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教育與經濟文化發展論文

大學城建設與區域經濟相互結合，可促進產業集群價值鏈整體的增值與轉型升級。

在集群與聯盟、網絡與競合視角下重點分析了三地大學城如何通過集群與聯盟的耦合推動產業創新升級、提升區域產業經濟的核心競爭力。研究認為大學城與區域經濟聯動，是推動區域產業創新體系建設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載體。

新增長理論揭示了人力資本特別是專業化人力資本對一國或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而作為專業化人力資本生產和供給主要部門的高等教育，對知識的積累、技術的進步和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培養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發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舉。

但經濟社會的存在決定了高等教育的內容和發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離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因為不論是人才培養還是科研創新，歸根到底，都要通過融入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來實現其最大功能和核心價值。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了專業化分工的知識積累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教育的專業結構如果與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相互適應，則人力資本積累的“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就會相互強化，這不僅有利于“邊干邊學”的人力資本積累，而且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適應，則教育投入的一部分會成為人力資本的專業轉換成本，從而產生資源浪費。

大學城的評價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問題。因為大學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們的發展重點必然不同，必然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不一樣，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效果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大學的校園擴建和多個大學的綜合建成的大學城他們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是不一樣。

發揮集聚功能，匯集高素質人才，吸引優勢高校入城發展。大學城不僅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應吸納國內甚至國外名校的加盟。發揮大學城的輻射功能，滿足地方加快培養高素質人才、發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學城除了常規性的高等學歷教育外，還可利用園區內師資和教育場所的共享優勢，舉辦各種形式的非學歷教育，特別是大學后續教育;也可借助城內的辦學條件和潛在的培訓市場，吸納各類與地方經濟密切相關的國際技術、技能認證機構到城區內設立或聯合開設分支機構。

各類培訓機構在城區及附近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培訓、講座和學術交流，將加速中心城市繼續教育、終身教育體系的形成和完善。為中心城市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升產業層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

大學城建設過程中產生的聯動效應和城區的開放性特點，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進了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新建的大學城一般是通過科學的規劃，可以在大學城內修建不同風格的建筑，這比在老校區上建設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園的人文景觀使校園文化與城市文化在園區內整合、升華，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園區內就學的學生，培養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邊地區的人群來參觀，如果做得足夠出色的話，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體。

現如今對于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目前理論界還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和闡述，由于闡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內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學吳志攀教授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區域化趨勢[1]，沿海地區展開教育資源競爭，以帶動人才戰略、技術升級和產業換代及文化發展。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產業，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可能也有必要與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研究北京地區高教發展的有利與不利條件以及高教向邊緣發展，向沿海發展，向企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的趨勢。

高等教育發展正面臨著新一輪資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遠距離校區就是資源重新配置的表現。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以及與交通及通訊事業發展的相關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則認為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是教育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高等教育學等多門學科所一直關注的學術命題[2]，也是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型躍升為大眾化之際有關大學改革的實踐命題。我國的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共生系統的建構需要從再造共生單元、創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個環節著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統性的戰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動。

劉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是：互動程度不高，表現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以及區域產業結構升級乏力等方面[3]。

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應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提供環境保障;高等院校應主動出擊，發揮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的主導作用;企業應積極配合，促使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良性互動機制的形成。

在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日益緊密的今天，我們通過對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從長三角地區的區域經濟現狀和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緊隨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趨勢，結合大學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例，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與大學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讓長三角地區大學更好地為區域經濟服務、如何將長三角地區的教育資源有效地整合起來等問題，進而提出高長三角地區大學與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策略和建議，以達到區域經濟與長三角大學共贏發展的長遠目標。

第二篇：留學教育與民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論文

留學教育是我國近代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方式，為近現代中國培養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隨著現代大學研究院所的創設與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日益成為我國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重要陣地。由此，在留學教育持續升溫的背景下，如何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成了民國學者們論爭的焦點。

一、從“爭取學術獨立”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學首創研究所后，其他高校也陸續設立研究院所。與此同時，出國熱的持續升溫引發了學者對留學教育的批評。他們希望在本國發展大學研究院所，以培養學術人才，進而尋求學術獨立。

1922年，朱光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當時學術界的一些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建議各大學將來普遍設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潛之所以提倡在本國創設和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是因為他目睹了19世紀末以來，在政府長期鼓勵的留學政策下，留學生的學習動機十分功利，學習態度極為浮躁。造成的后果是，留學日本的多從速成學校畢業，留學歐美的以獲得學位為目的，以致他們只是接受了一些過時的西洋知識，回國后很快就淪為了無聲無息的“學術界之落伍者”。他認為，要消除那些積壓已久的弊病，除進一步改善現有的留學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國內大學廣泛設立研究院所，讓學生在國內有一個持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

1935年，姚薇元對當時的高等教育進行了猛烈批評。他指責高等教育標榜“學術獨立”的幌子，實際上全是“留洋預備學校”。他甚至認為，大學研究院所也不過是利用環境做留學投考的準備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學習數年，每年都投考留學而不動手寫論文。他認為“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他不主張停止留學，認為在不得已之時，仍有派遣留學的需要。他比喻說:“這樣拿本國的原料，送到外國工廠制造的辦法，究競是不經濟而有礙本國工業的發展的。我們總想設法自己來建立工廠自己制造。”

1942年，陳東原對留學教育之弊進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謀本國學術之獨立，而惟留學教育之是恃，于此等處，弊害尤大。”他認為，學術獨立有賴于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本國之大學研究院所，現既逐漸發展，學術獨立之望，或可于此開始。”1947年，陳東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再談及這一問題。他認為，如果留學教育永不改進，中國學術便永遠不能獨立，他將這一流弊歸因于大學研究院所不發達的現狀之上。他認為，留學生回國之后，因為無繼續研究或發展的機會，使得學術上無法再進步，形成一種浪費。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學本科，要想留學教育有效，充實研究院，爭取學術獨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認為，在未達到學術獨立之前，不應完全停止留學。

1947年，潘寂批評了當時的留學政策。他認為，我國起初的留學政策是正確的，但一直未加以改變，那就是錯誤的。他認可留學政策對于輸入西方新學術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剛接觸時的必要性。但他認為，若在此階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他還批評了販運式的留學政策，指責其是“討現成飯、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認為，這種留學政策實際上就是把我國最高層次的教育交給了國外的大學，這種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也就很難適用于本國實際。他提議“現在的留學政策必須改變，必須把販賣貨物式的留學改變為采購農場品種式的留學”，即提倡國內的研究。他認為，提倡國內的研究，就必須增加研究機關、充實研究設備、寬籌研究經費等。國內有了研究深造的機會，赴國外學習的人自然就會減少，留學就僅是一種補充，那是促使學術獨立最重要的途徑。

二、從“節省留學經費”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當然，在戰爭頻繁、經濟蕭條的時局下，為謀求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實效性，也有學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希望通過削減留學經費來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論述人才缺乏問題時，認為聘外國專家的做法“更覺經濟”、“因為遣派留學費用既甚浩大，訓練亦不普遍。例如現在留學歐關者，大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費，約需在兩千元左右，如是每年當共費六七百萬元。倘若以此巨款，在國內建設大規模的研究院，仿照從前日本的方法，聘請外國真有學問、真有研究的各種專門人才來華，擔任教學指導的責任，必可較為得計。”后來，他在回答王云五的教育問題時，重申了此觀點，認為倘若能由留學經費項下，每年節省七八百萬元，全為籌辦各科研究院或學院及聘請國外有名教授之用，則至少可初成規模，不至遠遜于各國一般研究院或學院的標準。若能如此繼續十年，即成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學院亦不難。政府必須認識到這種留學政策之不經濟，積極加以改良。他建議，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經濟、教育、歷史等科留學生，以其所省的經費，來籌備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選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鴻雋肯定了教育當局積極提倡大學設立研究所的做法，認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個轉變和進步。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還沒辦到設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學自然是一個不得已的補救方法。”但他認為，現行的留學政策如果長期繼續下去，那么國內的大學永遠只能是外國大學的一個預科而已。他認為，出洋留學的人數畢竟是有限的，將來各項建設事業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僅靠外國大學來供給。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已漸次發達，大學內設研究所已漸到可能的時候，遣派留學與設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種矛盾性。”由是，他認為“留學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學研究所的發展的。”作為經濟之策，他建議用部分留學經費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引證說:“每年的留學經費決不在一千萬元以下。這筆經費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固可以開辦一二十個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數，也有十個八個不愁設備費與經費的無著了。”

1937年，羅寶冊對留學教育失敗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認為，起初派人到外國去留學，是時代的迫切需要，并且對于國外的學術也有模仿和介紹的必要。但他認為，對于國外的學術，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統地介紹之后，應該要消化和吸收，最后要走上自我創新的道路，而決不能一味地去追隨它國，也不能簡單地去販賣，更不能永無止境地去模仿、去學習、去留學。在他看來，留學是暫時的，通過創設大學研究院所來發展學術、培養人才才是永恒的。因此，建議停止所有的公私費普通留學，僅派專家留學。他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利用節約省下的那些留學經費，來充實各大學的設備和設施，并適當地增設大學研究院。可見，他主張節約留學經費來創辦大學研究院所。

1947年，歐陽湘在《學術獨立與留學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學教育是在國內人才缺乏時不得已采取的一種過渡辦法而已。這種辦法不應該繼續，即便有繼續的必要，也應該審慎考慮提高質量、限制數量。他認為，在目前研究機構存在的條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學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據人才需要的緩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國內自己培養等情況而定。假如決定派遣，也要堅守宜嚴不宜濫、宜精不宜多的原則。在國幣貶值、外匯很高的情況下，他建議節約留學費用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舉例說:“我們若少送百名，則可把省下來的錢在國內辦一所像個樣子的大學;少送二十名，則可在國內添設一個像個樣子的大學研究所。”

三、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有一些學者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來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的問題，即如何節省留學經費來辦好大學研究院所，以謀求學術獨立。1935年，蔡元培闡述了大學應設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與留學教育相關。他說，有些大學畢業生，不滿足于本科教育，總是想通過自費或公費的途徑到國外留學。他認為，這種“留學自有優點”，但亦“非盡善之策”。他覺得“留學至為摩費”，而且留學生能學成歸來者也不多。所以，建議“茍我國大學，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學畢業生有志于繼續研究的，可在本國大學研究院所內做初步的學習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績的基礎之上，如果遇上學術難題而必須到國外大學研究院做進一步研究，那也將是“一度短期之留學”。他認為，那樣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對于有著四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說，也“稍減依賴之恥也”。在他看來，我國大學自辦研究所，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而且可以謀求學術獨立。

1935年，吳有訓首先肯定了留學教育帶來的益處。他說:“國內現在進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系留學生，所以今日學術上所得的一點成就，也可說是留學政策的一種收獲。”但他不迷信留學教育的作用，認為“在現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獨立工作的時候，留學考試是否仍然視為造就專門學者的唯一辦法，是大可討論的問題”。他還指出:“一面開辦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學考試，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說，一些助教和成績較好的學生，就是因為預備留學考試而導致工作效率大減，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沒有一點成績。他認為，那都是留學政策帶來的不良影響。“以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這是更經濟的辦法。”他還批評說，現行的留學考試實際上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我國的學術獨立工作。

1936年，鄒文海指出:“中國的辦法，大批派遣留學生，官費既極吝音，年限又復短促，到外國去不過學一點西方人的生活習慣。這種政策，行之數十年，國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覺得缺乏，國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覺得落后。”他對于留學教育頗感失望，認為我國留學政策之缺點乃是留學經費不足，但留學生派得太多。他解釋說:“中國于民窮財盡之秋，多派留學生當然是不經濟的辦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錢的損失。因為多派留學生，政府受財政的限制，不得不減低官費，不得不縮短留學的年限。”他認為，若“要求中國學術之獨立，僅僅派遣留學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國一方而也應當設有研究機關(包含大學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國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許多經費。”，1947年，齊思和論述了學術獨立的問題。他認為，立國的重要條件，不僅是人民、領土、物產與政治組織等，而且還必須有獨立的學術和大批的專家。針對當時政府為培養高級專家而選派大批青年到國外留學的做法，他頗有異議。他說:“我們若對于國內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與留學回國的專家們以繼續研究的機會，他們不但不能繼續研究，而且他的知識不久便會落伍。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學術永遠是處于被動的地位，永遠趕不上外國。”而對當時學術界經費不足的困難，他認為:“我們如果要提倡專門研究，必須擴充大學研究院的組織。以前專靠外國替我們造就高級專門人材的辦法，不但太不經濟，而且長此以往，我們的學術永無獨立之一日，永遠是處在被支配被領導的地位。”由是，他主張要積極發展大學研究院所。

總之，自從我國近現代大學研究院所創設之后，發展大學研究院所與派遣留學之間就一直存在矛盾，并引發了學者們的持續討論。由于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盡管出發點和著力點不盡相同，但他們在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與派遣留學的關系時，亦未將兩者完全對立起來，而是在立足于本國學術滯后和經費匾乏的現實基礎上，建議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以節省留學費用和爭取學術獨立，達到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效益最大化。在當今“留學熱”愈演愈熾，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斷滋生的背景下，我們應進一步創新和完善公派出國留學機制，加強對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引導，并努力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和競爭力。同時，在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保持我國文化和教育的獨立性，以避免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流失，這也是我們當前應予以重視的問題。

第三篇：教育與經濟、政治、文化的關系

簡述教育與經濟、政治、文化的關系

教育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所制約，同時教育也反作用于經濟、政治、文化。

1.教育與經濟的關系

一、經濟（生產力）對教育的制約作用

（1）生產力的發展制約著教育事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2）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制約著人才的培養規格和教育結構

（3）生產力的發展促進著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形式的發展和改革

二、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1）教育是使可能的勞動力轉變為現實的勞動力的基本途徑

（2）現代教育是使知識形態的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的一種重要途徑

（3）現代教育是提高勞動生產素的重要因素

（4）教育可生產新科學知識

2.教育和政治的關系

一、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對教育的制約作用

（1）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制約教育的性質

（2）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制約教育的宗旨和目的（3）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制約教育的領導權

（4）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制約受教育權

（5）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制約教育內容、教育結構和教育管理體制

二、教育對政治的促進作用

（1）教育通過傳播一定的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完成年輕一代的政治社會化

（2）教育通過造就政治管理人才，促進政治體制的變革與完善

（3）教育通過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推動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

（4）教育還是形成社會輿論、影響政治時局的重要力量

3.教育與文化的關系

一、文化對教育的制約與影響

（1）文化知識制約教育的內容與水平

（2）文化模式制約教育環境與教育模式：

A文化模式為教育提供特定的背景；B文化模式還從多方面制約教育模式。

（3）文化傳統制約教育的傳統與變革

二、教育對文化的促進作用

（1）教育對文化的傳遞

（2）教育對文化的選擇

（3）教育對文化的發展

第四篇：論文化與經濟

論文化與經濟，孰先孰后？

讀《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亨廷頓，哈里森)》有感

第一節 亨廷頓哈里森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中是如何看待文化與經濟，孰先孰后這一問題的。

對于這個問題，在前言部分作者就作出了概括性的解答——作者及為本書撰文的多數學者均認為“文化是影響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因素”。全書中作者主要探討了“主觀意義上的文化如何影響到各個社會在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進步或未能取得進步，其成敗有多大，又是怎樣形成的”。限于本文的篇幅及主要論述的內容，在本文第一節闡明此書作者觀點時僅從作者重點論述經濟與文化關系的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及前言、緒論中進行節選。

本文緒論部分的作者是勞倫斯·哈里森，他在緒論中主要闡述了“文化價值觀與人類進步”這一課題，在前言中此書作者就已經指出“人類進步”在此書中主要包括走向經濟發展和物質福利、社會經濟公正——及政治民主，這幾個方面。僅就經濟方面來講，緒論主要舉出拉丁美洲和非洲及美國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裔群體，與“亞洲四小龍”及亞裔群體做對比證明了文化價值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同時，緒論也簡述了此書各個章節是如何由小組探討而產生的，以及每個章節各自的內容。

書的第一部分內容是討論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6位人文學家從不同角度闡明了自己對于文化究竟有沒有推動經濟發展，是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理解和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書的第七部分主講促進變革及文化是如何促進社會變革的。三位人文學家分別闡述了文化變革是如何改變國民心態、改變心理模式、促進社會進步的。

以下敘述幾位有代表性的作者所給出的觀點和論述的事實 1.《文化使局面幾乎完全不一樣》

戴維蘭·德斯認為，“文化具有的內在價值觀能引導民眾”，“觀察者處于被動地位，無法運用他們的指使去左右任何事物”，“由于文化和經濟發展是相連的，一方面的變化就會反過來影響另一方面”。在理論方面他運用辯證法分別舉出阿根廷及卡多佐的轉變、日本明治維新的實例辯證的剖析了依附論。同時，在文章的結尾部分戴維蘭從經驗層面對了韋伯在《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中關于新教（主要是加爾文教派）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這一觀點給予了支持。

2.《非洲需要一個文化調整計劃么？》

丹尼爾·埃通加—曼格爾對非洲文化有著屬于自己的深入獨到的見解。他從多樣的非洲文化的內在緊密聯系談起，結合D·柏林格和G·霍弗斯特德的等級距離—社會垂直度的看法，深入的剖析了普通的非洲民眾受到非洲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包括時間觀念、階級觀念、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等方面解釋了非洲經濟發展滯后的原因。此外丹尼爾還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由文化變革引領經濟變革的改革方案。在保留非洲文化內核的基礎上，丹尼爾對如何從教育、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這四個方面進行和平的文化革命給出了高屋建甄的指點，為非洲發展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實際上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許多非洲國家例如坦桑尼亞、贊比亞等能夠切實的邁出擺脫貧困的第一步除了依賴于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無償的幫助之外，許許多多像丹尼爾一樣的人文學家在理論方面為非洲發展做出的指導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第二節 一些關于文化與經濟，孰先孰后這個問題的自我看法及論述

對于這個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不論是從歷史起源上還是發展需求上，文化都是要先于經濟的。首先，在文化的起源方面，早在還沒有經濟的雛形——交換的年代，人類就開始有了藝術與美的概念，也就是誕生了廣義上的文化。現在從許多動物也有著不同種群間獨有的語言和行為。作為文化發展的核心，哲學的萌芽，乃至系統化理論時間都要遠早于經濟學。第一本專門論述經濟學的著作《經濟論》是古希臘哲學家、歷史學家色諾芬創作的，約寫于公元前387至公元前371年，而色諾芬正是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由此可見最早的經濟學思維是誕生于哲學的。也就是說正是文化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學的繁榮。

其次，文化的進步往往是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的且不談爭議較大的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單論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以文化改革促進經濟改革的成功實例。

但另一方面，正如黑格爾在邏輯學一書中所表明的，在一個事物影響另一個事物的同時，他的本身也在受著影響。文化在引領經濟發展的同時自身也不斷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從奴隸制到封建主義再到資本主義，乃至將來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此有著詳細的論述），經濟發展無不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文中曾經指出：事物的辯證發展就是經過兩次否定，出現三個階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一個周期。事物的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從內容上看，是自己發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從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方向是前進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所以相對于文化和經濟來說，我認為經濟在歷史的發展之中一直充當著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同樣文中作者所最為贊同的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的兩句話：“保守的說，真理的中心在于，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避免沉淪。也表明，經濟經濟和文化也同樣有著類似的關系，即文化決定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冗余部分，反過來對已有的文化進行批判和改造，以打破現有現有文化對于經濟繼續增長的束縛。

此書中的局限性，《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著成于2000年，囿于時代的局限性，書中絕大部分觀點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在20年后的今天看來，書中的許多解釋仍有很多的缺陷，在21世紀科技發展及物資生產趨于平緩的新時代，經濟發展隨文化發展趨于多樣化和個性化，經濟增長和文化發展出現了罕見伴隨現象——同時面向多元化發展。這一問題可能是作者在研究時所沒有考慮到的。

第三節 如何通過學習及實踐加深自己對兩個問題的思考

談到學習，認真聽課是學習的第一步，課堂所傳授的知識不能說是完美無缺的，甚至課本上時常有許多已經被新的發現所推翻的一些結論，但是課本和課堂卻是我們最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就像母乳，談不上十全十美，也不一定比得上配方奶粉，但是卻是得來最為簡單和方便的，也是最適合絕大多數同學的。所以我感覺要談學習，第一步必須要談課堂學習，在我開始《企業文化導論》這門課的學習之前，有關文化與經濟孰先孰后以及文化有無高下優劣之分的問題，我的認識僅限于高中政治書本所學。即經濟是基礎，文化是經濟的反映；文化是精神力量，文化是平等的，應該受到尊重。但是隨著課程的學習以及書本的閱讀，我的認知發生了變化，增添了新的部分，我不知道這是正確或錯誤的。僅作為個人的思考在上文呈現。在接下來文化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我將試圖能夠有更加深入的思考，通過學習及實踐加深自己對兩個問題的思考。我將認真聽課，爭取能夠準確領悟老師在每一節課希望傳達給我們的知識，集思廣益，傾聽身邊的同學的觀點，甚至更大的世界的其他的聲音；辯證地看待問題，學會多角度地理解事物的產生與發展；開卷有益，最后通過不斷地學習來提升自我。

其次是集思廣益，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自己所學的知識都有不同的理解，蕭伯納曾經說過“倘若你有一個蘋果，我也有一個蘋果，而我們彼此交換這些蘋果，那麼你和我仍然各有一個蘋果。但是，假如你有一種思想，我也有一種思想，而我們彼此交流這些思想，那麼，我們每個人將會有兩種思想。”所以與同學進行思想的交流，思維的碰撞也是學習必不可少的一個過程，“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只有不斷地取長補短我們才能不斷完善自身所學，使自己的邏輯思維日益完整，死牢范圍更加全面。

辯證法看待問題，辯證的看待問題是分析問題之中必不可少的，在分析事物時如果少了辯證法，那么我們所給出的問題的答案必定是片面的，所持的態度也肯定有所偏頗。最后是開卷有益，“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社會更加需要斜杠青年——即擁有多種不同方面技能的青年，而只有多讀書才能讓我們多了解不同方面的技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領略到更加遼闊的風景。

我將認真聽課，爭取能夠準確領悟老師在每一節課希望傳達給我們的知識，集思廣益，傾聽身邊的同學的觀點，甚至更大的世界的其他的聲音；辯證地看待問題，學會多角度地理解事物的產生與發展；開卷有益，最后通過不斷地學習來提升自我。

第五篇：低碳經濟背景下區域生態文化發展論文

引言低碳經濟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之后的又一次劃時代的革命浪潮。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發展低碳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建構生態文明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明確要求。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堅持把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基本途徑”，“堅持把培育生態文化作為重要支持”，“大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弘揚生態文化”。低碳經濟背景下的生態文化建設被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支撐。如何解讀低碳經濟背景下的區域生態文化新內涵、建構生態文化發展的推進體系、探尋生態文化發展的有效路徑，成為區域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區域生態文化推進現狀與問題分析

區域實踐層面，到目前為止，全國有福建、浙江、遼寧、天津、海南、吉林、黑龍江、山東、安徽、江蘇、河北、廣西、四川、山西、河南、湖北等16個省正在開展生態省、生態市縣、生態鄉鎮建設，生態文化建設在各地的生態省建設過程中成為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文化建設已經取得初步成效，生態創建示范工作成績顯著，生態文化氛圍日益濃厚，生態文明意識不斷增強。但是，因為生態文化的區域差異性特征、演變性特征沒有被關注，在具體實踐層面上缺少區域生態文化建設的系統化研究，各地區存在生態文化建設“認知不足”、“體系缺失”“、主體缺位”的情況。

（一）認知不足

據2014年環保部發布的首份《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公眾生態文明意識呈現“認同度高、知曉度低、踐行度不夠”的狀態，公眾對生態文明建設認同度、知曉度、踐行度分別為74.8%、48.2%和60.1%。生態文明知識的普及度不高，呈現“了解率較高、準確率較低”的特點。另外，經濟與文化水平對生態文明意識的影響較大。東部地區的知曉度、踐行度要比中西部高，但認同度不如中西部；被調查者文化程度越高，知曉度越高，但認同度、踐行度卻不高；城市居民的生態文明意識明顯高于農民。生態文化的認知不足是導致生態文明意識傳播不暢的重要原因。公眾對生態文化的認知更多的是專家研究的專業詞匯，生態文化并沒有本土化、規范化、通俗化，導致公眾對生態文化的認知不足。

（二）體系缺失

區域生態文化的發展并未形成系統化的建設體系。根據各區域生態文化推進的經驗，生態文化的理念與生態安全、生態產業、生態景觀的融合度并不高，沒有一套成熟的實踐體系，將生態文化的培育內嵌到具體的生態建設中，對于生態文化的引導與文化自覺性的培育意識不足。整體提升社會生態文明意識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生態文化的培育并非是孤立的，整體提升社會生態文明意識，必須按體系逐步推進。

（三）主體缺位

2014年環保部發布的首份《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研究報告》指出，公眾生態文明意識具有較強的“政府依賴”特征，被調查者普遍認為政府和環保部門是生態文明建設的責任主體。這也間接反映出，我國生態文化建設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多元參與機制尚未形成。政府、企業、NGO是生態文化發展中的主要參與者，目前，生態文化培育的主導者偏重于政府，企業、NGO在生態文化的傳播與培育中尚未發揮應用的作用。

二、低碳經濟背景下區域生態文化發展策略建議

（一）萃取區域生態文化，引導公眾文化自覺

如何使公眾深入理解生態文化內涵、確立生態文化理念，從而內化為生態文明的具體行動，是生態文化建設應該首要解決的問題。區域生態文化的界定將為強化區域社會生態文明意識奠定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導向。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和區域差異特征的顯現，生態文化理論應從最初的人類學角度研究逐步關注生態文化的時代演變、區域差異特征。為了使公眾對新時期的生態文化進行有效認知，生態文化的內涵應融入這兩種特征。基于此，低碳經濟背景下區域生態文化內涵界定應該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萃取區域生態文化特色。結合區域特色文化，如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提煉區域內被廣泛認知、公眾易于接受的生態文化。二是融入低碳經濟理念，在萃取區域特色文化的基礎上，挖掘“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的文化基礎。三是結合區域發展規劃，對不同地區、不同城市進行生態文化理念的整合，提升生態文化自信和自覺，增強生態文化的引導力。在具體操作方法層面，還要力求通俗化與規范化。通俗化要求集聚生態文化的集體智慧，創新公民參與的機制，搭建公眾參與的平臺，群策群力、集思廣益，進行生態文化的萃取研究，規范化要求生態文化細化為易懂、易記的規范性道德操守，便于政府、企業、公民強化生態文化與自覺行為的一致性。

（二）建構低碳實踐體系，融入生態文化培育

在與浙江省相關部門進行的生態文化合作研究中課題組曾提出，在實踐層面，生態文明建設可以用“生態文明階梯”來表示，分為四個層次———生態安全、生態產業、生態景觀和生態文化。生態文化處于生態階梯的最高層，并作為其他形式生態文明建設的護欄。生態文化建設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也是實踐的過程。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可以以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為載體，融入生態安全、生態產業、生態景觀和生態文化的建設過程，在此基礎上，生態文化在低碳背景下不斷內化。生態安全層面，氣候變化涉及到生態安全，全球變暖，已經逐漸開始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我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土地荒漠化加劇、極端氣候事件趨強趨多，自然災害頻發、甚至影響生物安全問題。生態安全處于生態文明階梯的最底層，關乎公民切身利益。在生態安全領域融入低碳經濟、氣候變化的影響，普及生態文化，會極大地激發公民的參與熱情。生態產業層面，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有綠色農業及食品加工業、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低碳科技服務業等。在低碳產業發展的全過程中，針對生產者和消費者，強化生態文化的溝通機制、反饋機制、監督機制等等，可以有效提升生態文化的普及效率。生態景觀層面，低碳經濟背景下的生態景觀體現出更加健康、節約、可持續的景觀發展目標的追求。可持續的環境倫理貫穿于景觀構成環節，能夠在城市景觀布局、生態文化塑造、低碳行為引導上最大限度的與公眾的生態文化意識提升相契合。結合區域發展，政府可以出臺相關優惠政策，激發公眾了解生態景觀知識、參與生態景觀保護的熱情，最大化發揮生態文化對生態景觀的認知與保護、生態景觀對生態文化的促進與提升作用。如建設低碳生態旅游產業、低碳休閑度假基地等。

（三）發揮優勢群組輻射效應，實現群組互動協同

發揮群組作用是《21世紀議程》的重點內容，亦是培育生態文化、建設生態文明的必循路徑。這些群組主要包括政府、企業、NGO（非政府組織）。按照不同的角色又可細分為決策者、企業管理者、社區、學校、家庭、婦女、農民等。以往區域生態文化建設中側重于對傳統群組、單一群組的集聚宣傳、培訓教育，相關部門已提出了大量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對策，在某些區域已取得豐厚的實踐經驗，更多的關注到了“點”的集聚。但是，如何更有效的發揮群組輻射作用，架構暢通、有序的生態文明意識之“網”，迫切需要關注、群組互動的協同效應兩個關鍵問題。發揮優勢群組輻射效應。國外生態文明建設經驗表明，全社會生態文明意識的提升與NGO組織的活躍程度密切相關，環保NGO組織是傳播生態文明重要的群組。應充分利用區域優勢，創新政策環境，加大扶持力度，打造環保NGO品牌，使其成為區域提升生態文明意識、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亮點。在民間資本活躍、參與熱情高、創業氛圍濃厚的地區，具有發展環保NGO的良好環境和基礎，切實加以引導，充分挖掘各種社會資源，使環保NGO組織盡快找到自身的作用空間，將有助于激發社會活力，加大群組輻射作用、帶動作用，將成為社會生態文明意識提升的強有力的推動力量。政府應該努力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如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簡化審批手續等措施，激活環保NGO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輻射作用。發揮群組互動協同效應。群組具有共同的生產、生活意識形態，是生態文明意識集聚、傳播、提升的關鍵節點。點點成線，線線交互，發揮不同人群或組織在生態文化建設中的集聚與輻射作用，是架構全社會生態文明意識網絡的根本路徑。建立政府、企業、NGO、民眾的生態文化互動體驗交流機制，可以借助互聯網思維，創新互動平臺，完善公眾參與制度。如及時準確披露各類環境信息，健全舉報、聽證、輿論和公眾監督等制度，構建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完善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公眾參與，增強公眾參與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