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基辛格《世界秩序》有感

讀基辛格《世界秩序》有感

孫立標

在閱讀中與智者對話，在思考中和高手過招。

——讀基辛格《世界秩序》有感

新年伊始，總書記向全國人民發表了溫暖而且充滿力量的元旦獻詞，細心的觀眾發現，總書記的書架上有本名為《世界秩序》的書。其實，去年9月22日，習近平在美國西雅圖出席歡迎晚宴并發表演講時，就引用過這本書的內容。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值得總書記研讀、引用并且收藏呢？恰好最近讀了這本書，總的感覺是很有收獲、深受啟發、值得一讀。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相信很多人都對這個名字耳熟能詳，在他的推動下，尼克松總統踏上了前往中國的“破冰之旅”,實現了中美建交，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進而深刻影響了人類歷史和世界格局。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全球視野的戰略高手，在自己90高齡的時候，將自己的畢生智慧和深刻思考，凝結成這本書，它很有可能是基辛格先生的收官之作和告別演說。

這本書圍繞“世界秩序”這個歷史久遠、空間廣闊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通過閱讀我們就會發現，世界那么大，問題這么多，但還是有脈絡可循，未來是可以把握的。

歐洲國家，通過建立均勢避免一個國家占據主導。歐洲各個國家在長期的斗爭、妥協和相互融合的過程中，逐步達成共識，按照均勢建立了一個不太穩固的國際秩序，各個國家按照自己的理念，形成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和勢力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任何試圖打破這種均勢、把自己想法強加到他國頭上的努力均告失敗，包括拿破侖等多位強人，即使一時得逞，也難逃失敗下場。

中國，地處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自古以來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強大的中國，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還體現在文化的教化功能。從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國首都向外輻射開來，所有人類居住的地方，都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根據各個地方對中國典籍和文化制度的熟悉程度不同，被劃分成為開化程度不同的蠻夷。中國燦爛的文化和繁榮的經濟，吸引周邊國家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伊斯蘭世界，憧憬建立一統天下、消除戰亂的政教合一國家，弘揚宗教與擴展版圖一直相伴而行。7世紀以來，阿拉伯帝國等伊斯蘭勢力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廣大地區，不斷征伐與擴張。正當歐洲建立一個基于多國均勢的秩序時，奧斯曼帝國一統中東，并將勢力擴張到中東歐，意圖用自身的優勢統一歐洲。

美國，是一群清教徒在進行“荒野之旅”的過程中，建立的“山巔之城”.基辛格先生用充滿自豪的美式語言，詮釋“要用正義的原則和榜樣的力量激勵整個世界”這個美國價值。美國的世界秩序觀認為自治是前提，和平與均勢是結果，以及自己是歐洲秩序的天然捍衛者。但它又不愿意接受歐洲與自己勢均力敵，希望通過傳播民主原則，在歐洲均勢的基礎實現和平。

上述幾種國際秩序概念中，基辛格先生認為唯有源自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原則，即忠于主權、均勢平等以及通過國際會議解決爭端等內容，為各個國家廣泛接受，涵蓋了所有文化和地區，構成了現在所謂的“國際社會”.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國際秩序并不穩固，并且正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有的挑戰甚至還是打著維護世界秩序的旗號，歐洲、中東、亞洲、美國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當今世界，需要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在歷史上素不相干、沒有共同價值觀、只認自己實力的實體，往往帶來沖突，而不是秩序。未來的國際秩序，要在合法性與權力之間做好平衡，文化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因為文化觀念越一致，達成共識越容易。基辛格先生認為，在未來的國際社會新秩序中，不同社會異彩紛呈的特點要得到尊重，人類與生俱來對自由渴望的做法要得到體現。

這本書的價值在于探尋世界新秩序時，告訴我們中國人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首先，我們大致知道美國意圖建立一種全球性、結構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要在全球范圍內形成超越地區和國家視角的理想秩序觀，也就是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實現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化。其次，需要我們了解那些未知的社會，克服對未知世界的神秘感，認真思考如何將迥異的歷史和價值觀，塑造成一個共同遵守的新秩序。最后，我們要進一步傳承歷史文脈，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在構建國際新秩序中光大中國文化，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孫立標，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府研究室）

第二篇：讀基辛格《論中國》有感

讀基辛格《論中國》有感

（一）換一個視角看中國

吳慶

上周看完了亨利·基辛格的著作《論中國》，有一些感想記錄在這里。必須說一句：這些感想未必和基辛格及其著作有啥關系。

中國為什么沒有“明治維新”?

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中的最大不同，就是佩里將軍帶著美國“黑船”到日本才一次，日本就開始變法維新。僅僅幾十年后，日本就加入了世界列強之列。

中國受到列強沖擊比日本還早幾年。雖然受到列強一次又一次凌辱，也有過變法圖新的主張，但遲遲沒有開始。為什么呢？

我現在提供一個解釋。

日本是一個島國，日本本土歷史上幾乎沒有受到過外來勢力的沖擊。因此，日本民族缺乏應對外來沖擊的經驗。

中華民族就不同了。中國周邊，蠻族林立，歷史上不乏突然崛起的豪強，也不乏周邊豪強導致中土本幫政權更迭的案例。

歷數中國歷史上有七個大的朝代：秦漢唐宋元明清。其中單數的朝代，也就是秦、唐、元、清，是新近來到中原大地的外來民族奪得統治權。雙數的朝代，漢、宋、明，是久居本土的民族從原本外來的民族手中奪回統治權。

中原大地的統治權在外來民族和本土民族之間交替，似乎成為一個規律。上一朝代，如果本土民族丟掉了統治權，下一朝代一定奪回統治權。然后呢，下一朝代再丟掉。這是巧合還是某種未知的規律在起作用，我到現在還不了解。

中華民族不只是在四次朝代更迭當中才受到外來民族的沖擊。翻翻中國歷史，可以說外來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沖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中華民族也積累了豐富的應對外來沖擊的經驗，甚至經歷了多次丟失統治權的考驗，也挺了過來。過來人回頭看，覺得不過如此。

正因為有如此豐富的應對外來民族沖擊的經驗，所以當英國人船堅炮利地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處之泰然。中國人沒有丟失安全感，反而對洋人的種種雕蟲小技心懷不屑。不屑不是裝出來的。那時候音譯“英吉利”三字，左邊都有口字偏旁，意思是“不識王法者，與禽獸無異”.于是中國人沒有強烈愿望改變自己。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才這樣難！

日本民族正好相反。正是因為日本民族缺少應對外來民族沖擊的經驗，所以他們在佩里的黑船面前立即自亂陣腳。西洋人不費一槍一彈，日本民族就爭先恐后地變法圖新，屁顛屁顛地脫亞入歐了。

所以，過去的成功經驗可能成為走向未來成功的障礙。

中華民族注定會受西方列強沖擊？

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充滿了屈辱。而記錄這些屈辱的近代史教科書，我們這代人從小學到大學翻來覆去地學，學得我從小到大心情都是不那么爽朗。

歷史上中華民族有過強大的時候，也有過落后的時候。中華民族強大的時間遠比落后的時間長。可是中華民族的強大，沒有趕上全球化的時代。如果趕上了，就不會有那么多屈辱。恰巧在中華民族落后的時候，西方民族開啟了全球化的大幕。這僅僅是巧合嗎？

現在看來，這不是巧合。其實，中西方交往注定會在中國落后、西方發達的時候開始，中國注定被整合。

為什么呢？

因為中華民族無論衰落還是強大，都不會持續地與外部世界保持交往，包括西方世界。中華民族比其他民族強大的時候，沒有愿望和外部世界交往。中華民族比其他民族落后的時候，自己沒有能力與外部世界交往，先進的民族會來到門前和我們交往。

一個看似例外的情況出現在明朝，鄭和下西洋，到達過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鄭和比哥倫布早出生80年，鄭和用過的寶船比哥倫布航海用的船大很多倍。不客氣地說，中國比歐洲國家早大約一個世紀就可以成為“日不落帝國”.但是，圣上沒有成為“日不落帝國”的愿望。而圣上想成就的事業，國庫又支撐不起。鄭和總共出海8趟，之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人，再沒有去過了。而哥倫布的航海事業的參與者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

為什么鄭和出海不可持續而哥倫布可持續呢？因為鄭和出海是皇上的事業，只賠不賺，而且賠很多錢，直到賠得明朝國庫無力支撐下一次出海。據說一位頗具正義感的小官，銷毀了鄭和用過的所有航海圖，終止了這項浪費民脂民膏的事業。

支撐哥倫布航海的是商人的冒險，商人從航海當中賺很多錢，政府也可以收更多稅，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投身航海，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支持航海。東印度公司就拿著政府的特許，受到政府和軍隊的保護。

于是，曾經先進的中華民族等待著外部世界先進起來之后遠道而來整合自己。

社會主義陣營為什么崩塌得這么快？

答案之一是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勾心斗角沒有誠信可言。

新中國早期的外交明顯受到意識形態影響，只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交朋友。朝鮮戰爭之后，中美之間相互敵視，中國失去了外交空間。中蘇交惡之后，外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被迫開辟第三世界。

新中國的領導人早期對蘇聯老大哥抱了很高的期望。建國伊始毛主席就出訪蘇聯，而且時間很長。但是蘇聯對中國從一開始就玩起信息不對稱。在斯大林時代，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越過三八線統一朝鮮半島”的要求，讓他找中國同志談，其實是利用中國對世界的不夠了解，讓中國承擔成本和風險。在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有關斯大林的報告不讓中國知道。

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國領導人也是吃一塹長一智，并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赫魯曉夫前腳離開中國，中國軍隊后腳就炮打金門，美國人以為赫魯曉夫支持中國這么干。這場報復過后，社會主義陣營里已經沒有什么誠信可言。名義上處在同一個“陣營”,相互之間的提防不減。直到中蘇直接兵戎相見，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

中蘇關系破裂還有一個視角，就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際交流建立在“同志加兄弟”的“感情”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在這個基礎之上，國家之間如果算計不成，那就直接索求。

金日成來中國，要求中國同志支持他進攻南韓。赫魯曉夫來中國，要求中國同志讓蘇聯海軍使用中國基地、建長波電臺。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要求中國向即將崩潰的蘇聯經濟緊急輸血。這種關系，哪能持久。

是什么讓中美兩國關系迅速改善？

關于中美建交的歷程，中國人大多聽說過一個傳奇的版本：乒乓外交。那就是一個傳奇而已。那么美方的說法呢？據說尼克松抵達中國，在機場見到周恩來的時候說過一句經典老話：“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其實，當年推動中美建交的動力，不是共同的利益，而是共同的敵人。這個敵人（哪怕只是看起來）如此強大，以至于中美迅速地、不顧一切（例如臺灣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地走到一起。這個敵人就是蘇聯。在東北亞，蘇聯是中國的敵人，它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造成嚴重的軍事威脅。在全球范圍內，蘇聯也是美國的敵人。

與共同的敵人相比，共同的利益能發揮的作用可以說微不足道。想想中美之間關于自由貿易（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很容易達成雙贏，但是為了利益的分配久拖不決，耽誤了不少時間。直到恐怖分子攻擊美國本土，中美兩國有了新的共同的敵人，中美自由貿易談判的僵局才得以打破。雖然基辛格博士的這部著作沒有細說中美在新世紀的外交細節，但這段故事剛剛過去，我們記憶猶新。

與美英、美歐關系相比，中美關系缺少宗教、人文、法治、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共識，因此基礎不甚牢固。那么拿什么維系中美關系呢？利益是選項之一。最佳利益方案是雙贏，偶爾利益輸送也不是不可以。但更奏效的是對抗，找到對抗中的共同的敵人，最有利于中美兩國迅速而且緊密地站在一起。

作為參與早期中美外交的主要參與者，基辛格博士有資格權威地講述那段神秘的歷史。作為中國數位領導人的老朋友，他對那段歷史的講述也會周到考慮到讀者的感受。這本書體現了他的權威，也體現了他的周到。對讀者來說，不僅要讀白紙黑字的部分，也要讀字里行間的部分。

讀基辛格《論中國》有感

（二）讀基辛格《論中國》，論民族自信

最近隨手翻開基辛格的《論中國》，驚異于一個外國人卻對中國理解之深，論斷之精的同時，突然間有寫一篇論述“民族自信”小文的沖動，作為一個中國文化初學入門者的以備后省之作吧。

很早的時候，我對“中國”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她是我偉大的祖**親。但隨著學習的深入和閱歷的豐富，慢慢地，我對“中國”這兩個字的理解開始變得擴大化：她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她更是一種文化，一種帶有“唯我獨尊，舍我其誰”氣勢的文化，一種具有“整個宇宙中我為中央，其余皆受我教化，仰我鼻息”氣魄的文化，一種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霸氣的文化……這種文化起始于遠古，在自古即被稱為宇宙中央之地（中國）的土地上，代代相傳，繁衍、拓展不息，雖經無數戰亂和變革，但這種有氣勢、有氣魄、霸氣無比的文化卻始終沒有斷絕。慢慢地，這種文化深入到生活在此地每一個人的骨髓中，成為支配他們行為的“思想意識形態”基礎，他們每個人都相信，只有他們才是世界中心的優質者，他們在人種、物質、精神、文化……所有方面都是最優秀的。從歷史上看，這些自身優秀的人民并不藏私，他們愿意教化“蠻族”,只要“蠻族”一心向善，他們愿意幫助和改造他們，即使在歷史上有些時候“蠻族”在統治上占據了主動，而中華優秀的人民從心理和文化上卻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最終還是以優秀者的身份教化了“蠻族”……無數次后，曾經的“蠻族”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這種長期正面的自我認同，最終造就了中華文明、最終成就了中華民族、最終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中建立起了屬于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這種自信，并非無根之水，她是建立在強大的物質、精神、文化優勢基礎上的，幾千年來，中華大地的富庶、穩定、文明，一直都是世界的最強點，從這個角度上講，稱中國為世界的“中央之地”也確是實至名歸。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自信存在于胸，生活在“中央之地”的人民們，即使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亂世，也始終沒有產生過“自我否定”的情緒，所有中華民族的人民都依靠著這種強大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自信，使這個優秀的文明世世代代地延續著，就這樣，這種專屬于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在這片大地上延續了五千年……

事物都具有多面性，民族自信也不例外，所以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也是一把雙刃劍。在近代，這種長期積累下來的自信，變得有些過于膨脹，()因此轉換成為了自負，在受到另一種文化和秩序沖擊的情況下，我們的自信甚至轉化成了自卑。175年前，英國為了爭取與中國成為平等關系國家的權利，不惜利用堅船利炮，攻擊了已經有些膨脹過度的中國，在這樣一次攻擊下，中國失去了不少國土，也賠償了很多金錢。實事求是的地講，這些土地喪失、金錢損失在我看來（我相信也在當時和后世許多人看來），其實都不算什么（因為，在中國人的眼中，文化、文明的邊界才是國人眼中的邊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損失的土地和金錢也都算是“同樣的肉爛在一鍋里”而已，反正土地還是咱們自己的地盤，金錢也是給了仰我中華文明鼻息的“蠻族”臣民們而已嘛）。在這次打擊中，真正讓我們最為受傷的，其實是它擊碎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英國人也很明白，要想與中國競爭，首先需要從“思想意識形態”角度使英國與中國成為平等關系的國家，這個愿望，終于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得以實現（其以具有在首都北京常設使館資格為標志）。從此，中國再也不是那個唯我獨尊的中央之國；從此，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開始急轉直下，轉化成為了“仰洋人鼻息”、“崇洋媚外”式的民族自卑。

通觀近代歷史，中國的精英階層其實一直都在為了恢復我們自己的民族自信而不斷努力著：無論是李鴻章那“推揉騰挪，左右制衡”式的外交策略，還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亦或是蔣中正“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新生活運動……一切的落腳點，其實都是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在民族危難之際，用自己的方式尋一出路，以期復我國威，興我們民族原有之自信也。只可惜，當時的“宇宙中央之地”確是貧弱至極，放諸世界之中，相較之下，支持我們民族自信的資本確實已然虧耗過甚！因此，雖然中國的精英階層一直在為這堪稱民族脊梁的自信努力奮斗，無奈卻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這樣，我們在這樣的自卑感中整整延續了一百多年，時至今日，我們還是能夠在不少國人的身上看到這種民族自卑的痕跡。

今日，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曾經的“宇宙中央之地”又具備了足夠的人力、物質、精神、文化等資本重新塑造和提升我們的“民族自信”了。論及此處，不得不提一個在萬難之下，撥云見日，帶領整個民族在滿是荊棘中，踏步前行的偉人——毛澤東。暫且不論毛澤東主席整個生涯的功過是非，僅就中華民族“民族自信”的重新確立而論，他確實堪稱偉人。毛主席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熟讀中國歷史典籍，我相信，他那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自信一定是支撐其一切行動的動力源泉。也正是因為這位偉人擁有如此強烈的民族自信，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他熟練地運用中國傳統的精髓在軍事上使中國取得了成功[毛主席及老一輩革命家在朝鮮戰場、在喜馬拉雅山山麓、在烏蘇里江冰天雪地里的軍事行動很多可以成為孫子兵法的活教材]、在外交上使中國取得了地位[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事實上，當時的中國還面臨者各種國內外的困境，毛主席及老一輩革命家各種運用中國傳統的“攻心為上”、“扶弱制強”、“空城計”等方法，硬是在國貧民弱的情況下，就成功促成了“美俄中犄角之勢”的雛形，從現在的角度回頭看，實屬不易].更為成功的是，毛主席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國內，創造性地建立起一種屬于中國的、全新的“思想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幾經磨合、改造、創新，現今，她以一種“愿景”的姿態，呈現在所有國人面前：這個愿景，有機地融合和運用了中華的傳統文明，希冀整個中國可以以一種兼容并包的胸懷和氣度，在促使“宇宙中央之地”不斷發展的同時，也能帶領整個世界不斷向更好的未來發展。

我想，當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中都擁有這個愿景、都真心愿意為這個愿景而努力，到那時，才是我中華民族自信真正恢復之時吧！我真心堅信并期待著……

第三篇：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讀《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首先，我來介紹一下本書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1927.4.18--2008.12.24），美國當代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早年就讀于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1951 年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現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言人與主編之一，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作者。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沖突論”。主要觀點是：認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中外很多學者都從指摘亨廷頓文明范式的種種缺陷入手，來批判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從而肯定利益決定論。我認為亨廷頓說法雖然偏頗，但畢竟文明的沖突是歷史的一個方面。我也同意在當今這個精英主控政治的形勢下，文明的沖突只是手段，但覺不會成為目的。

我個人認為作者的“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將會決定社會格局的變化，將會深刻的影響和改變社會秩序”這一觀點

有些夸大其詞。幾大文明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在所難免，社會格局的變化不會單單只是受文明格局變動的影響，作者認為文明決定社會格局，這有點牽強。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們必須清楚的看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對社會格局的巨大影響。

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和資本主義社會，最終達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巨大的社會格局和社會性質的變化定然無法同生產力發展脫離干系。所以我認為作者在這方面的認識缺乏科學依據，有點主觀臆斷了。

但是縱觀整本書，作者的精辟言論和對文明的深刻認識仍讓我受益匪淺，也相信這本書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更多推動價值。

第四篇：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現象是物質本質的表現形式。”通過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作者的觀點是具有文明共同性的國家之間更易結盟，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以及相互之間的文化認同。文化是思想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比思想更廣更豐富的內涵。

我認為文明是一個民族的思想，是傳統思想、審美觀、價值觀等的綜合，是一個民族的本質。而具有文明共性的民族或國家之間更易取得文化認同則是這種本質的表現。

自古以來，中國和韓國就有很多交往，不僅是官方的，民間交往也很多。特別是儒教的傳播，使中韓兩國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所以，擁有更多的文明共性，兩國更容易取得文化認同，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

近代以來，文明雖然逐漸演變成多元化的，但仍受著西方文明的不斷影響和滲透。從我國來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有過中華文明，但從清朝以后我國就開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滲透和影響，近代從人們的衣食起居到政治體制無一不在模仿著西方社會，甚至是宗教信仰，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但人們在衣著方面等一些細微之處，這些影響仍能看到。所以，文明之間相互的碰撞滲透是不可避免的。

現代的世界是文明多元化和多極化的世界，但美國在某些領域的領先地位仍不會改變，而歐盟的建立也為西方注入新的動力。無論是政治、經濟或是其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的領先地位并不會發生本質性的變化。我認為，中國正處于新舊文明的交替時代，很多觀念將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很難絕對的說沒有文明的相通之處。隨著我國人均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專業性知識的知識分子的增多，很多方面都有發展的潛力。所以我對我國的發展很有信心。

“國家都追隨與文化相似的國家，抵制與他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而核心國家更是這樣，歷史上，我國在經濟文化方面曾處于領先地位，作為東亞的核心國家受到過周圍具有文明共性的國家的追隨，現代，由于政治體制的相似和觀念的相通，蘇聯也曾作為文明的核心國家受到我國的追隨。由此可見，只有形成全球性的共同文明世界才可能真正成為一定意義上的全球共同體。從這個規律中，我們能發現秩序是由大國強國決定的，因為他們擁有更強的經濟、軍事實力，與更多的國家擁有文明共性，建立更多的良好的國際關系，才有更多的文明追隨者。可是現代社會是多極化的社會，世界擁有眾多實力雄厚的經濟政治團體，而它們之間也是相互交織，并沒有完全的孤立，所以超級大國的時代已經不會出現，但西方化的趨勢并沒有因為這種趨勢而消失。

作者在文中將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明區劃分為一個日益崛起的力量，而且認為文明之間的沖突是以中心國家為核心的，他把中國文明放在了西方文明的競爭以及相對立的層面，一定程度上給中國威脅論提供了依據。

我個人以為，未來國際社會的關系還是決定于經濟實力，反觀文明的影響，在國際事務中處于重要地位，可要將文明歸結為世界秩序的經定性因素，未免有些太過牽強。世界秩序的重建，依賴于新崛起的經濟實體的聯系和對抗。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不應該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應該是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例如中東問題，我個人覺得還是應為石油的原因。最近緊張的南海關系，最重要的還是因為男孩蘊藏的大量的資源。所以未來應對風云突變的世界關系的關鍵在于，把握好經濟這條脈絡，用以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

第五篇：世界秩序讀后感

《世界秩序》讀后感

世界秩序——這是人類歷史和全球進程中經久不息的話題。正如中國一句俗話：“風水輪流轉。”世界秩序經歷幾千年變化而不曾停歇，世界的領頭羊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要想將世界秩序幾千年的變化娓娓道來實屬不易，遑論用三十萬字的篇幅將其中的規律鞭辟入里去粗取精地剖析給讀者。

——基辛格就是要用這本書完成這件事。

《世界秩序》一書，基辛格將世界按照地理位置切割成幾個板塊，分別研究論證了這些地區的秩序和發展，以及這些地區對于世界發展進程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我不是一個狂熱的歷史愛好者，僅有的一點歷史知識是從初中高中的教材里獲得的。書中很多歷史，比如中東，比如南美，我都茫然無知。但是我還是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了。為何？首先，這離不開基辛格化復雜為淺顯的語言魅力，對于許多苦澀的歷史和專業解釋他采用了生活氣息化的處理方式，使其生動形象，猶如講相聲或者說書一般。其次，基辛格能夠很好把握重點和核心，許多冗余的與本書論證核心關系不大的歷史事實他做了簡化處理，使表達的中心意思能夠很好地凸顯出來。再者，他的論證說服的邏輯性非常強烈，思維相當縝密，具有完備的論證體系，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時時刻刻能夠明白筆者論述的內容。正是由于上述幾種原因，《世界秩序》才具有了其他歷史論著無可比擬的獨特性。無論是史實的闡述，還是基辛格借助史實企圖闡明的論點，都凸出現眼，入木三分。我對中東的歷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是在看過整本書后，竟然明白了宗教在這片紛爭之地上扮演的獨特角色，對于沙漠文化有了更明晰的認識。

人類曾被隔絕在一塊塊孤立的大陸上，但經過幾千年的交織融合，人類聯系日漸密切，世界秩序的變化發展與此同時趨向復雜和多變。人類彼此間的交融和斗爭是整本書探討研究的中心。基辛格通過每個看似獨立的章節的講述慢慢將各個大陸的人類編織在同一張網上，最后收緊大網，把世界秩序生動形象地呈現給了讀者。世界秩序的演變、發展動力、未來趨勢在基辛格的筆下都無從遁形，顯露無疑。這種整體探究的方法，正是這本書獨到的研究方法。

讀完書，竊以為本書的落腳點和現實意義就是引導人類正確認識和積極適應世界秩序的演變。就中國而論，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國自然不能獨善其身閉關鎖國，中國應該采取正確的策略，做到有退有進能攻能守，在國際舞臺上大顯身手。

能夠讀完《論中國》和《世界秩序》這兩部杰出的論著，深覺獲益匪淺。

每一次閱讀，就是一次全新體驗。在體驗的過程中，我拓寬了眼界，也豐富了自我。社會不只是靠經濟發展就可以實現總體發展目標的，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但是沒有相應的文化發展，整個社會是得不到提升的，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發展了文化，社會才能進步。我們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聯系起來，只有繼承了傳統文化，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與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特征。《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一書的作者樓宇烈，從百年來對傳統文化的誤讀開始，為我們講述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傳統文化視野下的人和自然，并且為我們指出了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交流更加快捷的現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如何與世界接軌。

就像書中說的那樣，讀書與做人應該寫成讀書等于做人。清初學者陸隴其說過，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后，句句落實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讀書。為了提高自身修養而讀書的人，不見得不重視文章的章句，只是更看重文章內在的思想。讀書的第一個目的是通曉人道，明白事理。通曉人道即要懂得怎樣做人。讓孩子學習《弟子規》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弟子規》中講的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言行舉止規范。讓我很欣喜的是現在很多的幼教中都添加了國學課程，而我喜歡讓自己的孩子去參加國學課程，并不是為了單純讓孩子去參加那種國學的朗朗上口的表演，而是希望這一代可以從少年兒童時期就開始養成好的習慣。從我和孩子一起學習《弟子規》后，我更加覺得，這并不僅是對弟子講的，每個人都應該按照書中所講的道理去做，身體力行，日積月累，人的氣質會發生變化，人格會不斷地完善。

與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特征。中國家庭、社會秩序的維護都是靠道德的自覺自律，以人為本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一項重要貢獻。中國傳統的生命觀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續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這有血脈的聯系，彼此都是有責任、義務的，我們是要自覺自愿地來遵守倫理規則的。中國傳統的生命觀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小家到大家，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家鄉，再從家鄉到國家都是一個整體。我的父親是南方人，17歲的時候入伍踏上了北方這一片土地，從此開始了他四十年的軍旅生涯，找了一個北方的媳婦有了我這個唯一的孩子。因為工作的關系，父親不能過年回老家，但是每到年夜飯在我們家的餐桌上總是會有兩道南方特色的菜，紅燒鯉魚和肉餡元宵。當時的我并不理解這兩道菜對父親意味著什么，直到父親去世后，又到過年時，接到來自南方爺爺奶奶的電話。他們問我，過年有沒有吃紅燒鯉魚和肉餡元宵時，我才理解那種心酸，那兩道菜并不僅僅是果腹的食物，那是能夠找到我的根的強烈歸屬感的菜，是我與家鄉親人聯系的紐帶，讓我深刻地記得我和家鄉是不可分離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是建立在珍重自然的基礎上的，自然，即事物的本然狀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從直觀直覺入手的，中國文化注重思維方式的本然狀態。通過實踐來看我們的思想那會更生動，而中醫就是傳統文化的具體實踐者。中醫把人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僅僅看病的，生命因中正和平而產生，延續是中醫最核心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于術數”即要選擇保養身心的好方法，又要有正確的理念去指導養生。年前的時候由于上火得了急性扁桃體炎，為了更快地消炎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打吊瓶。期間一個大學同學前來探望，用她新學的中醫知識給我好好地上了一課。記得在大學時期她體質特別差，冬天的時候手就沒有暖和過，最近她迷上了中醫，并且報了一個初級的中醫課程班，在認認真真地從基礎學起，用她的話說調比治更重要。聽說了我的癥狀后立即翻書找到一個小藥方，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個藥方一共才需要13.9元的藥材，配起來可以喝三天，關鍵是喝起來味道還不錯，效果也明顯。她對我這么輕易地使用抗生素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如果開始依賴抗生素那么人就會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正如樓宇烈在書中所說，我們的確要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現在在兒童醫院里，中醫兒科的熱度明顯升高，這代表的是人們思想的轉變，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家長開始重視從孩子的根本來調理治療，而不是簡單地用抗生素去求快，而且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更加認可我們的中醫，甚至我們應該稱之為國醫。

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情況下，人文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人文文化是起引領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發展的方向。如果沒有人文文化的引領，科技文化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一樣，不知道往哪個方向去。因為有人文文化才會讓我們不至于淪為物質生活的奴隸。科技文化確實可以改善物質生活，但它不能解決精神層面的生活需求。中國要堅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來彌補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這對整個人類來講，都是重大的文化貢獻！

文化無疑是一個高頻率使用詞語。但究竟何為文化，少有人能說得清楚。再進一步講，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更是很難說清。張岱年先生與弟子程宜山博士的《中國文化精神》一書，則試圖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出發，將這些文化問題講個明白。

文化定義的中西之辨

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發生過一場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的詞義之爭。英美學者在指稱文化時，常常用文明這個詞，但是德國學者則常常使用文化這個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咬文嚼字的爭論，實則體現了西方文化研究中兩種對立的傳統：即英美的實證社會學傳統和德國的歷史哲學傳統。在實證社會學傳統的研究者看來，文化就是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而歷史哲學傳統的研究者認為，文化是一種以生命或生活為本位的活的東西，或者說是生活的樣態，他們認為文化的形態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著文化的死亡，因此也就有“文化是活著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的觀點。

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是“文治與教化”之意，西漢的劉向曰：“凡武之光，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晉束皙說：“文化內輯，武功外悠。”不難看出，文化不僅是一種在人本身和身外自然的基礎上不斷創造的過程，而且是人不斷從動物狀態中提升出來的過程。通俗地講，文化是“文”與“化”的合稱，如果“文”不能影響、教化、感化人類的心靈，給人精神性的啟迪，那就不能成為“文化”。比如，自然界中的一座山，本身是沒有文化的，可文人對山進行贊美寫成優美的詩句，并給人帶來美的感受與啟迪，那么自然中的這座山，就賦予了文化的意蘊。

此書對文化如此定義：“文化是人類在處理人和世界關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與實踐活動的方式及其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活動方式與活動成果的辯證統一。”書中探討中國文化精神時，基本上也是在這個定義的基礎之上拓展開來。也許，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贊同這個定義，可是對此定義中提到的物質、精神等關鍵要素，想必不會提出強烈的質疑。

文化精神的中西之異

任何一種文化能持續發展，必然有著特定的精神作為支撐。文化失去了精神，就如同失去了靈魂。何為中國文化精神？這又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此書中，張岱年和他的弟子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歸納為四點。一是剛健有為，這涵蓋了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兩個方面。二是和與中，其思想主要是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包括民族關系、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系。三是崇德利用，主要是解決人自身的關系，即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系。四是天人協調，其精神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對這四種基本精神進行重要性的排序，那么天人協調的精神，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今天，唯有進行橫向比較，才能更清晰地認識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書中認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方面。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

中國傳統文化何去何從

中國傳統文化曾經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自15世紀以后逐漸衰微，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嚴重阻礙了中國步入現代化的歷程。這種論調雖然偏激，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是客觀存在的。至于最主要的缺陷，張岱年在書中認為：那就是缺乏實證科學的文化傳統。

它具體表現在人們重整體輕分析、重直覺輕知解、重關系輕實體、重實用輕理論。這對于以分析、知解、實體和公理化體系為特點的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顯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國古代強調“天地一體”“變化日新”，其許多結論與支配近代自然科學的“理學自然觀”格格不入。

這里要指出，中國人缺少實證科學的傳統，并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科學技術。比如，當前很多人都套用西方科學的標準，認為中醫藥學不是科學，原因是中醫藥學不能把病理說清楚，中醫藥學中的“穴位”“脈象”“養氣”“食補”等學說，在西醫科學中根本就不存在，也沒有“科學”根據。然而，中醫藥學在治療各種疾病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缺少實證科學的文化傳統，就徹底否認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盲從或者貶損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必須引起警惕。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該何去何從？筆者認為，一方面要充分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將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為我所用，正可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真正做到美美與共。中國傳統文化之探索，是一條沒有止境的道路，無論世界變化的節奏有多快，作為中國人，永遠都可以從中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