渠道狹窄，資金漏洞很大，導致公路建設的各項工作都不完善。尤其是公路等級的劃分，東西差距大。在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其高等級和次高等級的公路里程要比東部短大約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國將近百分之八十的鄉鎮不通公路都集中在西部。除了因為西部經濟欠發達以外，還因為西部地區的高原地區較多，山多荒涼，由于干旱缺水石質堅固，而且西部居住區所占的范圍狹窄，地域遼闊，各村鎮的分布距離大，給公路建設出了很大的難題。

2、交通設施質量差

我國著名的旅游景區客流量很大，但是交通基礎設施遠遠達不到標準要求。專用的旅游路線路況很差，質量不符合標準，大大影響了游客旅游的興致。尤其是在雙休日或法定黃金周等小長假，旅游人數將會暴漲，但是由于交通的阻塞，很多游客買不到進去的票，而進去的游客摩肩接踵，也沒有疏散人流的路線規劃，在里面觀光的游客出來也成了一大問題。而且節假日游客乘車困難，公交的載客量遠遠超出車本身所能承載的范圍，路上還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交通堵塞現象。這樣不僅會影響游客的行程安排，也會減少游客的觀光半徑。

3、服務質量不高

從服務人員的形象氣質，服務態度兩方面綜合評價，我國的乘務人員的整體素質還不能達到業務要求，鐵路，客車的服務人員的服務質量還有待提高。由于工作的單調與環境的復雜，乘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和說話語氣都是比較硬的，很多乘務人員對自己的本職工作缺乏耐心，對一些不符合規定的行為態度比較惡劣，用于也不夠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旅客的心情，也損害了服務人員的整體形象。在很多游客的投訴信件中，不少都是關于服務人員服務態度的。

4、交通信息化數字程度低

我國的交通信息化數字化程度遠沒有旅游產業的高，這就是所謂的“掉鏈子”現象。交通信息化數字化程度地影響了信息的收集和公布，導致群眾接受的信息服務不到位，給交通管理造成了極大的不便。目前我國各級交通部門都沒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推動交通信息數字化的發展，而相關領域的人才也十分缺乏，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交通信息化數字化的發展。

5、旅游交通發展與環保不能兼顧

發展現代經濟產物時，一味追求節約成本，追求經濟效益，往往會導致環境的破壞，這是由于我國交通發展部門對環保重視程度不夠，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導致的。目前我國的旅游生態資源質量在不斷下降，游客對本國旅游的興致也不如以往，與我國的生態環境遭到的破壞有很大的關系。

三、旅游交通發展的對策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到2020年時，我國將發展成為世界第一旅游大國，因而提高旅游交通質量，進一步發展旅游業已經迫在眉睫。

1、科學規劃旅游交通

要合理規劃旅游交通的內交通和外交通兩方面，對外要提高鐵路運營的質量，加大載客量，讓旅客的出行更為方便。同時要發展航天航空業，進一步擴大客流量，使旅客的出游更為高效，安全，舒適。張家界的旅游業興盛的原因與枝柳鐵路，張家界機場的便利有著莫大的關系，因此要規劃好城市內的對外交通策略。同時，省內的交通也要盡量舒適，安全，方便快捷，這樣可以提升游客對交通服務的滿意程度。

2、改善交通基礎設施

要不斷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首先要擴大我國交通建設的融資渠道，并且花重金在打造交通基礎設施上。注意高速公路的建設，不僅要因地制宜，還要注意與當地旅游景觀的配合，不要太突兀。

3、提高交通服務質量

我國的旅游交通服務質量決定著旅游交通的發展，因為旅游交通在我國一向供不應求，良好的服務態度往往能達到一錘定音的效果。服務人員應該從整體形象和服務態度兩方面考慮，不斷提升服務的質量，讓游客滿意而來，滿意而回。

4、加強交通運營的現代化管理

要充分利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提升交通運營的現代化管理，例如對客流量的估計，車輛的調配方面，要實現計算機自動化管理，而信息的收集處理和統計分析也要實現現代化，要使我國的交通運營管理與國際化接軌。

5、平衡交通與旅游業的發展

出于生態景觀保護的需要，交通部門要充分重視環保工作，發展旅游交通的同時要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同時在景區規劃時要給交通建設留有余地，不能顧此失彼，破壞了景區本身的環境或者阻礙了旅游交通的發展。

6、加強各交通部門的協調合作

政府要運用宏觀調控的手充分協調好航空，水運，公交，鐵路各交通部門和交警，公安部門之間的工作，全面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使旅游交通的運行管理更加有序，處理問題更加高效便捷。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交通對旅游業的發展有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雖然目前我國的交通建設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交通設施將會越來越完備，旅游交通業也將得到更大的發展。

第五篇：北美東亞圖書館的發展

北美東亞圖書館的發展

吳文津

2012-10-22 15:22:16 來源：《圖書情報知識》(武漢)2011年2期

【英文標題】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作者簡介】吳文津，博士，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工作，后任該校東亞圖書館館長。1966年接替裘開明先生提任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館長。韋棣華基金會董事。國際知名的圖書館學家、漢學家。成就卓著，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杰出貢獻獎項；張寒露，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武漢430072）。

【譯 者】張寒露 起源

北美東亞圖書館的發展始于近代。在二戰前，美國和加拿大大概只有6所東亞圖書館，但戰后，這個數字便迅速增加，經營管理也隨之成為普遍關心的問題。1948年，一些相關學者和圖書館員聚集在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亞特蘭大年會上討論有關議題，雖然這是一次非正式會議，但最終掀起了一場共同商定組織的運動，這場運動使過去60年里北美，特別是美國的東亞圖書館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和成長。

這次圖書館的發展是緊隨戰后北美東亞研究的擴展而開始的。在這之前，一些大學開設了有關東亞(那時稱遠東)的課程，但是所有人文和社會學科對東亞進行全面研究是在二戰后才發展起來的。使日本成為民主國家的太平洋戰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朝鮮戰爭讓北美越來越認識到東亞在世界變局中的重要作用，從而需要對他們的歷史和文明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擁有充分的基金和政府支持的各個大學擴大增加了東亞教學和研究項目。60年之后的今天，美國的東亞研究也許是整個西方世界中最大規模和最廣泛的。伴隨這場學術開拓的就是圖書館資源的建立，雖然早在二戰前已經有些美國圖書館(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于1869年，耶魯大學于1878年，哈佛大學于1879年，伯克萊加州大學于1869年，康納爾大學于1918年，哥倫比亞大學于1920年，普林斯頓大學于1926年，芝加哥大學于1936年)開始收集東亞語言的資料了，但在1945年后，他們才經歷了最充分的發展。現在一些大型的圖書館，比如密歇根，斯坦福(擁有合并前胡佛研究所的收藏)，華盛頓，以及洛杉磯加州大學都是在20世紀40年代后建立的，而其他一些，像伊利諾斯、印第安納和威斯康星則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

隨著各大學中新的東亞圖書館的建立，采購、編目和人員問題成為共同課題，這就是1948年亞特蘭大會議召開的原因，大家都在尋找合作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辦法。會上做出了建立一個非正式機構的決議，命名為全國有關美國及國外東方圖書館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the U.S.and Abroad)，來探索實現該目的可能途徑。具有啟示意義的是，會上所討論的一系列問題：采購、編目和人員培訓，雖然現在的背景與60年前相比已經不同，但這些問題至今仍為大家所關注，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未來的數年中我們還會繼續探討它們。這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圖書館的基本任務：建設館藏、提供服務。始終如一，改變的只能是完成任務的方式。這個非正式委員會在亞特蘭大成立一年之后，即1949年，由東方圖書館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取代，由遠東學會(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前身是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和ALA贊助。圖書館和學術團體建立一個官方組織來解決美國東亞圖書館館藏的問題，這在美國圖書館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個新篇章的重要意義，可以從聯合委員會的構成看出，會員中3名由遠東學會指派，3名由美國圖書館學會指派。前者代表為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rthur H.Hummel)、國會圖書館東方部日文組組長清水治(Osamu Shimizu)和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伊麗莎白·赫夫(Elizabeth Huff)。后者代表有密歇根大學圖書館館長華納·G·賴斯(Warner G.Rice)、愛荷華州立學院圖書館館長查爾斯·H·布朗(Charles H.Brown)、伊利諾斯大學圖書館館長及圖書館學院院長羅伯特·B·道恩斯(Robert B.Downs)，而同屬兩個學會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霍華德·林頓(Howard Linton)則擔任秘書長一職。聯合委員會在存在的三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項是國會圖書館東方圖書卡片復制項目(Oriental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是合作編目，而是一種目錄卡片交換機制，而這是前所未有的。聯合委員會1952年停止運作，但是大家都認同一點，那就是，如果作為圖書館基本功能之一的編目沒有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的話，那么美國東亞圖書館的合作發展就不可能有意義。這促使ALA在1954在其編目與分類部(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vision)下任命了美國圖書館協會東方圖書編目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Oriental Materials)，因為特別委員會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花在了遠東語言圖書上，所以1957年它更名為美國圖書館協會遠東圖書編目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Far Eastern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由于其工作的重要性，特別委員會1958年更名為遠東資料委員會(Far Eastern Materials Committee)，成為ALA的一個常務委員會。同年，亞洲學會在各東亞圖書館的敦促下，成立了美國圖書館遠東資料委員會(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CALRFE)。東亞書刊國家編目標準的建立

遠東資料委員會的主席是儂雷蒙(G.Raymond Nunn)(后由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查爾斯·漢密爾頓Charles E.Hamilton繼任)，時任密歇根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它的成員大多是擁有編目經驗的大型東亞圖書館館長，這個委員會在北美東亞圖書館發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它和國會圖書館的領導之下，首次建立了一系列東亞書刊國家編目標準。這是該委員會和國會圖書館東方圖書整理委員會(Orient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PC)1954到1958四年的緊張協同工作的結果，這兩所機構制訂了兩個細致入微的標準：美國圖書館協會作者及書名編目規則(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及其姊妹篇國會圖書館記述編目規則(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并對所有涉及東亞圖書編目的條款做了修訂，最終形成了這兩個規則的一系列修訂稿，經過ALA和LC的核準，被采納為國家標準。它們于今天同樣適用，經修改被收錄進AACR II 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Ⅱ)。這是北美東亞圖書館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在當時不僅沒有計算機，中日韓文書刊的編目也沒有國家標準。每一個圖書館都是獨立的，擁有自己的格式，遵循自己的規則，雖然許多選擇使用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漢和圖書分類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也沒有圖書館使用主題標目(少數使用分類目錄)，而且幾乎沒有影響較大的工作，甚至有人不同意用作者或書名作為主要檢索入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委員會的成就著實是劃時代的。中國有句俗話：“前人種樹，后人乘涼。”我們將永遠感激兩個委員會為本專業所做的恒久貢獻。在這點上，我們應該特別牢記儂雷蒙、露賽爾·莫什(Lucile Morsch)、薩姆納·斯伯丁(C.Sumner Spalding)和查爾斯·漢密爾頓對委員會工作的領導。儂雷蒙對待工作堅持不懈，吃苦耐勞，他以這種精神引導著特別委員會工作。露賽爾·莫什和薩姆納·斯伯丁均曾以國會圖書館記述編目部(LC’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Division)部長身份依次擔任OPC主席一職，他們敏銳而深刻，總是愿意遷就我們。查爾斯·漢密爾頓是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首席編目家，他有一種少見的能力，能發現看起來不相關規則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對東亞書刊編目的潛在影響，他的論點常常暴露出我們對一些規則所含精妙之意的一無所知。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他的參與，規則的修訂工作將會更加困難。

然而，將修訂后的規則采納為國家標準并不意味著東亞圖書館編目問題的解決。實施應用是新的挑戰，大家都希望共享編目標準的夢想可以最終實現。朝著這個目標出發，LC于1958年在整理部門下設一個遠東部，由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負責，他后來成為東方部的部長，也是LC亞洲研究部(the Area Studies Department)首任部長。建立新部門的目的是開展一項東亞書刊合作編目項目，就像LC幾十年來對其他語種的書刊所做的一樣。不過很遺憾，這個項目并不像預期的那樣成功，主要因為需要將各成員圖書館的編目文件提高到非常嚴格的LC標準，而LC卻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完成這項編輯工作，所以此項目被很快終止。盡管這項短暫的項目結束了，但是朝著合作編目努力的勢頭并沒有完全消失，LC在其全國采購及編目計劃(National Program of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NPAC)下設立了一個日文辦公室，這是上個項目的部分保留和另一種形式。NPAC的目的在于保證LC能夠在全球各地充分收集到足夠的現行書刊，并且公眾能夠及時迅速地獲取和使用這些書刊的目錄文件。NPAC在LC東方部日文處負責人黑田良信(Andrew Kuroda)的指導下對日文書刊進行了數年此項工作。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計劃，可惜的是，由于預算原因，它被迫停止。NPAC日文辦公室建立之時，曾討論過在國會圖書館內部和外部開展類似的中文資料項目，也許可以在香港(當時是20世紀70年代，北京與華盛頓之間還沒有任何外交關系，在這個時候的中國內地建立一個NPAC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這個議題沒有更加深入，那時的圖書館都將希望寄托在了LC上，各東亞圖書館覺得最好等LC為每個圖書館提出一個中文資料采購及編目問題的解決方案，并一致認為應該讓LC參與到他們的討論中來。由哈佛燕京圖書館(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牽頭，邀請了十二所主要的東亞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舉行了一系列中文資料合作編目的會議，第一次會議定于1912年紐約，第二次1913年安排在芝加哥，第三次會議則于1914年在波士頓舉行。首次會議上成立了中文資料合作編目專門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ing)來研究該項目的可行性。之后則主要圍繞幾個相關問題進行了仔細的商議：LC印制的中文目錄卡片分配速度緩慢；LC出版的全國聯合書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中沒有任何東亞語言的資料，因此各東亞圖書館需要在編目上付出代價巨大的重復勞動。作為回應，LC提議編制一個新書目，稱為中文合作書目(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它將涵蓋各成員圖書館提交的所有卡片。LC的提議仍讓人有些疑慮，最主要的擔心是，一旦出版了中文合作書目，那么可能東亞圖書將會被永久地排除在全國聯合書目之外。這個問題被呈交給了東亞圖書館委員會(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當時它為全國聯合書目設置了一個子委員會，專門委員會便被解散。CEAL子委會繼續探討了LC的提議，但卻沒能在各東亞圖書館中取得足夠的支持，后來問題便被擱置。各東亞圖書館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國和國際共享編目計劃的落實到位，這還多虧了科技為我們帶來在線編目、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ies Group，RLG)和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的服務。東亞圖書館委員會的誕生

如果在這里不提一下東亞圖書館委員會的成立及其在北美東亞圖書館的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合適的。在1967年前是沒有全國性的圖書館組織的，所有的發展活動是在各種委員會名義下進行的。上文提到的CALRFE差不多是個半全國性的組織，但是除了獲得許多成就外，CALRFE沒有明列其職能、成員要求或投票程序，它幾乎是靠亞洲學會理事會所指派的主席一人運作的，主席還要負責定期出版簡訊的工作。這種安排并不讓人滿意，尤其當東亞圖書館的數目迅速增長。所以，在1963年CALRFE被重組，在主席之外，亞洲學會另指派7人成立行政組。在CALRFE1963年年會上，各東亞圖書館通過了新增行政組所提出的一系列《規程》，包括CALRFE的目標、職能和運行程序，同時也將美國圖書館遠東資料委員會更名為亞洲學會東亞圖書館委員會。《規程》也成為CEAL運作的基礎性文件，之后幾經修訂，特別是1980年的修訂指出所有CEAL的干事，包括主席、行政組成員，將不再由亞洲學會任命，而需經過選舉產生，所有東亞圖書館都歡迎這次改革，并在之后的許多年里一直被東亞圖書館界所奉行。1995年，東亞圖書館委員會更名為東亞圖書館協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仍稱CEAL)，隸屬于亞洲學會。館藏發展問題

我已經提到過了，二戰后許多大學開設了有關東亞的課程和研究項目，這些機構建立了新的東亞圖書館，這些新興圖書館的館藏發展需要與老圖書館略有不同，新圖書館須從零開始，而老圖書館的館藏已經擁有了核心的基本資料，因此更有優勢將注意力集中到現行書刊上。20世紀60年代，在從沒有過東亞圖書館的地方建立一個新館，盡管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仍然是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戰。問題就是缺乏新圖書館所需要的充足的舊書刊，尤其是中文書刊，而大多數圖書館的主要精力即在于此。而現行中文書刊的獲取也不是一件易事，從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書刊是有限的，中國政府也不允許外國圖書館直接購買。每一本書都只能從香港或者日本采購。臺灣的圖書量也很少，出版商對于出口不甚積極，一部分出版商正致力于重印數百年前的木板印制品，而這正是美國新興東亞圖書館所需要的。不過這些重印本只能大概滿足臺灣內部需求，出版商似乎也對海外市場視而不見。所以在1963年，CALRFE向AAS 呈交了一份提案，希望從美國圖書館的利益出發，在AAS贊助下于臺北設立美國亞洲學會中文研究資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目的是協調和重印美國中文研究界所需的絕版書刊。經AAS批準同意，并得到美國學術團體協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圖書館資源協會(the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CLR)的承認，臺北中心在1964年成立并開始運作。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艾文博(Robert L.Irick)被任命為主任，從那時開始，臺北中心即后來獨立的成文書局，重印了數千的絕版書刊，不僅幫助美國圖書館，也幫助收藏中文圖書的國外圖書館極大地豐富了館藏。

同時，現行中文特別是中國內地書刊，仍需關注。前文曾經提到過，20世紀60年代美國圖書館是不被允許直接從中國購買書刊的，只能與北京國家圖書館進行交換。由于中國政府禁止出口，許多書目都沒法獲得，館藏補給便十分有限，間接從香港或日本購買書刊充其量只能勉強替代。AAS適時建立了臺北中心，努力去開發更多的當代中國尤其是大陸書刊資源。隸屬于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的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和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身先士卒，希望大學中快速繁榮的教學和研究項目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朝著這個目標，JCCC認為了解其他國家的機構是怎樣處理來源問題很重要，特別是當代書刊，然后看看是否可以從中借鑒。1964年我受JCCC的委派推薦去進行一項調查并提交了報告。調查的一年時間里，通過走訪西歐、東歐、斯堪的納維亞、蘇聯、印度、日本、臺灣和香港的重要中文研究和圖書中心，還有美國本土圖書館，我發現蘇聯和東歐的部分圖書館可以通過我們沒有的途徑從中國獲取原始研究資料，西歐和日本也有，但相對較少。大多數這些圖書館都接受與美國進行交換。所以在呈交給JCCC的報告中，我建議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東亞圖書館服務中心來確定、獲取(通過館際互借和交換)以及復制分配那些無法獲取的當代中國書刊和只有少數美國圖書館才能擁有的稀缺研究資料。JCCC采納了這個建議，在研究圖書館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的幫助下以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慷慨解囊的支持下，于1968年在華盛頓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即中國研究資料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香港大學歷史學講師，也是香港著名的龍門書店(Long Men Book Company)的所有者余秉權(P.K.Yu)被聘為中心主任。另外，梅隆基金會(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美國國家人文學科資助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使得CCRM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成為一所學術出版機構。30多年來，現在的CCRM雖然獨立運作，但仍是非營利性組織，在亓冰峰(Pingfeng Chi)的領導下，使全世界的圖書館都能有機會得到大量曾經難以企及的20世紀中國研究資料。它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現當代中國研究輔助機構，如果沒有CCRM，各地的圖書館現在是不可能擁有那么多中文書刊的。

在收集中國書刊時，東亞圖書館也得了美國政府重要和及時的幫助。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外國圖書館還不能訂閱或購買中國國內的報紙，政府向國會圖書館開放了1947年到1957年之間約1200份這樣的報紙。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完整，許多都殘缺了(一些只剩下很少的版面)，但是這次開放的歷史意義是應該著重強調的，因為在那個時候沒有其他途徑獲取這些刊物了(而現在我們可以在網上免費閱讀大量當地的報紙！)。1967年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向學術界開放紅衛兵小報是另一個這樣的例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量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選集的印刷取代了中國的正常出版事務，香港和東京的書商幾乎不能提供其他圖書，所以當一些再版的紅衛兵小報在香港出售時，立刻成為暢銷品。雖然大部分刊物很受爭議，但它們卻僅此一處地包含了政府檔案信息和文件，這些新資源的珍惜和重要使它們一夜之間洛陽紙貴，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爭先恐后地搶購，結果把價格抬得更高。JCCC(約翰·林德貝克John H.Lindbeck時任主席)同國務院進行了接觸，建議其考慮與學術界分享所有的紅衛兵資料，國務院對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復，邀請JCCC委派一個代表到華盛頓評估他們的資料，并裁定開放的資料是否會如希望的那樣對學術界產生實在的幫助。JCCC找到了我而我也接受了這項任務，在檢查了國務院提供的資料樣本之后，我對它們的研究價值毫無疑問，并力勸馬上開放這些資料。CCRM在1975年出版的20卷紅衛兵資料中的大部分即來源于此次開放。政府和學術界的這種合作應該鼓勵，另值得一提的是，之后CCRM 從其他地方收集了更多的紅衛兵資料，并再版了共132卷對開本用于研究。這一系列的資料——1975年(20卷)、1998年(20卷)、2001年(40卷)以及2005年(52卷)——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公開出版的紅衛兵資料集。

我已經詳述了中文圖書館藏發展的問題，因為這對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東亞圖書館來說是最迫在眉睫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收集日文或韓文書刊的工作就簡單輕松，實際上，困難也不少。一般來講，獲取日文書刊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可否獲得，而在于價格，韓文的也是一樣。從朝鮮采購書刊的困難同在中國遇到的問題很類似，至少早期是如此。由美日友好委員會(Japan-U.S.Friendship Commission)和日本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的資助的全國日文圖書資源協調委員會(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 NCC)和由韓國基金會(Korea Foundation)資助的北美韓文藏書聯盟(the Korean Collections Consortium of North America)的建立，是美國圖書館日文和韓文館藏發展史上兩個重要的里程碑。科技之于東亞圖書館

20世紀60、70年，當一般的美國研究型圖書館在認真探尋利用技術手段去提高工作效率時，東亞圖書館仍被普通的問題，如編目標準，怎樣集聚和擴大館藏所困擾，自動化還遠不在人們的視野中，也不在東亞圖書館的日程中。在1975年CEAL受邀向福特基金會提交的一份聲明“東亞圖書館研究的資金支持和優先發展事項”中并未提到新興技術對東亞圖書館發展的重要作用，不過錯不在圖書館。當時并沒有對北美東亞字符碼進行過嚴謹的工作，計算機不能識別任何一種東亞語言，而1975年聲明中所陳述的各種需要都是火燒眉毛，具有說服力的。同年福特基金會敦促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委派一個指導委員會研究東亞圖書館的問題。指導委員會成員如下：

喬治·貝克曼(George Bechman)主席，華盛頓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亞洲學會教授；

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教授；

赫爾曼·佛斯勒(Herman H.Fussler)、馬丁·賴爾森(Martin A.Ryerson)，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研究院杰出貢獻教授；

漢娜·格雷(Hanna H.Gray)，耶魯大學教務長；

沃倫·哈斯(Warren J.Haas)，哥倫比亞大學信息服務副主管，圖書館副館長；

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及副校長；

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部長；

吳文津(Eugene Wu)，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館長。

指導委員會委托了一系列論文來指導這項工作，其中一部分由CEAL成員撰寫，包括盧國邦(Karl Lo)(華盛頓大學)、錢存訓(T.H.Tsien)(芝加哥大學)、萬維英(Weiying Wan)(密歇根大學)、湯迺文(Raymond Tang)(伯克萊加州大學)、李學博(Thomas Lee)(威斯康星大學)、理查德·霍華德(Richard Howard)(國會圖書館)、常石道雄(國會圖書館)以及吳文津(哈佛大學)。1977年，指導委員會做了題為“東亞圖書館：問題與展望”的報告，對書目控制、館藏發展利用和技術人員問題給出了建議，報告引起了全國的重視。次年，ACLS與社會科學研究協會合作資助了一個東亞圖書館項目聯合咨詢委員會(Joint Advisory Committee)，繼續完成由指導委員會開始的工作。

其成員包括：

帕特里夏·巴廷(Patricia Battin)，哥倫比亞大學副校長，圖書館副館長；

查爾斯·丘吉爾(Charles Churchill)，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服務系主任(1980-1981)；

金子英生(Hideo Kaneko)，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

莫特(F.W.Mote)，普林斯頓大學亞洲研究教授；

羅伯特·華德(Robert E.Ward)，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吳文津，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館長；

約翰·海格爾(John W.Haeger)(當然委員)，ACLS-SSRC-ARL東亞圖書館項目負責人。

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最終促成了東亞圖書館聯機編目的實現。在報告“自動化、合作和學術成就：東亞圖書館的20世紀80年代”中，聯合咨詢委員會寫到：“國外領域的研究項目，而不是綜合性圖書研究在經歷了十年時間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之后??東亞圖書館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隨著聯邦政府和基金會基金支持的縮減，他們應該走上一條攜手共進、共享資料、互通有無的道路，依靠“自動化作為基本規劃和管理工具”。報告中指出其主旨是“將已用于西語資料和綜合研究性圖書的自動化系統運用到東亞語言文字書目記錄中去，實現相似的輸入、管理、存儲、轉換、顯示和輸出功能。”這次北美東亞圖書館發展路程的重新定位，正如報告中所倡導的一樣，會從根本上改變東亞圖書館的運作模式，不過也將困難重重。

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聯合咨詢委員會的提議產生的直接成果是1983年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ies Group)決定改進其操作系統科研圖書信息網絡(the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LIN)，在其中增加了中日韓文。這次改革第一次使一個圖書館的編目記錄可以被其他圖書館復制，也可以讓任何地點的研究者閱讀成為可能。1986年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也開發了一個類似的中日韓文圖書情報服務系統。其余的，當然，都是歷史了。紀念先驅者

當我們緬懷往事時，尤為重要的是表彰本領域的先驅者。我要特別向其中我最熟悉的兩位致敬：裘開明(A.Kaiming Chiu)(1898-1977)和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裘開明博士是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的首任館長，從1927年到1965年在該職上工作了38年，成果斐然。芮瑪麗博士于1948到1959年供職于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是中文館藏部的首任館長。芮瑪麗在1959年被任命為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裘開明1965年從任上退休，之后我仍對二人懷有同樣崇高的敬意。

裘開明的名字早已成為美國東亞圖書館的代名詞，他是第一所美國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館長。從他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將近40年的任期之始到今天，這所圖書館是全國東亞圖書館中歷史最悠久的。但這并不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他發明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漢和圖書分類法是西方世界上最早的中日韓文圖書的編目分類法。該分類法直到20世紀70、80年代仍為美國主要的東亞圖書館以及一些歐洲和澳洲頂尖的東亞圖書館所使用。另外，他還在編目卡片上同時使用羅馬體和手寫體，這是我們至今都沿用的，以及按語言來進行圖書編目和入架。裘博士也是一位良師，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教導過的許多人后來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童世剛(James S.K.Tung)，后來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和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房兆楹(Fang Chao-ying)和杜聯喆(Tu Lien-che)，在明、清歷史研究方面擁有無懈可擊的權威，他們同恒慕義博士、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分工合作完成了《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和《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編纂，這兩本書在中文研究上具有長久的重要意義。田洪都(Tien Hungtu)，后來的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鄧衍林(Teng Yenlin)北京國家圖書館參考館員；還有陳鴻舜(Chen Hung-shun)，1949年后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任教。當然，他最重要的遺產還是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建立的館藏，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西方世界中最好的東亞研究圖書館，不愧是此領域的巨擘，此種豐功偉績很可能是后無來者的，哈佛燕京學社的理事們在他退休之際稱贊他為“東西方長久以來成就斐然學者的杰出代表”。

芮瑪麗教授是另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圖書館開創者。她在哈佛大學受訓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當珍珠港事件發生時，她正與丈夫芮沃壽(Arthur Wright)一起在北京。戰爭爆發后，他們在山東濰縣遭到日軍拘留，戰爭結束后，她接受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聘用，為正在策劃建立中的中文館藏收集資料。胡佛研究所的主要方向過去是，現在依然是關于“戰爭、和平和革命”的現當代事件，芮瑪麗主要從事相應的采購工作。她將創業者的精力、技巧、聰明才智和豐富的想象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她到過中國所有的核心城市，向知名學者、目錄學家征求意見，為了機關書刊而不厭其煩地進出政府大門，并同大型圖書館和大學談判交換事宜。她的艱辛努力換來了大量的資料，包括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期刊、報紙以及其他一些即時刊物，而在當時大多數圖書館都沒有系統地收集過此類材料。芮瑪麗并不將自己的收集工作局限于常規途徑。1947年，她設計在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上弄到一個座位，飛去了延安，中國共產黨的大本營。在那里她成功獲得了一大組中國共產黨在當地和其他根據地出版發行的書刊，而且當時絕不可能從大陸其他地方獲得這些資料。她在這次行程中得到的一系列幾近完整的中國共產黨喉舌刊物《解放日報》(Liberation Daily)，至今仍是西方僅有的版本。1947年她返回美國后，隨即設法得到了伊羅生合集，一組由伊羅生(Harold Issacs)先生在1930年時任《中華論壇》(China Forum)編輯時收集的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地下黨的文件材料。很快，她又同尼姆·韋爾斯(Nym Wales)即海倫·斯諾(Helen Snow)達成協議，將韋爾斯合集出售給胡佛研究所，這個合集包括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和尼姆·韋爾斯游歷中國西北時所收集的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中國共產黨及其他相關材料。伊羅生和韋爾斯合集為后來世界各地的學者研究中共早期運動史奠定了基礎，而如果缺乏文獻，這種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作為一名學者和圖書館開創者，芮瑪麗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充滿深刻見解和鼓舞人心的成果，她也是東亞圖書館界的先驅，在館藏建設方面富有遠見且足智多謀。她從一名學者和活躍的圖書館讀者的角度，很有必要地告訴我們一個研究型圖書館應該是怎樣的，它應該具備何種功能以及如何建立這樣的圖書館(在這里說明一下，胡佛研究所中來源于江西蘇維埃政府文件的早期中共黨史的第一手文件就是我1960年在臺北進行微縮的陳誠文庫Chen Cheng Collection，即石叟資料室)。未來展望

俗話說：“智者不慮。”所以在這里我不會預測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的東亞圖書館的情況，但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紀元，我確實想表達一下對科技的看法。高科技能創造奇跡，它使得圖書館可以完成十年或二十年前難以想象的事情，現在圖書館可以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向讀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信息隨手可得，我們可以搜索到中國、日本、韓國或任何地區大學圖書館目錄，參觀博物館藏品；我們可以使用高速發展的數字化數據庫，可以在線閱讀期刊、報紙或其他文獻；我們擁有數以千計，也許是數以萬計的專業化網站提供各種信息，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高科技無疑會繼續進步，圖書館和圖書館讀者均將受益。雖然高科技對圖書館和學術界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貢獻，并且很可能將來會更加重大，但是我們必須牢記于心的是，技術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當我們不斷采用新技術為學術服務時，我們也必須向過去一樣不斷改善館藏。歸根結底，學術研究需要的是實質的圖書館信息內容，這些內容只能來自于圖書館館藏。讓瓦爾登湖聞名于世的美國自然主義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告誡世人不能“方法領先，目的滯后”。如果圖書館界能記住這句話，那么數字化圖書館的發展，新技術的采用就會更好地為我們服務。

【參考文獻】

[1]Elizabeth Huf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1948-1952,”: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at the Palmer House, Chicago, March 21, 1967(Zug,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1968)pp.16-17.Also, Edwin G.Beal,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1(Sept.1973), Appendix I, pp.42-43.[2]According to 1957 statistics, the earliest available data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20 libraries reported a total holding of 2, 490.000 volumes.Those numbers increased to 50 libraries with a total holding of 17, 900.000 volumes, not including serial titles or materials in electronic format.For detailed annual statistics from 1957 see http://lib.ku.edu/ceal/stat/

[3]Huff, op.cit p.42.[4]ibid.[5]G.Raymond Nunn,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Cataloging and Resources fo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1954-1963,”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18.[6]ibid.p.19.Also, Beal, op.cit.[7]Edwin G.Beal, Jr.“Discussion of Tsuen-Hsuin Tsien's pape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America, in Tsuen-Hsuin Tsien and Howard Winger, ed., 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The Thirtie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May 20-22, 1965(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75-76.[8]Tsuen-Hsuin Tsien, “Report of CALRF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for 1966-1967,”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28.[9]Edwin G.Beal, Jr.“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41(Sept.1973), p.48.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se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0(June 1973), pp.35-37, reprinted in no.49(Mar.1976), pp.53-54

[10]A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vised Procedures before its adoption at the CEAL Plenary Session, held in Washington, D.C.is available i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82(June 1980), p.3.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as amended in 1984, is reproduced in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74(June 1984), pp.81-83.Whe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was rename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1995, the designation “subcommittee” was replaced by that of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re are nine standing committees: Committee on Chi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Japa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Korean Materials, Committee on Library Technology, Committee on Technic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n Public Services,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Committee on Membership, and committee on Statistics.[11]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Newsletter, no.6(Sept.1964), p.4.[12]The content of this release is published as A List of China Mainland Provincial and Local Newspapers Hel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9-1957 by the Orientalia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64.[13]East Asian Librar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repare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East Asian Libraries(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77)

[14]Automation, Cooperation and Scholarship: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1980s,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East Asian Library Program(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81)

[15]For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Dr.Chiu, see程煥文編.裘開明年譜.哈佛燕京圖書館學術叢刊第九種.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8.[16]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in the Harold Issacs Collection and the Nym Wales Collection are annotation by Prof.Chun-tu Hsueh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37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7-1949.The Hoover Institution Bibliographical Series Ⅷ and Ⅺ(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0 and 1962).[17]See also Eugene Wu, “Mary Clabaugh Wright: A Memorial,” China Quarterly, no.43(July-September 1970), pp.134-135.[18]The Jiangxi Soviet documents, totaling approximately 1, 500 items, are on 21 reels of microfilm.A selection of 670 of them was annotated by Prof.Tien-Wei Wu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III.(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81)The content of the entire microfilm collection i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publication by the microfilm reel number and then by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