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分析及海峽兩岸合作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分析及海峽兩岸合作

一、防空識別區概念的提出

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的提出，最早是源于國內法上維護沿海國防安全的需要，是美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提出的一種為維護本土安全而采取的提前預警措施。不同于地面防衛和海域防衛，空中防衛所面對的攻擊速度較快，但本國防衛反應時間相對較長，因此，部分沿海國開始拓展對外的防空區域，以便在該空域內及早發現外國航空器并進行定位、識別、監視和管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從英國使用雷達來預警德國轟炸機的經驗里得到了啟發，于1940年開始加強對其沿海空域的防御和控制。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對空中襲擊進行預警的重要性，擴展空防區域的想法也由此受到重視。此后，近百個雷達基站被全面部署到了美國的東西海岸，構成了美國防空識別區的雛形。[1]20

上世紀50年代，為了防備來自蘇聯的戰略轟炸威脅，美國和加拿大達成協議，在加拿大北部建立起雷達預警區。但是，隨著洲際遠程武器的應用和蘇聯解體，北美防空識別區的作用逐漸降低。直到20世紀80年代，防空識別區對于美國的意義又從安全防御，發展為打擊走私與販毒：政府可以通過防空識別區，對不明飛機的身份進行鑒別。至此，防空識別區不僅成為了美國政府防御潛在戰爭威脅的空中預警帶，更多地承擔了打擊走私、販毒等犯罪和非法移民的責任。[2] 2001年9·11事件的出現，又使防空識別區的安全防御職能重新獲得美國政府的重視，并對立法做出了多次修正，而防空識別區的概念也逐漸完善并迅速得到多個國家的支持。

根據修訂后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4章99.3條的規定，美國的防空識別區，特指土地或海域之上的空氣空間，基于國家安全的考量，須對在其中的所有航空器（除美國國防部及執法部門飛行器外）進行識別、定位和管制。與防衛區（defense area）重在對美國本土的防衛不同，防空識別區更側重對尚未發生的危險進行預先判別、鑒識，以便做出正確及時的反應。

除此之外，美國聯邦法規還對在識別區內飛行器的各類具體情況，包括緊急情況（emergency situations）、特別安全指引（special security instructions）、無線電要求（radio requirements）、防空識別區飛行計劃要求（adiz flight plan requirements）、通信應答器開啟要求（transponder-on requirements）、位置報告（position reports）、偏離航行計劃和航空管制許可及說明（deviation from plans and atc clearances and instructions）等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和說明。這些細致的國內法規定，在國際法尚無明確規定的背景下，構成了政府監管美國周邊空域、進行本土防衛的法律基礎。

二、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屬性

盡管防空識別區的實踐發展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是，目前國際社會并沒有形成相應的國際條約或其他形式的成文法，也使得防空識別區是否具有國際法上的合法地位廣受爭議。此外，對防空識別區性質的理解，各國也并不相同，在我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后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因此，有必要對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屬性進行深入分析和定位。

（一）法理依據

1.防空識別區是國家的自我保護

傳統國際法認為，空氣空間的權利往往與其之下的地面權利相關聯。例如《國際民用航空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venant，即芝加哥公約）第1條即規定，締約各國承認每一國家對其領土之上的空氣空間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可見，空間的法律性質決定于毗鄰陸地或水域的法律性質。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所謂防空識別區的規則，其核心就是一架飛行器意圖進入某主權國領空所必須遵守的規則；而一國是否有權對主權范圍以外的威脅進行預先防衛，則成為防空識別區法律性質爭議的關鍵。

根據芝加哥公約第2條的規定：就本公約的目的而言，一國之領土應當被視為包括與其主權、宗主權、對該國的保護或托管相毗鄰的陸地和領水。由于一個國家對其領土之上的空間享有排他性控制權，一國自然可以制定跟彼處飛機飛行和操作有關的制度和法規，防空識別區規則也是國家主權權利的自然延伸。芝加哥公約第5條也同時規定，對于不定期飛行的航空器如為取酬或出租而載運乘客、貨物、郵件，國家有權規定其認為需要的規章、條件或限制；第6條規定除非經一締約國特準或其他許可并遵照此項特準或許可的條件，任何定期國際航班不得在該國領土上空飛行或進入該國領土。因此，類似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毗連區制度，超出領空范圍外的防空識別區似乎也可以稱為毗連空域，一國可以行使有限的管制權。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概念并沒有任何國際法成文規則進行支持。

還有觀點認為，主權國家設立防空識別區是國家行使自衛權的表現，關于防空識別區的法律依據源于國際法對自衛權的保護。毫無疑問，主權國家均享有維護其自身生存的自衛權利，且《聯合國憲章》也保證每一成員國都在集體安全體制之中。國家行使自衛權已經成為國際強行法（jus cogens）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國家都不得妨礙另一國行使自衛權。自衛權的行使也具有較為嚴格的限制，即國家必須受到現實的武力攻擊，且自衛反擊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但是，由于防空識別區的規則并不區分主權國家是否受到武力攻擊，從國際法上來看，設立防空識別區并不屬于自衛權的部分，相反，它屬于更加寬泛的自我保護范疇。[3]

因此，與國家自衛權不同，防空識別區的自我保護，是為了針對未發生的武力襲擊而采取的必要預防性措施。[4] 于此，格老修斯（hugo grotius）指出：必要是自然的第一法則；瑞士國際法學家瓦泰爾（emmerich vattel）也認為：一個國家應當認真避免任何可能造成破壞的事物，&&將任何可能導致其毀損的東西擋在一定距離之外。[5]

2.國際法規則存在空白

由于國際法規則的形成在使用武力方面一直保持相當的審慎，國家自我保護行為的合法性也一直沒有明確的結論。有學者認為，國家在證明其預防性措施的合理性之前，必須指明對方有不當野心或者貪欲的準確跡象，即自我保護行為必須局限于緊急狀態所要求的事物。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科孚海峽案（the corfu case）中也保持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在該案中英國認為，為了得到某個國際犯罪的證據，國家有權采取措施進入阿爾巴尼亞領水，以獲取相應的證據支持自己和國際法庭。但是國際法院則認為，任意擴展自我保護的權利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自我保護成為國家干涉另一國的理由，則構成了強權。該權利在過去造成了最嚴重的濫用，因而在國際法中不享有任何地位，而不管其在國際組織中產生的影響如何。實力強大的國家也因此很容易形成對其他國家的干涉，這無疑是對國際法原則的踐踏和歪曲。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主張其自衛權的域外效力，并在許多雙邊文件中對此進行了確認，例如著名的《門羅宣言》即支持廣泛的自我保護權利。[6] 此外，《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也在實質上提出了預警機制，該條約第3條第3款對武裝攻擊的定義中，不但包括那些在某個美洲國家境內發生的攻擊，而且還包括第4條某些域外范圍內發生的攻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雙邊條約或者宣言，本質上并不是國際法的組成部分，其確立的域外管轄范圍并不具有國際法先例，甚至一直為各國所反對，因此并不具備國際法上的效力。

第二篇：國際法---東海防空識別區法律問題研究

東海防空識別區法律問題研究

2013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表聲明宣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東海防空識別區涵蓋了釣魚島區域等中國東海空域。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說：“中國政府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既有充分法律依據，也符合國際通行做法。20世紀50年代以來，包括一些大國和中國周邊部分國家在內的20多個國家先后設立了防空識別區。中方的有關做法符合《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然而，對于中國突然宣布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做法，我認為不符合國際法。與此同時，與之伴隨而來的還有其他國家美日韓對此的反對。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范圍覆蓋日本韓國的爭議領土，與日韓的識別區大面積重疊。中國還規定凡是進入防空識別區的飛機都要向中國申請備案，美國、日本和韓國甚至臺灣都反應劇烈。美國宣布不承認中國單方面設立的防空識別區，并派出了B52轟炸機在東海上空飛行。美國軍方強硬地提出三不政策：不會提交飛行計劃，不會預先無線電通告，不會對頻段注冊。東海局勢驟然升溫，三十年來戰爭的危機從來沒有離東亞人民如此之近。

中國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持雙重標準，理由是美國日本和韓國早在幾十年前已經開始設立防空識別區了。然而這個名詞在中美之間卻對應著不同的概念。

美國的防空識別區是一個對內的命令。它規定了美軍在飛行器（包括本國和外國）飛越這個空域的時候應該如何去做，以及本國的飛機在這個空域應該如何去做。但是美國的防空識別區并沒有要求外國飛機飛越識別區的時候要如何做，比如美軍司令員手冊中寫明：

美國不承認沿岸國把防空識別區的程序應用于不準備進入本國領空的飛行器之上的權利，美國也不會把這個程序應用于不準備進入美國的飛行器之上。同時，美國的軍事飛行器在不準備進入他國領空的情況下，也不應該向對方表明身份，也不應該遵守他國所制定的關于防空識別區的程序，除非美國特別同意這么做。

同時，美國在實踐中，也不要求只是飛越防空識別區的外國飛機遵從其為本國飛機制定的程序。美國盡管空軍實力強大，也會對進入防空識別區的外國飛行器進行監控，但從來沒有試圖在法律上去管理一塊不屬于自己的空域。美國幫助日本設立的防空識別區也是如此。

現在反觀中國的 “防空識別區”，它實際上大大擴充了美國的防空識別區的內涵。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這個規定：

一、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下簡稱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遵守本規則。（注：所有飛機，不管外國和本國飛機都必須遵守該規則。）

二、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提供以下識別方式：

（一）飛行計劃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或民用航空局通報飛行計劃。

（二）無線電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開啟并保持雙向無線電通信聯系，及時準確回答東海防空識別區管理機構或其授權單位的識別詢問。

（三）應答機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配有二次雷達應答機的應當全程開啟。

（四）標志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按照有關國際公約規定，明晰標示國籍和登記識別標志。

(注：外國的飛行器“必須”遵守中國單方面劃定的規則,不論是有意進入中國領空的飛機還是僅僅穿越“防空識別區”的飛機，都要事先遞交飛行計劃。)

三、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應當服從東海防空識別區管理機構或其授權單位的指令。對不配合識別或者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采取防御性緊急處置措施。(注：外國飛行器在飛越這個區域時，應當服從中國武裝力量的管理和指令。)可見，中國所設立的防空識別區，盡管試圖通過一個名字讓國際相信她是依從了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卻違反國際法，單方面地擴大了中國的空中管制范圍，企圖在法律上把大片公共空域變成受中國管理的空域。在公共空域，中國最多可以說自己在這個區域會監視別國飛機，但無權要求別國飛機受中國的管理。

中國設立的識別區還莫名其妙地得罪了韓國。自中日發生爭議以來，韓國一直是中國刻意拉攏的對象，甚至答應樸槿惠的要求在中國為安重根樹立塑像。為一個和中國無直接關系的外國人立像，這是破天荒。可是，中國設立的識別區卻一下子把韓國也得罪了。原因有三，第一就是這個管轄權的問題。第二，這個識別區把韓國主張的蘇巖礁也包括在內，很可能直接激化蘇巖礁的領土爭議。第三，這個管轄區和韓國的識別區也重疊了。韓國盡管劃定了識別區，但這個識別區范圍不大（比日本要小多了），也談不上和中國有什么沖突。可是不知道中國是否要刻意避免針對日本的印象，識別區和韓國的也有重疊。這個重疊范圍并不大，看不出有什么實質的意義，但是卻象征性意義卻很大。

中國的舉動引起了韓國的怒火，以致韓國以到蘇巖礁的巡航表示對中國識別區的否定。中國一直以來對韓國的刻意拉攏以一致對日的政策，極有可能因此而蒙上陰影。

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對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反應劇烈，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也是正當的。如果他們默認了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就等于默認了中國對東海上空這個公共空域的管理權，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在東亞，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最堅固的盟友，美國自己也一直是航海、航空自由的最主要倡導者，于情于理，美國首先出頭是再正常不過了。

中國要設立防空識別區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國際慣例可循，如果按照國際慣例在適合的時間設立也斷然不會招致如此大的反應。但這次貿然設立這樣的防空識別區顯然是一種外交冒進：第一不符合國際法，第二時機也不恰當，第三觸動了美國的核心權益（航海航空自由）。中國軍方這樣的做法只會徒然加劇釣魚島發生危機的可能，更成功地親手把美國推向日本的一方，甚至還把美國推到了東海對抗的第一線。

第三篇：國際法---東海防空識別區法律問題研究

東海防空識別區法律問題研究

2013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表聲明宣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東海防空識別區涵蓋了釣魚島區域等中國東海空域。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說：“中國政府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既有充分法律依據，也符合國際通行做法。20世紀50年代以來，包括一些大國和中國周邊部分國家在內的20多個國家先后設立了防空識別區。中方的有關做法符合《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然而，對于中國突然宣布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做法，我認為不符合國際法。與此同時，與之伴隨而來的還有其他國家美日韓對此的反對。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范圍覆蓋日本韓國的爭議領土，與日韓的識別區大面積重疊。中國還規定凡是進入防空識別區的飛機都要向中國申請備案，美國、日本和韓國甚至臺灣都反應劇烈。美國宣布不承認中國單方面設立的防空識別區，并派出了B52轟炸機在東海上空飛行。美國軍方強硬地提出三不政策：不會提交飛行計劃，不會預先無線電通告，不會對頻段注冊。東海局勢驟然升溫，三十年來戰爭的危機從來沒有離東亞人民如此之近。

中國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持雙重標準，理由是美國日本和韓國早在幾十年前已經開始設立防空識別區了。然而這個名詞在中美之間卻對應著不同的概念。

美國的防空識別區是一個對內的命令。它規定了美軍在飛行器（包括本國和外國）飛越這個空域的時候應該如何去做，以及本國的飛機在這個空域應該如何去做。但是美國的防空識別區并沒有要求外國飛機飛越識別區的時候要如何做，比如美軍司令員手冊中寫明：

美國不承認沿岸國把防空識別區的程序應用于不準備進入本國領空的飛行器之上的權利，美國也不會把這個程序應用于不準備進入美國的飛行器之上。同時，美國的軍事飛行器在不準備進入他國領空的情況下，也不應該向對方表明身份，也不應該遵守他國所制定的關于防空識別區的程序，除非美國特別同意這么做。

同時，美國在實踐中，也不要求只是飛越防空識別區的外國飛機遵從其為本國飛機制定的程序。美國盡管空軍實力強大，也會對進入防空識別區的外國飛行

器進行監控，但從來沒有試圖在法律上去管理一塊不屬于自己的空域。美國幫助日本設立的防空識別區也是如此。

現在反觀中國的 “防空識別區”，它實際上大大擴充了美國的防空識別區的內涵。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這個規定：

一、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下簡稱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遵守本規則。（注：所有飛機，不管外國和本國飛機都必須遵守該規則。）

二、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提供以下識別方式：

（一）飛行計劃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或民用航空局通報飛行計劃。

（二）無線電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開啟并保持雙向無線電通信聯系，及時準確回答東海防空識別區管理機構或其授權單位的識別詢問。

（三）應答機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配有二次雷達應答機的應當全程開啟。

（四）標志識別。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按照有關國際公約規定，明晰標示國籍和登記識別標志。

(注：外國的飛行器“必須”遵守中國單方面劃定的規則,不論是有意進入中國領空的飛機還是僅僅穿越“防空識別區”的飛機，都要事先遞交飛行計劃。)

三、位于東海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應當服從東海防空識別區管理機構或其授權單位的指令。對不配合識別或者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采取防御性緊急處置措施。(注：外國飛行器在飛越這個區域時，應當服從中國武裝力量的管理和指令。)

可見，中國所設立的防空識別區，盡管試圖通過一個名字讓國際相信她是依從了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卻違反國際法，單方面地擴大了中國的空中管制范圍，企圖在法律上把大片公共空域變成受中國管理的空域。在公共空域，中國最多可以說自己在這個區域會監視別國飛機，但無權要求別國飛機受中國的管理。

中國設立的識別區還莫名其妙地得罪了韓國。自中日發生爭議以來，韓國一直是中國刻意拉攏的對象，甚至答應樸槿惠的要求在中國為安重根樹立塑像。為

一個和中國無直接關系的外國人立像，這是破天荒。可是，中國設立的識別區卻一下子把韓國也得罪了。原因有三，第一就是這個管轄權的問題。第二，這個識別區把韓國主張的蘇巖礁也包括在內，很可能直接激化蘇巖礁的領土爭議。第三，這個管轄區和韓國的識別區也重疊了。韓國盡管劃定了識別區，但這個識別區范圍不大（比日本要小多了），也談不上和中國有什么沖突。可是不知道中國是否要刻意避免針對日本的印象，識別區和韓國的也有重疊。這個重疊范圍并不大，看不出有什么實質的意義，但是卻象征性意義卻很大。

中國的舉動引起了韓國的怒火，以致韓國以到蘇巖礁的巡航表示對中國識別區的否定。中國一直以來對韓國的刻意拉攏以一致對日的政策，極有可能因此而蒙上陰影。

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對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反應劇烈，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也是正當的。如果他們默認了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就等于默認了中國對東海上空這個公共空域的管理權，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在東亞，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最堅固的盟友，美國自己也一直是航海、航空自由的最主要倡導者，于情于理，美國首先出頭是再正常不過了。

中國要設立防空識別區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國際慣例可循，如果按照國際慣例在適合的時間設立也斷然不會招致如此大的反應。但這次貿然設立這樣的防空識別區顯然是一種外交冒進：第一不符合國際法，第二時機也不恰當，第三觸動了美國的核心權益（航海航空自由）。中國軍方這樣的做法只會徒然加劇釣魚島發生危機的可能，更成功地親手把美國推向日本的一方，甚至還把美國推到了東海對抗的第一線。

第四篇：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必要性分析

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必要性分析

摘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利益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有效應對這種挑戰，設立防空識別區制度就是進行有效應對措施之一。防空識別區作為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新型空中預警防衛概念，對于沿海國海洋權益的維護和海防安全的保障有著重要的意義。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第56條、58條等規定和國際法的和平利用以及對等的原則，沿海國建立海上防空識別區是有其合法的法理依據的。結合我國的海上安全形勢特點，我國在東海建立我國海上識別區，對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海防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將具有重大意義。關鍵詞：防空識別區 法理 安全形勢

近期，日本媒體屢屢爆出中國軍用飛機“侵入”日本防空識別區的新聞，并揚言要發射曳光彈對“入侵”的中國軍用飛機進行“警告射擊”。日方故意偷換概念，將中方描繪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看似是“被動防守”，實則“主動進攻”，意味十足，已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近日，關于中國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問題受世界各國和國人關注，也引起了很大爭論。在此問題上，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所說“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國家都不應說三道四”。日本更沒有資格說三道四，混淆視聽，顛倒黑白。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防空識別區已經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在有效地遵守國際法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沿海國海防安全的潛在威脅，維護了各國的海洋權益。我國海洋權益的全面維護，也需要建立海上防空識別區。

一、防空識別區簡介

防空識別區，是指沿海國為了保衛其國家安全特別是領空安全，在毗連其領空的國際空域設置的、對過往航空器進行防空識別定位、跟蹤監視和安全管制的空域。沿海國設置防空識別區的法理基礎是國家自衛權。基于此項權利，沿海國對防空識別區內的所有航空器，特別是國家航空器，可采取防空識別和跟蹤監視措施，并對有意進入沿海國領空的航空器采取進一步預防措施。同時，沿海國對防空識別區內飛行的航空器采取防空識別、跟蹤監視和航空安全管制措施，必須遵守國際通行的航空管制規則，妥善顧及航空器飛行安全。迄今為止，美國、日

本等30個國家建立了這種防空識別區。日本防空識別區的設定仿照美國，在東海區域，最近處距離中國海岸僅約130公里，更威脅著東海油氣田。

二、防空識別區的法理分析

海上防空識別區延伸至沿海國領空水平范圍之外，且屬于沿海國的單方面行為，因此，建立這種空中管制區域是否合法在國際上是有爭議的。盡管爭議雙方的立場是鮮明對立的，但是所依據的法律是一樣的，都是以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主要依據的，并且作為各自維護己方觀點所援引的某些具體條款也是相同的，即都是以《公約》的第58條為法律支撐的，只是雙方分別從有利于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對法律作出了不同的解釋，究其原因還是由于《公約》相關條款的規定不夠具體造成的。《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在沿海國的權利和利益與其他國家的權利和利益之間保持一種適當的平衡。《公約》中賦予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和對其他國家在專屬經濟區內相關行動的限制性規定，以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和當前我國海洋戰略邊疆嚴峻的安全形勢，這些都為我國設立海上防空識別區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據。

我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是對專屬經濟區內剩余權利的合理有效運用，這是《公約》所賦予我國作為沿海國的合法權利。是對專屬經濟區內的剩余權利的合法行使，是對國際法原則的充分尊重，也是對《公約》的締約國責任的認真履行。另外，設立海上防空識別區是對國際通行做法的合理借鑒，也是在積極探索中對《公約》相關內容具體化的合法推進。因此，建立海上防空識別區是符合國際趨勢和通行做法的。此外，目前國際社會上沒有規制防空識別區的相關法律或國際公約，也沒有任何禁止國家建立此種區域的國際法規則，因此，是否建立防空識別區屬于國家自由裁量權范圍的事項。

三、我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必要性分析

1、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緊迫性

面對海洋世紀所帶來的巨大潛在的利益，我國卻面臨著日益加劇的來自海空的威脅，從海洋資源信息安全到沿海區域電磁安全，再到非傳統安全領域，這些都給我國海洋戰略利益的拓展構成巨大威脅，也會對我軍履行新使命產生重大影響。

對于既缺乏資源又缺乏市場的中國經濟來說，海洋既是資源也是市場，海洋資源的利用是我國經濟的新增長點，也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的制約點。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我國依法享有對專屬經濟區內所有海洋資源進行勘探、開發等專屬的主權權利。現今，一些國家肆無忌憚地侵犯我國海洋資源的專屬權，一方面是軍事利益驅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國沒有能夠在海空中建立起預警識別體制進行有效的遏制和防范。這對中國的海上安全已構成了嚴重威脅。

同時，和一些周邊國家從海空中通過電子偵察和電磁信息采集等手段，針對我國沿海地區通訊信息以及我重點軍事防區的軍用頻率、雷達波段等機密信息進行間諜活動，嚴重地威脅了我國的電磁信息安全，損害了我沿海信息戰略邊疆的安全。

另外，我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國處在一個恐怖主義四處潛在的環境里，其危害趨勢已經走向了核恐怖、化學恐怖、生物恐怖以及信息恐怖，其實施恐怖的主要途徑也已經重點轉向了空中、海上，而我國海上空中識別區的缺乏則顯現出了巨大的潛在漏洞，一旦將來恐怖主義從外海通過空中對我國發動恐怖襲擊，那么我們將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一定要確立風險意識、預防意識、應急意識，及早建立海上防空識別區，完善空中預警和處理機制，拒威脅于國門之外。

2、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是加強我國國防建設的需要

我國國防政策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致力于與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建立防空識別區，其目的在于防備和抵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要使其成為國防建設和保衛國家主權的屏障。

3、建立防空識別區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挑釁行為

日本在一戰結束后，單方面劃定了飛行情報區和防空識別圈。其最西部距離中國浙江海岸僅 130公里，最南部與中國臺灣省的防空識別區呈重疊狀態。而且中國的戰機和軍艦即使在日本劃定的所謂中間線西側進行演練，也會被日本誣稱為挑釁。我國必須進行相關的防空識別區制定，在發生權益糾紛時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時應該就不同海域“不同對象和不同情況進行明確規定，在處理相關事項時能做到反應迅速，應對及時，確保我國主權利益不受侵犯。

4、建立防空識別區法律制度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需要

臺灣空軍規劃出自己的所謂的防空識別區，包括臺灣海峽和福建省以及浙江南部的東北部，西至江西省范圍的空域列為飛行航空情報區及防空識別區，凡在這個空域飛行的日標均為偵測對象。我國必須針對此種現狀予以積極回應，制定防空識區，可以對臺灣形成戰略威懾，避免不必要的沖突，有利于兩岸的和平統一。

參考文獻

〔1〕張海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釋義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

〔2〕伊萬，海德.防空識別區”國際法與鄰接空間，中國法學，2001，(6)； 〔3〕傅崐成.海洋法相關公約及中英文索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4〕高之國,張海文.國際海洋法的理論與實踐，海洋出版社，2006；

〔5〕張林，張瑞.建立海上防空識別區的法理依據及其對策，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7，（6）。

第五篇：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分析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分析 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中國作為經濟崛起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越來越舉足輕重。但在國家利益的糾紛下，很多國家對于中國可謂是虎視眈眈。軍事國防作為保衛國家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完整不可侵犯更是重要。

2013年11月23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并發布航空器識別規則公告和識別區示意圖。近年來，中國在黃海、東海和南海等地區的固有權益遭到了嚴重挑戰，但東海選做第一個防空識別區有著現實的迫切需求。根據相關資料顯示，這幾年來，日本曾不斷炒作中國飛機進入其“防空識別區”話題。其實日本早在20世紀劃設的“防空識別區”遠遠大于日本本土面積。同樣，在沖繩，美國人部署了幾十架各型電子偵察機。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就在中國領海線附近打“擦邊球”，乘機竊取我國重要軍事情報。我們對于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需要采取有效的應對手段。劃定防空識別區后，不僅使得我國海空軍部隊有了擴大了預警范圍、時間，更使其根據自身職責所采取的行動有了法理上的依據。但是，早已將中國視為勁敵的日本和美國對于中國劃設東海防控識別區的發布迅速的做出了反應。6號日本眾院在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一份決議，對中國劃設涵蓋釣魚島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提出所謂“抗議”，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銷。日前，美國副總統拜登訪日時，日本首相和拜登表面上達成了一致，共同對付中國。可在拜登訪華后的反應來看，這位美國副總統對日本的態度是曖昧的。日本和美國的態度，更是突出了中國劃設東海防控識別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為了國家的主權完整，此舉勢在必行。

中國的經濟在崛起，國防力量也是在不斷崛起。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合理合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或其它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無權說三道四，更無權干涉。日本應該做的是停止錯誤做法，停止糾纏和挑釁，為發展中日關系、維護有關空域的秩序和安全做點實實在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