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主體性教育研究30年回顧與展望論文

[摘要]主體性教育是弘揚兒童主體精神、培養兒童主體能力、塑造兒童主體人格的教育，其最終目的是促進兒童的發展和解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體性教育的研究經歷了探索與爭鳴、研究的深化、反思與總結三個階段。隨著主體性教育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主體性教育正逐漸被社會各界廣泛地理解、接納和認可，其對教育實踐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但是在當今主體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這主要表現為：要拓展對主體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加強與其他學科的對話：注重理論與實踐的互動；轉化教育研究思維方式。

[關鍵詞]改革開放；教育學；教育實踐；主體性教育

一、主體性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主體性問題成了多學科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教育學界，關于主體性教育的探討最早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它的興起有著教育內外的現實原因和理論依據。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教育本質、教育功能、教育與人的關系的討論以及由此帶來的教育觀念的不斷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主體性教育理論的研究作了思想鋪墊。”從研究歷程來看，主體性教育研究最早發端于顧明遠教授于1981年在《江蘇教育》第10期發表的《學生既是教育的客體，又是教育的主體》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個引起學術界長時間熱烈討論的教育命題，即“學生是教育主體”。此后，教育理論界開始了教育主體問題的討論，并最終形成了對教育理論和實踐產生廣泛而深入影響的主體性教育理論。主體性教育在過去30年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探索與爭鳴階段

主體性教育的探索與爭鳴階段在時間上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討論的核心是學生的主體地位問題。由于認識的不同，學術界出現了“教師主體論”“學生主體論”“互為主客體論”“雙主體論”等幾種不同并發生過激烈交鋒的觀點。

這一時期的探討是廣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師生關系的看法。但討論側重點在于師生關系的處理，并且主要在教學論領域、認識論范疇中進行。由于教學不僅僅是認識過程，也是促進學生發展的實踐過程。因此，囿于教學認識論范疇的研究存在著明顯的局限。為了打破這種局面，20世紀80年代末學術界有人開始在教育基本理論的層次上思考“學生是教育的主體”，開始從教育主體性的角度研究學生的主體性問題。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兩位教授提出的“讓學生真正成為教育主體”的命題。在《讓學生真正成為教育的主體》這篇文章中，他們不僅對學生主體的內涵進行了分析，還對學生主體性的表現和實現條件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自此，教育理論界關于主體性教育的研究邁向了一個新的臺階。

(二)研究的深化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主體性教育研究進入深化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主體性教育研究呈現出一種“頂天立地”的態勢。具體來說，這一時期的主體性教育除了進行大規模的實驗之外，在理論研究方面還具有以下特點。

1．指導思想明確化

對于倡導主體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慮，擔心會誤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認為，討論人的主體性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體表現，要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否定人的主體性。為了消除疑惑，澄清認識，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構主體教育理論，不是企圖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學理論，而是試圖從一個角度來研究教育理論，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條使我國的教育學更科學、更具實踐性、更具中國神會主義特色的路子。因此，主體性教育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1997年在湖北沙市(現荊州市沙市區)召開的“全國第二屆主體教育研討會”對主體性教育的指導思想也作了明確的規定： “馬克思主義在實踐的基礎上將主體與客體、心與物統一起來，建立了科學的主客體理論，駁斥了機械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主客體理論。我們研究主體教育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而不能到唯心主義那里去找根據。”在明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之后，主體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獲得了解放，主體性教育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繁榮與發展。

2．研究視野逐步拓寬

這具體體現為從倡導學生的主體性到探討教育的主體性。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體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認為：“教育的主體性是教育的本質特性，體現了教育的特殊功能與本質力量，是微觀教育與宏觀教育運行的核心與動力。只有揭示教育主體的這一特征，才能不斷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質力量。”此后，他們又從培養學生主體性的角度進行了深入論證。事實上，教育實踐包括培育和促進學生個體發展的微觀教育活動過程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宏觀教育事業管理，這兩個層次的活動都是人的主體活動，都有主體性問題。因此，教育的主體性就包括教育過程的主體性和教育管理的主體性兩個方面。北京師范大學王策三教授在“主體教育理論是一種教育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教育主體哲學”的概念，并對此進行闡述：“所謂教育主體哲學，就是主張教育是主體的教育哲學。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在世界觀和認識論雙重意義上。都可以說教育是主體。教育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事物、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在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組成的整體社會結構中，它有其相對獨立的主體地位。在學校或任何一種教育機構中，教育者是主體，受教育者也是主體，他們互動展開的教育活動也是獨立自主的教育活動，是自己運動的。教育主要作為一種精神活動，作為‘反映者’，對社會政治經濟等社會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動的，并且只能是一種主體的反映活動。”這樣，隨著研究視域的拓展、研究內容的豐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體性教育理論漸趨成熟。

3．研究視角趨于多元化

主體性教育理論的興起源于國內哲學界關于人道主義的論爭和人的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隨著研究的深化，主體性教育的理論基礎從過去的哲學拓展到人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學等不同學科。學術界開始從不同學科的視角來探討人的主體性和主體性教育問題。如：王坤慶教授從人性與主體性的關系人手，提出人性發展的精神維度是主體性發展的根本目標，并結合人類自身解放歷程的考察和對現實教育問題的分析，論述主體性教育思想的理論價值。肖川教授將“人性本善”作為主體性德育的價值預設，認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價值預設，我們才可能對教育的結果持有樂觀與光明的期待，才能樹立起對人的信心、對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從文化學的視角對主體性教育的本質和目的進行分析。王啟康教授從心理學角度對主體性教育進行探討，他認為主體性教育研究的一個不足之處在于對主體性的心理學分析上不夠集中、連貫和一致。為給人的主體性一個確定的合適的界說，在給予說明時，應該適當地與其心理學上的特征聯系起來。

(三)反思與總結階段

步入21世紀，主體性教育研究進入反思與總結階段。與前一階段的“熱鬧”“繁雜”相比，這一階段主體性教育研究顯得相對“冷清”。有學者據此認為，個人主體性正走向黃昏，主體性教育研究已經過時。

我們認為，這一階段呈現的特點并不能說明主體性教育已經過時，它所體現的是主體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與總結階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說的那樣： “主體性教育作為一種開放的、發展的、動態生成的教育理論，必須在不斷的反思、總結、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實現對自我的超越，從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觀地說，主體性教育就是在不斷自我批判與反思中成長壯大的。20世紀90年代，對主體性教育進行反思和總結的文章就已經出現，但這一時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進入21世紀，對主體性教育進行質疑、反思和總結的文章驟然增多，探討的也更為全面和系統。除個別研究者對主體性教育進行反思與總結外，學術界還就主體性教育理論的發展問題組織過大規模的討論。2002年，全國主體教育理論與實驗研究第六屆學術年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關于主體性教育的定位、主體性教育的理念與操作模式、“十五”期間主體性教育的理論建構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為首的“主體教育與我國基礎教育現代化發展的理論與實驗研究”課題組在哈爾濱師范大學舉辦“全國首屆主體教育理論研討會”，與會者在對十幾年來主體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礎上，對主體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并對主體教育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問題進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國主體教育理論第二屆專題學術研討會”在河南大學召開。關于主體性教育的發展，會議得出結論：“主體性和主體性教育不是走向黃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實驗的基礎上，開始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主體教育在我國當前乃至今后的一個時期內，仍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二、主體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歷經30年的探索、研究和實驗，主體性教育正逐漸被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接納和認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兒童的正確認識改變了教育理論和實踐“目中無人”的狀況

教育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問題，是人的自我認識問題，有什么樣的人的形象就會有什么樣的教育理論，進而也就會有什么樣的教育實踐。因此，要想探求現實教育問題的根源就必須回溯到人的自我認識之中，同樣，想對現實教育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解決也離不開對人的形象進行反思、批判與改造。由于學校教育的對象是兒童，因此，教育視域中人的認識問題就是兒童觀的問題。兒童是什么?這是一個困擾人們千百年的世界性難題。過去，一些人習慣于把兒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體，教育就是把兒童塑造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無視兒童在教育活動中和自我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兒童的學習就成了機械灌輸、盲目填鴨的被動性接受，教育就從人的喚醒和解放蛻變為對人的壓抑和束縛。針對這種漠視兒童的教育狀況，主體性教育明確指出：學生是教育的主體，自主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確理解兒童是尊重兒童、解放兒童的前提。“主體教育理論的興起，使人們逐步認識到要培養能動的社會主體，具有獨立個性和主體性的現代人，必須根本改變傳統受動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為能動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堅持學生的主體地位與作用，呵護和弘揚學生的能動性。”可以說，主體性教育為兒童的解放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二)主體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題，豐富了教育理論，提升了教育學的學科品味

教育學是一門研究教育現象，揭示教育問題和探索教育規律的學科。作為一種直面生命的學科，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教育學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其發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所說的那樣： “教育學——研究人的全面生長和發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學，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最主要的中心學科。”然而，現實中的教育學卻備受質疑，一些學者出于對教育學自身的不滿，把教育學稱為“迷惘的教育學”，無奈地認為教育學已到了“終結”的邊緣。我國教育學屢遭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國外理論、照搬其他學科、脫離教育實踐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教育學研究者轉變觀念，努力做到教育學問題教育化、教育學問題中國化。

主體性教育是一種以解放兒童為旨并極具中國特色的原創性教育學理論。針對現實教育理論和實踐的弊病，主體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概念和命題。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題是思想解放的結果，而這些新概念和新命題的出現又進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動我國教育學理論的原創性發展，對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教育學起到重大促進作用。

(三)教育主體性的提出為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找到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現實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過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敗在于沒有正確認識和把握教育規律，具體來說，就是對教育的相對獨立性的忽視。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說的那樣：“傳統教育以社會為本位，視政治、經濟為社會根本；視教育為政治、經濟的附庸與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雖然也講人不是環境與教育的消極產物，他能改變客觀世界，但具體論述，尤其在處理三者關系時則總是堅持：社會決定教育，教育決定人，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當然，這有助于根據社會的需要改革教育與造就新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但這種單向度的機械決定論，必然導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簡單化與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點與整體功能，壓抑了教育的相對獨立性與自主性，嚴重影響了教育的作用與質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為因循守舊、不思創新與變革的庸人。”為了扭轉這種現狀，主體性教育理論提出“教育的主體性是教育的本質特性”這一命題。教育主體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質探討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人·教育·社會”三者關系的認識，這為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找到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為現實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進的方向。

(四)主體性教育實驗的探索和推廣，在推動教育實踐變革的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體性教育由學術領域的理論研究開始向學校教育實踐滲透，并從最初的關注主體性某一功能特性發展到進行整體主體性的綜合研究。歷經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與艱辛探索，主體性教育不斷從抽象走向具體、從理論走向實踐。主體性教育實驗在推進中國教育改革朝縱深發展的同時，也逐漸改變了教育研究者的學術立場和研究取向。對此有學者進行過專門的概括：第一，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發展含義的重新認識，提高了人們推進素質教育的自覺性；第二，促進教育觀念的轉變，針對當前我國教育時間存在的弊端，轉換研究主題，尋求我國教育改革的立足點；第三，以主體教育理論作為改造教育理論的依據和基石，對我國現代教育理論體系的改造和構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義，尤其是對現代教學論的發展起到了實質性推進作用；第四，對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實驗研究、促進我國教育科學研究方法論科學化有重要啟示。

三、關于深化主體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化，主體性教育研究應該與時俱進，從目前看，主體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為使其朝著縱身方向發展，教育研究者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拓展對主體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體和主體性是主體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體性教育產生之日起，人們對此理解就比較混亂。“目前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有一些人認為主體和主體性的提法已過時，主要表現在提倡類主體而否定個體主體，提倡主體間性而否定主體性。這種思潮在教育界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為克服這種混亂，主體性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澄清主體和主體性的內涵。主體是單數還是復數?是孤立的實體、單子化的個人，還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權利和責任相統一的行動者?主體性是積極的還是中性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關系是怎樣的?受動性是否是主體性的表現?如何處理主體的能動性和受動性的關系?如何使主體的獨立性、為我性與社會性、依賴性協調一致?這些現代化境遇中的主體性教育問題將是研究者未來關注的重點問題。

(二)加強與其他學科的對話

教育學是一門直面生命的學科，是極富人文精神的學科。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教育學必須向其他學科開放，與其他學科對話。作為當代的教育學理論，主體性教育是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展和壯大的，但主體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過分依賴其他學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構建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這樣才能具備與其他學科進行對話的知識平臺。另外，教育研究者在關注相關學科發展的同時，也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素養，這樣才能與相關學科展開真正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對話中，主體性教育的發展空間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互動

主體性教育是以弘揚兒童主體精神、培養兒童主體能力、塑造兒童主體人格為標示的教育理論，其最終目的是促進兒童的發展和解放。為實現這一目的，主體性教育除要緊扣時代發展脈搏、密切關注相關學科發展之外，還要做到理論和實踐的雙向互動。因為，理論是對實踐的理性分析與升華，實踐是理論的延伸和發展，是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最終形式。要做到理論與實踐的有效互動，甚至“互哺”，我們必須在研究方法論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視理論研究又強調實證研究和實地調查，將歸納法與演繹法結合，邊研究邊總結，同時采用對象化方法、工程學方法，以保證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四)轉化教育研究思維方式

主體性教育理論的提出主要是著眼于解決傳統教育“目中無人”的弊病。但由于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根深蒂固，究竟誰為主體的問題一度成為討論的核心。進入21世紀后，受主體間性哲學的影響，教育理論界對教育主體問題的探討才逐漸擺脫非此即彼的局面，而進入共存與互存的新天地——從師生的主體轉向師生如何共為主體，即主體間的和諧與合作。這一論題的轉變體現了師生關系從主客模式到主主模式的轉向。事實上，人不是沒有生命的“物化對象”，也不是單子式的個體，而是處在一定關系網絡中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社會實踐主體。因此，教育工作者在研究主體性教育問題的時候，必須改變思維方式，即從二元對立的實體性思維轉變為注重合作與交往的關系性思維。在關系性思維范式中，主體性教育研究就可以擺脫“主體性的黃昏”所帶來的沖擊，從而擁有—個更為寬廣的視域。

第二篇：中國教育哲學30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教育哲學30年回顧與展望

自1979年教育部提出在高等院校重新開設教育哲學這一門學科以來，教育哲學在經過三十幾年的冬眠期后又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有關教育哲學的著作如雨后春筍般出版，其中較有影響的如王坤慶的《教育哲學—一種哲學價值論視角的研究》、黃濟的《教育哲學通論》、桑新民的《當代教育哲學》、陸有銓的《現代西方教育哲學》等。此外，成百上千的相關論文也先后在各類教育期刊上發表。這些都說明教育哲學這門學科正在不斷地發展壯大。

回顧教育哲學近三十年的發展，讓人悲喜交集。喜的是教育哲學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論上，主要研究了教育本質，教育觀等方面的問題，并注重引進國外一些先進的理論，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在實踐上，教育哲學對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的推行起了積極作用。悲的是，教育哲學并沒有發揮其批判作用，尚不有很好地解釋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沒有表現出該門學科特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跟教育學的其它學科有許多重疊交叉的部分，這些都需要教育哲學工作的繼續努力。下面我將首先對教育哲學近三十年所研究的內容做一些總結，然后對其未來發展的趨勢做一些預測，最后談談我對該學科的一些思考。

一、歷史回顧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科建立之初，學者們研究的焦點是該學科的學科界定以及其研究對象問題。學者們普遍認為教育哲學是哲學的應用學科，應該是用哲學的方法來研究教育中的問題。但是對于應研究教育中的什么問題，怎樣去研究大家說法不一。黃濟教授認為教育哲學的基本任務是“對教育理論與實踐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從哲學的角度，即從方法論的高度以理論上的闡明”，他一再強調教育哲學就研究教育中的“根本問題”，但對于教育中的“根本問題”到底是什么并沒有予以解釋說明；桑新民教授認為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是教育領域中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他更加注重哲學的思辨在教育中的應用；王坤慶教授則認為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是教育價值。雖然大家在研究對象上存在分歧，但是學者們卻都肯定哲學在教育哲學中的地位，都注重哲學的方法論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中的作用。

學科一經確立后，便開始對教育領域中所謂的一些根本問題進行研究。

教育本質問題曾一度成為教育哲學中的熱點話題，學者就教育本質是什么展開了激烈的論爭。討論起初是圍繞教育的本質屬性應是“上層建筑”還是“生產力”來展開的，到后來發展到討論教育的“雙重屬性說”與“多重屬性說”來緩和前面的矛盾沖突，于是討論的話題從教育的本質屬性轉到了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活動應重點發揮其哪方面的功能——是發揮其對社會的作用還是發揮其對個人的作用，是發揮其對精神文化傳遞的作用還是發揮其對物質生產的作用。關于教育本質的研究，鄭金洲在1996年第3期的《教育發展研究》期刊上發表的《教育本質研究十七年》中詳細地總結了該論爭的來龍去脈，體現了學者們在此問題上的研究成果。

被王坤慶教授認為應該成為教育哲學研究對象的教育價值問題也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興趣。在關教育哲學的著作中常常能看到作者會花大量篇幅來研究教育價值問題。對于教育價值的研究，學者們一般采取先述后評的方法，即先對中外學者對待此問題所持的觀點進行分類，一般是將教育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等。教育的社會價值表現在教育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價值，而教育的個人價值在于教育能夠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然后對各類價值進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觀點。而大多數學者的觀點都是中庸的，即主張既注重教育的社會價值，又能忽視教育對個人的發展價值。

此外，教育哲學對教育觀的研究也是很多的。因為教育研究者都認為教育觀對教育工作者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教師的教育觀決定了其教學方法以及教育理論高度，因此，研究教育觀，使教師的教育觀時刻得到更新就成為了教育研究者的重大任務。而學者們研究教育觀的角度和方法不盡相同。有的學者將教育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從哲學的高度來對其進行

分析。如于偉在其2006年所作的《現代性與教育》一書中介紹了現代的一些教育觀，如理性教育觀、人類中心主義教育觀、實用理性和科學理性教育觀等，并就每種教育觀的發展歷程及對我國教育的啟示展開了論述。書中還介紹了后現代主義的教育觀，將其對現代教育觀的批判做了詳盡的闡述，其理論性程度較高，分析得較為透徹。而有的學者如劉慶昌則將教育觀分為教育目的觀、教育內容觀、教育方式觀、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認識這四方面來研究。這就將教育觀細化了，使其具體涌入到教育教學過程中各個方面。隨著教育哲學不斷向教育具體領域研究的深入，后一種對教育觀的研究方法應該會越來越常用。對教育哲學的研究還涉及到對于道德教育和知識觀等問題的研究，在這里就不作詳細說明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教育哲學在教育領域中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上幾個方面展開的。當然，還有一些學者就教育哲學本身的一些理論建設問題及教育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然后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在相關刊物上。

同時，教育哲學近年來注意關注教育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熱點問題，注重其在教育實踐中發揮的作用。這可從這幾年來教育哲學年會的主題中看出來。如04年年會的主題是“變革時代教育哲學研究的新視域”，就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問題展開了討論；06年年會的主題是“關于教育公平問題的教育哲學反思”；08年的是“教育中的民主問題”。這些主題都是教育在最近幾年中新出現的較有爭議的話題。

二、展望未來

對于方興未艾的教育哲學，它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呢？在我看來，它的發展將會出現以下幾個趨勢：

1、教育哲學將會越來越關注教育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隨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中國教育的各個領域都深受其影響，教育哲學也不例外。在這個功利色彩濃厚的社會里，教育哲學要想謀求其生存空間就必須對社會有一定的作用，而對教育實踐問題的研究將能給教育帶來有效而明顯的作用。此外，現今哲學的發展趨勢也是從“大寫的哲學”到“小寫的哲學”，從“抽象的哲學”到“具體的哲學”，哲學本身也越來越注重其實用性，而教育哲學作為哲學的應用學科也不得不跟隨哲學的潮流發展。

2、教育哲學將會越來越關注自身的理論建設。教育哲學本身是一門應用學科，因此，要想對其它學科進行指導，它就必須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擁有自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當今的教育哲學并沒有這方面的扎實的理論基礎。

3、教育哲學的發展將走向國際化。由于現今國際間的合作越來越頻繁，教育哲學要想獲得發展就不能閉門造車，而是多與國外學者交流，跟上時代的步伐。

三、我的思考

看了這么多的關于教育哲學的書和文章，感覺到這門學科所研究的內容很雜，對于教育中的各個方面似乎都有涉及，卻又都研究得不夠深入，沒有自己特有視角，也沒有自己對教育問題的獨特的見解。我個人認為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可以縮小一點，就像王坤慶教授所說的那樣就只研究教育價值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很多學者在探討某一問題時都是采取溫和的態度，用折中的方法來解決矛盾，很少能看到一些“偏激”的觀點，比如前面談到的教育的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取向問題，大家都是主張兼顧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沒有只執一端的，好像都擔心走極端。也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學術界很少會出現針鋒相對的局面，大家都是各自為政，互不侵犯，我想這也是教育哲學的批判作用在中國缺失的原因吧。此外，我個人認為對教育的預測功能應該是教育哲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教育現象的研究上，它應該基于現實而又超越現實。因此，教育哲學應該要能夠沉得住氣，靜下心來搞理論研究，不要一有風吹草動便跟著浮躁起來，否則，它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彭婷 2007210646

第三篇：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秦 學

(中南林學院旅游與管理學院,湖南株洲 412006)提 要:本文在簡要分析國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基礎上,回顧了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狀況,重點論述了研究的領域和內容,理論和方法。指出了城市旅游研究存在的問題,并就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發展前景提出了幾點看法。

關鍵詞:城市旅游;城市旅游研究;旅游發展;城市化;發展前景 中國分類號:Ｆ59

2文獻標識碼:Ａ

人類有意識的外出旅行活動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并依次經歷了古代旅游、近代旅游和現代旅游三個階段[1]。現代旅游自19世紀40年代出現以來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了,國外對其研究已近百年。但旅游研究的真正發展還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就城市旅游研究而言,更加滯后,其真正開展起來則是80年代初。國外城市旅游研究的歷史要先于國內,研究的成果和水平要高于國內。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城市旅游的經濟理論(需求與供給),城市旅游對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生態的影響,城市旅游的規劃和管理,以及城市旅游的市場營銷等方面[2]。但是,國外的旅游研究是在缺乏一個統一的學科理論體系(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指導下進行的,因而顯得分散、獨立、凌亂。大部分學者都將重點放在城市旅游的實證研究上,比較輕視基礎理論研究。并且至今尚未見到城市旅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跡象[3]。所有這些都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到國內城市旅游研究。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顧

與國外相比,我國城市旅游研究起步更晚。我國旅游事業的正式大規模發展是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來的事,旅游研究活動與國內旅游業發展同步前進,其間為適應蓬勃發展的旅游事業的需要,旅游界和學術界開展了一定規模的科研活動,盡管與國外相比晚了數十年,但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國的經濟成長、旅游發展是伴隨著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而進行的。城市作為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信息活動中心日益發揮出其生產、生活、流通、組織和游憩等綜合功能。城市旅游正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綜合現象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城市旅游研究也日益廣泛而深刻地得以開展。1 研究領域和內容

從筆者進行文獻檢索和獲取資料的情況來看,目前國內許多學科對城市旅游現象都有所研究,如經濟學科、地理學科、旅游學科、生態學科、社會學科、建筑與規劃學科、心理及行為學科等。大量有關城市旅游的文章見于各類報刊雜志,其中以地理類、旅游類、城市類、財經類學術期刊所刊載的學術論文居多。1980—2000年關于城市旅游方面的論文大約有80多篇。研究的領域主要包括:城市旅游有關理論探討、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城市旅游發展模式探討、城市旅游結構與系統分析、城市旅游開發規劃與建設研究等。其中以城市旅游開發規劃與建設方面的研究居多。下面分別加以敘述,以期與各界人士共同探討。1 1 城市旅游有關理論的探討

這方面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的涵義與構成要素、城市旅游的性質和地位、旅游城市特征、條件和類型等,如宋家增(1996)對都市與都市旅游、都市旅游業與都市旅游、都市旅游的內涵、模式和定位等幾個問題進行了論述。指出都市旅游是以都市風貌、風光、風物、風情為特色的旅游,都市旅游多以接待商務旅游、會議旅游和國際國內交流活動為主[4]。于英士(1994)最早在國內討論了大城市發展與旅游業的關系以及國際旅游城市的界定和類型定位。認為現代旅游不僅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且是城市化的產物;沒有現代化的城市,不可能有現代化的旅游業,大城市的功能、性質、作用左右著小則一個區域,大到一個國家的旅游業的發展方向[5]。張廣瑞(1994)也以北京為例論述了國際旅游城市應具備的條件[6]。吳本(1999)分析了國際風景旅游城市的條件和目標模式[7]。王興斌(1996)初步論述了休閑與都市旅游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8]。陳傳康、吳承照(1996)以上海為例對都市旅游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進行了探索[9]。彭華(1999,2000)對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機制進行了系統研究,對現代城市發展旅游,提高其競爭能力具有重大指導意義[10,11]。1 2 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

旅游形象是目前我國城市旅游研究中探索得比較多的問題。學者們一般都認為城市旅游發展的核心是建立獨特鮮明、有招徠力的旅游形象,依靠形象來激發旅游者的旅游動機和需求,形象研究可以說是現代城市旅游研究的新起點和主方向。金衛東(1995)、張學榮(1996)和郭廷建(1996)都對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旅游形象等幾方面開展了深入研究,為后來的城市旅游形象設計建造提供了理論框架[12—14]。李蕾蕾(1995,1997,1999)在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和設計研究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和重要貢獻。指出今天城市旅游的進一步發展已不能單純依賴孤立的旅游景點,而必須推出城市整體的旅游形象,通過形象定位、主題口號的提出、視覺形象的設計與推廣等戰略來全面發展城市旅游[15—17]。聶獻忠(1998)以香港和上海為例,論述了城市旅游產品及配套設施等旅游視覺要素的建設,旅游行業管理及服務質量和水平所表現出來的旅游行為形象在城市旅游中的重要性,比較了滬、港兩地在這方面的差異[18]。屈海林、邱漢琴(1996)詳細分析了香港旅游形象的構成要素,香港在城市旅游形象促銷方面的成敗,為內地城市旅游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19]。宋章海(2000)從旅游者角度探討了旅游目的地形象問題,具有較高的理論意義[20]。白祖誠(1994)則以國外許多城市的旅游定位為例,說明一個國家、地區和城市,其總體的旅游形象一旦較為鮮明豐富,并廣為人知,就將成為巨大的吸引力[21]。1 3 城市旅游發展模式的探討

這類研究以李海瑞、道書明、保繼剛、馬勇等為代表。李海瑞(1996)、潘洪萱(1995)、金輝(1998)、道書明(1996)等人以上海為例提出了幾種城市旅游的目標模式:商務旅游、會議/獎勵旅游[22—25]。吳國清(1996)研究了上海郊區旅游后指出市場導向是城市旅游發展的關鍵[26]。保繼剛(1997)和彭華(1998,1999)以廣州為例提出了經濟中心型城市旅游的商務主導模式[27—29]。這些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馬勇、董觀志(1996)則以武漢為例論述了城市必須選擇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得以持續發展[30]。此外,張躍西(1996)從風景區旅游發展模式探討角度對旅游城鎮的布局與發展進行了研究[31]。盧曉(2000)針對上海大都市地位,指出發展國際化旅游產品、大力發展購物與觀光型國內旅游產品和率先發展市民的度假產品是上海旅游資源產品化的模式選擇[32]。李力(2000)則分析了城市旅游節慶的構成要素與牽動效應[33]。1 4 城市旅游結構與系統分析

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重點放在城市旅游客源(包括市民和外來游客)的旅游行為特征上。吳必虎(1994,1997)兩次分別對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動行為特征和市民出游力與目的地選擇評價進行了大型研究,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助,這是對城市旅游結構(客源)進行科學調查、定量分析、實證研究較成功的案例[34,35]。萬緒才(1998)等以南京為例分析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場結構,為南京市旅游市場營銷提供了科學依據[36]。董觀志(1999)通過對深圳幾大旅游主題公園的實地調查進行量化分析,揭示了特定城市的旅游客源市場分異規律[37]。張紅(2000)通過調查分析了我國旅游熱點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間分布特征,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38]。此外員疆(1998)系統分析了城市游憩產業結構[39]。1 1 5 城市旅游開發、規劃與建設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

在我國已越來越多,這些研究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城市旅游某一個項目建設、某一項產品開發、某一個區域規劃或一種模式運用的專題研究;二是城市旅游全方位的綜合開發、規劃、建設研究。(1)專題研究。保繼剛(1994,1994)對城市大型主題公園開發布局進行了系統研究,從而掀起了我國城市主題公園建設的高潮[40,41]。董雅文(1996)以南京市為例說明了生態防護建設在城市旅游開發中的重要性[42]。吳人韋(1998)則系統介紹了國外城市綠地在旅游中的作用[43]。粟娟等(1998)論述了廣州市應加強森林建設,滲透嶺南文化,創造廣州旅游新形象和風格[44]。潘寶明(1999)從文物保護的角度談到了歷史文化名城的旅游發展[45]。城市中心商務區和濱水區的演變規律與再開發和城市旅游休閑服務網絡建設受到修春亮(1998)、徐永健(2000)和鄭楊(1998)的重視,他們分別對這幾個方面從中西方差異上進行了比較研究,對城市內部職能區的旅游再開發作了有益探索[46—48]。魏衛(1997)以武漢為例深入探討了城市旅游產品開發的問題,其結論非常值得旅游界人士借鑒[49]。旅游地文化開發是旅游發展中的重點,對于城市旅游來說,更是重中之重,彭華(1998)在這方面作了深入研究[50]。熊玉梅(1999)對如何開發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場進行了專題研究[51]。

(2)綜合研究。在城市旅游開發規劃的理論建設和實踐研究上,陳傳康(1996,1996)作了開創性工作[52,53]。尚文生(1998)探討了城市旅游規劃與城市規劃的協調發展[54]。彭華(1999,1999)從創建優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對旅游開發與城市規劃一體化問題進行了論述[55,56]。楊新軍(1998)從旅游可持續發展角度研究了城市旅游開發[57]。李蕾蕾(1996)通過景觀生態學的原理構建城市旅游開發應用理論模式,在理論建設上邁出了第一步[58]。梅均(1996)和王大悟(1996)對上海如何進行旅游開發提出了寶貴意見[59,60]。李立勛(1997)對廣州旅游特色和旅游點建設進行了實證研究[61]。劉衛東(1998)、王云才和郭煥成(2000)論述了怎樣投資開發大城市郊區的旅游業,具有實際指導價值[62,63]。凌申是(1987)較早對我國中小城鎮建設與旅游開發問題展開研究,為中小城鎮旅游發展開創了研究先河,促進了我國城市旅游研究體系的完善[64]。此外,羅丹(1996)、郭叔周(1998)、賀輝揚(1998)、黃安民(1998)、楊從杰(1998)、鄭天祥(1998)、張進福(1999)符全勝(1998)、西安市政府(1998)、羅志軍(2000)聶獻忠(1999)、李娟文(1998)、駱靜珊(1993)和屠強(1998)等分別以長沙、廈門、泉州、香港和澳門、錫山、西安、南京、武漢、昆明等城市為代表,系統探討了建設優秀旅游城市、國際旅游城市所應選擇的政府政策、戰略對策與措施[65—78]。這些研究成果既是對我國近年來城市旅游開發建設經驗的理論總結,也是為未來我國城市旅游發展指明了方向。這充分說明了我國旅游業發展的空間極化效應日益增強,城市越來越成為旅游發展的重要區域。城市旅游必將成為推進我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空間結構)優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以及社會文明全面進步的強大動力。

此外,我國城市旅游研究還涉及到其它有關內容,如楊新軍(1998)研究了加拿大城市旅游開發的歷史與現狀為國內城市旅游發展提供了經驗[79]。曹小曙(2000)探討了城市旅游攝影的功能以及城市旅游攝影的文化內涵,為城市旅游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和新方法[80]。鄭天祥(1998以港澳地區為對象探討了我國大都市區發展成為世界級旅游區的前景與對策,是國內目前較少的區域城市旅游研究的例子[81]。2 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領域逐漸拓展,研究內容日益豐富。研究者用不同學科的概念與理論,不同的研究方法來描述、解釋、研究城市旅游中復雜而綜合的現象和規律,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旅游發展和研究之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城市旅游是圍繞城市地域所產生的所有旅游現象和過程,表面上它是一種經濟產業,實質上它是一項包含豐富文化內涵的高層次的人類精神文化活動。城市旅游的開展必然牽涉到經濟、文化、科技、政治、教育等許多行業部門,城市旅游研究也必然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心理與行為科學、環境與生態學、建筑學、區域科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概念。因此,一些較成熟的理論與概念相繼被運用到城市旅游研究中來。

宋家增、于英士、張廣瑞等運用系統論的思想和方法從旅游吸引物和基礎設施、旅游服務、旅游形象宣傳、旅游環境等方面對城市旅游的“吃、住、行、游、購、娛”六要素進行系統分析;學者們根據世界旅游業發展趨勢、世界城市化和社會現代化的規律,提出我國城市旅游的發展前景和旅游城市的發展方向與對策,其中運用了社會學、城市地理學的有關理論。從而在理論上闡述了城市旅游的內涵、條件、性質、特征、構成要素以及類型。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是學者們運用理論進行分析最成功的方面,李蕾蕾是這方面的代表,其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的專著《旅游地形象策劃:理論與實務》在國內首次對旅游形象策劃的理論和學科基礎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作者運用心理學、感應與行為地理學、區位論、市場營銷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大眾傳播學相關理論系統分析了旅游形象的概念體系和時空變化規律,并分別以城市、風景名勝區、旅游度假區、主題公園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隨后興起了旅游形象研究的熱潮。城市旅游形象研究改變了過去旅游研究中重物質實體建設輕形象品牌宣傳、重開發輕營銷、重客體輕主體(人)的傾向,無論是在旅游理論研究上還是在旅游發展實踐中都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隨著旅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數學方法得以廣泛應用,吳必虎、萬緒才、董觀志、張紅等學者對城市旅游客源、旅游者的流動行為規律進行了數量描述、圖形顯示和模式分析,在嚴格的數理分析和邏輯推理基礎上客觀科學地揭示出城市旅游這一復雜現象的內在規律。這種社會科學研究計量化革命反映了我國學者研究思想與方法的不斷成熟和完善。吳必虎等人的《中國國內旅游客源市場系統研究》一書是此方面的代表作[82]。借鑒區域科學的原理從宏觀區域范圍內開展城市旅游研究,是近年來的新趨向。研究者將考察對象由城市中心區擴展到城市地域(包括城市郊區)乃至大都市區、由單個城市擴展到區域城市群(帶)、由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擴展到一般的城市,使我國城市旅游研究體系日趨豐富和完善。此外,對我國城市旅游發展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是兩個并行的方向,雖然目前以業務性總結為主,但理論上的研究越來越多,這必將進一步指導我國城市旅游的更健康發展。3 評述綜上觀之,我國城市旅游研究呈現出階段性不平衡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斷斷續續、分散獨立,尚未形成理論體系和框架。90年代后期隨著我國旅游事業的飛速發展,旅游空間和范圍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內容日益更新,旅游活動和現象日益復雜。使得旅游研究變得異常活躍起來,研究的領域和范圍迅速擴大,城市旅游的成果也日漸增多。與國外相類似的是國內城市旅游研究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許多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沒有完全明確。研究的結果也大多是業務性議題,并多是詮釋性論證,理論探討、學術水平高的作品不多見。在沒有理論統一的現實情況下,方法論也遠未建立起來,因而城市旅游的定量研究和數學方法的運用較少。同時,學術界和旅游界對城市旅游學科建設、城市旅游理論與方法論體系構建、城市旅游綜合管理、城市旅游的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影響、不同區域的城市旅游現象與活動的差異、區域城鎮體系(城市群、城市帶、大都市區)旅游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尚不夠深入。但是,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對象由傳統的山水城市、歷史古都、文化名城如桂林、西安、泉州、北京、南京等,擴展到各類城市首先是區域中心城市如香港、澳門、上海、廣州、武漢、廈門、昆明、長沙、汕頭等。說明了城市旅游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被廣泛認識。盡管目前國內城市旅游研究只局限于單個城市而沒有輻射到區域城鎮體系,但城市旅游研究畢竟已經展現出了美好的前景。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發展前景與展望 2 1 發展前景

我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經過五十年的發展,已經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進展時期。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城市將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主戰場和生力軍。據專家預測,到2030年,我國設市城市數將接近1萬個,市區非農業人口將增至5億,城市化水平可達到55%[83]。城市規模和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的綜合功能進一步加強,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加強城市綜合實力,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提高城市文化內涵將是城市建設的核心。優化城市的人居(居住和游憩)環境,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滿足人民對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提出的較高要求,是擺在政府各級部門和各界人士面前的重大問題,城市旅游會有巨大發展。據統計,目前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三個城市的旅游外匯收入占了全省的82%[2];1998年我國首批參加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的75個城市,其旅游經濟總量占全國的90%[84]。旅游—中國21世紀的“朝陽產業”已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產業,旅游業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支柱產業,必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未來的產業分布格局將是集中分布于以城市為中心、由城市及其所依托的區域組成的產業密集區內。因此以旅游為導向和紐帶、以城市為中心所形成的旅游業將成為中國未來極具潛力的產業。這一產業不僅會加速我國旅游發展高級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步伐,而且會促使人們生產、生活、消費、文化、思想觀念不斷更新, 城市旅游研究也將會全面深入地展開,并促進城市旅游的持續發展。2 2 發展展望

由于我國城市旅游研究處于起步階段,許多領域還不完全成熟甚至是空白,城市旅游有著廣闊的天地,旅游研究也將顯示出美好的未來。在此筆者結合以上研究,略談一些看法,以期與各界人士磋商。2 2 1 研究組織問題

我國旅游學術活動還沒有形成像國外那樣的獨立、高效的專業科研組織體系。已有的一些研究機構無論是其行政歸屬、管理和運作模式、經費來源都需要進行創建、改革、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旅游研究的正常、規范、高效地開展,并服務于旅游業發展。為此,筆者倡議,在旅游學術界和城市學術界分別成立專業性“城市旅游”研究組織,以集中優勢兵力開展研究,形成規模效益,這是頭等大事。2 2 2 城市旅游研究各領域的問題

(1)學科建設問題。有必要建立一門獨立的城市旅游學科,在這門學科統一的范疇內開展基礎研究,弄清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和范疇、理論基礎、研究方法等,這是開展城市旅游研究的首要工作。

(2)城市旅游理論和方法論構建問題。研究城市旅游,要對城市旅游現象的內涵、外延、及其形成演進規律有充分的認識和理解。對“城市旅游”的界定、城市旅游實質、旅游者行為、城市吸引力等都急需理論指導。研究城市旅游現象必須吸收相關學科的基礎理論,如經濟學理論、區位理論、社會學理論、行為科學理論等等。同時形成指導本學科開展實踐和研究的方法論在城市旅游開發規劃和建設中也是極其重要的,這是任何一門學科發展都必須解決的問題。

(3)研究方法。城市旅游研究要借鑒并運用其它學科的方法,如區域調查、抽樣統計、規劃設計、遙感測量、地理信息系統、比較研究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國城市旅游的研究應注意定性與定量結合,更多地要運用定量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定量研究。同時要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方法,不斷豐富和完善我國旅游研究的方法體系。

(4)區域實踐研究。今后城市旅游研究不僅包括大城市、旅游業有較大發展的城市,而且還要面向我國廣大中小城市乃至處于廣大農村包圍之中的中小城鎮(包括縣城和集鎮)。特別是要大力加強我國西部地區城市旅游的研究,學者們要將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成果服務于中華大地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把研究的范圍由點擴展到線到面,開展區域城鎮體系旅游研究,為我國城市化、區域一體化和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5)開發規劃和管理方面。我國城市發展、旅游業具有與外國不同的特點,旅游開發與規劃首先應適合我國國情;同時要學習、借鑒國外成熟的經驗,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在城市旅游開發規劃中的先進成果,這是在我國建設優秀旅游城市和國際化大都市必須做到的一點。城市旅游開發規劃要與城市規劃協調發展,同時加強城市旅游管理, 尤其是法制管理和信息系統管理,把旅游管理納入城市系統管理之中。

(6)城市旅游的社會影響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旅游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生態影響(尤其是負面影響)為人熟知。在人口密集、生態脆弱的城市發展旅游更容易對城市環境造成污染、生態破壞,我國目前的城市環境質量令人擔憂,經濟發展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太大了。同時伴隨旅游業發展而帶來的西方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已直接影響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保持和延續,而這些在城市里表現得最為集中。為了城市、旅游業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進行旅游開發與經營時要切實加強旅游的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的研究和控制,使發展旅游的“代價”減輕到最小程度,使旅游與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都得到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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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長江港口30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長江港口30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長江港口以其堅實的步伐,走過了整整三十個春華秋實的年輪。三十年來,經過幾代港口人的努力，長江港口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和合力建設長江黃金水道方針的推動下，長江港口上臺階、邁大步，一年一個樣，三十年大變樣。

一、港口發展成效顯著

1、港口生產持續增長，連創新高。

在長江沿江腹地經濟旺盛的運輸需求帶動下，長江港口生產保持了穩步增長的態勢。資料顯示，1978年，長江港口吞吐量總計尚不足0.8億噸，經過30年發展，伴隨著國民經濟與對外貿易的振興，港口生產年年攀升。“十五期”以來，長江港口吞吐量以年均22.12％的速度增長，2007年邁上了9.18億噸的新臺階，是30年前的11倍以上。近幾年來，新一輪長江港口大建設、大發展的帷幕已經拉開，長江干線各主要港口吞吐量節節攀升，形勢喜人。港口行業在保障長江流域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長江港口整體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涌現出了一批骨干港口。截止到2007年，已有蘇州、南通、南京三港的貨物吞吐量突破了億噸，成為全國內河港口首批過億噸的大港，另有10多個長江港口的貨物吞吐量超過了千萬噸。

改革開放30年來，港口的集裝箱運輸發展從無到有，從落后到繁榮。長江水路集裝箱運輸，始于1976年，經歷了試驗、起步和發展階段。在三個發展階段中，航線由原來單一的內貿線發展到今天的內支線、外支線和內貿航線。箱型由國內5噸箱發展到今天20、40英尺的國際標準箱，運輸方式由以頂推船隊運輸為主發展到今天大型化的江海直達、滾裝、自航船等多種運輸方式。從1984年至2008年的25年間，長江干線開展集裝箱裝卸業務的港口由6個發展到20多個，運量較集中的港口均已建成集裝箱專用泊位，少數港口外貿碼頭、件雜重件碼頭兼顧集裝箱裝卸業務。據統計，1983年長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只有2.68萬TEU。2007年達到554萬TEU，為1984年149倍，25年平均遞增速度為24.87%,呈快速發展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長江港口集裝箱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對推進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和開發利用長江“黃金水道”均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據統計，上海港外貿集裝箱除本地箱源外，約90%來自長江流域，內貿集裝箱箱源中近60%分布在長江流域港口，內支線運輸貨源中長江流域地區占總量約80%。

2、港口建設步伐不斷加快，港口供需矛盾得到極大緩解。

港口建設成果顯著。建國初期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長江港口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據統計，從1949年至1980年，長江港口建設投資總額僅為6.32億元。“六五”期間（1981-1985年），長江港口建設總投資為2.01億元,新增泊位13個,新增吞吐能力753萬噸/年。“七五”期，交通部貫徹國家強化沿海和長江兩條經濟發展主軸線的戰略思想，提出了建設長江主通道的戰略方針，開始著手解決長期以來干流水運要素之間的比例失調問題，加強了港口、航道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從1986-1990年，長江港口建設投資總額為6.27億元,新增泊位25個,新增吞吐能力1038萬噸/年。進入90年代，港口建設作為長江干線的重點，在“八五”期繼續得以強化，累計完成基建投資11.8億元，新建、擴建貨運泊位29個，新增吞吐能力1214萬噸/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港口通過能力嚴重不足的矛盾，“九五”期，長江干線港口建設又陸續完成了一批改、擴建工程，完成建設投資約15億元。“十五”期港口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完成投資達68.02億元，新建和改造碼頭泊位102座，其中萬噸級泊位11座，年新增港口吞吐能力4011萬噸，新增集裝箱吞吐能力142．2萬TEU，新增汽車滾裝能力64．9萬輛。

進入21世紀，長江港口發展駛入快車道，并重點完善了煤炭、礦石、集裝箱、滾裝等一系列專業化泊位建設和庫區復建工程，使港口綜合通過能力進一步提高，配套設施不斷完善。目前長江干線生產用碼頭泊位數4640個，綜合吞吐能力10.3億噸，萬噸級泊位255個，集裝箱專業泊位53個，綜合通過能力706.74萬TEU。

在長江港口碼頭建設快速發展的同時，港口運營技術設施得到改善。1978年前，長江港口的主要生產設施簡陋落后，有的港口甚至靠人拉肩扛裝卸貨物。碼頭前沿最大的起吊設備僅為5噸。如今，長江港口裝卸設備、運營設施無論從種類、裝卸能力都取得長足進步，裝卸設備機械化、現代化、智能化的進程加速。隨著一系列先進港機設備以及信息技術的應用，港口碼頭的服務效率顯著提高。

3、港口功能得到了拓展，產業規模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前，從長江港口進出的貨物，大多以裝卸零星的散件雜貨為主。港口功能主要集中在客貨運輸換裝和中轉業務，為港口所在地區的工農業生產服務。如今，長江沿線港口功能由客貨運輸換裝和中轉，逐步向裝卸、倉儲、運輸、工業、商貿、旅游等多元化功能發展，在促進沿江地區經濟和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對長江流域擴大對外交往，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外向型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

目前長江沿線港口所在地城市充分發揮港口區位優勢，在港口周邊腹地大力發展臨港工業和現代物流，成為長江流域水運發展的重要方向。依托長江港口建設物流園區、保稅區、高新技術產業區、經濟開發區成為港口和區域新的經濟增長點。長江港口在傳統的裝卸、轉運業務基礎上向包裝、加工、倉儲、配送、提供信息服務等高附加值綜合物流功能延伸。

隨著長江港口碼頭功能的日臻完善，長江港口接卸的貨種也不斷拓展。除傳統礦石、煤炭、石油等大宗物資外，集裝箱、液體化工、散裝水泥及糧食、滾裝運輸等發展迅速。已初步形成了系統配套、能力充分、物流成本較低的五大港口運輸系統：一是由南京以下長江港口為中轉港，提供長江沿線大型鋼鐵企業的專用卸船碼頭和公用卸船設施組成的鐵礦石運輸系統；二是以海進江以及長江“三口一枝”為主的煤炭中轉港，提供長江沿線大型鋼廠、發電企業專用卸船碼頭和公用卸船設施組成的煤炭運輸系統；三是依托長江沿線中石化企業，提供專業化石油裝卸船碼頭石油及制品的油品運輸系統；四是以上海、南京、太倉等干線港為主，其他長江支線和喂給港組成的集裝箱運輸系統；五是以重慶港、宜昌港為主要輸入、輸出中轉港的滾裝運輸及物流系統。

4、港口布局更加合理，港口整體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上世紀80年代初，長江各港口之間各自獨立發展，相互之間沒有通過市場競爭形成合理分工合作關系，整體合力發揮不夠，影響長江水運優勢發揮。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長江港口之間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必須要立足發揮自身優勢，找準本企業的市場定位，加強相互協作配合及資源整合，共同謀求雙贏或多贏局面。近幾年，長江港口資源整合已經悄然而生，重慶市轄區重慶港、涪陵港、萬州港三港已實現資產重組，成立了新的港口物流集團公司，標志著長江港口資源整合全面展開。目前，上海港推行的長江戰略，主要以集裝箱運輸為切入點，相繼與重慶、武漢、九江、蕪湖、南京、江陰等港開展合作，先后合資組建了集裝箱碼頭公司、物流公司和內支線集裝箱運輸公司，從而形成了從長江上游到下游的集裝箱裝卸、運輸、代理一條龍服務的支線運營網絡和喂給港群，實現了長江流域與沿海地區集裝箱業務及港口資源的整合，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下游蘇州港通過對蘇州市所屬張家港、太倉港、常熟港三港實行資源整合一體化而形成了蘇州新港，使蘇州港一躍成為億噸級大港，進入全國十大港口行列。經過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長江已經基本建立了主要港口、地區性重要港口和其他一般港口三個層次的港口。形成了四大港口群，即四川三峽庫區港口群、湖北武漢地區港口群、安徽蕪湖地區港口群、江蘇南京等長江三角地區港口群；港口群的形成及港口資源的整合，使港口群內部和港口群之間實現了分工合理、優勢互補、相互協作、競爭有序的格局，增強了為腹地經濟服務的能力。

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水路運輸占地少、運能大、能耗低、污染小的優勢，完善綜合運輸體系，交通運輸部制定的《全國沿海港口布局規劃》與《全國內河航道與港口布局規劃》已獲國務院審批實施。兩部規劃共同構成了我國港口較為完整的長遠發展規劃體系，更有利于促進長江港口布局進一步優化和長江水運跨越式發展。

5、港口投資主體實現了多元化，為港口發展注入巨大動力。

長江港口建設資金投入不足，長期成為困擾和制約長江港口發展的瓶頸，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江下游少數港口企業開始利用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借助資本市場將企業做大做強。2001年11月，遵照國辦發[2001]91號文件精神，長江港口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以“一港一政”，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積極推進港口體制改革，促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隨著《港口法》出臺，為長江港口企業大規模利用社會資本建設港口，提供了機制和法律保障。較短幾年，出現了多種資本爭相投資長江港口碼頭建設喜人局面，解決了長江港口建設資金投入不足老大難問題。國內一些大型航運企業和國外碼頭運營商如中遠、中海、馬士基、和記黃埔、香港保華、香港遠航等一大批外商也紛紛投資參股長江港口業，選擇具有高成長性和高回報率的集裝箱碼頭，與此同時，長江港口企業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步伐加快，港口核心經營資產已改制為多元化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如重慶港

九、蕪湖港儲運公司、南京港集裝箱公司已成為上市公司。南通港、宜昌、池州、安慶港所屬企業與香港保華、香港遠航合資經營，江陰港正在為民營企業上市作準備。武漢、九江港務集團已先后與上海國際港務集團實現聯合。長江許多國有獨資港口企業已經實行了公司制改革，這種動向預示著今后長江港口企業間以資產為紐帶的合資、合作經營、參股、聯盟等活動將進一步活躍。

目前，長江港口已經初步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局面。港口建設投資方式已經由單一的主要由依靠國家財政撥款，轉變為政府投資、地方、企業籌資、利用外資、社會融資等多種形式，形成了投資渠道、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新機制，有力促進了長江港口的發展。

6、港口發展環境不斷優化，競爭力不斷增強。

改革開放初期，長江港口管理體制不順，港口政企不分，政出多門，港口法律規章不但數量少而且相互沖突，嚴重影響港口市場經濟機制的形成。

二十一世紀初，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交通運輸部在總結我國港口多年建設、管理經驗和借鑒國外港口成功做法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深化長江港口管理體制改革舉措，實行港口徹底下放地方，政企分開，進行了港口理貨、引航體制改革等。并且出臺了一系列港口改革配套規章和措施，這對加強港口管理、維護市場秩序、改善投資環境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極大促進了港口發展。港口管理體制改革，理順了地方和中央對港口管理的關系，充公調動了沿江地方政府支持港口發展的積極性，有效地促進了港口集疏運供給能力、運輸費用、服務水平和便捷的通關體系以及信息平臺的建設，使港口發展環境得到了全面改善，參與市場競爭力水平顯著提高。

港口管理步入法制化軌道。2004年《港口法》的施行，標志著以此為龍頭法、其他法規和部門規章為組成的港口法規體系的建立，使港口管理進入法制化軌道，為港口政企分開、新管理機構和新機制的創建、港口經營秩序的規范、港口配套改革以及港口企業深化改革指導等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礎和法律保障。

二、30年長江港口發展的主要經驗

回顧長江港口建設30的歷程以及取得的成績，主要經驗有五個方面：一是港城良性互動，共創雙贏發展。港口發展為區域經濟服務，區域經濟發展也促進了港口的繁榮，各級領導都始終把港口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作為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二是加強宏觀調控，規劃管理，重視港口建設的合理布局，樹立了長江港口建設一盤棋的思想，明確了長江干線主要、重要和一般性港口的地位與作用，合理地劃分了港區功能，并對長江干線主要貨種的運輸系統進行了統籌規劃，使港口建設有序發展。三是不斷加大港口建設的投資力度，擴大投融資渠道，在統一港口規劃的前提下，充分調動地方、企業積極性，采取國家投資、地方、企業籌資、社會融資、利用外資等多種方式建設港口基礎設施，緩解了港口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四是理順了港口管理體制，實現政企分開、港口企業進行改制。為港口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了運輸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擴大對外開放領域，發揮了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作用。五是依靠科技進步，廣泛采取了新工藝、新裝備，大力提升港口現代化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以科技為先導，提高創新能力，為改造傳統產業，提高港口企業競爭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港口發展前景展望

改革開放30年來，長江港口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回顧過去，長江港口人倍加自豪，放眼未來，長江港口發展潛力巨大。

長江黃金水道橫貫東西、溝通南北、通江達海，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與東部沿海共同構成我國“T”字型的經濟發展主軸線，是東、中、西三大區域實現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紐帶，是我國實施對外開放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依托，是長江沿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長江流域經濟快速發展，是推動長江港口發展的強大動力。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換代，重化工業迅速發展，帶來具大的交通運輸需求。近年來，長江沿線各主要省市GDP連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沿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包括集裝箱、汽車滾裝、石化產品在內的專業運輸逐年增加，特別是長江干線集裝箱運輸增幅較大，運輸需求十分旺盛。

我國經濟社會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面臨著資源和環境的雙重壓力，因此，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長江水運資源十分豐富，水運具有運量大、成本低、占地少、污染輕、能耗小的特性；長江干流航道具有通過能力大、運輸成本低、適于規模化運輸等優勢，具有通江達海運輸的條件。在大宗貨物長距離運輸條件下，長江水運更能克服道路等運輸條件限制，適合于礦石、建材、鋼鐵、石油及其制品等大宗物資和集裝箱，以及大件、重件和危險品運輸。據有關部門預測，2010年、2020年，長江干線（含江海直達）貨運量將達13·5億噸和19億噸以上。在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進程中長江港口擁有強大的發展潛力，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一定要緊緊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適應擴大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需求，滿足國家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需要，著力提升港口現代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充分發揮港口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并與其他運輸方式共同構建布局合理、銜接暢通、便捷高效、輻射力的現代綜合物流體系，在共同和諧發展中，發揮比較優勢，求得自身新一輪發展。

為此，長江港口未來的發展，一是應繼續加大長江干線港口建設力度，建設適應外向型經濟的外貿進出口原油、鐵礦石運輸系統；安全可靠便捷的煤炭運輸系統、功能齊全的集裝箱運輸體系；建設現代物流和臨港工業結合的物流園區，努力提高現代化管理和裝備服務水平。二是加快港口結構調整步伐，走內涵式發展之路，充分利用港口現有設施，增加科技投入，加大港口技術改造力度，通過專業化改造和信息技術，提高港口有效供給能力，積極推動老港區功能改造，整合低效碼頭資源，利用市場手段提高服務能力。適應專業化、大型化和集約化運輸發展需求。三是整合資源，發揮港口群的作用。在市場經濟大的環境下，應打破行政界限，加大港口間資源整合力度，優勢互補。加強地區間聯合，促進共同發展，著力提高港口整體爭競力。四是依托港口城市，利用產業轉移機遇，發展臨港工業，建設特色的產業園區、工業園區和保稅物流園區，形成綜合運輸樞紐和現代港口物流中心。五是加大港口節能減排工作力度，積極推廣交通運輸部推廣的港口節能環保示范項目，增加投入，改善港口作業環境，增強港口發展后勁。六是加快港口信息化、智能化建設。充分利用科技成果，創新發展，提高港口設備科技含量和技術裝備水平，培養高素質管理經營人才，實現港口可持續發展。七是切實加強企業安保工作。建立港口安保長效機制，創造執行有力、監管有效、平穩有序的港口安保環境，促進港口健康和諧發展。

第五篇：中日關系回顧與展望論文

形式與政策教育論文

中日關系的回顧

與展望

任課教師：劉榮華D

學生：

王玉

學院：

信息工程學院

班級：

計機112

學號：

2011306010226

中新社東京2011年5月11日電(記者 孫冉)在日本3·11大地震發生兩個月之際，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回顧本次中國對日本的援助稱，中國對日本的援助可謂史無前例。

我總結了中國從三個方面的援助。

首先從領導人層面，3月18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往日本駐華使館吊唁。這不但在中日關系史上屬首次，在中國外交史上也不多見。4月12日，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菅直人通電話對災害表示慰問。并強調中方支持日方抗震救災，愿同日方加強救災和災后重建等方面的合作。

其次，由15名成員組成的中國救援隊3月13日中午抵達日本，是本次最先趕赴日本的國際救援隊。程永華透露，中國救援隊早在3月11日就已提出要求前往日本，12日全體隊員集結完畢。待命的隊伍中有剛從新西蘭地震歸隊的，也有從云南盈江地震災區抽調的。中國救援隊于3月21日順利完成救援任務回國，又是國際救援隊中最后一支撤離的。

最后，中國提供給日本的共計3000萬元人民幣的緊急無償人道救援也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筆。3月12日中國商務部正式啟動本次援助，本著以日方提需求我方滿足的原則，2000條毛巾被、900頂帳篷、200臺應急燈等救援物資分成3批運往日本。

而來自中國的援助遠遠不止這些，中國還為日本提供了2萬噸燃油。程永華透露，3月15日日本一位內閣大臣給中方打來電話，表示日本嚴重缺油導致物資輸送車進不了災區。兩天后，中國就下令無償援助價值1億8000萬元人民幣的燃油。程大使回憶，在外交史上，中國僅向朝鮮和蒙古無償提供過燃油。

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向日本的援助更數不勝數。比如，浙江省直接向日本友好城市靜岡縣捐贈了100萬元人民幣；中國紅十字會向日本紅十字會捐款2600萬元人民幣。

而自3月31日就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作業的三一重工的大泵車，也是由中國三一重工集團無償援助的。除了援助價值100萬美元的泵車，三一重工還派出3位工程師赴核電站現場進行技術指導。

在汶川地震時我們也看到了日本對中國的援助

5億三千萬日元，折合美元近500萬，好像是除了沙特外其他國家里捐的最多的了。日本雅虎上日本紅十字會網上募捐額已經超過8000萬日元了，估計很快就會超過1億的。到處的24小時便利店門口也都貼著給中國四川地震募捐的倡議。日本各大連鎖便利店，在每個店中都設置了四川地震捐款箱，就是說日本各地城市鄉下，街頭巷尾，所到之處都有一個小小的盒子連著中國，連著四川。哪怕僅是將找回的一日元零錢塞進里面，哪怕換來一瓶水一個面包，積少成多，都在為四川災民出一把力。這次日本挺積極的。

日本企業捐的也很多，索尼集團16日下午緊急決定在原有捐款400萬人民幣的基礎上追加270萬元用于抗震救災工作，至此索尼集團捐款已增至約670萬人民幣（折合1億日元）。同時，索尼集團各相關企業員工的自愿捐款還在進行中，捐款數額每天都有大幅增加。，松下電器產業公司當天宣布，集團將提供總價值1000萬元人民幣的捐款和物資援助。這一金額超出了公司對2005年美國南部“卡特琳娜”颶風災害的援助額，規模前所未有。日本超市業巨頭永旺公司創始人岡田卓來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代表公司向中國四川地震災區捐助1000萬日元(約合67.26萬人民幣)。夏普公司也決定以集團名義捐贈約3000萬日元（約合200萬元人民幣）。歐姆龍公司將提供3000萬日元捐款和300個血壓計、200支體溫計和100個血糖計。衛材藥業公司將提供總額1億日元的捐款和物資援助。據稱救援物資將包括飲用水、紙巾和暖氣設備等。佳能（日本國內集團）1億5000萬円、中國公司100萬元（約1500萬円）總計約1600萬元。日立公司1億2000萬日元（含物資）……

日本派出的救援隊也給你很多幫助！近幾年來，當中日經貿關系漸趨佳境之際，雙邊的政治關系卻進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淵，其間的反差逾來逾大，幾乎到了如不對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經濟關系也難以為繼的地步。中日關系一直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相當多的國人談起日本就咬牙切齒，憤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問題導致中日關系處成當下局面，我們又應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呢？下面就我個人的觀點，淺談我對中日關系的回顧和展望

一、中日關系的現狀

1、不斷發展的兩國經貿關系。在整個中日關系中，經濟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對于整個中日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現狀看，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之一。在貿易方面，日本已連續11年保持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日本來說，中國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貿易伙伴之一。回顧戰后以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合作推動了整個中日關系改善。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貿易合作通過民間渠道不斷得到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最終經過了長期積累得到了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并最終促成了中日關系的正常化。70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個關鍵時期，經濟關系，尤其是其中的貿易往來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即使在中日兩國之間出現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臨十分嚴峻的局面時，經濟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并且成為改善兩國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是兩國經濟關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兩國政府和國民之間的相互信賴度，事實證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只是兩國關系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其間還存有政治關系的“反彈力”。

2、陷入遲滯的中日政治關系。這一點最明顯的標志就是近幾年中日之間一直沒實現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互訪，這對于兩個近在咫尺的國家來說是不正常的。兩國間最大的政治障礙是歷史問題，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兩國之間的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是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卻一代又一代傳了下來，長期的戰爭狀態粉碎了中日兩個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相互師從、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與和平氛圍，民族情緒開始發生歷史逆轉。這種逆轉對后來中日關系造成的影響，其程度之深刻，時間之持久，范圍之廣泛，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為過分。與歷史問題相伴而來的還有兩國在臺灣問題、領土問題以及日美安保問題等分歧。這一系列原則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數起具體事件的發生，如參拜靖國神社問題。

二、中日關系歷史問題

中日問題，主要是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教科書問題，歷史問題，其根源是歷史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兩個政府和人民勇敢面對，需要掰開了，揉碎了，需要雙方都積極主動地做工作，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溝通，這樣，才能推動中日關系向健康的方向去發展。任何回避歷史的做法都無益于打開這個癥結。我想，中日每年互派數千名青年互訪，就是為了讓青年人彼此了解對方，彼此面對面真誠地溝通。

三、在東亞經濟合作中推動中日關系的進展 經過多年的沖突與合作的磨合，中日兩國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不論世界怎么變化，無論對方怎么發展，不論彼此間愿不愿意，兩國相鄰的地理位置是改變不了的；作為亞洲大國，兩國對亞洲和平與安全的巨大影響是改變不了的；兩國在地區經濟中的相互依存關系是改變不了的。正是這些無法改變的客觀存在，使兩國之間不能不產生相互合作的必要與可能。這種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現實的而不是理想主義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為如此，這種共同的利益要求總是能夠一次次戰勝兩國關系中出現的不和諧與不愉快，使幾乎惡化的兩國關系一次次化險為夷。

友好本來是在差異中克服、調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達成的境界。出于戰略、策略之需，或者歷史要素來演出友好氣氛的手法已經太陳舊，太權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間其實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兩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具有親和性；二是作為鄰國，互相之間有確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下，作為貿易對方國和伙伴，共同繁榮的需要。隨著交流的深入，過去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發生，“異”在兩個國家之間碰撞。但是，這不是壞事，因為這種碰撞也是使事物回歸正常位置的機會。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應該是真心與真心的碰撞后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日間產生的磨擦給我們提供了問題研究的端結。

一般來說，外部因素對中日關系的影響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兩國的直接互動的效果，這可能是中日關系中一個比較特殊的規律，我們沿著這個規律探討中日關系的未來，關鍵可能還得從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決中日關系的矛盾與問題。換言之，中日矛盾的解決并不在中日關系本身，而是在于雙方是否具有戰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亞洲的整合，第一步當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

一方面，中日關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動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東亞地區合作是中日化解歷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機、克服安全困境、實現雙贏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區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日關系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是東亞地區最具影響的兩個國家；另一方面地區合作也有利于兩國問題的解決，因為中日之間的很多問題在雙邊層次上難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參與地區合作，這就為兩國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除了有利于兩國建立信任之外，地區合作機制也可以成為減輕國內壓力的積極因素，為領導人做出改善兩國關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東亞經濟合作的成功也離不開中國和日本。中國的人口占東亞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占東亞60％以上。東亞聯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與中國最終走向對立，將會改變整個東亞的戰略形勢，并使這種形勢向著有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如果中日關系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上，無法在政治層面上獲得突破，那么中日經濟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經濟合作”

那么中國和日本怎樣才能在東亞區域內進行比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須鼓起勇氣面對過去的罪行。它必須明白，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清除內在的邪惡，那么無論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因為，一個國家的形象不是單靠自己想象出來的，還必須在與他國的互動中得到確認。因此，日本得向德國學習，實施一種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過去的受害國達成和解。只有到那個時候，日本才可能被視為亞洲事務的天然領袖，并與中國及其它東亞國家建立更具建設性的關系。最近日本更換了新首相，麻生從他以前的言行來看有很深的鷹派背景，但他今后還會延續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雖然曾公開表示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并主張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等被人們稱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講中說：“如果我當選將繼續改善對華關系，發展中日友好是一種手段，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我將繼續推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當他在當選總裁后再次闡述對華關系時表示：“日中友好是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的一種手段，有利于雙方的國家利益。”在競選演講中他也曾說：“以前發表的言論只代表我的個人意見，今后將及時閉嘴。”26日他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時表示：“日本今后將繼續加強與中國的互惠與互益發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國會參議院接受議員質詢時表示：“將慎重對待歷史問題，繼承村山談話和小泉首相對戰爭受害者道歉的談話的精神，推動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系。”總之，今后麻生太郎身為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著日本的國家整體，他必然會慎重行事。安倍晉在未當首相前應該說比小泉還“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訪問中國，任內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但他在上任前與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個人對華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會從國家總體利益出發，畢竟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當然他今后不會向福田首相在任時如此“親華”，但大方向不會有重大調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強硬一些，今后在雙方的談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難度。國家關系是由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決定的，無論是誰上臺都會以國家利益為重，加強中日關系。當然我們希望麻生能夠像福田首相一樣推動中日關系向前發展，在此我也對福田康夫首相任職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1年間對中日關系有好向前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表示高度贊賞。雙方和則兩利，敵則兩害，對立甚至戰爭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頭腦清醒的人都應該認識到這個淺而易見的道理。日本現在內政方面危機重重，誰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煩。中國現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加強與中國的友好關系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過激舉動”那勢必會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一些大財閥的在華利益也會受到損害，那些老板們想必不會讓這些政治家好過吧！中日關系向友好方向發展，這是大勢所趨的歷史必然，并不是某個人所能決定的。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必將不斷向前發展并上升更高層次！

要改善處在低谷時期的中日關系，使之健康發展，從如下三個方面予以把握：

日本要認真解決歷史認識問題和擯棄冷戰思維。中日雙方要認真落實胡錦濤主席的五點主張精神，認真解決歷史認識問題。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歷史認識問題。近10年來，日本不斷有否認和美化戰爭的行為，但日本朝野、媒體卻不顧事實，不顧被害國家的感情，將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歸結為中國進行所謂“反日”教育的結果，這種誤導和煽動日本民眾的冷戰思維是當前中日政治關系嚴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應本著負責任的精神，盡早解決歷史問題和擯棄冷戰思維，遇到問題應保持理性、冷靜的態度，通過對話的方式解決，而不是任意惡化。

重視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促進相互理解。今天推動中日友好的力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動，老一代從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勢力和民間人士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中日大學生卻彼此缺乏了解，對雙方歷史的了解程度有相當明顯的差距。最近由筆者組織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對日本歷史理解的人數比例為55%，而日本學生僅為28%。尤為遺憾的是，維系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日本民眾中正被逐漸淡忘。所以，加強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以文化為使者，以第二軌道的民間外交為紐帶，通過心與心的溝通和理解，彌合互不信賴的鴻溝，增進互相理解勢在必行，而這也是構建未來中日關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觀地認識和理解對方，培養具有未來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觀地認識和理解對方，走出中日關系的歧路，媒體負有重要的責任。它不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橋梁和陣地，也是中日民間交流的文化載體。所以，媒體應以寬闊的胸懷，多方位、多視角，客觀公正地報導對方。同樣重要的是，中日雙方還必須要注重培養大量具有未來思考型、開拓性的青年，因為青年睿智則國家關系睿智，才能以史為鑒、攜手面向未來，共同走出中日關系的陰影，開創明朗、健康的兩國關系新局面。中日關系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國正在實施的科教興國戰略。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同處東亞且緊鄰的兩個大國保持穩定的雙邊關系至關重要。為了維護長期以來歷經艱難形成的中日關系大局，我們應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方針，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為構筑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彼此間有著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友好相處，合作雙贏，是符合中日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繼續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實現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對中日兩國都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中國政府始終把維護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系作為長期國策，置于對外關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認為，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不僅有利于兩國人民，而且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此希望中日關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們中國和日本可以從此共同進步，共同發展，中日的明天會是美好。作為中國民眾我們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日關系。況且也毛澤東說過：“要把軍國主義分子與日本人民區分對待，日本人民對我們還是很友好的”。以雙方關系長遠發展的大局為重我們應該牢記歷史，但更應該忘記怨恨。我們應該以史為鑒，但更應該面向未來。我們要以正確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記怨恨，相互寬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說過：“我們要一同前進，一同探索，一同開辟我們共同的未來。”不要受一些媒體片面報道的影響，盲目愛國，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總以“歷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錯誤，為什么要讓他們的后代來承擔呢？歷史應該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不應該成為我們前進的阻礙。要提醒中國民眾的是我們應該學會如何愛國、怎樣才是愛國的最佳途徑，并不是憑著一腔熱血，萬不可感情用事。但日本國民確實對真實的歷史了解不夠，特別是年輕一代，這與政府的教育有很大關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對一些確鑿的歷史，加以詆毀，確實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憤怒。但我們要深知日本人民是無辜的，他們同樣是受害者。中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讓日本將道歉掛在嘴邊上，但日本民眾大多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們認為很悲慘，不想接以前的傷疤。有這樣一句話，英國前首相帕莫斯頓爵士曾說：“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中日友好關系是長遠的，不能因為一時的波動而否定兩國長遠的友好系。中日也應是友好的、穩定的鄰居關系。發展中日友好關系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業，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應忽視它，更不能破壞它，任何忽視、破壞中日友好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違背了中日人民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