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澳大利亞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模式的多元化與啟示

關于澳大利亞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模式的多元化與啟示

一、目前世界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模式的四大陣營。

第一陣營是以德國為主的高職教育培養模式——“雙元制”培養模式。

這類職業教育模式主要有德國、奧地利及德語圈國家，其主要特征為：一是職業教育模式呈現明顯的“雙元”特點，所謂“雙元”主要是指企業與職業學校共同承擔學生的職業培訓與文化理論教育。二是職業教育的供需關系由政府按照企業提供的培訓崗位確定。三是培訓內容與方式注重教育性與經濟性，學生具有兩個身份（學徒與學生）；兩個學習場地（企業與學校）；兩個教育培訓模式（企業與學校）,四是培訓者有企業培訓機構和職業學校，具有明顯的雙元特征，企業參與培訓并起決定性作用。五是職業教育費用分為兩類，企業培訓由企業出資，職業學校經費由財政提供。

第二陣營是以美國、加拿大為主的以市場調節為導向的職業教育模式。

這類職業教育模式主要特征為：一是幾乎沒有正規學歷的職業學校體系，沒有系統化的職業學校教育模式；生產一線勞動者的培訓主要由企業、社會培訓機構或者短期培訓職業學校承擔。二是職業教育的供需關系主要由市場決定，由企業決定。三是培訓內容與方式主要根據企業的職業要求確定，具有顯著的“訂單導向”特征。四是培訓費用主要由用人單位與個人承擔，高中后職業教育的部分經費由財政承擔。一般來說，這類模式注重在普通高中教育中滲透職業教育的內容，如美國有許多職業的培訓內容都是通過普通學校（綜合高中）的課程來完成的。美國、加拿大的社區學院與職業技術學院，注重職業資格證書體系的作用。第三陣營是以英國、澳大利亞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導、國家主管的職業教育模式。

該模式在職業教育上叫CBET模式，澳大利亞的教育是總結了德國的“雙元制”和美加CBE模式，創新了CBET模式，其主要特征為：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系統，將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整合在一個系統下，將職業資格證書與文憑（全日制教育）結合起來，與學歷教育相呼應。二是供需關系主要由政府會同行業共同依據市場需求確定。三是培訓機構主要是國家為企業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官方公共服務機構-TAFE系統，也稱TAFE學院。四是培訓內容主要是政府按照經濟界與企業的要求，制定國家資格框架、認證框架和培訓包。五是職業教育經費主要由財政負擔，目前開始呈現多元化特征。

第四陣營是以中國、韓國、日本為主的以職業學校為特征的職業教育模式。

該模式主要特征：一是具有完善的職業學校教育系統；二是職業教育的供需關系主要由教育行政機構來平衡；三是培訓內容與方式注重教育性與經濟性，學生畢業具有學歷與就業雙重資格；四是培訓者以職業學校為主，具有較多的學院教育色彩，企業也參與培訓，但不起決定性作用；五是職業教育費用主要依靠財政撥款，逐步呈現多元籌資特色。該模式也是以能力為本位，以就業為導向，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的應用型、技能型人才。

二、澳大利亞的教育現狀和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模式。

1、完善的教育體系。

澳大利亞國土面積有八百多萬平方公里，接近于中國國土面積，人口只有兩千萬是我國的1/70，安徽省的1/3，地廣人稀，人均收入較高，教育事業發達。澳大利亞公民16歲以前如果不接受教育，其父母要受到嚴厲的罰款。除上私立學校以外，教育全部公費。私立學校都是名校，其學費也可向國家申請貸款。澳大利亞國家規定，畢業后貸款人的年收入超過35000澳元需還貸，低于35000澳元無需還貸，還貸期限是30年，貸款人還貸壓力不大，這樣澳大利亞人學習氣氛很濃。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從中學開始，澳大利亞沒有職業高中和中專，那么職業高中和中專的職能都融會貫通在中學教育里面，澳大利亞跟我們一樣有中學十二個年級，學生在中學課程里面要接受職業教育，在中學期間學生必須學會電焊、刨工等生活基本技能。中學畢業后，可以發給學生一級初級工，二級初級工的證書，使其能從事刨工、電焊工等職業。我們的中學很大程度上是高考應試教育，澳大利亞沒有高考，中學生畢 業時每門功課都在70分以上的50%可以上大學，學習成績低于70分的上TAFE學院，接受職業教育，所以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很發達。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發達還體現在“學分銀行”上，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學分互認，所以高職畢業以后，還可以上本科，本科畢業以后，回過頭來到TAFE學院還可以學習他的職業教育，技能合格以后，然后去工作。

2、先進的辦學理念。

澳大利亞的辦學理念從總體上和我們有些相似，但是在有些提法上比我們更具體，我把它總結了這么幾句話，它在辦學上總體是“以市場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以技能教學為中心，以企業和行業崗位標準為依據，以知識點和技能點傳授為要求，以先進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為載體，以職業資格和技能鑒定為手段，注重教學策略開發，以人為本，突出個性，因材施教，形成了教學方式多樣化、實踐教學應用化、教學測試實踐化，證書就業一體，構建了普教、職教、成教、職教職后教育互為一體的終身教育體系”。

3、科學有序的辦學模式。（1）、面向市場，靈活設置專業。

澳大利亞的專業設置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是企業需要的專業，二是學生愿意學習的專業，三是學校對這個專業具備的基本條件，四是政府和行業對這個專業的宏觀論證；在學院上面有一個行業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有政府部門、教育部門、企業、行業、和社會專家組成。委員會審查專業申報的論證報告，從師資構成、設備贈添、辦學經費等方面進行調查論證，論證如果可行，同意開辦這個專業，論證報告所提出的要求，委員會基本滿足，學校的硬件不夠，政府可以給你投入，企業也可以給你投資，所以他們設置專業比我們容易。因為體制不一樣，它是企業和學校共同建設這個專業。（2）、構建靈活多樣的課程體系。

教學質量的提高，關鍵在課程體系的建設。每個專業的大綱計劃最終都是由課程形成的，這個專業要開多少門專業課，開多少門專業基礎課，這些課的開設要有科學性，不必要的課不要開，需要的課必須開。所以課程體系建設是高職教學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為教育思想、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等都要通過課程教學來實現。澳大利亞非常重視靈活多樣的課程體系建設。①獨特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制定辦法。

澳大利亞是國家把教學大綱的主旨和教學思想，技能考核的等級標準全部定位好，學校按照規定的標準培養人才，教學計劃和大綱的制定比較科學，是按照行業和企業的標準來制定的，這一條我們要學習，要努力按照行業和企業的標準來制定我們的大綱和教學計劃。②“三結合”的課程設置。

澳大利亞的高等職業教育課程只有三類：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實踐課。澳大利亞沒有思想政治課、體育課和英語課；而這三類課程占我們國內教學計劃的三分之一。澳大利亞是個英語的國家，外語是開選修課，在正規的教學計劃里面沒有英語這個課程，學生可以選中文、法語、德語、日語等選修課去學，不占教學計劃的主要課時。所有的高校，沒有運動場地，沒有食堂，沒有學生宿舍，這些全由社會承擔，所以它無需開體育課，但是社區的運動設施非常豐富，各種場地都是免費的，學校就是集中精力辦學。“三結合”的課程，淡化理論課和基礎課，重視學生技能的培養，學生質量很高，優勢很明顯。③專業設置、專業課開設規定嚴格。

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專業課的開設，因為學生的技能知識主要是通過專業課來掌握的，開設哪些專業課程，課程的模塊如何組合，均由國家和相關行業委員會或顧問咨詢組織根據行業發展、企業市場的信息以及就業的需要來確定，非常嚴格。

4、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教學計劃、教學大綱、課程設置都是藍本，把這個藍本和知識交給學生，讓學生學得好、又愿意學，這是他的教學方式先進之處。大綱制定得再科學，計劃制定得再嚴密，課程設置得再合理，但老師不能把知識傳授給學生，那還不是失敗嗎？澳大利亞的教學方式靈活多樣：（1）、采用分段式和模塊式的教學方法。（2）、把知識變成問題，再把問題還原為知識的還原教學法。（3）、因材施教，強調個性的興趣教學法。（4）、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零距離”教學方法，又叫超市教學法。（5）、“用戶選擇”式的學習方式。

5、科學有效地考核方式與技能鑒定。

澳大利亞高等職業教育有統一的注冊考核技能鑒定辦法，所有的課程和技能都要經過國家技能鑒定和考核，學校設有每個子模塊的考核辦法。我們現在也是模塊教學，每一個模塊教學結束以后，必須進行實踐考核，由學校發技能鑒定合格證。最后以小證換大證畢業。澳大利亞理論考試與技能考核比例是5：5，理論考試成績占50%，技能考核50%；美國是3：

7、德國是4：6。澳大利亞是淡化理論考試，強化技能考核，理論考試只要求及格，技能考核必須合格。這種以技能考核為主，理論考試為輔的考核方式比較先進。目前在技能考核上，如果國家沒有配套標準的。我們可以根據行業和企業的崗位要求來制定標準，比如攝影攝像、編輯、記者、播音員、主持人都可以設立崗位標準，可以發給相應證書。這樣學生在技能方面才能真正過關。監測手段不科學，考核手段不科學，質量難以提高。

6、嚴格的“雙師”標準與授課流程。（1）、嚴格的“雙師”標準。

澳大利亞對教師的要求很高，他的“雙師”標準，第一個叫院校標準，所有老師必須具備“五證”：學歷證、教師任職資格證、專業職務證、技能等級證、繼續教育證。第二個叫行政標準，澳大利亞政府規定，高職學院的老師必須在企業工作三至五年，或者每年有一個月時間在企業見習。第三個標準是“學者”標準，就是要求教師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對于老師的要求，澳大利亞的“雙師”要求比我們國家更明確，我們的“雙師”沒有講“五證”標準、行政標準、學者標準。在澳大利亞一個高職學院的老師，三個方面達到標準要求，你就可以來校任教，三個方面不夠，你就自己去鍛煉，所以他們的“雙師”標準和要求非常嚴格，也很明確。（2）、科學有序的授課流程。

對于教師授課，一是要求把知識變成問題，二是要求把課堂變成模擬公司和教學工場。課堂即模擬公司，學生即模擬職員，它用這種理念搞職業教育，學生很快就進入了角色。教學的流程是教師提出問題，教給任務，剖析問題，演示操作；教師再提出若干子問題，根據學生程度、問題難易度、因材施教。學生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問題，做練習、去操作，然后等待著老師的檢查。學生提問非常積極，有些問題老師當場回答，有些問題老師全部把它收集起來，第二堂課反饋給學生。澳大利亞教室有個黑板，上面有好多種顏色紙，每位授課老師有一種顏色，學生對老師有疑問，就把問題寫在有顏色的紙上然后貼到磁板上，等待著老師把屬于自己顏色的紙收回去，然后再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這種教學當中師生互動的問答方式比較個性化，學生學得好。

7、注重學生畢業設計、畢業證書發放和學習成果展示。

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學生畢業設計、畢業證書的發放和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示。他們告訴學生到學校讀書最神圣的一刻是發畢業證書的時候。澳大利亞對畢業證書的發放非常重視，開隆重的大會，著正規的學士袍，逐個的念學生名單、逐個的發證，學生感到很神圣。我們現在發畢業證書，有的學生打個電話托人拿畢業證書，這很不嚴肅。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要從源頭解決，要嚴肅對待這個問題，要讓學生感受到發畢業證書的時候，就是大學畢業了。我們要教育學生有大學意識。大學意識非常重要，學生自己有大學意識，他就成為大學人，他自己就會提高自己，他光講自己大

一、大

二、大三了，如果沒有這個大學意識是不行的。畢業 設計這個環節，我們現在做得比較簡單，以后我們必須嚴格去做，他們是理綜類的做畢業設計，文綜類的做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有嚴格的畢業論文答辯，畢業設計有嚴格的畢業設計考核。做畢業設計也是讓學生很自豪的事，畢業設計和論文答辯比聽一堂課自豪多了，讓學生有一種成功的意識，有一種自豪的感覺。澳大利亞重視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示，教室走廊和教室墻壁上全是學生作品的展示。學生就是這個心理，你把他的作品掛在墻上，他才感覺自己有成功的意識，他就自豪，他就快樂。這次回來，影視藝術系和其他的系在搞學生作品展示，非常好。所有系都要重視起來，還要妥善保存學生的作品，這是我們的教學成果，要通過學生成果的展示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成功意識。我總結了幾句話叫“強化以人為本，提升專業意識，強化專業技能，堅定專業態度，升華專業情感，培養成功意識”。

三、對我國的啟示

1、要融入與國際接軌的辦學理念，更新觀念，解放思想，進一步推進教學改革。

要融合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當中的有用的部分，要用人家先進的辦學理念，來更新我們的思想，來推動我們的工作，來促進我們的教學改革。首先是理念先行，以技能教學為中心的理念能不能確立，零距離超市式教學法能不能接受，先進的考試辦法能不能改進，先進的課程設置辦法能不能引進，“雙師”隊伍的要求能不能做到，教學當中具體環節的有用部分能不能借鑒。我們不能照搬照抄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模式，但能結合我們學院實際的，要做一點是一點，改一點是一點，不要一點都不做。首先要進一步地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融入國際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理念，來促進我們學院的教學改革；

2、從課程改革入手，深化“寬基礎，活模塊”的教學改革。

再好的教學計劃，再好的教學大綱，再好的教師，最終的落腳點都是落實在課程上，所以課程設置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須從課程改革入手，深化我們“寬基礎、活模塊”的教學改革；構建新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的指導思想，建立起一套以行業、企業標準為依據的課程設置方案。使每個模塊的課程開得實用有效。

3、創新教學模式，大膽償試國外先進的教學方法，推進教法改革。

澳大利亞的教法比較先進，也比較實用，我們要大膽去做，大膽創新教學方式，大膽嘗試新的教學方法，推進學院的教法改革。我們現在教法比較老套陳舊，幾十年不變，不少老師基本上是從概念開始，滿堂灌。因此要求我們的教師要學習國外先進的開放式教學法，超市式教學法，興趣教學法、仿真式教學法、模擬式教學法，把知識變為問題的還原式教學法，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零距離教學法，以及其他先進的教法，推進教法改革；

4、改革考試辦法，完善技能鑒定，推進以技能考核為主，以理論測試為輔的考試改革。

我們現在的考試，基本上還是理論考試為主。技能考核起步較慢，力度較弱。職業教育應該加大技能考核，我們要轉變理念、更新觀念，研究我們的技能考核要占多大比例，我們的技能考核方案怎么制定，我們子模塊的技能鑒定怎么去操作，我們的證書怎么發放。用這樣一系列的改革舉措來敲動考試這個杠桿，用考試辦法的改革和考試杠桿的作用來促進整體教學質量的提高。

5、制定優惠政策，加強“雙師”型隊伍建設，改進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方式。

我們要研究“雙師型”隊伍建設的辦法，內部的隊伍建設，要靠政策來引導教師提高知識水平和技能，要加強培訓，加大投入，培養好學科帶頭人和中青年骨干；培養名講師、名教授，要加大教學研究的力度，鼓勵教師多出教學成果。外部引進要靠優惠政策，筑巢引鳳、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真正建設一支數量夠用、質量較高的“雙師型”教師隊伍。

第二篇：高等職業教育培養高技能人才

高等職業教育培養高技能人才

調研提綱

一、調研背景

根據《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高技能人才隊伍發展目標是：適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以提升職業素質和職業技能為核心，以技師和高級技師為重點，形成一支門類齊全、技藝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隊伍。到2020年，高技能人才總量達到3900萬人。主要舉措為：完善以企業為主體、職業院校為基礎，學校教育與企業培養緊密聯系、政府推動與社會支持相結合的高技能人才培養培訓體系。統籌職業教育發展，整合利用現有各類職業教育培訓資源，依托大型骨干企業（集團）、重點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建設一批示范性國家級高技能人才培養基地和公共實訓基地。改革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和頂崗實習。實施國家高技能人才振興計劃。促進技能人才評價多元化。制定高技能人才與工程技術人才職業發展貫通辦法。

當前，我省正處于“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關鍵時期，省委、省政府在《關于統籌推進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發展的決定》、《廣東省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立現代職業技術教育體系的目標，將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高等職業院校是高技能人才培養的主陣地，必須適應我省產業轉型升級對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需求，進一步明確辦學定位，深化校企合作，與行業企業共同研究確定高技能人才評價標準和培養方案，形成高技能人才培養和評價機制，才能真正發揮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功能。

二、調研目的

1、深入了解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了解行業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以及對職業院校所培養的高技能人才的質量評價；

2、探討如何完善以企業為主體、職業院校為基礎，學校教育與企業培養緊密聯系、政府推動與社會支持相結合的高技能人才培養培訓體系；

3、研究如何與行業企業合作，共同制定高技能人才評價標準，形成行業企業、社會認同的高技能人才認證機制，構建廣東特色的高技能人才培養及評價體系；

4、探討高職院校如何準確定位，全面深化校企合作，改革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建設校企共同參與的高技能人才培養基地，與企業共同培養高技能人才。

三、調研內容

1、對高技能人才的理解問題 ①高職院校對“高技能人才”概念本身的理解 ②行業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界定，行業企業高技能人才的來源有哪些？

③高技能人才應具備哪些最基本的要素。

2、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的現狀和基礎能力如何？ ①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的措施有哪些？在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內容方面如何適應高技能人才培養的要求；

②高技能人才的評價標準是什么？如何對高技能人才的評價？

③學生畢業時獲得高級工的數量和比例。

④學生畢業后三年內獲得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的數量和比例。

⑤高職院校有無大規模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基礎能力？高職院校有無為社會培養高技能人才？

3、當前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①政策方面的問題； ②設施設備方面的問題； ③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的問題； ④校企合作方面的問題； ⑤師資隊伍方面的問題； ⑥其他問題

4、如何打造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外部環境 ①財政投入； ②政策保障； ③輿論宣傳； ④校企合作。⑤其他。

5、高技能人才培養基地如何建立

①如何借鑒德國“雙元制”、英國“現代學徒制”的成功經驗，通過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培養高技能人才；

②高技能人才培養的機制如何建立。包括培養過程如何規范、培養標準如何建立、評價標準如何確定等。

③高技能人才培養中職業院校與行業企業合作的實現形式和途徑有哪些？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學校、企業和社會資源，共同培養高技能人才。

④廣東特色的高技能人才培養和評價標準如何建立？應包含哪些關鍵內容。

⑤如何結合廣東產業發展的特點，制定高技能人才與工程技術人才職業發展貫通辦法。

⑥如何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和骨干企業的作用，由行業企業制定區域高技能人才評價標準，推進高技能人才認證制度。

第三篇：澳大利亞模式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澳大利亞不方便法院原則研究

徐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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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 法學博士，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要：澳大利亞在二十世紀初就有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實踐，并一直追隨英國傳統的做法。但在二十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亞拒絕英國“更適當法院”的新標準，并建立了自己較為嚴格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標準。澳大利亞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實踐，對我國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不方便法院原則；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拒絕；建立

A Study of Australian Forum Non Conveniens

Xu Wei-go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Australia had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 practi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accepted the British traditional rules.But Australia rejected British more appropriate forum method and established its own strict standard, i.e.clearly inappropriate forum in the end of 80’s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90’s.The practice of Australian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 gives our country important revelation.Key words: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Clearly inappropriate forum;Rejection;Establishment

澳大利亞屬于英聯邦國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聯邦制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其主要沿襲英國的法律制度。但在長期的法律實踐過程中，它又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點。

澳大利亞在二十世紀初就有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實踐，并一直追隨英國傳統的做法。由于英國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從1974年起，英國逐步放棄了傳統的標準，采用了“本質法院”或“更適當法院”的新標準，這一新標準也曾為一些澳大利亞下級法院所采納。但是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1988年的Oceanic Sun Line Special Co.Inc.v.Fay一案中，拒絕采用英國“更適當法院”的新標準，逐漸偏離了英國的做法。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1990年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一案中，最終確立了自己的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新標準。

一、背景

澳大利亞傳統的不方便法院原則與英國一樣，區別兩種情況，分別對待。第一種情況是涉及到在法院地范圍內送達傳票的案件；第二種情況是涉及到當被告在外國或送達時不出現在管轄區內時的案件。前一種案件是根據普通法所建立的管轄權原則對案件行使管轄權，后一種案件是根據各州或地區的成文法主張管轄權。澳大利亞各管轄區的法院都制定有關向澳聯邦管轄范圍外的被告送達傳票的規則，它是有關各管轄法院擴大其管轄權的規則。這種對管轄權的擴大行使權限，主要取決于各法院的自由裁量權。現在澳大利亞許多州如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塔斯馬尼亞、南澳大利亞和北部地區的最高法院都不要求向管轄區外的被告送達傳票之前申請送達許可。但也有一 ?徐偉功（1970-），男，漢族，江蘇鎮江人，武漢大學法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法學院、悉尼大學亞太法律中心訪問學者（2001—2002），主要從事國際私法學的研究。些最高法院如澳大利亞高等法院、西澳大利亞最高法院、澳大利亞首都地區最高法院對管轄外的被告送達，要求原告事先申請送達許可。不管如何，在以上兩類案件中，被告都可以根據不方便法院原則，要求法院中止或拒絕訴訟。

在法院管轄區內送達傳票的案件中，澳大利亞法院遵循英國St Pierre v.South American1一案中所確立的濫用程序的標準；在對管轄區外被告送達傳票的案件中，首先必須要求地方法院是一個方便法院，所以有關中止訴訟要求表明煩擾、壓迫或濫用程序的規則不適用于這類案件。法院在認定其是否是方便法院時有著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由于是原告尋求對管轄區外的被告送達傳票，所以原告必須承擔本地法院是方便法院的舉證責任。法院認為通過域外送達傳票建立起來的管轄權是過分的2管轄權，法院行使這種管轄權就要特別謹慎。在這一類案件中，被告也可以提出不方便法院的申請，其有關管轄區外的證據位置以及存在外國管轄權選擇條款將得到充分考慮，具有很強的權重。3一般而言，在域外送達傳票案件中的不方便法院規則與在域內送達傳票案件的不方便法院規則有兩個方面的區別：一是關于舉證責任問題。在域外送達案件中，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在域內送達案件中，舉證責任由被告承擔；二是關于不方便法院相關標準問題，在域外送達案件中，主要是證明本地法院是審理案件更為適當的法院。

然而，英國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逐漸模糊了普通法的案件與域外送達傳票案件的區別，把這兩種不同的標準合并在一起。由于國際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增長、交通工具的先進、選購法院情況的增加，英國開始放棄了在St Pierre案中所建立起來的嚴格標準，采取了更加靈活的不方便法院的標準。

二、拒絕英國新方法

（一）Oceanic Sun Line 案

雖然英國Spiliada案所建立的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新標準為新西蘭等國家所追隨，也曾為澳大利亞一些下級法院所采用。4但在1988年的Oceanic Sun Line Special Co.Inc.v.Fay一案中，5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卻拒絕采納這一原則。

本案原告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的居民，被告是希臘一家輪船公司。原告決定到東地中海去旅游，主要游玩希臘附近的小島。原告通過澳大利亞的一家旅游機構安排海外的旅游，并得到了被告公司旅游輪船航程安排的宣傳小冊子。宣傳小冊子包含著一項聲明，即關于旅客運輸的事項遵守船票合同中的有關條款，旅客可以在任何被告輪船航線辦公室里看到這些內容。但是原告沒有閱讀到關于合同條款的內容，原告在到達希臘之前也沒有收到他的船票，也不清楚被告是否有輪船航線辦公室在澳大利亞。原告只是通過在悉尼的旅游機構代為預訂船票和支付相關的費用給被告在澳大利亞的辦事機構。在原告離開澳大利亞之前，他僅得到了船票的交換單。交換單將在希臘輪船起程前正式交換船票。船票中包含了原告并不知道的一些條件，船票第13條規定，任何對承運人的訴訟必須僅僅在希臘雅典法院提起，希臘雅典法院具有排他的管轄權。第12條（F）項規定了人身傷害限制責任的內容，即任何人身傷害的賠償不超過5000美元。在航行過程中，原告參加了一種射擊娛樂活動，受到了重傷。他立即被送到雅典一家醫院治療，隨后他回到了澳大利亞。在返回昆士蘭之前，他在新南威爾士悉尼市進行了多次手術。由于希臘公司的輪船在紐約州出現，原告首先在紐約州法院提起了訴訟，但是紐約州法院根據被告的申請，以不方便法院為理由拒絕了訴訟。原告又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提起了訴訟，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根據其法院規則第10條第5款第2項的規定，即如果侵權的損害結果全部或部分發生在新南威爾士的，新南威爾士法院具有管轄權，對被告公司進行了域外送達傳票。被告公司作出了有條件的出庭，并提出了駁回訴訟請求或中止訴訟的動議，12 1K.B 382(1936).Hagen(1908)P189at 201;Mackender v.Feldia Z.Q.B.590(1967).3 Evans Marshall Co.Ltd v.Bertola SA 1 W.L.R.349(1973).4 Eg, Ranger Uranium Mines Pty Ltd v.BTR Trading(QLD)Pty Ltd(1985)34 NTR 1;Muller v.Fercott(1981)37 A.L.R.310;Garseabo Nominees Pty Ltd v.Tanb Pty Ltd(1979), NSW L.R.663.5 79A.L.R.9（1988）。理由是：（1）根據船票第13條的有關規定，原告必須接受希臘雅典法院的管轄權；（2）根據案件的所有情況，希臘是原告提起訴訟的適當法院。審判法院拒絕了被告所有的動議，被告上訴到澳大利亞高等法院。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以三比二的多數拒絕了被告中止訴訟的請求。針對被告中止訴訟的第一個理由，就需要法院決定印在船票上的第13條的法院選擇條款是否構成了旅客運輸合同的一部分。如果第13條構成運輸合同的一部分，毫無疑問被告的中止訴訟的動議將會被準予。法院認為這一問題應該適用法院地法即新南威爾士法律來決定。根據新南威爾士的法律，合同于原告新南威爾士接受船票交換單時成立，由于當時原告并不知道船票中包含強制管轄權的條款而且被告也沒有特別的做法引起原告注意這一條款的存在，所以第13條不構成運輸合同的一部分，拒絕了被告根據船票第13條中止訴訟的理由。

對于被告中止訴訟的第二理由，即新南威爾士是一個對案件審理不適當的法院，希臘雅典是更為適當的法院，法院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在法院的判決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方法，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得到多數支持。布倫南法官堅持適用傳統煩擾、壓迫或濫用程序的標準；威爾遜和圖海法官則堅持適用英國法院的更適當法院的標準；而狄恩法官則提出了中間方法——“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標準。高杰法官在單獨的判決中表示贊同狄恩法官的方法。布倫南、狄恩、高杰三位法官形成了多數意見，拒絕了被告中止訴訟的請求。威爾遜和圖海二位法官則為少數不同意見者，認為應該采取靈活的方法，準予了被告不方便法院的動議。顯而易見，在本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沒有象其他英聯邦國家一樣，采納英國靈活的“更適當法院”的標準。但是澳大利亞也沒有形成一致權威的方法。本案判決作出后，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比評，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澳大利亞審判領域里的黑暗。6

1．布倫南法官的觀點

布倫南法官在全面考察了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發展后，得出結論，英國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案中所建立的煩擾、壓迫和濫用程序的公式是澳大利亞的法律，應該得到保留，并且壓迫和煩擾兩詞必須按照它們通常的意思去理解。布倫南法官之所以拒絕英國的新標準，其理由：（1）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新標準具有不確定性，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原則，完全交由英國法官自由裁量，使得英國法官具有極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是依靠可行的精確原則，僅僅是根據法官對所有訴訟當事人的利益以及正義的適宜的看法基礎上。況且英國的新方法只有在比較相關國家的法律制度后才能得出結論，也就是說在比較本地法院根據本地法律實施正義以及外國法院根據外國法律實施正義的基礎上才能決定是否中止訴訟。這與澳大利亞的法理是不相符的；（2）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新方法將有損于澳大利亞的法律。布倫南法官認為澳大利亞法院行使管轄權的責任就是要執行根據澳大利亞法律包括澳大利亞國際私法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法院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拒絕本地法院的訴訟，滿足外國法院在其被認為是適當法院時的管轄權，將會損害根據澳大利亞法律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致使這一權利處在極為不穩定的狀態，并且使權利取決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判決上；（3）澳大利亞的法理就是設計為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利益，反對不必要寬泛的自由裁量權。布倫南法官引用了拉丁格言來論證他的觀點：“最好的法律是盡可能少信賴（依靠）自由裁量權的法律，最好的法官是盡可能少相信其判決的法官。”7他認為這一格言正確表達了一個自由社會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一般來說，法律權利的性質就是對法律賦予其既得權的個人有權尋求國家權力去執行它。為了這一目的，法律必須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并且當當事人尋求執行法律權利時，法律原則依賴法院的義務去行使管轄權。

2．狄恩法官的觀點

狄恩法官在論述到傳統的方法時，使用了較為靈活的解釋方法。他認為“煩擾”、“壓迫”或“濫用程序”并不是描述原告的行為，并不涉及到原告任何道德方面的問題，只是僅僅表明在法院繼續訴訟將會對被告所造成的客觀影響。他解釋到“壓迫”在不方便法院案件中應理解為嚴重和不公平67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 P74.(1988).Optima est lex quae minimum relinguit arbit arbitrio judicis;optimus judex qui minimum sibi.的負擔、偏見或損害；“煩擾”應理解為能產生嚴重和不正義的麻煩和困擾。狄恩法官對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案所建立公式的解釋，非常類似于英國上議院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的解釋。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英國上議院第一次對傳統的方式進行了靈活的解釋。狄恩法官接著探討了澳大利亞是否采納英國新標準的問題。根據他的觀點，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發展的本質就是擴大了中止訴訟的規則，實行了“本質法院”或“更適當法院”的標準。為了決定澳大利亞是否適用英國新標準，他認為涉及到三個方面的問題：原則、權威和政策。關于法律原則，他認為澳大利亞法理的基本信條就是只要存在管轄權，進入法院是一種權力。澳大利亞的原則表明了不能接受靈活的英國標準；關于權威方面，平衡澳大利亞的權威有利于接受傳統規則。狄恩法官求助于1908年的Maritime Insurance Co.Ltd v.Gealong Harbour Trust Commissioners一案，8法院在該案中建立了“煩擾”、“壓迫”和濫用程序的標準作為判斷是否中止訴訟的理由。這一標準一直是澳大利亞的權威標準；關于政策方面，狄恩法官認為這方面并不十分清晰。他認為公共利益方面的因素包括法院行政的費用、法院的延遲、法院日程安排的擁擠以及法官的工作負擔，都傾向于接受英國的新標準。但是他認為這些因素通常不被澳大利亞法官所考慮。在私人利益方面要求訴訟當事人到最為適當法院訴訟即便利當事人的因素以及國際禮讓都支持采用英國不方便法院的新原則。同時，他也認為有些政策反對采用英國的方法，如反對訴訟中的不確定性政策。狄恩法官認為基于政策方面的理由是任意性的而非強制性的。

狄恩法官在分析澳大利亞傳統方法時，建立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規則：（1）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本地法院在特別訴訟程序中，是處理訴訟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2）被告的舉證責任是繁重的，只有在明顯的案件中才能被解除；（3）如果被告能夠使法院滿足審判法院是審理案件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并且存在對原告可以提起訴訟，被告接受管轄權的可適用的外國法院，那么本地法院將賦予中止訴訟，除非原告能夠建立起特別的例外情況。9

狄恩法官評論到英國的“較為寬泛”的不方便法院原則一般情況下能夠符合他對傳統規則的理解。他認為英國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討論的相關“聯系因素”以及“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對采用傳統方法分析案件提供了幫助。在他看來，英國與澳大利亞模式之間的不同就在于：根據英國模式，在推定外國法院是“本質法院”，而本地法院不是明顯的不適當的法院案件中，法院可以賦予中止訴訟；根據澳大利亞模式則不行。在這一點上，狄恩法官認為英國的原則比澳大利亞寬泛。然而，狄恩法官也承認，外國法院是審理案件的“本質法院”，而本地法院又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

3．高杰法官的觀點

高杰法官參加了狄恩法官和布倫南法官的行列，拒絕采用“更適當法院”的方法。首先她認為英國的發展情況與澳大利亞不一樣，英國于八十年代成為歐共體的成員國，歐盟不單單是國家的聯盟，而且聯盟自己有立法機構、法律以及法院。英國加入歐盟后，管轄權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澳大利亞卻無此情況，沒有必要跟隨英國的變化。另外，她還認為如果法院地法恰好是爭議所要適用的法律，那么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就不能認為是不適當的。在本案中，高杰認為新南威爾法律將得到適用，所以新南威爾士法院不是一個不適當的法院。

4．威爾遜和圖海二位法官的反對意見

威爾遜和圖海二位法官共同提交了一份判決，他們拒絕了原告認為英國Spiliada案所作出的法律與新南威爾士無關以及正確的原則仍然是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一案的決定的辯解，同意接受英國在Spiliada案所建立的新標準。他們在判決中寫道：“我們同意高夫爵士在Spiliada案中的方法。依我們的觀點來看，英國法律從The Atlantic Star一案以來的發展，不能歸結于地方性考慮，例如英國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國，而是歸因于這個世紀通訊和交通的巨大變化以及在相互緊密聯系世界中國際禮讓的考慮。St Pierre所提出的原則只能適合十九世紀的情況，不能適應現代環境。基 89 1908 6 C.L.R.194.(1988)79.A.L.R.945-947.于此，我們同意上訴法院柯爾比法官的觀點。Pierre原則是如此地限制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權以致使法院不能很好地處理法院選購問題。”于是他們就適用了Spiliada案的方式去處理該案，他們發現原告是澳大利亞居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視作為選購法院的外國原告。接著，他們開始檢查哪一個法院與案件具有真實和實際的聯系。雖然合同是在新南威爾士成立的，他們卻認為訴訟是關于侵權方面的問題，被告是希臘公司，有關的事故發生在希臘水域的希臘船上，航程的起點和終點都是希臘港口。根據Spiliada案中的公式，希臘法院是一個審理案件更為明顯的適當法院，中止訴訟將被準予，除非其他情況能夠表明正義需要訴訟繼續在新南威爾士進行，這一方面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他們還注意到要求原告到希臘訴訟會增加費用以及會出現語言上的困難。雖然這是明顯的不利之處，但他們認為這不具有足夠的權重使希臘法院不被看作是適當的法院。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多數法官建立了三個原則：（1）他們決定不采納英國的“更適當法院”原則；（2）他們決定將保留煩擾和壓迫的傳統方法以決定是否中止訴訟；（3）根據狄恩法官對煩擾和壓迫兩詞的解釋，他們建立了“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

雖然大多數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明確地拒絕英國的方法，但是他們也沒有能夠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指導澳大利亞法院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權拒絕訴訟。正如兩位反對法官所指出：“在解決本案當事人的爭議時，法院的決定并沒有能夠產生精確和權威的原則，來處理有關中止訴訟的問題，建立統一標準的決定必須等到另外的一天。”

（二）、下級法院的反應

雖然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沒有建立統一的標準，但狄恩法官“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卻被下級法院經常采用。如在Kimberley NZI Finance Ltd v.Fergusor一案中，法院就采用了這一標準。10在該案中，原告為一公司的股東，被告是公司的主管和稽核員。由于被告報告中的錯誤陳述，致使原告財產受到了損失。訴訟在西澳大利亞法院進行，西澳大利亞是原告從事商業的地方。被告提出中止訴訟，辯解到訴訟應該在維多利亞法院進行，因為維多利亞是兩被告作出報告的地方以及所有與公司有關紀錄的地方，而且還是被告證人的所在地。但西澳大利亞法院適用了狄恩法官的方法，認為西澳大利亞法院并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拒絕了被告中止訴訟的請求。同樣在Lee v.Johson Jaylor and Co.Pty Ltd 11以及Reese Bros Plastics Ltd v.Hamon-sobelco Australia Pty Ltd.12等案中都適用了狄恩法官的方法。在這些案件中，法院認為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代表著Oceanic Sun Line基本的法律，因為該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得到下級法院的適用。

（三）、學者的批評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對Oceanic Sun Line一案作出判決后，學者紛紛給予了批評。有學者認為該案的判決從各個方面來看，是一個令人不滿意的決定。該案是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沒有明顯比例作出決定的典型案件。13米歇爾則認為這是澳大利亞審判的黑暗，14并認為文明社會的進步是兩步發展，一步倒退，法律也是如此，而Oceanic Sun Line案中法院的決定代表著一步后退，一步極大的后退。15總而言之，這些持批評的學者都是主張澳大利亞應該采取英國靈活的標準。

除認為Oceanic Sun Line 沒有建立統一標準以及沒有正確區分域內送達傳票案件與域外送達傳票案件的不同外，其具體反對意見有如下幾個方面：

1．拒絕適用英國標準的理由不充分。（1）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布倫南法官反對運用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主要理由。米歇爾承認不確定性是不方便法院原則最大的缺點，但這種缺點必須和不方便法院新方法的優點相比較。根據英國的實踐，這種缺點并不是大到拒絕不方便法院新原則。針對布倫南法官認為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需要比較各國法律制度的觀點，米歇爾認為英國法院并沒有 1011 W.A.R.288(1988).W.A.R.(1988).12 C.A 417(1989).13 Michael Garner, Toward an Australian Doctrine of Forurn Non Convenien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8(1989)P375.14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1988).15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1988).陷入比較各國的法律制度。在英國，連英國法官自己也承認比較外國法是不適當的。例如在Amin Rasheed Corp v.Kuwait Insurance Co.案中，16法官認為：“以我的觀點來看，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程序、方法、法院的名聲，這是不適當的”。另外，由于舉證責任制度同樣可以減輕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不確定性。在Spiliada 方式中，一般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法院對被告的證明不確信，必然會行使自由裁量權反對被告的動議；（2）損害澳大利亞法律。米歇爾認為這一理由是既得權說的體現。既得權說早已被美國學者庫克和勞任森林所打破；（3）權威。米歇爾認為Oceanic Sun Line一案是澳大利亞高等法院遇到是否運用英國新規則的第一個案件，故爾沒有先例。其實，在澳大利亞也有一些下級法院適用英國的新規則。

2．適用英國新標準具有較強的理由。（1）與其他法律制度的協調。美國大多數法院接受了靈活的不方便法院原則，美國的方法與英國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澳大利亞固守傳統規則意味著脫離其他國家發展的步伐之外；（2）正義。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跨國公司發展，原告很容易在眾多國家選擇法院訴訟，這明顯地會產生法院選購現象。原告可能選擇與案件沒有多大聯系的法院提起訴訟，如果允許這種訴訟，對被告是不公平和非正義的；（3）平衡寬泛的管轄權。寬泛的管轄權規則使法院選購成為可能，澳大利亞許多州的最高法院都建立了寬泛的管轄權規則，并且大部分最高法院管轄權規則對域外送達傳票都不要求原告申請送達許可。寬泛管轄權制度的存在，極可能被原告所濫用，造成對被告不公平的現象。英國靈活的不方便法院原則恰能平衡這種寬泛的管轄權；（4）立法的發展。澳大利亞近幾十年在許多方面都進行了重要立法。雖然這些立法沒有直接涉及到中止訴訟的問題，但也揭示了在這一領域采取靈活方法的政策。澳大利亞于1974年制定了《仲裁法》，《仲裁法》要求在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時，澳大利亞法院必須中止訴訟。另一個立法就是交叉授權立法，交叉授權立法主要是關于聯邦與州之間，以及州與州之間案件的移送問題。如果其他州或聯邦法院是審理案件更為適當的法院，法院就可以移送案件。

三、建立自己的新規則

17在1990年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一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統一標準——“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標準。

（一）事實

原告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兩家公司，它們都是Manildra集團公司的成員，主要從事淀汾以及淀粉制品的生產和銷售。第一原告是集團公司的主要公司，第二原告在美國堪薩斯州根據堪薩斯州法律設定了一個全資子公司。兩原告通過該子公司在美國銷售淀粉以及淀粉制品，它們自己都沒有在美國直接從事有關商業活動。

從1976年到1983年期間，集團公司的成員銷售產品給美國的子公司，然后由美國子公司再在美國銷售。這樣，子公司就成為第一原告的債務人并且要支付貨款給原告。在這期間，美國稅法要求第一原告對其從美國子公司得到的收益有義務交納所得稅而且美國子公司有義務代為扣除和預留稅款。但是美國子公司在1976年到1983年間，沒有代扣預留稅。這一疏忽是由于被告所造成的。被告是美國密蘇里州的公民，從事會計事務工作。由于被告沒有建議美國子公司在支付原告公司貨款之前扣除預留稅，致使美國子公司自己承擔稅款以及支付罰款。進而原告公司有義務賠償美國公司的稅款以及賠償罰款。于是原告在新南威爾士法院對被告提起了訴訟。根據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規則》第10條第1款（E）項的規定，新南威爾士法院具有管轄權。被告進行了有條件的出庭，并提出了兩項動議：（1）新南威爾士沒有管轄權，要求法院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2）美國法院是審理案件的更為適當的法院，要求法院中止訴訟。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以及上訴法院認為訴訟符合法院規則規定，法院具有管轄權。接著，被告上訴到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就關于中止訴訟問題作出了判決。

1617 A C 50at 72(1984).65 A.L.J.R.(1990).（二）、高等法院的決定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形成了三份判決書，其中有二名法官單獨形成了判決書，另外四名法官卻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并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統一標準。他們的判決書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問題的。

首先他們分析了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不同法官不同的觀點。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布倫南法官是采用了煩擾、壓迫或濫用程序的傳統方法，并且對這些詞語從嚴格的意義上加以解釋；另一方面，狄恩法官當然也同意采用傳統的方法，但他卻同意英國法院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對煩擾、壓迫兩詞進行的靈活解釋。狄恩法官認為如果被告能在特別案件中證明本地法院是一個審理案件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那么繼續在本地法院的訴訟將會是壓迫和煩擾的。他們認為，“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比布倫南法官適用的傳統方法要廣泛一些，其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可以適用。即在某些情況下，繼續在原告所選擇法院的訴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對被告產生煩擾和壓迫或濫用程序，但會對被告產生不公平的現象，而要求訴訟到另一管轄權可適用的替代法院訴訟，并不會對原告產生不公平。所以，可能在訴訟或當事人與原告所選擇的法院沒有多大聯系時，致使被告承受巨大的不便以及費用。如果適用傳統的原則，在這種案件中，中止訴訟將很難被準予。如果采取了“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只要本地法院被認為是明顯的不適當的法院，一般就會準予中止訴訟。既然傳統方法容易產生這種極端的結果，所以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比傳統方法更好。這也是英國、新西蘭、加拿大、美國不再繼續適用傳統方法的主要理由。他們決定采用狄恩法官的觀點。

其次，他們考察了英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發展情況。在英國The Atlantic Star一案中，煩擾和壓迫兩詞被進行了靈活解釋，接著在Macshannon一案中建立了新規則，最后英國在Spiliada一案中，建立了不方便法院的基本原則。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只有在法院被滿足在其他地方存在另一個審理案件更為適當的法院時，中止訴訟才會被準予。也就是說，為了所有當事人的利益以及正義的目的，在替代法院案件能夠得到更適宜的審理。同時，他們指出“本質法院”和“更適當法院”的術語可以互換使用。18并在此基礎上，他們比較了“明顯的不適當法院”與“更適當法院”的兩種方法，并得出結論，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更好一些，因為其不需要法院比較不同法院的法律制度。19他們認為，在多數案件中，適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的結果與適用“更適當法院”方法的結果是相同的。兩種方法之間的不同僅僅存在極少數特別的案件中，即可適用的外國法院是本質法院或更為適當的法院，但本地法院卻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案件。“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著重考慮繼續在原告所選擇法院的訴訟所出現的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而不需要作出比較兩個法院之間的決定。但這不意味著在適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時，拒絕對相關替代法院適當性的考慮。外國法院救濟的可適用性通常是決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一個相關因素，但是這一決定并不是依靠比較法院之間的程序或外國法院的法律制度的價值、標準等評價上。在采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時，還會出現一種特別情況，本地法院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但卻沒有其他替代法院具有管轄權審理案件。

接著，他們考慮了相同的原則是否應該適用于域外送達的案件中。他們認為“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原則同樣適用于域外送達的案件中，只不過在域外送達的案件中，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本地法院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

最后，他們根據“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來具體分析本案的事實。他們認為本案訴訟請求的實質就是關于疏忽的侵權。也就是說被告沒有能夠正確地提供會計服務。這一事件發生在美國的密蘇里州。如果存在侵權的話，侵權行為實施地就在密蘇里州。法院進一步承認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作為本案的準據法，拒絕采用在Phillips v.Eyre一案中20的雙重可訴的原則。既然侵權行為實施地在密蘇里州以及將適用密蘇里州的法律，他們得出結論密蘇里州是審理案件的更為適當的法院。然而，這仍然需要決定新南威爾士是一個明顯的不適當法院。他們認為有利于中止訴訟的因素有：訴 1819 65 A.L.J.R.(1990).65 A.L.J.R.(1990).20 L.R.6 QB1(1817).訟與密蘇里州的法律有著實質的聯系；被告的住所以及工作所在地在密蘇里州；密蘇里的會計職業標準與被告的責任有關；相關的行為以及疏忽主要發生在密蘇里州；原告所主張的大部分損失主要是由于美國稅法引起的；與訴訟有關的大部分證據都處在密蘇里州；另一方面不利于中止訴訟的因素有：原告是新南威爾士的公司，案件在某些方面與新南威爾士及澳大利亞稅法有聯系，大部分的損失發生在新南威爾士。但是，多數法官認為這些因素沒有多大權重。

除此之外，原告還提出了三項合法的法律利益：（1）密蘇里州存在訴訟時效限制的問題，即使原告同意在密蘇里州訴訟，也會因超過密蘇里州的訴訟時效，而被拒絕受理；（2）有證據表明對這種案件，在密蘇里州即使原告勝訴，其賠償中卻不包括律師費用；（3）有證據表明，密蘇里州的法律更少有利于原告，原告在密蘇里州獲得損害的救濟要比在新南威爾士要少。對于第一個利益，法官認為可以通過附條件中止訴訟來解決；至于第二個、第三個利益，與其他有利中止訴訟的因素相比，并不能足以阻止法院得出新南威爾士是一個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結論。

從以上多數法官的判決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原則： 1．“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可以適用于所有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包括法院在管轄區內送達傳票的案件以及在管轄區外送達傳票的案件。21

2．在Spiliada案中的“更適當法院”的方法需要涉及到比較、平衡不同法院之間行使管轄權的適當性，而“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僅僅注重本地管轄權的適當性。所以，雖然替代法院的適當性以及能否為原告提供適當的救濟與決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有關聯。但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沒有其他法院可適用于原告時，澳大利亞法院也會被認為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早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狄恩法官就作了如此說明，替代法院的存在至少不是在所有案件中是賦予中止訴訟的先決條件。相比較而言，在“更適當法院”方法下，賦予中止訴訟就需要另一適當的替代法院的存在。22

3．Voth案中多數法官強調原告有權根據普通法或成文法送達規則行使管轄權，但這一權力并不賦予太多的權重。

4．在Voth案中，法院表明在英國Spiliada案中討論的“相關連接因素”和“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同樣可以適用于“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中。23連接因素是法院與訴訟對象之間相聯系的因素，如當事人所在地，當事人從事商業的地點，適用的法律；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一般包括：本地法院獲得更多的賠償，存在較為有利的訴訟時效，在法院地存在能夠滿足任何獲得判決的財產等。關于連接因素與法律利益之間關系的問題，在Spiliada案中，法院認為首先考慮有關連接因素的問題。如果根據連接因素，外國法院被認為是“本質法院”的，那么只有在極少數的案件中，原告的特殊法律利益將會阻止中止訴訟。在Voth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對連接因素與法律利益之間關系的態度不是很明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反對“更適當法院”的方法，并給予了原告法律利益更多的權重。但在Voth案中實際的決定卻是相反的，法院盡管聲明原告審判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權重，卻忽略了原告在新南威爾士可以獲得明顯的法律利益，其理由就是訴訟與美國有更為緊密的聯系。澳大利亞學者認為澳大利亞高等法院的理由在這一點上與“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不相一致。24

5．澳大利亞高等法院認為“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與“更適當法院”方法之間的區別甚微，在大多數案件中，適用兩者的方法能夠得到相同的結果。

（三）、舉證責任

在Voth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關于舉證責任問題區分兩種情況分別對待：一種是域外送達傳票且需要法院許可的案件；另一種是域外送達傳票且不需要法院許可的案件以及被告在管轄區內被送達傳票的案件。在需要法院許可的案件中，不管是在原告申請送達許可的階段，還是在隨后被告 2122 171C.L.R.538, 570-1(1990).165 C.L.R.197(1988).23 171 C.L.R.538,564-5(1990).24 PE Nygh, Conflict of Law in Australia(6th ed ,1995)108.出庭申請駁回送達的階段，舉證責任一概由原告承擔，原告必須表明：（1）訴訟是根據特別的法院規則且與法院地有聯系；（2）法院不是審理案件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相比較而言，在域外送達傳票且不需要法院許可的案件以及根據普通法域內送達傳票的案件中，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本地法院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

雖然，高等法院清楚地表明在需要送達許可的案件中，舉證責任在被告申請駁回送達的階段仍然由原告承擔，但有的法院在隨后的案件中卻采取了不同的觀點，認為首先有原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訴訟符合法院規則規定的條件。一旦原告建立了管轄權之后，舉證責任就轉移到被告身上，再由被告表明澳大利亞法院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25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仍然堅持Voth觀點，無論在何階段，都一律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26所以，關于在需要送達許可的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問題，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有必要對此進一步的作出澄清。

（四）、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分析因素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 一案中，認為法院在決定是否中止澳大利亞的訴訟時所考慮的因素與英國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列舉的因素相同，包括私人利益因素以及公共利益因素兩個方面。私人利益因素一般包括當事人的住所、訴訟原因所在地、相關的訴訟、證人的地點等；公共利益因素一般包括法院的負擔，法院的行政困難等。根據狄恩法官的觀點，在適用澳大利亞原則時，法院不必要考慮有關的公共利益因素。

1．原告選擇的法院

在Oceanic Sun Line 案中，狄恩法官就指出，原告有權選擇法院以及將其訴訟請求得到審理和決定。狄恩法官認為僅僅是提起訴訟的這一合法利益因素并不能夠阻止法院在訴訟與管轄權法院沒有多大聯系時，得出繼續法院訴訟將是煩擾和壓迫的結論。然而，正如Oceanic Sun Line表明，如果原告能夠指出訴訟與法院有充足的聯系時，即使原告住所在澳大利亞其他州，也被允許在澳大利亞法院對外國被告提起訴訟。這一因素在Voth案中，沒有被賦予多大的權重。

2．原告住所在法院地

Voth案以前的一些案件表明了如果原告的住所在法院地，將會給予實質的權重，尤其是原告能夠提出與法院地存在著其他連接因素時。27新南威爾士上訴法院在Voth案中就認為，原告住所在法28院地必須給予實質的權重。如果訴訟在原告本地法院進行，原告的行為就不能被認作是法院選購的行為。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多數法官并沒有采納這一觀點，他們雖然承認原告的住所在法院地具有實踐性的利益，這一利益是原告在其本地法院提起訴訟的合法人身和法律利益。但除此之外，這29一因素具有較少的權重。當然，不管原告是否是法院地居民，案件都可以適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只要本地法院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即使外國法院是更為適當的法院，中止訴訟將會被拒絕。

3．相關因素

狄恩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以及多數法官在Voth 案中，承認在Spiliada 案中決定本質法院的相關因素在適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方法時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這些相關因素包括影響便利和費用的因素（例如證人的可利用性），解決爭議適用的法律以及當事人各自的住所或從事商業的地方。在Voth案中，大部分證據位于密蘇里州、被告的住所、工作所在地在密蘇里州，這些都是有利于中止訴訟的因素。在Anglo-Australia Foods Ltd v.Von Planta一案中，30認為住所在外國的被告可能導致不便利的這一因素不具有什么的權重。在Green v.Australian Industral Investment Ltd 31一案中，認為在有適當的賠償給予當事人時，證人在外國的因素不是很重要。相關文件材料的地點有時也起 2526 Sydbank Soenderjylland A/S v.Bannerton Holdings Pty Ltd(1996)68 FCR 539,552.Century Insurance Ltd v.New Zealand Guardian Trust Ltd 1996.27 Freckmann v.Rengendar SDN BHD(1989)WAR 62.28 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1989)15 NSWLR 515.29 65 ALJR 83(1991).30 20 FCR 34at 44(1988).31 90 ALR 500 at 513(1989).著一定的影響。

4．適用的法律是法院地法律

在Spiliada相關因素中就包含了適用法律的因素，這一因素在澳大利亞將被賦予實質的權重。在決定本地法院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時，狄恩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指出，最起碼在案件中將要適用法院地法律。32 高杰法官則明確指出，如果法院地的實體法將適用決定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那么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就不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法院。33在Voth案中，多數法官認為這一因素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考慮。其實在Voth案中，多數法官和布倫南法官對侵權行為地和相關的適用法律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結論。根據多數法官的意見，被告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在密蘇里州，所以侵權是外國侵權，密蘇里州的法律將適用于決定當事人之間的爭議。而布倫南法官卻認為，新南威爾士是重要的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新南威爾士的法律是解決爭議的適用法律。不管如何，適用法院地法律都是拒絕中止訴訟的一個重要因素。

5．適用的法律是外國法律

適用的法律是外國法律是判斷是否中止訴訟的一個相關因素。在Voth案中，法院并沒有表現出在適用的法律是外國法律時，不情愿行使管轄權。甚至在合同中有選擇外國法院的條款時，情況也是如此。但在Oceanic Sun Line 一案中，高杰法官謹慎地指出，如果案件與法院地沒有聯系或沒有充分的聯系，本地法院僅僅是為適用外國法提供程序時，本地法院可能是不適當的法院。34

6．外國法院救濟的有效性和時間障礙

在Voth案中，多數法官認為一個法院救濟的有效性將總是決定本地法院是否是一個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相關因素，但是這并不需要比較外國法院的程序、外國法律制度的價值與標準。事實上，多數法官指出本地法院可能仍然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而適當的外國法院卻沒有管轄權受理有關的訴訟。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避免時間障礙的問題是采用了附加條件中止訴訟的做法，要求被告放棄在外國法院訴訟時效限制的抗辯。35

7．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接受英國在Spiliada案的觀點，對原告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采用嚴格的做法。所以，在本地法院獲得的相關利益如賠償、調查程序，更好的時效規定都將沒有多少權重。同樣，在替代法院的不利因素如較少的賠償等也都不具有多少權重。

8．公共政策

在Oceanic Sun Line 以及Voth兩案中，法院認為澳大利亞不用考慮到選擇法院的行政問題。公共政策因素如法院負擔、法院日程安排的擁擠、法官的任務繁重都不能作為判斷本地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依據。

9．管轄權條款

雙方當事人同意接受另一國家法院的管轄權，不管是任意的選擇條款還是排他的選擇條款，都不能絕對地排除本地法院的管轄權。當然管轄權條款的存在構成了法院拒絕行使管轄權的一個理由。36一般來說，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外國管轄權條款，法院一般會要求當事人遵守他們之間的協議到其同意的法院訴訟，尤其是在具有排他管轄權條款的情況下。如果原告在本地法院不顧管轄權條款提起訴訟，被告要求以存在管轄權條款為理由中止訴訟，那么原告必須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其違反合同規定在本地法院訴訟有著極強的理由。

（五）、立法規定

澳大利亞有一些州最高法院在法院規則中規定了有關不方便法院的方法。這主要是針對域外送達傳票且不需要送達許可的案件而制定的。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規則》第10部分第（6）（A）于 3233 165 CLR 197(1988).165 CLR 267(1988).34 165 CLR 193 at 264-265(1988).35 65 ALJR 83(1991).36 “The Fehman” ,WLR 159(1988).1988年6日生效，生效時間是在上訴法院對Voth案作出判決之后，但早于高等法院判決之前。第6A（2）（b）規定了一個法院可以根據法院是一個審理案件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為理由，作出駁回管轄區外送達傳票程序的決定；維多利亞《最高法院規則》第7條規定允許法院根據維多利亞不是一個審理案件的方便法院為理由，作出駁回管轄外送達傳票程序的決定。在Pendal Nominees Pty Ltd v.M&A.Invevtments Pty Ltd 37一案中，法院指出新南威爾士《最高法院規則》第6A（2）（b）將Voth案中“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納入了新南威爾士法律之中，要求法院考慮本地法院的適當性而不是便利。但在維多利亞，卻采用了便利的標準。

（六）、國內案件的中止與移送

根據澳大利亞1992年的《送達與執行程序法》以及《交叉授權管轄權法》的規定，法院可以中止或移送國內案件。

1．中止其他法院的訴訟

在傳票由非最高法院的其他法院簽發并送達的情況下，被送達的被告可以根據《送達與執行程序法》第20條向簽發傳票的法院，根據有另一享有管轄權的適當的州或地區法院來審理該訴訟的理由，提出中止訴訟的請求。法院在確定是否允許中止訴訟時一般考慮以下因素：（1）當事人以及可能被傳喚的證人的住所地；（2）訴訟標的物所在地；（3）法院所知道的當事人的經濟能力狀況；（4）當事人之間是否有協議指定訴訟的法院；（5）訴訟應適用最適當的法律；（6）是否存在相關訴訟或類似訴訟。原告所選擇的法院不屬考慮因素的范疇。只有法院認為符合適當的條件時才允許發出中止訴訟的命令。

2．國內案件的轉移

與美國28U.S.C.1404（a）一樣，澳大利亞1987年的《交叉授權管轄權法》規定了聯邦法院、家庭法院、西澳大利亞家庭法院以及各州或領土的最高法院之間案件的移送問題。根據《交叉授權管轄權法》第5條的規定，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也可以根據法院自己的動議，決定是否保留管轄權或是否將案件轉移到另一適當的法院。第5條規定了訴訟轉移的三種情況，其中最主要的兩種就是根據訴訟竟合或公平的利益移送相關的訴訟到另一法院。

澳大利亞有相當多的案件涉及到交叉授權管轄條文。它們揭示了不同的法院適用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對在公平利益情況下轉移的案件，澳大利亞法院有著相當大的爭議，沒有任何明確適當的觀點與方法來決定“公平利益”。這主要因為該法第13條規定了禁止轉移案件的上訴，導致了不同觀點存在的可能性。爭論的焦點就是關于中止訴訟的國際私法規則是否與案件轉移有關。在判例實踐中，一般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寬的方法。運用寬的方法最主要的判例就是1988年新南威爾士上訴法院在Bankinvest A.G.38v.Seabrook一案的決定。該案被送到上訴法院并不是通過上訴的方法，而是因為審判法官將訴訟移送到上訴法院。該案的主要判決是由羅杰斯法官作出的。羅杰斯法官回顧了交叉授權立法的歷史和目的，在檢查了交叉授權法的法律爭論之后，他認為交叉授權立法就是為了保證在澳大利亞范圍內的爭議能夠在一個處理特別爭議最為適當的法院中審理。傳統的不方便法院原則，主要適用于澳大利亞法院與非澳大利亞法院之間關系的情況下，與國內案件轉移無關。故爾，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Oceanic Sun Line 的方法與此無關。羅杰斯法官考慮到可以借鑒英國Spiliada案靈活的方法作為指導原則。根據他的觀點，決定是否轉移訴訟正確的方法就是決定兩個法院中哪一個法院是更為適當的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討論的因素與決定是否轉移訴訟考慮的因素是一致的。他還進一步指出，既然法院可以根據自己的動議來決定是否移送案件，而不管當事人的愿望，所以關于移送案件的舉證責任不由雙方當事人承擔。Bankinvevt案中所確定的原則被隨后的新南威爾士一些案件所采用。

第二，窄的方法。除了以上法院適用較為寬泛的方法外，也有一些法院采取了窄的方法。在39Waterhouse v.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一案中，澳大利亞首都地區最高法院凱利法官認為澳大利 3738 18 NSWLR 383(1988).14 N.S.W.L.R.711(1988).39 86 A.C.T.R.1(989).亞高等法院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采用較為窄的自由裁量權處理“公平利益”這一問題與國內移送案件的方法相關。因此，在決定是否移送案件時，就應該采用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一案中所建立的“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采用此方法的法院一般都認為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原告所選擇法院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在1990年的Mullins Investment Pty Ltd v.Proser Pine Alluvials Pty Ltd一案中，西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同意了Waterhouse案所采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較為窄的方法決定是否移送案件。

第三，個案分析法。這一方法是在Chapman and Tanser 40一案中，由澳大利亞家庭法院所建立的。法院認為對公平利益不能簡單地給其下定義，公平利益在不同的案件是不同的。所以，法院應該根據每一個案件的不同情況，決定是否移送案件。

國內移送案件畢競不能等同于中止訴訟的國際案件，其所考慮的因素與澳大利亞不方便法院中止訴訟的考慮因素還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關于法院性質的問題。一些移送案件表明關于法院本身的因素如法院的負擔以及與此相關的因素，在決定是否移送案件時，法院都應該考慮到這些因素。這就是說相關的因素并不局限于關于當事人、證人、證據以及適用的法律等因素，而還包括涉及到法院本身的因素。例如在Barclay Bros Ltd v.Caterpillar of Australia Ltd一案中，41聯邦法院作出移送訴訟到維多利亞最高法院的決定。該案的訴訟與一個復雜的建筑合同有關，合同涉及到在澳大利亞北部領土建立發電站的問題。當時在布里斯班的聯邦法院的法官僅僅只有三個人，其中一人是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的專家。聯邦法院指出法院的經驗表明法院有相當大的困難處理較復雜的建筑案件，并且法院得到較少的財政分配，很難承擔這種復雜的案件。所以法院得出結論，將案件移送到維多利亞最高法院，將有利于案件盡快的處理。在Mansell v.Cumming 42一案中，聯邦法院（塔斯馬尼亞）就將一件誹謗的訴訟移到塔斯馬尼亞最高法院。法院認為誹謗的案件傳統上由州法院審理并且由陪審員決定損害的請求。所以，在相關交叉授權管轄權的州最高法院與聯邦法院之間的移送案件，通常要考慮到法院本身的因素，即使在州最高法院本身之間的移送案件，也要考慮到法院的負擔、延遲等重要的因素。四、九十年代以后的實踐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1990年Voth案中建立了“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并認為在大多數案件中適用該方法的結果與適用英國的“更適當法院”方法的結果是一致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澳大利亞共處理了51件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其中被中止訴訟的案件只有10件，大約占整個不方便案件的19%，大部分的案件被拒絕中止訴訟。我們想從六個方面分析Voth案后的判例實踐，并主要比較其與適用英國方法結果的異同。

（一）、原告選擇法院的權力

在Voth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就告誡到在不方便法院中止訴訟的分析中，原告選擇法院的權力僅僅具有適度的權重。一般說來，澳大利亞下級法院都注意到了這一個提醒。但在極個別例外的情況下，即使案件與法院沒有多大的聯系，原告選擇法院的權力將會起著重要的作用。如在Teare v.British Nuclear Fuels Plc一案中，43原告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法院提起訴訟，訴訟請求是基于原告在英國被雇傭時所造成的人身傷害，所有的證據都在英國。原告在維多利亞的訴訟卻被允許了，主要是因為原告瀕臨死亡，身體狀況不適合到英國法院訴訟，維多利亞法院是原告唯一能夠有機會提起訴訟的法院。維多利亞法院認為原告求助于法院管轄權的這一權力在決定拒絕中止訴訟時是一個極強的因素。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在1996年的Port Line Ltd v.Lacey44以及1999年的James Hardie & Co.Pty Ltd v.Coyle 45案中采用同樣的方法拒絕了中止訴訟的請求，理由也是原告將要死亡，新南威 4041 13 Fam L.R.583(1990).A.T.P.R.40-965(1989).42 A.T.P.R.40-939(1989).43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19 October 1993.44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26 July 1996.45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5 May 1998.爾士法院是原告死亡前能夠提起訴訟的唯一具有管轄權的法院。

這類案件盡管不常見，針對案件中極為特殊的事實，適用英國的Spiliada 原則也會得出同樣的結果。

（二）在國外存在一個替代法院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認為外國替代法院的適當性以及有能力為原告提供救濟，與決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有關聯。然在所有的案件中，這不是一個絕對的要求。但是在Voth案后，有兩個判例，澳大利亞法院就因為被告沒有能夠指出另一個適當的替代法院而被拒絕賦予中止訴訟的動議。

在Schmidt v.Won 46案中，被告辯解到澳大利亞法院必須拒絕管轄權，將訴訟送到南朝鮮進行。但是被告沒有能夠指出南朝鮮任何特別法院對訴訟本身以及當事人具有管轄權，法院拒絕了被告的請求。同樣，在Conagra International Fertiliser Co.v.Lief Investment Pty Ltd 47案中，法院拒絕了被告中止訴訟的動議，就是因為被告沒有能夠表明中國法院能夠對兩個非中國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提供管轄權。

以上兩個案件的決定是把存在適當的替代法院作為中止訴訟的必要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滿足這一條件，相關因素以及法律利益問題就不會被考慮。顯然這兩個判例是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規定的異化。

（三）相關因素

在決定澳大利亞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時，相關因素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1．外國原告、澳大利亞被告

第一種類型的案件就是外國原告在澳大利亞法院對澳大利亞被告提起訴訟的案件。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法院一般都會保留管轄權。被告與法院地的聯系在中止訴訟的決定中被賦予了極大的權重，被告在本地法院被起訴就不能抱怨訴訟是嚴重壓迫和煩擾的。如果采用英國的更適當法院的方法，這類案件一般都會被拒絕訴訟的，與澳大利亞的方法產生了不一致的結果；如果采用美國的最適當法院的方法肯定會產生相反的結果。美國法院對外國原告采取了歧視性的態度，賦予外國原告比本國原告更少的尊重。外國原告對美國跨國公司被告的訴訟常常被美國法院以不方便法院為理由拒絕，使得美國跨國公司逃避了 本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如印度博帕爾(Bhopal)案。澳大利亞對本國跨國公司為被告的案件一般不會拒絕訴訟，基于這一點，澳大利亞學者認為澳大利亞不方便法院的方法比美國的方法更好。48

在Banque Paribas v.Jarrett 案中，49原告是外國人，被告是維多利亞公司。維多尼亞法院拒絕賦予中止訴訟的請求。法院認為雖然案件中的大部分證據位于英國以及適用的法律可能是英國法律，但是在本地法院被訴的被告不能抱怨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對其是煩擾和壓迫的。在Prebble v.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案中，50新南威爾士法院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該案原告為新西蘭的政客，被告是一家澳大利亞傳媒公司，訴訟原因是起源于被告在新南威爾士出版了誹謗原告的材料。新南威爾士法院拒絕了中止訴訟的請求，其理由主要就是被告是本地公司。

在最近的James Hardie Industries Pty Ltd v.Grigor 案中，51新南威爾士上訴法院就因為被告是新南威爾士的公司，拒絕中止由新西蘭原告提起的人身傷害的訴訟。法院還認為在外國原告對本地被告提起的產品責任訴訟中，澳大利亞法院有著極強的政策與理由行使管轄權，即澳大利亞法律有責任控制本國有害的產品傾倒外國市場，對外國受害者到澳大利亞法院尋求救濟，澳大利亞法院不應該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來限制原告的訴訟。4647 3V.R 435(1998).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27 October 1997.48 Peter Prince, Bhopal, Bougainvil and Tedi: Why Australia’s Forum Non Conveniens Approach Is Bette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98.49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25 July 1991.50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6 September 1996.51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18 June 1998.2．澳大利亞原告、澳大利亞被告

第二種類型的案件就是訴訟在兩個澳大利亞當事人之間進行，但有關侵權卻發生在外國的案件。這類案件不管是采用澳大利亞的方法還是采用英國的方法，法院都會拒絕中止訴訟的。澳大利亞允許繼續訴訟的理由就是外國法院與訴訟請求之間沒有多大的聯系，不可能有興趣審理這類案件。另外，法院不清楚外國法院是否對訴訟請求具有管轄權。在McEntee v.Connor 案中，52原告、被告都是澳大利亞居民，案件涉及到在日本發生的事故而造成的人身傷害。當時原告、被告都暫時住在日本。法院拒絕了中止訴訟的請求。根據法院的觀點，不僅不清楚日本法院是否是可適用的或被告是否同意日本法院的管轄權，而且案件與日本沒有什么聯系。同樣在Millett v.Hookham 以及Schmidt v.Won 53等案中，法院也拒絕了中止澳大利亞當事人之間訴訟的請求。

3．與外國沒有聯系的案件

第三種類型的案件就是原告是澳大利亞居民，被告是外國居民，除了被告的住所以外，所有與案件聯系的因素都在澳大利亞的案件。這類案件采用澳大利亞的方法和采用英國的方法，都會得出同樣的結果——中止訴訟被法院拒絕。例如，在Merpro Montassa Ltd v.Conoco Specialty Products Inc案中，54原告是澳大利亞居民，被告是一家美國公司，訴訟原因是被告違反了《貿易實踐法》（1974年）的規定。被告的違法行為在澳大利亞，所有的證人都在澳大利亞，案件涉及到解釋澳大利亞的法律，唯一與美國的聯系就是被告的住所。所以法院適用Voth的方法，認為澳大利亞法院不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

4．與澳大利亞有細微聯系的案件

第四種類型的案件就是涉及到澳大利亞原告、外國被告的訴訟，而訴訟請求與澳大利亞僅僅有細微聯系的案件。在這類案件中，幾乎所有與被告責任相關的因素都與外國法院有關，但因為一些損失或損害是在澳大利亞發生的，澳大利亞法院允許繼續在澳大利亞的訴訟。如果這類案件適用英國的方法，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結果，中止訴訟被允許。在AL-RU Farm Pty Ltd v.Hedleys Humpers Ltd 案中，55原告是澳大利亞人，在南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對外國被告提起了訴訟。引起訴訟原因的因素位于英國，幾乎所有的證人都位于英國，案件可能適用英國的法律。但法院拒絕了中止訴訟的請求，認為訴訟標的物（貨物）處在澳大利亞的這一因素有利于保留澳大利亞的訴訟。如果要求當事人到英國法院訴訟，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該案采用英國“更適當法院”的方法則會得出不同的結果，根據相關因素以及原告在澳大利亞訴訟沒有正當的法律利益，英國法院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更為適當的法院。

5．與法院之間的聯系相等的案件

第五種類型的案件就是與澳大利亞法院和外國法院之間的聯系基本相等的案件。這種類型的案件較少，僅有Shepherd Woolskins Pty Ltd v.Bighorn Sheepskin Company一案。56該案是涉及到貨物買賣合同的訴訟，一家澳大利亞公司提供貨物給一家美國德克薩斯州公司。合同是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談判和締結的，而大部分合同的履行，特別是產品的生產與運送在澳大利亞。法院感到案件與澳大利亞以及與美國的聯系幾乎是同樣的，法院在適用Voth方法時，就要求被告表明澳大利亞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但是被告沒有能夠證明這一點，所以中止訴訟的請求被拒絕。如果法院采用英國的方法，有可能在此類案件中得出相反的結論。

6．與澳大利亞沒有或有較少聯系的案件

最后一種類型的案件就是訴訟與澳大利亞法院沒有或僅有較少聯系的案件。澳大利亞法院在Voth原則下，對這類案件賦予了中止訴訟。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決定就是這類案件的典型。毫無疑問，這類案件適用英國的方法，也將會被中止訴訟的。例如在Bank of America v.Bank of 5253 4 Tas R.18(1994).3 V.R.435(1998).54 28 F.C.R.387(1991).55 Supreme Court of South Australia, 10 January 1991.56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9 December 1993.New York.案中，57一家美國銀行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法院起訴另一家美國銀行，訴訟與澳大利亞沒有多大聯系，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合同是在美國談判與締結的，美國的法律是解決爭議的法律，唯一與澳大利亞聯系的是原告同意購買被告在澳大利亞子公司的債權。法院適用了“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準予了被告中止訴訟的動議。

根據以上分析，在不方便法院的案件中，主要有三種情況適用澳大利亞的方法與適用英國的方法將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外國原告對澳大利亞被告提起訴訟的案件、與法院地有細微聯系的案件、與法院之間的聯系相等的案件。

（四）法律利益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承認原告在本地法院訴訟的法律利益，例如更為有利的時間期限、更為廣泛的損害賠償、更好的審判程序，都是決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相關因素。但這些因素在不方便法院分析中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法律利益因素和訴訟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相關的聯系因素相比較而言，處在第二地位。如果訴訟與外國法院有著極強的聯系，那么在本地法院的法律利益一般不起多大作用。

但是，澳大利亞法院在隨后的實踐中對何為構成法律利益采用了靈活的觀點，而且在決定拒絕中止訴訟時，原告的法律利益將會賦予特別的權重，甚至有時是在訴訟與外國法院有著極為密切聯系的情況下。

1．1974年《貿易實踐法》的救濟

第一種被承認的法律利益就是根據澳大利亞1974年《貿易實踐法》所獲得的救濟。原告可以在澳大利亞法院提起違反《貿易實踐法》第52條的訴訟。澳大利亞法院在這種案件中都會拒絕中止訴訟，主要是因為法院不清楚外國法院是否允許這種訴訟請求。在這一問題上，澳大利亞法院深受英國判例的影響，在Brolune-Wilknson V-C in Australian Commerci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Ltd v.ANZ.McCaughan Merchant Bank Ltd 58一案中，英國法官在考慮英國法院能否根據澳大利亞的《貿易實踐法》審理案件時，承認澳大利亞法院明顯的比任何英國法院更能夠勝任處理有關《貿易實踐法》的訴訟請求。在DA Technology Australia Pty Ltd v.Discreet Logic Inc 案中，59澳大利亞法院就根據原告在加拿大法院不能提起根據《貿易實踐法》第52條的訴訟，拒絕了加拿大被告公司中止訴訟的請求。另外，澳大利亞法院還依據了加拿大法律沒有與《貿易實踐法》第52條相同的救濟的事實。法院還認為根據禮讓原則，反對將加拿大法院置于決定是否適用澳大利亞《貿易實踐法》的境地。

2．避免多重訴訟

另一法律利益的案件是涉及到一方當事人在澳大利亞的訴訟中，尋求加入外國第三方當事人的案件。這一類型的案件可以再細分為兩種情況：（1）被告在澳大利亞的訴訟中希望對外國實體提起第三方當事人的訴訟；（2）原告在澳大利亞訴訟中尋求加入第二個外國被告到訴訟中。

在這兩種情況下，尋求加入外國被告的當事人一般都要求澳大利亞法院行使對第三方當事人的管轄權，認為如果澳大利亞法院不接受這類訴訟或中止這類訴訟，那么當事人將被迫到外國法院再提起訴訟，這不僅造成法院與當事人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努力，而且還可能出現相矛盾的判決。澳大利亞法院通常接受這一法律利益的理由。

在上面所述的避免雙重訴訟的兩類案件中，其實只有在前一種情況即被告尋求起訴第三方當事人，其法律利益才是正當的。因為在這類案件中，被告尋求加入第三方當事人只是作為一種防御措施。相反，在后一種案件中，原告在澳大利亞的訴訟中尋求加入第二被告，通常是為了原告自己的方便。所以被告尋求加入第三方當事人的行為比原告尋求增加第二外國被告具有更少的壓迫性。但是澳大利亞法院并沒有區別這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的判例有Melban一案。60該案原告在維多利亞法院起訴被告，訴訟原因是被告違反 5758 A.T.P.R.41-390(NSWCA)(1995).3 All ER.65(1985).59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10 March 1994.60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16 March 1992.合同，提供有缺陷的產品。被告對蘇格蘭的產品制造商提出了第三方當事人的訴訟。法院拒絕中止第三方當事人的訴訟，其理由就是法院希望對基于同一事實原告與被告，被告與第三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訟在同一時間同一法院進行。對被告來說，起訴第三方當事人的因素就是其有利于在維多利亞訴訟的法律利益。法院還指出，被告在維多利亞法院提出第三方當事人的訴訟，并不是僅僅為了便利，而是自己本身被原告在維多利亞法院起訴。

第二種情況的判例有Jame Rolfe Transport Pty Lltd v.Livdon Engineering Ltd一案。61在該案中，澳大利亞原告起訴澳大利亞被告，接著原告又對被告新西蘭的保險公司提起了訴訟。維多利亞法院拒絕了新西蘭被告中止訴訟的請求。法院認為即使保險單是在新西蘭作成的，新西蘭公司與澳大利亞沒有聯系，但是保險的范圍包括澳大利亞，所以新西蘭公司可以受制于澳大利亞的管轄權。這一決定遭到了許多批評，認為其錯誤地使用了法律利益原則。在該案中，外國被告與維多利亞沒有多大聯系，僅僅是原告想在同一訴訟中起訴第二被告，新西蘭被告就被拖入了維多利亞法院。評論者認為維多利亞法院應該考慮到被告的不方便并中止訴訟，要求原告直接到新西蘭法院起訴當事人。

（五）管轄權條款

當事人通常在協議中選擇解決他們之間爭議的法院。一般可將管轄權條款分為排他的管轄權條款和非排他的管轄權條款兩種。在排他的管轄權條款中，當事人不僅選擇特別法院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而且排除了任何其他法院的管轄權。在非排他管轄權條款中，當事人所選擇的法院不是絕對的和排他的，當事人可以在其他法院進行訴訟。澳大利亞法院在審理有關外國排他管轄權條款的案件時，除非存在極強的理由，一般都會中止在澳大利亞的訴訟。在非排他管轄權條款的案件中，適用中止訴訟的一般原則，選擇法院條款只是中止訴訟考慮的一個因素。

（六）訴訟競合

法院在適用“明顯的不適當法院”的方法時，能否以相同的訴訟已在外國法院提起為理由拒絕案件的審理，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法院不賦予中止訴訟，就會增加在兩個法院之間存在平行訴訟的危險，導致不一致的判決結果。這不僅給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困惑以及費用的增加，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審判關系。訴訟競合的案件還可以細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一方當事人已經在外國法院作為原告提起訴訟，然后，該當事人作為澳大利亞法院訴訟中的被告，提出根據訴訟已在外國法院進行為理由中止本地訴訟的動議；另一種是一方當事人在澳大利亞以及外國法院同時被訴，其根據外國法院的訴訟要求中止澳大利亞的訴訟。在前一種類案件中，澳大利亞訴訟中的原告是外國訴訟中的被告，澳大利亞的被告是外國的原告；在后一種類案件中，被告在不同的管轄法院兩次被訴。

對于前一種情況，1990年Voth案以后，法院在不方便法院中止訴訟的案件中，明顯地給予了在外國法院存在相同的訴訟以較強的權重。只要外國法院已經對相同的訴訟進行了審理，澳大利亞法院一般會拒絕訴訟的。當然，存在平行訴訟并不意味著絕對中止澳大利亞法院的訴訟。如Marriage of Gilmore 一案，62在外國存在平行訴訟的因素并沒有賦予特別的權重。在該案中，妻子先在澳大利亞法院提起訴訟，三個月后丈夫在新西蘭法院提起了相同的訴訟。根據澳大利亞法院的觀點，平行訴訟的因素在本案中并不具有較強的權重。因為有其他的因素表明了澳大利亞法院不是一個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另外，即使外國訴訟早于澳大利亞，如果外國訴訟是否定的宣告之訴，法院也不會中止在澳大利亞的訴訟。如Daeyang Honey 一案，63法院就因為訴訟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聯系而拒絕中止訴訟。在該案中，被告提出中止訴訟的理由是：被告早于原告在澳大利亞提起訴訟的前二個月，在日本法院對原告就相同的問題提起了訴訟。法院認為在外國的訴訟是否定的宣告之訴，所以盡管是早先提起的，也不能在決定是否中止訴訟中給予較強的權重。法院還同意英國判例的觀點，即尋求否定的宣告之訴涉及到不適當的法院選購問題。

對于后一種情況，如果被告尋求基于在外國法院就相同事實同時被訴的因素中止訴訟，澳大利亞法院一般會賦予中止訴訟的。在這種情況，被告可以說被雙重煩擾。例如在The Sentry Corporation 6162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4 March 1991.16 Fam L.R.285(1995).63 120 A.L.R.109(1993)v.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一案中，64法院就根據被告在外國被訴的事實中止了澳大利亞的訴訟。當然在有些這種情況的案件中，問題的解決不是采取中止訴訟的方法，而是由原告選擇澳大利亞的訴訟，并放棄外國的訴訟。

在以上的兩種情況下，澳大利亞的實踐與英國的實踐是基本一致的。

五、對我國的啟示

隨著我國民間對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管轄權制度有待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我國在未來的管轄權領域里可以適當地運用不方便法院原則。但總的來說，我國即使在未來引進不方便法院原則，也只有與澳大利亞一樣嚴格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

根據澳大利亞的實踐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未來的不方便法院條款可以這樣設計：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享有管轄權的訴訟，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認為其顯然是審理該訴訟明顯的不適當的法院，且有另一國法院是審理該訴訟明顯的更為適當的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可以例外地中止訴訟。

（二）當事人的申請應在不遲于就第一次實體問題答辯時提出，并由該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是明顯的不適當法院和在外國存在一個明顯的更為適當的替代法院。

（三）中止訴訟的申請不適用于以下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具有專屬管轄權的案件；當事人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解決爭議的案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提起的關于雇傭合同、消費者權益、收養、監護和扶養的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認為必要管轄的案件；被告自愿出庭的案件。

（四）法院在決定是否中止訴訟時，應特別考慮以下因素：文件和證人的性質及所在地、獲取此種證據的程序以及獲得證據的費用和需要翻譯文件材料及證言的費用；就實質問題作出判決獲得承認和執行的可能性；第三方當事人；時效期限；其他使審判快捷、簡便、經濟的實踐性考慮。

（五）在決定是否中止訴訟時，法院不得對外國原告有任何歧視；不能僅因為要適用外國的法律而決定中止訴訟。

（六）法院只有在另一國法院行使了管轄權，或者原告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指定的時間內到另一國法院提起訴訟時，拒絕行使管轄權。如另一國法院沒有行使管轄權，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應繼續處理該案。

聯系地址：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系（南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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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C.R.63(1990).

第四篇：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

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

10級社會保障 唐樂樂 201012040408

前言：

澳大利亞在大洋洲被稱為經濟與社會福利最協調的國家，這離不開澳大利亞獨具特色的社會保障模式。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以社會救助為核心，以緩解貧困為政策目標，國家財政給予全力支持。

社會保障簡介：

澳大利亞是一個擁有1800多萬人口的聯邦制國家，由聯邦政府及六個州和兩個領地政府組成，下設650個地方政府。澳大利亞的社會保障制度始于1909年，以社會救助為核心，輔之以部分社會保險計劃（主要是強制性職業年金和自愿養老金儲蓄計劃）和全民醫療保健計劃，具體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家庭津貼、傷殘保障、優待撫恤、住房補貼、移民補助、救災補助以及社區服務等。在澳大利亞，所有的社會保障津貼，除了兒童補助之外，都是根據收入調查的，所有津貼都實行單一比率，而且都由總國庫直接支付。社會保障模式：

澳大利亞的社會保障模式屬于社會福利救濟與個人儲蓄混合模式。在任何情況下，單一的老年保障制度也許都是不足的，比如，強制性儲蓄積累制度（無論是國營還是民營）的一個缺點就是不能夠解決所有人的養老問題。這時，就有必要引進其他輔助制度，同時采用多種老年保障制度，以彌補單一制度的缺陷。社會福利與個人儲蓄這種混合模式就是為了互補這兩種模式的不足而采用的。它的特征是以個人儲蓄養老金為主、社會福利救濟為輔的一種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采用這種模式的有澳大利亞，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澳大利亞于1992年引進個人儲蓄養老金制。引進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減少對社會福利救濟的依靠和增加儲蓄，從而增加投資。通過資本的積累和增加投資，以此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讓人們多儲蓄，個人儲蓄的養老退休金都可以減免稅金并由民營基金公司經營養老金。養老退休金由強制性儲蓄和自愿性儲蓄兩部分組成。到退休時，人們可以一次性地提出全部養老金或逐年提取。通過稅制的方法，政府試圖鼓勵人們逐年提取。

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政府僅對特定對象提供社會保障，主要是生活貧困者,其余社會成員通過市場途徑去謀求個人保障,因而這種模式是典型的市場型保障制度。社會救濟金與公共補貼是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模式形成原因：

同西方國家相比較，澳大利亞福利制度的發展速度顯得頗為緩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多組數據表明，1955一1970年，在其成員國中，較之以國民生產增長率和稅收增長率，澳大利亞用于福利事業的經費的增長率是最慢的。澳大利亞在60年代初與70年代中期用于社會保障和福利的經費分別占本國當時國民生產總值的9.6%和12.8%，低于18個成員國的平均值，即13，2%和18.8%，列倒數第3位其福利制度的完備程度上，也多有遜色于別國之處。雖然其受益范圍在擴大，但仍有諸多盲區。以勞動力市場為例，在1990年澳就業人口中，20%是難以享受到就業保險的零工，而同期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是16.9%和17.6%。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

是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是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 1

度尚不及西方國家，而福利制度是西方資本主義成熟和發展的產物。

二是就社會情況而言，澳大利亞貧富懸殊不大，社會富裕程度較高，因此，建設福利制度的迫切感不如歐美國家。

三是就澳大利亞福利制度本身來說，它是基于英國福利制度的模式，在吸取經驗教訓和謹慎探索中，結合本國具體實際情況，逐漸建立起來的。

這一方面避免了諸多失誤和損失，但另一方面則導致其發展速度緩慢。澳大利亞福利制度形成的歷史從20世紀初算起，已有一個世紀。作為澳大利亞社會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內容與特征之一，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成熟、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演進和社會的需要而不斷提高、擴展、加深、修正和補充，逐步得以形成、完善和確立。在這過程中，澳大利亞民族意識所具有的本土化揚棄功能顯示出了巨大作用，使原本被澳大利亞人視作“舶來品”的西方福利制度逐漸植根于澳洲大陸，進而形成適合澳洲社會，具有澳大利亞特色，并促進澳大利亞社會轉型的社會制度。它對人們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觀念、各種社會利益集團關系的重新調整以及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而難以估量的。

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的啟示

(一)社會保障模式和水平應與國力、國情相適應。澳大利亞現行的全民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與該國多年來的國力、國情的發展變化是基本相適應的。人口少、國力強是澳大利亞的一大特征,這也是其實施高福利的主要基礎。與澳大利亞相比,我國的情況反差很大。首先是人口多,為世界之最,是澳大利亞的66倍。而且居民身份復雜,有農業與非農業之分,老年人比重大,人口老齡化進程快。再看綜合國力,我國人均GDP只有6231元人民幣,還不到澳大利亞的二十分之一。加之,我國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較大,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保障模式只能是多層次、城鄉有別的,而不是全民型的保障,是溫飽型的保障而不是福利型的保障。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

(二)堅持國家、單位、個人共同擔負、“三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制。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有上百年的歷史,在社會保障金的供給方面,由聯邦政府預算大包大攬、聯邦與州政府分級負擔到聯邦政府、州政府與雇主、雇員共同負擔,經過了許多周折,闖過了多種難關,成為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里程碑,并正在著力推進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雖然時間短,但社會保障金由政府、企業(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的機制是來之不易的,行之有效,路子對頭,方向正確,應堅持下去,加以完善。今后,應逐步降低政府預算的投入比重,逐步提高個人、企業(單位)的負擔比例。只要與財力、國力和個人、社會的承受能力相適應,政府的負擔比例高一點或低一點,都不會影響政府在社會保障中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以政府投入比例的高低去確定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與監管職能。特別是在政府投入比重降低以后,一定要更加重視和加強政府的監管。

(三)強化財政部門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能力。在社會保障方面,從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到財務會計和保障資金的管理與監督,澳大利亞的財政部門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多頭”管理中,財政部門不僅顯示了重要職能和作用,而且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預算支出的比重之高,也是少有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全國財政系統率先成立了專門的社會保障機構;在中央一級,專門成立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打破了社會保障由勞動、民政、人事、衛生“割據”的局面。與之配套,省以下也將作相應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能力還不強,社會保障支出在政府預算中的比例只有10%左右,僅相當澳大利亞的四分之一。不容忽視的是,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已經進入了“危機”時期,養老、失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正在“吃老本”,不少地方難以為繼。今后,必須“及時、足額”地把社會保障支出真正擺到各級政府預算的重要戰略位置,高度重視,嚴肅對待。

(四)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澳大利亞有社會保障大法,還有十幾部單項社會保障法規,目前的文字量已是六年前的2倍多,而且每年都要修改4—12遍。相比之下,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明顯滯后,大“法”沒有,小“法”也沒有,嚴格起來講是一無所有。從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發展和現實出發,在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法制方面應該把握這樣幾點:一是大小并舉,全國推進。既要加快社會保障基本法的立法,也要重視和強化地方性法規的建設,最好自上而下。二是先起步,再完善。經過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在我國進行社會保障立法的主客觀條件基本成熟,迫在眉睫。應先期出臺,再不斷地加以修正和完善,不可能一勞永逸。三是宜“粗”不宜“細”。過于求全、求細、求嚴,不利于盡早出臺,甚至有可能長期“扯”下去。但是,也不能粗制濫造,漏洞百出。四是突出重點,由點到面。如養老、失業、醫療三大社會保險,既是當前的熱點、難點,也是改革的重點,如能有所突破,對整個社會保障立法意義重大。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監督機制。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我國建立社會保障監督機制應注意如下四個環節:一是建立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在人大常委會內部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障委員會,賦予其相應的職能。二是加強社會對保險基金征收、支付、積累、運營、保值增值情況的監督。三是加強財政、審計監督。國家和地方的財政、審計部門對保險基金經辦機構的財務收支、資金管理和運營情況定期進行檢查、審計,并將結果向本級政府報告。四是加強社會保障系統內的監督、測評,從制度上杜絕虛報冒領社會福利現象。如建立虛報冒領監測、評估程序,對保障對象的財產、收入、就業等情、況進行評估、測評,對不夠條件的停止救濟,并給予一定的懲罰。

第五篇：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模式的啟示與思考

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模式的啟示與思考

王俞

作者簡介：（1984—），女，山東青島人，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多元文化教育、學前教育。

摘要：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是在澳聯邦政府推動下多種力量有效參與的成功典范，也是獨特性與多元文化檢視和諧統一的完美體現。這種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思考，也為我國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體系建設帶來一些啟示。關鍵詞：澳大利亞 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 課程評價 啟示

澳大利亞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國家，其有140多種不同的語言和文化，這奠定了澳州文化多元的社會背景。澳聯邦政府認為，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是解決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間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教育發展的良策。在澳大利亞是全體學生都要接受多元教育。作為多元文化教育的“心臟”的多元文化課程，其體系的構建與發展尤其得到了澳聯邦政府到各州政府、學校、幼兒園都高度重視和支持。這其中課程評價模式獨具特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筆者擬在分析澳洲多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模式的基礎上，對我國課程評價建設提出一隅之見。

一、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

1.關于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

“課程評價是研究課程價值的過程，是判斷課程在改進學生學習方面的價值的那些活動構成。”課程評價在整個教育系統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課程研究和課程改革必不可少的環節。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是指以肯定文化多元為前提，合理選擇、整合多元文化資源以滿足所有幼兒的發展要求，旨在消除歧視和偏見，促進社會正義的一種課程形態。澳大利亞的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主要看課程是否反映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體現文化多元的價值傾向，是否提供幼兒得到與分享的體驗，是否利于培養不同文化背景幼兒之間的友好行為等。

2.澳大利亞多元文化課程評價理念

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得到了聯邦、州政府和幼兒園的高度重視，且貫穿于幼兒園課程發展的全過程，是一種持續的發展性評價。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旨在更好地促進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兒的和諧發展，并以人的終身發展為導向；促進幼兒對多元文化社會的認識，關注對多元文化理解與適應，強調幼兒對身邊事物的感受、體驗和積極探索，關注師幼互動在多元文化課程建設中的價值。澳洲多元文化課程面向所有澳大利亞人，無論是土著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或來自非英語國家背景的人，也不管他們是出生在澳大利亞還是海

外。其評價主體多元化，使評價成為教師、管理者、學生、家長、課程專家等共同積極參與評價的交互活動。尊重不同種族、民族、文化、宗教、語言背景的個體差異，讓每個幼兒得到肯定；評價內容多元，既包括對評價對象即幼兒本身發展的全方位考察，又兼顧對課程評價主體自身和課程參與者的評價。針對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程組織與實施等評價力求細化；評價方式有效與靈活，做到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量化評價與檔案袋評價、情境評價等質性評價方式相結合。

3.澳大利亞的課程評價體制

澳大利亞憲法規定，幼兒園教育主要歸各州政府管理。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聯邦政府逐漸開始加強對幼兒教育的管理權限。聯邦政府對幼兒園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中指出的“幼兒教育是通過國家干預來推動社會發展的特別方式的關鍵點。”1993年，澳大利亞成立了專門的幼兒教育評價機構——國家幼兒教育認證委員會（NCAC），其受澳洲聯邦政府全款資助。專門負責全國幼兒教育機構成立后，首先在全日制入托機構建立了質量促進和認證系統（QIAS），使幼兒教育質量保障體系首次引入澳大利亞幼兒教育服務系統。2005年10月，NCAC成功引進了國際質量管理系統認證。因而，NCAC和國際上其他幼兒教育質量保障機構保持密切聯系，展開國際合作。幼兒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由NCAC直接管理，并建立起了三個子體系——幼兒園質量評估保障體系、家庭日托機構質量保障體系、校外鐘點照顧機構質量保障體系。NCAC負責這三個方面的幼兒教育質量保障的認證、咨詢、政策制定等服務工作。這其中的幼兒園課程評估是幼兒教育質量保障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

（l）評價程序

澳大利亞的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是聯邦教育部制定總的評價標準；幼兒園被要求首先對多元文化課程進行自我評估，這其中幼兒園教師、幼兒及其家長都要參與到評價活動。這些評價主體在評價活動中按照評價原則，填寫自我評價報告表，最后形成一份課程發展計劃。幼兒園須定期向NCAC 提交一份自我評價報告，這是政府評價和資助之重要依據；NCAC選擇和培訓專員，到幼教機構去確認其多元文化課程的質量情況，觀察課程實踐和收錄的資料。訪問員會事先通知幼兒園訪問的大致時間，但不告知具體時間，根據實地調查，形成一個報告，結束后把調查報告交給NCAC。NCAC會組建專業的多元文化課程評估團隊展開評估，最后將對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結果告知幼兒園。

（2）評估范圍

評估范圍包括：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目標、課程的組織與實施情況、幼兒發

展情況、課程參與者以及課程評價主體自身、課程管理等等。

（3）監督與檢查

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受到聯邦教育部、州教育部、多元文化課程發展中心、國家幼兒教育認證機構等多方面的關注。幼兒園根據國家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目標結合州、本學區、幼兒園自身的具體情況規定的標準以及NCAC評估的工作要求實施內部評估并接受聯邦教育部、州教育部、多元文化課程發展中心、國家幼兒教育認證機構等的監督與檢查。

澳洲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幼兒園課程評價體系。在課程評價中，聯邦政府十分注重幼兒園的自我評價報告、特派員的調查報告、隨機抽查記錄，從而綜合多方面因素來確定多元文化課程質量。NCAC對于符合評估標準的幼兒園會提出進一步發展提高的建議，對于不符合認證和評估標準的則提出改革建議、方案，促使其盡快達到評價標準。

二、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的特征

1.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積極參與

幼兒期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形成基礎時期。在澳聯邦政府看來，幼兒園教育培養幼兒跨文化適應性和文化自覺性以及生活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社會所需要的態度及價值觀初步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課程評價具有教育的診斷、調節和導向功能。澳聯邦政府非常重視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的評估工作，成立了專門的幼兒教育國家評估機構——NCAC，來負責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估。國家對幼兒園課程質量之高度重視，使得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有了強有力的保證，促使其評價體系日趨完善。同時，政府的積極參與也使得澳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估受到家庭、社會組織等等多方面力量的關注與參與。

2.多元文化檢視的課程評價觀

課程評價的獨特性與多維的文化檢視特點是澳洲多元文化教育立足本土化和適應多元文化發展的一個體現。澳大利亞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國家，它也是一個由澳洲原住民、白人移民和亞裔民族等共創的多元文化的國度。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教育確保了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平等和諧，極大地豐富了國家的教育資源，也滿足了國家穩定、現實發展的實際需要。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課程評價著眼點是提高多元文化課程的質量，促進對文化更深入、更廣泛的理解，重視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它以包容的態度為多元文化課程營造良好的環境，支持多元文化課程改革的發展。具體有如下基本特征：

（1）本土化。澳大利亞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的評價非常重視課程本土化發展，關注幼兒園挖掘地方課程文化資源，從生動、鮮活的地區文化中汲取多元文化課程發展的“養料”。澳大利亞各州的幼兒教育，是在國家課程總目標精神的指引下，根據地方具體情況來確定的專門內容。各州、各校自行選擇澳大利亞多元文化課程反映在課程文化背景、課程目的、課程設置以及課程管理的實施。各州所有學生除都必須學習包括知識觀念、多元文化價值觀等的規定性課程，同時，學習各州、各校自主選擇的本土化或地方特色的課程內容也被作為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在澳洲原住民居住最集中、有“土著家園”之稱的澳北地區，原住民學校的課程中包含原住民語言、歷史、文化等內容。在新南威爾士州，南澳等，有許多來自亞洲的移民，學校中也有許多亞裔學生，一些學校會將“亞洲的民族民間故事”、“亞洲節日文化”、“亞洲動物”、“武術”、“拳術”等內容主題單元活動等形式有機地融進校本課程當中。這些課程內容體現著文化的多元、課程模式的多樣和生動。

（2）多樣性。其一，評價標準多元。澳洲每個幼兒園所處的州、學區的發展狀況不同，課程評價中被要求充分考慮地區差異，對于其課程評價要求不能一刀切。此外，基于兒童個性差異、民族地域文化多元等特征，評價標準難以置于一個共同標準和常模下，澳洲在課程評價標準力求多元；其二，評價對象多元。課程評價力求將幼兒在多元文化社會背景下形成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知識、技能等方面納入評價范疇，把課程目標、課程資源的選擇、課程組織與實施過程、課程評價的參與者都納入評價對象；其三，評價主體多元。為確保課程評價的科學性，澳洲重視從應多渠道、多層面來搜集評價信息。評價主體既包括幼兒園教師，也包括教育決策機構、幼兒園管理者、幼兒家長、幼兒、社區人員，以及課程專家、宗教文化界人士等。

（3）適應性。多元文化課程的評價是價值判斷的過程，但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過程。在澳大利亞在確立評價主體的，制定評價原則與標準，都被認為一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比較過程，應用“科學”的評價體系對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進行評價反而不科學。澳洲對課程評價，既考慮以其知識、經驗的邏輯性，也考慮課程是否適合幼兒園階段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學習特點等，還特別考慮到課程資源的文化適宜性，即它們是否反映了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的價值與理念，能否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三、對我國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建構的啟示

1.建立完善的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制度

澳洲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建設的成功模式告訴我們，一個完善的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的構建，需要國家制定相關的政策，建立專門的服務機構，監督指導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體系建設在全國范圍內擴大和完善。因此，我國有必要建立從國家——地方——幼兒園的多元文化課程評價體系，這種評價應體現出層次性、結構性。

2.評價主體避免單一

課程評價主體范圍可以合理擴大。課程專家、幼兒園管理者、幼兒教師、幼兒以及家長、關心教育的宗教文化界的人員都可以成為評價者，以期使評價更加合理、全面。因為，課程評價不僅是對課程實施結果的考查，而且還有對課程整個過程進行診斷、修訂等。而當前我國幼兒園課程評價中，評價對象的自我評價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課程評價的目標、手段、方法以及課程方案的調整的權力主要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門和幼兒園管理人員手中，教師的參評仍顯得被動和薄弱等。在世界課程評價領域中，強調評價主體的多元化和自我評價已經成為現代教育評價的一個重要標志。幼兒園課程評價主體的單一，不利于當前幼兒園課程改革的有效進行。針對我國的現狀，教師、幼兒和家長參與幼兒園課程評價則更顯重要。

3.評價內容應避免窄化

多元化課程評價觀對幼兒園評價的內容范圍提出了要求，其內容應包括課程目標、課程組織、課程實施、幼兒發展情況、課程參與者以及課程評價主體自身情況、家園互動情況、環境創設情況等。

4.評價方法多元化

課程評價應根據評價的目的、內容，綜合采用觀察、作品分析、調查等多種方法收集資料進行評價，力求評價的客觀與有效。比如，幼兒園中可以開展談話法、幼兒檔案袋評價法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5.重視評價者的專業化培訓

澳洲的幼兒園多元文化課程評估人員，有其像國家幼兒教育認證中心、多元文化課程發展中心等專門機構的人員都接受過正規的專業化培訓。對于幼兒園管理者、教師也被要求必須了解幼兒教育、多元文化課程、課程評價等，以便整個評價更加客觀真實。評價是個人的價值判斷的過程，是對鑒別對象的精妙、復雜及重要的特質的洞察過程。因此，評價者需要具備能夠充分感知評價對象的能力，以及搜集有意義的材料的能力，善于用語言、文字真實可信地描述幼兒的學習特質、實際情況的能力，能為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兒和家長們所接受等能力與素質。這些專業素養需要進行對評估人員進行專門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