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警務模式的多元化構建

農村警務模式的多元化構建

農村警務是指立足農村，充分利用鄉村治安資源，通過警民、鄉鎮、村社有機結合，維護農村治安、預防違法犯罪，促進農村鄉風文明的警務模式。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進行和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 以及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逐步深入，在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各種思想、文化交替碰撞下,社會治安穩定面臨著諸多新情況、新問題。農村公安機關傳統的警務模式難以適應現狀,農村警務模式亟須創新變革。

尤其是我們新疆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分裂和反分裂斗爭的前沿，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在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在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國內外各種矛盾問題相互交織的情況下，維護新疆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依然十分繁重。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平安農村建設工程適應了社會協調發展,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平安農村首先應該是治安狀況良好的農村。

建立起適應新形勢要求的現代警務體制,尋找新形勢下的農村警務模式，是當前警務改革和基層基礎工作深入推進的當務之急。構建并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一體化警務模式,走出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警務模式改革之路。

一、當前常見農村警務模式

農村警務模式既是指將警力立足于農村，利用鄉村治安資源，通過警民、鄉鎮、村社有機的結合，維護農村治安，預防違法犯罪，確保農村警務機制與體制的有效運用和完整實施所包括的農村派出所的軟件和硬件設施，包括派出所的內部結構，實施維護農村治安環境的方案，實施農村治安防控體系，辦案機制，后勤保障，農村警務生存的一套方式方法。

在當前新疆反恐維穩的新形勢下，新疆農村民警的主要職責應為反恐維穩和治安管理兩大類。

目前農村實行的是突擊救火型警務模式和坐診式警務模式。突擊救火型警務模式指基層派出所對農村的治安維護主要放在事后處置上，缺乏對農村治安防控體系的總體把握，導致效率低下。從工作職責和警力分布看,農村派出所職責重大,警力嚴重不足。派出所的工作繁雜。派出所不僅要打擊違法犯罪,查處和偵破各類刑事、治安案件,還要負責各類糾紛的調解,落實各項公安基礎工作,如人口管理,重點對象幫教、邪教、非法組織的監控、幫教、轉化等。甚至個別地方黨委政府還要求民警參加收稅、計劃生育等非警務活動。農村各所現有警力已與其所擔負的任務明顯不相適應。派出所的工作基本上處于疲于應付的境地,有的甚至連應付都應付不過來,更談不上對社會治安主動出擊和實施有效管理。現在的警務模式大都停留于被動警務模式即坐診式警務模式，農村基層派出所在警務運作上模仿縣城公安局的做法,坐等群眾上門報案、報警,長期重打輕防,將主要精力放在偵查破案上,而忽視了以人口管理和治安管理為重點的基層基礎工作,未能有效地組織起治安防范體系。

二、當前農村警務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是警力明顯不足。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口的流動性大，管理難度大，處警任務重，加上民警年齡老化，個別單位為了優化警力，將年紀輕身體好業務精的民警放在打擊崗位上，將年齡較大身體不好的民警放在駐村崗位上，農村警力卻未能相應地得到增長，使之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警力顯得更加艱難。民警每天超負荷運轉，沒有充裕的時間來進行必要休整，時不時還要抽調民警參加各種各樣的警衛、值勤和安全保衛等工作，民警精力透支嚴重。可以說，警力不足是當前制約農村警務戰略發展的一個普遍性問題。

二是農村警務的經濟保障不足。一是農村派出所條件有限。從各所現有辦公條件來看,農村派出所辦公條件均十分艱苦和簡陋，開展警務工作得不到有效的支持。有的所甚至連基本的辦公場所也未解決,只能暫時借房辦公,有的所辦公桌椅已用了上十年,陳舊不堪。無論是硬件設施,還是配套的軟件設施,均難以達到等級派出所的基本要求。由于條件艱苦,很難留住民警的心。警心不穩,工作就會不實。有的農村所領導情愿在城區所當普通民警也不愿留在農村。警力頻繁調動,給農村派出所工作帶來諸多不良影響。有的民警甚至還沒完全熟悉轄區情況就走了,因而給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帶來了很大的沖擊,許多工作無法正常開展,也難以實現對轄區治安的掌控。經費的短缺導致警務工作的效率低。從經費上來說，經費問題是制約農村警務體制創新的瓶頸。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農村警務模式創新必須要有充足的經費作后盾。

三是對農村警務工作重視不到位。從整體情況來看，分局、派出所領導對農村工作重視程度高，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推動這項工作。但是也有個別派出所領導存在重視考核工作，輕視基礎工作的不良傾向，對立竿見影能夠及時體現在績效考核上的工作重視程度高。相對而言，對社區基礎性工作，一時體現不到考核成績上的重視不到位。基于這種指導思想，在案件查處、巡邏和農村民警的配置上，往往側重于案件查處和巡邏。由于領導重視不夠，制約了農村警務工作的開展。

四是到群眾中工作的力度不夠。目前的農村警務室，實行的是“一村一警”、“多村一警”的模式。一個民警，往往管轄一個村甚至幾個村，而當前農村警務建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個別民警不能充分挖掘、利用現有的農村村委會、群防組織、治保組織等基層力量，工作中不相信群眾，不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使得群眾對治安工作缺乏熱情，自治、自防能力下降。民警下轄區時間普遍不足。不能保證每周兩個工作日到警務室工作，不能按公開的辦公時間去工作，不能把所管村莊每周都走訪到，群眾見警率低，民警對轄區熟悉率低。有的駐村民警家住在城區，離派出所幾十公里遠，這部分民警大部分只能吃住在派出所，很難再到警務室和偏遠的村莊去走訪。民警除農村工作外，還擔負接處警、處置群體性事件、維護工程項目開工典禮秩序等工作任務。加之村級“兩委”班子換屆選舉、大型警衛、值勤等，占用了農村民警大量時間，使農村民警無暇顧及社區工作。

五是個別民警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從農村民警現狀來看，工作能力離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還有一定的差離，表現為：其一處理農村事務能力不到位。當前社農村存在大量鄰里矛盾、債務糾紛、上訪問題等，這些看是小問題，解決難度大，當前一些青年民警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能力還欠缺。其二缺乏做群眾工作經驗。農村民警青年居多，他們缺乏社會經驗，不懂群眾心理，不懂群眾語言，不懂與群眾打交道的方式，和群眾說不上話，不能很好的與群眾融為一體，打成一片。其三協調關系能力不夠大。

六是少數社區民警工作積極性不強。日常工作單調、枯燥、任務重、壓力大，使個別青年民警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工作激情逐漸衰減。還有少數民警認為做基礎工作立功受獎機會少，不如辦案民警容易出成績，對工作崗位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工作積極性降低。有的不安心本職工作，托路子找關系想調離。

三、農村警務多元化建設

我國農村社區呈現出結構的復雜性決定了村落的治理不可能局限于單一的模式，這也決定了農村警務模式的多樣化。在實踐中，應該采取因地制宜和務求實效的原則，充分認識到農村警務戰略的是真正實現 “發案少、秩序好、社會穩定、群眾滿意”，根本宗旨是服務人民群眾、實現執法為民； 根本目標是維護社會穩定； 根本措施在于將警務工作向基層延伸。

從社區警務的基本原理來看，駐村民警在農村警務系統中，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但不是全部。警察的功能和作用應該是指導和協調，其功能和作用的發揮，既依賴于整個農村各類基層組織的健全，更依賴于全體村民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這就決定了可以建立不同方式的群防群治網絡和輔警隊伍。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社會治安狀況不盡相同，農村警務的建設必須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地理、人文、治安狀況等差異，積極探索建立各具特色、靈活、高效的警務工作模式，堅持走有地方特色的建警之路。

（一）“基層警務室+出租房屋托管”的農村警務模式

發展和穩定是新疆工作的主題，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環境就不可能發展。今年上半年，新疆發生的幾起暴力恐怖事件說明在維穩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警務工作是密切聯系群眾的一道基本防線，意義重大。建立基層警務室，這些新近建成的基層警務機構，是集治安巡控、接警處警、服務群眾、動態掌握、法制宣傳、備勤處突等職能于一體的新型便民警務站，是新疆立足“確保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總目標，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推動警力“上街面、下社區”的一項重大舉措，也是維護新疆穩定和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城中村和城郊結合處集聚著大量的外來人口，人員構成復雜，流動性高、素質普遍較低，其中甚至夾雜著一些負案在逃犯罪嫌疑人。警務室民警結合該社區外來人口眾多特點，探索出“警務室+出租房屋托管”的警務模式，對轄區出租房屋進行免費托管，想出租房子的居民將房源登記在警務室，外來人員租房必須到警務室進行聯系。社區警務室不收取任何費用，外來人口在租到房屋的同時也同時辦理了暫住人口登記，既確保了暫住人口的有效管理，百姓也得到了方便。出租屋及外來人員都同時做到底細清、情況明，所有暫住人口也能及時登記在冊并被納入服務管理范圍，看住了房屋，管住了人頭，就能控制住陣地。“房屋托管”服務不但給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帶來極大的方便，大幅度降低了暫住人口的各類治安事件，有效地實現了出租房屋全管控和流動人口零發案的目標。

（二）山區農村“駐村協勤”警務模式

“駐村協勤”警務模式的核心是選用當地合適的村民作為輔警，協助警察開展警務工作。該輔警必須是長期居住在本村，這樣對村里人情世故比較熟悉，也能較好地服務村民； 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解讀和宣傳法律和政策； 在當地要有一定的威信，能得到大部分村民的認可，便于開展各類糾紛的調解。輔警把自己的家建成村里的警務工作站，成為警察下基層的落腳點和連接警民關系的橋梁，在民警的指導下為本村提供治安服務和矛盾化解工作，最終實現問題不出村、糾紛解決在家中。

“輔警”的選拔工作，首先在自愿報名、村兩委推薦的基礎上，由鄉鎮黨委、政府和當地的派出所按照擬定的選配條件和要求，對候選人進行深入審查，并進行公示。在正式上崗之前，由市公安局對選定的 “輔警”進行統一培訓，初步掌握公安工作紀律、法律法規、刑事政策、收集治安信息的方法、農村治安的特點與防范、民事糾紛的調解、群眾工作的開展。

“輔警”通過串門走訪拉家常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向村民宣傳治安法規、安全防范知識和消防常識，切實提高村民自我防范的能力和意識。

土生土長的 “輔警”具有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和開展工作的便利條件，發揮人頭熟、情況明的優勢，主動充當 “和事佬”，協助村兩委及時解決一些矛盾糾紛，協助民警將治安防控和維穩工作的觸角延伸到每一個農戶。

對 “輔警”的日常管理，是嚴格按照統一的考核標準來執行。在 “輔警”工作站最顯眼的地方懸掛 “駐村工作室”和輔警的 “去向牌”，室內統一懸掛 “輔警”工作職責、工作紀律和社區民警、綜合治理辦干部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公安機關統一設計印制了 《“駐村協勤”工作日志》、《群眾聯系求助事項登記簿》、《協助調處矛盾糾紛登記簿》、《送證上門服務登記簿》

對 “輔警”的工作考核，按照 “輔警”對農村社區民警負責、農村社區民警對派出所負責的雙向考核機制來進行。社區民警至少每周一次巡視警務工作站，向 “輔警”了解村里治安情況，同時部署任務和進行督促指導。派出所每周把轄區所有 “輔警”集中到所里開一次碰頭會，通過“輔警”的回報讓所領導了解社區民警下基層的具體表現，輔警之間也借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工作經驗，客觀上起到了培訓和提高輔警能力的作用。

在當前派出所普遍警力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抽調社區民警開展各種專項打擊活動或其他專業工作，不可避免地擠占了為群眾上門的服務時間，難以做到隨時隨地面對面全天候地為轄區群眾進行服務，本村的 “輔警”可以有效地彌補這個難題。

（三）建立適應農村警務的信息化模式

警務工作信息與計算機網絡技術有機結合的方式將逐步替代低效單一的人工操作，覆蓋全警的綜合功能將成為有效集成各警種分散的專門手段。警務信息化不僅豐富和開闊了基層公安機關基礎工作信息化的手段和視野，而且將以巨大而現實的應用效果促進警務觀念的轉變．即情報信息主導警務的現代理念。這場革命將帶來警務體制機制的全新變革，以科學研判、精確打擊替代人海戰術、大海撈針，用直接高效的扁平化指揮，革除緩慢低效的多層次逐級傳遞，最終為整個公安工作帶來警務資源效能最大化和公安機關戰斗力的倍增效應。首先，公安機關應充分利用網絡技術將數據資源分類、分級安全地開放給社會組織、企業和群眾，一方面，利用網絡平臺，如公安官方門戶網站、公安官方微博、公安官方微信、警務QQ群等，將公安機關公共服務事項和行政審批的要求、范圍、內容和程序等公布于眾，通過網絡平臺與社會組織、企業和群眾展開互動；另一方面，歸納整理群眾的咨詢、訴求和建議，并對收集的數據進行整合，通過數據挖掘，科學地運用大數據決策，引導服務，針對性和有效性地提高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其次，公安機關應以推進大數據“警務云”建設為載體，利用信息技術打通警種間業務數據保護壁壘，以服務流程中心的創建與完善為突破口，不斷優化自身組織結構與服務流程，為群眾辦事提供便捷快速的服務。再次，在創新服務提供的方式上，加強公安官方微博、微信、網站手機客戶端APP建設，開發和打造移動信息服務平臺，主動、針對性地增強信息的發布。最后，公安機關應完善服務的評估指標，積極打造服務績效評估的綜合監管平臺，督導考核方式。

（四）、建設警務主體與多元共治的警務管理模式

從公安工作方式的角度，警務模式創新要更加注重警務主體與警務方式的多元化建設。當前社會發展轉型期，利益多樣化以及利益訴求復雜化日趨明顯，大量社會矛盾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呈現和進入社會治安領域。各種新型社會治安事件、突發性的群體事件等不斷涌現，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輿情導控的難度不斷加大，社會治安治理任務日益繁重。在大數據背景下，公安機關要改變傳統的治安治理模式，積極探索與政府相關部門、社會組織、行業企業、群眾合作共治的警務管理模式，運用眾創、眾智理念，推動風險共擔，提升社會治安治理能力。

首先，公安機關要從戰略的角度上做好大數據的宏觀規劃，統籌數據治理的工作，積極制定與公安大數據應用相關的規章制度，保障數據的質量，保證數據安全，推動數據共享。

其次，公安機關要完善合作協商機制，大數據時代，社會組織有著自身資源優勢，企業有著大數據處理技術優勢，公安機關要發揮綜合銜接作用，積極探索與社會組織、相關企業行業合作、互通共贏的模式。再次，群眾自身也是大數據的重要來源，公安機關要積極引導群眾的參與，一方面，提高群眾的直接參與度，匯聚群眾集體智慧，充分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另一方面，一些群眾出于自我利益考慮，或者甚至把參與平臺作為發泄自我不滿的工具，對于這種“無序參與過度”的部分參與主體要依法處理，同時要利用公安官方微博、公安官方微信、公安官方網站手機客戶端平臺，主動加強公安工作宣傳和輿論引導。在大數據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云計算、物聯網等大數據技術，積極探索并構建警務主體、群眾參與、社會組織和企業多元共治的警務管理模式，能有效提升公安機關的社會治安治理能力。

第二篇：我國農村多元化住房保障體系構建探析

我國農村多元化住房保障體系構建探析

吳志宇

? 2012-11-21 15:46:10

來源：《現代經濟探討》(南京)2012年5期

【內容提要】為解決城鎮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難問題，政府出臺了各種政策和措施。但在農村中農民除了可以無償獲得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宅基地外，幾乎得不到政府在住房方面的任何資助；而且這種單一的以宅基地福利為基礎的居住保障方式亦已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而面臨著難以持續的困境。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村住房保障體系，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現實需要，也是貫徹住房機會平等，切實保障農民住房權利的必然要求。

【關 鍵 詞】農村/宅基地/住房權/住房保障

長期以來，住房保障制度僅適用于城鎮居民的慣性思維，讓人們對在農村建立宅基地福利以外的其他住房保障政策和措施提出質疑。其實，農村宅基地福利制度只是使農戶無償獲得了一處可以用于建造住房的土地，它并未真正解決農村貧困家庭的住房問題；而且，這種單一的以宅基地福利為基礎的居住保障方式亦已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而面臨著難以持續的困境。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從理論上重新反思和探討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住房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住房權及其保障原則：農村住房保障制度的正當性分析

所謂住房權，又稱“適足住房權”，“是指公民有權獲得可負擔得起的適宜于人類居住的，有良好物質設備和基礎服務設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嚴并不受歧視的住房權利”(Janet Ellen，1997)。作為基本人權的住房權最先是在國際人權法上被提出來的。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196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5條首次明確提出了“住房權”的概念。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一步重申了《世界人權宣言》的有關規定，明確提出：“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的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各締約國將采取適當的步驟保證實現這一權利，并承認為此而實現基于自愿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1981年在倫敦召開的國際住宅和城市問題研究會議通過的《住宅人權宣言》明確提出：“具有良好環境的、適宜人的住處，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權。”1991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專門發表的《關于獲得適當住房權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指出：“適足的住房之人權由來于相當的生活水準之權利，對享有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至關重要的。”“各締約國政府應當采取適當措施保障適足住房權的實現。”199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屆人類住區會議把“人人享有適當的住房”和“城市化進程中人類居住區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兩個具有同等全球性重要意義的主題，討論并通過了《人居議程》和《伊斯坦布爾人居宣言》，各國政府承諾在住房政策、方案和項目等方面促進男女平等，致力于充分和逐步實現國際文件所規定的適當住房權利，并尋求各種伙伴的積極參與，確保住房保有權的法律保障和免受歧視的保護，以及人人能平等獲得可負擔得起的適當住房等。

政府在尊重、保護、促進和實現住房權時應遵循的一個重要基本原則就是住房機會平等原則([美]阿列克斯?施瓦茲著、黃瑛譯，2008)。所謂住房機會平等，是指人人都有獲得充分住房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因為種族、性別、年齡、黨派、性取向等在住房的獲得和使用上遭到歧視。處境不利的經濟或者社會弱勢群體，諸如災民、貧民、重癥病人、老年人、兒童、殘廢人、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有充分和持久地得到適足住房資源的權利，并應得到優先保障。1996年聯合國第二屆人類住區會議通過的《人居議程》明確指出：在公平的人類住區中，所有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者其他觀點、國籍或者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者其他地位，均有平等享有住房、基礎設施、保健服務、充足的食物和水、教育和空地的機會。

我國政府在1996年聯合國人居大會上指出：“人人享有適當的住房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是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內容。”1997年我國政府正式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作為締約國，我國政府自應承擔起履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適當住房權”的義務。但目前在我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下，政府推出的各種住房保障政策和措施，如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限價房以及住房公積金等制度，均只適用于城鎮居民；對于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而言，除了由集體經濟組織無償分配給其用于建造住房的宅基地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住房福利。農民的住房一直由農民自己出資修建，除非是農村的“低保戶”或者“五保戶”，否則農民不可能無償獲得政府提供的哪怕是十分簡陋的住房或者在住房方面的任何補貼。從住房保障角度看，我國現行的農村宅基地福利制度是一種間接的、最低層次的居住保障措施，農民只是無償獲得了一處可用于建造住房的宅基地，而不是獲得了可供直接居住的住房，它并不能為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家庭提供真正有效的居住保障。如在我國不少經濟落后地區仍然存在一定規模的危房戶、缺房戶甚至無房戶，其居住條件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和保障；部分無力承擔建房費用或經濟條件有限的家庭，其居住的房屋質量低下、配套殘缺、外觀簡陋，甚至存有嚴重的安全隱患等。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改革和完善目前我國農村單一的宅基地福利保障方式，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農村住房保障體系，不僅是改善農民居住條件，促進社會和諧，而且也是貫徹住房機會平等原則，保障農民住房權利的客觀需要。

二、以宅基地福利為基礎的農村住房保障制度面臨的困局及其成因

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目前我國農村最基本的兩項保障制度。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為了保障“耕者有其田”，以滿足農民“吃”這一基本生存需要；宅基地使用權則是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其目的在于保證農民有一塊可以建房的宅基地，以滿足其“住”這一基本生存需要。為了實現宅基地對農民的居住保障功能，我國《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從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讓等方面進行層層設計，形成了一套具有鮮明“身份”色彩的宅基地法律制度(劉俊，2007)，主要包括：一是“兩權分離，一宅兩制”，即宅基地所有權屬于農民集體，農戶僅享有宅基地使用權，但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權屬于農戶。二是“主體特定，一戶一宅”，即宅基地使用權僅限于本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享有，非本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包括城鎮居民不得享有宅基地使用權；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必須以“戶”為單位申請宅基地使用權，而且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三是“無償使用，限制流轉”，即只要符合法定的申請條件，農戶就可以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且無需支付任何代價；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和住宅；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

這種憑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而無償獲得宅基地使用權，并嚴格限制其流轉的制度不僅可以為農村村民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同時也可以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并能有效防范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現行的宅基地使用權制度不僅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且其固有的保障農民居住權的功能也面臨著難以持續的現實困境：一方面，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人多地少、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日益尖銳。據統計分析，今后20年我國每年約有1200多萬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鎮，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新增2000平方公里的非農建設用地，城市建成區面積將擴大158萬畝(王家庭等，2008)。在嚴格保護耕地，耕地資源不可減少的情況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將是補給城市規模擴張的主要來源，農村宅基地資源的稀缺性將日益突出(劉守英，2008)。但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不斷轉變為城市人口，農村居民點用地在范圍上應當逐漸縮小，在數量上應當逐漸減少，但在我國卻出現了相反的情形。據統計，1996-2006年是我國城市化最快的10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34％，農村人口減少了1.23億人，但農村居住用地反而增加了近130萬畝，新增宅基地80多萬畝(張漢飛等，2010)。與此同時，由于農村勞動力的非農轉移，有很大一部分農民在城市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其在農村的宅基地和房屋長期被閑置，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規模不等的“空心村”，農村宅基地規模不斷擴張與大量閑置并存的局面非常突出。

導致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實踐中土地執法不嚴、監管不力的問題，也與現行的宅基地制度本身不完備有關，比如：《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但對“戶”的認定標準至今仍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在不少農村地區，只要男性村民成年結婚后就可以分戶，兄弟幾人每人一戶一宅。有的父母也單獨擁有一宅。這樣，在農村新出生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村莊規模和宅基地使用面積也就隨之不斷擴大。再如，雖然《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但《民法通則》、《繼承法》等法律規定，公民的房屋作為個人財產，可以繼承和贈與；而且，《土地管理法》并沒有禁止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而只是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因此，農村村民可以通過繼承、贈與和買賣住房等方式，占有多處宅基地，從而導致實踐中“一戶多宅”的情形比較普遍(長子中，2011)。此外，現行法律嚴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尤其不允許將宅基地使用權轉讓給城鎮居民。但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實際已分得宅基地的農民已不可能購買宅基地，否則勢必違反“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的規定；而沒有分得宅基地的村民又可以依法通過申請方式無償取得，沒有必要通過轉讓取得。因此，實踐中同村村民之間的住房買賣很少進行，從而導致大量宅基地長期處于閑置狀態。

三、維持農村宅基地的福利性居住保障功能，實行嚴格的“一戶一宅”制度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處于初創階段，在今后較長時期內，宅基地仍然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地，應當繼續維持宅基地對農民的福利性居住保障功能，同時實行更為嚴格的“一戶一宅”制度。

1.堅持“一戶一宅”原則，明確“一戶一宅”的內涵。我國人多地少，根本沒有條件為農民提供多處宅基地，或者隨意放寬農戶建房的用地標準，只有實行定量分配才能滿足農村村民對宅基地不斷增長的需求(孟勤國，2005)。因此，在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讓等過程中，應當始終堅持和貫徹“一戶一宅基”的基本原則。同時，應當通過立法，明確規定“一戶一宅”的具體內涵是指“農村村民一戶可以并且只能通過申請或者其他合法途徑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

2.嚴格宅基地使用權的申請條件。明確規定分戶和宅基地面積的計算標準。在分戶方面，應當充分尊重我國農村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可規定多子家庭的成年兒子結婚后可以分戶；一兒一女或者一兒多女家庭的成年兒子結婚后，如其姐妹有招婿情形的，才可分戶；無兒多女家庭的成年女兒結婚后，如其姐妹有招婿情形的，可以分戶；獨子女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與父母分戶。在宅基地面積的計算標準方面，由于現代農民家庭住房大多以鋼筋水泥結構的復式樓房為主，而不再是傳統的平面結構樣式，因此，應當按現有宅基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積計算(韓松，2011)。

3.維持宅基地的福利性，繼續實行宅基地的無償使用。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經濟還不發達，農民收入相對較低，應當維持宅基地的福利性保障功能，繼續實行宅基地的無償使用。否則，不僅會無謂地增加大多數農民的負擔，而且會導致一部分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流離失所，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有觀點認為，目前農村已經存在宅基地分配不均、批少占多等問題，無償取得宅基地，既無法滿足農民改善居住條件的需要，也影響了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應當實行宅基地有償使用(胡康生，2007)。其實，對于實踐中存在的少批多占等問題，只要嚴格執行法律規定的宅基地分配標準，就完全可以避免；況且，少批多占等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對違法行為應當通過法律手段予以糾正，而不應當通過收取費用或者對價的方式使其合法化。

4.維護宅基地對農民集體成員的保障性，限制或者禁止其自由流轉。宅基地使用權是一種具有嚴格身份限制和特定目的限制的福利性“成員權”，當原集體成員的身份喪失或者不再需要在集體所有的宅基地上居住時，應當將宅基地交還給集體或者由集體收回，也可以隨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權一并轉讓給符合宅基地使用條件的本集體的其他成員，而不能轉讓給本集體已取得法定標準的宅基地使用權的成員，更不能轉讓給非本集體組織的成員。即使是已建有房屋的宅基地，也不能通過房屋的買賣、贈與或者繼承等方式自由流轉，應當實行“房隨地走”的原則，由有權取得該房屋之下的宅基地使用權的本集體成員繼受取得。有觀點認為，允許宅基地自由轉讓，是實現“物權平等”和“同地同權”原則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宅基地的交換價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為農民創業致富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有利于提高宅基地的利用效率，減少因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而導致的宅基地閑置和浪費等(朱巖，2006)。實際上，這些觀點“似是而非”：首先，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集體為了滿足其成員的居住需要而無償分配的，而允許自由流轉的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權則是通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市場有償取得的，限制或者禁止農村宅基地自由流轉不存在“物權不平等”和“同地不同權”的問題。其次，允許宅基地自由轉讓雖然會提高宅基地的交換價值，便利農民融資，但對只有一處宅基地并用于自住的農民而言，宅基地價格的上升并不會為其帶來多少實際利益，濟一時之需而賣地的農民再想置地時就得付出更高的代價(韓松，2011)。再次，雖然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但如果將其宅基地轉讓后又沒有及時融入城市，回到農村又無“立錐之地”時，將會流離失所，從而影響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

5.建立宅基地收回制度。促進宅基地有效利用。對原始取得合法，但后來由于各種原因不符合繼續使用條件的宅基地，應當經由特定程序，由所在集體予以收回。我國現行法律雖然規定了某些可以收回宅基地的情形，但對收回程序以及補償標準等缺乏明確的規定，致使實踐中收回宅基地使用權的情形寥寥無幾。因此，有必要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宅基地收回制度的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在以下幾種情況下，經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決議，鄉鎮人民政府審核，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收回宅基地：(1)原宅基地使用權人已遷入城鎮落戶，并享有城鎮居民待遇的；(2)原宅基地使用權人已遷入其他集體經濟組織落戶，并取得了新的宅基地使用權的；(3)因村莊規劃或者宅基地整理等各種原因，已取得新的宅基地使用權的；(4)原宅基地使用權人死亡后“絕戶”，或者沒有相應的具有宅基地使用權取得資格的繼承人的；(5)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陳小君等，2010)。

四、拓展農村住房保障方式，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村住房保障體系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應當進一步強化政府對農村住房保障的義務和責任，提高農村住房保障的層次和水平，逐步改變目前單一的宅基地實物保障模式，建立起與現代住房保障理念相適應，針對農村村民家庭不同情況的，包括宅基地實物保障、住房實物保障和貨幣化補貼等各種方式相結合的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村住房保障體系。

1.加強村莊規劃和宅基地整理，引導和支持農村村民集資合作建房，變宅基地實物分配為住房實物分配。目前我國農村村莊普遍缺乏科學規劃，居民點分散、規模小和生活基礎設施缺乏的狀況比較突出，長此以往，現行的農村村民一戶一處宅基地的基本國策將難以持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村莊規劃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逐步改變目前農村普遍存在的宅基地粗放利用的現狀，引導和支持農村村民集資合作建房，變宅基地實物分配為住房實物分配。如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可引導和支持農村村民集資建設容積率較高的多層甚至高層住宅，變“一戶一宅(基地)”為“一戶一房”。這不僅可以有效控制農村宅基地規模的擴張，減少占用耕地的壓力，而且可以促進農村居民點和住宅的適度集中，改善農村的居住環境，提高農村村民的居住質量。必須指出的是，在村莊規劃和宅基地整理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各地農村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農民生產、生活的現實需要。防止片面追求土地容積率和利用效率，集中建設所謂的“歐式村”和“趕農民上樓”等項目(張秀智等，2009)。

2.為農村貧困家庭，特別是農村“低保戶”和“五保戶”等住房困難家庭，直接提供住房實物保障或者貨幣補貼。一些農村貧困家庭，特別是“五保戶”，房屋破舊，面積狹小，質量低劣，甚至已成為危房，居住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和保障。對這一部分住房困難的農村貧困家庭，政府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分別采取不同措施：房屋修繕后仍可居住的，由政府提供直接的現金補貼或者建材補貼；屬于危舊房無法修繕的，由政府負責拆建，統一安置；對由于自然災害等各種偶然因素而出現經濟和居住困難的家庭，政府可為其向金融機構貸款建房提供擔保，還可以實施財政貼息，減輕其還貸負擔。

3.建立宅基地置換機制，引導和支持已在城鎮穩定就業的農村村民遷入城鎮落戶，并給予其住房實物保障或者貨幣補貼。通過宅基地置換，農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權，政府在城鎮給予其住房實物補貼，或者為其在城鎮購買住房提供貨幣補貼，不僅可以增加耕地或者城市建設用地面積，而且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化。目前，我國已有部分地區(如天津、浙江、重慶等)開始試行讓農民用其宅基地置換城鎮住房、城鎮戶口或者社會保險的改革。但是，實施宅基地置換應當堅持農民自愿原則，不得強制推行；而且要使置換農民在城鎮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無后顧之憂。否則，置換農民很可能會淪為城鎮貧民，成為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郭書田，2009)。

4.建立宅基地指標交易機制，多渠道籌集農村住房保障資金。農村住房保障實質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或者服務，其保障范圍和水平主要取決于政府的財力。建立宅基地指標交易制度，實行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不僅可以使廣大農村村民分享到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成果，而且可以為我國農村住房保障建設提供大量合理、穩定和持續的資金來源。所謂宅基地指標交易，是指在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對耕地予以嚴格的保護，以及對各區域建設用地指標予以嚴格控制的前提下，通過城市向農村購買建設用地指標，或者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購買建設用地指標的形式，以實現土地發展權在區位上的置換。我國目前實施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政策就是宅基地指標交易的一種表現形式。推進宅基地指標交易，關鍵是要確認和實現宅基地的發展收益權。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農村村民的居住權，農民集體或者農戶對宅基地進行整理，復墾為耕地后，政府因新增建設用地指標而獲得的土地出讓金等收益應當優先用于原宅基地使用權人的住房保障支出，包括對原宅基地使用權人的房屋拆遷補償，以及安置等費用；并應撥付一部分給農民集體，專款專用于農民集資合作建房補貼或者農村“低保戶”和“五保戶”等住房困難的貧困家庭修繕、改建住房等。此外，大力發展農民集體經濟，吸引社會資金參與，也是多渠道籌集農村保障性住房資金的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1].Janet Ellen.Steams Voluntary Bond, the Impact of Habitation U.S.Housing Policy，Sain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 1997.[2].[美]阿列克斯?施瓦茲著、黃瑛譯：《美國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3].劉俊：《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制度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4].王家庭、張煥兆、季凱文：《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劉守英：《中國的二元土地權利制度與土地市場殘缺》，《經濟研究參考》2008年第31期。

[6].張漢飛、石霞：《我國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及創新》，《農業經濟問題》2010年第12期。

[7].長子中：《當前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宅基地問題》，《中國經貿導刊》2011年第2期。

[8].孟勤國：《物權法開禁農村宅基地交易之辯》，《法學評論》2005年第4期。

[9].韓松：《論對農村宅基地的管理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10].胡康生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1].朱巖：《宅基地使用權評釋》，《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

[12].陳小君、蔣省三：《宅基地使用權制度：規范解析、實踐挑戰及其立法回應》，《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13].張秀智、丁銳：《經濟欠發達與偏遠農村地區宅基地退出機制分析：案例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6期。

[14].郭書田：《“宅基地換社保”的三個前提》，《中國土地》2009年第8期。^

第三篇：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構想

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構想

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形勢下，交通條件逐漸改善，人流物流實現了大提速，社會治安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流竄犯罪、跨區域作案等犯罪逐步向農村地區滲透，農村派出所警力與社會治安形勢的變化不能成正比，農村地區防控流竄作案及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等方面的能力顯得不夠理想。如今年五一期間在縣柳林

鄉、大廟鄉、麻家渡鎮連續發生流竄詐騙案，作案人員租車長途行駛，利用農村地區廣闊、人口居住分散的特點實施詐騙，群眾上當受騙后等反應過來時，作案人員已逃之夭夭。農村派出所如何改進現有警務框架，建立起適應新形勢需求且適合農村現狀的警務體制，是當前警務改革和基層基礎工作深入推進的又一重要課題。這也是我們要探討的建立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主要動因。

一、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涵義，縣公安局在“平安之夏”專項行動中，寶豐、麻家渡、溢水、擂鼓派出所自發開展聯巡、聯控、聯防、聯動的“四聯”工作機制，實施情報信息共享，聯巡過程中，寶豐派出所民警獲得一個摩托車盜竊團伙的線索，四個派出所民警立即實施走訪群眾工作，收集類似情報，將四個鄉鎮的摩托車被盜信息并聯，在縣局刑警大隊的統一協調和指揮下，最終成功破獲一起涉及湖北、陜西兩省四縣的特大摩托車盜竊團伙案，抓獲作案成員15人，繳獲被盜摩托車85輛。這是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在服務偵查破案中的一次有益的嘗試。

何謂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就是在農村地區按地緣特點，以交通便利、規模較大的城鎮派出所為中心所，將相鄰若干個派出所互相捆綁，以信息、指揮、警力、裝備一體化為主要特征，形成合中有散、分中有合的“聯訓、聯勤、聯戰”聯動警務模式。區域聯動的目的就是通過相鄰派出所有效配合，充分利用現有警力資源，減少指揮調度中間環節，節約時間、節省成本，提高警力的有效使用效率和處置效果，從而真正做到加強農村派出所基層基礎工作，做大做強派出所工作。

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一是信息共享。相鄰派出所同處于一個信息流動網絡，可直接溝通實施信息交換，達到信息采集、傳遞、處理、存儲、使用、研判一體化，實現信息情報資源共建共享；二是指揮統一。在打擊違法犯罪、處置突發性事件及重特大災害事故時，區域內派出所在統一的指揮下，隨時根據實際需要對任務、警力、裝備進行統一調動、調整和補充，以獲得最快捷最有效的現場處置；三是警力整合。根據警情特點，適時對區域內派出所有限警力進行整合，確保在打擊違法犯罪、處置重大緊急警情時，有足夠的警力形成規模效應；四是裝備配套。按照“區域配套投入，裝備分散管理，使用統一調配”的原則，在各派出所裝備一時難以系統配套到位的情況下，經過統一調劑，使區域內現有裝備能夠有效得到配套組合，形成最佳戰斗效能。

二、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動警務模式的必要性

當前，制約農村派出所發展的問題主要是警力不足、裝備不足和地域分割。

1、警力相對不足。以縣為例，縣域面積4800平方公里，現有常住人口46萬，農村派出所警力在5至7人之間，除城關派出所有20人外，僅有寶豐派出所達到了10人以上，而轄區人口卻有60000多人。同時，縣屬國家級貧困縣，省級特困縣，受政府財政能力的制約，在短時間內，靠增加公安編制的辦法來解決警力問題存在較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僅有5名警力的派出所，在執行打現行、抓逃犯或處置重大緊急警情任務時，僅靠一個派出所的警力很難形成警力規模效應。

2、裝備不足。裝備不足再加上整合效率不高，使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充分利用。近年來雖然裝備現狀有了較大的改觀，但裝備的配套性、系統性不強，很難在短期內形成很強的戰斗力。在信息情報資源上，沒有有效的機制整合利用，交流較少，信息共享難以實現。此外，在現行考核體制和獎懲激勵機制的制約和影響下，本位主義思想在派出所比較普遍，分散的裝備難以配套發揮作用，信息情報資源共享不暢，警務工作基本處于單打獨斗、各自為政的現狀，使有限的資源難以充分整合，發揮不了最佳的效應。

3、地域分割。由于農村派出所基本上沿襲的是以轄區為界的警務體制，各派出所所轄區域社會治安狀況不盡相同，如邊緣地區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于中部地區，鄉村地區明顯好于城鎮地區。由于地域、人口、發案數量的差別，忙閑不均是必然現象。在以鄉鎮為單元的責任劃分下，缺少必要的聯動機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和相互間的“政績”競爭，致使警務工作效率不高。

這些問題的存在，必然讓我們對農村派出所警務模式運作機制進行完善和發展。而結合農村人緣、地緣和社情狀況的特點，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是一種切合農村治安形勢的有效途徑之一。

三、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可行性

（一）有利于緩解當前警力緊張現狀。由于警力不足，如果把有限的警

力分散在各派出所獨立使用，不利于打擊、防范罪犯工作的開展，而合并派出所把警力集中使用，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又不利于開展管理、服務工作。因此，在挖掘現有警力資源上，只有靈活調配警力資源才是一種有效途徑。同時，隨著村村通工程建設的逐步推進，農村交通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把城鄉、鄉鎮和鄉村連成體系，再加上農村派出所交通工具的極大改善，派出所

基本上實現了“一所一車”，這為實施農村區域聯動警務模式提供了有利條件，使警力實施快速機動，由靜態作戰轉為動態作戰，由單一作戰轉為群體作戰成為可能。通過區域聯動，可以使有限的警力在處置突發緊急警情工作中形成規模效應，消減單個派出所處置重大警務活動的壓力，在打擊犯罪中形成打防控一體化的“拳頭”。

（二）有利于提高信息資源使用效能。由于農村犯罪具有連續性、流竄性和跨區域性等特點，這就使得信息情報資源在區域上具有一定的共享性。在區域聯動警務模式下，通過區域內的信息共享，構建信息共享平臺，使各種治安信息資源可以得到共享，有利于甄別、提煉有用的信息，避免了因塊塊分割造成的信息相對不暢和資源浪費，提高基礎信息資源的使用效能和應用效率，達到信息主導警務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應急處置能力。按照現有的警務模式，在遇到大的自然災害事故、群體性事件或重特大案件時，一個派出所的警力即使全部出動，現場處置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由于警力不足，只能請求縣局業務口派員增援。實施區域聯動警務，可以徹底改變個別派出所單打獨斗的局面，區域內派出所互相配合，共同協作，處警效果將會大不相同，尤其在處置重大應急性案（事）件過程中，一個區域統一調度指揮，可使行動一體化，便于形成聯勤聯戰聯動格局，有效增強處置的能力和效果。

（四）有利于提高基層基礎工作效率。農村派出所由于警力不足，在處理重大緊急警情時顯得力不心，該及時抓獲的現行不能抓獲，該及時控制的局面容易失控，能易偵易辦的案件變成積案。在農村派出所推行區域聯動警務模式，通過統一指揮調度，可以從時間、警力、裝備等方面保證這些大的案（事）件的順利處置，在無形中增加警力資源，民警有充裕的時間深入轄區做防范工作。此外，在練基本功上，由于區域間派出所距離較近，組織集中練兵節約資源、方便訓練。可有效避免因警力不足而出現的“分散練練不好，集中練練不了”和訓練保障器材分散不足等制約因素。

四、實施農村派出所區域聯動警務模式的基本構架

（一）科學劃分聯動區域。一般情況下，聯動區域的劃分有四個要件：地域相對集中、便于警力機動、治安狀況相近、警力總量相當。由于城鎮占有得天獨厚的交通條件、區域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等有利因素，聯動區域應以城鎮派出所為中心，由3-5個鄉鎮派出所組成。如我縣可設四個區域，即以得勝為中心，輻射秦古、竹坪、大廟、擂鼓；以麻家渡為中心，輻射寶豐、溢水；以城關為中心，輻射雙臺、樓臺、文峰；以官渡為中心，輻射田家、深河、柳林。

（二）強化統一指揮平臺。在領導指揮體系建設上，以區域分管局領導負責制為主，兼顧區域諸派出所所長責任制，即分管局領導在打擊犯罪、處置重大緊急警情活動上有指揮、調度權，對聯動區域內各派出所民警獎懲、任職有建議權，直接對局長、政委負責；派出所所長對指揮長負責，對本所轄區內打擊犯罪、處置重大緊急警情活動有建議權。

（三）建立日常協作機制。一是建立日常例會、交流制度；二是信息共享、研判制度，在每個派出所明確一名信息聯絡員，定時定期將本所治安信息匯集到中心派出所，由中心派出所對匯集來的治安信息進行集中研判。三是根據區域治安特點，結合區域發案規律、警務活動規模和緊急程度，對出警支援的程序和方法、區域成員派出所所長、分管領導的職責進行明確。四是針對區域內群體性事件、重大災害事故、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等警務活動的規律、特點和需求，按照“照顧大局，集中警力、集中車輛、通力合作，信息共享，統一調度”的原則，制定出相應的警務行動預案，保證聯動警務的有序運作。

第四篇：社區警務模式探究

社區警務模式探究

——充分挖掘社會力量開展警務工作

摘要：社區警務是公安機關為切實維護基層社會治安秩序，預防和控制犯罪的警力下沉制度。

社區警務能夠加強公安機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然而，開展社區警務是一個巨大任務，沉重的工作量不能完全壓在公安機關和社區民警身上。因此，吸收和挖掘社會力量開展社區警務

工作成為了發展社區警務的必由之路。廣泛吸收社會各界力量，形成以公安機關為指導，人

民群眾參與的新型社區警務模式。

關鍵詞：社區警務社會力量警察居委會

一、社區警務的概念

社區警務的英文本意為“社區導向警務(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社區的建設與發展,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和諧進步。“社區導向”就是

倡導以社會的治安需求為導向開展警務工作。社區警務是社區居民在警察的帶領、指導、支

持下,立足社區實際,研究社區問題、開發社區資源、組織社區協作改造社區環境、強化自衛

互助,以全面、系統、長效地維護社區公共安全,促進社區發展的思想、活動和方式、方法體

系的統稱。

從廣義上來講,任何維護社會治安的行為與活動,都應該屬于社區警務的范圍。犯罪行為是非

常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治安問題產生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因此,解決治安問題的途徑也就

不一而足。警察作為刑事司法系統的一部分,是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寧的主要國家行政力

量,但不應該是唯一的力量。警力不可能無限度增長,因為其需要消耗大量的國家資源。所以,警方需要加強與社區的合作,加強與其他行政部門的合作,充分調動社會各個方面的力量,才

能夠實現控制和預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見,社區警務是一個“集合”概念,它既可指一種警

務理論,也可指具體的警務工作,如果從更深層次上來理解,還是一種警務思想,一種警務發展

戰略。

從狹義上來講,社區警務是指公安機關社區警務部門的工作,即通過有效的治安行政管理措施

和各種專業手段,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社會安寧,并通過各種安全防范措施進行犯罪控制和預

防,保護社區公眾生命財產不受非法侵犯,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及公眾損失的工作。當前,我國的社區警務工作主要是由公安機關社區警務部門來實施的。社區警務工作的主要工作平臺是公

安派出所,主要承擔人是社區民警。社區民警肩負的主要職責和任務包括掌握社情民意、管

理實有人口、維護治安秩序、組織安全防范、服務轄區群眾五個方面。因此,社區民警履行

職責任務情況的好壞,將會直接影響到社區警務戰略措施的落實。

從這一定義我們不難看出,社區警務的主體構成不僅僅包括警察,而且還包括“社區居民”;

從合作關系上看,警察對社區居民,是“帶領、指導、支持”之類的平等關系,而不是組織、督

促、檢查之類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社區警務的基本內容是“研究社區問題、開發社區資

源、改造社區環境、強化自衛互助;實現的直接目標是“全面、系統、長效”地維護社區公

共安全,間接目標是促進社區全面發展。離幵促進社區發展、服務社會發展的總目標的警務,不是真正的社區警務。

二、中國社區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老子曾描繪過“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時

代。社區警務的萌芽在中國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井田制和保甲制下的社會治安傳

統。早在2000多年前，秦朝就實行了“亭”這種專門的基層治安機構，并制定了較為嚴密的戶籍登記、“什伍連坐”“聯防制度”等，體現了某些與當今社區警務思想相類似的萌芽。

此后，明代王陽明創立了“十家牌法”及其多朝普遍盛行的“打更”、“巡夜”等社會治安實

踐活動。而春秋時代，管仲對齊國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涉及社會公共安全和社區治安的措施對后世影響深遠。這些舉措包括

1、嚴格區劃，整頓社區。

2、分門別類，定民之居。

3、親屬傳承，保障就業

4、寓兵于民、軍事化管理。

5、以教化民，賞罰分明。

建國以后，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我國的現狀是經濟落后，社會封閉，人口的流動現象不是很明顯。因此，作為城市的微型社區主體組織居民委員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們在公安機關的指導開展了公共福利、治安保衛、調解糾紛、動員居民響應政府號召并遵守法律，這一時期的社區治安總體形勢是好的。文革十年浩劫使公安機關受到嚴重沖擊，這一時期的社會治安形勢是糟糕的。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這一時期經濟發展迅速，社會變革巨大，人員流動不斷變大。社會治安管理面臨巨大壓力。中國為此實行了“嚴打”。長期的“嚴打”并沒有緩解嚴峻的社會治安現狀。隨著信息科技化的推進和“嚴打”政策的壽終正寢，社會的治安形勢也開始不斷好轉。從社區警務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來看，實行社區警務是大勢所趨，這是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治安問題，改善社會治安形勢，增強老百姓安全感，提高老百姓社會滿意度的根本方法。

三、社區警務的發展模式

建國以后，其實社區警務有了一個雛形，最鮮明的體現就是居民委員會的出現。居民委員會其實就是城市微型社區主體組織。它在公安機關的指導下開展了公共福利、治安保衛、調解糾紛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時期公安機關充分貫徹了群防群治這一理念。當然，當時的警民關系相對融洽，警察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相對較高，黨對群眾路線重視程度較高也是社區警務雛形能夠出現的客觀原因。但是當時實行的警務模式其實是“立足警察，面向社會”。公安機關領導專門工作與依靠群眾相結合的指導方針。

四、社區警務的參與主體

1、居委會工作人員

居委會是架設在群眾與政府間的一座橋梁，平時的各項方針政策都是通過居委會宣傳落實到位，一個基層工作開展好的居委會在群眾中必然有極大的威信。要確保社區警務開展的到位，必然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而能夠充分發動群眾的一個抓手便是依靠居委會。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有三大優勢。（1）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大多來自當地社區，與社區聯系緊密，方便開展工作。（2）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大多具有極強的調解能力，能夠將潛在的刑事案件解決在基層。

（3）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很高，能夠積極配合警方開展社區警務工作。

2、從事特定工作崗位的人員

全國優秀的社區民警陳先巖曾經總結，要開展好社區警務，必須要處理好與所轄社區從事特定工作崗位的人員。例如，送奶工、快遞人員、修鞋師傅、搓背師傅等一些工作崗位看似稀松平常，但卻每天接觸到大量形形色色人的人員。因為他們雖然工作看似普通，但卻越能接觸到謀劃犯罪和犯罪結束后罪犯泄露的信息。他們接觸到這些信息后，又不易引起犯罪分子的警惕。

3、治安保衛委員會

治保會的存在是國家用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按照法律規定，治保會屬于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由所在社區的治安積極分子組成。但據筆者了解，當下治保會存在巨大問題。首先在組織形式上，治保會是掛在居委會名下。按照規定，治保會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治保會組織成員應該由群眾選舉產生，不應該由基層政府和公安機關委派。但現實情況是，基層群眾參與程度不高，沒有人愿意來參加治保會。原因就是缺乏經費保障。居委會沒有辦法，只能將目光投向了社區中符合條件的適齡青壯年。他們親自上門做工作，又拉又哄又騙的將人員拉到位。這樣組織起來的治保會是不可能有戰斗力的。由于成員是被拉進來的，積極程度并不高。居委會負責人也了解治保會的戰斗力不高，當時組建治保會也只是為了應付上級，所以治保會活動次數非常之少，一年只會出一兩次任務。由此可見，治保會的改革迫在眉睫，負責這樣的治保會不要也罷。分析存在的關鍵問題就是經費必須得到保障。

五、社區類型

1、都市社區

都市社區是在一定地域內異質性居民稠密集居的共同體。亦稱城市社區。都市社區中人口密度比較大，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程度較高，社會結構比較復雜，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人際關系相比較鄉村社區偏重于冷漠。人員的流動性較大，主要存在的治安問題在于鄰里溝通程度不夠，相互間不能夠互幫互助。人際關系冷漠使得社區居民安全感程度較低。極易發生“獨狼襲擊式”刑事案件。

（1）都市社區人口密度較大，受教育程度較高。根據此類特點，可以挖掘社會力量運用科技手段來開展社區警務。為了更好的能夠收集社情民意。可以建一個QQ群，群里的成員為每一棟樓的治安積極分子。這些治安積極分子任務非常簡單，每天在群里講一講自己樓里的家長里短。各個樓主盡量在群里提供一些有用的治安信息。群主可以為社區民警和居委會大媽。主要負責收集有用的治安防范信息，同時可以進行治安防范宣傳教育。當然，群主要及時解決治安積極分子所遇到的問題，盡自己最大能力去解決。這樣才能獲得治安積極分子的心，使這個QQ群真正成為聯系群眾與公安民警之間的一座橋梁。（2）根據都市社區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特點，通常社區中的的小區會有物業。要開展好社區警務，這一塊力量同樣也利用起來。對于物業力量薄弱的小區，要與業主代表、物業公司進行商談，要能夠將物業保安落到實處。有了物業保安，我們社區民警身上的擔子就能變輕。這樣能夠實現社區警務中維護治安秩序，組織安全防范兩大任務。有了物業保安，社區民警同樣不能放過物業力量中的監控力量。要將物業公司設置在門衛處的監控探頭與當地派出所的公安網進行聯網。要能讓社區民警在警務亭中就能隨時掌握所轄社區的動態，這樣能夠做到第一時間出現在事故現場。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大大節省公安巡邏力量。同樣，可以將所轄小區的物業保安聯合起來建一個QQ群。為保安搭設一個平臺。例如一個保安說他值班期間發現一個穿褐色外套，戴一個鴨舌帽男子有一些可疑。他的發言得到另外一些保安的附和。社區民警就要警覺起來，這可能犯罪發生的預兆。社區民警可以調取監控，鎖定這么一位穿褐色外套，戴一個鴨舌帽的男子。另外可以向每一棟樓的治安積極分子發出警報，讓他們留心注意一下這么一位男子。或許這樣可以避免犯罪案件的發生。這么一個做法借鑒了建國以后的中國治安做法。使犯罪分子陷入廣大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就像過去陌生人進了村，便有成千上百雙眼睛盯著他。長期以往，社區中居民的安全感自然就會提高（3）對于都市社區中人際關系冷漠，溝通交流程度不高的特點。社區民警在入戶調查時就要做一個有心人。要詳細了解所轄社區中的老黨員、老干部以及社區中需要幫助的家庭。可以就近幫扶結對。平時多走動，多聯系。讓這些老干部、老黨員發揮余熱。這些老干部、老黨員就是開展社區警務中可以充分利用的社會力量。（4）根據都市社區人員流動性較大的特點，需要做好社區人口管理工作，尤其是暫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社區民警在為暫住人口辦證時就要做一個有心人，對于老實本分的外地人要給與幫助。平時社區巡邏和下班后可以到他們開的小店多聊聊天，使得這些人成為自己的治安耳目。只有取得這些人的認同，才可以使他們成為社區警務中收集情報的關鍵力量。因為如果有外地人犯案，他們在公共場所謀劃前往往會用鄉音來隱藏自己的陰謀。而社區民警所擁有的的這部分社會力量往往能夠探聽到，這往往能夠預防惡性刑事案件的發生。此外，對重點人口和外來人口的管理歷來是人口管理中的重中之重。扎實做好重點人口和外來人口的管理是降低發案率的關鍵。

2、農村社區

農村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農村居民在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農村社區是一個比自然村落、社隊村組體制更具有彈性的制度平臺。農村社區的人口密度較低，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社會結構相對簡單，人際交往溝通相對頻繁。人員流動性較低。社區人員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突出的治安問題為已受不良人員蠱惑，容易發生群體性事件。

（1）根據社區人員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特點，一些邪教組織和犯罪分子將魔掌伸入這里。例如內蒙古曾發生一起利用螞蟻進行非法集資詐騙的案件。犯罪手法非常簡單，只要人們投錢購買蟻神公司的螞蟻，養一段時間便能獲得巨大收益。于是人們便蜂擁去養螞蟻。最終騙局無法繼續下去，便留下了一地雞毛。這件事給當地公安機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處理不好就會造成群體性事件。對于這類事件關鍵在于防患于未然，可以充分利用當地宣傳力量，例如廣播站，電視臺。邀請社區民警開展防詐騙講座。可以與當地戲劇團合作。在戲劇團下鄉演出時，附帶社區民警自編自導的防詐騙小品。總之要充分挖掘這一部分力量，將此類事件防患于未然。（2）根據鄉村社區的人員流動性較低這一特點，可以大力開展十戶聯防。因為鄉村居民平時經常來往走動，溝通交流程度密切。重鄉土情誼，推行十戶聯防相比較城市社區更能落實到位。鄉村社區更接近于熟人社會，而都市社區更接近于生人社會。（3）對鄉村社區實有人口管理更加方便，可充分挖掘社區中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尤其是要與基層工作開展的好、群眾中威信較高的組織和人員展開合作。開展人口摸排走訪時，要重點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同時社區民警也要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和經驗，這樣才能少走彎路。（4）鄉村社區中的主體是農民，開展好社區警務，完成社區警務中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實有人口、維護治安秩序、組織安全防范、服務轄區群眾的各項任務，關鍵在人。要充分關注那些農村帶頭致富人、鄉鎮農技站人員，操持農機具的人。挖掘這部分人的力量。原因在于這一部分人在農民群體中威信較高，能夠接觸到大量的農民。對于這么一部分人，可以通過開設講座的方式將大家聚攏起來宣傳教育。宣傳教育時要注意方式方法，宣講時要接地氣。可以直接列舉大量發生本鄉村社區和周圍鄉村社區的典型案例。充分抓住農村群眾愛聽故事的特點，將自身防范的知識、法制知識、便民知識寓于故事中傳達出去。使得這一部分人成為公安機關的免費宣講團，讓他們做到在農村社區居民家中吃飯就能將公安機關需要傳達的道理不知不覺的傳達出去。同時也可以借助這一部分力量花最小的代價掌握社情民意。

3、小城鎮社區

小城鎮社區是指發展規模較小、集中程度較低的以從事非農業社會經濟活動為主的社區。在中國，小城鎮社區是連結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的中間環節，是現代社會中一種基本的社區類型。小城鎮社區人口密度相對適中，有一定的經濟、文化基礎。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復雜程度，本社區內的人員有一定的溝通交流，存在一定的人員流動性。社區居民普遍接受過一定階段的文化教育。

（1）可以充分利用退休老干部、老黨員、老年人，聘請他們為治安管理員，讓他們到網吧等未成年人禁止進入的場所去巡邏。因為他們在本社區都是德高望眾的人，社會經驗豐富，能夠游刃有余的教育未成年人。（2）利用規范社區擺攤秩序為契機，社區民警可以在擺攤小販中發展治安耳目，主要就是結合他們每天能夠接觸形形色色的人這一特點。小城鎮有一定的商業基礎，但和城市相比不夠發達，集中表現為有不少沿街叫賣的小販和擺攤小販。首先處理好這一部分人就是一個艱巨任務。必須要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然后出臺相應的政策。要讓他們成為治安秩序的建設者和保衛者，而不是成為破壞者，就應該合理規范他們營業地點和營業時間。讓他們真正有利可賺，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現有秩序的保衛者，對于破壞治安秩序，影響他們營業的人，才會及時通報給公安機關，共同維護治安秩序。（3）根據小城鎮社區有一定的經濟、文化基礎的特點，可以利用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關鍵在于公安機關能夠多方籌措資金，從而組建一支巡邏隊。為所在社區的政府、工廠企業、學校、醫院等重點場所進行巡邏，從而起到維護治安秩序。組織安全防范、服務轄區群眾的任務。這一支巡邏力量必須由公安機關領導。每天執行任務由社區民警帶領。

4、城鄉結合部

城鄉結合部是指兼具城市和鄉村的土地利用性質的城市與鄉村地區的過渡地帶。又稱城市邊

緣地區。城鄉交錯帶尤其是指接近城市并具有某些城市化特征的鄉村地帶。城鄉交錯帶位于市區和城市影響帶之間，可分為內邊緣區和外邊緣區。內邊緣區又稱城市邊緣，特征為已開始城市建設；外邊緣區又稱鄉村邊緣，特征為土地利用仍以農業占支配地位，但已可見許多為城市服務的設施，如機場、污水處理廠和特殊用地等。城鄉結合部人員結構層次非常復雜，流動性非常大，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屬于社區警務最難開展的地方。城鄉結合部是城市即將重點開發建設的地區，搬遷問題尤為突出，釘子戶、上訪戶眾多，處理不慎極易造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由于此處接近市區，出租屋便宜，所以成為了大量外來人員聚集的地方。魚龍混雜，外來人員與本地人員，外來人員之間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信仰、需求千差萬別。常出現打架斗毆等治安問題，極易出現惡性刑事案件。

（1）將“4050”人員和享受低保的人員以及鄉鎮撤并后富余人員、村社干部組建專職治安聯防隊，并以資金保障。（2）要在所住社區建立一個警務室、一個物業保安隊、一個流動人口管理登記室、一個糾紛調解中心。要依托所住社區的居委會，與居委會聯合開辦。要做到強居委會。（3）要有資金保障流動人口管理登記室。要能聘請專員負責。定期對城鄉結合部中的出租屋開展清查。（4）要充分發揮調委會和治保會的作用，將社區中的矛盾糾紛解決在初期。（5）學習鄰里守望制度，對于治安形勢復雜的地區，可以任命其中的積極分子為治安聯絡員。（6）要加強治安耳目的建立。（7）尋求政府各項職能部門的合作，對于供電句、水廠等關系到社區居民日常生活的工作部門尤其緊密配合、熱心服務，因為解決不好，造成干群關系緊張，很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8）社區內的公安機關積極與轄區內的工廠、企業內部保衛部門開展合作。可以提出“七廠一 保”這一設想。要求七家工廠一個星期內各出一天，安排各自治安保衛部門對七廠開展治安巡邏。

六、總結

開展社區警務，首先要熟悉所轄的社區類型，社區居民的人員層次結構、流動性、受教育程度、需求、信仰。也要熟悉社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程度。從而在開展社區警務時做到有的放矢。城市社區居民受教育程度較高，因此犯罪率較低。在開展社區警務時尤其要善于借助科技力量。在掌握社情民意，開展社區居民人口摸排調查時要注意保護居民的隱私。要重視對流動人口管理。鄉村社區居民受教育程度較低，但人員的流動性也很低。鄰近居民溝通交流較多，鄰里守望開展的好，因此犯罪率也較低。但鄉村居民自我防范能力和意識較低，尤其易遭受詐騙。開展社區警務時要防止因群體性詐騙事件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因此開展鄉村社區警務時要充分利用宣傳力量對社區居民進行宣傳教育。小城鎮社區居民受教育程度、人員流動性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介于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之間。開展社區警務相對容易，因此要重點抓好社區警務的落實程度。城鄉結合部社會矛盾尖銳，人員流動性大，人員層次非常復雜。開展社區警務殊為不易，因此首要目標便是爭取上級機關政府的支持。要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力量開展社區警務。開展社區警務時要重視每一個潛在問題和小問題，防止演變為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第五篇：如何構建農村電子商務扶貧模式

如何構建農村電子商務扶貧模式

摘要：電子商務的不斷發展，對我國很多地區的農村發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電子商務使得我國的傳統農產業得到了升級與改造，并為我國的農村扶貧工作提供了新的模式。農村電商扶貧模式的開展，能夠帶動農村產業的轉型，并為農村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構建；農村電子商務；扶貧模式

在互聯網的大量普及下，電子商務逐漸走進農村，并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促使農業產業得到升級與改造。就目前的發展現狀看，我國很多農村地區仍然存在生產與經營分散現象，使得農產品的競爭力低下，流通環節增較多，交易成本高。在這種發展趨勢下，就需要政府與國家的介入，通過相應的扶貧工作，改善農村地區發展滯后、產業單一的現狀，促使農村經濟得到不斷地發展。

1.農村電子商務扶貧存在的問題

1.1政策支持不夠強

當前我國農村電商扶貧模式的基礎建設已初具規模，由于政府對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不足，使得農村電商不能在時限內得到較好的發展。另外，農村電商的基礎設施還不完善，網絡環境與網絡技術水平相對薄弱，加之農村復雜的地形，使得農村基礎條件得不到保障，網絡環境較差，電商開展存在一定的難度。

1.2專設農業網站較少

我國農村電商還處于起步階段，獨特的網站信息還較少，使得農村信息反饋機制、發布機制缺乏，使得農村電商發展較緩慢。同時，很多農村地區地形較復雜，且交通堵塞，使得物流發展滯后。再加上標準化體系的不健全，使得農產品不能得到標準化的管理，常常存在一些質量問題，也影響了農村扶貧工作效果。

1.3農村電商人才缺乏

在現階段，農村電商發展水平還較低，很多農民對電子商務的概念并不清楚，對于新技術、新方式、新手段不能正確地利用，導致農村電子商務農村支持程度不足。另外，農村地區還缺乏不要的電子商務人才，導致農村扶貧工作發展緩慢。

2.電子商務農村扶貧模式的特征

電子商務農村扶貧模式開展，是電子商務在農村環境中的具體應用，政府在構建電子商務農村扶貧模式時，應該結合農村實際情況，并對電商農村扶貧模式特征進行了解。電子商務農村扶貧模式特征具體如下：

（1）多樣性與獨特性。農村電商扶貧模式的多樣性主要是指在農村電商發展過程中，可以依據不同的構建角度，將電商劃分為不同的扶貧模式。而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其運作方式與運作內容上，不同的農村地區有著不同特色的農產品，相應的扶貧模式也存在差異，體現出鮮明的特征。

（2）服務性與盈利性。電商農村扶貧模式在利用現代網絡技術，來發展農村經濟的同時，也為電力行業帶來了發展，并促使自身利益的增收。通常，農業企業電商扶貧模式對利益的需求量最大，而合作社電商扶貧模式次之，公共機構電商扶貧模式的利益需求量最小。同時，公共機構電商扶貧模式也具有較強的服務性價值，與之相比，合作社電商扶貧模式稍差之，而農業企業電商扶貧模式服務性價值動機一般較小。

（3）電商與農村扶貧的有機結合。電商農村扶貧模式主要是以電子商務服務平臺基礎，開展的農村扶貧工作的模式。在這種農村扶貧工作背景下，利用電商網絡經營方式，與農村扶貧工作進行有機整合，能夠有效拓寬農業的經營范圍與經營形式，推動農村的經濟發展。

3.電子商務農村扶貧模式構建原則

電商農村扶貧模式構建應遵循一定的原則，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目的性原則、適用性原則。其中，科學性原則是指在模式構建中，要多多借鑒成功的農村電商扶貧方式、國內外現有電商扶貧方式，通過科學的理論指導，以農村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為著眼點，系統、科學的建設農村扶貧工作模式；系統性原則是指電商農村扶貧模式，要全面完整地反映出農村電商扶貧工作的需求，并制定出一套較為完善的系統組織機制與系統運行機制；目的性原則是指電商農村扶貧模式，其設計應該具備明確的目的，并在農村扶貧工作中發揮真正的作用，有效解決農村經濟落后的問題；適用性原則是指電商農村扶貧模式設計，應該充分結合農村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當地發展要求的扶貧模式，充分體現出模式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特征。

4.電商農村扶貧模式構建流程

4.1信息化農業服務

在構建電商農村扶貧模式是，需要通過網絡化環境，在相應的電子商店、農業網站中發布農業信息，進行網絡營銷，讓農村電商直接與客戶在網上進行商業洽談與網上簽約，并實現網絡采購、網絡銷售，使農業信息能夠實現共享。同時有利于農村電商的供求信息查詢與產品信息發布，并對產品形象、經營主體形象進行宣傳，為農村市場的開拓創造有利條件。

4.2服務性農業中介

構建農村電商扶貧模式，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還包括開展農業或農產品的服務中介，通過中介信息方所提供的中介服務，幫助農村電商與客戶雙方獲取相關的信息。同時，中介服務也可以提供必要的第三方網站，通過網站交流平臺為各交易方提供交易服務。在構建農村電商扶貧模式中，建設好農產品交易平臺，建立經銷商管理平臺，能夠實現營銷渠道間的相互協調，形成聯動整合的關系。

4.3協同性電子商務

在電子商務模式構建中，還要將供應、產出、銷售三個重要的環節有機整合起來，聯合構建一項集現代管理技術為一體的電商平臺，在發展農業經濟的同時，帶動供應鏈上游及下游各企業得以同步發展。在構建電商農村扶貧服務平臺的時候，要充分整個網絡價值鏈，并對價值鏈中的各個環節進行優化，開展系列協同性的電子商務，使各商務信息能夠在網絡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中得到協調發展，同時將產業鏈上下游的客戶連接起來，打造成更具經濟效益的價值鏈。

5.加快農村電商扶貧工作的對策

在開展農村電商扶貧工作中，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地組織各種有利于農村電商發展的活動，通過提升貧困地區獲取信息、接受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讓電商在農村中獲得更多人的支持。當然，政府還要注重完善相應的政策與法規，營造一個良好的電商扶貧環境，不斷完善電商中介的建設，對電商中介各環節加強扶植，包括物流業、金融業、交通業等，使中介環節更加高效，并強化管理網上支付工具，幫助農民進城標準化生產及品牌營銷。

農村電商市場發展帶有相應的局限性，且經濟基礎較為薄弱，電子商務人才缺乏，使得電商扶貧工作不能得到很好的開展。因此，在農村電商扶貧模式開展中，政府要積極引導電商人才進入農村，與對應的學校取得聯系與合作，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在地方電商扶貧工作的開展中，還要進行電子商務知識普及教育，讓更多的農民認識計算機網絡并學會操作與應用。

結束語

總而言之，電子商務能夠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并使農村產業發生轉型，實現農村脫貧致富的愿望。政府在構建電商農村扶貧模式時，應該遵循相關的原則，并結合農村電商扶貧模式的特征，加大政府投資與政策支持，通過強化農村電商基礎設施，引入農業中介服務建設，加大電商人才培訓，構建適合農村地區發展的電商農村扶貧模式，促使農村經濟得到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汪向東.農村電子商務與供銷電商轉型[J].中國合作經濟，2015（05）：39-40.[2]王雨瑤，馬隆.電子商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研究――以淶源縣西泉頭村為例[J].經營管理者，2015（27）：273-274.[3]關于加快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的意見[J].當代農村財經，2015（11）：27-30.[4]王凡偉.發展農村電商需解決的現實問題[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2015（11）：14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