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楚辭讀后感

楚辭讀后感

（一）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

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何不餔其槽而歠其離？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見放為？

在湘江江譚邊，漁父遇到了屈原并認出了他是被放逐的三閭大夫，于是，兩人便開始討論深刻的處世之道和人生哲理。《楚辭·漁父》記載的就是漁父和屈原的討論過程。并且由漁夫的談吐舉止可知，他并不是真正的漁父，按文中的話來說是“與世推移”，是一個懂得隨遇而安，樂天知命的隱士形象。他看透了塵世的紛紛擾擾，但決不回避，而是恬然自安，將自我的情操寄托到無盡的大自然中，在隨性自適中保持自我人格的節操。

漁父是作為屈原的對面存在的，面對社會的黑暗、污濁，屈原按文中的話來說是“深思高舉”，則顯得執著，決絕，他始終堅守著人格之高標，追求清白高潔的人格精神，寧愿舍棄生命，也不與污濁的塵世同流合污，雖然理想破滅了，但至死不渝。

司馬遷為人熟悉的大人物，他與屈原也是相反的人。他是用生來創造生命的價值，而屈原是以死來體現生命的意志和尊嚴。

生命的價值不在長度，而在厚度和高度。

漁父提出的問題與談論的人生見地或許是對屈原的試探，或許是一種真誠的勸說，然而屈原的回答卻是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毫不妥協：“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攜與最后“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掛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的悲嘆的回風，一位偉人的光芒便消失在汨羅江邊。

正是屈原這種甘愿清白以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崇高品德堅貞節操連同其不朽詩篇使他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彪炳千古，流芳百世！

楚辭讀后感

（二）五月在過去現在未來都會屬于一個人——屈原。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后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汩羅江而死。

讀著《楚辭》，五月的種子在心中慢慢發芽，我仿佛看到了行吟江畔的詩人目視著滔滔江水，感嘆著人生的無常。也許，對于屈原和宋玉，人生都或如浮萍一般無根無蒂，陌如塵土。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疾苦和自己的生命，到底該選擇哪一個？　以前覺得，屈原死得不值。屈原之死，不能改變楚王的昏庸，奸臣的諂媚，也不能改變楚國被滅亡的命運。秦統一中國是歷史大勢所趨，屈原之死不過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是愚忠，甚至是愚蠢。可是我讀完《九章》，我覺得他的死是應該的，是順理成章的。

一個人經歷了那么多的煎熬，奔波過那么多地方，屈原太孤獨了，太勞累了，又是太渺小了。天地那么大，山原、江水、滔滔洪流、滾滾紅塵，他只是其中的一粒芥子。生與死，對于浩蕩的宇宙來說，實在不算是什么。何況這個世界上，早已找不到一個能了解自己的人了，這樣活著，實在是一種痛苦。

江畔的詩人叩問蒼天，蒼天無語，凝視大地，大地無聲，過盡千帆驚回首，報國無門的詩人只剩下腳邊的落英和盈袖的花香。地老天荒，卻等不來一個王。屈原的生命，()該是一個臻子永恒的過程，因為他在那些落英繽紛的年華里，培育出了千古不滅的故事。朝賜你財物，午賜你宅院，暮賜你美麗的人，說不定何時就想賜你一死。可你忙于政務，又怎能留國王的夸獎是一種帶回鉤的暗器！

你短暫的生命留下的篇章，他們都活了幾千年，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箭的自由就是弓的自由？濤濤滾滾洶涌澎湃，但它淘不盡，淘不盡高尚的靈魂。昂首是春，俯首是秋，如此的氣質，如此的靈魂，剛勁堅毅地挺立在天地之間，留給后世的人們永久的仰望、膜拜。

《楚辭》中我選不出最愛的一段，因為每一段都是那樣的美好。我只愛那美麗的章句，愛那凄美的風格，更愛屈原純潔的心靈。

楚辭讀后感

（三）讀楚辭，最想說的，是《九章》。讀下來才發現，其實是屈原從生到死的心路歷程。

《九章》實在看得我很痛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回風》，大概是里面最重要的五篇東西。

《涉江》里的屈原已經被放逐，沒有了另外兩篇《惜誦》、《思美人》然對楚王念念不忘的“愚忠”之情，他已經明白自己和郢都黨人是不可能和平共處的，他很憤怒，他一面表白自己多么清白高潔，一面痛罵那些小人多么骯臟丑惡。這篇其實是我在《九章》里最喜歡的一篇，它的調子很高，看著很過癮，很解氣，很“憤青”，也沒有接下去幾篇那種幾乎可以讓人心神俱碎的悲哀。那個時候的屈原大概還年輕，還有朝氣，還有幻想，可是看下去才知道，所謂吶喊，也不過就是彷徨的前奏。

《抽思》是彷徨。這時，屈原被放逐得更遠了，他還在念著楚國的臣民，可是更多的卻是一份沉痛。他找不到路，四顧茫茫，沒有人了解他的心思，他回不去郢都，只能盼望著靈魂能夠飛回到故鄉去。教科書上的屈原，是不屈的斗士，是剛直的高士，可是從《九章》里看去，不論哪一篇，我都只能讀出屈原的孤獨，超越一切天地力量的孤獨。

《哀郢》是傷逝。楚國的都城郢都已經被攻陷了，我的戰國史不太好，只是記得楚國并沒有就此亡國，楚王帶著他的臣子跑了，很快又組織了一個新的小朝廷。可是此時貶謫在外地的屈原卻沒有這群“楚跑跑”們的厚臉皮，他寫了《哀郢》，哀郢是心碎，我幾乎不忍卒讀。然而他的第一句詩卻是“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受難的始終是百姓。

最后的一篇是《懷沙》，其實不能用先生的《朝花夕拾》來概括，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宗旨是一樣的，那就是，應該是收拾好一切的時候了。《抽思》、《哀郢》、《悲回風》，這三篇的調子都是很低沉很壓抑的，而且是一篇比一篇壓抑，讓人看得全身不舒服。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并不是《九歌·山鬼》中的那種薄霧冥冥的“鬼氣”，而是一種從心靈的力量，壓制得你透不過氣來。

讀完《九章》，閉上眼睛，就可以看見這樣一副場面。楚地奔流的江水，高聳突兀的巉巖，屈原帶高冠，衣廣袖，一個修長而靜默的背影就那樣立著，舉手投足間只有兩個字：孤獨。試著讀《楚辭》，特別是讀《離騷》、《國殤》、《哀郢》、《卜居》、《漁父》時，心中狂躁不安。《楚辭》猶如疾風暴雨，控訴人間罪惡，特別是屈原的憤世嫉俗，特立獨行都讓人產生緊張與不安。奇崛的語言和瘋狂得失去控制的想象，都讓人情緒不寧。

不管如何，我明白，我現在的心境，需要的是回環往復而不是狂亂無章。這時候的《楚辭》，于我而言大概是一劑良藥，多服為宜！

第二篇：楚辭

《楚辭》讀后感

五月在過去現在未來都會屬于一個人——屈原。讀著《楚辭》，五月的種子在心中慢慢發芽，我仿佛看到了行吟江畔的詩人目視著滔滔江水，感嘆著人生的無常。也許，對于屈原和宋玉，人生都或如浮萍一般無根無蒂，陌如塵上。江南塞北的春光，海角天涯的風塵，白雪紅梅的清韻，湖綠江南的水波，在作者筆下仿佛都代做了富于情感的形象，體味著作者的悲傷，撫慰著枯槁的身軀。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疾苦和自己的生命，到底該選擇哪一個?!江畔的詩人叩問蒼天，蒼天無語；凝視大地，大地無聲！過盡千帆驚回首，報國無門的詩人只剩下腳邊的落英和盈袖的花香。地老天荒，卻等不來一個王。屈原的生命，該是一個瑧子永恒的過程，因為他在那些落英繽紛的年華里，培育出了千古不滅的故事。朝賜你財物，午賜你宅院，暮賜你美酒的人，說不定何時就想需賜你一死。可你忙于政務，又怎能留心國王的夸獎是一種帶回鉤的暗器！你短暫的生命留下的篇章，他們都活了幾千年，我是不是可以認為，箭的自由就是弓的自由？濤濤汨羅澄白如練，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都等待著被江水被時間洗滌，歷史的長河，波濤滾滾洶涌澎湃，但它淘不盡，淘不盡高尚的靈魂。昂首是春，俯首是秋，如此的氣質，}如此的靈魂，剛勁堅毅地挺立在天地之間，留給后世的人們永久的仰望，膜拜。

我喜歡《楚辭》浪漫的氣質，雄奇的想象，奇崛的語言，屈原高冠長劍、寬袍大袖，為民請命，為民離騷的形象是我心中最大的向往；《山鬼》等作品則充滿鬼怪精靈之氣，靈秀無限，美人獨立山間幽會情人的浪漫和野性氣質，在心頭永遠揮之不去；《湘君》和《湘夫人》之間渺杳綽約的愛情。。《楚辭》中的香草美人，主人公含英咀華，披蘭草食靈芝的比喻，騎怪獸駕異鳥，憑空飛行的姿態，奇崛的行為，都是我心頭最大的夢想。我想《楚辭》浪漫的氣質已經根植到我的靈魂中了，沒有辦法不無時無刻不去凸現，在我的文章中，言談舉止中，我的血液氣質中。

試著讀《楚辭》，特別是讀《離騷》、《國殤》、《哀郢》、《卜居》、《漁父》時，心卻狂燥無限，郁悶不安。再細想想，原來兩者發抒的感情不一樣啊。盡管可能對同樣的事物不滿，《詩經》緩緩道來，一唱三嘆，回環往復的緩緩發抒，告訴讀著詩經的人人間的美好、善良、罪惡和不平。《楚辭》則猶如疾風暴雨，控訴人間罪惡，特別是屈原的憤世嫉俗，特立獨行都讓人產生緊張與不安。奇崛的語言和瘋狂得失去控制的想象，都讓人情緒不寧。

——12062210 胡穎

第三篇：楚辭

讀湯炳正先生之《楚辭成書之探索》及《四庫全書·楚

辭章句提要》札記

一、“楚辭”之名

楚辭之名歷來就飽有爭議，根據崔富章的《楚辭書目五種續編》：“‘楚辭’一名，含義有二：一為繼‘詩三百’而起，發源于楚國之新體詩，二為總集之名，即書名。”

（一）、一種特定的文體

金開誠《屈原辭研究》：“‘楚辭’之名之由來，即是對歷史上某一特定地區（楚）的某種特定詩體（辭）的稱呼。”此即是從楚地的地域文化出發，認為“楚辭”是楚人的詩歌。

愚案：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關于“辭”與“賦”之區別，金開誠先生認為：“‘楚辭’即漢時人所稱之為‘辭’??‘賦’屬于文的范疇，‘辭’屬于抒情詩的范疇。”

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詩體》云：“屈、宋以下，效楚辭體者，皆謂之‘楚辭’。”明代唐樞《重刻楚辭序》：“‘楚辭’者，風雅之變也，其源昉出于屈子。厥后作者繼起，咸祖其詞，而皆楚聲，故俱謂之‘楚辭’。”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屈平后出，本《詩》義以為《騷》，該兼六義，而賦之義居多。厥后，宋玉繼作，并號‘楚辭’，自是辭賦之家皆祖此體。”此三家皆從文體之角度出發，而得‘楚辭’之義。而全面闡述“楚辭”是一種地域文化的代表的應該是宋人黃伯思，他指出：“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辭、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湘、沅、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故以楚名之。”

（二）、總集之名，即書名

“楚辭”一詞的連用，最早見于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文中以《春秋》與《楚辭》對舉，當是專著矣。此后，班固《漢書》之中多次出現“楚辭”連用，殆已是專用名詞。故“楚辭”作為總集之名，當在西漢中期左右。《漢書·地理志下》：“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又《漢書·淮南王列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可見，當時劉安養士數千，對屈原賦或楚辭深有研究，且武帝亦有耳聞，不然何以使劉安特為《離騷傳》？而揣班固《漢書·地理志下》之文辭，武帝之時，屈宋等人的作品似已裒集成著，故能“世傳‘楚辭’”。案湯先生所劃分的楚辭五組之第二組為淮南小山或為淮南王所集，或名曰《楚辭》，據馬遷及班固所言，斯為明證矣。

二、《楚辭》的流傳

《楚辭》既然在西漢中后期就已經裒為一集，別本單行，那么為何《漢書藝文志》之中卻沒有著錄？或云劉向《七略》成書在前，《楚辭》成集在后，而班固寫成《漢書藝文志》之時，《楚辭》固已成書，班氏因《七略》體例“分載甚明，不煩復列總集”（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

據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逮至劉向，點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余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案《隋書經籍志》：“《楚辭》十二卷，并目錄，后漢校書郎王逸注。”《舊唐書·經籍志》：“《楚辭》，十六卷王逸注”《新唐書·藝文志》：“王逸注《楚辭》，十六卷。”既然王逸于其序中明言有“十六卷章句”，《隋書經籍志》卻言只有“十二卷”，殆隋人與漢時分卷不一，或隋人之誤歟？《舊唐書》《新唐書》之撰者又改正為“十六卷”，或時人益之為“十六卷”？不可知矣。

又，案《宋史·藝文志》：“奏議《楚辭》十六卷屈原等撰；洪興祖《補注楚辭》十七卷；《楚辭》十七卷后漢王逸章句。”較之《新·舊唐書》，又增一卷，而所言“奏議《楚辭》十六卷屈原等撰”殊與劉向、王逸同。

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楚辭》十七卷，后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與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十五卷，闕而不能說，至逸自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傷悼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此言與王逸殊異，王逸自言為“十六卷章句”，并未說自續《九思》一篇以附篇末。案《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所著錄之《楚辭》的篇卷之變化，竊以為王逸之《九思》或為唐宋時人附益為之，故至《宋史藝文志》，《楚辭》得為十七卷矣。

第四篇：楚辭

《楚辭》是中國漢族文學史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和騷體類文章的總集。[1]“楚辭”的名稱，西漢初期已有之，至劉向乃編輯成集。東漢王逸作章句。原收戰國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辭賦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襲屈賦的形式。以其運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帶[1]）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和風土物產等，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2] 《楚辭》經歷了屈原的作品始創、屈后仿作、漢初搜集、至劉向輯錄等歷程。成書時間應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間。劉向《楚辭》原書早亡，后人只能間接通過被認為保留最完整的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原書亦佚）、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楚辭章句》的補充）追溯、揣測原貌。

作為繼《詩經》以后，對中國文學最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2]，《楚辭》對整個中國文化系統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特別是文學方面，它開創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詩篇，令后世因稱此種文體為“楚辭體”、騷體。[1-2]而四大體裁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3] 對《楚辭》（楚辭）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學科，今稱為“楚辭學”。其上迄漢代，宋代大興，近現代更成為中國古典文化殿堂之顯學。而《楚辭》早在盛唐時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華文化圈”，16世紀之后，更流入歐洲；至19世紀，引起歐美各國廣泛關注，各種語言的譯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現。在國際漢學界，楚辭一直是研究熱點之一。[2][4-5] 目錄

1內容梗概 2篇章目錄 3結集情況 背景 搜集 輯錄 蠡測

4版本紹介 古版流傳 今本讀物 專業版本 5文學貢獻 騷體 賦體 詩歌 散文 戲劇 小說

6傳播影響 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瑞典 美國 7輯錄作者 輯錄 作者

1內容梗概

古籍局部[6] 《楚辭》是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及浪漫主義文學源頭。“楚辭”之名首見于《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后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匯編成集，計十六篇，定名為《楚辭》。是為總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別是：《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這個十七篇的篇章結構，遂成為后世通行本。[1-2] 《楚辭》運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帶）的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余論》）。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襲屈賦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與《詩經》古樸的四言體詩相比，楚辭的句式較活潑，句中有時使用楚國方言，在節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更適合表現豐富復雜的思想感情。[1] 2篇章目錄

劉向輯錄的《楚辭》只有16卷，16篇；但傳世通行本《楚辭》多是17卷，17篇，這是據《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辭章句》而來，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劉向《楚辭》、王逸《楚辭章句》原書早已毋見，至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篇章內容上承《楚辭章句》，通常被認為較保持原貌，因此，現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結構，基本依以《楚辭章句》為祖的《楚辭補注》等為據。通行本《楚辭》篇章結構 編目數量 詳細題目 作者

作品著作歸屬之歧說備注（僅列部分觀點）離騷（1篇）離騷 屈原

胡適《讀楚辭》認為屈原為傳說[7]，何天行《楚辭作于漢代考》、朱東潤《離騷以外的“屈賦”》等，幾全否定屈原存在或其著作權[3][8] 九歌（11篇）東皇太一 屈原

游國恩《屈原》認為“九歌”（全文）民間口頭創作，屈原改寫；許篤仁《楚辭識疑》“九歌（全文），系司馬相如等作品”。[9]

云中君 屈原

湘君 屈原

陳子展《楚辭直解》認為《湘君》與《湘夫人》應合一[10]

湘夫人 屈原

大司命 屈原

陳子展《楚辭直解》認為《大司命》與《少司命》應合為一[10]

少司命 屈原

東君 屈原

河伯 屈原

山鬼 屈原

國殤 屈原

禮魂 屈原

梁啟超《屈原研究》認為“禮魂”偽作，應是《九歌》之亂辭[11] 天問（1篇）天問 屈原

九章（9篇）惜誦 屈原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認為“偽作嫌疑”[12] 涉江 屈原

哀郢 屈原

抽思 屈原

懷沙 屈原

思美人 屈原

洪興祖斷偽作[13]，《中國詩史》疑偽作[12]

惜往日 屈原

洪興祖斷偽作[13]，《中國詩史》認為“偽作嫌疑”，[12]吳汝綸疑為偽作，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斷偽作[13] 橘頌 屈原

洪興祖斷偽作[13]聞一多《論九章》，認為偽作[12]

悲回風 屈原

洪興祖斷偽作[13]《中國詩史》認為是“偽作嫌疑”[12] 遠游（1篇）遠游 屈原

陸侃如、游國恩、茅盾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認為非屈原作[14] 卜居（1篇）卜居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學史》、茅盾《楚辭與中國神話》認為偽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認為非屈原作[14] 漁父（1篇）漁父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學史》、茅盾《楚辭與中國神話》認為偽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認為非屈原作[14] 九辯（1篇）九辯 宋玉

招魂（1篇）招魂 一說宋玉

王逸注作者宋玉，明焦竑后一說屈原[16]，現代各襲說法 大招（1篇）大招 一說景差 王逸注“或曰景差”[17]，朱熹《楚辭集注》認為景差，葛立方《韻語陽秋》認為屈原[18]，胡應麟《詩藪》認為唐勒[19]，梁啟超認為偽作 惜誓（1篇）惜誓 一說賈誼 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說賈誼[20] 招隱士（1篇）招隱士 淮南小山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選》認為屈原[21] 七諫（7篇）初放

一說東方朔

王逸注《七諫》作者東方朔。

沈江

一說東方朔

怨世

一說東方朔

怨思

一說東方朔

自悲

一說東方朔

哀命

一說東方朔

謬諫

一說東方朔

哀時命（1篇）哀時命 嚴忌 即莊忌，本姓莊，東漢時因避明帝劉莊諱，改為嚴[20][22] 九懷（9篇）匡機 一說王褒

通路 一說王褒

危俊 一說王褒

昭世 一說王褒

尊嘉 一說王褒

蓄英 一說王褒

思忠 一說王褒

陶壅 一說王褒

株昭 一說王褒

九嘆（9篇）逢紛 劉向

離世 劉向

怨思 劉向

遠逝 劉向

惜賢 劉向

憂苦 劉向

愍命 劉向

思古 劉向

遠游 劉向

九思（1篇）九思 王逸

洪興祖《楚辭補注》“恐其（王逸）子延壽之徒為之爾”[23] 注1：本表據《辭海》[2][21][24-29]及《楚辭章句疏證》[30]國學網[17]，一些參考附文注。注2：幾乎每篇作品歸屬權都曾有歧說，表中僅列部分有代表性觀點。3結集情況

屈原開創“楚辭”創作，先秦“楚辭”的流傳，至漢初的搜集、西漢末劉向最終將輯錄成《楚辭》，經歷了一段比較漫長的過程。而這個結集過程，向來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蠡測。背景

“天問”書影[31] 劉向的《楚辭》是“楚辭”的結集，這一點并無疑義；“楚辭”作為戰國時期在中國南方楚國地區出現的一種新型詩體，也是公認的；則楚辭自然是先于《楚辭》存在。最早出現楚辭的記載，是《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32]這是楚辭最早見諸文獻的記載。大意約為朱買臣由于喜歡讀《春秋》、言楚辭，獲得漢武帝的召見并得以升遷。

1977年發掘的安徽阜陽漢代汝陰侯夏侯灶墓遺址中，發現過兩片《楚辭》殘簡，一為《離騷》，一為《涉江》，墓主在世時間距屈原之死約百余年，這是有實物證據的最早《楚辭》文本。（注：湯炳正曾據此實物，更加有力的批駁胡適等“屈原是傳說”論，并形成確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辭”情況，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33]，班固《離騷》贊序稱：“屈死之后，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悲悼，故傳于世。”[17]兩則記載同樣說明，秦滅六國，火焚書，但“楚辭”終究還是流傳下來。[3] 搜集

漢初，開始有了楚辭的搜集，《漢書·地理志》載：“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34]大意簡述了“楚辭”的由來；顯示出高層對“楚辭”的推崇，甚至嚴助（注：即莊助，避漢明帝諱，其子莊忌，一說為《楚辭》“哀時命”作者）、朱買臣因之“顯貴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當時“楚辭”的兩個搜集群體：其一是吳王劉濞及其招納的“娛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劉安及門下士人。據《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35]淮南王劉安甚至還受命創作《離騷傳》。但《離騷傳》的內容，除了班固《離騷敘》所引幾句，余皆失傳，不知其詳。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成帝使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劉向搜尋輯錄天下遺書，《漢書》卷十·成帝紀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36]大意是，劉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開始奉命搜尋天下遺書。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辭”作品。輯錄

《漢書·地理志》所透露出來的漢初兩個群體劉濞、劉安因“謀亂”，次第滅亡，時間遠早于劉向的領銜集書。劉向集書性質屬于最高權力的官方征集，應該有來自前兩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辭”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體數量及內容則無考。劉向《楚辭》的具體結集時間，也未有明確記載，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據出具體輯錄成書時間，但普遍未獲認可。

按劉向受命搜書時間公元前26年，劉向去世時間為公元前6年[29]。則可以推出最早輯錄“楚辭”的劉向《楚辭》，時間應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這20年之間——這是較為穩妥的說法。這期間，劉向將宮中堆積如山的圖籍典冊以及各地獻上的遺書分別校讎繕寫。每一部書整理完畢，劉向便寫出《敘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楚辭”的整理、結集工作也就在這期間得以完成。[3][23] 由于劉向《楚辭》早佚，并未能確知其篇章卷數，從被認為是保存較完好的《楚辭章句》及通行版本看，應是16卷16篇，據王逸在《楚辭章句·敘》中說，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辭章句》正文在《大招》處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則26篇[30]），“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即是說，劉向《楚辭》一開始只有十六篇。[3][23][29]現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補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2] 蠡測

《屈賦新探》封面[37] 關于成書過程，歷來說法眾多，較有代表性的是湯炳正的蠡測。20世紀60年代，湯炳正依據《楚辭釋文》的目錄篇次，在其著作《屈賦新探》的《〈楚辭〉成書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個階段論：第一個階段，只有屈原《離騷》、宋玉《九辯》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時間，當在先秦。其纂輯者或即為宋玉[38]。第二個階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礎上增加《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隱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時間，當在西漢武帝時。增纂者為淮南王賓客淮南小山輩，或即為淮南王劉安本人[39]。第三個階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礎上增加《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四篇，凡十三卷。增輯的時間，當西漢元、成之世。增輯者即為劉向[40]。第四個階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礎上增益《哀時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輯時期當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輯者不是一人一時，而是在較長的時間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輯起來的，增輯者已不可考[41]。第五個階段，“就是后世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辭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敘及注文，乃后人所為”[42]。

湯炳正的結論，曾獲不少學者支持，并一段時間內屢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論基礎僅僅是五代王勉《楚辭釋文》的目錄篇次，有孤證之嫌，而即使是《楚辭釋文》的目錄，也并非絕對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種猜測。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辭海》皆只言“劉向乃編輯成集，原收戰國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辭賦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2] 4版本紹介

《楚辭》的版本系統是比較復雜的，由于其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社會的獨特地位，使其從輯錄之前到流傳過程，幾乎每一個環節、細節都產生或曾經產生不同的歧說——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濫情況下，甚至連屈原的存在與否，也曾引起爭議，亦有全盤否認《楚辭》有先秦作品的。古版流傳

古籍內頁[6] 劉向《楚辭》的原貌早已不見，但約100多年后成書的王逸《楚辭章句》，一直公認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辭》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為劉安的《離騷傳》，劉向、揚雄作的《天問》注解，東漢的班固、賈逵作的《離騷章句》，都只是“楚辭”或《楚辭》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幾乎僅能憑借王逸《楚辭章句》為主，了解劉向的《楚辭》。[23] 王逸《楚辭章句》上承劉向《楚辭》，但它原版早亡，現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中復宋本十七卷，上海圖書館藏；1571年（明隆慶五年辛未）豫章王孫用晦夫容館復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辭疑字直音補》一卷，上海圖書館藏；1586年（明萬歷十四年丙戌）馮紹祖校勘本；等。此外，繼承王逸《楚辭章句》最受重視的版本是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然而，按王逸《楚辭章句》“自序”，劉向的《楚辭》應為十六卷，而現見版本的《楚辭章句》，卻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懷疑其作真偽者。王興祖《楚辭補注》則認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應自為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為之爾”。[23][43] 洪興祖的《楚辭補注》的，本旨是補王逸《楚辭章句》之未備，故取名“補注”，是公認較為全面保留《楚辭章句》、乃至上接劉向《楚辭》的著作。在《楚辭》早佚，《楚辭章句》原貌不見得情況下，《楚辭補注》遂成為最主要的追溯《楚辭》的版本。該書同樣十七卷，在承襲《楚辭章句》內容上，作進一步《楚辭》的補注及闡發等，客觀上也留住了已經失傳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時代的遺說。[11] 《楚辭補注》版本較多，主要有：明復刻宋本，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中汲古閣重刊宋本，北京圖書館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清文津閣、文瀾閣《四庫全書》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陰軒叢書》仿汲古閣本，等。[11] 今本讀物

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楚辭》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殿堂中的一門顯赫之學。如果打算從一般的角度，對現存的楚辭作品進行閱讀的話，可以參考如下一批由現代學者撰寫的讀本、文獻資料。[44-45]

《楚辭今注》封面[46] 《楚辭入門》，梅桐生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對楚辭研究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淺出，體系完整。《楚辭全譯》，黃壽祺、梅桐生合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錄了王逸《楚辭章句》和朱熹《楚辭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辭注釋本；該書每篇均有詳細的題解，通俗性、學術性兼備。《楚辭今注》，湯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一種，每篇均有題解，注釋簡明。《楚辭今繹講錄》，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譽為現代楚辭學大師，是現代楚辭學研究專家中著述最豐者。此書共分12講，觀點明確，篇幅不大，簡明扼要。《楚辭書目五種》，姜亮夫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書分為5部分，即楚辭書目提要、楚辭圖譜提要、紹騷隅錄、楚辭札記目錄、楚辭論文目錄，是一部反映自漢以來各代學者研究考訂楚辭成就的目錄學著作。《楚辭書目五種續編》，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為姜亮夫的學生，是前書的續編。

《屈原賦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訂本；該書對屈原的全部作品進行了校注，共計25篇，是當代《楚辭》注本中的權威性讀本。《屈原賦今譯》，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特點是由當代著名詩人來翻譯古代名作，是現代影響最為廣泛的譯文。《屈原賦今譯》，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該書依照《屈原賦校注》的篇目，譯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譯法十分獨特。《屈原集校注》，金開誠等著，中華書局1996年版；該書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一種，吸收了大量現有成果，考證精當。專業版本

1979年，楚辭學泰斗姜亮夫接受國家教育部的指示，為挑選出來的全國重點大學講師（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員進行專門的楚辭學開班培訓。姜亮夫特為進修班開出必備的14部楚辭文獻。[9]這14部專業文獻分別是： 王逸的《楚辭章句》（夾附在洪興祖《楚辭補注》里）；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朱熹的《楚辭集注》；王夫之《楚辭通釋》；黃文煥的《楚辭聽直》；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戴震的《屈原賦注》；王闿運的《楚辭釋》；陳本禮的《屈辭精義》；朱駿聲的《離騷補注》；龔景瀚的《離騷箋》；劉夢鵬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騷指掌》；馬其昶的《屈賦微》。[47] 此外，還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辭書目五種》。他特別指出，這14部是一些派別、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貨色”，“而第一流的貨色奇缺”。[47]（注：必備文獻目及簡介，見下圖“姜亮夫推薦文獻1-3”，百科編輯者制圖參考自[47]）

姜亮夫推薦文獻3[47]

姜亮夫推薦文獻2[47]

姜亮夫推薦文獻1[47] 5文學貢獻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幾乎每個文學領域，各個不同的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48]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后代的作家們。”[48-49] 騷體

范增《離騷圖》[50] 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它們有二個共同特點：其一是以《楚辭》中作品為模擬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運用；后者構成了騷賦有別于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漢武《秋風辭》等帝王作品，以至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楚辭》的繼承者。[48]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賦言，可說都遠襲楚辭”。[51]唐崇詩，文壇中心在詩，但韓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為代表的騷體作家，在中晚唐復興。[48]宋至清，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第三部《紹騷偶錄》，這一時期作騷體作品有50人，約110題，共計作品300余篇。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辭》。[48] 賦體

賦體文學出于“楚辭”。這里的“楚辭”指屈原開創的文學形式，包括《楚辭》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進入《楚辭》的楚辭體作品。賦體的形成前人有多說，從大的方面，它與《詩經》傳統、戰國諸子文風、縱橫家排比論辯的氣勢不無關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則是“楚辭”。從句型上看，賦體文有的全部或大部運用騷體句，如枚乘《七發》等；有的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如之后宋代蘇軾《前赤壁賦》等。從題材上和描寫手法看，賦體文的主要題材是約定俗成的，構思方法有規可循，這種類型化傾向來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辭》提供最典麗優雅的榜樣。[48]后世賦便多仿而作，劉熙載《藝概》說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出于《遠游》，曹植《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說《遠游》是《大人賦》的初稿，張衡的《思玄賦》簡直是《離騷》的翻版。[52]這些說法雖不盡然，但可見《楚辭》對賦體的貢獻。[48][53] 詩歌

《楚辭》是公認的與《詩經》并峙的一座詩的豐碑，它創造了新的詩體，對詩歌對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辭》開創性地打破了《詩經》四言為主，重章疊韻的體式；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如招隱詩、游仙詩等便是直接從《楚辭》孕育出來的，政治詠懷詩等，受《楚辭》的影響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今人視為“浪漫主義”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啟發，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得滋養，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龔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種浪漫主義詩風的體現。[48][53] 散文

散文是與韻文相對的，《楚辭》雖然是韻文，但它對散文的作用也很明顯。首先，它具備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長短不齊，有散文化傾向；如它結構抒發胸臆，辭章安排與散文通；如內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論說也可質疑，與散文相接等。因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其次，它開創的寫法如問對及謀篇構思的方法，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漁父》都是一問一答，活潑有趣，后世類似文章連綿不絕，因此《文選》專門設“對問”、“設論”這類文體，《文心雕龍》也歸入雜文。從東方朔的《答客難》到柳宗元的《愚溪對》無不從這種思路來。孫綜在《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評“屈子澤畔行吟，柳州愚溪對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騷體句入散文。在散文體中插入騷體句，可以抒懷、可以勵志，猶畫龍點睛，向為文章家習用。[48] 戲劇

臺灣云門舞集演繹“九歌”[54] 戲劇是綜合性的表演藝術，《楚辭》對戲劇的貢獻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戲劇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娛神的歌舞樂章，就其文學的意義說則是先秦一部戲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直言為戲曲“萌芽”：“是則靈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后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55]另一個方面，是《楚辭》中人物在戲劇的表現。其中，僅屈原的事跡，據馬曉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歷代的雜劇、傳奇等有近二十種（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吳弘道、徐應乾、袁晉、汪柱、顧彩、丁澎、李東琪等，鄭瑜《汨沙江》（雜劇）、尤侗《讀離騷》（雜劇）、周樂清《紉蘭佩》（雜劇）、張堅《懷沙記》（傳奇）、胡盍朋《汨羅沙》（傳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辭》故事更是大量劇增，可說《楚辭》已融入戲劇文化中。[48] 小說

相對而言，《楚辭》與小說關系較疏，只是一種文學的交融與滲透。《楚辭》對小說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其一，是想象空間的拓展，如《九歌》對神的思戀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戀的啟發，如《離騷》《遠游》的騰云駕霧之于后世神怪小說的參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說的借鑒作用，等。其

二、題材故事的滲透，如王嘉《拾遺記》卷一十記洞庭山，又如沈亞之《屈原外傳》等，都將屈原入小說并神化。而關于屈原的傳說故事，更是于今不絕。[48]乃至“戲說”成風。6傳播影響

楚辭海外資料篇[56] 《楚辭》較早就流傳海外，特別是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儒學—中華文化圈”。至1581年（萬歷九年），利瑪竇來華，東方文明遂遠播重洋，《楚辭》逐漸進入西方人的視野，1840年鴉片戰爭后，歐美世界開始廣泛注意《楚辭》。據粗略統計，17至18世紀由傳教士以拉丁文翻譯的中國典籍達數百種，其中包括《楚辭》。迄20世紀中，相繼出現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辭，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譯，其中以《離騷》為最多，甚至同一語種有不止一個譯本。[5][57]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辭研究集成：楚辭資料海外編》中，便選編較有代表性的日本、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辭的專著和論文20種，且僅僅為“一小部分”。[58]簡要介紹如下： 日本

《楚辭》傳至外國，最早是在日本。[5]《楚辭》傳入日本的下限時間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記》等古老的日本史書中就出現了收在《楚辭》中的《漁父》的辭句，《日本書紀》中又有《河伯》的辭句，《萬葉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亂辭。之后，日本人進行了翻譯解說，即和訓本。比較早的是秦鼎的《楚辭燈校讀》、龜井昭陽的《楚辭玦》等，之后一直不絕。西村碩園的《屈原賦說》，從規模和深度上看為最具價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辭學研究的權威性著作。翻譯本還有鈴木虎雄的譯本等。20世紀，日本的楚辭學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出版有專著30種左右，論文約300篇。注釋本主要有青木正兒的《新釋楚辭》等。專門研究的著作有橋川時雄《楚辭》、藤野巖友《巫系文學論》等。[59] 英國

翟理思（Herbert A.Giles）從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選珍》以及《儒家學派及其反對派》中，選譯了《卜居》《漁父》和《九歌》中的《山鬼》《東皇太一》《云中君》《國殤》《禮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一節“楚辭”，被英國多所高校的東方語言文學系作為教材。阿瑟韋利（Arthur D.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與《離騷》在內的《中國詩選》（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國殤》，與前譯作一起收入《漢詩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書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譯成多個語種，受到了英國乃至歐洲社會的熱捧。之后，阿瑟韋利又英譯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個人楚辭研究專著《九歌：古代中國的薩滿》（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mism in Ancient China）。[57] 法國

1870年，德埃爾韋.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譯包括《離騷》在內的中國古典詩歌及《今古奇觀》。為了介紹屈原其人，德埃爾韋還將《史記.屈原列傳》的法譯本作為參考文獻附于《離騷》之后。1895年，英國漢學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將其文轉譯為《離騷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語世界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其后，對《離騷》進行翻譯的還有法國詩人埃米樂.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樂法譯《離騷》，與《詩經》《樂府》等一并輯錄于《中國詩歌》中，該書于巴黎出版，但謬誤頗多，多處篡改了文義。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對《史記》前41章的翻譯。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種資料”注解《史記》，其中涉及楚辭學內容的是對《楚世家》的解釋。之后，沙畹還完成了《天問》的翻譯。[57] 德國

1972年，毛澤東贈送田中角榮《楚辭集注》[60] 1815年，歌德曾積極嘗試翻譯《離騷》，雖未有結果卻開創了德譯楚辭的先河。1852年，奧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維也納皇家科學院報告》上發表了《﹤離騷﹥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紀中國詩二首》，全文使用德語對《離騷》《九歌》進行了翻譯。1887年，旨在“研究和傳授中國文化知識”的東方語言學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開設的課程便包括楚辭的講授。1902年，顧路柏（Wilhelm Grube）編寫《中國文學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該書其中先秦文學主講儒道思想作品與《楚辭》。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寫作《屈原所著天問之研究》《中國藝術史上最古之證件》，1931年，又與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問——中國藝術史上最古老的文獻》。何可思后以《招魂》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又英譯、注《大招》，以紀念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譯《大司命》與《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繼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辭為題進行博士論文寫作的德國漢學家。1928年，他在《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支會學刊》第59期上發表《屈原的遠游》《屈原生平及詩作》二文，英譯了《東皇太一》《山鬼》《惜誦》《卜居》《漁父》及《天問》前十二行詩句并作研究探討，之后陸續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譯。[57] 瑞典

學術淵源師承于沙畹的高本漢（Berhard Karlgren）漢學功底扎實，掌握古籍考證和辨偽知識。他曾將先秦古籍劃分為兩大部類：體系化和非體系化，前者包括《尚書》《周禮》等儒家經典，而后者包括了《莊子》《離騷》《天問》《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國的傳說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與《周代中國的一些犧牲》中引用了《九歌》，對中國古代儀式作了闡發。[5][57] 美國

1923 年，英美兩國同時出版《郊廟歌辭及其他》收錄韋利英譯《離騷》和《九辯》，第一次在新大陸引

入“楚辭”。1932年，美國溫納爾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編纂《中國神話辭典》，收錄了《楚辭》中的瀟湘二妃的傳說。1938年，嘉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國圖書館中有關西方漢學研究書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鴉片戰爭以后歐洲學者研習楚辭的一些重要著作，為歐美楚辭學習者查閱相關資料提供了有效捷徑。1947 年，紐約約翰戴書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譯編的《白馬集》。其中收錄《九歌》《九章》和《離騷》等篇目，更為廣泛的譯介了楚辭篇目。[57-58] 7輯錄作者

按通行本《楚辭》內容及篇章結構等，編輯輯錄者為劉向《楚辭》（最初輯[2]）、王逸《楚辭章句》（現最完整本[1-2]），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等。[2] 輯錄

劉向

劉向（約前77—前6），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蘇沛縣）人。漢皇族楚元王四世孫。治《春秋谷梁傳》，亦好《左氏傳》。曾任諫大夫、宗正等。用陰陽災異附會時政，屢次上書劾奏宦官、外戚專權。成帝時，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曾校閱群書，撰成《別錄》，為中國目錄學之祖。又編有《楚辭》。所作辭賦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嘆》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劉中壘集》。另有《洪范五行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今存。又有《五經通義》，已佚，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存一卷。[29] 王逸

王逸，東漢文學家。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安帝時為校書郎，順帝時官侍中。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頗為后世學者所重視。作有賦、誄、書、論等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辭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王叔師集》。[28] 作者

屈原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戰國楚國詩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國貴族。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后遭到貴族子蘭、靳尚等人的排擠而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國政治更加腐敗，首首都郢也被秦兵攻破，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汩羅江而死。所作《離騷》《九章》《九歌》等。其中《離騷》等更具有宏大篇制，與《詩經》形成顯著區別，對后世影響很大。其傳世作品，都保留在劉向輯集的《楚辭》中。又《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篇，其書久佚，篇目與楚辭有無出入，已不可詳考。[27] 宋玉

戰國辭賦家，后于屈原。東漢王逸說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據。曾事頃襄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賦十六篇，皆多亡佚。《隋書·經籍志》著錄《宋玉集》三卷，已失傳。作品以《九辯》最為著名。篇中敘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傷，流露出抑郁不滿的情緒。其余皆有爭議。《招魂》一篇，王逸《楚辭章句》以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學者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贊語，認為是屈原作品；其他見于《文選》的《風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24] 淮南小山

西漢淮南王劉安一部分門客的統稱。他們的作品有《招隱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辭章句》中，王逸說是閔傷屈原而作。但《文選》則題劉安作。又樂府《淮南王辭》，晉崔豹《古今注》、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也都說是淮南小山所作。[21] 東方朔

東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漢文學家，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德州陵縣東北，一說今山東惠民東）人。武帝時，為太中大夫。性詼諧滑稽。曾以辭賦諫武帝戒驕奢，又稱農戰強國之策，然終不為用。辭賦以《答客難》《非有先生論》又名。《漢書·藝文志》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今佚。《神異記》《海內十洲記》等書皆為托其名而作。后世傳說很多，多非信史。[26] 嚴忌

西漢辭賦家。本姓莊，東漢時因避明帝劉莊諱，改為嚴。會籍吳（今江蘇蘇州）人。好辭賦，為梁孝王門客。有辭賦二十四篇，僅存《哀時命》一篇，為哀傷屈原之作，見于《楚辭章句》。[22] 景差

戰國楚辭賦家。后于屈原，與宋玉同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未錄景差賦。《楚辭》所收《大招》，王逸注稱“或曰景差”作。[61] 賈誼

賈誼（前200－前168），西漢政論家、文學家。洛陽人（今屬河南），時稱賈生。少有博學能文之譽，文帝初召為博士。不久遷太中大夫，好議國家大事，為大臣周勃、灌嬰等排擠，貶為長沙王太傅。后為梁懷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評時政。建議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削弱諸侯王勢力，鞏固中央集權；主張重農抑商，“驅民而歸之農”；并力主抗擊匈奴的攻略。在貶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亦已自諭”。在長沙三年，又作《鵩鳥賦》，自傷不遇。所著政論有《陳政事疏》《過秦論》等，為西漢鴻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賈長沙集》。另傳有《新書》十卷。今人所輯《賈誼集》，包括《新書》十卷。[62] 王褒

西漢辭賦家。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為諫議大夫。以辭賦著稱，其《洞簫賦》為最早的專門描寫樂器與音樂之作，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王諫議集》。[25]

第五篇：楚辭寫法

楚辭體詩的句式與語言

楚辭體詩的句式，是在《詩經》體詩句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它首先采用四言體句式。例如《天問》、《桔頌》等篇，在四言句式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楚地民歌形式，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句式，而代表楚辭體詩的最基本的句式是六言體。例如《離騷》、《九章〃涉江》等篇。

在六言體句式基礎上，楚辭中還有相當的五言、七言等句式，總之，楚辭體詩在句式上沖破了《詩經》四言體詩的束縛，而代之以六言為基礎，五言、七言等句式，同時句式又參差錯落，更為《詩經》句式來得靈活自由。這對后世五言、七言等句式的形成，對漢賦、唐詩、宋詞的創作，都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楚辭體詩在句法結構上講究對偶，因此有許多對偶工巧的句式，其中可分為言對、事對、雙句對和當句對等幾種形式。

言對，是指對偶句式不用典故，這種對偶句式內容集中，整齊對稱，美觀和諧，例如《離騷》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事對，即對偶句式用典故相對，這種對偶句式增加詩句的含意容量，使詩歌具有含蓄美，例如《九章〃涉江》：接輿髡首含，桑扈裸行。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以上對偶，無論言對、事對，都是上句和下句雙句對偶。

除了雙句對偶，楚辭中還有當句對偶的句子，例如《九歌〃國殤》：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會擊鳴鼓。

楚辭體詩由于是詩人的創作，比起《詩經》來，在語言修辭上，更加注意詞藻的華美，也更富于文采。

楚辭多用重言詞（重疊詞），這在《詩經》中已經普遍運用了，楚辭繼承了這種表現形式，并在摹聲、狀物、繪貌、擬心等方面有了具體的發展。

例如在摹聲中，將“填填”摹擬雷聲；‘“啾啾”摹擬猿聲；“颯颯”摹擬風聲；“蕭蕭”摹擬樹木聲；在狀物中，將“岌岌”形容帽子高高的樣子，“滔滔”形容波浪滾滾的樣子；“鱗鱗”形容魚群游動的樣子；在繪貌中，將“淫淫”描寫人涕淚交流的樣子，“眇眇”描寫極目無視的樣子；在擬心（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時，將“忡忡”形容人心神不安，“忳忳”形容人心情郁悶憂傷等等。

楚辭在語言上的特色，還表現在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土語入詩，屈原作品中用楚方言的有六十九個，如此，既增強了作品的形象性和生動性，又構成了楚辭體詩的地方特色。

楚辭體詩在表現中還運用了許多虛詞，以《離騷》為例，反復使用的虛詞就有“之、乎、也、而、以、其、于、焉、哉”等，這種把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散文語言，吸收到詩里，造成了楚辭體詩的散文化傾向，這對后人的詩文體的形成無疑打下了基礎。

楚辭體詩的語言結構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多用“兮”等語氣詞。

用“兮”字組成詩歌的音節，在屈原作品中占多數，而用法上大致有三種：

（一）、用在兩句間的第一句的末尾，即用在單句上，例如：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用在兩句間的第二句的末尾，即用在雙句上，例如：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鳥鵲，巢堂坊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吾將行兮。

（三）、用在一句的中間，即無論單句、雙句，每句中間都用“兮”字。《九歌》的十一篇詩都是這種用法。例如《九歌〃國殤》：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兮”字在楚辭里的表達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有的地方起著調節節奏的作用，有的地方起著表現情感或造成不同語氣的作用，有的地方起著某種虛詞的作用。

楚辭體詩的結構

楚辭體詩大多是能夠配樂歌唱的，楚辭和音樂的關系正象《詩經》和音樂的關系一樣，是非常密切的。因此，楚辭體詩的結構有鮮明的音樂特色。

一、歌節

楚辭體詩的每首詩都是由若干個歌節組成。歌節是楚辭體詩的最基本的單位，每個歌節大多是四句。例如《離騷》，全篇除了最后一節“亂”辭之外，共由九十二個歌節組成，每個歌節都是四句。

有關楚辭歌節的劃分，一是按內容要求，二是按樂曲的需要。楚辭的歌節雖然有很多變化，但大多數歌節是四句，這和《詩經》以四句為一章節的情形是相似的。

二、“亂”辭

“亂”辭之意，從作品的內容來說，“亂”就是理的意思。“亂”辭在篇章的最后，有概括總結全篇思想內容的作用。從作品的音樂節奏來說，“亂”是終了的樂章，是尾聲。一個樂曲在終了的時候，王音繁會形成樂曲最后一段的高潮。由于“亂”辭在思想內容和音樂節奏上都要達到一篇作品的高潮，因此“亂”辭在表現形式上和前面的歌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亂”辭一般比前面的各個歌節要長，長，便于發揮，有突現高潮的作用。其次，“亂”辭和前面的各個歌節相比，在句法上都有突然的改變，說明在音樂上也必然有節奏的改變，這種節奏的改變也有突現高潮的作用。

在屈原的作品中末尾加“亂”辭的共有六篇，即《離騷》、《招魂》和《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懷沙》。

三、兼用“少歌”、“倡“的形式

“少歌”，從內容看，是一篇中前半部分的小結，也為一篇之中的小高潮，它起到點明前半部分的中心內容。從形式上看，它的節奏與前面的歌節類似，但它的曲調可能帶有過渡性質，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倡”，從內容上看，是調轉筆鋒另寫新意，也就是另行起頭的意思。從音樂的角度說，是另起新調，也就是變換新的曲調的意思。例如《九辛〃抽思》 [（1）——（9）歌節從略] 歌節（10）：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熟無施而有報兮，熟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是兮，并日夜而無正。僑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又（1）——（5）歌節。（亂曰）：……]

體詩結構的復雜

楚辭體詩中結構較復雜的是《招魂》。《招魂》是屈原根據楚國民間巫覡所唱的招魂詞加工而成的，在結構形式比較復雜，也較之獨特。

《招魂》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引言，敘招魂的緣由，因為是敘事，所以中間雜有散行句。第二部分為招魂的正文，又分為丙段。第一“外陳四方之惡”，分東、南、西、北、天上、地下六個方面，分別述說其險惡，警告靈魂，哪個地方不能去。第二“內×楚國之美”，分居處、宴游、飲食、娛樂四個方面，分別敘述楚國的華美，誘導靈魂回到楚國來。第三部分是收束氣×的“亂”辭，總結了全篇用意之所在。這種復雜的體詩結構，說明當時的楚國音樂非常發達，詩歌體裁形式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楚辭體詩的用韻

楚辭體詩的用韻和《詩經》差不多，現就三個方面大致介紹一下。

（一）、從一首詩的用韻情況來看，可分為一韻到底和中間換韻兩類。

一韻到底的如《九歌〃東皇太一》,中間換韻的《九歌〃云中君》,《離騷》“亂”辭以前九十二個歌節，幾乎每個歌節都換韻。

（二）、從用韻的位置來看，可分為句中韻和句尾韻兩種。

句中韻，楚辭和《詩經》一樣，有的詞常在語氣詞的前面，形成句中韻。韻在“兮”字前面的，如《九章〃涉江》等。

句尾韻：句尾韻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句句用韻，例如《九歌〃國殤》前十四句，句句用韻，后四句隔句用韻，隔句用韻是楚辭最常見的韻式，《離騷》、《九章》等都是隔句用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