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朝的崩潰》讀后有感
《天朝的崩潰》讀后有感
作者:2017321班 張亞奇
當讀完本書后,我對這段距今已近二百年的發生于“天朝上國”的恥辱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無疑在這段歷史中應當有很多的罪人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遭受無數后人的唾棄與辱罵,但正如本書作者所言:“在天朝體制下,這種于制度,器物,士兵上面的差距,又豈是一兩個人可以彌補的。”
本書號稱“鴉片戰爭再研究,”主要從鴉片戰爭出發,以歷史人物的變化為主線,又從各種角度上分析了戰爭失敗的原因,最終完整的論述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以及結果。我對作者清晰的思路以及他能夠站在一個比較可觀的角度上去冷靜的分析整個事件和活躍在這個舞臺上的每一個人物感到欽佩。不論是主和派的琦善、伊布里或者主戰派的林則徐、奕經,作者都能從人物的性格、經歷等出發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縱觀本書,作者對各個名詞以及歷史事件的注解是最令我欽佩的,這是我看過注釋最多的一本書,相信作者肯定在上面花了不小的功夫。而且本書最重要的是讓我們了解到了晚清的一個官場環境,從京城到地方,一個七品甚至八品的小吏到了地方甚至比一省督撫還要厲害,主政一方的總督巡撫之間粉飾之風盛行,說之為胡編亂造都不為過。就拿奉旨剿匪的“靖逆將軍”奕山來說,在道光帝不低于六道圣旨的催促下,這位深受皇恩的康熙帝的五世孫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到達廣東,而后手握數萬大兵的奕山在對英的作戰中被打的落花流水,英軍一直逼到廣州城下,開出了數條條約。最終交出了六百萬的“贖城費”后英軍才撤去。但是他是怎么匯報的呢?完全顛倒了歷史舞臺上的正反角色,英軍反而成了祈和的一方,還借段永福之口說出一段自我表白的話“大將軍奉命而來,唯知有戰,”一何壯哉!再說整個戰爭的決策者——道光帝,這位以勤儉而著稱的皇帝光是其自身對戰爭的態度就已經令人難以琢磨了。在英軍已經進駐長江時他還不了解“英吉利”到底為何物,且其本身又在戰與和之間反復,沒有絲毫的堅決性。在這樣的皇帝與大臣之間我們能看到的只有大清王朝的余暉,而道光帝自己如果知道僅僅在十四年之后他的兒媳慈喜將帶著一家老小匆匆逃出紫禁城奔向熱河,不知又將作何感想。
在讀完本書后,我不禁也要有同作者一樣的問題: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一百五十年前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我相信時間終會給我們答案。
第二篇:讀《天朝的崩潰》有感
讀《天朝的崩潰》有感
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近現代史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因此研究或者說接觸近現代史最好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重大,有關著述已出版不少。但《天朝的崩潰》這本書的研究可謂推陳出新,茅海建先生詳盡考訂了與戰爭相關的一系列重要史實后,力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規范去理解歷史,使許多在今人看來是荒謬的現象得以顯示其在當時環境中的“合理性”。同時,通過對有關人物及其言行活動分析,觀察清王朝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作為,揭示歷史進程中的偶然與必然。
天朝的崩潰,光看其題目,就大致揣測出這是一本講述清朝是如何走向滅亡的書,也就是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最后的封建專制主義時代是如何終結的。其中的“天朝”,“崩潰”用得恰到好處而別有深意。“天朝”直接的指出了清政府的無知與愚昧,極強的表現出對清朝的諷刺,“崩潰則”表現出清政府的滅亡是無可避免的是不可逆轉的。
? 《天朝的崩潰》一書先從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與英方的實力進行了分析比較,包括兵力、武器、指揮、戰術等諸方面,從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清政府除了從gdp意以外無論從哪方面都弱于實力強大的英軍。再從鴉片戰爭的起因看表面是鴉片引起的,但其根本可以從讀者一句十分凝練的話得出: “中西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西方平等待遇。鴉片戰爭之后,西方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其次,它圍繞一些晚清時期我們所認為的漢奸及英雄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琦善、奕山、牛鑒之流是歷史上著名的賣國賊,如果把鴉片戰爭搬上京戲的戲臺,他們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臉。而林則徐、關天培、葛云飛,則是一個個正氣凜然的名字,虎門硝煙、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敵愾、共同對敵的架勢。鴉片戰爭會失敗,敗在昏聵的皇帝、腐朽的社會制度、無恥的賣國賊。如果……歷史必將改寫。這是我們從課本里學到的鴉片戰爭史。
。關天培、林則徐的紅臉,奕山、琦善的白臉,其實是經過后人的描畫,是為了意識形態的統一認識而特別實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種。關天培自己未必以為自己是為國捐軀,更多的可能是堅守了職位的本份;林則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勢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敵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堅持為官操守維護天朝體統,或者說林則徐的真實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一個被清政府官場蒙蔽的普通官員罷了;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戰派,惜命、愛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說他們都為一己之私欲賣國求榮恐怕有失公允;連道光這個老皇帝,他當不好這個皇帝、眼界不高、謀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國是他自己的,總談不上自己出賣自己。我們一直推崇的愛國派實力未必弱,被唾棄的投降派聲音未必強;愛國派其實是主戰派,投降派其實是主和派,更大的差異來自意見的不同;愛國派的立場未必是愛國,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賣國;真照愛國派的主張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失與敵手。
之后,此書又對《南京條約》及其后續各種條約的簽訂過程與其后果進行描述,其中有一個令現代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細節。在虎門簽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關稅等條款,并不象歷史書上說的是英國政府強迫訂立的,而是主和的官員自己追著英軍要簽一個對清政府有利的補充協議的結果,自己把英國人本來沒有提出的要求拱手送人,人家當然受之不卻。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例如領事裁判權的問題,他們要求“此后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商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因為“如何處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糾紛而不引發釁端,成為其心頭大患。為了簡單明了且一勞永逸地解決此難題,干脆將對英人的審判權主動拱手予英方。”
而對于三元里抗英斗爭,從書中列舉的材料來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正牌的歷史書上寫著,老百姓是多么的愛國,英勇殺敵。
事實上是,當清軍和英軍在珠江上激戰時,很多老百姓木然的在岸上圍觀。
老百姓和英軍開戰,因為英國人挖了他們祖墳,QJ了他們的女人。
戰果也由擊斃數人,被夸大至數百人,而擊斃的所謂英軍頭目,更是為了邀賞而進行的謊報。而后來的以訛傳訛既是受了當時各級官員出于各種目的謊報的錯誤信息誘導,同時也是后期革命斗爭宣傳實際需要的結果。
歷史的真實就是這么讓人失望的,但這就是歷史。
。。。
讀完《天朝的崩潰》我在想我們和他們有什么不同:
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和今天的中國面臨全球化、地球村的現狀有什么不同?我們引進無數條相似的生產線,和他們照著西洋圖示造炮有什么不同?我們犧牲環境、犧牲信仰發展生產力,和他們主張西學為體、中學沒用有什么不同?我們口口聲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他們按天朝方式辦外交有什么不同?
我在想歷史到底該怎么寫?怎么讀?
作者強調指出,“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于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而一切出于“憤恨”、“不服輸”或其他目的而對歷史進行的“神話”或“鬼話”的實踐,已經超越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只能白白浪費歷史的寶貴財富。
對歷史真相的執著。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可惜49年后中國的歷史學界到今天,才開始多一點客觀地還原歷史真相,而60、70、80,乃至90年代的大眾都被迫長期戴上一副政治正確的眼鏡,取下眼鏡來,竟還覺得眩暈、慌張,對歷史真相,恐怕非有點執著的精神不可。
歷史演變軌跡的呈現。我們從小的歷史課說:人類社會必經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直至共產主義。而真實情況確實:要放寬歷史的視野,大歷史是螺旋形上升的。
:“知識給人以力量,愚昧也給人以力量,有時甚至是更大的力量。”書中作者用黑體字寫到,我也用此來結尾吧!
第三篇:讀天朝的崩潰有感
《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讀書報告 讀完茅海建老師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之后,第一感覺是書寫得很好看,少了歷史專業書的那種枯燥,有一種非一口氣看完就不罷休的沖動!
“天朝”直接指出了清政府的自大,“崩潰”卻正表現出清政府無法避免的滅亡,暗含對于清政府腐敗的諷刺。
書首先對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與英方的實力進行了分析比較,包括兵力、武器、指揮、戰術等諸方面,從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清政府無論從哪方面都弱于實力強大的英軍。
一、清朝的兵力雖在人數上占優勢,但當時的清軍駐防分散,難以集中,調動也很困難,并未建立現代化的成建制軍隊。而且當時的清軍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鴉片泛濫,貪腐嚴重,戰斗力都已經相當弱。而英軍在鴉片戰爭后期人數已經達到兩萬,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軍隊,在大部分戰場,清軍迎戰的兵力僅比對手略多或持平,顯然這樣是無法占據優勢的。
二、從武器上說,清軍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間幾乎沒有技術上的改進,發射的速度、準確性都比對手差。大炮也類似,式樣和當年明軍阻擊后金進攻時的紅衣大炮差不多,鑄造技術也落后,殺傷力小,更加難以置信的是有很多士兵還使用大刀弓箭,這些當然無法和盡力過工業革命的現代化的英軍相比。
三、從戰果上看,英軍每次取勝都只付出極少的代價,損失最大的是在鎮江,也僅僅有三十多人陣亡,而清軍不論人力物力都損失慘重。指揮官中一品大員就死了四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自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戰死,江南陸路提督余步云被斬首。二品大員中也有京口副都統海齡、總兵葛云飛、王錫朋、鄭國鴻等人陣亡,這些都是清朝最能征慣戰的將領。
回顧整場戰爭,戰爭的失敗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我們戰后的反應。統治者繼續沉醉于“天朝”的舊夢;朝臣們只關心自身仕途升遷;士子們依然閉門只讀圣賢書,向往“治齊修平”;思想家囿于資料匱乏,對西方不甚了了,無力開啟民智;“庶民”則依舊忙于各自生計,默默承受著因戰敗而帶來的更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整個“天朝”朱顏未改,依舊沉睡不醒。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列強聯手,八國聯軍進京,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殘酷命運,一步步走向崩潰的邊緣。直至80年后“五.四運動”民主漸開;再至107年之后新中國成立,才徹底擺脫被奴役的命運。
讀完整本書,對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不只是像我們中學歷史書上簡簡單單的幾十頁內容,它包含著中華民族的屈辱,是我們世世代代應該銘記的~
一,我們所經受的歷史知識教育,是如此的匱乏!而因此建立起來的歷史觀,又是如此的片面!我們只知道林則徐、關天培愛國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李鴻章等賣國,是民族敗類。我們常常將愛國者流放、賣國者當道歸結為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事實上,林、關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輩也有其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積弱,而統治階層不識世界形勢且夜郎自大,結果并不是幾個人就能改變的,戰爭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已經決定了。二,鴉片戰爭不久,與我們相似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樣的問題。1853年,美國的軍艦駛入東京灣;第二年,迫于壓力,日本開國,開始與列強
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但是開國之后,西方諸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涌來,刺激了日本統治者和國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奮斗,完成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轉折—從落后的德川幕府時代,進入舉世聞名的明治維新。1894年,經明治維新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日本,氣勢洶洶地打到了“天朝”的門口,效仿諸強,要求割地賠款并享受與列強在華同等的權利。從富國強兵的角度講,日本成功了。他們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崛起,關鍵在于戰后的奮發!兩個處境相似的民族,被迫開國后不同的態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結果,難道不發人深思?
三,以史為鑒,才能面向未來。前提是我們應該知道這“史”的真相!以史為鑒,籍著清醒和正確的認識,總結經驗教訓,而后有所作為,才是必要和必須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關于鴉片戰爭的失敗,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更深層次的真相,一個超越“愛國”和“賣國”簡單道德評判的發人深省的真相。中國必須強大,才能不再遭受屈辱。畢竟,弱肉強食,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落后挨打,仍是當今世界隱而不宣的內在邏輯。正如書中所說: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于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也許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獲。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第四篇:讀《天朝的崩潰》有感
撥開迷霧看歷史------《天朝的崩潰》讀書報告
還原史實
古語有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茅海建先生他的成名作《天朝的崩潰》分析了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原因:不是因為朝廷中投降派當權,也不是因為有漢奸領路,但是中國仍然一敗涂地,根本的原因在于清帝國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到戰術思想、武器裝備的全面落后。
這也許與我們一般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是茅先生用翔實的史料證實了他的觀點。在被說服之余,我不禁深思:為什么我們對于這段歷史有著如此多的誤解?進而疑惑:難道那些為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人物,都如此般嚴重偏離史實么? 歷史教科書一貫被目以統治者宣傳的感覺,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一般的史學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不知不覺便跟隨主流史觀,而忽視了對歷史真相的還原——例如史界一貫認為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曾下令東北軍不得抵抗。而1991年5月28日,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八人訪張學良時問,蔣介石是否下過手諭令張不抵抗,張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我下的指令,與蔣無關。
在并無有力的證據下,此觀點卻被作為蔣的污點被大肆宣傳,深
入人心。雖偶有人質疑,亦旋淹沒于眾口之下。一如于此,琦善,林則徐,關天培等人的面目在久經描畫之下,也趨于兩極:好者極好,惡者極惡。而茅先生此書則如卸妝水般,抹去了遮蓋與歪曲,還原了歷史的真相。研究歷史的真正意義在于發現歷史中的錯誤,在茅先生的書中分析了鴉片戰爭中從高層決策者到底層執行者所犯的錯誤,以及這些錯誤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危害。而且從書中可以看出清帝國對這次把中國帶入世界的戰爭的反應實在是可以用無動于衷來形容。挨打之后,賠款、割地、喪失主權等等。清帝國依然以天朝上國自居,沒有吸取根本的教訓,而且整個帝國社會依然是那種自大自負的心態。其結果當然可以想象,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所以就有后來的一系列的列強侵華戰爭。在這不得不提一下清帝國的老鄰居兼老學生—日本,日本向中國學習了1000多年幾乎完全吸收中國文化,但是在其遭受列強侵犯的時候,整個國家與民族都是與清帝國完全相反的行動,他們開始放棄中國傳統文化,積極吸取歐洲先進文化,整個國家呈現一派向上的景象,就這樣這個一直以來是中國學生的國家反過來趕超老師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而要注意的是鴉片戰爭的發生時間比日本維新要早很多,但當時我們卻什么都沒干,就這樣等著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才有了一段又一段的屈辱史。在這,我不想做什么假設,歷史更不容許假設,我只能說歷史的意義就是告誡后人,警示后人。
啟迪今日
在本書序言中,茅海建先生提到“就一般而言歷史事件隨時光流
逝而意義日漸。鴉片戰爭則不然。”“中國的現代化一日未完成,鴉片戰爭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
書中羅列了清帝國一系列的失誤,最終發現,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失誤,在當時的環境下原來都是情有可原,理所應當愚昧,主和派亦愚昧,皇帝、官員、平民都愚昧,上下一團黑,失敗乃是必然。時至今日,釣魚島問題成為熱點,不少人鼓吹要和日本打一仗,然而正如茅先生所言“對現代化的敵人,只能用現代化的手段來取勝。”也許今天中國在經濟方面已經可以和日本抗衡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自信和豪邁終于讓我們動輒就有底氣喊出對某國“經濟制裁”的豪言壯語了。然而眾所周知,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年間,“單腿走路”的結果就是經濟一枝獨大而其他領域望塵莫及,尤其是文化建設的落后和二次改革的滯后,使得中國目前正陷入了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問題頻出的尷尬境地。而這些,也正在阻礙著中國社會良性發展和進一步的全面現代化。而沒有完全現代化的中國,想要收復失地并戰勝現代化的日本,顯然還不具時機,當然我們也相信中國終將會有這個實力。
如當年的大清一般,中國目前更重要、更緊急的是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收入分配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社會道德文化建設等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再度陷入落后挨打的狀態。最后祝愿我們的國家真的繁榮富強。
第五篇:讀《天朝的崩潰》有感3
讀《天朝的崩潰》有感
201011010107丁力
對于鴉片戰爭,我們一般所了解的不過是教科書上那么兩三頁紙的內容,大致包括禁煙運動、琦善等的賣國活動、關天培等的以身殉國、三元里抗英運動、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標題。《天朝的崩潰》通過詳細的考據,把過去這些標簽還原為一個個分明的細節,使我們有機會跳開所謂的“蓋棺定論”對事件進行重新的審視。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主和派和主戰派并不象我們今天理解的那樣是抗爭和投降的爭議,其實更多是政策上的分歧。當時的“剿”“撫”之爭更多是道德層面的考量,至于雙方實力的評估、情報的收集、技術方面的準備卻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一、主戰的官員是愚昧的:
他們認為“從理性的角度出發,戰爭最主要的制勝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謂‘正心’、‘誠意’可以‘平天下’??英軍的‘船堅炮利’只不過能逞威于海上,而清軍在虎門等處海岸、江岸的接連敗仗,關鍵在于主帥和將士們的膽怯。身心處在中世紀的人們,自然不會從近代軍事技術、戰術、軍隊編制、作戰指導等一系列的變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
于是,在實際政治運做中,理學成為可怕的教條??事實真情,反顯得不那么重要,往往處于從屬的地位。一切決策的依據,似乎不再是事實本身,而是先哲們的教誨。在這種情勢下,掌握事實真情的人們,遠沒有掌握理學真諦的人們有力量,若正面交鋒,必不堪一擊。在當時主“剿”官員的奏議中,我們可處處看到此種“理性”的張揚。所以,失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發生,卻沒有一個人從技術上吸取教訓。
二、主和的官員也愚昧:
《南京條約》就不多說了,敗軍之師本來就沒有多少條件好講。而在虎門簽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關稅等條款,卻并不象歷史書上說的是英國政府強迫訂立的,而是主和的官員自己追著英軍要簽一個對清政府有利的補充協議的結果,自己把英國人本來沒有提出的要求拱手送人,人家當然受之不卻。例如領事裁判權的問題,他們要求“此后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商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因為“如何處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糾紛而不引發釁端,成為其心頭大患。為了簡單明了且一勞永逸地解決此難題,干脆將對英人的審判權主動拱手予英方。”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而對于三元里抗英斗爭,從書中列舉的材料來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斗爭的原因更多是出于保家,而不是衛國,因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在當時還并沒有形成。戰果也由擊斃數人,被夸大至數百人,而擊斃的所謂英軍頭目,更是為了邀賞而進行的謊報。而后來的以訛傳訛既是受了當時各級官員出于各種目的謊報的錯誤信息誘導,同時也是后期革命斗爭宣傳實際需要的結果。
“實現近代化”的理論著實不新,但一百幾十年過去了,遠有 “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近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反動,都是曾得到一定范圍內大多數國人擁護和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我們也還能見到中西文化體用之爭,還能
看見東方即將壓倒西風的狂妄,還能看見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自信,甚至還有建設儒教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鼓吹。作為學術的研究自然有它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作為實踐的指導卻是被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在內的歷史教訓明確指出是死路一條。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書中重申“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是有它現實意義的。吃了幾天飽飯就頌唱太平盛世,忘記曾經的苦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長期用《環球時報》武裝頭腦的民族,只會徒增世人笑柄。犯過錯不要緊,可怕的是犯錯后不思改悔,反而是刻意抹殺。民族的集體記憶里不能總是充斥著權力的扭曲與膨脹,不能總是缺乏自我懺悔、自我反省的意識,歷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轍。記憶過去,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要真正能夠走出歷史陰影,實現社會和解與和諧,要做到的是“不計前嫌”,絕非“不記前嫌”。“不計”是種選擇后的寬恕,“不記”是對歷史的謀殺。“當歷史不再昭示未來時,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書中所作的扎實的努力,是值得關心近代史學科發展的人們真誠的鼓勵的。
感謝《天朝的崩潰》還了歷史一個真相,讓我們感受到演變的軌跡,對這段歷史,它的綜合與解釋理性中含著熱忱痛切,令人悚然心驚。愿寫歷史的人多一些執著,愿讀歷史的人多一些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