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法案例研習作業六之防空識別區及中美撞機事件

國際法案例研習作業六之防空識別區及中美撞機事

件

其一、關于防空識別區的認識

1、概念：防空識別區，指的是一國基于空防需要，單方面所劃定的空域。

2、目的：在于為軍方及早發現、識別和實施空軍攔截行動提供條件。二戰后，隨著空中作戰力量的發展，特別是以高空高速為基本特征的二代戰斗機的發展，各國傳統的防空體系面臨較大威脅。如果還按照對方目標逼近本國領空才出動戰機攔截，時間不充裕，根本無法保證成功攔截。于是在本國領空之外的公共空域（簡稱公空）劃定防空識別區，就成了擴大預警空間、保證攔截時間的通行做法。

3、劃定范圍：防空識別區是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安全而設立的，完全是一國的單方面行為。從防空識別區的設立區域來看。通常以一國領海基線、國境線、實際控制線為基準，達到雷達探測的最大距離，一般要超出專屬經濟區、國境線、實際控制線范圍。據統計，防空識別區外沿可以從領海基線向外延伸幾十至數百海里不等。防空識別區在有些地方從海岸線向外延伸至200海里。而大西洋上加拿大的防空識別區向外延伸的最大距離有時達到離海岸線250海里。但是防空識別區在通常情況下，以該國的預警機和預警雷達所能覆蓋的最遠端作為“防空識別區”的界限，它比領空和專屬經濟區的范圍要大得多，不屬于國際法中的主權范疇。防空識別區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太平洋總部制定，用于規范美國及其盟國之間的對空防御作戰，此種劃界只針對美國的盟國，非盟國則未劃界。

作為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新型空中預警防衛概念，半個世紀以來防空識別區已經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在有效地遵守國際法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沿海國海防安全的潛在威脅，維護了各國的海洋權益。[3]

4、法律效力：

對于防空識別區的法律效力各國有不同認識：

通常，由于防空識別區范圍大于領空范圍。因此這個范圍內就有領空和公空之分。公空范圍內的防空識別區不是某一國的領空。因此任何國家不能在該范圍內對飛行器行使“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

國際法認為，一國對飛行器的定位、監視和管制，是在飛行器進入該國防空識別區之后，而并非之前。通常情況下，飛行器進入一國的防空識別區，需要向該國報告飛行計劃等。該國也可以采取某種方式，如起飛戰斗機，監視飛行器，但直到飛行器進入該國領空前。無權對飛行器采取迫降、擊落等措施。否則將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一些國家卻強勢地規定：“任何非本國航空器要飛入本國防空識別區之前，都要向該區的航管單位提出飛行計劃及目的，否則會被視為非法入侵。空軍的戰斗機會升空向該機提出警告、強制降落。若有威脅到安全時，甚至可將該機擊落”。可見，防空區的劃設屬單邊行動，但在防空識別區的非領空部分屬于各國都享有同等權力的公空，受到國際法保護。只是各國態度不大相同。一國飛機如果只是在未經通告條件下進行了無害航行，一般并不認為是侵犯了某國領空。

自1950年美國最早建立空中識別區以來，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德國、緬甸、土耳其、泰國、中國臺灣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相應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識別區。盡管各國和地區關于防空識別區的范圍、作為限制對象的航空器的種類、目的等內容不盡相同，但防空識別區自20世紀50年代出現以來，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默認和遵守，成為國際法所默認的事實存在的國際習慣。同時，中國在進入上述20多個設立空中識別區的國家和地區時，都主動遵守了沿海國的相關規定，主動通報了國籍、飛行目的等信息，履行了相關義務。

5、處置原則

對于進入防空識別區的航空目標，國際上有通行的處置原則。一旦發現屬性不明的目標進入防空識別區，應經過查證，對于查證差別不了的目標，按敵情掌握，在實施G波道廣播同時通報軍事最高當局情況，并加強雷達監控。命令空中待戰的飛機前往這一區域，地面防空兵、航空兵根據情況提高戰斗等級，做好戰斗準備或者根據情況戰斗起飛。執行戰斗起飛任務的飛機通常在本國鄰海線、國境線或者實際控制線或者公海以內監視、跟蹤，通過對目標航向、機型、速度、姿態和以往情報的進一步掌握，判斷目標有無敵意。若無敵意，監視后將目標驅趕至防空識別區外；當發現其有進入本國境內意圖時應采取外逼、警告等措施，并做好攔截的準備。對于進入本國境的軍用飛機或者其它有敵對活動（如實施轟炸、對地掃射、反動宣傳等）航空器，應予以擊落。

6、學術探討

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性不只是依賴于國際習慣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處理空中交通的國際公約主要有三個：1919年的《巴黎公約》，1928年的《哈瓦那公約》，以及1944年的《芝加哥公約》。每個公約都認可了空間應當服從于其下方國家的主權的觀點。《芝加哥公約》已經被世界上從事國際空中商業的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公約》第1、2條是關于認可空間主權的規定：

第一條 締約國承認，每個國家都對其領土以上的空間享有完全和排他性主權。

第二條 就本公約的目的而言，一國之領土應當被視為包括與其主權、宗主權、對該國的保護或托管相毗鄰的陸地和領水。

因此，空間的法律性質決定于毗鄰陸地或水域的法律性質。由于一個國家對其領土之上的空間享有排他性控制權，因此，它自然可以制定“跟彼處飛機飛行和操作有關的制度和法規”，而這一點是在《公約》第七條中加以規定的。第七條還規定：“關于公海上空，現行的制度應當是根據《公約》制定的制度。”因此，一個國家本身不享有制定對公海生效的法規的權力。

《民用航空公約》的規定

第四條：規定各締約國可以出于軍事需要或者公共安全設立禁飛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

7、各國實施 北美各國

50年代末，美國認為來自蘇聯的戰略轟炸機對北美大陸構成威脅，遂和加拿大創立了由5個區域組成的防空識別區，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防空識別區。經過多年發展，目前的北美防空識別區是一片環繞北美大陸大部分(也就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空域，由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航空管制部門和軍方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支持下共同管理，在這個空域內對大陸或者海洋上空的民用飛機進行預先識別、定位和控制。通常，任何未被授權在這些區域上空飛行的航空器都可以被識別為威脅，并作為敵方飛行器處置，并可能由戰斗機進行攔截。日本

日本的防空識別圈基本上覆蓋了日本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且涵蓋了釣魚臺列嶼。2010年6月，日本把與那國島附近的防空識別圈向西方擴張，受到臺灣方面的反對。近年中國戰機多次頻繁進入日本防空識別區，日本外務省已多次向中方抗議。中國

2013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和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采取防御性緊急處置措施”。

中國為對日本在2013年5月向中國方向擴張防空識別圈的應對。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韓國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了中韓爭議的蘇巖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島。中國空軍同日派出兩架大型偵察機到釣魚島附近上空巡邏。

其二：4·1（81192）中美南海撞機事件 2001年4月1日，美國EP-3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附近海域上空偵查，中國海軍航空兵派出2架殲-8II戰斗機進行監視和攔截，其中一架僚機在中國海南島東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與美軍飛機發生碰撞，中國戰斗機墜毀，飛行員王偉跳傘下落不明，后被中國確認犧牲。而美國軍機則未經允許迫降海南島陵水機場。

中國指責美國偵察機故意撞向殲-8戰斗機，并且在沒有通知和許可的情況下降落于中國領土；而美國則說，EP-3是被失控的殲-8戰斗機所撞擊，并且被中國的另一架殲-8帶到飛機場。

由于至今EP-3和王偉殲八座機的黑匣子都在中方手中，其中內容并未公開，因此尚且無辦法斷定撞機真相為何。

中美雙方就事件責任僵持不下，更演變成為了一場外交危機。經過政治角力，事件最終以美國發表一段含糊其辭的“道歉”，中國釋放人員、交還飛機告終。

1、時間：2001年4月1日

2、地點：中國海南島東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

3、經過：美國一架海軍EP-3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北京時間上午9時07分，中方飛機與美方飛機發生碰擦事故，致使中方飛機（編號81192）墜毀，飛行員王偉失蹤。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入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

4、從事活動：臺海危機發生以來，美國頻繁派遣軍用飛機在中國沿海地帶收集中國軍事情報，并曾經偷越中國領空，經常與中國戰斗機發生對峙。

5、觀點：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說：發生這一事件的責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對美方給中方造成損失問題，中方保留進一步交涉的權利。

撞機事件發生之后，中國方面要求美方道歉承認其錯誤，美方雖然在一些場合使用了sorry字眼，但是其根本態度沒有轉變，仍稱還會在中國沿海進行偵查活動。

撞機的過程存在爭議，中國和美國都指責對方違反飛行常規，造成事故的發生。常見的幾個爭議要點： 中方：

美方飛行員明知對方為超音速戰機，突然執行轉向動作是否為中方機毀人亡的原因？ 美方受損飛機是否有權降落中國機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九十八條明文規定沿岸國有救助的義務。”此公約不適用于軍事目的）

美方是否有權要回違規操作造成中方重大損失且擅自降落中國機場的軍用飛機？ 美方：

美方飛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飛越是否非法？

美方飛機受損后迫降中國機場，是否屬于擅闖領空？ 中方是否有權強行進入美方飛機及扣留美方人員及飛機？ 中方的觀點

2001年4月1日上午，中國發現美國一架EP-3型偵察機飛抵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中國派出兩架J-8殲擊機進行監視。9時7分，中國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轉向，其機頭和左翼同一架中國飛機（王偉駕駛）相撞，造成中國飛機墜毀，駕駛員王偉跳傘后下落不明。美機隨后在未經中國許可的情況下進入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陵水機場。臺海危機發生以來，美國頻繁派遣軍用飛機在中國沿海地帶收集中國軍事情報，并曾經偷越中國領空，經常與中國戰斗機發生對峙。這次是最嚴重的一次，直接造成兩架飛機一毀一傷，中國駕駛員下落不明。而且美國在處理這次危機時搶先報道事件，并沒有按照慣例先同中國進行磋商，使得事件進一步復雜化。美方的觀點

北京時間2001年4月1日8時55分，美國海軍的EP-3型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東南70海里（110公里）的公海上空完成例行偵察任務后返航，與中國海軍航空兵的兩架殲八型飛機相遇。多年以來，中國軍機看到美國飛機到來就升空監視，直到美機離開再返回基地，因此美機對于中國飛機的到來并不介意。但是這一次中國飛行員王偉雖然看到美國飛機已經開始離去，卻并沒有返航的意思，反而從后方向美機逼近，引起美機人員不安。根據美國機組人員回憶，中國戰機曾三次非常貼近美機，然后又忽然離開，最近的時候雙方的距離還不到3米。王偉還單手駕機，取下氧氣罩，憤怒地用一只手向美機人員打手勢，似乎是要美機走開。由于氣流作用，王偉的飛機當時很不穩定，不斷上下抖動。王偉第四次逼近是從美機左后方，速度很快。美機機長奧斯本說，可能是為了緩沖逼近的速度，王偉把機頭上抬，帶動機身向上傾斜，撞上了EP-3偵察機一號發動機的螺旋槳。王偉的飛機立即斷為兩截，王偉跳傘逃生，后來下落不明，而美機機鼻脫落，一只發動機撞毀，開始垂直下墜，在30秒內下降了2000多米。在緊急情況下，美機迫降在海南島的陵水軍用機場。王偉跳傘后落海失蹤。但是另據五角大樓的說法當時殲8的座艙就被撞毀因此飛行員已當場身亡了。

這次事件的直接誘因是美國長期在中國沿海的公海地區對中國進行電子偵聽。中國方面經常派出戰斗機對美國偵察機進行跟蹤、監視。事故中失蹤的中方飛行員王偉長期對美國飛機采取高度危險的挑釁動作，例如貼近對方打手勢，最后終于釀成撞機事故。

6、關于國際法角度的分析

1、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方頻繁在我國專屬經濟區以及防空識別區內對我國進行軍事偵察，是對我國國家安全的侵犯，是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不遵守，并且嚴重違反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且美方在撞機事件發生后所采取的處理措施嚴重欠妥，對于中美兩國關系是不利的，同時也是對國際法的違反。

第二篇：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分析及海峽兩岸合作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分析及海峽兩岸合作

一、防空識別區概念的提出

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的提出，最早是源于國內法上維護沿海國防安全的需要，是美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提出的一種為維護本土安全而采取的提前預警措施。不同于地面防衛和海域防衛，空中防衛所面對的攻擊速度較快，但本國防衛反應時間相對較長，因此，部分沿海國開始拓展對外的防空區域，以便在該空域內及早發現外國航空器并進行定位、識別、監視和管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從英國使用雷達來預警德國轟炸機的經驗里得到了啟發，于1940年開始加強對其沿海空域的防御和控制。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對空中襲擊進行預警的重要性，擴展空防區域的想法也由此受到重視。此后，近百個雷達基站被全面部署到了美國的東西海岸，構成了美國防空識別區的雛形。[1]20

上世紀50年代，為了防備來自蘇聯的戰略轟炸威脅，美國和加拿大達成協議，在加拿大北部建立起雷達預警區。但是，隨著洲際遠程武器的應用和蘇聯解體，北美防空識別區的作用逐漸降低。直到20世紀80年代，防空識別區對于美國的意義又從安全防御，發展為打擊走私與販毒：政府可以通過防空識別區，對不明飛機的身份進行鑒別。至此，防空識別區不僅成為了美國政府防御潛在戰爭威脅的空中預警帶，更多地承擔了打擊走私、販毒等犯罪和非法移民的責任。[2] 2001年9·11事件的出現，又使防空識別區的安全防御職能重新獲得美國政府的重視，并對立法做出了多次修正，而防空識別區的概念也逐漸完善并迅速得到多個國家的支持。

根據修訂后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4章99.3條的規定，美國的防空識別區，特指土地或海域之上的空氣空間，基于國家安全的考量，須對在其中的所有航空器（除美國國防部及執法部門飛行器外）進行識別、定位和管制。與防衛區（defense area）重在對美國本土的防衛不同，防空識別區更側重對尚未發生的危險進行預先判別、鑒識，以便做出正確及時的反應。

除此之外，美國聯邦法規還對在識別區內飛行器的各類具體情況，包括緊急情況（emergency situations）、特別安全指引（special security instructions）、無線電要求（radio requirements）、防空識別區飛行計劃要求（adiz flight plan requirements）、通信應答器開啟要求（transponder-on requirements）、位置報告（position reports）、偏離航行計劃和航空管制許可及說明（deviation from plans and atc clearances and instructions）等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和說明。這些細致的國內法規定，在國際法尚無明確規定的背景下，構成了政府監管美國周邊空域、進行本土防衛的法律基礎。

二、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屬性

盡管防空識別區的實踐發展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是，目前國際社會并沒有形成相應的國際條約或其他形式的成文法，也使得防空識別區是否具有國際法上的合法地位廣受爭議。此外，對防空識別區性質的理解，各國也并不相同，在我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后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因此，有必要對防空識別區的國際法屬性進行深入分析和定位。

（一）法理依據

1.防空識別區是國家的自我保護

傳統國際法認為，空氣空間的權利往往與其之下的地面權利相關聯。例如《國際民用航空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venant，即芝加哥公約）第1條即規定，締約各國承認每一國家對其領土之上的空氣空間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可見，空間的法律性質決定于毗鄰陸地或水域的法律性質。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所謂防空識別區的規則，其核心就是一架飛行器意圖進入某主權國領空所必須遵守的規則；而一國是否有權對主權范圍以外的威脅進行預先防衛，則成為防空識別區法律性質爭議的關鍵。

根據芝加哥公約第2條的規定：就本公約的目的而言，一國之領土應當被視為包括與其主權、宗主權、對該國的保護或托管相毗鄰的陸地和領水。由于一個國家對其領土之上的空間享有排他性控制權，一國自然可以制定跟彼處飛機飛行和操作有關的制度和法規，防空識別區規則也是國家主權權利的自然延伸。芝加哥公約第5條也同時規定，對于不定期飛行的航空器如為取酬或出租而載運乘客、貨物、郵件，國家有權規定其認為需要的規章、條件或限制；第6條規定除非經一締約國特準或其他許可并遵照此項特準或許可的條件，任何定期國際航班不得在該國領土上空飛行或進入該國領土。因此，類似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毗連區制度，超出領空范圍外的防空識別區似乎也可以稱為毗連空域，一國可以行使有限的管制權。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概念并沒有任何國際法成文規則進行支持。

還有觀點認為，主權國家設立防空識別區是國家行使自衛權的表現，關于防空識別區的法律依據源于國際法對自衛權的保護。毫無疑問，主權國家均享有維護其自身生存的自衛權利，且《聯合國憲章》也保證每一成員國都在集體安全體制之中。國家行使自衛權已經成為國際強行法（jus cogens）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國家都不得妨礙另一國行使自衛權。自衛權的行使也具有較為嚴格的限制，即國家必須受到現實的武力攻擊，且自衛反擊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但是，由于防空識別區的規則并不區分主權國家是否受到武力攻擊，從國際法上來看，設立防空識別區并不屬于自衛權的部分，相反，它屬于更加寬泛的自我保護范疇。[3]

因此，與國家自衛權不同，防空識別區的自我保護，是為了針對未發生的武力襲擊而采取的必要預防性措施。[4] 于此，格老修斯（hugo grotius）指出：必要是自然的第一法則；瑞士國際法學家瓦泰爾（emmerich vattel）也認為：一個國家應當認真避免任何可能造成破壞的事物，&&將任何可能導致其毀損的東西擋在一定距離之外。[5]

2.國際法規則存在空白

由于國際法規則的形成在使用武力方面一直保持相當的審慎，國家自我保護行為的合法性也一直沒有明確的結論。有學者認為，國家在證明其預防性措施的合理性之前，必須指明對方有不當野心或者貪欲的準確跡象，即自我保護行為必須局限于緊急狀態所要求的事物。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科孚海峽案（the corfu case）中也保持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在該案中英國認為，為了得到某個國際犯罪的證據，國家有權采取措施進入阿爾巴尼亞領水，以獲取相應的證據支持自己和國際法庭。但是國際法院則認為，任意擴展自我保護的權利是非常危險的，一旦自我保護成為國家干涉另一國的理由，則構成了強權。該權利在過去造成了最嚴重的濫用，因而在國際法中不享有任何地位，而不管其在國際組織中產生的影響如何。實力強大的國家也因此很容易形成對其他國家的干涉，這無疑是對國際法原則的踐踏和歪曲。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主張其自衛權的域外效力，并在許多雙邊文件中對此進行了確認，例如著名的《門羅宣言》即支持廣泛的自我保護權利。[6] 此外，《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也在實質上提出了預警機制，該條約第3條第3款對武裝攻擊的定義中，不但包括那些在某個美洲國家境內發生的攻擊，而且還包括第4條某些域外范圍內發生的攻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雙邊條約或者宣言，本質上并不是國際法的組成部分，其確立的域外管轄范圍并不具有國際法先例，甚至一直為各國所反對，因此并不具備國際法上的效力。